日本民众为何对右翼沉默（纵横）

2006年01月06日【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相比于过去，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直被淹没在选举性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
　　●冷战结束后，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服务于政府政策目标的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日本国民心理仍然十分脆弱，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这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的一个思考方向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其实，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日本的对华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精英层与政治家的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事实。
　　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从根本上说，日本民众普遍希望中日友好。上世纪50-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贫穷，但国家独立，人民奋发，而日本虽然经济领先，但美军驻在日本,日本说不上真正独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可以说是充满羡慕之情。70年代中期，“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共同反霸让中日两国走得更近。中国领导人与日本各界真诚相交，推心置腹，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日本。80年代早期，有几批中国政府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找地方打工比较容易，而市民对那些留学生也比较热情。有的中国老留学生回忆，他们走在街上，素不相识的日本老太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会把他们请到家款待一番。
　　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友好，取决于许多因素。那个时代，经历战争时代的老人仍在，他们知道，中国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态度宽大，如前苏联把数十万日本战俘转移到远东地区劳动，而中国政府则迅速遣返了数百万在华日本人。对于战犯，中国大多采取教育改造并释放回国，等等。这批老人的行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就是其中一员。他视我们这些中国人如同亲人。他曾在日本全国性劳工组织任负责人，还当过议员。可惜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先前的老人年岁都已经很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战后曾活跃在中日友好前线的人物相继故去，日本再未出现像宇都宫德马等一呼百应的对华友好人士了。
　　尽管相比于以前，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明日本民众“仇华”情绪正在高涨。准确地说，当前，民众对日本对华政策没有话语权。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在某一段时间内允许有一次选择自己代表的机会，但话语仅仅在那一瞬间。比如，以去年9月小泉自民党选举大胜为例，当时的投票只能表明了那一瞬间日本民众的态度。民众支持自民党，并不意味着民众多数支持小泉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次选举，完全是邮政改革选举。
　　左右日本民众投票行为的是经济问题。目前，日本国民心理处于一个极端不平衡的时代。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上的辉煌让日本人拂去部分战败的阴影，恢复了自豪感。可以说，经济飞跃才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内心充满惶恐。他们对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感到焦灼，希望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谷。虽然小泉执政以后日本经济并未复苏，但是，乌合之众般的民主党等反对党更让人失望。这才是自民党长期获胜的原因，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最大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
　　那么，日本民众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日本有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一位北大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有1万余名。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日本学者中根千枝曾对我说，日本即使在冷战最严峻的时代，花在研究中国的钱也比研究美国的多。以前，中国研究主要有两种流派，一是京都学派，注重对中国资料的实证研究。另有一批左翼作家、大学教授、媒体从业人员、意见领袖中存在一大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与支持。那个时代，右翼在言论界要夹着尾巴。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发生了变化，日本也发生了变化。上述两类中国研究学者都逐渐被排挤出言论界主流。
　　80年代至今，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界的转变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中国的学者逐渐占据主流；后期是从90年代中期至现在，因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开始淡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学者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多数受政府的资助，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这样，这类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为右翼学者提供许多一手资料和前沿信息；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咨询。这些咨询通常将国家利益与政治家个人的利益紧密结合。久而久之，这批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日本媒体就会找这些学者发表见解。这里必须要指出，日本媒体与其他国家的媒体有所不同。日本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设置的新闻俱乐部。如自民党与政府主要阁僚的家门口，每天早晚都有记者守候，这些政治家的发言往往就是日本五大报次日早刊或晚刊的基调。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媒体自身不但很难行使监督权，反而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加之为了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媒体不自觉地会更多地采访那些
　　右翼学者，这样就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浪潮。比如关于东海油田问题，有的日本媒体罔顾事实，让有的日本专家都觉得汗颜。从上述日本媒体的报道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中，所谓“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般市民能发表意见的地方，不过是大小报纸投稿栏上几百字的意见陈述，或是视觉媒体在街头摄取的一个镜头。而这些都是媒体选择的结果。此外，在网络中，多数网民无法有效选择政治判断的信息，而实际上，网络并未形成对现实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力。
　　民众充满悲情意识
　　到底如何看待日本民众的意识呢?我想，除了上述战后因素外，还有地理历史原因。从地理上看，日本孤悬东海，与其他民族交流困难，有天然的孤立感。地理上的隔绝，造成日本民族不善与其他民族沟通。从本质上讲，日本民族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在行为方式上，日本民族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最终付出重大的代价。在现实中，孤独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政治家不善于灵活处理与各邻国的关系，导致日本现在与所有主要邻国都存在重大外交障碍，这在冷战后发达国家中非常罕见。
　　其实，自明治维新之日起，日本国家自我定位就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它渴望以西方文明的秩序观确立自己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但它自己最后却被西方文明击败。
　　二战之后，作为一种潜流，国民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不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反美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是经过慎重处理的。比如每年日本以最高规格纪念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就是一例。这种反美情绪在不言之中。
　　冷战结束后，这种悲情意识总在寻找表露的机会。比如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人质问题，日本媒体舆论界整体动员，全力追踪报道，很少看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悲情意识全力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在这种打造过程中，政治家、各类精英才是主演。小泉就是其中善于表演的一个。他善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孤胆英雄，表现出他是一个顶住压力决不屈服的好汉。在中日关系中，小泉也玩了悲情的手段。他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自己“毅然”、“果敢”保卫“日本固有文化”的勇气，以期唤起“同仇敌忾”、带有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
　　从这些角度看，在中日关系上，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是没有的，而民众心理则应研究。所谓的“民众的意见”被淹没在选举制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而日本的民众心理则仍然十分脆弱，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说，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他我”意识很强，即很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毛泽东当年曾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对日本民族的肯定，安慰了很多日本人孤独的心灵。这是一种研究日本的思路，也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争取日本民意需要考虑的方向2006年01月06日【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相比于过去，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直被淹没在选举性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
　　●冷战结束后，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国、服务于政府政策目标的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
　　●日本国民心理仍然十分脆弱，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这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的一个思考方向

　　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大多数舆论都认为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其实，任何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精英层的意识形态。在研究日本的对华态度上，笔者认为应准确把握民众心理、精英层与政治家的关系，这样才能搞清楚事实。
　　日本民众依然希望中日友好
　　从根本上说，日本民众普遍希望中日友好。上世纪50-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贫穷，但国家独立，人民奋发，而日本虽然经济领先，但美军驻在日本,日本说不上真正独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可以说是充满羡慕之情。70年代中期，“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共同反霸让中日两国走得更近。中国领导人与日本各界真诚相交，推心置腹，个人魅力深深感染了日本。80年代早期，有几批中国政府公费留学生来到日本，在日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找地方打工比较容易，而市民对那些留学生也比较热情。有的中国老留学生回忆，他们走在街上，素不相识的日本老太太知道他们是中国人，会把他们请到家款待一番。
　　当时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态度友好，取决于许多因素。那个时代，经历战争时代的老人仍在，他们知道，中国对日本犯下的战争罪态度宽大，如前苏联把数十万日本战俘转移到远东地区劳动，而中国政府则迅速遣返了数百万在华日本人。对于战犯，中国大多采取教育改造并释放回国，等等。这批老人的行为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我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就是其中一员。他视我们这些中国人如同亲人。他曾在日本全国性劳工组织任负责人，还当过议员。可惜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先前的老人年岁都已经很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战后曾活跃在中日友好前线的人物相继故去，日本再未出现像宇都宫德马等一呼百应的对华友好人士了。
　　尽管相比于以前，日本对华友好的组织者在减少，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明日本民众“仇华”情绪正在高涨。准确地说，当前，民众对日本对华政策没有话语权。在日本的民主制度下，民众在某一段时间内允许有一次选择自己代表的机会，但话语仅仅在那一瞬间。比如，以去年9月小泉自民党选举大胜为例，当时的投票只能表明了那一瞬间日本民众的态度。民众支持自民党，并不意味着民众多数支持小泉的对华政策。因为这次选举，完全是邮政改革选举。
　　左右日本民众投票行为的是经济问题。目前，日本国民心理处于一个极端不平衡的时代。二战后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经济上的辉煌让日本人拂去部分战败的阴影，恢复了自豪感。可以说，经济飞跃才是战后日本民族自信的源泉。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民内心充满惶恐。他们对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感到焦灼，希望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人物带领他们走出低谷。虽然小泉执政以后日本经济并未复苏，但是，乌合之众般的民主党等反对党更让人失望。这才是自民党长期获胜的原因，但绝非代表日本民众“仇华”。
　　最大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
　　那么，日本民众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日本精英队伍。日本有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一位北大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说有1万余名。这个数字比较可信。日本学者中根千枝曾对我说，日本即使在冷战最严峻的时代，花在研究中国的钱也比研究美国的多。以前，中国研究主要有两种流派，一是京都学派，注重对中国资料的实证研究。另有一批左翼作家、大学教授、媒体从业人员、意见领袖中存在一大批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革命充满同情与支持。那个时代，右翼在言论界要夹着尾巴。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发生了变化，日本也发生了变化。上述两类中国研究学者都逐渐被排挤出言论界主流。
　　80年代至今，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界的转变可分两个时期。前期是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中国的学者逐渐占据主流；后期是从90年代中期至现在，因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开始淡化，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研究中国的学者不断增加。这些学者多数受政府的资助，服务于政府的政策目标。这样，这类学者与政府之间形成某种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府为右翼学者提供许多一手资料和前沿信息；另一方面，学者们也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咨询。这些咨询通常将国家利益与政治家个人的利益紧密结合。久而久之，这批学者基本上控制了中国研究的话语权。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日本媒体就会找这些学者发表见解。这里必须要指出，日本媒体与其他国家的媒体有所不同。日本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设置的新闻俱乐部。如自民党与政府主要阁僚的家门口，每天早晚都有记者守候，这些政治家的发言往往就是日本五大报次日早刊或晚刊的基调。
　　因此，对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媒体自身不但很难行使监督权，反而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加之为了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媒体不自觉地会更多地采访那些
　　右翼学者，这样就形成了现在人们所看到的“日本民族主义”的浪潮。比如关于东海油田问题，有的日本媒体罔顾事实，让有的日本专家都觉得汗颜。从上述日本媒体的报道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中，所谓“民众的意见”，其实很苍白。一般市民能发表意见的地方，不过是大小报纸投稿栏上几百字的意见陈述，或是视觉媒体在街头摄取的一个镜头。而这些都是媒体选择的结果。此外，在网络中，多数网民无法有效选择政治判断的信息，而实际上，网络并未形成对现实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力。
　　民众充满悲情意识
　　到底如何看待日本民众的意识呢?我想，除了上述战后因素外，还有地理历史原因。从地理上看，日本孤悬东海，与其他民族交流困难，有天然的孤立感。地理上的隔绝，造成日本民族不善与其他民族沟通。从本质上讲，日本民族是孤独的。正因为孤独，所以，在行为方式上，日本民族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哪怕这种努力最终付出重大的代价。在现实中，孤独的民族性也表现为，政治家不善于灵活处理与各邻国的关系，导致日本现在与所有主要邻国都存在重大外交障碍，这在冷战后发达国家中非常罕见。
　　其实，自明治维新之日起，日本国家自我定位就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它渴望以西方文明的秩序观确立自己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但它自己最后却被西方文明击败。
　　二战之后，作为一种潜流，国民内心深处存在某种强烈的悲情意识。不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强烈的反美意识。但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是经过慎重处理的。比如每年日本以最高规格纪念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就是一例。这种反美情绪在不言之中。
　　冷战结束后，这种悲情意识总在寻找表露的机会。比如日本与朝鲜之间的人质问题，日本媒体舆论界整体动员，全力追踪报道，很少看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悲情意识全力把日本打造成一个战争受害者的形象。
　　在这种打造过程中，政治家、各类精英才是主演。小泉就是其中善于表演的一个。他善于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孤胆英雄，表现出他是一个顶住压力决不屈服的好汉。在中日关系中，小泉也玩了悲情的手段。他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就是要在民众面前表现自己“毅然”、“果敢”保卫“日本固有文化”的勇气，以期唤起“同仇敌忾”、带有悲情意识的民族情绪。
　　从这些角度看，在中日关系上，所谓日本“民众的意见”是没有的，而民众心理则应研究。所谓的“民众的意见”被淹没在选举制的缺陷和精英的变化之中。而日本的民众心理则仍然十分脆弱，日本民族希望得到肯定。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说，日本人的自我结构中，“他我”意识很强，即很在意他人目光中的自己。毛泽东当年曾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他对日本民族的肯定，安慰了很多日本人孤独的心灵。这是一种研究日本的思路，也是我们日后开展对日工作、争取日本民意需要考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