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魔王”忏悔录 --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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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王”忏悔录 ??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
作者：蒋洪波（jhb.123ye.com）　时间：2005-07-29
《“牛魔王”忏悔录 ?? 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记忆》
　　
　　清秋子
　　
　　【写在前面】
　　
　　在并不太远的过去，中国曾有一段历史，将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并卷入。当这批人如今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荒唐的青春？他们会有哪些悔恨，有哪些感悟？他们最想告诉后人的是什么？
　　上个世纪，1966年狂飙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一代中学生究竟是受骗上当，还是推波助澜？他们是无辜的天使，还是天生“原罪”的孽障？
　　尘埃落定后，且由一个过来人，以当时的亲身感受述说往事。在做人的底线遭受冲击时，各色人物是如何表现的；一个民族最淳朴的底色是如何开始污浊的；民族素质这条“鱼”，是从何时开始烂起的？
　　本文将力求真实、生动、细致地道出当代人闻所未闻的离奇史实……
　　
　　一、 1966，潮起
　　　
　　1
　　　　
　　我是倾向于反权威的，不大承认任何权威。这也许和我中学时代所受的熏陶有关，尽管我实际上只念了一年中学。那个时候，是60年代，一个对中国的走向影响至关重要的年代。其实，60年代也有“新人类”，喜欢标新立异，他们比较幸运，历史终于让他们遇到了1966，逆反心理一下子就喷发出来了，势如洪流。
　　那个时候的中学生，还是有一点精神生活的。像《王杰日记》、《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类小册子，就不用说了，太多。就连《中国青年》，也基本是连篇累牍的“主流话语”。那时候，如果想选择，也有《我们爱科学》、《儿童文学》一类有趣的杂志。还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那应该就是说的现在吧。里面描述的事物，神奇无比，多半现在已经应验了。你比方，城市高架列车、电动人行道、空间站、太阳能什么的。书里的插图，也很富诱惑，那么高的摩天大楼，基本等于共产主义景象。科学家们唯一没预料到的，就是车匪路霸、假冒伪劣之类??因为那跟科学无关。
　　中学生只要是有心，还可以读到儒勒-凡尔纳的系列，还有苏联的一些科幻科普书，都是在50到60年代之交出版的，容易找到。当时不大提倡读，但读了，也不犯忌。
　　那时候，歌剧《江姐》正在热演，里面那个《红梅赞》正流行，好听，到现在，也还是好听。不过，不为现在的人所知的是，那年月同时热演的，还有话剧《阮文追》和《千万不要忘记》。前者，说的是一个英勇牺牲的“越共”，样子很帅，跟美国电影里的越共截然不同。几十年后，我看到一张老照片，是南越伪军官在西贡街头枪毙越共，那个越共，就惨了点儿，形象太委琐。后者，是警世剧，说有一个青工，不好好干活，热衷于打野鸭子卖钱，好给未婚妻买华丽衣服，走入歧途。那个剧，轰动得不的了，各省的话剧团都在演。现在看来，乏善可陈，不过是老八股，没人信，如今哪个小伙子要是不这么干，还真就讨不上老婆。但那时，叫人耳目一新，为避免苏联放弃革命的悲剧，看来得从个人行为做起。话剧把反面角色塑造成了“小资”，他给未来老婆写的情书上说：“一天不见你，我的心里是多么惆怅……”演到这儿，观众哄堂大笑。在那年头，说个“惆怅”，也让人耻笑。所以我认为，现代汉语的词汇匮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电影却是逐渐不行了。1965的暑假，放了一个《霓虹灯下的哨兵》，有点儿喜剧味道。因为当时公共信息中，幽默的成分太少，所以这片子让人开怀大笑。小孩子们，都能背下里面的大部分台词，一个暑假里，都在叨叨咕咕。
　　那年月，生活很平静，少年人觉得是生活在玻璃房子里，无风无雨。土匪、恶霸、工头、资本家、妓女、诈骗犯、卖身契，那是永远绝迹了。要关心关心的是，全球另外“三分之二”如何，所以大家都爱看《参考消息》。1965年9月20日，印尼内乱，军方首脑苏哈托杀共产党人，把个世界上数得上的大党（按人数算）给杀光了。事态是一天天进行的，我们就一天天追着看。看到最后，一声叹息。苏哈托这个老家伙，居然到现在还不死，我们当时都恨不得食其肉。
　　至于教育，那绝对是“应试教育”，不过是“温柔版”。一到下午，班级的体育委员在教室就往外撵人，女生去跳大绳，男生去踢足球，怕大伙念书念傻了。但学习成绩好的主儿，仍然是牛逼。不管主流怎么说，提倡体力劳动者光荣，最光荣的是掏大粪，但民间自有其价值取向，那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文科的，不过是二等公民。同学间，大家关系还行，不存在歧视，倒是老师比较歧视差生。追求思想进步的也有，但假如你不追求，也没人强迫。阶级出身方面的歧视，不大明显，官宦子弟还是比较克制的，由于教养好，甚至比较文雅。那时候，也有穷孩子。我们班的一个班长，老爸是工人，估计是“大老粗”，没什么技术，钱少，孩子多，全家每天买菜的钱，只有几分钱。我去过他家，一贫如洗。可是没人歧视他。只要你学习好，或者人稳重，同学们都挺尊重，小马哥要是生在那时代，决不会被挤兑成那个样。那个年代，对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比较不错。
　　那一年，我13岁，搁到现在，除了看动漫、打电游、吃雪糕，还能知道什么。可我们那时候，觉得自己大了，要胸怀世界，干点儿英雄们干的事儿。
　　果然，千载难逢的事儿，就让我们赶上了。
　　巨变发生在1966年5月，地平线开始倾斜，山雨欲来。是5月初吧，姚文元老先生的《评“三家村”》在媒体发布，全体老百姓震动。那时候，强势媒体是广播，街头巷尾的，都有高音大喇叭，免费向民众播出时事新闻。那一天，播音员的语气特庄严，一听就知道，要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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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五一”过后，我们那个班级正在一个小厂劳动，给木制教学用具刷漆。我个人以为，让小孩劳动劳动也不错，起码能知道一蔬一饭来之不易，省得像现在80后这样又馋又懒、光知道泡MM、泡帅哥。小厂在郊外，环境不错，我们就当是玩，却不知世事已一日千里。

　　5月份以后，《人民日报》连着发表大块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一开始，是两种提法，一个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个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统一了。局面急转直下，连共和国主席都大感意外，老百姓更是直劲儿猜测。我们的劳动干到一半，就被学校紧急召回。那时，课程已经停了，由于惯性才保持了上下课的形式。学生们坐在教师里看报纸，读《活页文选》。这个《活页文选》，现在的人也不知道是啥东东了，就是把报纸社论、重头文章印成薄薄的小册子，一分钱一份，新华书店敞开供应。

　　这么学着，其实没什么效果，那个年代的人，朴素到不能再朴素了，浑身上下也看不出哪儿有资产阶级因素。你让他再“革命”，他也不知道怎么革。记得我那时不住校，中午得带饭，我姥姥疼我，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自己在供销社买两个豆沙包带去。这居然引起了部分同学的愤怒??“他怎么可以天天吃豆沙包？”好像我吸了人民血汗似的，吓得我赶紧让姥姥准备米饭加咸菜，这才平息了舆论。

　　到了“六一”，暴风雨终于来临。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时候还算是治世，是个常规的国家，忽然首席报纸上发表这么一篇东西，天下怎么能不震恐？那天我在学校留连到很晚，看报纸，听广播。一个叫聂元梓的老女人，北大的一个系党总支书记，给北大的头头贴了大字报。大字报是啥东东？就是用毛笔在一开的大纸上写上对某某人的意见，字大如拳，然后贴到公众场所去。就跟现在网上的“强帖”一样，有那揭短的打字报一出，观者云集，叫做“为之哗然”吧。聂元梓这个老女人一出，天下真的就乱了，其实北大也不光是“民主摇篮”，它也出过乱世妖孽，不过现在全不提了。

　　老聂是个牛人，她唤醒了无数野心家的潜意识??权威也可以骂。报纸上盛赞，说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老聂啊，就这么一举成名了。那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念不出这个“梓”字，叫她“聂元辛”也叫过好一阵儿。

　　“六一”后，我在学校每天都滞留得挺晚，听高年级的同学分析形势。终于有一天，有学生贴出了“质问校党总支”的大字报，就贴在走廊上，观者如堵。有些同学看不惯有人这么撒野，就高声质问。两下里开始辩论。我的一个陈姓同学，情绪异常激动，泪落如注，对我哽咽着说：“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待党！”我受到强烈感染，不禁也热泪盈眶。

　　可是报纸不在乎你老百姓朴素的感情，天天在加大力度。毛主席又在北京“文革接待站”露面，说了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主席发话了，人们就不能不深思。渐渐地，我也放弃了保守态度。一次，一个高年级同学给我们分析，说这次，跟“反右”不同，1957年给党提意见的，是右派。现在敢于提意见的，是左派。我恍然大悟。

　　大字报也是一种舆论，看来是挡不住了，在学校内不断出现，只是缺少轰动效应。当时的校领导，都是行政高手，他们静观事态，当然也有点儿不知所措。

　　6月的东北，是好季节，晚上就更美妙。我在学校呆着，忽然想起语文老师挺可厌??背头梳得太亮，呢子衣服太整洁，又傲慢异常。我想拿他出口气，立刻口占一诗：

　　　　　　
　　头发梳得亮光光，
　　　皮鞋踏得响梆梆，
　　　语文老师佟**，
　　　耀武扬威进课堂。
　　　……

　　　　　　
　　后面是什么，忘了，总之极尽挖苦之能事。我的一位涂姓同学毛笔字写得好，立刻抄成大字报，张贴在主楼的三楼楼梯上，大字报挺长，一直垂到二楼。我们主搂的楼梯，是个天井式的，站在一楼，可以看见三楼。大字报一出，全校哗然。那时我们校有一多半人住校，各寝室呼朋引类，眨眼间人群就挤满从一楼到三楼的全部楼梯。

　　高中同学尤其开心，先开始有人朗诵，后有人倡议：“大伙一起念。”于是立刻，千百条喉咙放声朗诵：“头发梳得亮光光，皮鞋踏得响梆梆……”及至念完，掌声、笑声、起哄声，乱成一团。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啊。大伙意犹未尽，又起头念了一遍，整个大楼被震得嗡嗡乱响。后来有当晚不再学校的同学说，在三公里外他家都能听得见，不知道学校出了什么事情。语文老师的尊严，就在这齐诵声当中，灰飞烟灭了。

　　闹到后来，学校教导主任出来了，是一平素威严的女人。此时她态度和蔼，一个劲儿说：“同学们，你们的革命精神是好的，但是这个楼梯的承重是有限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请大家散去。大字报也不要贴在这里。”

　　高年级同学立刻就有人反驳：“楼梯不结实，拿出证据来！”更有人叫喊：“灭火队！可耻！”

　　教导主任忍辱负重，笑容不改，还是劝。又僵持了一会儿，大家觉得已经过瘾，就决定散了，但大字报谁也不能动。

　　6月的晚风，拂面温柔无比，从主楼出来，走在操场上，只见三三两两的同学边走边议论这事。有几个极漂亮的高年级女生，还在背诵我那诗，继而就咯咯地笑。

3 　　　　 　　我们那个学校，是省重点，叫做“省实验中学”，全省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师大附中。这两个中学，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在我们校，干部子弟特多，他们有内在的优越感，文质彬彬，人也都长得清秀，估计老妈们都是美女。他们的爹妈，一般是省市机关的局处长，家里住小洋楼，两户或四户一栋，房间多而且宽大。多年以后我想过，他们是不是凭了特权上了这好学校呢？然而又不像，因为这类同学，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完全可以凭实力考上来。当年走后门的，也有，但很罕见。我们班一个王姓女生，来自市郊农村，看不出是什么佼佼者，就因为她哥是校后勤处的头儿。那时的人淳朴，没人来追究这个。

 　　我的情况，就比较尴尬。我爹妈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过跟储安平那一类不同，一是他们年轻，解放时才大学毕业，没那么多历史纠葛；二是他们是搞科研的，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存在“谋逆”的潜在可能。当时的国策是，中国要强大，科学要发达，一般不去骚扰科学人士，所以相对日子好过一些，但终究不是主流阶层。再加上收入较高，又不免遭人忌恨。这样的人士，在那个年代里，有一点儿另类和灰色。 

　　当时人的经济水平，干部，大学毕业工作后，一般月入是36元钱。工人，学徒工大概是15元，八级技工也就是“工人贵族”能达到80元。我父母一个月的收入，加在一块儿是220元钱。而国家主席和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据说是月薪400元。可见我们家还较为富裕，因此，一直为部分同学所侧目。 

　　偏偏我的学习成绩又不大好，在班上属于最后三名之列，数学、俄语、语文、地理，一样也提不起来，成了“富家子弟多废物”的典型。整个初中一年级，都郁郁不欢。我小学上的是一所单位的职工子弟学校，教学水平有限，我还可以跻身于优秀生之列。中考时，作文侥幸没跑题，凭本事考进了重点校。可是一到初中，就傻了眼，就像小县城的高考状元进了北大，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差生。 

　　我努力了一年，改善也不大，就是笨，无法。到一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66年3、4月份，仅有语文稍有起色，有个把篇作文的个把句子，被佟老师用红笔画了些圈点，意思是“孺子尚可教”。但佟老师并不把我当回事，他只垂青一位苗姓的女同学。那苗妹妹长得漂亮，作文也端的是好，回回都拿来当范文念。 

　　班主任张老师，女性，壮硕，原则性强，认为我这样的学生，不堪造就成“接班人”。她对官宦子弟比较尊重，对我，一直轻蔑。一次开家长会，张老师特地对我爸说：“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家扫厕所，锻炼锻炼。”爸爸是老实人，诺诺而退。回来跟我妈说，我妈厉害，由于当时经常遇到这类啼笑皆非的事，所以她根本没当回事，只说：“开玩笑！她不知道，我们家厕所干净着呢，扫厕所，能锻炼什么？” 

　　那个时代，很有些矛盾的事。一方面，突出政治的调子很高，一方面人们仍热衷于钻研业务。后来的大字报，就开始直指“反动学术权威”了。我们学校的李校长，名绍基。这名字不大好，跟“烧鸡”谐音。那年月好吃的东西少，电影里汉奸和腐化分子都愿意吃烧鸡。我多年以后才品出来，这位李校长其实是个性情中人，洒脱得很。他当时有两句名言，被革命的学生们抓住了辩子。一句是，“要披头散发赶附中”。你看，这多么形象。一个人，要达到一个目标，真就要有这种“披头散发”精神。当今的女孩子，如果都能“披头散发傍大款”，我认为，一定没有傍不上的。还有一句是：“你们知道爵士乐是什么调子吗？就跟小孩小便的声音差不多，你们听啊，嘘嘘嘘??” 

　　前一句，革命学生斥之为鼓吹“白专道路”，后一句，学生斥之为“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大字报言之凿凿。李绍基校长，就此威望扫地，成了笑料人物。 

　　这还是打的边缘战，是大乱的前奏。66年5月16日，著名的《5、16通知》出台，实际已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走向，但老百姓不可能知道。后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出台，这个是公开的，俗称“十六条”，确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明白的话，傻瓜才不理解。 

　　终于，火力渐渐开始对准当权派了。从6月初起，老师们就已全面退出学生生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这时候的中学，学生处于自治状态，高年级同学一开始对我们说，要停课闹革命，今年的高考也暂停了。我们听了略略有些激动。过了几天，又有准确消息传来：永久性停课，全力以赴投入运动。开课的事情，到运动后期再说。我们简直是狂喜，尤其是我。再见了，可恶的课本！再见了，不讨人喜欢的老师！自由从此开始。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实验田里，摘了几个西红柿吃，夏天的西红柿，真是甜，甜到心里。从那一天起，我就再没学过中学课程了。到现在，化学、物理、数学的知识等于白痴，给我老爹擦鞋都不配。

我姥姥疼我，每天给我一毛钱，让我自己在供销社买两个豆沙包带去。这居然引起了部分同学的愤怒??“他怎么可以天天吃豆沙包？”好像我吸了人民血汗似的，吓得我赶紧让姥姥准备米饭加咸菜，这才平息了舆论。
我晕…………[em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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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在蠢动，学校管理层也不是泥塑木胎，他们驾驭学生多年，老到得很，这次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从上头的精神里得不到相应的办法了，却能依照惯例来处理。他们拿出的一招是“散其锋锐”。首先，不允许大字报贴在教学楼走廊了，而是在体育馆另辟了场所，拉起绳子，你有多少大字报都尽管贴。结果大字报虽多，却不能像在教学楼里贴出来那样具有喜剧效果了，冲击力随之大减。其次是组织学生去劳动、下乡。你要革命，总不能抵触劳动吧，等你去劳动，革命自然也就得放一放。这个办法，也有点儿用，学生喜好新鲜，一劳动，确实就忘记了现实。再有就是把原来靠近领导的“基本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校卫队”，维持校园治安，相当于俄国1917年临时政府的“士官生”，能起到保驾作用。这伙卫队，后来发展成为一派，当时民间名之为“保皇派”??借用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用语。

　　三管齐下，校园的胡闹果然平息了一些。我们的班主任早就不露面了，一位体育老师带领我们下乡。在郊区，离学校不远，是走着去的。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农村，感觉比较落后，但并不触目惊心，反而有点儿野趣。劳动不算太累，大概拔草之类的吧，记不清了。印象比较深的，是生活不便。睡在老乡家的土炕上，跳蚤奇多，晚上咬得睡不着。第二天起来列队，满口“大词”的体育老师也是在身上左挠挠，右挠挠，顾不得形象了。这“蚤子”，写在张爱玲的华丽文章里，蛮有诗意的，在现实中，却令人恐怖。同学们反应强烈。生产队干部倒也实在，马上把“六六粉”（剧毒农药）洒了一炕，第二天晚上又呛得我们睡不着。劳动的间隙，我们集体去上厕所。这个村还比较发达，村中央有一个公共厕所，设施很简陋，两个入口，没写男女。我们问了村干部，知道了哪个是男用的，就一窝蜂挤进去。人多，坑位少，一位于姓同学恼了，转身就进了另一个门。好家伙，光天化日下进女厕所！男生们立刻起了哄。于同学放完水，系着裤扣出来，见大家哄笑，脸立刻涨红：“你们知道什么？农村厕所不分男女。妈的，你们这帮逼。”

　　于同学出身平民，家在二道河子平民区住，熟悉乡村生活。他此刻说的，也许是真理，但在那种情势下，他分明就是进了女厕所，有口难辩。一旁的村干部只是抿嘴乐，不做证明。这正应了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话，“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然而这少数人，几十年来证明了，也往往最倒霉。

　　革命与保守就这么在校园僵持着。在全国范围内，少奇主席下令派了“工作队”。绝大部分工作队，都是去大中学校熄火的，试图把运动控制在一个有序的状态下。但也有例外，工作队也是人，思想不可能都一样。来我校的工作队，比较支持激进的学生。革命学生还不至于熄火，拉锯战在延续。7月中，形势起变化，毛主席离开住了一段时间的湖南滴水洞，北上，至武汉。以73高龄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他穿浴衣向群众挥手的大照片，登满了各大报纸。并有豪言壮语传遍全国：“要学会在大风大浪里游泳。”这，是个预言，全国人民也知道，他指的其实不是水。

　　游完长江，老人家继续北上，回京，要总揽全局了。很快，一张最有气魄的大字报问世了，我们后来才知道它的内容，题目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大意是说，50多天来，从中央到地方，死气沉沉，工作队没干好事情，历史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等等。那几个乱臣贼子，康生、江青、陈伯达，趁机在北京搞了些蛊惑与收买人心的名堂，撤回了全国的工作队。吾土吾民，再次大哗。

　　这回的火山可是再也压不住了。7月下旬，炮轰我们学校一把手??总支书记王锐符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王书记是个典型的政工干部，不是很亲切，有城府，有点儿架子，但偶尔也能说很平民化的话。下乡劳动前，他还给我们做过简单动员，话语很平实，说体力劳动并不可怕，老乡能干，咱们也能干。

　　几天后，终于开了王书记的斗争会，在露天操场??我们叫风雨操场。晚7点半开始，学生站了一操场，王书记站在高台上，低首下心。一个个教师、教工、学生上去揭发??干了哪些错事，说了哪些错话。口号声一阵阵滚过，大意是“打倒王锐符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王锐符是久经考验的干部，不是那么好屈服的，斗争会开得相当艰苦。若干人跳上台去指控，有口齿不灵的，还引起哄堂大笑。我记得有如下一段对话，堪称经典??
　　　　　　

　　“你说没说过毛主席教育思想是‘那一套’？”
　　“说过。”
　　“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你为什么说是‘那一套’？是不是在恶毒攻击？”
　　“我寻思（支吾片刻）……主席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是有体系的，是一套一套的，所以才这么说。”
　　（全场爆发愤怒的口号声。）

　　　　　　
　　斗争会反复施压，到后来，让王书记挂了一个大木牌（上写反党分子王锐符号并打红叉），站在一个课桌上，岌岌可危，头上还戴了一个铁丝的字纸楼，状如可怜的堂-吉诃德。最后是一桶臭墨汁从头浇下。大会直开到深夜1点，王书记终于顶不住了，你说什么我都承认。会议组织者立刻请示了省委，要求“罢官”，也就是现在的撤职。省委那时候难以自保，只要基层有要求“罢官”的，一律同意。于是当场宣布王书记被“罢官”，全场掌声雷动，口号声直窜夜空。

　　在我们的头上，星空万古如斯。往年的这个时候，校园正度过宁静的暑假，晚上，也许有业余兴趣小组在看天象。这样的宁静，今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以后不会再有了。

5 　　　　 　　那时在中学里，到1966年，共有六个年级的学生。初中三届，高中三届，是文革前考上中学的“最后的莫希干人”。“老三届”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那时我校的学生，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可以说是一批人杰了，个个堪当栋梁材。

 　　那时的高中生，成熟稳重，大多都很善良，且早早就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有的追求进步，热心公益事业，为早日入团积累资本；有的闷头学习，一心想攻入北大清华，当一等公民。他们头脑清晰，办事干练，到现在我对他们那批人，都还心存敬畏。 

　　我们班的同学就更了不得啦，绝大部分是神童的级别。上数学课时，一半的同学都不听老师讲课，而是自己自学抢进度。他们大都住校，晚间要上晚自习，是自愿的，非常刻苦。有人没等初一念完，已经自学了一半初二的课程了。那个时候，允许跳级，只要自学完初二的课，下学期可直接上初三。我已经看出来了，多数人都憋着劲儿要跳级，因为那很荣耀。 

　　我就不行了。家离学校近，是走读，感染不了那种拼命的气氛。不大勤奋，又笨。数学金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我都听不大明白，更遑论自学！晚上做完作业，就算拉倒，决不多花脑筋温功课，只顾了听小说连续广播。作家浩然的《艳阳天》??“萧长春三年前死了媳妇儿，到现在都一直没娶。”哈哈，听得不亦乐乎。后来偶然发现，同学们都在看教辅书，演算数学题练脑。我很惊奇，一打听，原来是《趣味数学》、《数学疑难土解》、《初一数学习题集》之类，便也买了来做。一试，才知道，里面的题刁钻古怪，不胜其烦。想想，也就放弃了。 

　　文革一来，他们全都白费劲了，我也因此放下了一个大包袱。我自从上了初中不久，就厌学，上课只是喜欢看教室窗户上挂的白布窗帘。窗子底下，是一排丁香丛。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窗帘上，是透明的。风一吹，轻轻舒展，露出窗外的绿叶。日子在那个时候，就显得很宁静。 

　　现在好了，课不上了，书记校长也倒台了。我们学校这个社会基本单位，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诸位一定从没感受过。那感觉，正如电影《阿诗玛》里唱的??“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从此妈妈不忧伤，哎喽哎喽不忧伤……” 

　　我们不忧伤。我们才刚满14岁，一辈子的路，不是还长着呢吗？现在吃喝不愁，又不上课，就玩吧。那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学游泳的狂潮，因为领袖刚刚“到中流击水”。我天天跑到南湖游泳场学游泳，学校不想去了。大字报穷追王书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感觉很枯燥，不如观赏淋墨汁的批斗会痛快。在水里，三折腾两折腾，居然就学会了游泳，且是会三种姿势。至今我的速度与耐力，都罕有人能匹。

6 　　　　 　　7、8月之交，我只是狂玩，精神生活全无踪影了。那时小孩还是有很多杂志可看的，到7月份，为了跟上文革步伐，这批少儿杂志先是踉踉跄跄，发一些小孩跟工农兵伯伯阿姨一起横扫牛鬼蛇神的画图，发点儿官样文章，后来干脆，通通停刊了。

 　　那时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学生，基本不干正事了，在本单位乱刷大字报。在北京控制运动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名列国务院之后，其实是权力中轴。为首者，江青，在公众场合常戴军帽，高举语录本。我在广播里听过她的讲话，说悦耳的普通话，有颤音。 

　　到了8月18日，东胜神州突地蹦出了个牛魔王??红卫兵。8月下旬，东北已天凉，早晚冷嗖嗖，可是18日那天，广播里能听到北京沸腾了??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那一天是林彪讲的话，他湖北口音重，“忠于毛主席”念成“忠如毛主席”，且喊口号时，拖音极长，颤颤的。“万~~~~岁！”??就这个样子。林彪讲话里提到了“要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后来马上被人们归纳为“破四旧”。这话抽象地来看，没有错儿。但他在那时一说，无疑是“灭杀令”，第二天，咱们中国就开了锅。 

　　第二天，各报整版登满了照片。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毛主席穿军装、戴袖标，在天安门楼上向群众招手；另一张，是著名的红卫兵人物宋彬彬给毛主席左臂戴红袖标。说到这儿，得倒叙一下，红卫兵这批小牛魔王，可不是一天之内就涌出了一百万的。这个组织，我后来做过专门研究，开了不少眼界。它早在5月29日就成立了，由清华附中100名小牛魔王发起。为首者，卜大华。他早已是无声无息了??臭虫其瘪也。可是另有一位大名鼎鼎者在。100好汉中，有一为“红卫兵”名称发明者，也就是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红卫兵”名称者，叫张承志。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张承志先生的散文集和小说，希望能看到他在良知上有那么点点愧悔。可是没有，张先生是正义的化身，总是有理。“红卫兵”这个词，在他老人家的书中多次提到，对其赞美之词，犹如80后的MM狂捧宫崎骏。翻遍张先生雄文，仅有一处提到这是“错误”，另一处，是自辩“没有……完全人道的革命”。 

　　好了，对“红卫兵”不能再多说了，多说，我这文章就要岔到爪哇国去了。总之，红卫兵是一个以血统（出身）纯正与否为条件，来吸收成员的小牛魔王组织。仅此一点，像什么我就不用说了。成员穿旧军衣军裤，腰扎宽皮带，臂戴红袖标，戴军帽（女子亦然）。以我后来的见解，全国的红卫兵是狂徒，北京的红卫兵是恶棍，北京西城区的某些红卫兵是匪??基本如此。他们这帮恶棍干了些什么呢？只说两件，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被本校女红卫兵活活打死，成为中学校长文革中殉职第一人；8月23日，北京女八中100名女红卫兵在文庙批斗文化界“黑帮”，殴打、凌辱老舍先生长达10多个小时，第二天还要他老人家去接受批斗，老人只有一死了之。 

　　这些狂徒啊，女牛魔王，我的年轻的读者们，她们那时不过才15、6岁呀

7 　　　　 　　有一个古词儿，是形容乱套了的，叫做“鱼烂”。挺形象，我一下就记住了。那年北京一闹，全国就稳不住了。对那一年的8月，文革时御用的“伪史”称为“红八月”，不过也真是够火的。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只是在本单位闹腾，社会秩序、世道人心还在依惯性维持着一个治世的样子，“8、18”以后，那是真正的开始“鱼烂”了。在某些角落，甚至一直烂到现在。
 
　　8月20日，也就是林彪的湖北腔绕梁未止的第三天，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杀向社会了。继而，在我们长春，也遍地冒出了穿黄军装的“革命小将”。那天，我坐公车去五商店瞎逛，半路上上来两个小牛魔王，女的，扎刷子辩儿，不知是哪个学校的。我那时判断力极强，一看岁数、气质，就知道是初二的。两丫头手拿《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上了车，就堵在车门，不买票。售票员哪里敢问。一会儿，一个翻开语录，高声朗读：“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念了两条，两人忽然又齐唱《造反歌》，节奏铿然。词曰：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的， 　　　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白）你就滚他妈的蛋！ 

　　　　　　 　　这歌里的“老子”，是指爸爸。红卫兵的“思想”，在这两句词儿里，可见一斑。车内多是成人，那时市民心理还处“惯性”状态，对这种小玩儿闹还不大适应，就装作看不见听不着。当俩虎妞声嘶力竭喊出“就滚他妈的蛋”时，终于有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子忍不住，嗤了一声：“这什么玩意儿！”声音很大，全车都听得见，人们会意，但没有敢搭腔的。俩小丫气势虽凶，但显然是初上阵，不敢造次，也就装听不见。那时大学成立红卫兵要比中学迟一些，大学生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要比小孩严肃得多。车到站，俩小妞连呼两声“造反有理，造反有理”，便下车了，扬长而去。 

　　这是小意思，又过了两天，市面上就沸反盈天了。各路红卫兵四处“破四旧”，街上黄流乱注，红旗招展，一副要“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架势。张承志也说过，他忘不了红卫兵“为底层人民的申张”。不过，果真如此，倒也好了，哪怕你爬上土豪劣绅小姐的牙床去蹦一蹦，大家也没意见。 

　　他们这帮小牛魔王在干些什么呢？??捣毁名胜古迹、禁止奇装异服、烧古旧书籍及字画、改街名店铺名、抄家、殴打“黑五类”分子、揪斗“黑帮分子”。如今凡你在名胜区看见缺鼻子烂眼睛的石佛石像，八成都是那时候搞的。 

　　革命前，一到上班，街上人很少。一进8月，闲杂人多了，乱哄哄的。大街上，传单满天飞，闲人就乱抢。这么看上去，是很美，有点儿像革命，像“五四”或“12、9”，打倒孔家店或救亡。但看看传单内容，现在的人恐怕就要晕了??整个一义和团大师兄的逻辑和语言。略举一二，供观赏： 

　　其一，“强烈要求交通部门把红绿灯颠倒过来。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表示‘禁止通行’？” 　　其二，“现行的《毛泽东选集》是用白纸黑字印的，白色和黑色都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今后《毛选》用红纸金字印刷。” 　　其三，“广大的革命群众注意，长春市新生塑料厂生产的凉鞋，底部的花纹是一个‘毛’字，穿上这种鞋，就是把‘毛’字踩在脚底下，我们强烈要求公安机关抓获设计这种鞋的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 　　其四，“请大家注意，某月某日《吉林日报》第某版的主席像，在阳光下透过去看，背面是一行大标题，毛主席身上，恰好是‘毒蛇’两个字。强烈要求专政部门揪出隐蔽在报社的反革命分子！” 　　其五，“副食品店卖点心蛋糕，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勒令从即日起只能卖符合工农大众的食品窝窝头！”

 　　等等，等等，左不过是这类货色，也不知道在申张什么正义，倒像是刚从北京安定医院跑出来的。 　　就算是大师兄，也罢。人家大师兄是灭洋，精神可嘉，而红卫兵却是专灭自己人，欺辱弱势群体，形同恶奴。 

　　那时候，被红卫兵砸了个落花流水的，有两类人，一是“黑五类”，一是“黑帮分子”。黑五类就是地富反坏右，黑帮就是在单位里被打倒的老教师、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黑五类其实原本就很惨，是社会边缘人物，苟且地活着，低人一等，连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人文知识分子之流，工资虽然高，但也是边缘化人物，总是夹着尾巴做人。两者都是靠劳动吃饭的，根本谈不上是欺压劳动人民的恶人。正因为是弱小者，所以成了红卫兵痛打的“落水狗”。原本在60年代初，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就已经很厉害，红卫兵更是变本加厉，往死里糟践他们。 

　　那时候的闹市区，是节场，是马戏大棚，是疯人院，见着什么都用不着奇怪。革命群众发明了一种宣传车，汽车上装着高音喇叭，走到哪儿喊到哪儿。人们都机灵了，一听宣传车哇哇叫，就知道准有热闹，又是拿黑帮游街了。这后遗症我到现在还有，在街上只要一听到银行揽储或酒厂促销的宣传车叫唤，就回头想看有什么热闹。 

　　有一天在斯大林大街上，锣鼓喧天。我看见，远远就过来了一伙黑帮，穿着古装戏服，敲着锣，喊着自辱口号，摇摇摆摆地游街，官帽子上的两个帽翅，还颤颤地晃动。后面是革命群众压阵。看热闹的人见得多了，只是冷冷地看，也不喝彩。敲锣的黑帮只是目不斜视地敲，也没有羞愧的神态。 

　　那是一日三惊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红卫兵就又弄出什么花样来。“破四旧”，把常态的社会砸烂了，人们开始热衷于观赏别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 

　　那时候，其实也是有法律的，有警察。虽然那时的警察，现在看来比较窝囊，不敢跟老百姓吹胡子瞪眼，但乱打人，乱抄家，他们总可以管管吧？不行，中央文革有令，公安部发了文，不许警察干涉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北京女八中小牛魔王殴打老舍先生那天，老舍的同事见再搞下去先生恐怕要玩儿完，就把老舍“掩护”到了派出所。但小牛魔王们又撵到派出所，继续打，直打到半夜。警察能说啥？ 

　　鱼呀，就这么开始烂了。张承志笔下“理想主义”的红卫兵，“动机纯洁”的小牛魔王们，他们在北京，一个多月里，就革掉了1772人的老命，比我们学校当时的总人数还多。在北京大兴县，竟有22户被灭门，死的最小的一个，出生才28天！小子们固然可以“理想主义”，但是天理何在呀！当然了，张先生尽管可以继续“礼赞”他的红卫兵，我在这儿，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东北那个地方，民风虽然骠悍一点儿，但在那个年代，还存留着文革前的一点儿理性。同样是红卫兵，长春的小子们不过就是狂一点儿。我那时，没听说有打死人的。

8 　　　　 　　8月末，我在街上逛够了，到学校去看了看。学校已是红卫兵的天下。进进出出的全是黄军装，火红的袖标表示着他们是优等人。我的出身，不是“黑五类”。姥爷虽然曾是大名鼎鼎的企业家，但已过世多年，早不为人所知。东北又是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地方，母系的问题大家不太重视。那年月，讲出身要讲到三代，即论到爷爷辈。我的爷爷，是个普通人，解放前是南京一家厂的科室人员，49年以后留用，一直就没变化，因此我的出身是职员。灰色，不入流，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但也没多大问题。如果是“黑五类”出身，那就惨了，当年被叫成“狗崽子”，连人都不是了。

 　　走在学校里，看昔日某些同学，忽然就成了上等人，把家里老爸的“将校呢”、“人字呢”军装一穿，威风八面。小子们看我的眼光，再没有以前的那种平等与和善，而是有藏不住的蔑视。 

　　在我的成长史里，在小学遭人嫉恨是有的。一是因为家里有钱，二是因为学习不错，这都惹人眼红。但受歧视是决无的。那年月，公开舆论还是提倡平等的，像“阶级兄弟”之类。小学班里有一个同学，家贫，父亲是街头的修鞋匠??那年头极为罕见的自由职业者。有一次，我跟他闹别扭，童言无忌，说了句：“你爸是个掌破鞋的！”老师知道了，大怒，在课堂上教训我：“什么叫‘掌破鞋’的？那是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你，你爸爸妈妈，能正常生活吗？”我脸颊通红，羞愧难当，真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从次再不敢轻视修鞋的职业。到今天为止，对街上修鞋的浙江农妇，仍是恭敬有加，请她们钉鞋掌的时候，总要问问她们家里收成，孩子学费什么的，让人家心里舒舒服服。 

　　我们这个民族，是农耕民族脱胎出来的，讲究一团和气，睦邻友好。在以前，不论改朝换代、战乱、外患怎么洗礼，民族素质上总有一种与人为善的敦厚底色。文革前，邻里相帮，是不分身份角色的。居民区里的贫民人家，也曾给我们家送来一些黄灿灿的“大饼子”（玉米面制成），让我们祖籍南方的人尝鲜；我们家也回馈给他们一些粮票，聊补他们的吃食，相处怡然。 

　　但是自“红八月”之后，淳厚民风开始瓦解，到后来荡然无存，歧视之风大盛。被歧视者，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是身份所致。因为总是不断有人在倒霉，所以一轮一轮，总有一批人无端受歧视。 

　　　　 　　9 

　　　　 　　在家里混了半个月，忍不住，又去了学校。学校里，走廊的大字报已经是满坑满谷。最醒目的一张，题目叫做《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落款是“省实验八一红旗战斗队”。这个标题，就是当年最著名的“血统论对联”，是红卫兵的基本理念。至于内容，无非是些狂妄之论，但以当年我们这些卑微者看来，真像句句都在扇我们嘴巴子，一掌一个血印。 

　　正彷徨间，我忽然遇到班里的一位宫姓同学，他父亲是某军医大的教授，想必他本人也算“革军子弟”。如今也是个红卫兵了，戴个红袖标。感觉上有点儿新鲜的，是红袖标上面印的是黑字。老宫对我很热情，把我拉到风雨操场坐下，促膝谈心。他说：“参加组织吧，别在家瞎混了。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错过了可惜。”我无比羡慕地看着他的红袖标，迟疑道：“可……我不是‘红五类’出身。”所谓“红五类”，是与“黑五类”相对应的身份，即：工、农、革干、革军、烈士，这五种。只有老爹是“红五类”，才可入红卫兵。老宫这时笑了，说：“你老爸是地主？是资本家？”我连忙摇头。他又说：“这不结了！你虽然不能加入红卫兵，但可以加入革命群众组织啊。我们是新成立的‘革命造反大军’，是最有前途的组织，凡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我们都欢迎。你完全可以加入，怎么样？” 

　　他见我懵懂，就给我上了一堂形势课。原来，我校已经有了三个学生组织。第一个，叫“毛泽东思想前卫队”，由原来“校卫队”的那一伙发展而来，哺乳之恩难忘，所以是“保皇派”，一点儿都不前卫，认为校党总支没什么大错误。他们态度保守，又拉了不少出身可疑的同学加入，所以人虽多，但名声臭。我班几乎所有的原班干部，都加入了这个“前卫队”。第二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八一红旗战斗队”，这是个纯红卫兵组织，非“红五类”不要，以“革军”子弟为主体，人虽少，但比较跋扈，态度也很保守。第三个，就是“造反大军”，这是一股新兴势力，精英分子多，政策性强，态度坚决，以打倒王书记、搞垮前两个组织为己任。 

　　我被说活了心。“破四旧”以来，虽然看热闹看得开心，但经常有被时代抛弃的失落感，毕竟是郁闷。风声最紧的那几天，家里也很紧张。父母在那一年不过39岁，但他们已有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四旧史”。家里老照片多、旧书多、书信多，如果被抄家，也许就是惹麻烦的祸端。他们倒不是很怕，反正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解放区的天下，没做任何亏心事。姥姥可吓坏了，一听敲锣打鼓就心惊，于是偷偷“坚壁清野”。白天父母上班，姥姥就把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撕碎了，扔进茅坑用水冲走，在厨房用火烧掉，趁人不注意扔到垃圾站去……老人默默无语，忙得很辛苦，犹如被捕前的地下工作者。东西也不敢卖给收破烂的，怕被追查出来。那一时期，宿舍区经常飘出烧纸味儿，看来干地下工作的还不少。幸亏老百姓还算淳厚，居委会和邻里并没有去揭发的。大难当头，谁都不易，落井下石的事情那时还不多。 

　　姥姥是家庭妇女，劳动了一辈子，然而早年是小康出身，也不知哪个年代存了一条细细的金项链，即使放在今天也值不了多少钱，她偷偷交给我，让我扔到南湖里。我慨然应命，像个敌后小八路，遛?到湖边，见左右无人，赶紧扔了。 

　　我最心疼的，是爸爸小时候的儿童读物，图文并茂，纸很厚，图画都是彩色线描的，典雅细腻。我记得有讲救火队的、有讲养蚕人的、有讲运动会的，五花八门。这些书是一套丛书，总名大概叫做《中华民国少年文库》，这名儿就犯忌，不烧怎么行？ 

　　革命来了，我的家人却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感觉很不好，与我年年清明在烈士墓前的宣誓不大符合。现在，老宫拉了我一把，终于有了一个重新踏入主流的机会，于是我略加考虑，就同意了。 

　　老宫大喜，马上拉我去办手续。很简单，初三的一个小子随便问了问，主要是问出身。我说是职员。他说：“你爷爷解放前呢？”我说：“解放前就是。”他说：“哦，是伪职员。灰色的，没干好事，也没干什么坏事。”老宫连忙说项，那小子说：“行！欢迎参加‘造大’，好好干革命。” 

　　过了两天，老宫给了我一个袖标，黑字印着“革命造反大军”。这是群众组织袖标，一般根本没人戴。红卫兵到现在已经泛化了，一个组织里面，即有红五类，也有非红五类，咸与维新。不同的是，红五类都戴“红卫兵”袖标，非红五类什么也不戴，军装与仿军装也不能穿，只穿蓝学生服。 

　　老宫告诉我：“北京最先起事的红卫兵，是用墨在袖标上印了‘红卫兵’仨字儿，是在毛主席的几个题词中扒下来的字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字兵’。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戴的都是黑字袖标。这袖标，表示血统最纯，资格最老，一般组织不让用。咱们造反大军有几个人跟他们北京黑字兵是哥们儿，因此获准用黑字。你看看，多精神。他们那些黄字的、白字的，多土！” 

　　我仔细看看他的红袖标，果然有贵族气，就越发珍视这份儿荣誉，尽管我没有。当下的年轻朋友们大概要问了：这红袖标是个啥东东？如今的街上，还能看到一些残迹，就是??交通协管冷不防罚你款的??那些主儿，胳膊上戴的红胳膊箍儿。

10 　　　　 　　“破四旧”那时已经过了全盛期，但学校红卫兵仍然经常出去抄家。我们这个造反大军，果然是“王者之师”，气象不一样。一天我到学校，正逢我们的总头儿要带一队红卫兵去抄家，在做战前训话。总头儿当时的职务叫“勤务员”，我们的总部也不叫总部，叫“总勤务部”，意思跟现在的“公仆”差不多。我们的一把手姓姜，是个转业兵，保送来上高中的。他年纪大，人很沉稳，在队列前拿出《语录》来，带大家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特别讲了“缴获要归公”和“不许打人骂人”，出外抄家要特别注意形象。这一点，使我大感惊奇。老宫说，咱们造大在外面不乱来，跟老姜的个人品格很有关。

 　　然后，一伙人上了卡车，疾驶而去。那时抄家，是到居委会、派出所去找线索，也有居委会主动要求学校去人的。至于双方如何联系，完全是偶然因素。我并非红五类出身，所以没资格参与抄家，那时还体会不到抄家是个什么滋味儿。 

　　我加入组织后，才知道：老宫那么热心，其实是在拉人。我班像点儿样的人，都参加了那两个组织，再去掉“黑五类”子弟不敢到学校来，剩下的，就寥寥无几了。老宫在造反大军里，是个光杆司令，他琢磨着也拉起个小队伍来，过过领袖瘾。一共拉到了四个，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和我。他说：“咱们成立个‘红色铁血队’吧。”那时，大的组织里，有无数的小战斗队，最少的一人，多的二三十人也有。名字花花哨哨，多半用主席诗词里的词儿做名称，说成立就成立了，也不用报总部批。早年“抗联”有个“少年铁血队”，是打日本的，我们“僭用”过来，堂而皇之。 

　　学校的教室，都让人占了，我们没有场所。老宫在校办厂找了个小破屋，敝帚自珍，摆了几把桌椅。他看看屋子有点脏，就把语文老师佟某某叫了来。佟早已是黑帮，大背头剪掉了，剃了个平头，穿一身黑衣服，戴个白名签，天天在“黑帮队”里待命。老宫对他喝道：“对问题有新的认识吗？”佟老师低下原本高傲的头颅，鸡啄米似地点头：“有，有！我有罪。”老宫问：“你是不是反对毛主席？”佟老师说：“不反……啊，反，反，我有罪。”老宫指指脸盆和抹布：“现在，你把这屋子好好收拾一遍！”佟老师一怔，如蒙大赦，连忙动手。老宫说：“别偷懒！”佟老师说：“一定让革命小将满意。” 

　　我们走出屋子，让他自己忙。一会儿，收拾干净了。佟老师出来打了个立正：“报告！收拾完了。”老宫进去看看，出来说：“行了，滚回去吧，”佟老师低头便走。老宫大喝：“站住！”佟老师一机灵，连忙停下：“报、报告，还有事么？”老宫命令：“我让你一边走，一边唱《黑帮歌》。”佟老师又啄了几下米，说：“是，是。”然后迈着齐步走的步伐，找了找音调：“我，我……（唱）我是一个黑帮，我是一个黑帮，我有罪，我该死……”他黑色的身影渐行渐远，歌声也微弱了。老宫做个鬼脸，一笑，喊道：“大声！”于是佟老师的歌声，在操场那边，又猛地响亮起来。 

　　“铁血队”成立了，油印了几百份成立宣言，上街去撒了。那年头，只要有传单，就有人抢。接下来再干什么，是个问题。像高年级同学那样学社论、研究王书记的罪行，我们没有兴趣。老宫提议：“我们来审问老王吧。”他去黑帮队唤了王书记来。王书记跟佟老师的打扮一样，但是不像佟老师那么卑微，进了我们屋子后，眼光里有点儿警觉。我们开始审问，提了些问题，比如，是否在文革前“十七年”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否跟毛主席教育思想唱反调，用过哪些手法毒害学生，等等。老王是久经考验的，他应对审问的办法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什么罪他都认，然而一谈到具体问题，就抵赖，最后等于他一点儿没做错什么。我们于是很气愤，一边拍桌子，一边喝斥他。 

　　我们这几个小毛孩子，看来拿不下这个狡猾的修正主义份子，喝斥也没用，老宫忽然一笑，吩咐我们：“去拿个拖把来，给他加加压！”他让老王坐下，把拖把杆儿横在老王大腿上，让我们在拖把杆儿两头一边坐一个人。“不说？”他下令，“往下坐！”我们就使劲往下坐。可是老王也很狡猾，没等我们使劲儿，他就杀猪一样叫起来。“至于吗？使劲儿！”老宫继续下令。涂同学心比较软，赶紧阻拦：“这是干嘛？这样不好。”老宫说：“造反嘛，怕什么？”涂同学说：“这太不人道了。造反是造反，这样干，怎么行？”老宫说：“你别管，对付顽固分子，就得这样。”于是我们又压，老王又杀猪，如是几回。声音一叫得太大了，我们就赶紧松开，怕门外有同学听见，进来指责我们胡闹。涂同学仍然固执，说：“这真的不行，算了吧。”老宫说：“好，算了，饶他一回。”让老王起来，吩咐他写十页检查材料送来。 

　　王书记态度，比刚才恭敬多了，顺从地走了。 

　　他一走，老宫就说：“这个王锐符！”说着，学了几声杀猪叫。我们一阵大笑。 

　　闲暇时间还是多，老宫就把校工老杨找了来。老杨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是黑五类，属于管制对象。他手巧，什么都会做。老宫先是假装要打他，一扬手，吓的老杨“妈呀妈呀”直往地上缩??他是给打怕了。在学校，只要是个人，就可以随时踹他几脚。老宫说：“起来，起来，不打你，你给我做个东西。”他拿出一本少年航海模型书籍，翻到一页，指着一个图说：“这能做吗？”老杨看看，说：“能。”两人就研究了半天用什么木料、刷什么漆的问题。 

　　没两天工夫，航模真的就做好了，刷的是铁灰色的漆，甲板上还有炮，很漂亮。我们高高兴兴拿到南湖里去放。小船炮口高扬，破浪前进，真是很威武，能保卫祖国的样子。 

　　后来这个老实善良的老杨，因为天天被红卫兵捉弄、踢打，给吓疯了。他做的船，就一直摆在我们战斗队里。

11 　　　　 　　老宫一直在致力于拉人，9月下旬，他又把我们班原先的劳动委员刘同学拉进了造大。刘同学的老爸是工厂的一个科长，爷爷也没有问题，所以一进来就是红卫兵。原来在班上，他不过是个忙忙碌碌的角色，没什么尊严。文革一起，再见面时，竟然有了架子，很牛，也忽然多了不少心机。

 　　“铁血队”继续凑热闹。涂同学的毛笔字好，我们就琢磨着写大字报，但苦于文采太少，写不了连篇累牍的轰动文章，就写大标语，到处乱贴，什么“炮轰”、“打倒”之类的。那时的大字报已经冲出室内，街上只要有一面墙，就可以贴。也没有什么“城管”机构，决不会遭遇干涉。一般大字报都写着“请保留多少天”，意思是“请勿覆盖”。等风吹日晒，几层大字报结成了硬壳，就有那捡破烂的，把它们撕下去，卖钱。这一新冒出来的生财之道，当时接济了不少弱势群体。 

　　学校虽然陷于无政府状态，没有了头头，但行政机器还在奇迹般地运转。几位年轻而有没有修正主义问题的教师，组织了“维持会”，大概叫“校文革”，协调原行政班子和几大派组织，保持了学校的财务、供应水电暖气、食堂伙食、楼道卫生、校办工厂的正常运行。一大批教工就这么，拿着国家工资，陪着我们玩儿闹。各科的老师，能依附学生组织的，就混了进来；有一点问题的，则完全不来校了，白拿工资度日。 

　　我们如果想写大字报，就到总务处去领纸，一次限制给多少卷。都是上好的白纸，外带墨汁和面粉。面粉是用来自己熬浆糊的。大字报一写就是十几张、几十张，用小瓶浆糊根本不够用。笑熬浆糊，也不难，在小桶里装上面粉，用热水一冲，搅得稀稀的，用扫把蘸着往墙上抹几下，一贴纸，就粘得死死的，撕都撕不下。 

　　9月下旬，“破四旧”把黑五类搞得已接近“三光”，没什么搞头了，于是又兴起新花样。革命群众那时候聪明透顶，一天都不能消停。这一次，叫做“革命大串联”。就是学生不再局限于学校了，到外地城市去开眼界，走四方，犹如现在流行的“驴友”。其间，截止到11月初，在北京共检阅了十一次红卫兵，更促成了学生全国性的大串门。 

　　一开始，是只有戴红袖标的才能走，而且进京也是由尚未瘫痪的省委组织的。“十一”过后，我们造大，有幸去了一批红卫兵见毛主席。铁血队里，只有老宫和刘同学是红色血液，因此他俩也去了。回来后，高年级的代表兴奋异常，给我们传达精神。他们说，这次组织的检阅，意义非同寻常，参加者都是全国的“造反派”，态度最坚决。中央首长对我们很垂青，安排我们住在左家庄，检阅后又在体育馆开大会，劝勉有加。那时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为首，全国各地都有造反派，今后我们再不是孤军作战。 

　　我们的对立面，叫“保皇派”，大多都想保住本单位的头头。基本成员，是原来的班干部、团干部，好学生，既得利益者，对造反天生恐惧。他们目前势力虽大，但臃肿僵化，早晚要垮。周总理给他们面子，建议不要叫“保皇派”，说现在哪有什么“皇”，还是叫“保守派”好，尊重一点。但总理的话，不灵。 

　　在长春，也是两派。全市性的红卫兵总部有两个，“一总部”，是保皇派，驻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寺院里，俗称“大庙”总部。我们属于“二总部”，总部在市体育馆办公。二总部人少，受压制，省委也不大待见，但我们气势大，舆论上很有一套，印发的各种材料很受欢迎。 

　　到11月初，老宫决定，带我们出去串联串联。那时候，全社会为接待外地学生忙的焦头烂额，居委会、小学校都在忙着腾房子、蒸馒头。串联学生坐火车不花钱，到哪里都白吃白住。有那傻不几的南方学生不知北方之冷，穿两件单衣就出来逛，天一凉，政府还要组织棉大衣，借给他们穿。 

　　我们天天看报，知道全国已经开了锅，铁道部连火车都派不过来，心里早痒痒的。回家跟爹妈一说，爹妈也没叮嘱什么。我们虽小，但当时是社会的最精英阶层，报纸上天天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这样的文章，没人敢欺负我们。远走千里，也没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几乎一文不携，就上了路。

12 　　　　 　　出发时，涂同学和张同学没有去，我们一行只有四人。到火车站一问，才知道，到北京的票全吉林省都拿不到。千条江河归大海，青年学生都疯了似地往北京跑。老宫当机立断，决定先去吉林市，再从那里转乘去沈阳的车，一点点靠近北京。

 　　去吉林市，乘客不多，我们“买”的是“革命师生大串联乘车证”，纸的，有现在的身份证那么大。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自己找硬座。到了吉林站已经是下午，一问，果然有从牡丹江到沈阳的火车，连忙拿了第二天的票。而后，大家也没心思逛吉林。初冬的这个化工城，感觉比长春凄凉、破旧。刘同学有个亲戚在吉林，他带我们去了那家。那亲戚是个中年工人，热心而敦厚，见我们几个小孩出门，很关心，感叹如今小孩也能独自跑这么远。他叫媳妇儿做了热饭，请我们饱吃一顿。又让我们晚上就住他家，他媳妇儿、孩子另找地方借宿。工人的家，也是大炕，烧煤，很暖和。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工人就把我们叫起来，送我们上车站。初冬的早上，寒冷彻骨，公车在空旷的马路上跑，城市的路灯寂寞地亮着，远方炼油厂有点点灯火，很奇异。到了车站，等到检票，工人还是不放心，千叮咛万嘱咐。见我们穿得不够多，又面露忧色。我们安慰他说：“不要紧，这次是往南走，越走越暖和。” 

　　牡丹江来的车，人也不算多，舒舒服服就到了沈阳。在沈阳，又没票，千军万马堵在这儿，免费乘车就是不花钱的消费，人类史上几千年都不曾有了，学生们怎能不疯狂？没办法。老宫是老油条，说：“沈阳没什么意思，咱们先去大连，躲过高峰再说。”于是又南下大连。 

　　在大连，玩得不错，很多地方酷似长春，路宽而且干净。一下车，就看到有接待站，给分外来学生分配住处。住的地方叫什么，记不大清了，在城南，边缘地区的一个小学。几个人住下，去大连海运学院看了大字报，又到老虎滩看了看，见到了海，还拾了小贝壳。那时好像大连还叫旅大市。老宫有点知识储备，说：“旅，就是旅顺口。日俄大战的地方。” 

　　吃的果然免费，十人一桌，凑齐了就开饭。比现在旅游团定的伙食点做得实惠。住的就是教室，课桌全搬走，打地铺。一屋子人，袜子臭烘烘。常跟我们一桌吃饭的，有个中原不知道哪个省的学生，说话极不标准，人还有点儿二百五。刘同学实在忍不住，就学他讲话。两人斗嘴，刘同学摹仿他，惟妙惟肖。气的那家伙红头涨脸，险些打起来，负责接待的老师连忙劝阻。 

　　刘同学表情极蔑视，愤愤道：“妈的，山东棒子，开不起玩笑就别开。” 

　　从大连到北京有车，我们玩了两天就继续出发了。车是学生专列，有如眼下的民工专列，是瞅空子发的计划外车次。走走停停，见车就让，应属于特慢车。车上人山人海，转身都难。上车是在晚上，挤得像上下班高峰期的北京公交。一个高二模样的女生挤在我前面，臀部无比浑圆，压迫着我，躲也躲不开。我那时情窦未开，虽然文革前正常上课的时候，也心仪过班上一二女生，但没生理要求，也不知道该怎么要求。像这样与异性亲密接触，还是第一回。那女生，在我当时看来就是丰满妇人了，紧贴了一个多小时，我理智与欲望经过反复斗争，最后，终于轻轻摸了一下那浑圆的部分。冬天穿得多，女生毫无察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流氓活动吧，所以记忆深刻。 

　　过了两个多小时，稍微松动了一点。我们身边，是几个南方学生，哇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还背着碗，装在碗袋里，袋子上面印着学校名，模糊得看不清是什么。老宫问我：“他们是哪里人？”我说：“八成是越南的吧？”老宫后来跟他们搭上了话，居然也可以说兑水普通话，原来是广西的学生。 

　　路途长，上厕所的生理要求还是有的。不断有人喊着“借光借光”，踩着椅子背和人的肩头来来往往，被踩的人也不以为杵，反而伸手扶住。情景有点儿像“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时间渐晚，有人挺不住，开始找地方睡觉。非常状态下，人的适应力简直非凡，不少人就睡在座椅的靠背上面，那么一线窄窄的地方，居然可以不掉下来。还有钻到椅子底下的、爬到行李架上的。有乘务员发现架上有人，且架子吱吱作响，赶忙往下撵，并义正词严地训斥：“这架子怎么能睡人，塌了怎么办？你还毛主席的红卫兵呢！”众人也附和，那人只好羞愧地下来。 

　　椅子底下，算是上等铺位了。我们抢到一个，两人一组，换班睡。铺上报纸，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一宿，也就熬过去了。 

　　第二天白天，车在山海关附近拉起了老牛破车，速度慢得跟人走差不多。一路上不断地停小站，有人上，有人下。我们抢到了一个座位，大家轮流坐。差不多三十个小时过去了，车上空气污浊，大家已极其疲惫。薛同学开始晕车，座位就理所当然他坐，其他人牺牲一下。刘同学照顾他，我和老宫挤到车厢接头处呆着，空气清新一些。老宫就说：“早不晕车，晚不晕车，偏偏这个时候晕车。”我听了，大惊：“难道……你说他晕车是假的？”老宫嘿嘿了两下。我说：“不能，决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老宫就说：“你不信，就算了。人心隔肚皮。”我不说话了，心里有东西被猛地轰毁，薛同学是少有的老实人，我不怀疑，而且我不相信有那么卑劣的人，反而是老宫居然产生这样的怀疑，才使我感到人心的可怕。

13 　　　　 　　火车磨磨蹭蹭，耗尽了人最后的一点耐力。快要到天津的时候，老宫把刘同学叫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儿。然后两人就告诉我和薛同学，他们建议，不到北京去了，北京此时正是人叠人的时候，去了，能不能见到毛主席，还是个未知数。天津大家都没去过，正好玩玩，完了可以直奔上海，再下苏杭。

 　　我和薛同学心里都好大的不乐意，眼看北京在望，千载难逢的见毛主席的机会就在眼前，为什么要功亏一篑？但宫、刘两人坚持，不能再忍受车上的恶浊了，要下车。我们四人，只开了一张介绍信，若散伙的话，我和薛同学单凭学生证，在北京能否住下，还是个问题。无奈，我们只好同意。 

　　其实这里边有猫腻。他们二位，前不久进过京，见过毛主席，再去见一次的动力不大，到天津、去上海却是尝新鲜。那时我们虽然小，但心里都明白，这大串联，是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不逛，以后怕逛不成了。　　 

　　到了天津，是一大早，空气中有浓重的煤烟味儿。举目一看，不愧是北方重镇，气象就是不同。在站前的串联接待站领到一纸住宿单，问好了路，就坐上了公车。天津在我们看来，也算是十里洋场了，租界式的旧大楼还在，有异国风味。在车上，只觉得车怎么老是拐啊拐的，没有直路。后来去买了天津交通图看，才知道，天津的路网确实像个蜘蛛网，乱七八糟。而且图上也解释了路之所以乱的原因，原来是各帝国主义势力当年乱占地盘，占了一块儿就修路，结果路的走向五花八门，在天津，干脆就不能论东南西北。 

　　我们住的，照旧是边缘地带，小学校。天津人给人印象很热情，小学校的一个女老师负责我们的饮食起居，关照得无微不至，好像我们都是她家的人。 

　　在天津，要去的地方很快确定下来。一个是劝业场，著名的大商场，名字好像是前清那时候取的，很吸引人。我们几乎是一下火车，就听说了。老宫极感兴趣，一个小时内要叨念十遍劝业场，好像现在的人神往曼哈顿。其次就是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去那里看大字报。此外还有一项任务??吃“狗不理”。 

　　在天津的感觉不错。我们新中国的少年，不能想象外国是啥样子，看看天津，就感觉有那种味道。 

　　天大、南大，一个地方去了一天，校园里大字报真是“海了”，内幕消息又多，我们各拿一个笔记本抄录摘要。劝业场也去了，开了眼界。“狗不理”没去成，据说人多，革命人也是喜欢吃好的。但是街边就有买包子的，人说味道也差不多少。吃了，果真是香，满口流油。那年头，能一口吃这么多油，罕见得很！ 

　　在曲里拐弯的天津闹市转悠，竟有个意外发现：新华书店第二天一早，要卖毛主席像章。那时候，毛主席像章很金贵，不多，我们只看见极少数学生戴着。小小的，有7-8毫米直径，比钮扣大不了多少。铝制品，镀成黄的，圆圈里一个毛主席侧面浮雕头像，背景上是红色珐琅漆。 

　　这机遇，太难得了。戴上它，比戴上红卫兵袖标还要神气，好比现在的人开着奔驰600。我们看见书店门口的告示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书店已关了门，但长队已经排起来了。大家一商量，决定彻夜排队，不能让人生留遗憾。 

　　我们也不傻，没有硬拼，而是分了两个组。一组回去休息，半夜来；一组半夜回去，早上来。刘同学和薛同学先回去了，睡一会儿，半夜再来替我和老宫。老宫是个“话痨”，特能白话。站在队伍里，天南地北、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能把“卫嘴子”也侃晕。跟他排队，不寂寞。一晃儿，半夜就到了，那两位一来，我们就赶紧去等公交车。 

　　到了车站，见有只一个人在等。等了好久，不见车来。那人就跟我们搭话：“看来是没车了吧？你们到哪儿啊？”我们一说，他说：“正好，我也去那个方向，一块儿走吧。” 

　　那人，看样子是个大学生，面相很正直，但又拿着一包花生，吃个不停，见出真性情。一路走，我们一路聊，知道了他是南开的学生，造反派。这可是天涯遇知己，我们立刻亲近了不少。那大学生颇有胸怀，一路上，分析了天下大势，鼓励我们要坚定，说来日天下，必是造反派的。谈到保皇派的种种笨拙伎俩，我们甚有同感，各个举了些例子，开怀大笑。 

　　夜幕下的天津卫，街道宽阔，安安静静。我们走了好远，只听得沙沙脚步在街道上传来回响。很远的路，一边聊着，很快也就走完了，那人先到了地方，和我们道了别。 

　　第二天一早，又早早爬起来，赶到新华书店，加入队伍。8点钟，开门，我们终于“请”到了珍贵的毛主席像章，立马别在胸前，昂首阔步。路上，就有人看，眼光里甚至还有敬畏。还有的学生干脆走上来问：“你们是北京的？这像章是发的？” 

　　所谓“风光八面”，莫过于此。

14 　　　　 　　在我后来研究文革史的时候发现，那一年的10月，是文革比较关键性的一个转折点。10月9日起，中央开了一个漫长的会，陈伯达、林彪发了言，公然撒泼，说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说，就是从那时发端的。因为陈老夫子讲话中引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最高宣言便随着红卫兵的油印资料传遍全国。由此，“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说也风靡全国。发懵了很久的中国老百姓，终于嗅出了这场不亦乐乎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是要干什么。

 　　在朝堂之外，中央文革几个家伙，在这个月，悄悄完成了“换马”的过程。原先为他们充当马仔的老红卫兵，也就是北京的部分中学红卫兵，因为打打杀杀闹得太不像话，且逐渐趋于保守，要保老爹老妈，被中央文革一脚踢开。两下就算是翻了脸。新的马仔，是以清华大学蒯大富为首的首都红卫兵“三司”，以及他所代表的全国“造反派”。蒯也是当年红透半边天的人物，对中央文革要干什么，心领神会，不断在北京街头大字报中透露“打倒刘、邓”的消息。 

　　11月份达到高潮的大串联，让我们这样的懵懂小子们开了窍，原来，我们就是“天降大任于斯”的那个“斯”。 

　　在大连、在天津，我们都看到了“造反派节节紧逼，保皇派溃不成军的景象。是啊，从49年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咱们中国，虽然叫个“社会主义”，又天下太平，但现在看来，问题大了，简直就是红皮白萝卜。保皇派们既要标榜革命，又要为“十七年”做总体上的辩护，怎么能不漏洞百出？ 

　　在天津完成了串联任务，我们四个又发生了激烈争论。老宫忽然心生归意，制造了种种理由，要马上回去。我和薛同学再争也没有用。后来我才悟出来，一个人要是做出无可理喻的事来，那必是有拿不到台面上的理由。老宫这小子，在文革前，就狂恋我班一个MM，是师长的女儿。而那一头儿好像不是很热，搞得老宫神魂颠倒。红卫兵起，那MM参加的是前卫队，这就更让老宫坐立不安。这次匆匆打马回府，我想，肯定是与师长千金有关。老宫膀大腰圆，是个大老爷们儿，却也是一肚子妇人心肠。中国人中，干不成大事的，都是这一路。 

　　就这样，万年不遇的大串联，我们又恰逢其时，却只跑了金瓯一小角，等于刚出东北几百公里，便草草收场了。从那时起，我就坚信一个道理，出门在外，绝对不可三人以上同行。中国人，凡三个人以上的，就要闹到没水喝。 

　　我们回到长春后，全国的大串联不久收了场。这大串联，固然起到了大忽悠的作用??正式的叫法是“发动群众”，但经济负担也甚是了得，两千多万学生天天在那么流动，国务院那边可能是有点儿撑不住了。中央文革也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学生都离开学校了，学校的运动立刻冷冷清清，当权派们获得了意外的喘息之机。于是，上面先是提倡步行大串联，减轻一下铁路负担，后来干脆就号召回校闹革命了。 

　　我们回到长春，发现造反派的地位，跟我们走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走的时候，二总部及其所属的小组织，还是个少数派的姿态，而现在，已有问鼎天下的架势了。 

　　1966的年冬天，长春市的誓师大会、游行、广播车特别多，动不动红旗招展、大喇叭义正词严。 

　　这里要说说“吉林师大”，这个学校的保皇派是罕见的顽固和狡诈。“破四旧”一起，他们把校名也给改了，嫌“师大”低人一等，改成了“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他们自己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若连起来念，一口气喘不上来，得噎死，于是长春人就叫他们是“教大主义兵”，听着，跟个邪教似的。这教大主义兵是长春保皇派中的精英。大字报写得漂亮，传单也漂亮，油印材料上的手刻的小楷，让人爱不释手。其他学校的保皇派，则是“景升父子皆豚犬”，不值一提了。 

　　当时的形势是，国家元首一旦受到冲击，其治下的整个文官系统，自然就岌岌可危。在吉林省，怒潮终于冲向了省委。这个教大主义兵，在学校是死保师大党委书记黄彦平的，辩护大字报写得振振有词。这一次他们杀向社会，采取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策略，就是，一方面猛攻省委，一方面仍然死保黄书记。他们猛攻省委，赢得了不少喝彩，弄得我们也很吃惊，因为这帮小子的火力，不输于任何造反派。 

　　当然，他们也自有天敌，那就是师大的“造反大军”。这师大造大也不是善类，个个能说能写。后来有一天，师大造大忽然向全市人民揭露，教大主义兵有人竟敢宣称：“黄彦平书记是我们心中的黄太阳！”这一下，全市大哗。这还了得！保皇派的尾巴终于被揪住了。我估计这个话，也是师大造大的那帮鬼才炮制的小说家言。但是，教大主义兵竟一时百口莫辩，因为这和他们的一贯政治态度太吻和了。 

　　从此，教大主义兵名声一落千丈，成了笑柄。

15 　　　　 　　我们一行四人回到长春后，长春已是严冬。铁血战斗队的小屋子没有暖气，不能呆了。老宫就想了个办法，干脆解散，我们都并到一个高三的战斗队里去。高三的这个小组织，叫“红旗战斗队”，占了三楼原来他们的教室做办公室。人员堪称全校的精华。我们平常就跟他们跑，打打杂，听听他们聊天，眼界一下开阔了。

 　　那时的高中生，比现在的这些80后不知成熟多少倍，个个以天下为己任。每天，刻腊版、印资料、到外校去交换资料、研究形势、参加集会，忙得比干正事还要忙。战斗队屋子里，用桌子隔开了几个单间，墙角堆着大批判材料和纸张。我喜欢这种成熟、严谨的气氛，天天都泡在学校。天晚了，就住下，用课桌搭个床，盖个大衣就睡。东北人过去睡的早，晚间9点就算是深夜，可是文革一来，我们校不到12点没人睡觉。走廊里总是闹轰轰的。 

　　晚上，常有高中同学聚在一起聊天。 

　　有一天，一个友邻战斗队的高中男生来串门，提起了苏联。他说，苏联在50年代末刚刚开始变“修”时，《共青团真理报》上也曾发表过读者来信，对人民丧失革命意志、追求物质享受表示愤慨，还提出了应该继续保持艰苦的作风。来信获得不少支持者，如果当时形成潮流，苏联就不至于转向了。可惜，苏共的头头不支持这种倾向，反对的声音逐渐也就没了。他说完，在座的女生，都感叹不已，不胜惋惜，好象苏联变修是一件一不小心的事。 

　　而后，又谈起了我国。大家顿时兴奋起来，都无限豪迈。一位傅姓的高三女生说：“我老是想，咱们多幸运啊，生在毛泽东时代。”那男生说：“是啊，往后，再过几十年，咱们面对子孙后代，是可以说一声的??我亲身参加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辈子，值啊。他们后来的人，不知得怎么羡慕我们。” 

　　胖胖的傅同学神态圣洁，样子显得非常好看，她说：“国际共运，有什么呀，一个巴黎公社，一个十月革命。还有，就是文化大革命了。这一次，就让咱们给赶上了。” 

　　她的思绪，感染了在场所有的人。在简陋杂乱的教室里，灯下坐着一圈人，披着大衣、棉袄，个个心潮澎湃。 

　　我在成人以后想，那样小的孩子们，怎么就会想到子孙后代？快40年过去了，我现在的同事们，基本都是子孙后代一辈的了。我天天面对他们，也没有什么豪迈感，只觉得自己像个蠢驴。 

　　可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一代。说中国的命运系于一身，夸大了点儿，但起码吉林省的前途命运，就在我们肩上。 

　　二总部当时正如日方升。我们学校造大，有派到二总部去工作的联络员。他每隔一段时间，会回来给大家报告一下形势。这个人，口齿清楚、思维缜密，给我们报告说：“二总部已经获得省直机关造反派、公安系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支持。运动已在全社会铺开，如今谁造反最彻底，谁才是革命派。我们二总部的造反精神，获得了老百姓肯定，省委已经招架不住。”联络员同时也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又说，“遗憾的是，在宽城区、二道河子这些平民区，我们获得的支持极低，几乎是空白。这两个地方，底层老百姓居多，啥也不懂，还有报恩思想，拥护省委。我们的宣传车一到那儿，就被砸。流氓分子趁机侮辱我们车上的女同志，那两个地方，你们也知道，流氓多。所以下一步，要加大宣传攻势，一定要拿下这两个区来。” 

　　联络员的话，振奋人心。可惜，我们二总部到后来，始终也没拿下那两个区来。长春市的底层老百姓，一直与我们为敌到最后。 

　　在校内，我们加强了对前卫队的攻势。这些老保皇派，到了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我们经常在教学楼里制造事端，抓住他们言行上的不慎，一大帮人前去问罪。他们有个战斗队，胆大包天，居然敢写大字报为刘主席辩护。虽然那时在社会上还没公开喊打倒，但大家心知肚也明。这么公开的叫板，等于前卫队自己对自己判了死刑。我们冲进他们的战斗队，揪住他们质问，一窝蜂把他们推出来，然后在门上贴上“革命造反”四个大字。这教室，就算我们造大的了。 

　　前卫队的人，也真是君子，居然也跑出来干什么革命。他们对这“造反”二字最为敏感，我们一贴，他们就好像这屋子被玷污了似的，也就放弃了。我们就这么，舆论上臭他们，阵地上蚕食他们，他们居然组织不起一点儿像样的抵抗来。看来，逆潮流而动的人，真是有万般的无奈啊。

16 　　　　 　　那时候，各组织之间，也有“跳槽”的，叫做“杀回马枪”。倒戈的时候，要用大字报写一张《杀回马枪宣言》，声明与原组织决裂，加入新组织。造反派目前正在得势，我校前卫队天天都有叛变的，如项羽被困垓下一般。

 　　我们班在前卫队的一伙人，通过私人关系，也传过话来，说要与我们对话，看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我们当然高兴，老宫组织了一下，两边在我们战斗队举行了会谈。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死期将至，但思想仍顽固不化。仗着自己原来是班级的精英分子，优越感不减当年，对我们这些原来班上的灰色边缘分子，一百个瞧不起。谈着谈着，两下里就争论开了。他们里边一位女将，涨红了脸，未曾发育完备的胸脯一鼓一鼓，竟拍了一下桌子：“哼，我们前卫队，不说百分之百正确，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正确！” 

　　笑话！百分之百正确怎么可能会闹到众叛亲离？老宫看看收编无望，就说：“那就算了，让历史来证明吧，看是你们后悔，还是我们后悔？” 

　　大势我们看得很清楚，后悔的，决不可能是我们。 

　　那时节，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耳濡目染，并不是木头脑袋。信息的传播，有两个载体，大字报和油印材料。那时经常有“北京来电”，有如今日的“CNN”，都是闻所未闻的消息，令人一惊一乍。 

　　中央首长在北京的讲话，第二、三天我们就能看到记录稿。不仅如此，而且还看到了一些很稀奇的东西。我记忆比较深的，一个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真是好文采。当时是当批叛徒的反面教材印出来的，却让我领教了大文豪的才华。还有一个是《毛泽东自述》，弄不清真假，但看样子是真的。里面的内容，我牢牢记住了两个细节。一件是他老人家说，年轻的时候他们朋友相聚，决不谈论女人。一件是某日数书生聚谈，主人忽然与佣人谈起买肉的事来，从此毛泽东再不与之交往。 

　　我们当时最爱看的首长讲话，是外交部长陈毅的。陈老总心直口快，对红卫兵小将的乱来，常有质问和讥讽。但我们看了并不觉得怎样，只觉得他可亲。 

　　我们最尊重的一位中央首长，是周总理。他在我们心目中，几乎是传奇人物。有高年级同学讲，1956年“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乱成一团，到处都是叛匪。赫鲁晓夫慌了神儿，向中国同志求助，周总理就飞了过去，乘车坦克车进入动乱的布市市区，了解一番情况。周总理在文革中的讲话，一般也是循循善诱的。 

　　而江青不同。我们都看过江青对样板戏的意见，零零碎碎，看不出系统来。而且对剧组人员多有苛刻与挖苦，像什么舞台一定要“出绿”，李铁梅的红棉袄上要打上绿补丁才行；什么《红色娘子军》的舞台背景上，怎么出现了绿草地，海南都是红土地，那里会有绿草？等等，就差没破口大骂“蠢猪”了。受了她的影响，在我没到过海南之前，还一直以为海南是寸草不长的地方。那时我们对江青，暗地里是有一些嘀咕的。 

　　那时候，样板戏还没拍成电影，谁也看不到，且还不算流行。我们那时，却能看到一些30年代的电影剧本，也是当反面教材印的。我记得有《丽人行》。 

　　1966年的12月，在文革当中也算个多事之秋。北京中学的“老红卫兵”跟江青闹翻之后，一直在捣乱。后来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依然是狂，和首都“三司”互相砸来砸去。闹到后来，竟然六次去冲击公安部，连“打倒江青”、“油煎江青”的口号都喊出来了。他们的行动，在大字报专栏上，天天有报道。 

　　25日那天，北京清华的蒯大富率领五千小儿郎，从海甸硬走到天安门，举行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从此，“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遍全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由张春桥授意的。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当其时，吉林省委书记赵林，又被南开大学“8、18”红卫兵的专案组查出，他是个叛徒。这个南开“8、18”，就是在天津跟我和老宫一块儿走过夜路的那小子，他们的组织。所谓叛徒，是指“61人叛徒集团冤案”，牵扯到了刘少奇主席。要不是南开“8、18”这么胡搞，刘主席后来不会死得那么惨。后来我看史料才知道，南开学生“抓叛徒”，是康生授意的。 

　　大叛徒赵林，自然是一下子就垮了。省委书记垮了，省委、还有当时的政府??省人民委员会，也基本乱了套。从里边“反”出来的科、处长一时还真不少。

17 　　　　 　　那个年代，中国的社会运作有两条奇特的线。一条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说民国时是军阀乱天下，那文革就是文人乱天下。康生、江青、陈伯达，都是文化人，讲起话来一张口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江河直泄，停不了。他们点了谁的名儿，就等于让谁死；他们点到哪里哪里乱。他们所用的语言，多是判断句，比如，“某某某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某某某那个人可是坏得很哪”、“某某地方至今还是资产阶级在专无产阶级的政”，等等。文革从发动那天起，他们就是这么在忽悠，先把小孩忽悠起来闹，又把大人也忽悠起来，一浪接一浪的，直到全中国鸡飞狗走。

 　　另一条线，就是基本的生产始终在维持，工厂并没有熄火。“停产”在那时候是个挺大的罪名。报纸上动不动要提醒一下工人农民要“抓革命，促生产”。尤其对农民，较为严苛，绝对不允许随便进城乱闹。我后来想，这条线的存在，肯定是出于对经济崩溃的后怕。60年代初，我们的经济莫名其妙陷入了紊乱，要嘛没嘛，日用品全是劣质品。肥皂跟泥块儿一个样，现代人准不知道是什么东东。我们小学用的联练习本，纸张就像黑脸麻子。那年头经济上的狼狈，可不是一个“粮食供应限量”就能概括的。但是文革就没这么惨，虽然中央文革一直想发动工人，但它也不敢让工人也像我们孩子一样，全体下岗去干革命。所以，物质匮乏的问题，在文革初期，并不严重。写大字报的纸张始终充足，也不缺吃，不少穿。 

　　那时的中国，就像全盛时期的古希腊，一部分人慷慨激昂的玩政治，一部分人埋头苦干促生产。 

　　发动工人的事，一开始很难。我们校高年级的同学，对此很头疼。一次，我听到一位资深的造大成员说：“现在的工人，最他妈的保守，有了老婆孩子，他还能干什么革命？就想着咋过小日子，房前屋后种点菜。让他造反？不是对驴弹琴？”1949年以后的工人，地位比较高。那时候，穿一件工作服上街，不仅不丢人，还很光荣，不像现在的民工委委琐琐。“谁给咱砸段锁链？谁把咱救出火坑？”工人们还常念叨呢，所以你让他动，他就是不动。 

　　到1966年末，工人才终于动起来了。工人阶级一动，可不得了。产业工人上街，气势很壮，游行队伍无边无际，个个都是莽汉。不过，工人革命，也带出来不少渣滓。比如，临时工也成立造反大军，要求转正；过去支援农业下乡落户的，现在要求户口回城。还有的组织天天缠住省委，要福利、要钱、要涨工资。这倒也不怪，有了老婆孩子的革命者，革命的动机确实不大一样。 

　　这股潮流一动，中央文革顶不住了。他们也知道，这样一来，不是要把国家给分光了么？于是江青等人出来讲话，反对“经济主义”。我们吉林省，应声而动，由公安局出面，取缔了临时工造反大军。 

　　二总部是要坐天下的，对此时局早有对策。吉林省的工人不大争气，造反造的不成气候，但机关干部还比较上路。二总部马上与省直机关造反组织联手，大致稳住了工人起来以后的乱象。此后，二总部系统的工人组织，就一直比较守纪律，只有游行时候跑出来，雄纠纠气昂昂地一番。 

　　虽然如此，毕竟钱是发了不少出去，社会上的物资明显紧张起来。有时候供销合作社四五天没有肉卖。一来肉，买肉的队伍就排到大街上。东北的天冷，肉放得住。有的人家一买就买一扇儿“猪肉拌子”，扛回家，挂在窗户外，慢慢吃。

18 　　 　　那个一点儿也不觉得寒冷的冬季，在我的内心永远留存。我们是野百合，无人照料了，可是青春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长。那时我们最爱朗诵的一句诗词，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不过那只是少年矫情。到如今，倒是可以这么说了，但是我从那稠稠的记忆中打捞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革命的年代里，表面上看，几乎没有男女私情，可是朦胧爱意却在我心中萌生。我喜欢高三的那位傅同学，她亲切、热情、开朗。那时女生的打扮，只在颈部以上与男子不同，衣服无论是黄是蓝，都是制服。冬天时，女孩子愿意围各色的毛围巾，北方话也叫“围脖儿”，显示出女性的妩媚来。毛绒绒的，衬着脸蛋儿。傅同学围的是一条火红的围巾，她每次从寒冷的室外走进教室，都使我心里一跳。傅同学也很喜欢我，不过我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大女孩喜欢小弟弟的意思，但这已足够。她愿意支使我去干事，总是笑眯眯地喊：“小家伙，去跑一趟！”我“嗳”一声，乐不得地从命。我渴望每天都听到“小家伙”三个字，为此，有时就故意坐在她的视线以内。 

　　那时二总部有个资料发放点，设在吉林艺术学院，离我们学校有三站地的样子。我们“红旗”战斗队负责收集资料的，就是傅同学，每隔两三天，就要去一趟。即使大雪纷飞也照去，大家都劝她不必，她不在乎，说：“早一天拿到，就早一天了解外面的形势。” 

　　傅同学是圆脸，颧骨处微微发红，人丰满，我那时小，还想不到什么别的。晚上我要是回家住，就常在洗脚时发呆，想起那张可爱的脸来。 

　　高三的同学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刚并过去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看到，都惊讶连声：“哎，你们怎么这么小？” 

　　有一位高三的张姓同学，出身工农，极憨厚。他擅刻蜡版，每天夜里都要刻到很晚，具有焦裕禄的精神。他对我很照顾，吃饭时常为我垫饭票。我是走读生，不能买饭票，因那时是计划经济，只有粮食关系转到学校的，总务科才卖给饭票，就算是革命起来，这规矩也没打破，因为谁也变不出粮食来。但高年级同学总有办法，计划经济也不可能那么精确，有时可以“吃空额”什么的，帮助我弄点饭票出来。 

　　我晚上在战斗队呆晚了，在教室里住，拼两张课桌当床。老张就替我去借棉被、褥子，还把他的棉大衣给我盖，并且感叹：“哎呀，你们这些小孩儿。”好象我吃了多大苦的样子。 

　　还有一位，姓什么我忘了，喜欢穿中式棉衣，也就是今之唐装。模样有点儿像电影《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有点儿酸酸的文才，看着像三家村学究，实际老于世故。他毛笔字写得好，经常受命书写大字报，写完，要欣赏自己的字迹良久。 

　　他和老张，都是搭铺在教室睡，铺位就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用两张书桌叠起来略挡一挡。这个“老余”，生活上略邋塌，有时臭袜子就甩在床上。一天，他悟到不大对：“哎呀，这女生天天来，进来看到不好啊！”于是用白纸写了个字条，上书“男生寝室，女生勿入”，贴在了他床头的书桌上。 

　　教室就是战斗队的办公室，女生们每天都要来工作和聊天。这日，傅同学又跑来聊天。老余不在，傅和老张他们几个聊形势，兴致勃勃的，脸都有点儿红了。我在一旁听着，心里越发的生出喜爱来。忽然，傅同学一掉头，看见了纸条，愣了一愣，脸上的兴奋还来不及消失。几秒钟后，才勃然大怒：“这谁干的？是老余吧？流氓，这个流氓！”她涨红了脸，一把撕下纸条，扯得粉碎。 

　　大家散去后很久，老余从外面回来，看见纸条没了，有些惊讶：“嗯，怎么没啦？”老张笑了，说：“小傅给扯了。”老余抹了抹冻出的鼻涕，嘿嘿了两声：“她扯的呀？扯就扯吧。我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那是些很奇异的岁月，我们也是一些很奇异的学生。在那幢外观略带苏联风格的教学楼里，我们把1966给送走了。下一年，会怎么样？我们的革命，什么时候成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家、妓女、赌徒、伪警察、黄世仁，在我们尚未出生时，就在我们的国家里消灭了，在今后的新纪元里，还将消灭所有隐蔽的资产阶级。那样完全崭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站在冬天光秃秃的操场上，我有时会这样冥想。 

　　而且我看见，1967年1月初早上的太阳，在薄雾里，无比的红，无比的红。

19 　　　　 　　1967是1966的延续，中间是断不开的。有了1967，前面的一切，都好像只是个序曲。现在，城市每天一早，就像一口沸腾的锅。一多半的人，在这一天里的任务，就是蠢动。这局面，终于使某些人如愿以偿了。这样的城市，上下五千年，都不会再有了。革命中的城市，那是连续演奏的激情交响曲呀。

 　　那时候，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几乎都有高音大喇叭，有自己的广播站，声音能覆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早上六点钟起，远远近近的播报声就响了起来，有的因为有高楼反射，还带有很特别的回音。那时的广播员，虽然也没吃什么好东西，底气却足得不得了，声音之高亢，现代人无法想象。早六点，一个响遏行云的男声或女声，就会准时在一段音乐之后，提醒整个世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然后，“我们是??吉林省长春市某某单位革命造反大军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现在开始播音。革命的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首先播送我造反大军对时局的严正声明……”诸如此类，可以想象。 

　　一个城市，几千个广播站错落分布，其嘈杂的混响，常常使我想起，大概这就是时代的脚步声吧。它使人永远热血沸腾。当这种声音后来终于基本消失了之后，我真的还不习惯。我觉得，一个城市怎么可以这么安静。在这种安静当中生活，哪里还会有什么激情？ 

　　听觉上的效果是这样热烈，视觉上，在那个年代也是万花齐放。不说大字报，只说斯大林大街地面上刷写的标语，从来就没断过。旧的刚刚模糊一点儿，新的又刷上了。这种地面标语，不用纸，是用墨汁或白灰水直接在地上写的。每隔几米，就是一条横贯马路的标语，一句口号，后面是几个大大的惊叹号，落款是造反组织名称。 

　　我们战斗队的涂同学，美术字写得好，我们有一次冒着寒冷晚上出去，从斯大林大街南端我校门口，一直写到北端的火车站。十里长街，我们整整写了一夜，走了一夜，不觉东方之既白，也不觉得累。那是一个汉字最为张扬的时代，它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酣畅淋漓地书写过。 

　　那也是个文艺复兴时代，老百姓从来没看见过如此之多的街头宣传画。真正的画家，大部分都扫厕所去了，业余画家成批地冒出来。为了复制的方便，那时的群众组织宣传画，多为版画。画面上，主角是工农兵，有很粗的胳膊与拳头，拿着长矛一样的巨大蘸水钢笔或大扫帚，怒指老鼠一样委琐的反党分子。或者是，高举着光芒四射的《毛选》。这类画，以粗大的线条勾线，套红色，气势夺人。在今天的商业广告上，还有人拿这类画做噱头。工农兵，个个如梁山好汉。工人一般都是浓眉大演，鼻梁挺直，农民一般都处理成头白扎毛巾的河北农村小媳妇。 

　　那个时代，人们的阅读也呈现空前狂热。虽然杂志很少，报纸只有四个版，且用的是大号字，但这并不说明信息贫乏。真正的信息来源是革命组织印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是花了一定本钱的，一般不卖，只是在各组织间交流。大概分几类，比方反党分子罪行录、反党言论集、中央首长接见红卫兵讲话。这种东西读多了，老百姓也泛政治化了，都学到了些官本位思想和宫廷斗争术。至今我们民族的很多人，还不能平和友善地对待意见相反者，就是那时的流毒。 

　　在如此的全民蠢动中，1967注定了它要骇世惊俗。一过了元旦，上海的革命同志们，就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礼包。这个风花雪月之城，在文革中首次执了全国的牛耳，此后，又在近10年的时光中一直把风头出尽。

20 　　　　 　　1967年的元旦假期刚过，1月4日那天，势力还不算特别强大的上海市造反派，突然夺了上海《文汇报》的权。中国大地上的火山就此爆发。“夺权”，在当时是个时髦的词儿，指的是非正常的权力接管。《文汇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是个左右舆论的地方。上海造反派把它夺了过去，上海市委就发不出声音来了。这是“打蛇打七寸”之举，狠毒到了家。夺权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时上海保皇派势力很大，名曰“赤卫队”，以产业工人为主。但这些工人大哥们未免太文明，反映太迟钝，没能挡住造反派的这一手。我在后来的有关文献中得知，《文汇报》沦陷第二天，也就是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就从北京赶到上海，当起了造反派幕后的总坛主。接下来，上海原有的行政秩序，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辟里啪拉地倒了一片，看得全国人民目瞪口呆。5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6日，全市各造反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市委、市人委的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诸人。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政权正式易手。8日，造反派建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一个《紧急通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权。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马上作了一个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意思是表示支持。8日当天，主席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执笔，为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都来学上海的造反经验。9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上海临时政府的《告上海人民书》，又加了《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把上海夺权事件定名为“一月风暴”，说此举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共和国政权史上最奇特的一幕，就这么上演了。 

　　至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呱呱问世，这等于是一个新政权。张春桥是鼓吹取消货币流通起家的，念念不忘的是建造乌托邦，估计上海公社这个名称，多半出于他的主意。不料，毛主席对此不买帐，迟迟不予承认。弄得张、姚心里发毛。后来才弄清，原来毛主席认为新政权叫“人民公社”不好，如果叫“公社”，那么中央政权将来叫什么？难道叫中国人民总公社不成？连国家形态也不要了？这样的话，在外交上也将会很不方便。因此，老人家认为“叫革命委员会好”。毛主席的这个思路，在其后不久就流传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认为很有一定幽默感。2月23日，上海公社改称为“革命委员会”。这次轰动全国的大夺权，后来又被上海造反派自称为“一月革命”，私心里怕是想沾沾列宁“十月革命”的光。 

　　这个“一月革命”，是文革发展史上的一个关节点。造反派扑腾了半年多，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老保”厮杀，不过是求生存，继而想争个老大罢了。上海的这一声轰天炮响，给全国的造反派送来了“夺权主义”的春风，所有的造反派，一眼就看明白了，原来历史走向是这么一个路数。 

　　《告上海人民书》在媒体发表时，气势无比磅礴，落款竟然有七、八十个各行业的造反组织的名称，大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阵势。那个年头，造反组织的名称，是怎么大怎么叫。有叫“联合兵团”的，有叫“司令部”的，有叫“总指挥部”的，有叫“纵队”的，有叫“联络总站”的，在街头大喇叭下收听的人们，简直都要听呆了。我那时小，看到中央第一次在媒体公开承认造反派，心中只是狂喜。不知当年那些有野心的大学生、机关干部该是怎样的彻夜难眠呢。 

　　毛泽东要求，革命委员会的组成要“三结合”，一是群众代表，二是军队代表，三是愿意改正错误的、没有大问题的革命干部代表。这“三结合”，头两条好办，最难办的是第三条。那年头的高级干部，哪里还有“革命”的，通通倒光了。为了三结合，就得扶起几个来。这，就为后来完全失控的局势埋下了伏笔。这里先暂且不表。 

　　中央表态如此明确，再顽固的保皇派，也已看清了大势。上海的百万“赤卫队”，顷刻间就做鸟兽散。各地保皇派也是心头一片哀鸣。 

　　唯有长春的铁杆保皇派教大主义兵，剑走偏锋，在上海事件后不久，窜进了省委，挨个屋子收缴大印，宣布夺权。机关造反派甚为愤怒，宣布夺权为非法，全面抵制。其后，二总部于1月18日正式夺权，机关造反派里应外合，宣布夺权成功。 

　　2月份，以二总部为主体，联合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成立了全省的总造反组织“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之后，为尊重二总部“首义”之功，“红革会”始终与“二总部”并称，简称为“红二”。不过，听着有点儿江湖气。 

　　我们那时是二总部的元老人员，对“红革会”之称，甚不满意。因为在上海，也有一个“红革会”，是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联合组织。我们认为，我们省造反派的总组织，怎么能跟上海的一个学生组织同名呢？气派太不足。这个上海红革会，后来出了大问题，他们竟然在“一月革命”后不久，反起了张春桥。贴张的大字报，还把张、姚扣为人质十几个小时。只是最终敌不过张、姚的力量，旋即，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垮掉了，可惜了一世清名。我们吉林省的造反总组织，跟这样一个倒霉的造反组织同名，中央能对我们有好印象吗？然而我们的不满，当时是无人理会的。二总部，也就是“红二”，那时已逐渐开始了官僚化，大量机关干部进入“红二”的中枢，带来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1、2月份是我们凯歌行进的月份。天天都有拥护“红二”的大游行。尤其市公安局“红色造反团”支持二总部的游行，场面至为壮观。那时警察的服装跟解放军差不多，队伍是一色的草绿，人人都带白手套、红袖标，威风凛凛。看热闹的群众忍不住欢呼鼓掌，都说，红二这江山坐定了！教大主义兵早已是臭不可闻，居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红色造反团”，真是要“咸与造反”了。然而他们毕竟气数已尽，不足为虑了。

21 　　　　 　　从1月初到2月初，是我们造反派喜上眉梢的日子，那时我们“省实验造大”战士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种幸福的样子，不是今天的人所能有的，只有《朝鲜画报》上现在也许还能找得着。你想，我们不过才是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年前还懵懵懂懂地坐在教室演数学题，背俄文单词，哪知道革命是个什么滋味儿？老前辈们奋斗了20多年才打下了江山，我们只奋斗了半年多，居然就把革命闹成功了。 

　　在历史的新纪元里，我们就是“开国功臣”啊，一辈子得享受着“老红军”的尊崇。再过三、四十年，我们的儿子、孙子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时，我们可有的说了。 

　　至于讲什么，怎么讲，我们都没细想，反正还早，到时候就讲怎么给老师写顺口溜大字报、往校长头上倒墨汁、一宿工夫把斯大林大街写满“省实验造大”的大标语什么的，就行。哈哈，小子们，你爷爷可是个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左派，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急先锋。看不出来吧？ 

　　在长春，“一月风暴”也是摧枯拉朽。我前面说过，临时工那时也瞎造反，他们那伙乱七八糟的闲杂人员、还有盲流、以及流氓，成立了什么“吉林省工人造反大军”、“长春市群众自发造反大军”，简直是糟蹋”造反大军”的好名声。其实都是“伪军”。还有一个，更是歹毒，就是“吉林省体校革命造反大军”。这个学校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看名称，这应该是我们的兄弟部队，但它却是死硬到底的保皇派。当时吉林省有个副省长叫张文海，是主管体育的，为人爽直，在体育系统有不少人保他。去年11月，二总部在体育馆斗争张文海，体校造大就跑到会场大砸了一通。后来简直成了张的御林军，有他们在，谁也动不了这位张省长了。他们在大街上，公然贴标语，说“张文海就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他们私下里，更有人说“张文海就是我们的父亲”。体育棒子的头脑简单，可见一斑。 

　　体校造大也是二总部心头的一根刺。在“1、18夺权”的前4天，为了给夺权扫清障碍，二总部在公安“色团”的支持下，发动好几千人围住了省体校。大喇叭敦促投降，猛念毛泽东的旧作《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一时南岭公园那边闹翻了天。体校造大固守大楼，我们这边也派出了体育棒子??师大造大体育系的学生，块头儿不亚于他们。公安“色团”组成第二线包围圈。这次最引人注目的，是驻长部队也出动了人员，前来压阵。 

　　当天全市的二总部支持者，都在关注着南岭公园那边的事态。当晚，我在学校，天黑后，傅同学狂喜地从外面奔进来，说：”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原来是体校的据点被我攻下，大家一片欢呼。过了一会儿，有我们的联络员从现场赶回来报喜，他气喘吁吁地说：“那体校造大太可恶，那都是些什么人，搞体育的，都是流氓！拿砖头往下砸，砸着了非死不可。”大家就叫他喝水，慢慢说。他又说：“公安造反团和部队都来了，他们还死顽抗。眼看天黑要不好攻，咱们这边就开始冲锋。那体校造大就一层一层的往上退，还有藏到天花板上去的。咱们这边师大体育系的也很厉害，不怕死，硬冲，拽下来一个就揍，拽下来一个就揍，打得他们嗷嗷叫！然后公安就上来给他们戴手扣子。公安和部队根本没动手，就解决了。” 

　　当天，顺便又把什么“工人造大”和“自发造大”也一勺烩了，头头儿全部当成“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 

　　就在那几天，又冒出来个“全国荣复转退军人红旗军吉林总部”，听着就跟威虎山的队伍似的，也是假造反、真要福利的主儿。二总部照样拿下，交公安，一律反革命待遇，收监。 

　　二总部，谁敢惹！？ 　　到1月底，基本天下大定。《吉林日报》、《长春日报》早就易手多日，差不多成了二总部的机关报了。 

　　坐天下是什么滋味儿？只有一句粗话来形容才最妥贴，那就是“牛逼闪闪”。那几天，我校前卫队解散了，省实验也是一统天下了。我们造大的人，确实是鼻孔朝天地走路。月底，大连市的大专院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传队来我校友情演出。在大连，我们去串联的时候就知道，凡是保皇派都叫“思想兵”，凡是造反派都叫“主义兵”。所以这支演出队是我们的友军。礼堂里，洋溢着革命胜利后的高涨气氛。大连高校宣传队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演出的红卫兵歌舞，好像黑人土风舞，扬胳膊踢腿儿，刚劲异常，看得全场愕然。一舞罢了，还得有人端着盆上台去洒水，不然满天是灰，全场的人都会心地大笑。 

　　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千真万确。 

　　然而，我们的二总部，我们的红革会，就跟现在连战先生的国民党似的，命途多舛。这样的好日子，一共过了没有10天。就在2月初红革会成立的同时，一件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22 　　　　 　　2月初，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二总部在大专院校的几支骨干力量??地质学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学院“8、15”、人民大学“红野（红旗野战军）”，陆续宣布退出二总部。

 　　这都是赫赫有名的造反派，十分骠悍，为二总部的崛起立过大功。我们简直惊呆了，有什么话不可以在内部说呢，非要采取这种激烈手段？他们杀出去后，立刻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叫做“长春人民公社筹委会”。 

　　这几个组织另拉山头的具体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总的来说，这是一批造反派里涌现出的激进派，对二总部在夺权过程中的某种妥协与不彻底表示不满，或者是因为权力分配不公而闹意气。那个时候造反派的脾气也真是火爆，说干就干，连个协调的余地都没有。 

　　就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当中，几乎都分裂出去了一小批激进派，而后，兄弟阋于墙，势同水火，全不顾往日的友情。对于这两派，当时没有命名，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执了政的，一个是在野的；一个较保守，一个较激进；一个有军区支持，一个是跟军区过不去的。为了叙述方便，以下在需要的时候，我就以“保守派”和“激进派”来称呼。 

　　我们二总部是以敢打敢拼起家的，没想到眨眼之间成了“保守派”。事情确乎有些幽默。 

　　当时我们这些中学造反派非常惶惑，内部争个不休，有坚决要保住光荣革命传统、决不叛变的；有认为“地、工、光、野”才是真正不妥协的造反派的。为了制止人心浮动，我们造大总勤务部分别到二总部和我们的近邻工大造大去了解了一下情况。经过分析，最后决定，留在二总部，不当石达开。总勤务部召集全体战斗员开了会，解释了决策经过。 

　　那时的人们思想比较独立，总勤务部决定了的，不等于就是真理。我们红旗战斗队里，对总勤务部的决定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为了谨慎，一个高三的孟姓同学带领我们几个小同学，跑去了工大造大和二总部的中坚??师大造大，分别摸底。在师大造大的外联部，我们受到热情接待。我们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就是说，叛变还是不叛变？这是个问题。人家也没对我们的犹豫不满，而是振振有词地细说是非，说得我们心服口服。而一墙之隔的工大造大，那天负责接待的人心不在焉，提出的理论极其缺乏说服性。两下对比，谁能成大事，是太清楚了。回来后，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做了决定：跟定“红二”，绝不变心！可是我们恰恰错了，我们把个案，当成了主流。两派在斗争艺术上的高下，不久就见了分晓，这是后话。 

　　这个伪“长春公社”刚刚拉杆子的时候，处境很尴尬。二总部如日中天，深得民心，他们这么干，显见的是气量狭窄，如水泊梁山上的王伦，所以根本拉不走什么组织，中学生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跟班他们走的。在2月初，长春公社召开的筹备会成立大会上，送去贺信贺电的，竟有不少是单位里垮了台的的保皇派组织。臭名昭著的教大主义兵也对他们表示欢迎。 

　　对此，二总部极尽嘲笑。当时我们这一派还是虎虎有生气，人才也多。吉林艺术学院造大的学生，创作了一首《反对分裂歌》。歌词开头一句是：“地、工、光、野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旋律很滑稽，就像今日老鼠爱大米，因而马上流行开了，全城妇孺都会哼哼。其杀伤力无与伦比，长春公社几乎陷入过街老鼠的地步。在当时，二总部谁也不看好这个怪胎长春公社能有什么出息。但是我们忽略了，它的出现，给某些人提供了天赐良机。 

　　二总部独坐天下，逼散了各校、各单位的保皇派。这些背时的人们并没有全部都归顺二总部。长春公社一出，给了他们一个继续与二总部为敌、并且能出一口恶气的机会。从这方面说，长春公社可以说不愁“兵源”的问题。后来，果然也就急速地膨胀起来了。 

　　那时提倡军队“三支两军”。这个术语，主要是说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派。上面有林副主席的命令，军队只能硬着头皮介入。在绝大多数省份，军区都表态支持了已经夺了权的造反派。而中央文革那几个文人，却另有“小九九”，他们揣着心思要搞乱军队，所以几个分量稍轻一点儿的小喽?，比如王力、关锋、戚本禹，暗地里都很支持分裂出去的激进派，鼓动他们给军队找麻烦。这一点，是长春公社极端狂热的心理支撑点，是他们的尚方宝剑。 

　　长春公社成立后，教大主义兵欣喜若狂，不仅公开支持，还于其后不久成立了一个杂凑“东方红公社”。这个东方红公社，能文能武，态度死硬，跟二总部不共戴天。里面的骨干之一，是公安系统的老保“公安联总”。那“联总”也甚是厉害，袖标特别大，上面大大地写着“联总”两个字，犹如宪兵。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规律，跟原则没关，毕竟是利益决定一切。一开始几天，长春公社还挺珍惜羽毛，痛斥保皇派教大主义兵不要高兴过早，这里面没有什么稻草可捞。可是到2月下旬，两家终于合流，捐弃前嫌。后来始终是既相互独立，又统一步调，对我“红二”形成夹攻，步步紧逼。

23 　　　　 　　大约2月中旬的时候，傅同学找到我，说：“小家伙，你不是朗诵得挺好的吗？咱们红旗战斗队在省教育学院设了一个广播站，缺一个男播音，你去吧。”

 　　说完，她又告诉我地址，让我自己去。高三的张同学和一位女播音员已经在那里工作好几天了。 

　　省教育学院在“四分局”。这个地方，既有公安分局，也有邮政分局，所以这一片，就叫了这么个名儿。教育学院一面临着斯大林大街，是个舆论宣传的好阵地。而另一面，与东北人大紧邻，又很幽静。如今教育都没有了，教育学院也没什么用了，只有个把留守人员。我们红旗战斗队就在三楼两间房里，设立了一个很简单的广播站。我去的时候，老张正在值机，见到我来了，很高兴，说：“就缺你呢！” 

　　他还是那样，披着个棉衣，一副焦裕禄的憨厚劲儿，忙着给我倒热水。那个女播音员，我也见到了，是高二的一个孙姓女生，貌美，苗条，但是很冷，话不多。广播站一间是播音室兼办公室，另一间是孙同学晚上住的地方。因为每天播音要到较晚，孙同学自己回校不方便，社会上形势正紧张，估计警察也顾不上治安了，因此专门给她安排了住处。教育学院还有一个很小的食堂，孙同学的一日三餐和我的晚饭就从那里打出来吃。我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到晚上，上午孙同学值班，晚上我们共同工作。因为晚上高音喇叭传播得远，所以主要播音时间是在晚上。 

　　广播站其实很简单，就一个电子管扩音机，俩话筒，教育学院的楼顶上，有三个大喇叭。老张交代了我如何开机，又叮嘱每过一段时间要关机休息，以防电子管过热被烧坏。 

　　广播站的生活富于激情。我曾经出去试验过，走出一公里远，都可以清清楚楚听到我们的声音，覆盖斯大林大街的这一段，没有问题。每天我下午去，孙同学就把工作交给我，她去艺术学院取材料。我可以念念稿件，也可以转播中央台和吉林台的广播。真正出活儿是在晚上，那时候晚上没电视，人们没事情干，附近的居民即使关着窗户，在家中也能听清我们的广播，引导舆论是没有问题的。晚上吃完饭，大约6点钟，开机，看着电子管那奇妙的颜色慢慢亮起来，用手弹弹话筒，有声音了，就可以播音。 

　　下面就是我和孙同学一般比较典型的开头语?? 

　　　　　　 　　　　（男）：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红旗广播站。 　　　　（男）：现在开始广播。 　　　　（女）：现在开始广播。 　　　　（男）：革命方知北京近， 　　　　（女）：造反倍觉毛主席亲！ 　　　　（男）：革命的同志们， 　　　　（女）：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 　　　　（男）：我们下面播出的是?? 　　　　（女）：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对长春公社一小撮分裂主义者无耻行径的愤怒声讨！ 

　　　　　　 　　诸如此类。孙同学的声音非常清亮，我的声音则比较浑厚，搭配得相得益彰。外人决听不出来是一个大姐姐和一个小孩儿的组合。 

　　傅同学、张同学有时会来看看我们，聊聊天。傅同学还笑嘻嘻地说：“小家伙，还习惯吧？你声音真不错，老远就能听到。” 

　　老张说：“长春公社最近挺猖狂，你们要密切注意动态。有紧急情况也可以自己写写稿件，但是要注意口径，和二总部的提法要一致。” 

　　红旗战斗队还有一个刘姓的高二男生，是军干子弟，人很酷，不大说话。平时老是穿件披着黄呢军大衣，非常挺拔。他是美男子，还留了一点小胡子，鹤立鸡群的样子。我多年以后看《安娜-卡列琳娜》，觉得当年的刘同学简直就是沃伦斯基的中国版。我们省实验的这位沃伦斯基可能很悠闲，有时会从学校到广播站来坐坐。他和孙同学是同班，有时聊上两句。但来的次数也不多。 

　　和孙同学在一起工作，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毕竟是美女，虽然需要仰视。不过，我那时既没贼心也没贼胆，连个贼细胞都没有，就是觉得惬意。孙同学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围着一条浅蓝色的毛围巾，很优雅。她话不多，心很细，到食堂打饭总是她自己去，顺便替我打来。她说：“我跟大师傅都熟了，我去，能多打点儿。”在细微处对我的这种照顾，让人很温暖。 

　　2月23日这天，我在广播站晚上准备收班，只听得附近人大一带，广播站和宣传车声音特别嘈杂，好像出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傅同学跑了来，急匆匆地说：“不好了，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在围攻人大‘八舍’，红二的人被困在里面了。咱们造大已经去了不少人支援了。你们赶快写稿，赶快声援！小家伙，你今晚就别回去了。” 

　　说完她又赶去人大八舍，加入声援队伍。临走前，又叮嘱：“你们也要小心，他们那帮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把门一定要锁好，有事赶紧往学校打电话。”教育学院看门的老职工也是红二派的，他说：“你放心，你一走，我就把门锁上，没人进得来。” 

　　我们连忙开机，然后不断呼喊高亢的口号，强烈声讨教大主义兵和公安联总，声援战友。 　　“青山不老，二总部不倒！红色造反者是压不垮的！” 　　“强烈抗议公安联总的法西斯暴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公安联总一小撮倒行逆施必然灭亡！” 　　清脆的口号声回荡在凛冽寒风中，为四分局动荡的夜晚增添了无比悲壮的气氛。 

　　深夜，喧嚣声渐渐弱下去了，人大八舍那边，我们的战友是否守住了大楼，损失如何，都不得而知。我把嗓子都喊哑了。 

　　到了半夜两点，估计不会再有什么事了，我们也不敢出去打听，就关了机，准备休息。 　　播音室里没有床，只有一张长椅可以栖身，孙同学去她的屋子里拿了大衣、被子，帮我铺上，又担心地说：“会不会冷啊？” 　　我说：“没事。” 　　孙同学又说：“可能要不舒服，你将就一下吧。” 　　我说：“行。” 　　她又说：“你明早什么时候起来都行，明早不播音了。那……我过去睡了，你也赶紧睡吧。” 

　　晚上，外面寂静得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教育学院晚上不烧暖气，室内冰冷冰冷。我闻到被子上有香味儿，难以入眠。这个夜晚，很幸福.

24 　　　　 　　第二天上午，红旗战斗队来了不少人，通报了一下情况。昨晚，是忠于二总部的人大“红造大”和东方红公社发生冲突，公安联总派了一支骠悍的队伍砸了人大八舍。我方损失惨重，不少人受了伤，还有被俘虏过去的。大家讲到动情处，悲愤填膺。我堂堂造反派被老保这么欺负，放在以前怎么能想象？都是长春公社搞分裂惹的祸。傅同学对公安联总尤为咬牙切齿：“这帮混蛋，不得好死！”

 　　大家又交流了一些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二总部最近忙于斗赵林、罢赵林的官。赵林已是死老虎了，再斗人们也没什么激情了。而长春公社最近的活动却非常吸引人眼球。因为军区对群众组织表了态，公社的人就到省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出的口号是：“军区有鬼！”那年头崇尚“怀疑一切”，谁最激进，谁就更能抓人眼球。一时“军区有鬼”竟成了长春市民的流行语。军区方面的发言人是副司令员贺吉祥，结果，他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长春公社的大喇叭点名要他出来辩论。 

　　就在前几天，公社派还发动全市大游行，要揪“红二”的黑后台。当年跟二总部结下梁子的保皇派群众，此时一哄而起，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又成了二总部不能插足的地方。 

　　谈起形势，大家忧心忡忡，都盼望中央早日发话支持我们夺了权的造反派。但是当时的媒体很有意思，自造反派起事，到文革终结，报纸、广播上始终没出现过“造反派”这三个字。提到群众组织，只说是“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可是这个光辉帽子，是谁都可以戴的。我们只有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中午，傅同学见我嗓子哑了，亲切地拍拍我肩膀，说：“小家伙，你就回家歇两天吧。” 

　　下午，我离开教育学院，走路回家去。天正下着小雪，很温暖。四分局一带，本来就很幽静，下雪天，更没有什么人。杂乱的世界在雪中忽然变得纯洁了。银白的、无声的世界，很美好。我走在路上，心旷神怡。忽然想起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子，也是这样宁静而美好。记得66年的元旦，我到市体育馆去看乒乓球赛，在那种公共场所的感觉很温馨。那时乒乓球是国球，让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过的。一场普通的乒乓球赛，都要凭票才能看到。开赛前，体育馆的大喇叭放着《扎红头绳》的乐曲，高音胡琴拉得如醉如痴。那种和平的时光，是很让人留恋的。 

　　我在雪地里慢慢的走着，带着对过去的一点儿怀念，沉浸在激情宣泄过后的惬意里，用手去接那一片片细碎的雪花……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有的朋友劝我：还写那些事情干什么，现在，还能有人看么？是啊，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早已被时间掩埋掉了。当年作恶的人，和当年受害的人，都不愿再提及了。可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一段历史，是可以埋葬得掉的么？我们是可以装作不再记得了么？不能！我们成长的路，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被打断了，从此开始了人生黑夜中可悲的探索。我们当中的数学尖子，语文尖子、外语尖子，在三年的混乱过去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些平庸之极的孩子。他们已经注定了，今后没法给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了。其结果也确实如此，一生中，我们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只是苟苟且且地活，谋碗饭吃。永远也赶不上所谓“时代的步伐”了。

 　　我们曾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火的孩子，我们中的有些人，名字就叫做“和平”。我们的童年，也确实是日日夜夜沐浴着和平的风。类似“当我们荡起双桨”这样优美的日子，那时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 

　　可是，时光老人很残酷。它只在1966把我们捧上了天，然后就不断以各种理由宣布我们这一代已经过时了、废掉了，在后来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过了时的人。 

　　从1966开始的那动荡十年，我们的祖国已经把它给绕过去了，可是我们却绕不过去。它就像山一样，压在我们心里，压在我们清夜不宁的梦中。 

　　隔了无数的尘埃回过头去，我永远会记得，那个在雪中步行回家的少年，他跟现在的少年们一样，心中同样充满对美好世界的渴望。

25 　　　　 　　在托翁小说《安娜-卡列琳娜》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估计这是上帝他老人家的口吻。二总部当时还真是有上帝在眷顾，没过三天，“公安联总”就遭了报应。军区方面不能容忍联总如此挑战权威，遂将“2、23”事件定为武装镇压学生的反革命事件。事件一上纲，联总立刻土崩瓦解，为首的人被抓起来了。

 　　红二趁势而起，大造舆论，过了没两天，又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召开盛大集会，声讨联总反革命暴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我们参加了，联总的头头被军人押到主席台前，列成一排，帽徽领章全被撕掉，一个个彪形大汉捆的跟龙虾似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幸福？就是看到跟你过不去的人，在你面前痛苦地毁灭最幸福。二总部人员群情沸腾，高呼口号“血债要用血来还”、“公安联总罪该万死”等等。公安联总遭此一击，万劫不复。此后不久公安系统被军管，尽管后来东方红公社“贼势复炽”，但联总却没能再度复苏。 

　　这一拳打得公社派晕头转向。二总部在造声势时，胡乱编了些中央来电、沈阳军区来电之类，把这场镇压搞得很有来头。其后几天，是公社派的黑色日子，工大造大、教大主义兵不得不屈服于形势，由头头带队，在自由大路举行“向长春市人民请罪”大游行。大势已去，其情状也甚为可悯，一副“昏惨惨黄泉路近”的样子。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是红二掌权后的太平盛世，社会上的活动不多了，提倡所谓“复课闹革命”。红旗广播站随之撤销，我们都回了学校。 

　　在学校，造大的人员以原来的班级为单位，组织学习，无非是学批判刘少奇主席的材料。当时报纸上很长时间没有公开点名，只说是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而在红卫兵材料上早就点了名。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一个于姓同学，就是对农村的厕所有独到见解那个，他其实是造大的元老，不过不大跟我们在一起，而是依附在另一个高中战斗组里。现在，他也和我们在一起了。 

　　于同学造反资格非常老，不大买老宫的账，又口无遮拦。一次他说，高二的“沃伦斯基”，一直想勾搭广播站的孙同学。老宫有一天见沃伦斯基在场，就提起了这事。沃伦斯基大怒：“说我勾搭孙同学？谁说的？”老宫说：“于某。”沃伦斯基一转身，黄呢军大衣随着抡了个圈，发现了于同学就在不远处，立即走过去，阴阴地问道：“你说我勾搭孙同学？”于同学支支吾吾，沃伦斯基便把大衣一扔：“兔崽子，我擂你！”于同学见不好，撒鸭子就跑，边跑边喊：“我说的又怎么样？事实胜于雄辩！”说完，一溜烟不见了。 

　　那时，同学之间谈恋爱，总给人不大正经的印象。沃伦斯基倒是个花花公子的外形，可为人处世还是非常严谨的，孙同学当然就更受人尊重。因此这场“沃伦斯基事件”也就从此打住了，没人再提。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很少再见到孙同学了，但她的那种安静之美，令我永不能忘。 

　　我们继续学习材料。于同学看不惯老宫的飞扬跋扈，就拉拢人，要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核心小组”，取代老宫早先的领袖地位。事情有步骤地在进行，我因为对老宫耽误了我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至今耿耿于怀，就加入了于某的阵营。陆续加入的还有几个人。见时机成熟了，于同学就在一次会上庄严地宣布，以他为首的“核心小组”正式成立了，负责指导红旗战斗队初一分队的革命工作。大家要一切行动听指挥。

26 　　　　 　　于同学口若悬河，又擅长搞人际关系，是个当小头头的料。“夺权”成功后，志得意满。然而，他低估了老宫的能量。老宫虽然失势、但也仅是脸上挂起一丝冷笑，并未惊慌失措，暗地里立刻展开了反击。他的手法，一是取得红旗战斗队头面人物的支持，发了话，不赞同于同学搞的小圈子。二是逐一做对方阵营的瓦解工作。某日，他找到我，展开了攻心战术，先是重温了一番往日友谊，又指出于同学现在实际已众叛亲离，只剩我一个没表态了。老宫说：“识实务者为俊杰。你想想看吧。”我不作声，思想斗争得十分厉害。老宫又紧逼一步：“我知道你不愿意卖主，但于某马上就要完蛋了，你为什么要当他的殉葬品。我也不要求你反戈一击，你不表态支持他，就行了。”我踌躇良久，只好同意。这是生平第一次我领略到了，当叛徒，有时也是出于无奈啊。

 　　过了几天，红旗战斗队的老张，召集我们开会，说是要解决内部问题。于同学懵然不知他的阵营已经溃散，踌躇满志的步入会场。宣布开会后，老宫首先发难，历数于同学若干非组织活动的阴谋与错误，口气严厉。于同学拍了一下桌子，说：“笑话！”就要起来反驳，老张板着脸说：“你等会儿再说。”那倾向，已经很明显。然后，刘同学、张同学、涂同学、薛同学纷纷表态，支持老宫意见。只有我低头不语。于同学观察情势，心里已明白大半，木然许久。待众人说完，他涨红脸，站起来，嘴唇抖着，说：“我，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请同志们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所谓‘核心小组’从今天起宣布解散。但，有一点要申明，我生是造大的人，死是造大的鬼，忠于造大的心……不会变……”说着，忍不住抽咽一声，跑出教室去了。此后，就不大见他到学校来了。 

　　老宫排除了异己，脸上又恢复了蔑视一切的笑容，他不在乎什么核心小组这样的名义，还是继续当大家的精神领袖。 

　　1967年的3月，是文革初期难得的平静日子。红二掌了权，像模像样地坐起了天下，分别成立了教育、工交、财贸系统的小“红革会”，要准备料理一百万长春市民的吃喝拉撒睡了。其间学校活动也仅仅是开一些走过场的批判会，批一批本校的死老虎当权派。 

　　当时全国各省基本都由一派造反派夺了权，然后向毛主席发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电文，堪称一绝。历史上大概只有屈原能把汉语词汇使用到那么灿烂的程度。大概的风格，就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什么“我们对您的景仰犹如滔滔江河……”之类。发致敬电，目的就是期待早日被承认“合法”。但中央的表态极为谨慎，只有上海、黑龙江、贵州等少数省市获得认可，成立了钦定的“革命委员会”。在那些地方，夺了权的造反派也就有了不可摇撼的合法身份，坚挺不坠。有个把更激进的小派别跳出来挑战，马上就会被灭掉，如上海的大专院校“红革会”。 

　　《人民日报》在每一个省革委会成立时，都要发表一篇社论以示庆贺，内容八股就不用提了，关键是标题妙笔生花。比如《东北的新曙光》、《西南的春雷》等等。后来哈尔滨出了一种香烟，牌子就叫“新曙光”，作为纪念。这种钦定，其光环效应无可抗拒。二总部在镇压“公安联总“时，就因为钦定的造反派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一辆宣传车，在长春街头反复播放支持镇压的声明，因此收到了“传檄而定”的效果。在上海，王洪文先生的“工总司”，也是轻而易举就把昔日战友“红革会”给灭掉了。 

　　但是，绝大多数省份的夺权造反派却陷入了无限期的等待。 

　　我们红二派，没有等来《人民日报》的钦定社论《红日高照长白山》什么的，而是于4月12日出乎意料地听到广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要爱护一切革命小将》。这个社论，明显指责了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所做的镇压。 

　　我们目瞪口呆，公社派一片欢呼。近一个月来，公社派等于无形中解散了，而现在，“春暖花开，面朝大海”，他们一下子从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

27 　　　　 　　这年的4月1日，各媒体同时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是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长文，无疑是一声号炮，向刘少奇主席公然开火了。虽然还是没点名，但两顶大帽子甩出来，傻瓜才看不出来，一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顶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发了不知道多少万字，都是老调重谈。后来还专门开辟了《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专栏，发老百姓写的批判稿。“赫鲁晓夫”这位前苏共领导人的名字，成了中国媒体上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人名。

 　　《清宫秘史》不过是解放初的一部黑白电影，说的是光绪、珍妃及慈禧事。1967年曾内部放映过，供批判用，剧情比较紧凑，观众中居然有为光绪找不到珍妃而着急的，下意识地拍起了巴掌。这部电影，刘主席大概是随口说过一个好，现在也给翻腾出来，要定大罪了。 

　　刘主席曾著有一本书，叫《论共产党的修养》，此时也成了靶子，报纸上标准的称呼是“黑修养”。其实里面不过引用了几句孔孟语录，讲的也不过是如何修身。因为“修养”这词当时人们不大用，又与“修正主义”一词共有一个“修”字，所以现在，就只好任由愚民们胡批乱批了。 

　　少奇同志是我党资深的革命家，在他当国家主席时，我有幸是他老人家治下的一位小公民。刘主席治国有方，当年常开“最高国务会议”，参加的人不多，从报纸上的照片看，气氛和谐。这种会议周恩来总理也需要参加，态度是很恭敬的。1960-1963年，国内的经济一塌糊涂，一度也是流民遍地。就连我家，都吃过高粱面饼和玉米面菜团子，一年没见过大米饭是何模样。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收拾残局。他开放了“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进城高价出售农副产品。一个鸡蛋，五毛；一只活鸡，十好几块。城里有钱的，可以吃到肉蛋，农民也有因此而发了大财的。这样不断调整，到了1964年，天下已然复苏，副食品供应基本恢复正常。我们看的课外书、用的作业本，纸张也变白了。“三年灾害”的惨痛，奇迹般地消失了。我的祖国，到处欣欣向荣。 

　　这一过程，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后来经过了70年代前期全国的压抑暗淡，就更感念这位两鬓白发的前国家领导人。可是在1967年，我没有这觉悟，跟七亿国人一样，喊了无数遍“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近来为了写这个文章，看了一点儿相关资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纪录短片，拍摄的是1967年夏，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批判刘主席的镜头。无数的红宝书在他身边挥动，一群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簇拥着他。刘主席身着浅灰色中山装，从一个古老建筑的门走出来，步履蹒跚。他保持着尊严，不停地走，年轻人不停地喊口号。他很老，有短短的白胡须，表情漠然，跟我记忆中照片上的神采很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很高大，其余的人，很矮小。我看着，内心震动，为这位老人感到无限的悲哀。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中的马仔人物，但有笔如刀。而且据后来揭露，从此时起，他和另几个同类的刀笔吏马仔，就不断用热线电话操控各地在野的激进派，直到搞得天下大乱。 

　　4月12日以后，公社派不断上街游行，打出“长春公社新生了”、“长春公社和中央心连心”的标语。他们被压抑了一个多月，现在人人欣喜若狂，宣传车震耳欲聋地播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长春市的底层市民，也涌上街夹道欢呼，一副“不见王师久矣”的样子。 

　　二总部顿时陷入失语状态，眼睁睁看着一条毒蛇在复活。 

　　长春公社决不是温文尔雅之徒，从这一天起，他们的斗争策略，就处处压了红二一头。可怜掌了权的红二派，优柔寡断，步步退却，全没了当年冲锋陷阵的劲头。我们那时作为基层战斗人员，心里非常纳闷儿：为什么同是一伙人，执政之前和执政之后，差别就这么大呢？ 

　　4月17日，长春公社终于出手了，这一仗，他们打得又准又狠。

28 　　 　　问题出在《长春日报》上。《长春日报》夺权很早，甚至先于二总部的“1、18大夺权”，报社的亲二总部造反派掌权后，办了几天《新华电讯》，只登新华社消息，后又于2月初，恢复了《长春日报》，一、二版登新华社消息，三、四版发表关于红二活动的消息。这个做法，早就为公社派及其拥护者们不满。他们的说法是，报纸是全民的报纸，凭什么只登一派的消息？更有人尖锐指出，老百姓花四分钱买报看，是为了了解国家大事，不是为了买一张红二机关报。

 　　偏偏报社的红二派不学无术，其掌管下的报纸错字连篇，以至于出现严重政治事故，且接二连三。具体是哪些，我记不住了，无非是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排印成了“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之类。这类问题，理智地看待，无非是编辑疏忽、校对不严，即便在文化昌明的今天，也是难免。问题在于，那个敏感时期，这样的错误简直是要人老命。长春公社抓住了把柄，先是大造舆论，在报社大墙上，贴满了声讨大字报，引发舆论狂潮。 

　　17日这天，他们不宣而战，地、工、光、野打头，冲进报社，要查封报纸，勒令停刊请罪。报社的红二派当然不肯，公社派就组织冲锋，往外撵人。冲突爆发后，报社门前聚起了上万人围观，舆论几乎一边倒。公社派的宣传车每质问一句，围观群众就一片鼓噪，山呼海啸一般。 

　　面对突然事变，红二方面束手无策，采取了张学良式的不抵抗政策，没有及时组织舆论声援和实际对策。报社的红二派仅靠自己的力量苦撑，哪里抗得住公社人海的围困。公社派将报社断电断水，切断报社与外界的联络。红二的人在里面无法，只有凭窗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红军想念毛泽东”。第二天，公社一派前来参加围困的人更多，志在必得，逐屋逐层地清理红二的人。其时，二总部的中学指挥系统出于激愤，曾调集了一部分援兵，进入报社进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是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报社最终还是失陷了。 

　　公社这一仗打得漂亮，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长春日报》是红二的重要舆论阵地，眼看被暴徒围困，却碍于《人民日报》社论的束缚，不敢组织人马去镇压。军队方面更不可能出动了，公安“色团”也有所顾忌。再加上，报纸确有短处被人家抓住，所以只好任由宰割。报社位于长春市最繁华的重庆路，公社一闹，全市震动。那几天，长春市大概有50万人到报社门前去看过热闹，结果，此役成了公社号召群众、聚集力量的重要一役。在查封过程中，二总部人员也试图抵抗，桌椅板凳扔得满天飞，但公社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愤怒增加十分；红二负伤一人，则围观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红二完全被人民战争给制住了。 

　　到19日，公社完全控制了报社大楼，把战旗插上楼顶。这一无心之举，又成了他们制造声势的好办法。一些对公社表示支持的单位组织，也纷纷把战旗插上楼顶。我到现场去看过，只见“城头遍插大王旗”。无数面大小不同、字体不同的群众组织旗帜，在蓝天下猎猎拂动。甚至有一些原属红二的组织也阵前倒戈，把自己的旗帜插了上去。 

　　来自南关区、二道河子区这些公社派“解放区”的闲杂人员，仍聚集在报社门口不散，喜形于色。我在马路对面遥望这情景，内心充满悲哀。领袖曾说：“人民大众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如今，这话要反过来说了。 

　　查封报社之后，长春公社趁热打铁，为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立即在报社大楼内举办了一个“查封有理展览”，将红二派夺权之后《长春日报》出的错误逐一展出，又一次轰动全城，连红二的人员也都纷纷去看。展出的内容触目惊心??简直就是文盲办报。此外还有印得缺鼻子少眼睛的领袖画像，更是让人无话可说。 

　　展览的留言簿上，记录了不少红二人员当场“醒悟”、要杀回马枪的心声。 

　　红二吃了这一瘪，很久才缓过神来，采取了一些对策，但已经晚了。人心、舆论，已明显向公社倾斜。

29 　　 　　 　　长春市的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势不两立。长春市的人民也分为两大派，各拥其主。为了捍卫本派的声誉，人人都很自觉。那时，大家可以拿粉笔在地上写标语口号，走上街，满地都是“二总部必胜！长春公社必败！”或者完全反过来的标语。从4月到5月，街头巷尾，经常能聚起一伙人来，自发的展开辩论。民间的铁嘴，现在可是露了脸。那时人们还是认真的，辩论是“文斗”，一定要言之有据，逻辑性强，耍赖、耍蛮，那是要遭人嘘的。

 　　红二掌了权，胆子小得多了，武的方面不大行了，总部觉得本派人才多，就积极鼓励街头大辩论。公社派是新生力量，无比自信，也要趁机搞舆论扩散，所以从容应战。两派辩论得不亦乐乎。有搭擂台的，有下战表的，有随机生发的，一到黄昏，斯大林大街上就人声鼎沸，到处是辩论中心和围观人群。人类历史上，自古希腊以来就没有过的、最壮观的全民政治辩论，出现在我华夏。老幼妇孺，无不沉溺其中。口若悬河之士，被人们奉为时尚英雄。 

　　据记载，长春市两派辩论最宏大的一次，是以省委某高级干部“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是三反分子”为辩题，于5月28日的一场搭台辩论。与会者约五万人，双方一对一的上场，辩论从上午10点开始，至深夜12点结束。共14个小时，口沫不知道飞了多少。 

　　派性斗争，也侵入了家庭。那时拥护哪一派，全凭自己的感觉，所以父子互斗、夫妻反目的也有。我是铁杆的红二不用说了，我的父母兄弟，也都有其政治立场。在二总部夺权后，他们都曾是热心拥护红二的，查封事件一出来，他们又都狂热的拥护公社了。可见公社是何等能鼓惑人心。 

　　我在家里是少数派，很孤立。天天要听他们赞美十几遍长春公社好，可以想象是多么痛苦。但我珍惜革命的经历，决不为了亲情而放弃立场。 

　　4月末。红二财贸学院造大针锋相对地举办了一个“查封无理展览”，看的人不多。我跑去看了，明白了一些真相。原来，长春公社在冲进报社后，把一些作废的报纸校对稿样和图版，都当成正式报纸，在他们的展览上予以公布，造成报纸天天有重大错误的假象。“查封无理展览”用理智的态度，介绍了报纸编印的基本程序，应该是有说服力的。但那个年头，谁能煽动，谁就占上风，理性还有个屁用！所以这个旨在“消毒”的展览，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5月间，红二还举办了一个“赵林公馆展览”，把赵林同志的家敞开，布置成展厅，组织人员参观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个赵林同志，真是冤透了。他本是吉林省的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吴德。文革开始后，吴德被紧急调到北京任用。文革中也有红卫兵去北京揪吴德的，被中央严厉禁止。结果，二把手赵林就顶了缸，成了吉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后来了解，这位赵林同志决不是什么叛徒，而是一位英雄。新四军皖南事变被俘人员曾在福建有一个著名的“赤石暴动”，据说，指挥者之一就是他。 

　　参观“赵公馆”的人，络绎不绝。公社派也有大批人跑来看。那时的人还算比较坦荡，不少公社派的人在留言簿上写道“我们观点虽不同，但我认为你们的这个行动是符合大方向的，我深受触动”云云。“赵公馆展览”为红二赢得几分，但未能从根本上扳回劣势。 

　　查封长春日报之后，长春市的“武斗”气氛甚浓，双方剑拔弩张，纷纷开始装备冷兵器。长春日报社的陷落，对两派人员都是个警示??没有自我保卫能力是不行的。各单位因之严阵以待，防备对方来偷袭。 

　　二总部的下层人员，如我们，普遍弥漫着焦躁情绪，为本派在斗争中的迟钝、僵化、不作为而甚感不满。这种情绪反映上去，给红二高层带来不小的压力。这个恐龙似的庞然大物，终于也感到要奋起反击一下了。

30 　　 　　 　　我们和长春公社的主力军??工大造大是近邻，所以我校也是“对敌”宣传的前沿。学校广播站天天在批判长春公社。自从教育学院广播站撤销后，我回到学校正无所事事，恰好我校造大总部的广播站找到我，要我去播音。我答应了。但是学校的广播站，稿件写的四平八稳，很不起劲。我干的有一搭、没一搭，没事就上学校门口大街上去参加辩论。

 　　革命是锻炼人的大学校，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历练，口才大有长进，在街头，也是个谈锋甚健的辩手，渐渐有了点儿名气。有一回母亲偶然路过一个辩论圈，见我在里面，就拉我出来，旁边一位公社派的听众说：“哦？这是你的孩子？够厉害的！我们要是在武斗中落到他手，还不知道要死几个呢？”我妈回家后埋怨我：“你怎么落下这么个名声？” 

　　一天晚上，我正在校广播站值班，老张忽然从外面跑进来，说：“快，快喊口号！工大造大的队伍正从门前过呢。” 

　　我赶紧拿过话筒狂呼口号，什么“分裂主义决没好下场”、“打倒长春公社”等等，劈头盖脑地一通猛砸。 

　　几分钟后，只听哐琅一声，十多个汉子破门而入，见人就抓。原来是工大造大的人咽不下鸟气，冲进了我校主楼，来砸广播站了。我们奋起反抗，但寡不敌众。他们三下五除二，拆了我们的大喇叭，又把广播站的人俩架一个往楼下推。我气愤之极，高声怒骂：“你们这帮强盗！法西斯！强盗！”他们喝道：“喊什么喊，走走走！”因为是在晚上，我们校的人员大多休息了，防卫非常差，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主楼发生了敌情。强盗们把我们几个人押上了他们的宣传车。我宁死不屈，一路高喊：“法西斯！法西斯”喊着喊着，不争气的眼泪就流了出来。看押我们的造大战士，都是大学生，还算文明。只是笑着说：“这小家伙，怎么这么顽固？” 

　　车开到工大校园里他们的据点，强盗们把我们推进一间办公室，开始教育我们：“红二这么不得人心，你们干嘛要为他们卖命？”我挣扎着昂起头来，说：“我们生是红二的人，死是红二的鬼！”工大的人就笑，说：“你中毒太深了。”一个小头头拿了水给我喝，说：“好了，你也不用喊了，我们就是要给你们一个教训。省实验造大，啊，为什么天天在广播里骂我们？我们就把你们得罪得那么苦吗？”我说：“骂分裂主义者无罪。”那头头就说：“骂，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是看真理在谁手中。二总部如果是对的，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杀回马枪的有多少，你知道吗？”他又和颜悦色地做了一番思想工作，挥挥手说：“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了，这喇叭，当然是不能还给你们了。咱们后会有期！” 

　　回来的路上，我恨恨不已。老张说：“小家伙，你表现不错！” 

　　广播站被砸，是省实验造大的奇耻大辱。第二天，我们联合工大的红二派??“红造大”，到工大校园去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红造大是工大造大中对二总部有感情的人，当初留下来没叛变，组建的一支新队伍，与我们同气相求。我们绕着工大的几个教学楼游行。工大造大见我们来者不善，一个人也没出来。走到一处大楼，红造大的人说：“这就是工大造大的老巢。我们一听，火冒三丈，纷纷捡起砖头瓦块扔过去，只听得窗子玻璃哗啦啦碎成一片。 

　　红造大的女生赶忙拦阻我们：“你们不要砸，他们又该捞稻草了（有了攻击我们的借口）！”我们不听，只是扔，心里还说：“这都什么年月了，还讲文明？”有一个我校造大高年级的同学就喊：“别扔了！”我们说：“扔又怎么样？革命造反嘛，管他那么多？”那同学质问我们：“那是不是国家财产？啊？造反就破坏国家财产啊？”他只是一个人的声音，竟然问得我们哑口无言。 

　　仇恨憋在我们心里。然而想不到，复仇的机会很快就到了。5月3日，正是桃红柳绿时。我一早到学校去，接近中午，想回家。刚刚走出校门不太远，忽见工农广场花坛的灌木丛里，一声呼哨，跳出几个穿军装的大汉，一手拿着刺杀训练木枪，一手从花坛上往下掰砖头，往我们学校的方向扔，动作凶猛而又怪异。行人一时纷纷走避。我在一瞬间，被这眼前景象惊呆了??光天化日，怎么会有这等怪物？那几个军人，显然是我校对面的“九航校”的学员。在文革中，军队内部不许搞运动，以保持战斗力，但军校是允许搞运动的。许多军校的校长也和地方干部一样，被斗得一佛出世，七窍流血。九航校有一支很善战的组织，叫“12、27革命造反团”，是长春公社的基本力量之一。这几个砸砖的军人，肯定是“12、27”的武斗队员。 

　　几条大汉扔了一阵儿，撤了。花坛里花木一片狼藉，路人惊魂未定，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议论。我急忙返身跑回学校。进了校门，见气氛异常紧张，我们班的刘同学神色严肃，递给我一根棍子，说：“快，去找个柳条帽戴上，要打仗了！”

31 　　 　　 　　在派性斗争中举措失当，使红二威望大减，杀回马枪的，多如过江之鲫。就连著名的创作《反对分裂歌》的那两个词曲作者，也都倒戈而去，这简直是对红二的莫大讽刺。长春公社气焰万丈，更进一步质疑红二在夺权后“三结合”的合法性，说是“三凑合”，还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调查团，进驻省委大院，调查有无猫腻。这不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忍无可忍之际，红二有所行动了。 
　　那天我跑回学校，只见男生正在集合。我们校的冷兵器装备，那时还很不到位，人们只是拿了些棍棒、铁锹等顺手的家伙。头上都戴着建筑工人戴的柳条帽。那时候，建筑工没有塑料安全帽，头盔都是用扒了皮的白柳条编的。武斗人员嫌它不威武，又全部给刷了蓝灰色的漆，有了点儿金属的意思，以充钢盔。一排壮汉，统一戴起柳条帽，也煞是壮观。 

　　我跑到主楼内，找了一顶被人废弃的破柳条帽，戴上试试，也可充个打手了。 

　　我们造大的二把手正在做战前动员，他说：“今天是咱们红二全市统一行动，要拿下工大造大的武斗黑据点。进攻的任务，由别的单位负责，我们的任务，是牵制住对面九航校的‘12、27’，不要让他们去增援工大。刚才他们已经来挑衅了，再来，就坚决反击。大家注意，不要让砖头砸着。” 

　　动员还没完，门外有女生探马跑了回来，花容失色：“不好了，来了，来了！” 

　　狗日的，送上门来了。我们立即出动，“柳条帽”一律弯腰小跑，风驰电掣。两边女生就鼓掌，以无限信任和崇敬的目光目送勇士出征，还涨红了脸喊道：“加油！快，快呀！” 

　　这喊声，美丽动人。我们顿时热血上涌，将生死置之度外，黄继光、董存瑞的形象不断在脑海里闪现。杀敌报国，就在今日乎？狗日的长春公社，咱们拼了！ 

　　出了校门，就见在对面人行道上，“12、27”已经排好了散兵线。几百号壮汉，手持刺杀木枪，严阵以待。他们是军人，但为了考虑影响，都没戴军帽、没穿军上衣。一色的白衬衫、蓝军裤，杀气腾腾。我们和九航校之间隔着的马路，是斯大林大街的南沿线。虽然不常有过路的汽车，但还是有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看到这个架势，路人不由胆战心惊，都停下来，不敢走了。有人干脆把自行车一支，看起了热闹。其间有红二派的，还向我们鼓掌。 

　　我们这边，也是几百号“柳条帽”，各个捡了些砖头瓦块在手里。两军的大喇叭，各喊各的，搅成一团。这时，我校的大喇叭突然播放起《骑兵进行曲》，乐曲高亢、嘹亮、急促…… 

　　这就是攻击令了，杀贼正当此时！我方“柳条帽”一声呐喊，排山倒海的向敌阵冲去，一时间，棍棒齐舞，砖石乱飞。 

　　这是我亲身参加的一次现代冷兵器作战。但有一点要说明，现代人不同于古代人，文革后的人更是狡猾十倍，两军交手，决不会缠在一起玩命厮杀。只要一方冲锋，另一方就后撤，两边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一场武斗，不过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只有反应不灵、腿脚不快的，才有可能被打死打伤。 我们双方都是初次参加武斗实战，但没有几分钟，大家就都适应了。这种交战，跟着集团冲锋就是了，只要不是单兵突进，一般没有什么危险。对方虽然是空军，但也是练习过步兵基本功的，膂力强，有的砖头扔得特别远。有时远远地一大块就甩了过来，我们的人就惊呼：“小心！小心！”大家纷纷躲避。好在砖头不是导弹，空中运行没有那么快。 

　　我方采取的是进攻态势，几次冲锋，砖如雨下，冲到了他们的篱笆墙附近，几百个虎狼健儿上去一阵踩踏，他们的竹篱笆墙就荡然无存了。当然，他们也采取反冲锋，把我们一直赶过马路。 

　　交战中，忽然对方营垒里跳出一个怪物，穿得臃肿，酷似变形金刚，脑袋都看不清楚。这怪物又蹦又跳，狂扔石块儿。我们很惊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穿着刺杀防护服的人，脑袋上戴着面罩。这个不要命的！我们立刻万砖齐发，终于把他逼退。 

　　兵临城下，他们的大喇叭忽然放起了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一个浑厚的男声在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我们立刻向敌方广播站大楼甩石块儿，但太远，打不着，只打在了一块高矗的铁皮语录牌上，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启发了我们，大家集中火力，去砸那语录牌，只听得“咚咚咚”地震天响，盖过了他们的广播声。巨大的回响，令人震恐。不过那语录牌的材质很好，倒也“岿然不动”。 

　　双方的拉锯战，有时也稍有停歇，过路的老百姓就赶快抱着头弯腰跑过，边跑还边喊：“可别打啊，可别打啊！” 

　　我们的牵制，有效地起了作用。“12、27”虽然离工大咫尺之遥，又是悍旅，但始终不敢离开他们校园一步。时过中午，战士们都饿了，双方就不约而同收兵。我们的女生探子仍然在校门口晃荡，严密监视他们。 

　　吃过午饭，我们看见风雨操场上忽然开来大批卡车，一车一车的都是人。原来红二大规模的调兵遣将开始了。来我们校的，是担任攻坚任务的队伍，是来自几个技校的学生。他们跳下车来，就马上整队。卡车队掉头又开走去拉人。没多大一会儿，操场上已经集合了两千多人，清一色的柳条帽，手持长矛。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装备。长矛由锄草的锄头改制而成。东北的锄头，木柄上是一个弯勾，弯勾上焊着一块菱形铁板。把这小铁板敲掉，把弯勾打直打尖，就是一支上好的长矛。技校的人还在上面缠了红布条，宛如红缨。 

　　他们的队伍非常整齐，长矛如林，红缨飞飘。我固然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至今失败得一无所有。但是，我觉得一生最值的，就是亲眼见过冷兵器作战的大部队。什么叫“虎贲”，什么叫“画角连营”，什么叫“可汗大点兵”，什么叫“四万义军同日死”？你不见眼前这种场面，就不可能想象。 

　　我们省实验造大，也算是一支劲旅了，但仍被他们的军容所震慑。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看着。 

　　卡车还在一车一车地拉来人。勇士们在分发武器，做战前热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其中有一部分人，武器不够，我校的校办工厂就抓紧时间，把一捆一捆刚买来的锄头打成长矛。 

　　队伍终于出发了，黑压压的一队一队，有节奏地呼着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过去，在我们省实验学生的眼中，技校的人，也就是一伙考不上高中的流氓地痞。如今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倒也觉得可爱无比。 

　　良人远征，灭此朝食。此时，远眺工大方向，已经是“尘埃不见咸阳桥”。工大造大，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王八七”的倒台，对全国保守派来说，是天遂人愿。一个月前，他还频频登台，横扫千军如卷席，把保守派气得吐血；今日成了阶下囚，保守派又怎能轻易放过他？满街的批王大标语，往往不是愤怒声讨，而是充满了嘲骂。昨日的“中央首长”，今天成了标语上的“王八……七”、“小爬虫”，书写人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王力本来就长得有些特点，漫画上的样子就更是不堪了。

 　　我觉得从文革起，中国的民众，就特别渴望看到有人倒台，这也不尽是因为心术坏了，而是某人倒台前的风光无限，和倒台后的万人唾骂，构成了看客人生中的一种无比快意。 

　　现在，该轮到激进派们尴尬了。好在王、关、戚的倒台，并没有在公开媒体上公布，不像陈再道那样是公开点了名的。所以，激进派们虽然也贴标语、欢呼，但极力把此事缩小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枝节。两派仍然在斗，激进派在舆论上仍占上风，北京造反派声援各地激进派的口径一如既往。可是，有一点，一般人看不出来，就是，未来胜败，形势已易。 

　　我估计，各地两派的决策人物，此时肯定都仔细分析过形势。保守派一方，多为“拥军派”，前一个月还背着“军内一小撮的走卒”之恶名，毛主席批示“还我长城”一出，立刻摘帽，成了真理的拥有者。他们想不到绝处还能逢生。先前的暮气，一扫而空，准备与激进派大战三百回合了。我在北京街头，再见到红二、成都“红成”和广西“联指”卖小报的驻京人员，都已是神闲气定，不再委琐了。 

　　而激进派功亏一篑，苦在心里。眼见得全国大胜在即，却猛古丁折了主子，希望顿然渺茫。此时的中央文革，再也不发表“支一派，打一派”的言论了，而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派高调拥军，激进派们怎能不暗自叫苦。再研究一下“7、20”陈再道的倒台，没逮捕，也没进监狱，仅仅是公开撤职，悬搁了起来。而倒陈的得力人物王八七先生，则一栽到底，政治上彻底见了阎王。那么这“7、20”，该怎么来计算胜负？激进派大多是以“反军”为道义号召的，如今釜底抽薪，再不能揪解放军首长了，今后还能以什么理念来做大旗？ 

　　在长春，不等王、关、戚倒，形势就有了微妙变化。8月16日，首都和各地的公社盟友还在气势汹汹地敦促贺吉祥投降??他们看准了吉林就是第二个武汉，准备再做一回时代英雄。可是17日，就有一道金牌下来，堵死了他们的路。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加了批示，号召长春市两大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 

　　这时，已是在毛主席追查“八一”社论之后，而且他在武汉时期有一个思路，后来在上海公开讲了出来，那就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理念虽然还没有见诸媒体，但显然已在开始贯彻。这就是“8、17”批示的背景。在这个批示中，虽然红二被排在了两个公社的后面，但已决无成为第二个“百匪”的危险性。红二对此求之不得。公社方面则奋斗了好几个月，不过才是两大派之一，独大无望，还要服从“大联合”。这无疑是一瓢冷水浇下。 

　　自这一天后，首都三司及其一伙救世英雄，自知“摘桃”没戏，都先后蔫撤了。公社只有硬挺。 　　这以后，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开始着手促成两大派停火。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有武汉的前车之鉴，军方对两派的态度，也是能一碗水端平的。假如没有军队的努力，长春的武斗，还不知要延续到几时。

只是“8、17”批示之后，武斗的轮子一时还刹不住。且红二气焰复振，要杀杀对方出气。据记载，8月23日，师大两派在校内爆发武斗，打死武装保护305所器材库的解放军士兵一人。25日，长春铁路两派爆发武斗。省军区的武斗监督小组做了工作，两派才停了火，但枪声仍然不断，好多铁路职工不能正常上班，造成长春市第二次铁路中断。27日，公社派占领南关浴池和南关大桥，以之做为武斗据点，实行戒严。开枪打死、打伤乘车路过的解放军战士各一人。28日，吉林农大和省体校的红二派开赴吉林市的尖山子，拯救救被吉林市“八?三一”（亲长春公社派）抓走的二总部人员，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武斗。双方开枪射击，共打死六人，伤十七人；打死生产队马四匹，猪一头。31日，两派在长春电业局大楼发生武斗，使用了半自动步枪和轻、重机枪等武器。共死三人，伤五人。9月2日，红二以市人委大楼为据点，公社以市医院大楼为据点，展开激烈枪战。

 　　从记录来看，每过两、三天就有一仗。规模虽不能和四川比，但子弹不长眼，恐怖气氛一点儿不差。市民都陷入惶恐之中。我后来看过一篇关于那时的回忆，说枪声一响，街道立刻不见人影。居民除外采购食物，要冒生命危险。因此，心情都极其郁闷。 

　　这段时间，在军队的撮合下，两派也开始了谈判。有了些前所未有的迹象。8月25日，军区和驻长部队召开爱民大会。两大派组织都应邀参加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这是几个月来，两大宿敌头一次坐到一个板凳上。31日，长春公杜、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卫戍区司令部五方代表协商签定了《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规定两派于9月2日中午12时起无条件全面停火；严禁打、砸、抢、抄、抓，严禁拦路劫车。 

　　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了点儿曙光，但实际上还是在打打谈谈，协议的效力很微弱。就在规定停火的当天，仍然有激战，且是在五商店附近的闹市区。 

　　9月5日，长春公社、红二、长春卫戍区司令部等三方代表第二次达成《关于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协议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的武器一律于10日12时以前无条件地全部上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不准再自制武斗工具；不准再进行武斗。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在这一天，中央下了一道重要命令，后称“九、五命令”，是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武斗中，各地解放军武器库连连遭抢，军方受武汉事件教训的束缚，不敢动武，守卫战士又要尽职，往往白白牺牲。在主席调整了思路后，一系列强行制止武斗的举措出台了。“九、五命令”是经毛主席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全称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文件用了“命令”这个提法，本来就异乎寻常，里面的内容，又十分强硬。要害是说：“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今后如有违反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当地驻军在执行上述命令时，首先要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讲清道理，进行劝阻。如劝阻无效，可对空鸣枪警告，令其撤回。在劝阻和警告无效时，可宣布这种抢夺是反革命行为，并采取措施对其少数的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人民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在海防、边防、沿海岛屿和国防、机要重地值勤的战士遇有人夺枪时，有权自卫反击。” 

　　这实际是下了开枪令。而且里面关于“不管是属于哪一派”的说法，也大有深意。中央已经不在乎你什么“左派”不“左派”了，可以说格杀无论。 

　　这个命令，对激进派是致命的。“左派”、“无产阶级革命派”都不是免死牌了。不许抢枪，弹药就不济，弹药不济，就再也打不下去。保守派则一般比较欢迎，因为可以制止住激进派的强大攻势。而且军方一般与保守派渊源很深，有军队在，保守派即使缺乏弹药，也不会被消灭。 

　　命令一下，军队方面军心大振，各地武器库战士早就憋得乱叫，如今可以开打，即视来抢枪的人为敌人。望见有造反派来，立刻架起机枪，靠进一步就要宰羊，再无什么顾忌。各地造反派，当时一般都吃透了“命令”精神，见好就收。在广西，有“4、22”的一股小队伍不听邪，仍然去抢。进了军队伏击圈后，被一顿枪林弹雨扫过，悉数“尽忠”，以后再无人敢去充当“义和团”。

43 　　 　　我在北京成了“逍遥派”。虽然还关注两派斗争，但狂热之心已经没有了。当身处吉林省时，觉得红二的对错，对于我来说，至关重要。待走出来一看，全国各处皆是纷争，是是非非哪里能说得清楚。就像若干年后，我曾惊讶地发现，朝鲜人民也称他们有“全世界唯一的太阳”，我这才醒悟：这世界上，不仅没有“唯一”，是否是“太阳”也未可知哩。还是一笑了之吧。

 　　母亲怕我们遭遇不测，带我们兄弟三个逃到了京城。她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是很典型的。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武汉“百万雄师”在某个时期，就曾有明确的军令，说：大学生是祖国未来，遇到“钢派”的大学生，不要往死里打；如果对方是工人什么的，才可以可往死里打。我们哥儿三个，都是祖国的未来，我们那时跑到了北京。只是，很遗憾，我们躲过了武斗的炮火，却都没能成为祖国的未来。我和小弟，都不能算有什么成就，目前基本上成了祖国的累赘。大弟倒是功成名就，但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美利坚国”的未来了。 

　　我在北京，不能深切体会到危城中的同胞是怎样度过那几个月的。爸爸一个人在长春，捱过了那个惊恐之秋。他是个物理学家，对于“人文”的事情，感觉不是很细腻，他的来信，只是写着“（供销）合作社卖的菜很少，白天晚上都是枪声”。 

　　我们的祖国，从1949年到今天，都是和平时期，查阅67年那个时候的正式报纸，也没反映出有什么硝烟气，但我们的人民，却实实在在经历了一场战争。 

　　在这里，我要引用一位名叫“姜东平”的人写的回忆片段，当年，他也是一个长春少年。他家住的地方，离我家不是很远，从文中表述的来看，应该就是在四分局??

学校失去了安全感，危险即来自于内部的两派对立，又来自于社会上更强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一天，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的两辆汽车开进了校园，抢走了学校所有的细粮（注：即大米、白面）。为了避开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我由住校转为“走读”。尽管每天坚持正常到校，但学校已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教师无书可教，学生无书可读。而在社会上，两派组织已经开始到部队抢劫枪支和武器弹药。街头枪声骤起，特别是在两派组织犬牙交错的地带，已不断地发生小规模的枪战。 
 　　在学校通知无限期放假那天，我像往常一样，穿过植被茂密的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回家。走到12中附近的时候，见一片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头，新起了一座坟墓。一位中年妇女趴在上面，她的半张脸贴在湿润的黄土上，两肩在抽动，泪水不断地从眼眶里流淌下来。坟墓四周围满了她的亲属和看热闹的人们。 
 　　我在人们的议论中得知，她的14岁的儿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殒命。 

　　这天晚上，枪声响了一夜，隔着玻璃窗，能够看到曳光弹划过夜空的亮光。早上，母亲把我唤醒，并叫我看窗户上的玻璃。只见最上层的玻璃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孔，子弹是从西南方向斜射进来的，半自动步枪的弹头已嵌入东面的墙上，露出带有“来复线”的尾部。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邻居在院子里闲谈，一颗流弹飞来，打在一位转业军人的肩膀上，经手术取出的枪弹是发射于美式冲锋枪，这种枪的射程只有百米开外，显然是从附近的建筑物上打来的。 

　　母亲感到十分恐惧和忧虑，这段日子父亲已经不能回家，听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制定了抄家计划，我们家也被列入了名单之内。 

　　母亲患有肝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务负担使她几乎难以支撑。为了避开这段危险的日子，母亲将我弟弟送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姥姥家。这样，只有我和母亲两人在家艰难度日，我的怀里整天揣着一把一尺多长的钢锉，心里想，如果家里被抄，我就和那些人拼命。 

　　那时副食品和蔬菜供应奇缺，到了白天，我和母亲就到各个副食和蔬菜点上去抢购酱油和蔬菜。有一天，母亲去桂林路买菜，正遇上两派的枪战，眼看着有人被击中倒地。母亲跑回来时仍然心神不定，嘴里不住地念叨着：那个人死了，眼睛都没闭上啊！ 

　　这年8月初，坦克学校“公社派”组织的坦克车，沿着斯大林大街由南向北驶过。趁着夜幕，“红二”派在市图书馆的楼顶向坦克射击，结果，坦克车开了一炮，打掉了楼顶一角。由于市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居民楼只有一墙之隔，为了躲开枪战，左邻右舍都蜷缩在走廊里呆了半夜。母亲终于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精神恍惚，犯了抽疯病，严重的肝炎越犯越频，身体彻底垮掉了。1972年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 
　　 　　以上这段资料，是我在此次写作期间偶然查到的。平白无华的叙述，让人体会到老百姓的无助与悲哀。我们的祖国，当时非常强盛，所有的外敌，都不敢轻易来挑衅。我们是自己在杀自己。如果是抵御外侮，人们不会这样恐惧和忧伤。在本该太平的年代，却可能在某个早上死于“无义战”，怎么能不让人感到生如蝼蚁呢？

下面，我还要引用一位当年只有19岁的女士近年来所写的回忆。她那时是长春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亲历了武斗的炮火和“战友”的阵亡。那种朴素的叙述，同样是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一直到8月20日，那天我和大妹妹去她的学校，听说二总部开追悼会，牺牲的战友有一个是长师的，我大吃一惊，一问正是我造大的同学。我觉得我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要回学校。 

 　　妈妈上班，爸爸不常在家，我回校了。 

　　武斗不断升级，67年9月15日，上午10点多我和芬去食堂，刚过宿舍楼，就听见枪声大作，是坦校造大的的坦克来了，高射击枪横扫过来，我和芬紧紧靠在楼角，看到教学楼里有同学跑出来，其中有坦校的战友。他们拿枪冲了上去。这是我亲历的最激烈的战斗。 

　　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会儿就看到有几个同学背着一名伤员从前面下来。枪声停了，坦克瘫了。我和芬赶紧跑过去，受伤的是坦校的一名战友，叫董尚才。他的左肩衣服上有个洞，上有不多的血渍。他昏迷不醒，脸色灰黄，身子瘫软，裤子被尿湿了一片，我们意识到他的伤很重，当时大家都忙乱的说：快，快，送医院去。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已记不得它是怎么来的，大家慌乱的把他抬上车，到医院去了。那辆坦克就停在教学楼前的马路上，枪声再也没有响起。那天，天气非常好。“天高云淡”，太阳暖暖的照在我们身上，而我们的心里却阵阵的发寒。 

　　11点多，有人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董尚才同志牺牲了。他受的是贯穿伤，高射击枪的子弹从他的左肩斜斜的射进身体，从后腰穿出。血都流在了他的胸腔和腹腔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的心如刀绞的一般：刚刚还生龙活虎，转眼间阴阳两世，很多人的泪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女同学更是痛哭失声。尚才的女朋友下午才到，听到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不知怎样解劝，只好陪着哭。短短的一个月，我经历了两次痛失战友的生离死别。 

　　中午，大家都没吃午饭。回到教学楼，我们发现停电了，再一查，是变压器被高射击枪打穿了，变压器油漏了一地。不知是谁找来一位老电工抢修，他说，修不上啊，变压器油特别贵，刚解放都是进口的，偷变压器油犯死罪，你们武斗，破坏了多少东西呀，说着说着老人流下泪来。 
　　 　　我作为过来人，很真珍视上面的这些民间资料。它们所承载的，是一种快要消散在历史深处的悲哀。读这样的文字，我所感受到的，远比读那些“人文主义”不着边际的卖弄文字来得真切。我想，我们的人民，是有思想的。是他们，忠实地记录了历史。读这样的文字，忍不住要掉泪。我不能不想起一句古已有之的俗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懦弱，是农民意识。但是老百姓的所求，不就是一个平安么？你能指责他们胸无大志么？那些曾经“胸怀大志”、跟着跑、跟着舍命的人们，又收获些了什么呢？他们今安在，可瞑目？是否能有一?堂堂正正的黄土，每年掩上他们的荒冢？ 

　　我承认，我是属于荒废了的一代、落伍了的一代。严格的来说，我连最基本的教育都没受过。但是，我总觉得，公理，跟这个是没关的。不见得我的所有的念头，都是过时的。 

　　年轻的精英们和不年轻的既得利益者们，近些年来，把50、60年代嘲笑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不能忘记，那些年代也曾给予了我不少正确的熏陶。我至今记得文革到来之前，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我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一段课文。我不管写这文章的老作家是如何地落伍了，我只是认为，对于我这种坎坎坷坷活到了今天的人，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真理”的话，那么，就是老作家说的下面的这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

44 　　 　　9月的北京，渐渐地让人感到了愉快。“玫瑰香”葡萄上市了，又大又甜，有一股甜酒的香味。这类水果，在北京以外的公民，是永远也享用不到的。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北京的商品永远很丰富，与外地的穷乡僻壤比，俨然是两个国度。北京人的骄傲，大概就发端于此。到了今天，北京有的、外地也都有了，但北京人的傲慢却依然如旧。

 　　我那时把北京的著名景点普及了一遍，故宫、十三陵、长城……到处都留下“吉林省实验中学革命造反大军某某某”的涂鸦。除了逛景之外，到大学看大字报也是一大乐趣。那时的信息发布，也有虚假新闻，而且造假的水平不是一般，其浪漫程度，可以证明我民族一点儿也不亚于法兰西。下面，我就摘几段当年一位南京土桥镇少年的日记，看看他从大字报上看来了一些什么东西?? 

　　 　　1967．2．6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消息：说美军从境外挖地道越境，被解放军消灭了，一共歼灭了一个骑兵师。还说据清华大学透露，我国的宇宙飞船最近要上天了，我晚上看到一个亮的东西在天空中慢慢地飞过去。 

　　 　　1967．2．7 　　我在街上看到几个消息：一，越南政变，胡志明被捕，由武元甲接管政权。二，朝鲜政变，金日成被捕，由国防部接管政权。三，罗瑞亲第二次自杀。四，朱德被揪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五，陶铸服毒自杀。六，中央文革小组搬到上海。七，上海张春桥任上海市第一书记。八，刘少奇儿子里通外国，被揪出来。这些消息是在街上的大字报看到的，不知道可靠不可靠。 

　　 　　1967．2．10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好消息，我国成功地发射了十三颗人造卫星，一月十四日我国还成功地发射了一颗宇宙飞船。 

　　 　　看这样的文字，很有快感。具有如此的创造力的民族，却至今还没有出一个魔幻文学大师马尔克斯，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有个表舅，在北京大学念书，他就是我那两个小姨的哥哥。我到北大去看大字报，也去看过他。他是一个很奇特的逍遥派。人家逍遥，都呆在家里，不来学校。他却呆在学校，哪一派也不参加，每天研究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混日子。我去过他们宿舍，很一般。他对我讲：“最讨厌‘老佛爷’聂元梓了，独裁，容不得人。” 

　　天凉后，从长春传来的消息还是不错的。军方介入的力度越来越大，尽管做起事情来还是心有余悸。9月10日，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代表军区党委和驻长部队党委，对部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压制东方红公社的错误，进行了检查。算是给了公社派很大的一个面子，以换取公社方面的配合。 

　　就在同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共同签定《关于坚决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若干措施的协议》。这算是最后的“国共协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在中国，文字的力量从来就是最微弱的力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仍是枪声不断，有伤有亡。也许双方都知道今后不大可能再让打了，今日不打，更待何时？于是形势骤然又紧张起来。 

　　灾难的一天，是又一个“9、18”。这一天，在长春火车站一带对射了好几天的两派武装力量，在机车厂医院的小白楼发生激战。战斗整整打了一夜。双方动用了迫击炮、步话机等装备。红二方面的攻势很凶猛，长春公社长铁分社奋力抗击，所幸撤离及时，伤亡还不太大。小白楼药房和堆在楼外的铁路枕木中弹失火，火光冲天。交战过程中，医院1、2、3号楼与站前三轮车社、物资管理所、铁路售票处、站前饭店等公用设施，还有数十间民房先后燃起大火；据一份资料记载，一夜之间，共炸毁、烧毁建筑物面积11300多平方米，损失价值约100多万元。死二十八人，伤近百人。成为文革时期长春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一次武斗事件。 

　　祸不单行。就在同一天，长春市处处烽火，乱兵四出。这一天，两派在朝鲜族中学和四中发生武斗，据说我校造大也派了人前去助战。战果是，五名学生死、多人伤，朝中学生宿舍全部被烧毁。这一天，晚11点半，长春市玻璃拉管厂发生严重火灾，烧毁厂房600多平方米，设备全毁。起火原因不明。这一天，驻扎在五商店和长春饭店的两派武斗队枪炮互射，烧毁了长春饭店的粮食仓库、档案室、财会室和三楼独身宿舍。这一天，长春市百货二商店六楼也突然起火。大火烧了三个小时。将楼内存放的服装、高级呢绒、毛料等物品全部烧毁，损失近100万元。 

　　其中最为令人丧胆的，是“站前旅社”一战。一位名叫王瑞的先生，曾有数行文字描写过当年的那一幕??

当年，由当地驻军支持的造反组织红革会、二总部一派，占据长春站前广场的铁路局大厦，以楼坚兵器利之优势，与对立面据守广场另一侧建筑物的造反组织长春公社一派，展开你死我活的猛烈战斗，双方机枪互相狂射多日不分胜负。红革会、二总部一派的决定性胜利，是从长春地质学院调来训练有素的女民兵炮手某某，她将“全民皆兵”的和平时期练就的一整套精湛迫击炮实战射击技术，施展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中。结果此派战将以日本建筑的钢筋水泥大厦为炮台，将多日攻克不下的对立面一派据守的欧洲哥特式旅馆大楼从顶层到底层，一阵暴风骤雨式的炮弹轰击，七零八落地打成了废墟。
 　　 　　这一天战况的激烈，还有前述姜东平先生的一段回忆，也可佐证?? 

　 　　196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长春车站的枪炮声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 

　　枪炮声在上午达到了高潮，站在斯大林大街上，就能见到2.5公里之外的车站上空浓烟滚滚，铺天盖地。“红二”派开始围攻“站前旅社”的“东方红公社”据点。这是两派武斗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持续三天，两派武斗人员以站前的几处主要建筑为中心，动用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六○”炮、“八二”迫击炮、野战平射炮、手榴弹、炸药包、燃烧弹、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杀伤力极大，因此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据一份长春“文革” 大事记记载，某派组织向另一派不足1000平方米的驻地上，发射了350发炮弹和47万发子弹，“站前旅社”这个历史上有名的“悦来客栈”化为一堆瓦砾，从此在长春消失。40多人在混战中死亡，当地居民有200余人受伤。 

　　其后不久，当我来到站前时，横亘东西的长白路东侧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触目是一片断壁残垣。一根水泥电线杆的上方挨了一炮，只有裸露的钢筋相连，仍然倔强地竖立着。空气里弥漫着硝磺和焦烟的气味，一些当地住户在瓦砾堆里捡拾破烂儿，寻找旧物。人声嘈杂，满目凄凉。人们从四面八方不断拥来，争睹战场遗址，眼神里透着栖惶。 

　　这一天，两派的广播站不断地播送配着哀乐的讣告，并反复播放着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告别”，那熟悉的旋律，肃杀的气氛，使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在一处断壁上，贴着一首悼念“死难烈士”的诗，我把它偷偷地抄了下来。这是写给一位叫王XX的女性的：“火海昂首立英雄，壮士虽死志未终。墙外桃花墙内血，映得万片秋叶红。”诗歌的作者或许是同她一起经过了这三天劫难的幸存者，或许是她的亲朋好友，无论是谁，都要承受这一瞬间的生离死别，蒙受永久的伤痛。九月深秋，正是枫叶红透的日子，北国春城的荒郊野陌，不幸又多了几处坟茔。 
　　 　　上面王先生的记述，与我的记忆略有不同。据我当时在北京看到的公社小报，是这样说的。红二调集大批兵力汇集在火车站，欲剿灭长春市公社长铁分社武装力量。在进行了几天的抵抗之后，长铁分社力不能支，奋勇突围。结果，红二发现长铁分局大楼对面的“站前旅社”里竟然有东方红公社的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就用炮火予以封锁。东方红有一批高层人物在里面开会，被困在里面，基本没有太大抵抗能力，伤亡惨重，眼看要陷于灭顶之灾。长铁分社见势不妙，连忙施以援手。派出精干人员，利用大楼后面的射击死角，为东方红人员开辟了一条通道，救出了一批人。但还是有不少东方红人员葬身火海。 

　　我父亲于第二天，也去了站前广场，看了一眼那一堆废墟。 

　　此役非常惨烈。东方红公社原本很强悍，又惯于搞宣传，但这次的战后报道，却充满了伤感。上面姜先生所引的那首悼诗，当年我也看到过好多类似的，哽咽之声，仿佛可闻。 

　　消息传得很快，公社派在北京掀起大规模舆论宣传，主题是“又是一个9、18”，一派哀兵模样。北京的造反派也很愤怒。时光要是倒退一个半月，他们足可以叫“红二鬼子”下地狱。但时势易也，再不可能有王力这样的钦差大臣来为他们撑腰了。红二的名声在北京，本来就臭，现在不过是更臭一点。红二并不在乎。这一场痛击，确实把公社派打得丧胆。此后，他们嘴上虽硬，但却不敢再打硬仗了。长春的武斗，在军队的强力干预下，逐渐走向沉寂。

45 　　 　　在北京亲戚家住久了，人家有点烦，脸色一天天地不好看。就在长春“9、18”硝烟未散的时候，我的表舅母忽然问我妈：“长春武斗有那么严重吗？你们这样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这等于是在下逐客令。人在难中，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挡风雨的屋檐，连这一点儿，如今都难办到。在天子脚下安逸惯了的人，怎知道外省的水深火热？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长春炮火连天，亲戚还在撵人，人心怎么会冷酷至于此？当天，她就去找了当年的大学同学，第二天，我们全家就搬到北京钢铁学院去了。

 　　钢院的这个阿姨，当初怎么会是一个人，怎么会有单独的房子容纳我们一家，我都记忆不清了。反正我们只求有个住的地方，吃饭不麻烦主人。钢院在西直门外通中关村的大道上，那时还没有所谓的白颐路。西直门外的“学院路”不宽，但林木蓊翳。钢院是个小型学校，毕竟是不是风口浪尖，没有乱糟糟的样子。一进门就是一尊巨大的汉白玉毛主席塑像，大衣披拂，右臂高举，给人们带来希望。教学楼是仿苏联式的，庄重、安详。 

　　钢院也有“天”、“地”两派，大喇叭一天响到晚。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国庆前后了。天气凉爽，校树青青，人的心情也开朗了不少。自从“王八七”倒台，天派也稍稍振作，宣传做得很起劲。钢院的天派叫“革命造反公社”，我们刚搬去时还萎靡不振，后来越来越牛，大喇叭一天天显出“真理在我手”的气魄来。 

　　说到底北京的大学，当时有著名的五大学生领袖，即地派的“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天派“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老聂不是学生了，但领导的是学生，所以也算一个。 

　　前三个，赫赫有名，斗志坚定，一般人还是服的。老聂，比较臭，人称“老佛爷”，取她是女性且霸道这一特点。韩爱晶名声也不错，比较理智，但在和地院王大宾抢着批斗彭老总这一点上，也是心黑手辣的主儿。 

　　在文革结束后，审判四人帮的时候，蒯大司令在法庭上亮过相，是证人之一。我看电视的时候，不知怎的，有过深深的失望感。一个当年威震华夏的造反人物，竟然全无豪侠气，不过就是一个戴深度眼睛的书生，眼睛还惊惶地眨个不停，好像他本人就是四人帮一样。昔日的蒯大司令，一个劲儿地往江青身上推责任，说什么：“就是她，就是她……”年轻的观众，可能不会觉得怎样，我这过来人看了，只觉得可笑。难道文革爆发时，蒯大司令是在读幼儿园吗？好汉做事，就应好汉当，眼下江青阿姨又能替你分担什么呢？我看镜头中的江青，既困惑又蔑视，冷冷看了司令几眼。也许她心里在想：当年的队伍中，怎么会混进来这么个家伙？ 

　　“五大领袖”在北京，虽然不敢搞武斗，却也盘踞校园很长时间，拒不执行“大联合”的指示。以至于北京的高校比外地多热闹了大半年。 

　　我们到钢院后，长春传来的消息，渐渐地令人欣慰了。“9、18”轰倒了一座楼，省军区和部队不能坐视了，同时也惊动了周总理。20日，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发出《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三点意见》，口气比以前严厉得多。一是20日18时以前双方必须停火，任何一万不准主动进攻；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准截车和抓人；三是由军方邀请各方面负责人于19时进行座谈封存和上交武器问题。这个文件出台的背景，是因为“9、18”的余波未消。20日当天，两派又在长春铁路分局大楼武斗。在武斗中，车站货物处发生大火，烧毁库房3000多平方米，及各种物资100多种共260吨。还烧毁两车皮待卸的货物，损失近千万元。 

　　9月22日，中央决定：长春、吉林、四平驻军和各派群众组织立即选派代表，连同阮泊生、兰干亭等领导干部一起赴京听取中央指示，协商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等问题。这一召见，意味着上帝之手在进行干预了。当时，周总理在处理各省武斗有个模式，就是把有关代表请到北京，开会说服，要求停火并缴枪。总理手里也有一个“路线图”，先哪个省，后哪个省，是有打算的。长春的“9、18”显然震动很大，促使中央提前介入，要解决东三省的问题了。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征兆，预示着将来吉林省的政治格局，不知当年的公社派头头看出来没有。这阮泊生、兰干亭，是红二方面推举的干部，准备将来纳入革委会的，这次奉召进京有他们，实乃大有深意。 

　　当天，敬爱的周总理针对长春武斗发出三点指示：一、立即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恢复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各组织都要在以上方面做出模范；二、到京代表一定按中央指示精神带着无产阶级党性来，不要带着小资产阶级派性来；三、各群众组织在代表协商期间，任何一方不得挑起武斗，破坏生产和交通，凡是违反者必须追究责任。代表到京主要是达成协议，不是吵架。 

　　这个思路很明确，就是总理要来出面调解了。一方是世界伟人，一方是乌合之众，现在的人很难设想，总理当年怎么会把那些混混儿当成什么人物？可是在文革中，总理不知跟多少二十几岁的司令、总司令打过交道，回回都是苦口婆心。 

　　中央一动，地方就有了指望。22日当天，长春卫戍司令部发出《关于立即停火和封存、收交武器的规定》。在高压态势下，红二自知已经踏到了底线上，不敢再过分了，公社也知道动武占不了便宜，又没处申冤，也不想打了。25日，已经组成好的长春市赴京代表团，发出了紧急倡议，要求两派群众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立即就地封存武器、弹药、装备和物资，由长春卫戍区司令部收缴。这算是两派高层第一次有了点儿理性的声音。长春驻军首长趁热打铁，于9月27日召集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红革会、二总部的代表开会，研究上交武器，庆祝国庆节和释放双方被抓人员等问题。 

　　9月28日，曙光普照吉林大地，人们终于见到了和平的希望。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东北三省赴京代表。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通过大批判促进大联合、斗批改，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指示：“大联合中要告诉同志们四个字：‘斗私批修’。”。周总理还说，中央要求吉林问题在年底前能够解决。 

　　9月28日，媒体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大局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在上海时，对上海工人阶级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主席的这一指示，立即风靡全国。“大联合”马上就成了民心所向。 

　　尽管在这期间，长春小规模的武斗仍然有，不断有军民伤亡。但历史的轮子终究是挡不住了。过了国庆节，大家都心平气和，在长春，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二总部与长春卫戍司令部，经过协商达成《上交武器，恢复交通、恢复社会秩序的协议》。10月7日，长春市两派四大群众组织以及长春卫戍司令部的代表在北京达成协议，签定《关于拥军爱民、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 

　　这是“板门店”的最后签字，吉林人民，终于有救了。

46 　　 　　进了10月份，周总理的“路线图”可以说是顺风顺水，除了四川部分地区以外，各地造反派都还听命，激烈厮杀是全面停顿下来了。吉林省的赴京代表团一直就住在北京，有如人质，战火不歇，就别想走。10月份以后，还是陆续有小型枪战，9日，长春市11中两派在本校大楼武斗，大楼失火。16日，白求恩医科大学两派群在基础教学楼爆发激烈枪战。周总理听说了，也没发很大的火，只是说：“双方应按照你们研究的协议处理”。到11月1日，有记载的最后一场较激烈的武斗，是长春机车厂的两派枪战，打死四人、打伤十二人。

 　　与此同时，另一条光明的线也在延伸。10月12日，长春市两派四个组织和部队等五方赴京代表达成《关于退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补充协议》。第一次提出：在外单位的人员应及时撤回本单位。10月30日，长春市两派赴京代表团，共同作出《关于彻底上交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的规定》。《规定》指出，上交武器如遇阻挠或反抗时，吉林省军区和驻长部队可协助强行收缴。这已经是在做善后处理了。 

　　长春的枪声终于消歇下去，我们在北京的浪迹也可结束了。这年的国庆，是新中国成立18周年。我的祖国，才不过过了17年的安定日子，老百姓就遭此一劫。我于半生中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草蛇灰迹，伏线千里。”也许，这是注定了的。当时，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中央文革，都不赞成武斗，因为它和批刘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武斗却成了文革头三年最重要的内容？是因为当时的政出多门？是因为中国人太好内斗？是因为49年后，战时的意识形态没有及时的转换为和平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果培养出了一批好斗分子？ 

　　从1967年4月至10月，半年多时间里，中国陷入全面内战，财产损失几何，人命玩完了多少，至今无人做总的统计。两大派猖獗之时，“九地黄流乱注”，两边都信奉着同一“主义”，都操着同样的政治语言，却要拼杀个你死我活。这在人类历史上，可称奇观。 

　　回首当年，若不是武汉“百万雄师”奇峰突起，以非常手段显示了他们不愿破坏17年旧秩序的决心，从而惊动了毛泽东，迫使他改变思路，那么武斗的狂流还不知何日方休？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王、关、戚那几个奸贼，在国际共运中也是极为罕见的极端分子。对意识形态的痴迷使他们丧失人性，国中几天不出乱子，他们就坐不住。由他们煽动起来的派性，顶着冠冕堂皇的名义，如江河浩荡，奔突万里。惟有武汉的120万“百万雄师”，敢于站出来说“不”，生生的让狂怒的江河改了道！这种意志，决不是一两个将军就能鼓动起来的。它同样也是我们民族的一条“千里伏线”??人心，都是思安定的啊。 

　　“百万雄师”固然倒下了，换来的却是全民的和平。就具体的个人来讲，如果把时限划到文革之后，那么，最终的结局是很富戏剧性的。据我了解，文革结束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全部平反昭雪，活着之中的有两个，还做了省厅局级的高官。而“三钢三新”的头头，大部在文革的后半期就开始受到整肃，多半也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此后再无前途。所以有人说，最终的胜利者，是“百万雄师”。 

　　灾难告一段落，母亲带我们于11月初回到长春。那年头，从东北进京的火车人满为患，从北京回东北的火车却冷冷清清。离开首都的滋味，不大好受。即便在小孩心里，北京也是很有份量的。北京有消暑的瓶装酸梅汤，长春没有；有松软喷香的水果面包，长春没有；有纸碗装的“北冰洋”冰琪凌，长春没有。离开北京时，季节还不过深秋模样，回到长春，立刻是千里雪国。 

　　出了火车站，见到的，是一派劫后景象。大喇叭还有，小报还有，人们却明显疲惫了。两派各说各的，已不大攻击对方了，人员也都收拢回了本单位。两派人员，可以在一个大院、一座楼内相安无事了。枪声不大听得到，偶尔响一下，也是很遥远、很沉闷的那种。 

　　冬季的人们，不搞武装斗争了，总要找些事情来做。那一年，是伟大领袖诞辰74周年，眼看诞辰日将到，民间掀起了一股像章热。究竟是缘何兴起的，不可考。在我印象中，解放军总政治部在林彪授意下，给每个官兵发了一套毛泽东像章，此事对民间影响不小。军队像章的具体形状是，一个装饰繁琐的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侧面像；另一个是长条形徽章，上写“为人民服务”。佩戴的时候，星在上，条在下，金光灿灿，无人不羡慕。自此后，制造像章热就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二总部也有像章，每个战士一个，是红色的五角星。我到学校去，领到了一个，很珍爱。长春公社的305所“五四兵团”也出了一种像章，完全模仿解放军的那套，很气派。他们计划为全体公社社员每人做一套。我的表叔，经过武斗，安然无恙，风流倜傥又甚于往日，仍是在兵团里说了算。我跟他交情好，去他那里玩时，就要了一套。戴上后，再到学校去玩，见到学校里公社派的同学，他们都惊讶万分，说：“我们都还没拿到呢，你怎么有一套？” 

　　父亲单位那时不上班，没有事做，他就在家中做有机玻璃像章，做得玲珑剔透。做了半个多月，就放弃不做了，因为社会上凡是能做像章的工厂、单位都在做，直径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翻新，手工制作跟不上潮流了。 

　　雪漫北国，树上的叶子已经全掉光了，长春在冬日阳光下，清新、静谧。到处的人们，都在安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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