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剖析美国对中国的新战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14:01
自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二届任期以来，中美关系表现出趋于紧张的态势。中美关系紧张化的原因不在中国，中国对美态度及内政外交举措与此前并无大不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已从“反恐战争”的焦头烂额中喘过气来，重新将解除“中国威胁”锁定为战略重心。
中美矛盾源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的利益冲突，源于国际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藓疥小疾，它不过藏在暗处影响美国人的正常生活；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才是心腹之患，它越来越接近于拥有正面挑战美国的能力。
要消除“中国威胁”，美方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军事占领，就象对待阿富汗、伊拉克那样。但对于拥有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来说，这条路至少在美方军事技术进一步取得重大突破以前行不通。而且，现在攻占中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美国需要的只是遏制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并不需要彻底打垮中国。让没有足够丰富战略资源的中国成为麻烦放大百倍的战后伊拉克，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二，内部分化，促成和平演变，促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被阉割，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雄风不再，不再具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与可能。
美国曾经对这条路寄予厚望，无论是1980年代对中国的扶植还是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与中国“接触”，除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外，都带有这种并不隐蔽的深层战略意图。但是，这条路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它放松内部控制，开放政治参与。1990年代前苏东的解体与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推动的“颜色革命”，使中国领导层提高了忧患意识，收紧了对公共言论和政治参与的控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中国正在与美国上述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甚至看不到回头希望。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学两界要人一再表示对中国“很失望”。
三，从外部环境入手，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实力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在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与外部的正常交流。既然美国具有主导全球局势的优势性实力，既然它已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还要听任中国利用外部环境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它当然要从外部入手，加大中国实现增长的成本与难度，阻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当前美国政府最可行、也最易达到目标的行动方案。
围绕这一方案，美方已展开多项布署：
1，在政治舆论方面，小布什在连任总统之初即宣称要向一切“专制”开战。近年来，多名美政府高官高调宣扬“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极力妖魔化中国。这一方面是为“对付中国”进行内部整合与舆论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给中国：你们并非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自由世界，不服从美国意志，就要准备挨打。
2，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围堵中国。最近美国在从中东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大规模扩建、新建永久性海空军基地；修改美日安保条例，矛头直指中国；在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同时，不断施压，催逼台湾通过“军购案”；不但“导弹拦截”计划直接针对中俄，就连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提出的、明言针对中国、后来又因忙于应付“反恐”而中止的发展小型航母与战术型核子武器计划也被重新激活，正式开始操作。
美方的系列布署，不但是要完成独控全球的战略安排，争取主动，一旦有事时能掌握优势；也是为了让中国切实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使中国无法专注经济建设。虽然美高官一再高调批评中国“在没有受到哪个国家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扩充武备”，但这种情况其实正是美方一手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美方所乐见--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陷入军备竞赛却可能拖垮中国。
3，最重要的较量发生在经济领域，使用的却不仅是经济手段。美方通过贸易战、制造贸易壁垒等手法，给中国商品制订配额限制，逼迫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这一系列举措，目的都在直接恶化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中国经济有序运转的难度与成本，阻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应该说，美国的这一战略触及中国软肋，颇见成效。在美方连环攻势下，中国政府节节退守，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紧窄。由于自身基础脆弱、受客观条件局限，更由于对手的强大，中国能够闪转腾挪的余地有限。
许多人寄望于此次小布什访华能够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毕竟不但中国不愿成为美国对付的目标，美方也不愿意现在将中方逼入绝路，徒使渔翁得利，中美关系仍有缓和余地。布什此次访华，除实施上述第三方案从贸易、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中国施压外，也延续了原来的第二策略，继续压迫中国开放言论、宗教及政治参与，并要求中国在“对外发挥影响力”上与美方步调一致。其实质是在阻挠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利用中国的实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开出的交换筹码是不对中国相煎过急，为中国留下一定生存发展的空间。
利用中国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不再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等于不再阻挠中国的实力增长；暂时不相煎甚急，不等于不会持续地步步进逼。虽然中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交易，但也不能被一时的缓和所蒙蔽，不能将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寄托在这种一时侥幸上；不能得过且过，必须居安思危；不恃人之不攻己，而恃己之不可攻。
一方面，对美方的政治舆论攻势与军事围堵，不必过分在意，这是美方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的必然。对妖魔化中国的种种言论，当然应该刚柔相济、积极回应，但不应该让它影响实质性的战略决策。在军事方面，除对美国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外，中方不宜在现阶段过分投入，应坚持“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避免被美方引入军备竞赛的歧途。当然，中方再表现克制，美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为牵住中方鼻子、掌握中美关系主导权，美方会不断利用台海局势刺激中国；对此，中方要预先作好理性应对的准备。
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还是在经济领域。面对美国的连环攻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大力发展与其它国家、尤其是除美国外的西方强国（包括日本）的经贸关系，在经济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内容，哪怕付出一定代价，也要争取实现这种转型。
由于中国人口太多、经济总量太大，要实现这种转型的难度极大。在许多方面，中国只能寸土必争，并没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小国没有这种困难，它们更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阂、左右逢源。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一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相对市场容量而言的）小规模经济体。[em05]自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二届任期以来，中美关系表现出趋于紧张的态势。中美关系紧张化的原因不在中国，中国对美态度及内政外交举措与此前并无大不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已从“反恐战争”的焦头烂额中喘过气来，重新将解除“中国威胁”锁定为战略重心。
中美矛盾源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的利益冲突，源于国际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藓疥小疾，它不过藏在暗处影响美国人的正常生活；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才是心腹之患，它越来越接近于拥有正面挑战美国的能力。
要消除“中国威胁”，美方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军事占领，就象对待阿富汗、伊拉克那样。但对于拥有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来说，这条路至少在美方军事技术进一步取得重大突破以前行不通。而且，现在攻占中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美国需要的只是遏制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并不需要彻底打垮中国。让没有足够丰富战略资源的中国成为麻烦放大百倍的战后伊拉克，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二，内部分化，促成和平演变，促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被阉割，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雄风不再，不再具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与可能。
美国曾经对这条路寄予厚望，无论是1980年代对中国的扶植还是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与中国“接触”，除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外，都带有这种并不隐蔽的深层战略意图。但是，这条路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它放松内部控制，开放政治参与。1990年代前苏东的解体与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推动的“颜色革命”，使中国领导层提高了忧患意识，收紧了对公共言论和政治参与的控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中国正在与美国上述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甚至看不到回头希望。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学两界要人一再表示对中国“很失望”。
三，从外部环境入手，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实力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在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与外部的正常交流。既然美国具有主导全球局势的优势性实力，既然它已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还要听任中国利用外部环境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它当然要从外部入手，加大中国实现增长的成本与难度，阻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当前美国政府最可行、也最易达到目标的行动方案。
围绕这一方案，美方已展开多项布署：
1，在政治舆论方面，小布什在连任总统之初即宣称要向一切“专制”开战。近年来，多名美政府高官高调宣扬“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极力妖魔化中国。这一方面是为“对付中国”进行内部整合与舆论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给中国：你们并非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自由世界，不服从美国意志，就要准备挨打。
2，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围堵中国。最近美国在从中东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大规模扩建、新建永久性海空军基地；修改美日安保条例，矛头直指中国；在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同时，不断施压，催逼台湾通过“军购案”；不但“导弹拦截”计划直接针对中俄，就连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提出的、明言针对中国、后来又因忙于应付“反恐”而中止的发展小型航母与战术型核子武器计划也被重新激活，正式开始操作。
美方的系列布署，不但是要完成独控全球的战略安排，争取主动，一旦有事时能掌握优势；也是为了让中国切实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使中国无法专注经济建设。虽然美高官一再高调批评中国“在没有受到哪个国家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扩充武备”，但这种情况其实正是美方一手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美方所乐见--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陷入军备竞赛却可能拖垮中国。
3，最重要的较量发生在经济领域，使用的却不仅是经济手段。美方通过贸易战、制造贸易壁垒等手法，给中国商品制订配额限制，逼迫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这一系列举措，目的都在直接恶化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中国经济有序运转的难度与成本，阻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应该说，美国的这一战略触及中国软肋，颇见成效。在美方连环攻势下，中国政府节节退守，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紧窄。由于自身基础脆弱、受客观条件局限，更由于对手的强大，中国能够闪转腾挪的余地有限。
许多人寄望于此次小布什访华能够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毕竟不但中国不愿成为美国对付的目标，美方也不愿意现在将中方逼入绝路，徒使渔翁得利，中美关系仍有缓和余地。布什此次访华，除实施上述第三方案从贸易、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中国施压外，也延续了原来的第二策略，继续压迫中国开放言论、宗教及政治参与，并要求中国在“对外发挥影响力”上与美方步调一致。其实质是在阻挠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利用中国的实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开出的交换筹码是不对中国相煎过急，为中国留下一定生存发展的空间。
利用中国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不再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等于不再阻挠中国的实力增长；暂时不相煎甚急，不等于不会持续地步步进逼。虽然中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交易，但也不能被一时的缓和所蒙蔽，不能将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寄托在这种一时侥幸上；不能得过且过，必须居安思危；不恃人之不攻己，而恃己之不可攻。
一方面，对美方的政治舆论攻势与军事围堵，不必过分在意，这是美方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的必然。对妖魔化中国的种种言论，当然应该刚柔相济、积极回应，但不应该让它影响实质性的战略决策。在军事方面，除对美国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外，中方不宜在现阶段过分投入，应坚持“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避免被美方引入军备竞赛的歧途。当然，中方再表现克制，美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为牵住中方鼻子、掌握中美关系主导权，美方会不断利用台海局势刺激中国；对此，中方要预先作好理性应对的准备。
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还是在经济领域。面对美国的连环攻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大力发展与其它国家、尤其是除美国外的西方强国（包括日本）的经贸关系，在经济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内容，哪怕付出一定代价，也要争取实现这种转型。
由于中国人口太多、经济总量太大，要实现这种转型的难度极大。在许多方面，中国只能寸土必争，并没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小国没有这种困难，它们更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阂、左右逢源。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一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相对市场容量而言的）小规模经济体。[em05]
中美矛盾源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的利益冲突，源于国际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藓疥小疾，它不过藏在暗处影响美国人的正常生活；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才是心腹之患，它越来越接近于拥有正面挑战美国的能力。
要消除“中国威胁”，美方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军事占领，就象对待阿富汗、伊拉克那样。但对于拥有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来说，这条路至少在美方军事技术进一步取得重大突破以前行不通。而且，现在攻占中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美国需要的只是遏制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并不需要彻底打垮中国。让没有足够丰富战略资源的中国成为麻烦放大百倍的战后伊拉克，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二，内部分化，促成和平演变，促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被阉割，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雄风不再，不再具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与可能。
美国曾经对这条路寄予厚望，无论是1980年代对中国的扶植还是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与中国“接触”，除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外，都带有这种并不隐蔽的深层战略意图。但是，这条路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它放松内部控制，开放政治参与。1990年代前苏东的解体与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推动的“颜色革命”，使中国领导层提高了忧患意识，收紧了对公共言论和政治参与的控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中国正在与美国上述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甚至看不到回头希望。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学两界要人一再表示对中国“很失望”。
三，从外部环境入手，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实力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在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与外部的正常交流。既然美国具有主导全球局势的优势性实力，既然它已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还要听任中国利用外部环境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它当然要从外部入手，加大中国实现增长的成本与难度，阻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当前美国政府最可行、也最易达到目标的行动方案。
围绕这一方案，美方已展开多项布署：
1，在政治舆论方面，小布什在连任总统之初即宣称要向一切“专制”开战。近年来，多名美政府高官高调宣扬“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极力妖魔化中国。这一方面是为“对付中国”进行内部整合与舆论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给中国：你们并非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自由世界，不服从美国意志，就要准备挨打。
2，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围堵中国。最近美国在从中东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大规模扩建、新建永久性海空军基地；修改美日安保条例，矛头直指中国；在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同时，不断施压，催逼台湾通过“军购案”；不但“导弹拦截”计划直接针对中俄，就连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提出的、明言针对中国、后来又因忙于应付“反恐”而中止的发展小型航母与战术型核子武器计划也被重新激活，正式开始操作。
美方的系列布署，不但是要完成独控全球的战略安排，争取主动，一旦有事时能掌握优势；也是为了让中国切实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使中国无法专注经济建设。虽然美高官一再高调批评中国“在没有受到哪个国家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扩充武备”，但这种情况其实正是美方一手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美方所乐见--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陷入军备竞赛却可能拖垮中国。
3，最重要的较量发生在经济领域，使用的却不仅是经济手段。美方通过贸易战、制造贸易壁垒等手法，给中国商品制订配额限制，逼迫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这一系列举措，目的都在直接恶化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中国经济有序运转的难度与成本，阻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应该说，美国的这一战略触及中国软肋，颇见成效。在美方连环攻势下，中国政府节节退守，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紧窄。由于自身基础脆弱、受客观条件局限，更由于对手的强大，中国能够闪转腾挪的余地有限。
许多人寄望于此次小布什访华能够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毕竟不但中国不愿成为美国对付的目标，美方也不愿意现在将中方逼入绝路，徒使渔翁得利，中美关系仍有缓和余地。布什此次访华，除实施上述第三方案从贸易、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中国施压外，也延续了原来的第二策略，继续压迫中国开放言论、宗教及政治参与，并要求中国在“对外发挥影响力”上与美方步调一致。其实质是在阻挠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利用中国的实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开出的交换筹码是不对中国相煎过急，为中国留下一定生存发展的空间。
利用中国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不再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等于不再阻挠中国的实力增长；暂时不相煎甚急，不等于不会持续地步步进逼。虽然中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交易，但也不能被一时的缓和所蒙蔽，不能将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寄托在这种一时侥幸上；不能得过且过，必须居安思危；不恃人之不攻己，而恃己之不可攻。
一方面，对美方的政治舆论攻势与军事围堵，不必过分在意，这是美方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的必然。对妖魔化中国的种种言论，当然应该刚柔相济、积极回应，但不应该让它影响实质性的战略决策。在军事方面，除对美国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外，中方不宜在现阶段过分投入，应坚持“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避免被美方引入军备竞赛的歧途。当然，中方再表现克制，美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为牵住中方鼻子、掌握中美关系主导权，美方会不断利用台海局势刺激中国；对此，中方要预先作好理性应对的准备。
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还是在经济领域。面对美国的连环攻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大力发展与其它国家、尤其是除美国外的西方强国（包括日本）的经贸关系，在经济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内容，哪怕付出一定代价，也要争取实现这种转型。
由于中国人口太多、经济总量太大，要实现这种转型的难度极大。在许多方面，中国只能寸土必争，并没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小国没有这种困难，它们更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阂、左右逢源。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一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相对市场容量而言的）小规模经济体。[em05]自美国总统小布什第二届任期以来，中美关系表现出趋于紧张的态势。中美关系紧张化的原因不在中国，中国对美态度及内政外交举措与此前并无大不同；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种种迹象表明，美方已从“反恐战争”的焦头烂额中喘过气来，重新将解除“中国威胁”锁定为战略重心。
中美矛盾源于新兴大国与传统强国的利益冲突，源于国际利益资源总量的有限性。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藓疥小疾，它不过藏在暗处影响美国人的正常生活；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才是心腹之患，它越来越接近于拥有正面挑战美国的能力。
要消除“中国威胁”，美方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军事占领，就象对待阿富汗、伊拉克那样。但对于拥有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中国来说，这条路至少在美方军事技术进一步取得重大突破以前行不通。而且，现在攻占中国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美国需要的只是遏制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并不需要彻底打垮中国。让没有足够丰富战略资源的中国成为麻烦放大百倍的战后伊拉克，这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二，内部分化，促成和平演变，促使中国象前苏联一样被阉割，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雄风不再，不再具有威胁美国的实力与可能。
美国曾经对这条路寄予厚望，无论是1980年代对中国的扶植还是1990年代延续至今的与中国“接触”，除现实的战略利益考量外，都带有这种并不隐蔽的深层战略意图。但是，这条路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它放松内部控制，开放政治参与。1990年代前苏东的解体与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推动的“颜色革命”，使中国领导层提高了忧患意识，收紧了对公共言论和政治参与的控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基本稳定，中国正在与美国上述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渐行渐远，甚至看不到回头希望。因此，近年来美国政学两界要人一再表示对中国“很失望”。
三，从外部环境入手，遏制中国的实力增长。实力增长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中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在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诸多方面都依赖与外部的正常交流。既然美国具有主导全球局势的优势性实力，既然它已将中国确定为“最大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还要听任中国利用外部环境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它当然要从外部入手，加大中国实现增长的成本与难度，阻止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当前美国政府最可行、也最易达到目标的行动方案。
围绕这一方案，美方已展开多项布署：
1，在政治舆论方面，小布什在连任总统之初即宣称要向一切“专制”开战。近年来，多名美政府高官高调宣扬“中国军事威胁”；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推波助澜，极力妖魔化中国。这一方面是为“对付中国”进行内部整合与舆论动员，另一方面也是传递明确无误的信息给中国：你们并非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自由世界，不服从美国意志，就要准备挨打。
2，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围堵中国。最近美国在从中东到中亚的广大地区大规模扩建、新建永久性海空军基地；修改美日安保条例，矛头直指中国；在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同时，不断施压，催逼台湾通过“军购案”；不但“导弹拦截”计划直接针对中俄，就连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提出的、明言针对中国、后来又因忙于应付“反恐”而中止的发展小型航母与战术型核子武器计划也被重新激活，正式开始操作。
美方的系列布署，不但是要完成独控全球的战略安排，争取主动，一旦有事时能掌握优势；也是为了让中国切实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使中国无法专注经济建设。虽然美高官一再高调批评中国“在没有受到哪个国家实际威胁的情况下扩充武备”，但这种情况其实正是美方一手造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美方所乐见-- 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挑战美国；而陷入军备竞赛却可能拖垮中国。
3，最重要的较量发生在经济领域，使用的却不仅是经济手段。美方通过贸易战、制造贸易壁垒等手法，给中国商品制订配额限制，逼迫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这一系列举措，目的都在直接恶化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增加中国经济有序运转的难度与成本，阻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应该说，美国的这一战略触及中国软肋，颇见成效。在美方连环攻势下，中国政府节节退守，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紧窄。由于自身基础脆弱、受客观条件局限，更由于对手的强大，中国能够闪转腾挪的余地有限。
许多人寄望于此次小布什访华能够缓和中美关系的紧张态势，毕竟不但中国不愿成为美国对付的目标，美方也不愿意现在将中方逼入绝路，徒使渔翁得利，中美关系仍有缓和余地。布什此次访华，除实施上述第三方案从贸易、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中国施压外，也延续了原来的第二策略，继续压迫中国开放言论、宗教及政治参与，并要求中国在“对外发挥影响力”上与美方步调一致。其实质是在阻挠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利用中国的实力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开出的交换筹码是不对中国相煎过急，为中国留下一定生存发展的空间。
利用中国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不再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也不等于不再阻挠中国的实力增长；暂时不相煎甚急，不等于不会持续地步步进逼。虽然中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交易，但也不能被一时的缓和所蒙蔽，不能将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寄托在这种一时侥幸上；不能得过且过，必须居安思危；不恃人之不攻己，而恃己之不可攻。
一方面，对美方的政治舆论攻势与军事围堵，不必过分在意，这是美方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的必然。对妖魔化中国的种种言论，当然应该刚柔相济、积极回应，但不应该让它影响实质性的战略决策。在军事方面，除对美国真正具有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外，中方不宜在现阶段过分投入，应坚持“经济发展”这一中心，避免被美方引入军备竞赛的歧途。当然，中方再表现克制，美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为牵住中方鼻子、掌握中美关系主导权，美方会不断利用台海局势刺激中国；对此，中方要预先作好理性应对的准备。
真正决定胜负的战场还是在经济领域。面对美国的连环攻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对外关系，大力发展与其它国家、尤其是除美国外的西方强国（包括日本）的经贸关系，在经济安全、资源、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内容，哪怕付出一定代价，也要争取实现这种转型。
由于中国人口太多、经济总量太大，要实现这种转型的难度极大。在许多方面，中国只能寸土必争，并没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小国没有这种困难，它们更易于在国际市场上纵横捭阂、左右逢源。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竞争的一些结论，似乎只适用于（相对市场容量而言的）小规模经济体。[em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