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吴敬琏：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2:27:43
吴敬琏：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
日期：2006-01-04 作者：陈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
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吴敬琏：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
日期：2006-01-04 作者：陈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
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
日期：2006-01-04 作者：陈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
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吴敬琏：凭什么说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
日期：2006-01-04 作者：陈黛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5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睿智，他们果敢。他们洞察民生，他们影响国计。他们利用自身的地位、学识、权力和影响力，在推动中国深入变革的道路上不遗余力。于是，他们被《第一财经日报》推选为“2005年度思想者”。作为一份致力于成为有思想、有洞见的新主流报纸，我们坚持摒弃浮华，选择与思想者同行，做有思想的新闻。2006年，我们依然
将不断期待、不断接近所有有思想的人。
无论是官员、学者、学生还是记者，大家都喜欢尊称他为“吴老”。2001年的“两会”因为有吴敬琏与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五位经济学家的“过招”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年，他抛出的“股市赌场论”一石激起千层浪；2004年，吴敬琏与郎咸平关于国企改革时是否有“国退民进”的侵吞国有资产行为，更是引发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产权辩论；2005年，吴敬琏再次呼吁，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
可以说，作为中国经济学届泰斗级人物，吴敬琏一直处在经济学界的风口浪尖。
“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
2005年10月份，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他更言“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两个月后，吴敬琏在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询问时疾呼：“主流经济学家到底惹谁了？凭什么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了中国改革，扰乱了市场化的方向，造成了各种灾难？我认为这个判断根本上是不对的。”
丁学良将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你能找到为不同产业代言的人，在西方也能找到，但很少。”丁学良说。
其实，并没有人真正地定义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只是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吴敬琏必然属于主流经济学家的一员。以至于在记者询问时，吴敬琏要反过来质问记者：“什么是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常在媒体上露脸的就算吗？”
显然，在吴敬琏看来，常常在媒体上露脸、夸夸其谈的专家并不等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真才实学却滥竽充数的是南郭先生。可是，从丁学良教授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到梁小民教授说的“中国没有讲真话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家屡屡遭到质疑的时候，吴敬琏也感到困惑了。
因为在吴敬琏眼中，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崛起以及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些被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和在中国潜心研究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分不开的。
“如果说主流经济学家是指那些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重要作用和影响，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学者的话，那么，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主流经济学家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而他们却反而成了‘王八蛋’了，这是怎么回事？”吴敬琏大声疾呼。
不久前有一个活动，由15家财经传媒老总从32名中国经济学家中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同度最高的人，吴敬琏以13票登上榜首。可以说，他又一次在经济学家与公众和传媒的博弈中胜出。
旗帜鲜明反对“贱卖论”
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新民报》是由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创办经营的，有着执业律师资格和生意头脑的母亲邓季惺，把最初只有一个不到十人的编辑部、甚至没有自己的印刷设备的《新民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严整有序的股份有限公司，《新民报》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报系。
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卓越的经商本领并没有让吴敬琏成为商人，反倒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让吴敬琏从小就喜欢读书学习。他曾经说过他更喜欢工科，只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怕身体支持不下而改学经济学。
在复旦上大学时，吴敬琏参加了几个社团，其中一个就是古典音乐欣赏。他回忆起当年搞活动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油印的歌谱，很快地熟悉了旋律和主题，由此他喜欢上了莫扎特的音乐，这个爱好伴随了他几十年。
每次有吴敬琏参加的会议场合，他总是人气最旺的嘉宾，对于记者的围追堵截，他早已习惯，而每次也都会尽量停下脚步，解答记者的问题。尽管喜爱音乐，他也不能接受媒体对他像对待歌星一样的蜂拥现象。
“经济学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况且，经济学家是做科学研究的，不能像歌星那样炒作，我不喜欢这样。大家关注经济学家没错，这是因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关注的方式不能和关注歌星一样。”吴敬琏坦诚地对本报记者说。
“做事情要踏实。”这是吴敬琏的原则。而对国计民生的关注，让吴敬琏反感学术界的“忽悠”氛围，以至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此前纷纷扰扰的国有银行“贱卖论”，他直言不讳地说：“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了。”
“忽悠”一词体现了吴老的幽默，而针对他反对的方面，他往往都是一针见血。“建行的上市已经充分证明了‘贱卖论’的不成立。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到国有银行，必须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贱卖不贱卖，市场早有评价。”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贱卖论”，认为这也许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历有关，所以在涉及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煽动起民族情绪。“不过，这是要不得的，对鼓噪‘贱卖论’的人，要警惕。”
普及9年义务教育不能再等了
呼吁大家警惕忽悠银行“贱卖论”的人，不由让人回忆起在2001年吴敬琏发表了著名的“股市赌场论”，并形成了经济学界关于股市的大争论。之后，中国股市进入了4年多的漫长熊市，投资者对吴敬琏有各种指责。那一次，吴敬琏也发出了“警惕”的呼声。
吴敬琏是引用了捷克诗人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句诗来回应人们的误解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名字总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而对百姓的关注，使他总是会及时地表达内心深处的声音。
去年11月份，哈尔滨惊爆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事件，一时间众说纷纭，在中央有关部门陆续介入事件调查后，事件的真相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接受本报记者记者采访时，吴敬琏除了对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表示了忧虑外，更是直指天价医疗费“行同诈骗”。
吴敬琏眼中，医疗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行业，需要靠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正在进行的普通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只有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这是各国都做过了试验的。”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550万元医疗费，因为数字庞大而容易看得出问题来，可是老百姓如果花了5万元怎么办？谁来判断这个医疗费是否高了？老百姓又如何知道哪个药是否有效，哪个药的成本是多少？”
吴敬琏呼吁贫困弱势群体的医疗费应该由政府解决。除了医疗，吴敬琏还为老百姓的教育，尤其是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感到忧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项任务不能再等那么久了，这么一点钱，少盖点楼，少修建几个场所就够了。”
已经75岁高龄的吴敬琏，自言自己常常是在“强打精神”，因为长期的胃病和睡眠中呼吸暂停等情况一直在影响着他的健康。而他仍然时常活跃于对热点话题的讨论中，活跃于为发展经济和保护百姓利益的献计献策中。这背后，是他坚强的精神在起作用。
我也想误导改革,我行吗?
<P 0cm 0cm 0pt"><B>吴敬琏：自己承认“把银行资本金搞成负数”，</B><B><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B><B>怎么还要继续忽悠“银行改革”</B><o:p></o:p></P>
<P 0cm 0cm 0p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o:p></o:p></FONT></P>
<P 0cm 0cm 0pt">吴敬琏说：“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吴敬琏真是不打自招。“我们搞了许多年”的结果，是国有银行“资本金变成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零，甚至负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这倒要问问了：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那么高，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吧？过去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吧？至少，在被你们宣布和主导“金融改革”之前，各公有制银行实力雄厚，统统是“正资产”。本来全都是正数，叫吴敬琏们“搞了许多年”，搞来搞去，搞得内债外债一大堆不说，还搞得国有银行“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别的不知道，就知道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就同步冒出来一批发户，而且全都是没有什么象样的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产品之类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而这些暴发户个个又都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这正常吗？而还没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查帐，“主流经济学家”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了，叫你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这叫“改革”还是叫“销赃灭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人们记得很清楚，在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开始以后，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你们不是积极想办法收回来，同时查处相伴的经济犯罪行为，而是以所谓“不良资产”的名词，搞什么“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包”出售，一剥了之，一卖了之。金融部门单位和个人应负的责任和相伴的种种经济犯罪行为也跟着“一剥一卖”，不了了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你们的真实目的和惯用手法被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和贪官污吏仿效、熟悉、精通。于是，银行的大量国民资产通过无数的渠道和无穷无尽的招法被转移、搬运、盗窃到世界各地的花园豪宅、度假胜地。银行账面资产平不了，你们照例再一次的“剥离、出售”。<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银行的账面资产少了，你们照例又是将全体国民拥有的财富，不经人大讨论、通过、授权，拿“巴塞尔协议”之类的名词忽悠一下，以“注资”的名义，腾挪到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补充资本金”之中。<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一套一套的花招，忽悠得眼花缭乱，表演得天衣无缝。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期间，以种种希奇古怪的原因爬上来、冒出来、钻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来、提上来、拔上来的一大批顶着改革光环的“新星”“新秀”“干将”“功臣”，随着银行金融资产的不断被搬运、盗窃、损耗、消失，一批又一批地，稀里哗啦地倒下去、跨下去、沉下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从报纸的零星报道可知，双规有之，自杀有之，跳楼有之，出逃有之，开除党籍公职有之，撤销候补中委有之；曾几何时，张恩照、王雪冰、金琴德、丁燕生、刘金宝、李福祥、朱小华，等等，哪一个部级、副部级高管不是头顶着光环上来的？更多的的高管名人和搬运、盗窃事迹，就请吴先生自己补充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如果有人追问：你吴先生设计主导的“金融改革”，将金融领域搞成一锅肉粥、一团乱麻、一池混水，吴敬莲们为什么不下台？别人可以“引咎辞职”，你为什么就不可以？你吴敬琏如何回答？吴敬琏的同伴们如何回答？<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们已经被你们自己设计主导的“金融改革”检验过了。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你们设计和主导的“金融改革”，不具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资产增值保值的功效，只是具备将“正资产”“改革”为“负资产”本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而这种“本领”对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包括我们多数网民在内，是一大损害，所以，我们真诚地向你发出建议，希望你尽快辞职，下去休息。不要再以什么“改革、开枪”的借口忽悠中国金融资产和中国人民财富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金融资产大搬运，财富都腾挪到你们自己人手中去了。而且不许追究，<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否则，<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反对改革”、“向富人开枪！”“穷人的后果更严重！”——这是谁家之逻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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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cm 0cm 0pt">吴敬琏说：“之前国有银行，我们搞了许多年，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吴敬琏真是不打自招。“我们搞了许多年”的结果，是国有银行“资本金变成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零，甚至负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这倒要问问了：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那么高，老百姓的存款是正数吧？过去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是正数吧？至少，在被你们宣布和主导“金融改革”之前，各公有制银行实力雄厚，统统是“正资产”。本来全都是正数，叫吴敬琏们“搞了许多年”，搞来搞去，搞得内债外债一大堆不说，还搞得国有银行“资本金变成了零，甚至负数”！那么钱都到哪里去了？别的不知道，就知道这边国有银行钱不见了，那边就同步冒出来一批发户，而且全都是没有什么象样的世界领先的高科技产品之类正当发财手段的暴发户。其发财速度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们都望尘莫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而这些暴发户个个又都跟国有银行某管理人员有某种关系。这正常吗？而还没等国有银行的主人翁查帐，“主流经济学家”们就急急忙忙要把国有银行都卖了，叫你永远都没法再查帐追究。这叫“改革”还是叫“销赃灭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人们记得很清楚，在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开始以后，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你们不是积极想办法收回来，同时查处相伴的经济犯罪行为，而是以所谓“不良资产”的名词，搞什么“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包”出售，一剥了之，一卖了之。金融部门单位和个人应负的责任和相伴的种种经济犯罪行为也跟着“一剥一卖”，不了了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你们的真实目的和惯用手法被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和贪官污吏仿效、熟悉、精通。于是，银行的大量国民资产通过无数的渠道和无穷无尽的招法被转移、搬运、盗窃到世界各地的花园豪宅、度假胜地。银行账面资产平不了，你们照例再一次的“剥离、出售”。<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银行的账面资产少了，你们照例又是将全体国民拥有的财富，不经人大讨论、通过、授权，拿“巴塞尔协议”之类的名词忽悠一下，以“注资”的名义，腾挪到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补充资本金”之中。<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一套一套的花招，忽悠得眼花缭乱，表演得天衣无缝。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你们主导的“金融改革”期间，以种种希奇古怪的原因爬上来、冒出来、钻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来、提上来、拔上来的一大批顶着改革光环的“新星”“新秀”“干将”“功臣”，随着银行金融资产的不断被搬运、盗窃、损耗、消失，一批又一批地，稀里哗啦地倒下去、跨下去、沉下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从报纸的零星报道可知，双规有之，自杀有之，跳楼有之，出逃有之，开除党籍公职有之，撤销候补中委有之；曾几何时，张恩照、王雪冰、金琴德、丁燕生、刘金宝、李福祥、朱小华，等等，哪一个部级、副部级高管不是头顶着光环上来的？更多的的高管名人和搬运、盗窃事迹，就请吴先生自己补充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如果有人追问：你吴先生设计主导的“金融改革”，将金融领域搞成一锅肉粥、一团乱麻、一池混水，吴敬莲们为什么不下台？别人可以“引咎辞职”，你为什么就不可以？你吴敬琏如何回答？吴敬琏的同伴们如何回答？<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们已经被你们自己设计主导的“金融改革”检验过了。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你们设计和主导的“金融改革”，不具备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融资产增值保值的功效，只是具备将“正资产”“改革”为“负资产”本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而这种“本领”对我们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包括我们多数网民在内，是一大损害，所以，我们真诚地向你发出建议，希望你尽快辞职，下去休息。不要再以什么“改革、开枪”的借口忽悠中国金融资产和中国人民财富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BR><BR></FONT>金融资产大搬运，财富都腾挪到你们自己人手中去了。而且不许追究，<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否则，<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反对改革”、“向富人开枪！”“穷人的后果更严重！”——这是谁家之逻辑？</P>
<P>标题:国人突然发现：主流经济学家们全是一伙学术白痴，道德骗子 </P>
<P><BR>推荐 作者:长杆烟袋 于 2005-12-18 12:00:25.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BR><BR><BR>消息来源：八阕 <a href="http://www.popyard.org/" target="_blank" ><FONT color=#000000>http://www.popyard.org | </FONT></A><BR><BR>【八阕】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改革改了27年，中国人才突然发现，27年来一直把持着改革决策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原来竟然全是一伙学术骗子！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 <BR><BR>“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开口闭口“与国际接轨”吗？他们自身的“经济学家”资格认证怎么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带头不执行，如此“改革”不叫诈骗叫什么？ <BR><BR>如果“经济学家”的资格认证不肯“与国际接轨”，那就得按马克思主义的规矩办。那么试问谁是中国的“当代马克思”？好样的，站出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让大家见识见识，给中国的改革全局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统筹规划，当众立下“军令状”证明自己敢做敢当敢负责。如果没这个勇气和把握，凭什么大言不惭号称自己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资格经不起理论学术的检验，那具体实践的检验又如何？ <BR><BR>他们把持改革决策把持了 27年，医改医改失败，教育教育失败，房改房改失败，国企国企破产，银行银行倒帐，轿车轿车工业垮台，大型飞机大型飞机工业完蛋，“市场换技术”换得既丢了市场又没捞到技术，原来的研发能力还差不多都丢光了。整天触目惊心的消息是矿难不断、民工欠薪、环境污染、娼妓“繁荣”、假冒伪劣泛滥、尔虞我诈成风、社会诚信沦丧、贫富对立惊人，中国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他们的“改革”只把自己和自己那一伙改成了暴发户，“改”得国家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变到负债累累，国有资产空前流失，“改”得绝大多数老百姓吃足了苦头。总之是苦了大多数，肥了一小撮。说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危机纯粹是瞪着眼说瞎话。就这样他们还要一口咬定自己“一贯正确”，不准任何人说看不见“皇帝的新衣”。 <BR><BR>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的改革奇就奇在主持国策决策的、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却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国家级的资格审查。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是谁封的？谁认证的？凭什么承认他们是“经济学家”？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就冒出了一伙自封的“经济学家”到处指手画脚，而且一干就是27年！27年间，中国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这伙人“千年王八万年龟”地死皮赖脸霸在台上就是不走，馊主意出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不负半点责任。 <BR><BR>这究竟是为什么？ <BR></P>
<P><BR>推荐 作者:长杆烟袋 于 2005-12-18 12:00:25.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BR><BR><BR>消息来源：八阕 <a href="http://www.popyard.org/" target="_blank" ><FONT color=#000000>http://www.popyard.org | </FONT></A><BR><BR>【八阕】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改革改了27年，中国人才突然发现，27年来一直把持着改革决策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原来竟然全是一伙学术骗子！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 <BR><BR>“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开口闭口“与国际接轨”吗？他们自身的“经济学家”资格认证怎么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带头不执行，如此“改革”不叫诈骗叫什么？ <BR><BR>如果“经济学家”的资格认证不肯“与国际接轨”，那就得按马克思主义的规矩办。那么试问谁是中国的“当代马克思”？好样的，站出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让大家见识见识，给中国的改革全局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统筹规划，当众立下“军令状”证明自己敢做敢当敢负责。如果没这个勇气和把握，凭什么大言不惭号称自己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资格经不起理论学术的检验，那具体实践的检验又如何？ <BR><BR>他们把持改革决策把持了 27年，医改医改失败，教育教育失败，房改房改失败，国企国企破产，银行银行倒帐，轿车轿车工业垮台，大型飞机大型飞机工业完蛋，“市场换技术”换得既丢了市场又没捞到技术，原来的研发能力还差不多都丢光了。整天触目惊心的消息是矿难不断、民工欠薪、环境污染、娼妓“繁荣”、假冒伪劣泛滥、尔虞我诈成风、社会诚信沦丧、贫富对立惊人，中国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他们的“改革”只把自己和自己那一伙改成了暴发户，“改”得国家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变到负债累累，国有资产空前流失，“改”得绝大多数老百姓吃足了苦头。总之是苦了大多数，肥了一小撮。说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危机纯粹是瞪着眼说瞎话。就这样他们还要一口咬定自己“一贯正确”，不准任何人说看不见“皇帝的新衣”。 <BR><BR>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的改革奇就奇在主持国策决策的、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却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国家级的资格审查。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是谁封的？谁认证的？凭什么承认他们是“经济学家”？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就冒出了一伙自封的“经济学家”到处指手画脚，而且一干就是27年！27年间，中国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这伙人“千年王八万年龟”地死皮赖脸霸在台上就是不走，馊主意出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不负半点责任。 <BR><BR>这究竟是为什么？ <BR></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o:p><B>一个标准，两个臭——王小东、杨帆漫谈中国经济学家</B><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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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时间：2005-12-8 13:31:35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佚名 阅读154次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主持人：今年以来去年开始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话题成为热点，前20年整个中国经济学家基本一边倒，认为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供很大的话语能力，所有的改革话语都是由经济学家启动的，所以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地位比较特殊的。但是从去年郎旋风开始，经济学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今年博客网也开了一个会，对于经济学家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做了一个分析。在这个会上刘军宁提出当前对改革有两种阵营，一个赞成继续深化改革，即使这个改革会有缺陷；另外一派第二阵营认为，改革需要更正，需要质疑经济学家，改革需要暂停，即使秦晖这样的人也被称为第二阵营的人，杨帆、王小东、孙立平和秦晖等等的人，以前是绝对不会放在一个阵营被人评判的，所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的，之后也出现武汉大学的邹恒甫、香港大学的丁学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李剑阁纷纷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评述，今天杨帆、王小东对中国经济学家做一个评述。<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刚才讲的两个阵营，我觉得这两个阵营划分不合适吧，我不知道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这样划分，实际上不是一个阵营要改革，一个阵营不要改革，没有这个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起码我跟杨帆没反对改革也不否定改革，我们没有否定改革。刘军宁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是三个阵营，甚至更多呢？<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昨天晚上和杨帆碰了一下今天讲什么问题，简单讲就是“一个标准两个臭”。怎么讲？一个标准讲什么？主要讲丁学良讲的，中国经济学家合格的不超过5个，而且这5个还是实数，不是虚的讲少。我想说的是这个说法其实有问题的。我们简单想一下，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右派经济学家提出质疑，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丁学良说的西方的那个“格”。再一个讲讲两个臭。现在确实很明显，到了21世纪，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右派经济学家在社会公众当中，公信力变得越来越差，变得很臭。郎顾之争，以顾被逮捕而告终，右派经济学家如盖棺论定般臭掉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思。然而，说到他们臭，我们不能忘了刚刚过去二十几年历史。八十年代谁臭。八十年代是左派经济学家，左派臭，这就是两个臭的问题。八十年代左派经济学家比现在右派经济学家还要臭，当时连争论都没有，从上到下全面否定左。现在最起码还有争论，一部分否定右，一部分坚持右派还是对的。我认为这两个臭都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绝对不能说少数人，少数学者，少数领导，少数宣传家鼓动大伙，忽悠大伙，把一拨人搞臭了，不是这个情况。八十年代左派的臭绝对不是右派忽悠忽悠就可以做到的；同样，今天右派的臭绝对不是左派忽悠就可以做到的，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双方对于这些历史原因都应该好好进行反思。<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下面开始讲正题，先讲标准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寓言，可能不一定好笑，但是还是比较说明问题的，有一个人家有两个管家，都是英国式风格，这两个管家平常老争来争去，比如谁的领结更规范更整齐，两个都说对方不行，互相还进谗言。有一天主人带回来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有点土气，领带不太会打，跟系一个面口袋似的。结果两个管家很瞧不起客人，端茶倒水很怠慢，客人没说什么，但是客人走了以后主人大骂，你们怎么慢待客人。他们嘟囔说这个人乡下人一个，连领带都不会打。这主人大怒说你们知道什么是主人吗？主人就是想怎么打领带就怎么打领带，他是主人，你们懂吗？<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丁学良否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很得人心，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叫好。其实，丁学良的否定有很大问题。丁学良讲：中国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在西方，则经济学是跟数学、物理学化学一样的一个专门化学问。其实，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在西方也是有争论的。我最近刚翻出15年前买的书，这书是西方一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写的，就叫《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此书前面的里昂惕夫写的绪言中特地对于美国的经济学期刊的代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做了一个类别统计，发现大部分论文都是“垃圾进，垃圾出”的废料，没有真正的对于现实经济现象的观测与研究。所以说，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这是指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美国经济学家从总体上说在学术伦理上要比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强），你丁学良不要利用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无知来吓唬人。这书从科学哲学论起，讲得比较深。萨缪尔森则讲经济学是科学，但也是艺术。这就是说，最起码经济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这样的科学，比如说，经济学可以把一堆没有任何理由说现实就是那个样子的函数拿来使用，并且不断地往这样一个纸糊的基础之上堆高楼，物理学可以这样做吗？所以丁学良的讲法非常误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牢固的，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和预测是相当不准确的：美国人70年代末对经济学预测做过经验研究，结论是经济学的预测只有娱乐作用，就是它太不准确，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经济学领域就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为利益做辩护，可以为政策进行辩护或者反驳。经济学有这个特点，不要拿西方经济学吓唬人，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丁学良说他们不合格，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合丁学良说的格？未必完全是这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水平不是很高，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有对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做出特别大的贡献，这是事实，但是应该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大致还是正确的。丁学良说，你还不合格，无非要把这些观点更强调、更深化而已，能不能解决现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立场等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可能还强化这个问题。所以在舆论界对丁学良欢呼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这一点。<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另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虽然不济，但是能达到丁学良的程度的，恐怕远远不止五个人。丁学良比他们强在什么地方？他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看不出来。开个玩笑：过去本来是一路人，称兄道弟的，现在看主流经济学家臭了，落井下石要掠夺成果，这种做法不好。<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些年无论好坏，都是干了无数轰轰烈烈的大事，所以我们本来是有资格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格”的：我们与西方人一样，是主人，而不是香港人那样的管家。我在这里从北大在《泰晤士报》的排名讲起。《泰晤士报》把北大排为世界第15名，亚洲第一，国内是一片骂声，说这是外国人忽悠咱们中国人——这真是别人敬你是个主子请你坐你偏不敢坐，非要当当惯了的奴才不行。我们先不讲北大是不是够这个格，至少你看看西方人的排名，看西方的“格”是怎么回事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泰晤士报》最起码也是名报，它的格也能代表一点西方。所谓论文引用分，北大得分是0，却评到15位，这是怎么回事呢？北大得分高主要高在外国学者对北大的评价。这就说明了外国学者到并不把SCI、SSCI之类的论文看成唯一的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就是有问题的：很多原创性思想进不了SCI、SSCI，这在中国或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在西方国家也进不了；而抄录这些原创性思想，吃别人嚼过的馍的，反倒能进。所以，强调丁学良式的标准必然扼杀原创性思想，这是我对丁学良讲话最反感的地方。具体到北大被评到这个地位，我也认为北大不够格，因为北大自己并不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一个顶尖大学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它也是在那里蝇营狗苟地在打领结上下功夫的。其实西方人给北大评这么一个地位是什么意思？那确实是像北大一个教授讲的那样，他们是尊重中国。对于北大来说等于预支给你这么一个地位——我真想劝北大一句：人家老外都预支给你这么个地位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少想一些怎么打领结，多想一些怎么诚实做学问。那为什么要尊重中国？中国这20几年，或者说这一百六十多年来风起云涌，中国人什么事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没有试验过？夸张一点说，凡是人类能想出来的事，中国人差不多都经历过试验过了。中国社会那么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科学的思想、社会科学的研究能从哪儿出？只能从我们这儿出，别的地方基本上在养老。所以不要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看太高，西方基本上在养老，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对象，值得研究的对象都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的经历怎么样？就我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历而言，我觉得西方学者对于我们是高度尊重的，不管我们讲什么东西，他们都竖起耳朵听——因为我们是从前线刚下来的，是“battle hardened”部队，你西方人再机灵，也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的实践。这就是我讲的寓言当中主人的说法，别看这人不会系领带，但是他是主子，主子想怎么系领带就怎么系领带，我就是格，我就是标准。其实中国是可以有这个气度和地位的，因为第一我们的国家大，第二我们的社会经历这么激烈的风云激荡。结果我们的国人没这个志气，我认为北大其实也没这个志气。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拿西方的格和标准压其他人，不准别人说话，结果来了一个领结打得比他们整洁的英国管家出来说你们也不行，也没资格说话，我们英国管家才和外国主人贴得更近，这真是讽刺啊。<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倒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再不行，也是处在一个大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你一个香港的英国管家出来说他们不够格，讲老实话，你才没资格。你是干什么的？你够不够格？你把东西拿出来我们瞧瞧。要讲他们不行，也是我们出来以我们的标准来讲。我们不能把香港英国管家式的学术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这不能解决问题，而会比过去更坏。我不是讲我们什么借鉴都不要地胡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只要认真诚心地去做，不是总想着赚钱发财，我们的研究就会是真正能给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财富的。只要诚实地去做，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才是世界的范本，未来的标准将是我们创造的，全世界跟着我们走，不是我们跟着他们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干的事最多，经历的事最多。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国人当奴才当惯了，洋人拿他当个人他都不敢把自己当人，见了洋人的管家都膝盖骨发软。<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评价也得客观，就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大时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其他经济学家们都参与了，这当中有功有过。如果改革开放有功，这功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得算一小份，如果改革开放有错，主流经济学家不能跑——你说功有你的，过你负不了责任那不行，你得负责任。所以，要客观地评价中国主流经济学家。<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现在讲两个臭的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右派经济学家在社会上臭了，我想他们在权力上还占主流地位，但是在社会公众那里确实臭了。对他们反击、反思的东西已经出来了，甚至连自己阵营内部的人都踩一脚了。但是在这样情况下，有些事要清醒：敦促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要滑到另外一面的话会有问题。就是在刚过去20几年前，八十年代是什么情况？八十年代谁臭？八十年代是左派臭，那个臭比现在右派的臭还厉害，因为当时是从上到下全民否定左。记得我当时从国外回来到对外经贸大学讲经济学课，非常震惊，因为经济学界乃至学生都说不能谈公平，说公平不是经济学讨论的内容，谁谈公平谁就是极左，谁就是红眼病。我说不对啊，国外经济学是讨论公平的问题的，怎么到中国就不能讨论了？可当时就是这样，你要讲公平连最弱势的，最穷的人都讲你红眼病。这样一边倒的局势，绝对不是少数人可以煽惑起来的，它有深刻的历史缘由，那就是此前确实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虽然有人说了，“文革”时期的经济并不像右派经济学家说的什么都没干。可是，干是干了，但是确实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才导致八十年代左的臭，***讲：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到了今天右派主流经济学家臭了，这也不是一小部分左派或者谁谁能够煽惑出来的，绝对不是这样，谁都没这么大能耐，只能说改革开放当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面，对这些问题要反思。所庆幸的是我认为这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比那时候还是要小，所以我们及时反思的话，我觉得前景还是相当光明的。有人讲，你反思会不会导致否定？我现在讲反思不应该导致否定，我只同意反思不同意否定。改革开放大方向还是好的，但问题是有的。有人说了，你一反思就会造成否定，借口怕否定而不准反思，这就有问题。我能不能既反思又不否定呢？他们说只有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反思—否定的阵营，一个就是不反思—肯定的阵营。那我认为我是第三阵营的，我认为要反思但不能否定，不能全面否定。这样的人怎么没有？我认为刚才提到那几位应该算这个阵营的，就是反思但不能否定的。那样的两分法非常糟糕，我非常不同意。<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杨帆：王小东起了头，先谈谈标准的问题，丁学良现象是两面现象，从内容上，他们反映了西方中间偏左思潮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一些人在香港为基地，高调抨击中国大陆。前几年胡祖六，哈佛大学毕业在美国高盛做中国首席专家，和许小年一起否定中国股市，说中国1000家上市公司里合格的不到6个。我当时是支持吴敬琏反驳历以宁他们的，中国股市确实一盘糟。但是他们发表了“推倒重来”论，传媒又把吴敬琏捧为社会良心，股市大幅度崩盘，我又反过来说，中国的股市不能全盘否定，因为美国股市也不干净，这样否定的结果是中国股民损失20000亿财富，被国际资本抄底。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去年郎咸平也是高调抨击少数人借改革瓜分国有资产， 2004年8月28日我们经济学者非主流派策划会议，突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但是我在会议和郎咸平有争论，他说着说着得意起来，也是丁学良心态，说我是美国沃顿商学院一流大学的，在外国刊物发表多少篇文章，只有先在美国发文章，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我在会上对他进行了反驳，这个标准我不能赞成。<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所以丁学良现象至少已经三次了。 我们策划的郎顾之争一年之后胜利了，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迅速败落，从左右两个方向受到高调抨击。一个方向是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刘国光为代表尖锐提出，在中国经济学界，究竟是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还是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要解决领导权问题。<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右的方向实际是丁学良，丁学良代表的哈佛和香港学者，路数有两重性，内容是中左，标准是极右。 郎咸平介绍的是美国中左思潮，强调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这个思潮传进中国有好处，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传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也是极右，代表垄断大资产阶级。丁学良的社会学著作也是有点中间偏左的，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的腐败，权力资本化，对毛泽东的肯定性评价，和我们观点和立场差不多。<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们说话为什么具有权威性？ 受到传媒的追捧？ 他们并没有参加中国改革开放，他们的命运，生活和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如果针对发生了大灾难，他们也有美国户口，所以他们能超脱，可以持纯学者纯科学的立场，所以就宣传一个美国纯标准，作为全人类标准。他从人类标准上给你衡量，就有两重性，说中国的事干得都不好，股市也黑，改革也黑，瓜分更黑，你们中国全是黑的。，<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们揭露问题很多年，但是我们说话没有权威性。 主流可以说你不存在，不理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美国发表论文，没有留过洋。<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其实也就是一个帮派标准，你留洋没留洋，发没发表也没用，你是我一伙的就符合标准，不是我一伙的就怎么都不符合。<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杨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用这个标准压迫人，他们掌握了国际经济学话语，所以90年代要在中国立标准。 在是1995－1998年，主流和非主流分歧主要问题，观点只是一个层面，他为什么成为主流？他代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做代理人，所以他成为主流。他们随便可以说你是经济学家，你不是经济学家。比如我写文章《权力资本化》，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樊纲说，那是社会学文章，不是经济学文章。他不和你争论有没有腐败问题，他是贬低你的身份，剥夺你的发言权。<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和杨斌很早从外国留学回来，最近又有一个许健康，因为观点与他们不同，留学也没用。 他们就说我们脾气不好，左派开会也是从来不请我们去，有记者打抱不平，说杨帆批判新自由主义很早，为什么不请他？这些左派说，他说话太尖锐。其实，我是不同意他们的僵化和教条。他们是对我进行妖魔化，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尖锐不起来，没有战斗力的，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斗争有成效。现在中央重视了，他们又想来摘桃子，甚至立什么脾气标准，这跟搞学术有什么关系？他立标准还有脾气标准，说话频率不能高，不能快，说话不能顶撞人，要柔软要细腻，好象在挑广播员。<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当时我就反对立西方经济学标准，我说不要来这套，你们立的标准最后会把你们打倒的，最后你也不符合这标准。 现在我们无所谓，丁学良骂也骂不到我们身上，我们10年前已经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扫地出门了。我自己早已经宣布不是经济学家了，后来自称经济学丐帮和非主流。现在关我什么事？<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这是经济学主流派自食其果。你拿美国标准压人，现在又来一个比你学历还高的，你也不符合标准。水平低呀，得势时不知道团结人。许多人开始不错，后来上了顶峰，有了利益，当了名人，享受成果的时候就暴露出劣根性，想咱们一伙立一个标准，进行垄断。<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问题在于，这个标准根本上不是你立的，而是美国人立的，美国人也是不断换代理人的，十年一拨。人家哈佛大学的人在俄罗斯和拉美都是政府首席顾问，现在中国的首席顾问太土了，轰出去。多么尴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现在我们不幸灾乐祸，不想在这个时候对中国主流派落井下石，我们的境界比他们高。今天我们主调批评丁学良标准。 能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本身就是这个，更深层次是标准层面，因为标准涉及话语权，是更高层次的竞争谋略，竞争手段。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王小东：就跟商业一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是大爷。 <BR>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杨帆：个别谈判是两个人斗，更高层次不是就具体问题斗，而是争标准。话语权在谁一方，谁可以立标准，他有裁判权，甚至他不参加任何的辩论，他可以裁判你，任何时候可以不让你进场，或者说一半，说你说话声调高了，让你出去，这是最厉害的。所以具体观点今天不谈，这么多年谈这么多了，我们都说对了嘛，但还是没有话语权。<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们和丁学良和郎咸平看法比较一致的，但在最根本的标准问题不一致，根本分歧在这。如果只看一方面，观点一致就行，这样可能克服一个了危险，又落入另一个危险。表面是清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清除的过程是按照他的标准，反而强化了他的标准，最后一定是清除不了。 哈佛大学派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推行改革，比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还不如，中国渐进改革虽然陷入困境，但30年以来总比他们搞得好吧，要听他们中国就顷刻瓦解。<o:p></o: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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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时间：2005-12-8 13:31:35 来源：乌有之乡 作者：佚名 阅读154次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主持人：今年以来去年开始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话题成为热点，前20年整个中国经济学家基本一边倒，认为对中国经济改革提供很大的话语能力，所有的改革话语都是由经济学家启动的，所以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地位比较特殊的。但是从去年郎旋风开始，经济学家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今年博客网也开了一个会，对于经济学家和中国改革的关系做了一个分析。在这个会上刘军宁提出当前对改革有两种阵营，一个赞成继续深化改革，即使这个改革会有缺陷；另外一派第二阵营认为，改革需要更正，需要质疑经济学家，改革需要暂停，即使秦晖这样的人也被称为第二阵营的人，杨帆、王小东、孙立平和秦晖等等的人，以前是绝对不会放在一个阵营被人评判的，所以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的，之后也出现武汉大学的邹恒甫、香港大学的丁学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李剑阁纷纷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评述，今天杨帆、王小东对中国经济学家做一个评述。<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刚才讲的两个阵营，我觉得这两个阵营划分不合适吧，我不知道是不明白还是故意这样划分，实际上不是一个阵营要改革，一个阵营不要改革，没有这个事，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起码我跟杨帆没反对改革也不否定改革，我们没有否定改革。刘军宁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是三个阵营，甚至更多呢？<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昨天晚上和杨帆碰了一下今天讲什么问题，简单讲就是“一个标准两个臭”。怎么讲？一个标准讲什么？主要讲丁学良讲的，中国经济学家合格的不超过5个，而且这5个还是实数，不是虚的讲少。我想说的是这个说法其实有问题的。我们简单想一下，当前社会上之所以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右派经济学家提出质疑，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符合丁学良说的西方的那个“格”。再一个讲讲两个臭。现在确实很明显，到了21世纪，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右派经济学家在社会公众当中，公信力变得越来越差，变得很臭。郎顾之争，以顾被逮捕而告终，右派经济学家如盖棺论定般臭掉之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思。然而，说到他们臭，我们不能忘了刚刚过去二十几年历史。八十年代谁臭。八十年代是左派经济学家，左派臭，这就是两个臭的问题。八十年代左派经济学家比现在右派经济学家还要臭，当时连争论都没有，从上到下全面否定左。现在最起码还有争论，一部分否定右，一部分坚持右派还是对的。我认为这两个臭都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原因，绝对不能说少数人，少数学者，少数领导，少数宣传家鼓动大伙，忽悠大伙，把一拨人搞臭了，不是这个情况。八十年代左派的臭绝对不是右派忽悠忽悠就可以做到的；同样，今天右派的臭绝对不是左派忽悠就可以做到的，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双方对于这些历史原因都应该好好进行反思。<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下面开始讲正题，先讲标准的问题。我想到一个寓言，可能不一定好笑，但是还是比较说明问题的，有一个人家有两个管家，都是英国式风格，这两个管家平常老争来争去，比如谁的领结更规范更整齐，两个都说对方不行，互相还进谗言。有一天主人带回来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有点土气，领带不太会打，跟系一个面口袋似的。结果两个管家很瞧不起客人，端茶倒水很怠慢，客人没说什么，但是客人走了以后主人大骂，你们怎么慢待客人。他们嘟囔说这个人乡下人一个，连领带都不会打。这主人大怒说你们知道什么是主人吗？主人就是想怎么打领带就怎么打领带，他是主人，你们懂吗？<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丁学良否定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很得人心，因为人的本能就是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大家叫好。其实，丁学良的否定有很大问题。丁学良讲：中国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在西方，则经济学是跟数学、物理学化学一样的一个专门化学问。其实，经济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在西方也是有争论的。我最近刚翻出15年前买的书，这书是西方一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写的，就叫《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此书前面的里昂惕夫写的绪言中特地对于美国的经济学期刊的代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做了一个类别统计，发现大部分论文都是“垃圾进，垃圾出”的废料，没有真正的对于现实经济现象的观测与研究。所以说，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然这是指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特点，美国经济学家从总体上说在学术伦理上要比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强），你丁学良不要利用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无知来吓唬人。这书从科学哲学论起，讲得比较深。萨缪尔森则讲经济学是科学，但也是艺术。这就是说，最起码经济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这样的科学，比如说，经济学可以把一堆没有任何理由说现实就是那个样子的函数拿来使用，并且不断地往这样一个纸糊的基础之上堆高楼，物理学可以这样做吗？所以丁学良的讲法非常误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牢固的，经济学对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和预测是相当不准确的：美国人70年代末对经济学预测做过经验研究，结论是经济学的预测只有娱乐作用，就是它太不准确，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经济学领域就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为利益做辩护，可以为政策进行辩护或者反驳。经济学有这个特点，不要拿西方经济学吓唬人，不是这么回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丁学良说他们不合格，他们是不是真的不合丁学良说的格？未必完全是这样。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水平不是很高，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有对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做出特别大的贡献，这是事实，但是应该说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大致还是正确的。丁学良说，你还不合格，无非要把这些观点更强调、更深化而已，能不能解决现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立场等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可能还强化这个问题。所以在舆论界对丁学良欢呼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醒这一点。<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另外，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虽然不济，但是能达到丁学良的程度的，恐怕远远不止五个人。丁学良比他们强在什么地方？他又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看不出来。开个玩笑：过去本来是一路人，称兄道弟的，现在看主流经济学家臭了，落井下石要掠夺成果，这种做法不好。<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些年无论好坏，都是干了无数轰轰烈烈的大事，所以我们本来是有资格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格”的：我们与西方人一样，是主人，而不是香港人那样的管家。我在这里从北大在《泰晤士报》的排名讲起。《泰晤士报》把北大排为世界第15名，亚洲第一，国内是一片骂声，说这是外国人忽悠咱们中国人——这真是别人敬你是个主子请你坐你偏不敢坐，非要当当惯了的奴才不行。我们先不讲北大是不是够这个格，至少你看看西方人的排名，看西方的“格”是怎么回事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泰晤士报》最起码也是名报，它的格也能代表一点西方。所谓论文引用分，北大得分是0，却评到15位，这是怎么回事呢？北大得分高主要高在外国学者对北大的评价。这就说明了外国学者到并不把SCI、SSCI之类的论文看成唯一的标准。其实，这个标准就是有问题的：很多原创性思想进不了SCI、SSCI，这在中国或西方国家都是一样的，在西方国家也进不了；而抄录这些原创性思想，吃别人嚼过的馍的，反倒能进。所以，强调丁学良式的标准必然扼杀原创性思想，这是我对丁学良讲话最反感的地方。具体到北大被评到这个地位，我也认为北大不够格，因为北大自己并不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一个顶尖大学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它也是在那里蝇营狗苟地在打领结上下功夫的。其实西方人给北大评这么一个地位是什么意思？那确实是像北大一个教授讲的那样，他们是尊重中国。对于北大来说等于预支给你这么一个地位——我真想劝北大一句：人家老外都预支给你这么个地位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少想一些怎么打领结，多想一些怎么诚实做学问。那为什么要尊重中国？中国这20几年，或者说这一百六十多年来风起云涌，中国人什么事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没有试验过？夸张一点说，凡是人类能想出来的事，中国人差不多都经历过试验过了。中国社会那么大的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科学的思想、社会科学的研究能从哪儿出？只能从我们这儿出，别的地方基本上在养老。所以不要把西方的社会科学看太高，西方基本上在养老，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对象，值得研究的对象都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不知道别人的经历怎么样？就我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经历而言，我觉得西方学者对于我们是高度尊重的，不管我们讲什么东西，他们都竖起耳朵听——因为我们是从前线刚下来的，是“battle hardened”部队，你西方人再机灵，也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的实践。这就是我讲的寓言当中主人的说法，别看这人不会系领带，但是他是主子，主子想怎么系领带就怎么系领带，我就是格，我就是标准。其实中国是可以有这个气度和地位的，因为第一我们的国家大，第二我们的社会经历这么激烈的风云激荡。结果我们的国人没这个志气，我认为北大其实也没这个志气。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拿西方的格和标准压其他人，不准别人说话，结果来了一个领结打得比他们整洁的英国管家出来说你们也不行，也没资格说话，我们英国管家才和外国主人贴得更近，这真是讽刺啊。<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倒认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再不行，也是处在一个大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你一个香港的英国管家出来说他们不够格，讲老实话，你才没资格。你是干什么的？你够不够格？你把东西拿出来我们瞧瞧。要讲他们不行，也是我们出来以我们的标准来讲。我们不能把香港英国管家式的学术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这不能解决问题，而会比过去更坏。我不是讲我们什么借鉴都不要地胡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应该知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只要认真诚心地去做，不是总想着赚钱发财，我们的研究就会是真正能给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财富的。只要诚实地去做，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才是世界的范本，未来的标准将是我们创造的，全世界跟着我们走，不是我们跟着他们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干的事最多，经历的事最多。可惜的是我们的一些国人当奴才当惯了，洋人拿他当个人他都不敢把自己当人，见了洋人的管家都膝盖骨发软。<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评价也得客观，就是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大时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其他经济学家们都参与了，这当中有功有过。如果改革开放有功，这功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得算一小份，如果改革开放有错，主流经济学家不能跑——你说功有你的，过你负不了责任那不行，你得负责任。所以，要客观地评价中国主流经济学家。<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现在讲两个臭的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或者说右派经济学家在社会上臭了，我想他们在权力上还占主流地位，但是在社会公众那里确实臭了。对他们反击、反思的东西已经出来了，甚至连自己阵营内部的人都踩一脚了。但是在这样情况下，有些事要清醒：敦促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要滑到另外一面的话会有问题。就是在刚过去20几年前，八十年代是什么情况？八十年代谁臭？八十年代是左派臭，那个臭比现在右派的臭还厉害，因为当时是从上到下全民否定左。记得我当时从国外回来到对外经贸大学讲经济学课，非常震惊，因为经济学界乃至学生都说不能谈公平，说公平不是经济学讨论的内容，谁谈公平谁就是极左，谁就是红眼病。我说不对啊，国外经济学是讨论公平的问题的，怎么到中国就不能讨论了？可当时就是这样，你要讲公平连最弱势的，最穷的人都讲你红眼病。这样一边倒的局势，绝对不是少数人可以煽惑起来的，它有深刻的历史缘由，那就是此前确实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虽然有人说了，“文革”时期的经济并不像右派经济学家说的什么都没干。可是，干是干了，但是确实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才导致八十年代左的臭，***讲：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止左。到了今天右派主流经济学家臭了，这也不是一小部分左派或者谁谁能够煽惑出来的，绝对不是这样，谁都没这么大能耐，只能说改革开放当中确实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局面，对这些问题要反思。所庆幸的是我认为这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比那时候还是要小，所以我们及时反思的话，我觉得前景还是相当光明的。有人讲，你反思会不会导致否定？我现在讲反思不应该导致否定，我只同意反思不同意否定。改革开放大方向还是好的，但问题是有的。有人说了，你一反思就会造成否定，借口怕否定而不准反思，这就有问题。我能不能既反思又不否定呢？他们说只有两个阵营：一个就是反思—否定的阵营，一个就是不反思—肯定的阵营。那我认为我是第三阵营的，我认为要反思但不能否定，不能全面否定。这样的人怎么没有？我认为刚才提到那几位应该算这个阵营的，就是反思但不能否定的。那样的两分法非常糟糕，我非常不同意。<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杨帆：王小东起了头，先谈谈标准的问题，丁学良现象是两面现象，从内容上，他们反映了西方中间偏左思潮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 哈佛大学一些人在香港为基地，高调抨击中国大陆。前几年胡祖六，哈佛大学毕业在美国高盛做中国首席专家，和许小年一起否定中国股市，说中国1000家上市公司里合格的不到6个。我当时是支持吴敬琏反驳历以宁他们的，中国股市确实一盘糟。但是他们发表了“推倒重来”论，传媒又把吴敬琏捧为社会良心，股市大幅度崩盘，我又反过来说，中国的股市不能全盘否定，因为美国股市也不干净，这样否定的结果是中国股民损失20000亿财富，被国际资本抄底。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去年郎咸平也是高调抨击少数人借改革瓜分国有资产， 2004年8月28日我们经济学者非主流派策划会议，突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但是我在会议和郎咸平有争论，他说着说着得意起来，也是丁学良心态，说我是美国沃顿商学院一流大学的，在外国刊物发表多少篇文章，只有先在美国发文章，才有资格谈中国问题，我在会上对他进行了反驳，这个标准我不能赞成。<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所以丁学良现象至少已经三次了。 我们策划的郎顾之争一年之后胜利了，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迅速败落，从左右两个方向受到高调抨击。一个方向是在中国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刘国光为代表尖锐提出，在中国经济学界，究竟是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还是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要解决领导权问题。<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右的方向实际是丁学良，丁学良代表的哈佛和香港学者，路数有两重性，内容是中左，标准是极右。 郎咸平介绍的是美国中左思潮，强调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这个思潮传进中国有好处，因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传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也是极右，代表垄断大资产阶级。丁学良的社会学著作也是有点中间偏左的，从这个角度抨击中国的腐败，权力资本化，对毛泽东的肯定性评价，和我们观点和立场差不多。<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们说话为什么具有权威性？ 受到传媒的追捧？ 他们并没有参加中国改革开放，他们的命运，生活和中国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如果针对发生了大灾难，他们也有美国户口，所以他们能超脱，可以持纯学者纯科学的立场，所以就宣传一个美国纯标准，作为全人类标准。他从人类标准上给你衡量，就有两重性，说中国的事干得都不好，股市也黑，改革也黑，瓜分更黑，你们中国全是黑的。，<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们揭露问题很多年，但是我们说话没有权威性。 主流可以说你不存在，不理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美国发表论文，没有留过洋。<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其实也就是一个帮派标准，你留洋没留洋，发没发表也没用，你是我一伙的就符合标准，不是我一伙的就怎么都不符合。<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杨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用这个标准压迫人，他们掌握了国际经济学话语，所以90年代要在中国立标准。 在是1995－1998年，主流和非主流分歧主要问题，观点只是一个层面，他为什么成为主流？他代表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做代理人，所以他成为主流。他们随便可以说你是经济学家，你不是经济学家。比如我写文章《权力资本化》，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樊纲说，那是社会学文章，不是经济学文章。他不和你争论有没有腐败问题，他是贬低你的身份，剥夺你的发言权。<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王小东和杨斌很早从外国留学回来，最近又有一个许健康，因为观点与他们不同，留学也没用。 他们就说我们脾气不好，左派开会也是从来不请我们去，有记者打抱不平，说杨帆批判新自由主义很早，为什么不请他？这些左派说，他说话太尖锐。其实，我是不同意他们的僵化和教条。他们是对我进行妖魔化，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尖锐不起来，没有战斗力的，是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斗争有成效。现在中央重视了，他们又想来摘桃子，甚至立什么脾气标准，这跟搞学术有什么关系？他立标准还有脾气标准，说话频率不能高，不能快，说话不能顶撞人，要柔软要细腻，好象在挑广播员。<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当时我就反对立西方经济学标准，我说不要来这套，你们立的标准最后会把你们打倒的，最后你也不符合这标准。 现在我们无所谓，丁学良骂也骂不到我们身上，我们10年前已经被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扫地出门了。我自己早已经宣布不是经济学家了，后来自称经济学丐帮和非主流。现在关我什么事？<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这是经济学主流派自食其果。你拿美国标准压人，现在又来一个比你学历还高的，你也不符合标准。水平低呀，得势时不知道团结人。许多人开始不错，后来上了顶峰，有了利益，当了名人，享受成果的时候就暴露出劣根性，想咱们一伙立一个标准，进行垄断。<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问题在于，这个标准根本上不是你立的，而是美国人立的，美国人也是不断换代理人的，十年一拨。人家哈佛大学的人在俄罗斯和拉美都是政府首席顾问，现在中国的首席顾问太土了，轰出去。多么尴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现在我们不幸灾乐祸，不想在这个时候对中国主流派落井下石，我们的境界比他们高。今天我们主调批评丁学良标准。 能不能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经济学界？争论的本身就是这个，更深层次是标准层面，因为标准涉及话语权，是更高层次的竞争谋略，竞争手段。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BR> 王小东：就跟商业一样，谁掌握了标准谁就是大爷。 <BR> <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杨帆：个别谈判是两个人斗，更高层次不是就具体问题斗，而是争标准。话语权在谁一方，谁可以立标准，他有裁判权，甚至他不参加任何的辩论，他可以裁判你，任何时候可以不让你进场，或者说一半，说你说话声调高了，让你出去，这是最厉害的。所以具体观点今天不谈，这么多年谈这么多了，我们都说对了嘛，但还是没有话语权。<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 我们和丁学良和郎咸平看法比较一致的，但在最根本的标准问题不一致，根本分歧在这。如果只看一方面，观点一致就行，这样可能克服一个了危险，又落入另一个危险。表面是清除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实际上清除的过程是按照他的标准，反而强化了他的标准，最后一定是清除不了。 哈佛大学派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推行改革，比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还不如，中国渐进改革虽然陷入困境，但30年以来总比他们搞得好吧，要听他们中国就顷刻瓦解。<o:p></o:p></P>
<P break-all; LINE-HEIGHT: 16pt"></o:p> </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7 15:32:26编辑过]
<P 16pt? LINE-HEIGHT: break-all;><STRONG>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zt)</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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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pt? LINE-HEIGHT: break-all;><BR>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BR>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BR><BR><BR>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BR>拥有轿车和别墅。 <BR><BR>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BR><BR><BR>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BR><BR>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BR><BR>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BR><BR>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BR><BR><BR>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BR>，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BR><BR><BR>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BR><BR> ——厉以宁 <BR><BR><BR>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BR><BR><BR>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BR><BR><BR>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BR><BR>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BR><BR><BR>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BR><BR>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BR><BR><BR> 第一，应将属于ZF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BR><BR><BR>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ZF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BR><BR>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BR><BR><BR>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BR>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BR><BR><BR><BR>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BR>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BR><BR>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BR><BR><BR>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BR><BR> ——张维迎 <BR><BR><BR>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ZF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BR><BR>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BR><BR><BR><BR><BR>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 ～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BR><BR><BR>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BR><BR> ——厉以宁 <BR><BR>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BR><BR> ——张维迎 <BR><BR>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BR><BR> ——张五常 <BR><BR><BR>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BR>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BR>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BR><BR>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BR><BR>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BR><BR> ——萧灼基 <BR><BR><BR>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BR><BR><BR>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BR><BR> ——厉以宁 <BR><BR><BR>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BR><BR> ——张五常 <BR><BR><BR>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BR><BR>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BR><BR> ——厉以宁 <BR><BR><BR>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BR><BR> ——萧灼基 <BR><BR>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BR><BR>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BR><BR><BR>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BR><BR><BR>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ZF、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BR><BR> ——张维迎 <BR><BR><BR>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BR><BR> ——厉以宁 <BR><BR><BR><BR>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BR><BR> ——樊纲 <BR><BR><BR> 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BR><BR><BR>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BR><BR> ——张维迎 <BR><BR><BR>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BR>。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BR><BR> 其他 <BR><BR>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BR>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BR><BR> ——张五常 <BR><BR><BR>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FONT color=#ffffff>...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FONT><BR><BR>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BR><BR>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BR><BR>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BR><BR><BR>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BR><BR><BR>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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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6pt? LINE-HEIGHT: break-all;><BR>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BR>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BR><BR><BR>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BR>拥有轿车和别墅。 <BR><BR>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BR><BR><BR>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BR><BR>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BR><BR>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BR><BR>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BR><BR><BR>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 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BR>，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BR><BR><BR>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BR><BR> ——厉以宁 <BR><BR><BR>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BR><BR><BR>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BR><BR><BR>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BR><BR>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BR><BR><BR>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BR><BR>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BR><BR><BR> 第一，应将属于ZF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BR><BR><BR>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ZF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BR><BR>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BR><BR><BR>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BR>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BR><BR><BR><BR>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BR>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BR><BR>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BR><BR><BR>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BR><BR> ——张维迎 <BR><BR><BR>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ZF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BR><BR>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BR><BR><BR><BR><BR>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 ～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BR><BR><BR>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BR><BR> ——厉以宁 <BR><BR>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BR><BR> ——张维迎 <BR><BR>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BR><BR> ——张五常 <BR><BR><BR>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BR>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BR>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BR><BR>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BR><BR>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BR><BR> ——萧灼基 <BR><BR><BR>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BR><BR><BR>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BR><BR> ——厉以宁 <BR><BR><BR>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BR><BR> ——张五常 <BR><BR><BR>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BR><BR>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BR><BR> ——厉以宁 <BR><BR><BR>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BR><BR> ——萧灼基 <BR><BR>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BR><BR>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BR><BR><BR>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BR><BR><BR>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ZF、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BR><BR> ——张维迎 <BR><BR><BR>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BR><BR> ——厉以宁 <BR><BR><BR><BR>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BR><BR> ——樊纲 <BR><BR><BR> 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BR><BR><BR>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BR><BR> ——张维迎 <BR><BR><BR>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BR>。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BR><BR> 其他 <BR><BR>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BR>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BR><BR> ——张五常 <BR><BR><BR>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FONT color=#ffffff>...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FONT><BR><BR>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BR><BR>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BR><BR>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BR><BR><BR>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BR><BR><BR>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P>
<P>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BR><BR>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BR></P>
<P>这句话比较在点子上！</P>
<P>这句话比较在点子上！</P>
[B]以下是引用[I]南宫逸云[/I]在2006-1-7 17:29:00的发言：[/B][BR]<P>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BR><BR>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BR></P>
<P>这句话比较在点子上！</P>
公共财产是无主之物，谁先卖产权就归谁？天安门是不是公共财产？人民大会堂是不是公共财产？军事基地是不是公共财产？长江黄河三山五岳是不是公共财产？按盛洪逻辑这些都是“无主之物”，谁先拿来卖产权就算他的，也就是说中国可以随便卖，只看谁抢先了——“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公开主张卖国了，视《宪法》为何物？中国政府还在执政吗？
流氓式的私有化进程，赤裸裸的资本原始积累！
<P>先别管什么主流不主流，就凭一句“中国不需要重工业”这句话，就根本不配被称为经济学家了，更何况还是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P>
<P>果然是人越老越不要脸了。</P>
<P>果然是人越老越不要脸了。</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8 1:26:59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8 12:02:40编辑过]
<P>吴老先生倡导市场经济？</P>
<P>建议先去看看历史好啊</P>
<P>市场经济是谁先提出的</P>
<P>注意啊，也不是邓小平啊。</P>
<P>建议先去看看历史好啊</P>
<P>市场经济是谁先提出的</P>
<P>注意啊，也不是邓小平啊。</P>
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中没有最无耻的,只有更无耻的.
[B]以下是引用[I]bcb0401[/I]在2006-1-8 11:45:00的发言：[/B][BR]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中没有最无耻的,只有更无耻的.
说对了
他们的口号是：
将无耻进行到底。
<P><STRONG><FONT size=4>专横傲慢．气急败坏．撒泼耍赖——评刘吉发狂</FONT></STRONG> </P>
<P>作者：黎阳</P>
<P>新年伊始，便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大人有令：“经济学家绝不能靠民意调查和外行人认定”，尔等胆敢对“主流经济学家”不恭不敬的“阿猫阿狗”们必须立即乖乖闭嘴，否则就是“批判邓小平”，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是罪该万死，十恶不赦，简直该用坦克来碾了。<BR><BR>乍一听刘大人这口气，简直能震人一跟头。但仔细分析一下其文章内容，却令人又好气又好笑，如同那头看透了“黔之驴”底细的贵州小老虎，喜曰：技止此尔！<BR><BR>刘吉一上来就先封了一堆上帝：“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要“由经济学同行认定的，而绝不是靠什么民意调查；更不是一个另外专业的学者可以指手画脚的。”好嘛，是不是经济学家只能“经济学家”说了算，是不是乌龟王八只有乌龟王八有发言权，是不是罪犯只有罪犯有资格裁决……这么一来倒也省事，世界上还要那么多政府干什么？<BR><BR>不过且慢，刘大人话里还有话呢。即使“经济学同行”也不是个个都有资格“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香港的“经济学同行”没资格。外国的“经济学同行”也没资格。因为他们“从未在社会主义中国生活过，也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或劳动过，甚至也没有对中国国有企业认真系统调查研究过，他又能对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谈出什么准确而中肯的学术见解？”国内非主流的“草根经济学家”同样还是没资格。因为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官方采纳的经济学”，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么七扣八扣，除了“主流经济学家”自己，谁还有资格“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闹了半天，所谓“经济学同行认定”是假，“主流经济学家”们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是真。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家”的事，人民群众这些“阿猫阿狗”没资格过问，不是“经济学同行”的任何人都没资格过问，香港“经济学同行”没资格过问，外国“经济学同行”没资格过问，国内“草根”“经济学同行”还是没资格过问。算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齐天大圣”，只许他们折腾别人，不准别人说半个“不”字。这不是上帝的待遇又是什么？自封上帝的人与其说是活神仙，不如说是邪教教主。否则哪来那么大的邪劲和霸道？<BR><BR>刘大人说：“严格科学地调查经济学家公信力的公众对象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的。应是与经济学有关、对经济学有起码了解的公众，例如企业界、政府经济部门、与经济学有关专业的人士等等。即使是无关的公众至少也须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才对经济学有理性的判断力。”在刘大人眼里，没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就没有“理性的判断力”，就是“阿猫阿狗”，就不算人，就根本没有资格当“公众”。这段文字充分展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人民群众渗入骨髓的鄙视。普通老百姓在奴隶主眼里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地主资本家眼里是“当牛作马”，而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则连牛马都不如，不过是“阿猫阿狗”，连爱护大牲畜那样的“麻烦”都没必要，想宰就可以随便宰。就凭这一条，能指望他们的“改革”会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死活吗？<BR><BR>刘吉一方面说：“人民生活才有今日的小康。”一方面又说“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数过着小康乃至清贫的学者生活水平”。看，多感人，“主流经济学家”们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民今天已经“小康”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大多数过着小康乃至清贫的学者生活水平”，简直是活雷锋。（顺便说一句：刘大人的语文程度欠缺了点。应该是“过着……的生活”，而不是“过着……的生活水平”。“主流经济学家”的水平可见一斑。）可惜这又是撒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老无所养的生活算什么样的“小康”？年薪十万仍认为“清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得按多大的胃口来填才知足？这是不是该算“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BR><BR>刘吉说：“试问社会主义中国建国50多年，居然培养不出5个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济学家连美国的研究生都不如，是中国的光荣，还是给中国抹黑？”好哇，同理可问：社会主义中国建国50多年，居然还要“改革”，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把一切推倒重来，那“是中国的光荣，还是给中国抹黑？”再看看刘大人的另一顶大帽子：“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真是理屈词穷，只好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了。靠扣帽子来堵别人的嘴，不是气急败坏又是什么？<BR><BR>更可笑的是刘吉一面说：“历史已经公正地给予中国经济学家巨大的公信力”，一面又说：“某报刊如果有兴趣还不妨就原有公众调查下中国新闻学家的公信力，我敢说比中国经济学家还要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自相矛盾，不打自招。否则怎么理解“中国新闻学家的公信力，我敢说比中国经济学家还要低”？“还要低”这三个字足以说明刘大人自己都不否认“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信力的确不高，只不过一不小心冒傻气，让实话溜出了嘴：“你说我臭，你裤裆比我还不干净！”这才是“乌鸦笑猪黑”，实实在在的气急败坏。<BR><BR>鲁迅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BR><BR>想想也挺有意思：狗年还没到，疯狗就已经撒上欢了。 <BR></P>
<P>作者：黎阳</P>
<P>新年伊始，便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大人有令：“经济学家绝不能靠民意调查和外行人认定”，尔等胆敢对“主流经济学家”不恭不敬的“阿猫阿狗”们必须立即乖乖闭嘴，否则就是“批判邓小平”，就是反对“改革开放”，就是罪该万死，十恶不赦，简直该用坦克来碾了。<BR><BR>乍一听刘大人这口气，简直能震人一跟头。但仔细分析一下其文章内容，却令人又好气又好笑，如同那头看透了“黔之驴”底细的贵州小老虎，喜曰：技止此尔！<BR><BR>刘吉一上来就先封了一堆上帝：“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要“由经济学同行认定的，而绝不是靠什么民意调查；更不是一个另外专业的学者可以指手画脚的。”好嘛，是不是经济学家只能“经济学家”说了算，是不是乌龟王八只有乌龟王八有发言权，是不是罪犯只有罪犯有资格裁决……这么一来倒也省事，世界上还要那么多政府干什么？<BR><BR>不过且慢，刘大人话里还有话呢。即使“经济学同行”也不是个个都有资格“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香港的“经济学同行”没资格。外国的“经济学同行”也没资格。因为他们“从未在社会主义中国生活过，也从未在国有企业工作或劳动过，甚至也没有对中国国有企业认真系统调查研究过，他又能对中国国有企业及其改革谈出什么准确而中肯的学术见解？”国内非主流的“草根经济学家”同样还是没资格。因为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官方采纳的经济学”，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这么七扣八扣，除了“主流经济学家”自己，谁还有资格“评定经济学家或优秀经济学家或大经济学家”？闹了半天，所谓“经济学同行认定”是假，“主流经济学家”们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是真。换句话说，“主流经济学家”的事，人民群众这些“阿猫阿狗”没资格过问，不是“经济学同行”的任何人都没资格过问，香港“经济学同行”没资格过问，外国“经济学同行”没资格过问，国内“草根”“经济学同行”还是没资格过问。算下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齐天大圣”，只许他们折腾别人，不准别人说半个“不”字。这不是上帝的待遇又是什么？自封上帝的人与其说是活神仙，不如说是邪教教主。否则哪来那么大的邪劲和霸道？<BR><BR>刘大人说：“严格科学地调查经济学家公信力的公众对象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的。应是与经济学有关、对经济学有起码了解的公众，例如企业界、政府经济部门、与经济学有关专业的人士等等。即使是无关的公众至少也须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才对经济学有理性的判断力。”在刘大人眼里，没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就没有“理性的判断力”，就是“阿猫阿狗”，就不算人，就根本没有资格当“公众”。这段文字充分展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人民群众渗入骨髓的鄙视。普通老百姓在奴隶主眼里是“会说话的工具”，在地主资本家眼里是“当牛作马”，而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则连牛马都不如，不过是“阿猫阿狗”，连爱护大牲畜那样的“麻烦”都没必要，想宰就可以随便宰。就凭这一条，能指望他们的“改革”会考虑普通老百姓的死活吗？<BR><BR>刘吉一方面说：“人民生活才有今日的小康。”一方面又说“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数过着小康乃至清贫的学者生活水平”。看，多感人，“主流经济学家”们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民今天已经“小康”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大多数过着小康乃至清贫的学者生活水平”，简直是活雷锋。（顺便说一句：刘大人的语文程度欠缺了点。应该是“过着……的生活”，而不是“过着……的生活水平”。“主流经济学家”的水平可见一斑。）可惜这又是撒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老无所养的生活算什么样的“小康”？年薪十万仍认为“清贫”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得按多大的胃口来填才知足？这是不是该算“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BR><BR>刘吉说：“试问社会主义中国建国50多年，居然培养不出5个经济学家，甚至著名经济学家连美国的研究生都不如，是中国的光荣，还是给中国抹黑？”好哇，同理可问：社会主义中国建国50多年，居然还要“改革”，让“主流经济学家”们把一切推倒重来，那“是中国的光荣，还是给中国抹黑？”再看看刘大人的另一顶大帽子：“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是假，实质上是借批判主流经济学家批判邓小平开拓的20多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真是理屈词穷，只好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了。靠扣帽子来堵别人的嘴，不是气急败坏又是什么？<BR><BR>更可笑的是刘吉一面说：“历史已经公正地给予中国经济学家巨大的公信力”，一面又说：“某报刊如果有兴趣还不妨就原有公众调查下中国新闻学家的公信力，我敢说比中国经济学家还要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自相矛盾，不打自招。否则怎么理解“中国新闻学家的公信力，我敢说比中国经济学家还要低”？“还要低”这三个字足以说明刘大人自己都不否认“主流经济学家”的公信力的确不高，只不过一不小心冒傻气，让实话溜出了嘴：“你说我臭，你裤裆比我还不干净！”这才是“乌鸦笑猪黑”，实实在在的气急败坏。<BR><BR>鲁迅说：“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BR><BR>想想也挺有意思：狗年还没到，疯狗就已经撒上欢了。 <BR></P>
上好之,下必迎之.
<P>人民的钱也不知道够他们和他们背后的主子们忽悠多久？</P>[em01]
<TABLE width="100%" border=0>
<TR>
<TD align=middle><FONT>聆听</FONT><BR><FONT>吴敬琏谈：经济学家怎么分析经济增长</FONT><BR><FONT>2006年01月08日</FONT><BR></TD></TR>
<TR>
<TD></TD></TR>
<TR>
<TD><FONT><!--enpcontent-->
<P>
<P> 怎么才可以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现实意义很大。关在屋里想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更讨巧的办法，不如看一看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到。
<P> 在19世纪风雨飘摇的那些西方国家，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好像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与活力，以至于整个20世纪都度过来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一定的活力。这是怎么回事？
<P> 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很多书，研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是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展。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都共同指出一条，就是叫做有利于科学或者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在19世纪中期这个制度化就大致上完成了。
<P> 科学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外部性的，能为全社会造福，怎么来奖励它呢？不是靠利用商业利益，因为用商业利益是说不清楚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调研的时候，数学所杨乐所长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什么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数论呢，你说不清楚怎么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动力是人类的一种求知的欲望，对他的激励最重要的是看谁最先提出了这个定理、发现了这个规律。那么怎么来做呢？办法就是同行评议了。这个激励科学进展的竞技规则就叫做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规范的执行和对于首创权的奖励靠谁来做呢？靠科学家的共同体。
<P> 而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它的激励、它的推动力量确实是商业利益，所以技术这个东西的发展要靠整个的市场制度，当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前年我去浙江调查，一些技术创新的积极分子很苦恼，就是我们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太差，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什么技术创新。
<P>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所以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
<P> 这跟我们很多人目前的观念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我们这里生产性服务业很不发达，我们一讲起服务业就是餐饮业什么的。其实20世纪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它的服务产品不是卖给消费者的，不是拿去直接消费的，是卖给生产者的。比如说研发机构就是从事生产性服务的，还有为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就出现一个现象，工业里面有许多服务业的含量，这叫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了，一体化了。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有人说后期的工业化应该叫做服务工业化，可见服务业跟工业分不开。
<P> 对服务业的意义的估计，有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
<P> 比如说现在有了公司治理了，有了董事会，你看董事会要花多少钱，搞一个收购、搞一个什么审查、搞一个关联交易审查，要那么多的材料，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那些人都是拿高工资的，这些东西跟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交易付出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呢？经济学有一套道理，比如说，生产成本靠什么降低呢？靠分工深化，分工越深化，就越要有协作关系，交易就增加；交易增加了，就要为交易付出成本，这是一条链条。
<P>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使得分工深化，分工深化以后交易就愈加频繁，范围就越来越大，如果自给自足就没有交易了。要处理交易就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诺斯曾估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民收入中47％都是用于交易的。服务业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P>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信息化最重要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化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但那是对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国家而言。我们可能是第五梯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工业化，但完全可以用信息化手段在适当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成本，也可以加快我们的工业化步伐，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P> 相关链接
<P>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P> 来源：中国世贸国际论坛供稿 </P></FONT></TD></TR></TABLE>
<TR>
<TD align=middle><FONT>聆听</FONT><BR><FONT>吴敬琏谈：经济学家怎么分析经济增长</FONT><BR><FONT>2006年01月08日</FONT><BR></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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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FONT><!--enpcontent-->
<P>
<P> 怎么才可以靠效率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现实意义很大。关在屋里想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更讨巧的办法，不如看一看人家为什么能够做到。
<P> 在19世纪风雨飘摇的那些西方国家，为什么到了19世纪末期进入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了，好像又恢复了一些生机与活力，以至于整个20世纪都度过来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一定的活力。这是怎么回事？
<P> 所有的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大致上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库兹涅茨所说的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很多书，研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怎么发生的。一个是科学和技术本身的进展。研究这个问题时他们都共同指出一条，就是叫做有利于科学或者学术繁荣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在19世纪中期这个制度化就大致上完成了。
<P> 科学这个东西是有很强的外部性的，能为全社会造福，怎么来奖励它呢？不是靠利用商业利益，因为用商业利益是说不清楚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中科院调研的时候，数学所杨乐所长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们什么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数论呢，你说不清楚怎么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所以对于科学家来说，他的动力是人类的一种求知的欲望，对他的激励最重要的是看谁最先提出了这个定理、发现了这个规律。那么怎么来做呢？办法就是同行评议了。这个激励科学进展的竞技规则就叫做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建立、学术规范的执行和对于首创权的奖励靠谁来做呢？靠科学家的共同体。
<P> 而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它的激励、它的推动力量确实是商业利益，所以技术这个东西的发展要靠整个的市场制度，当然也包括一些法律制度，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前年我去浙江调查，一些技术创新的积极分子很苦恼，就是我们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太差，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什么技术创新。
<P>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来源大家可能就不是很熟悉了。这就是服务业，就是所谓第三产业。在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很快就超过了整个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所以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不是重工业，甚至不是工业，是服务业。
<P> 这跟我们很多人目前的观念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我们这里生产性服务业很不发达，我们一讲起服务业就是餐饮业什么的。其实20世纪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所谓生产性服务业就是它的服务产品不是卖给消费者的，不是拿去直接消费的，是卖给生产者的。比如说研发机构就是从事生产性服务的，还有为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都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非常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起来以后，工业就出现一个现象，工业里面有许多服务业的含量，这叫做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了，一体化了。所谓现代制造业这个概念中最重要的就是里面包含了大量的服务的内容，甚至变成主要内容了。有人说后期的工业化应该叫做服务工业化，可见服务业跟工业分不开。
<P> 对服务业的意义的估计，有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支持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
<P> 比如说现在有了公司治理了，有了董事会，你看董事会要花多少钱，搞一个收购、搞一个什么审查、搞一个关联交易审查，要那么多的材料，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那些人都是拿高工资的，这些东西跟产品的物理、化学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交易付出的。为什么要有这个呢？经济学有一套道理，比如说，生产成本靠什么降低呢？靠分工深化，分工越深化，就越要有协作关系，交易就增加；交易增加了，就要为交易付出成本，这是一条链条。
<P> 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就使得分工深化，分工深化以后交易就愈加频繁，范围就越来越大，如果自给自足就没有交易了。要处理交易就需要成本，交易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诺斯曾估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民收入中47％都是用于交易的。服务业的作用，就是降低交易成本。
<P> 经济增长的第三个来源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信息化。信息化最重要的作用也是降低交易成本。信息化在先行工业化国家是完成工业化以后的事，但那是对于第三梯队、第四梯队国家而言。我们可能是第五梯队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工业化，但完全可以用信息化手段在适当的地方降低我们的成本，也可以加快我们的工业化步伐，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所说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P> 相关链接
<P> 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P> 来源：中国世贸国际论坛供稿 </P></FONT></TD></TR></TABLE>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8 16:45:15编辑过]
忽悠，就继续忽悠吧
那么敢求楼上给个正解？
[B]以下是引用[I]gjscml[/I]在2006-1-8 17:17:00的发言：[/B][BR]那么敢求楼上给个正解？
我是指经济学家，今年还要忽悠啊。
<P>哦。。。。呵呵呵呵。。。。理解错误。。。。不好意思，误会，误会。。。</P>
<P>某些人不忽悠就出不了科研成果，就混不到饭吃。。。。。</P>
<P>某些人不忽悠就出不了科研成果，就混不到饭吃。。。。。</P>
[B]以下是引用[I]gjscml[/I]在2006-1-8 17:23:00的发言：[/B][BR]<P>哦。。。。呵呵呵呵。。。。理解错误。。。。不好意思，误会，误会。。。</P><P>某些人不忽悠就出不了科研成果，就混不到饭吃。。。。。</P>
呵呵
这就是你我成不了经济学家的原因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8 20:10:27编辑过]
<P>误导不误导，不是您吴老先生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定的！</P>
<P>同处改革大潮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劝！！</P>
<P>受到影响最大的老百姓更有发言劝！！！！！！</P>
<P>同处改革大潮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发言劝！！</P>
<P>受到影响最大的老百姓更有发言劝！！！！！！</P>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所谓主流经济学都是先进国家那一套. 这套理论当然适合先进国家, 但全盘接受奉为真理之前有没有用脑子想想是不是也适合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 先进国家奉行自由经济主义, 如果这个世界全面由市场导向, 那麽这个世界就象一个国家, 只需要有一套工业体系, 国际分工以各自"目前"的比较优势分为三六九等. 所以先进工业永远会把持在先进国家手里 (最赚钱的活当然不会白给), 依次把粗活按"目前"的比较优势分给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中国家. 先进国家可以永远靠制做产业链最顶层的产品, 这些产品当然不会是劳力密集, 先进国的国民可以少干活多享受各种高福利高工资, 发展中国家永远在"发展"也只得永远靠买资源和靠做血汗工厂过日子. 今天读了几页"刷盘子还是读书", 才知道原来日本把在美国学经济回来的当狗, 但在中国把在美国学经济回来的当宝.[em01]
<P>郎咸平先生在西方留学就学习西方右翼经济学理论，拜的导师也是右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也是如此，然而他的观点却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左派观点，由此可见，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如何的极右。</P>
<P>不懂那么的多</P>
<P>就是觉得这些经济学家的话</P>
<P>有时候，不是用可笑就可以形容的。</P>
<P>就是觉得这些经济学家的话</P>
<P>有时候，不是用可笑就可以形容的。</P>
<P>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如何的极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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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右派观点在先进国家就是保障国家利益, 但同一套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出卖国家利益.</P>[em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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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右派观点在先进国家就是保障国家利益, 但同一套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出卖国家利益.</P>[em01]
真想问一句：他们想让老百姓怎么活？？？？
[B]以下是引用[I]pengdong[/I]在2006-1-9 14:36:00的发言：[/B][BR]真想问一句：他们想让老百姓怎么活？？？？
我一直想问的就是这句
就是不知道问谁啊。
<P>“主流经济学家”不过是吃人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及骗子理论帮凶，“他们”捞够钱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想办法把民脂民膏汇往国外，然后把家人移民出去，后路铺好后，就管不了那么多中国老百姓该怎么活了，他们是要把在中国的路走绝。</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9 15:48:48编辑过]
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主流经济学家该骂，但是最该骂的不是主流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