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忆南京大屠杀:有人因太瘦被日本兵活活烧死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8-19/015924993132.shtml

2012年08月19日01:59  现代快报
大 中 小 全文浏览
陈秀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当年战争的受害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多年来，他们强忍着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向世人讲述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与那些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断进行斗争。

　　如今，历史长河已静静流淌了75年，他们越来越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日前透露：“就我们现在接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过世”。不过，他表示，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今年上半年，我们又在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新的幸存者，这些新发现的幸存者情况，已上报民政部门。”

　　据了解，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200人左右，平均年龄超过80岁。“或许再过十年，他们均将不在……”这个现实，让历史学者们非常忧心。今年4月，按照国际化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已经启动：他们的口述史是当年历史最好的证言，也是对那些企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的最好反击，“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朱成山表示。

　　近日，有市民向快报提供两条大屠杀幸存者线索，快报记者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亲历的那段历史。至于他们是不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待进一步认证。

　　在大屠杀中，陈秀珍失去了舅妈和一对双胞胎弟弟，父亲也差点被刺死。因为怕日军发现她是女孩，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陈秀珍都是男孩打扮。

　　陈秀珍的身份证上，出生日期是1929年5月22日。“日本鬼子打进来时，我已经9岁(虚岁)了。”坐在江宁儿子的家里，陈秀珍向快报记者讲述了那段记忆：

　　怕哭声引来日本人

　　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被母亲忍痛抛弃

　　口述实录

　　日本兵来了

　　女人们躲进夹壁墙

　　那时，我和父母住在来凤街27号，父亲叫陈楚伯，母亲叫陈周氏。我们一共七八户人家，合住在一个三进院子里，最里面还有个纸坊。院子大门朝东，后面就是城墙。日本人打进来前，飞机天天来轰炸，百姓都躲在防空洞里，我也不觉得害怕，飞机一来，就从气孔往天上看，喊着“飞机来喽！”把大人气得要赶我出去。

　　后来南京守不住了，国民党的部队撤退前，让老百姓赶紧跑。院子里跑得只剩下两家，我家开杂货店，父亲做账房先生，戴副眼镜，没力气搬东西，也舍不得这些瓶瓶罐罐，就没跑。但大街上到处是人，大包小包，拖老携幼的，哭着喊着的。

　　日本人打进南京城那天，扛着枪，大街上大皮靴“咔咔”响。陈秀珍模仿着日本兵的样子，在房间里走起来。

　　8个日本兵带着一个汉奸翻译冲到了我家里，我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躲到屋角放马桶的地方，外面有一个帘子挡着。日军让父亲摊开手，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又看他额头上有没有军帽压过的印子，如果有，说明是军人，当场就会杀掉。

　　汉奸说，你们家开小店，有没有糖、鸡蛋？我父亲说没，一个日本兵就抓住他胸前，说不要扯谎，否则杀掉你。然后就是两个耳光，把两个牙齿都打掉了，父亲吓得浑身发抖，站着不敢动。接着，日本兵开始到处搜东西，抢了些值钱的东西就走了。

　　当天，父亲拿剪刀把我剪成了光头，脸上抹上锅底灰。又把我妈妈的头发剪了，撒上柴草，脸上也抹上灰。我们家和邻居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两堵墙之间有一个空间。父亲以前在墙上砸了一个门，外面用大衣橱挡住。他跟我说，看到日本人来就哭。妈妈在后面听见哭声，就和邻居高伯伯家的老婆，还有他们15岁的女儿躲到夹壁墙里，从里面把衣橱拉好。

　　母亲忍痛抛弃

　　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

　　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我就哭起来。其实父亲不让我哭我也会哭，我太害怕了。我妈妈她们三个听见哭声，就躲进夹壁墙里。院子是三进的，我家房子前后都有门，日本人说来就来，我家就像大马路。他们来了后就这边踢踢，那边用枪捣捣。看到我还说，“小孩，小孩。”

　　邻居高伯伯的妈妈都七八十岁了，裹着小脚。日本兵就让她解开裹脚布，想把小脚扳直，疼得她直叫。我抱着她的腿哭叫，喊“奶奶啊，奶奶啊”，日本人把我拖到一边去了。

　　妈妈那时怀着孕，已经足月了，老往夹壁墙里跑，那里面那么窄，加上惊吓，就早产了。妈妈生了两个弟弟，是双胞胎，生下来就哇哇哭。日本兵再来，她们躲到夹壁墙里，孩子再一哭，什么就都发现了。家人商量着，不能要这两个孩子。妈妈不肯，舅舅说，留了他们，大家都会没有命的。妈妈哭着说，谁让你们这时候出生啊。

　　两个弟弟生下来当天中午，吃过饭，就用棉花裹着，送到后面水塘边。那是12月，大冷天，弟弟一直哭，到下午3点多，就没声音了。如果这两个弟弟活着，今年也都70多岁了。

　　说到这些时，陈秀珍不停地哭，用衣襟擦眼泪。

　　舅妈被捆住手脚

　　扔到燃烧的木头堆上

　　院子里就我家和高伯伯家，高伯伯有点痴呆，日本兵进来时，让大家不要动，但他到处蹦。日本兵枪头上都有刺刀，一刀把他刺死了。我舅舅舅妈住在旁边，我舅妈当时30多岁，人长得很瘦，日本兵非说她有传染病，会传染人。几个日本兵把她的手捆上，拉到门口大空地上，烧着了一堆木头，把她扔到火里，烧得她直叫。舅舅不敢救，旁边那么多日本兵拿着枪指着。舅妈就这样被烧死了，舅舅后来一直没再婚。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舅舅也差点死掉，他后来遇到日本兵，把他扔到河里，然后开枪，第一枪没打着。他戴的帽子漂在水里，日本人以为那就是他的头，第二枪就打了那个帽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舅舅自己爬到岸上，偷偷跑回来的。

　　还有个邻居，他家儿子是当兵的，打散了跑回来。日本兵进来时，他正在床上睡觉，军装就盖在被子上，被刺死在床上。他父母跑过去拽日本人，也被一刀一个，刺死了。他的老婆和妹妹就躲在床底下，过了三四天才敢出来，跑到我家，给我父亲跪下。陈秀珍跪倒在地，双手不停作揖。“她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求我父亲。”父亲趁夜里，将她们送到城北的难民营。日本人投降后，这两个死里逃生的女人还回来到我家感谢。

　　扮成假小子

　　一直到日本投降

　　后来局势慢慢稳定，父亲就背着个铁箱子，到外面卖杂货。我一直穿着破衣服，脸上灰不溜秋的，没留什么头发，只有父母和近旁的人知道我是女娃。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就提着篮子，到塘边挖菜，也没有盐，没有油，煮煮就吃了。后来出去到处找吃的，街上到处是尸体。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抓住我，给我一把刀，让我砍地上的死人。我不敢砍，他给了我两个嘴巴子，脸都打肿了。回家后，家人再不让我出门，怕我被杀了，我就继续去挖菜。

　　父亲有次出门，没有回家，一连几个月。我妈妈说，他肯定被日本人杀死了，就自己出门去弄吃的。四个月后，父亲回来了，后腰上有个大洞，流着血水。原来，他被日本兵抓差，给他们烧水、缝补。后来逃跑时，被日本人发现，刺了一刀，以为他死了。

　　家里没有药，妈妈就用茶叶水消毒，再用锅灰敷在伤口上。父亲到去世，后腰上都凹着一大块。我12岁的时候，又出去做日本工，到晨光厂给日本人干活，每天能给二两米。

　　日本人在南京呆了八年，他们投降后，我才敢留头发，变回女娃打扮。后来，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兵，那个恨啊……但又害怕。

　　陈秀珍去过江东门纪念馆，“那里面的样子，和当年杀人的一模一样，我不认得字，看到那些名字，就想，这就是当年街上那些尸体啊。”

　　孙明是位书法家，1982年从南京九中退休，他很少和人提起那段惨痛的记忆。不久前，吴先生和他下棋，三盘输了两盘，孙明说，如果不是日本兵当年砸了他一棒子，留下后遗症，三盘他都能赢。于是，勾起了那段往事。

　　日本人当头砸一棒

　　从此留下后遗症

　　口述实录

　　家里一只老母鸡

　　救了国军士兵

　　我生于1922年3月21日，祖籍山东济宁，父亲来南京江宁县工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家住在门西双塘1号。小学在船板巷小学上的，在成美中学上初中时，日本人来了。

　　我父亲在江宁县政府做录事，大哥孙元庆、二哥孙彭庆和三哥孙周庆，都在政府任职。南京沦陷前，二哥、三哥随着政府撤退，大哥当时已经成家，我15岁，父母都在，大哥要照顾我们，就没有撤走。我们都去了鼓楼那边的难民区，我们和其他几家人住进了云南路一个大院子。日本人打进来后，我们都不敢出门。

　　但每天夜晚，都能看到火光，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力壮的，怀疑是抗日分子，就抓起来，晚上集中送到郊外枪杀。日本兵还冲到难民区抓人，看到年轻人，就检查手和额头，认为是当兵的就抓走。沦陷几天后，一个被打散的士兵逃到了院子里，姓刘，大家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军装埋了。

　　我父亲信佛，逃难时把家里的老母鸡带来了，大家说杀了吃吧，父亲不肯杀生，就一直留着。那天三个日本兵冲进院子，看到了这个士兵，让他站住，再检查他的手，发现有茧，额头上一圈印子，上面发白，下面发黑，戴军帽戴的。两个日本兵要带走他时，旁边那个日本兵看见了老母鸡，跑过去追了几圈没追上，就招呼这两个过去帮忙，那个国民党兵趁机就跑掉了。日本投降后，这个姓刘的士兵回来当了警察。

　　日本兵一棒砸头上

　　从此反应迟钝

　　因为家里有几个公职人员，相比普通人家，我家的条件算好的。一个日本兵跑到我家，搜了一些银元和值钱的东西，拿不下，让我给他送到军营去。我当时15岁，不敢不去，家人也不敢拦着，就抱着东西，跟他去三牌楼附近的军营。一路上看到很多尸体，有时得从尸体上跨过去。从军营回来时，那个日本兵还写个字条，证明我是送东西的。就这样我平安回家了，家人还以为我回不来了。

　　后来局势渐渐稳定，我们也从难民区搬回了家。家里被砸得不成样子，留声机、家具，都被砸了。日本人要给老百姓办良民证。在大街上，摆着桌子，像办户口一样，中国人都蹲在这边，日本兵看着，点到谁，谁过去办，不喊不许站起来。我听见喊我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旁边一个日本兵一转身看到了我，以为我是擅自站起来的，手里拿个大棒子，朝我头顶就砸了下来。我被砸得眼前黑了好一会，半天不能动。办证的鬼子示意后，我才没有继续挨打。

　　从那以后，我的头就落下毛病，反应迟钝，人家问个什么事，我常常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九中当老师，一直到1982年退休。我喜欢书法，后来江东门纪念馆征集材料，编“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书画作品集”，我寄去了一幅。这幅作品是一首诗：“莫忘屠城抗战年，卅万冤魂有谁怜。江东门下埋遗骨，回首何堪泪潸然。”

　　认证

　　他俩是不是“幸存者”？还有待认证！

　　一要看是否“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

　　二要看生命是否受到暴行威胁

　　何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大屠杀幸存者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称为‘日军屠杀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义。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4月为宜；其地域范围以南京市的12个行政区以及直接与南京市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3县为宜。二是，‘幸存’于生命直接受到过枪击、刀刺、活埋、火烧等暴力威胁的暴行之中。那些经历了不以伤害生命为目的的各种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据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该书“前言”称：“据最近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1700余人。”到1994年，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安吉为一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作序时，又将1700余人统称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朱成山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一文中，将此1756人统称为“幸存受害者”。

　　“以上列举的各个时期不同场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说明：第一，不能将所有当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杀害的人，都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否则的话，也决不会在27年前经过系统、普遍的全市调查，只发现了1700余名‘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能将三者都包含于‘幸存者’一类之中。”

　　陈孙二人是否“幸存者”

　　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至于现代快报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新线索，朱成山表示，这两人是否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在还很难说，需要经过专家们的认定。据了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证程序非常严谨，先是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然后该馆将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证言、证人以及图像的采集，再经过专家组的核审，如果确认将报市民政局。

　　朱成山透露，今年上半年他们又新发现了一些幸存者，包括一些外地的，“发现线索有多种渠道，例如媒体报道、证人子女来访、证人和证人之间的信息互通，还有一些是海外人士提供的信息……今年发现的部分正在报民政部门(审核)过程中。”他强调，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

　　抢救幸存者证言

　　预计年底前形成档案

　　目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幸存者的医疗费报销，从此前的20%上升到前几年的50%，现在已上升到了80%；南京民政局对老人们每年的补贴，也从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录像、录音采访，至今已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但是，朱成山坦言，二十多年来，虽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和采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差距很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今年4月4日，南京正式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新一轮抢救证言正在进行中，“时间不等人，我们的速度要加快。”口述史分会成立，按照国际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启动。

　　记者了解到，“分会”成立后，对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进行了跟踪追访，同时对汤山受害群体进行了细节调查。“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分为4个小组，每个组都有一个专家领衔主持工作，有三四位史学研究专门人员参与，还有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认定工作。”据介绍，此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工作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过去只注重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短线调查，向长线调查转变，展现大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生活史；二是从过去注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的量的收集，转向质的提高，对重点受访对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国际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规范化、标准化”。“过去可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当年大屠杀时候的故事，其实，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会因此发生变化，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反思，让人们反思侵略战争的罪恶。 ”朱成山告诉记者。

　　“现在第一个节点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调查充分，形成档案。 ”相关人士说。

　　□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毛丽萍/文 施向辉/摄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08-19/015924993132.shtml

2012年08月19日01:59  现代快报
大 中 小 全文浏览
陈秀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当年战争的受害者，也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多年来，他们强忍着侵略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伤痛，向世人讲述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与那些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断进行斗争。

　　如今，历史长河已静静流淌了75年，他们越来越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日前透露：“就我们现在接到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有十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过世”。不过，他表示，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今年上半年，我们又在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新的幸存者，这些新发现的幸存者情况，已上报民政部门。”

　　据了解，目前在世的幸存者仅剩200人左右，平均年龄超过80岁。“或许再过十年，他们均将不在……”这个现实，让历史学者们非常忧心。今年4月，按照国际化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已经启动：他们的口述史是当年历史最好的证言，也是对那些企图否定历史的日本右翼的最好反击，“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朱成山表示。

　　近日，有市民向快报提供两条大屠杀幸存者线索，快报记者以口述实录的形式记录下他们亲历的那段历史。至于他们是不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待进一步认证。

　　在大屠杀中，陈秀珍失去了舅妈和一对双胞胎弟弟，父亲也差点被刺死。因为怕日军发现她是女孩，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陈秀珍都是男孩打扮。

　　陈秀珍的身份证上，出生日期是1929年5月22日。“日本鬼子打进来时，我已经9岁(虚岁)了。”坐在江宁儿子的家里，陈秀珍向快报记者讲述了那段记忆：

　　怕哭声引来日本人

　　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被母亲忍痛抛弃

　　口述实录

　　日本兵来了

　　女人们躲进夹壁墙

　　那时，我和父母住在来凤街27号，父亲叫陈楚伯，母亲叫陈周氏。我们一共七八户人家，合住在一个三进院子里，最里面还有个纸坊。院子大门朝东，后面就是城墙。日本人打进来前，飞机天天来轰炸，百姓都躲在防空洞里，我也不觉得害怕，飞机一来，就从气孔往天上看，喊着“飞机来喽！”把大人气得要赶我出去。

　　后来南京守不住了，国民党的部队撤退前，让老百姓赶紧跑。院子里跑得只剩下两家，我家开杂货店，父亲做账房先生，戴副眼镜，没力气搬东西，也舍不得这些瓶瓶罐罐，就没跑。但大街上到处是人，大包小包，拖老携幼的，哭着喊着的。

　　日本人打进南京城那天，扛着枪，大街上大皮靴“咔咔”响。陈秀珍模仿着日本兵的样子，在房间里走起来。

　　8个日本兵带着一个汉奸翻译冲到了我家里，我和挺着大肚子的妈妈躲到屋角放马桶的地方，外面有一个帘子挡着。日军让父亲摊开手，看他手上有没有茧，又看他额头上有没有军帽压过的印子，如果有，说明是军人，当场就会杀掉。

　　汉奸说，你们家开小店，有没有糖、鸡蛋？我父亲说没，一个日本兵就抓住他胸前，说不要扯谎，否则杀掉你。然后就是两个耳光，把两个牙齿都打掉了，父亲吓得浑身发抖，站着不敢动。接着，日本兵开始到处搜东西，抢了些值钱的东西就走了。

　　当天，父亲拿剪刀把我剪成了光头，脸上抹上锅底灰。又把我妈妈的头发剪了，撒上柴草，脸上也抹上灰。我们家和邻居家的房子连在一起，两堵墙之间有一个空间。父亲以前在墙上砸了一个门，外面用大衣橱挡住。他跟我说，看到日本人来就哭。妈妈在后面听见哭声，就和邻居高伯伯家的老婆，还有他们15岁的女儿躲到夹壁墙里，从里面把衣橱拉好。

　　母亲忍痛抛弃

　　刚出生的双胞胎弟弟

　　第二天，日本兵又来了，我就哭起来。其实父亲不让我哭我也会哭，我太害怕了。我妈妈她们三个听见哭声，就躲进夹壁墙里。院子是三进的，我家房子前后都有门，日本人说来就来，我家就像大马路。他们来了后就这边踢踢，那边用枪捣捣。看到我还说，“小孩，小孩。”

　　邻居高伯伯的妈妈都七八十岁了，裹着小脚。日本兵就让她解开裹脚布，想把小脚扳直，疼得她直叫。我抱着她的腿哭叫，喊“奶奶啊，奶奶啊”，日本人把我拖到一边去了。

　　妈妈那时怀着孕，已经足月了，老往夹壁墙里跑，那里面那么窄，加上惊吓，就早产了。妈妈生了两个弟弟，是双胞胎，生下来就哇哇哭。日本兵再来，她们躲到夹壁墙里，孩子再一哭，什么就都发现了。家人商量着，不能要这两个孩子。妈妈不肯，舅舅说，留了他们，大家都会没有命的。妈妈哭着说，谁让你们这时候出生啊。

　　两个弟弟生下来当天中午，吃过饭，就用棉花裹着，送到后面水塘边。那是12月，大冷天，弟弟一直哭，到下午3点多，就没声音了。如果这两个弟弟活着，今年也都70多岁了。

　　说到这些时，陈秀珍不停地哭，用衣襟擦眼泪。

　　舅妈被捆住手脚

　　扔到燃烧的木头堆上

　　院子里就我家和高伯伯家，高伯伯有点痴呆，日本兵进来时，让大家不要动，但他到处蹦。日本兵枪头上都有刺刀，一刀把他刺死了。我舅舅舅妈住在旁边，我舅妈当时30多岁，人长得很瘦，日本兵非说她有传染病，会传染人。几个日本兵把她的手捆上，拉到门口大空地上，烧着了一堆木头，把她扔到火里，烧得她直叫。舅舅不敢救，旁边那么多日本兵拿着枪指着。舅妈就这样被烧死了，舅舅后来一直没再婚。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舅舅也差点死掉，他后来遇到日本兵，把他扔到河里，然后开枪，第一枪没打着。他戴的帽子漂在水里，日本人以为那就是他的头，第二枪就打了那个帽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舅舅自己爬到岸上，偷偷跑回来的。

　　还有个邻居，他家儿子是当兵的，打散了跑回来。日本兵进来时，他正在床上睡觉，军装就盖在被子上，被刺死在床上。他父母跑过去拽日本人，也被一刀一个，刺死了。他的老婆和妹妹就躲在床底下，过了三四天才敢出来，跑到我家，给我父亲跪下。陈秀珍跪倒在地，双手不停作揖。“她们当时就是这个样子，求我父亲。”父亲趁夜里，将她们送到城北的难民营。日本人投降后，这两个死里逃生的女人还回来到我家感谢。

　　扮成假小子

　　一直到日本投降

　　后来局势慢慢稳定，父亲就背着个铁箱子，到外面卖杂货。我一直穿着破衣服，脸上灰不溜秋的，没留什么头发，只有父母和近旁的人知道我是女娃。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我家后面有个水塘，我就提着篮子，到塘边挖菜，也没有盐，没有油，煮煮就吃了。后来出去到处找吃的，街上到处是尸体。有一次，一个日本兵抓住我，给我一把刀，让我砍地上的死人。我不敢砍，他给了我两个嘴巴子，脸都打肿了。回家后，家人再不让我出门，怕我被杀了，我就继续去挖菜。

　　父亲有次出门，没有回家，一连几个月。我妈妈说，他肯定被日本人杀死了，就自己出门去弄吃的。四个月后，父亲回来了，后腰上有个大洞，流着血水。原来，他被日本兵抓差，给他们烧水、缝补。后来逃跑时，被日本人发现，刺了一刀，以为他死了。

　　家里没有药，妈妈就用茶叶水消毒，再用锅灰敷在伤口上。父亲到去世，后腰上都凹着一大块。我12岁的时候，又出去做日本工，到晨光厂给日本人干活，每天能给二两米。

　　日本人在南京呆了八年，他们投降后，我才敢留头发，变回女娃打扮。后来，在电视里看到日本兵，那个恨啊……但又害怕。

　　陈秀珍去过江东门纪念馆，“那里面的样子，和当年杀人的一模一样，我不认得字，看到那些名字，就想，这就是当年街上那些尸体啊。”

　　孙明是位书法家，1982年从南京九中退休，他很少和人提起那段惨痛的记忆。不久前，吴先生和他下棋，三盘输了两盘，孙明说，如果不是日本兵当年砸了他一棒子，留下后遗症，三盘他都能赢。于是，勾起了那段往事。

　　日本人当头砸一棒

　　从此留下后遗症

　　口述实录

　　家里一只老母鸡

　　救了国军士兵

　　我生于1922年3月21日，祖籍山东济宁，父亲来南京江宁县工作，我是在南京出生的。我家住在门西双塘1号。小学在船板巷小学上的，在成美中学上初中时，日本人来了。

　　我父亲在江宁县政府做录事，大哥孙元庆、二哥孙彭庆和三哥孙周庆，都在政府任职。南京沦陷前，二哥、三哥随着政府撤退，大哥当时已经成家，我15岁，父母都在，大哥要照顾我们，就没有撤走。我们都去了鼓楼那边的难民区，我们和其他几家人住进了云南路一个大院子。日本人打进来后，我们都不敢出门。

　　但每天夜晚，都能看到火光，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力壮的，怀疑是抗日分子，就抓起来，晚上集中送到郊外枪杀。日本兵还冲到难民区抓人，看到年轻人，就检查手和额头，认为是当兵的就抓走。沦陷几天后，一个被打散的士兵逃到了院子里，姓刘，大家给他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军装埋了。

　　我父亲信佛，逃难时把家里的老母鸡带来了，大家说杀了吃吧，父亲不肯杀生，就一直留着。那天三个日本兵冲进院子，看到了这个士兵，让他站住，再检查他的手，发现有茧，额头上一圈印子，上面发白，下面发黑，戴军帽戴的。两个日本兵要带走他时，旁边那个日本兵看见了老母鸡，跑过去追了几圈没追上，就招呼这两个过去帮忙，那个国民党兵趁机就跑掉了。日本投降后，这个姓刘的士兵回来当了警察。

　　日本兵一棒砸头上

　　从此反应迟钝

　　因为家里有几个公职人员，相比普通人家，我家的条件算好的。一个日本兵跑到我家，搜了一些银元和值钱的东西，拿不下，让我给他送到军营去。我当时15岁，不敢不去，家人也不敢拦着，就抱着东西，跟他去三牌楼附近的军营。一路上看到很多尸体，有时得从尸体上跨过去。从军营回来时，那个日本兵还写个字条，证明我是送东西的。就这样我平安回家了，家人还以为我回不来了。

　　后来局势渐渐稳定，我们也从难民区搬回了家。家里被砸得不成样子，留声机、家具，都被砸了。日本人要给老百姓办良民证。在大街上，摆着桌子，像办户口一样，中国人都蹲在这边，日本兵看着，点到谁，谁过去办，不喊不许站起来。我听见喊我的名字，就站了起来。旁边一个日本兵一转身看到了我，以为我是擅自站起来的，手里拿个大棒子，朝我头顶就砸了下来。我被砸得眼前黑了好一会，半天不能动。办证的鬼子示意后，我才没有继续挨打。

　　从那以后，我的头就落下毛病，反应迟钝，人家问个什么事，我常常要想很久，才能想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到九中当老师，一直到1982年退休。我喜欢书法，后来江东门纪念馆征集材料，编“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书画作品集”，我寄去了一幅。这幅作品是一首诗：“莫忘屠城抗战年，卅万冤魂有谁怜。江东门下埋遗骨，回首何堪泪潸然。”

　　认证

　　他俩是不是“幸存者”？还有待认证！

　　一要看是否“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

　　二要看生命是否受到暴行威胁

　　何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大屠杀幸存者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幸存’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范围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称为‘日军屠杀幸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名义。 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应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4月为宜；其地域范围以南京市的12个行政区以及直接与南京市毗邻的江宁、江浦、六合3县为宜。二是，‘幸存’于生命直接受到过枪击、刀刺、活埋、火烧等暴力威胁的暴行之中。那些经历了不以伤害生命为目的的各种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据介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词较早的出现，是在1985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一书中。该书“前言”称：“据最近调查，全南京市在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1700余人。”到1994年，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安吉为一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作序时，又将1700余人统称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而朱成山则在《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调查报告》一文中，将此1756人统称为“幸存受害者”。

　　“以上列举的各个时期不同场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说明：第一，不能将所有当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杀害的人，都称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否则的话，也决不会在27年前经过系统、普遍的全市调查，只发现了1700余名‘幸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不能将三者都包含于‘幸存者’一类之中。”

　　陈孙二人是否“幸存者”

　　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至于现代快报收集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新线索，朱成山表示，这两人是否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现在还很难说，需要经过专家们的认定。据了解，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认证程序非常严谨，先是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相关的书面材料，然后该馆将组织专业人士进行证言、证人以及图像的采集，再经过专家组的核审，如果确认将报市民政局。

　　朱成山透露，今年上半年他们又新发现了一些幸存者，包括一些外地的，“发现线索有多种渠道，例如媒体报道、证人子女来访、证人和证人之间的信息互通，还有一些是海外人士提供的信息……今年发现的部分正在报民政部门(审核)过程中。”他强调，健在幸存者线索征集行动仍在继续。

　　抢救幸存者证言

　　预计年底前形成档案

　　目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幸存者的医疗费报销，从此前的20%上升到前几年的50%，现在已上升到了80%；南京民政局对老人们每年的补贴，也从此前的500元上升到1000元。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还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录像、录音采访，至今已整理出4000多份相关档案。但是，朱成山坦言，二十多年来，虽然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调查和采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照国际口述史的相关学术规范和标准，差距很大，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提高。今年4月4日，南京正式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新一轮抢救证言正在进行中，“时间不等人，我们的速度要加快。”口述史分会成立，按照国际标准抢救幸存者证言启动。

　　记者了解到，“分会”成立后，对幸存者夏淑琴、常志强、张秀红进行了跟踪追访，同时对汤山受害群体进行了细节调查。“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分为4个小组，每个组都有一个专家领衔主持工作，有三四位史学研究专门人员参与，还有律师从法律层面进行认定工作。”据介绍，此次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工作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过去只注重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短线调查，向长线调查转变，展现大历史变革中的个人生活史；二是从过去注重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的量的收集，转向质的提高，对重点受访对象深入挖掘。三是按照国际口述史的模式，做到规范化、标准化”。“过去可能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当年大屠杀时候的故事，其实，幸存者的一生可能都会因此发生变化，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反思，让人们反思侵略战争的罪恶。 ”朱成山告诉记者。

　　“现在第一个节点初定是一年，在今年的12月13日之前调查充分，形成档案。 ”相关人士说。

　　□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毛丽萍/文 施向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