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卫·贝尔：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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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uancha.cn/DavidBell/2016_07_26_368868_2.shtml
大卫·贝尔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1989年的秋天，随着欧洲各国的铁幕成堵倒下，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心血来潮想新开一门大学历史课，其名曰“上周三以来的欧洲局势”。
历史上的确有些时刻，能汇聚无数惊奇巨变，令人应接不暇。据说，列宁曾说过：“有时候数十年风平浪静，有时候数十天就经历沧海桑田。”（不过，这句“名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列宁之前，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也说过类似的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容纳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
1989年的下半年，短短3个月的时间，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境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德国柏林墙倒塌，美国入侵巴拿马，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冷战基本拉下帷幕——数年所积之巨变，聚于一季。
反观现今，我们是否也身处一个类似的历史加速时期呢？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世界大事多得让人眩晕：6月23日，英国通过公投离开欧盟，世界为之震惊；7月7日，五名警察在达拉斯被枪杀，有关美国大动乱的恐怖情绪急速蔓延；一周之后的法国国庆日上，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几十人惨遭杀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就在尼斯袭击事件还未淡出媒体实现之时，土耳其又发生军事政变；紧接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又发生袭警事件——以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叙利亚的宗派战争战火不断，当地人民生灵涂炭；北约组织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加剧；美国则正在经历近些年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竟然崛起成为共和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民粹主义独裁同时还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上升之势。引用中国的一句著名话（尽管它和列宁的评论一样无据可言），即：我们似乎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当然，相比世界历史中真正“有趣”的年代，2016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40年，不到三个月，纳粹德国就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前苏联则控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年之后，又是在三个月之内，纳粹向前苏联进攻了数百英里，同时开始系统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1945年8月，仅两周之内，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苏联向日本宣战；接着，日本投降，二战拉下帷幕。目前为止，2016年还远不如1989年 “有趣”，甚至还比不上1991年——那年发生了海湾战争，俄国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接着前苏联解体，印度前总理甘地被刺。更别提2001年，堪称“有趣年”之王，原因显然不必赘述。
但是2016年才刚过去一半，上述种种事件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变化，后果无人能预料。更为重要的是，就算远隔半个地球，事件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作用力，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我们来说，事件间的联系和影响有时清晰明了，有时却隐秘难辨。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巨变将引发直接模仿。1848年，西西里和法国的反君主制革命就激起欧洲大批国家纷纷效仿、起义，革命之火传至丹麦、奥地利、比利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各邦国。1968年，西欧世界学生起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协作，起义于5月在巴黎达到高潮，秩序混乱，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暂时逃亡德国一处军事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前苏联政权一处权力结构发生动摇，导致其他各处的改革者和反对者一再试探，甚至试图打垮政权。1989年秋，庞大的前苏联政权像多米诺骨牌般一块块倒塌。之后东欧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而现今，每次恐怖袭击都被伊斯兰国组织大肆宣传，恐怖分子甚至受到赞颂，其他极端分子因此纷纷效仿、争当“烈士”。
有时巨变的发生，得益于其创造的新机会。比如，潜在反对者、敌人被其他地方事件分散注意力时，军事侵略就变得相当诱人。
1940年6月15日德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开始攻打波罗的海诸国，这绝非偶然。1968年8月，美国刚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事件，同时又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趁此良机，前苏联就更加鼓足勇气，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变的全局，但至少我们知道政变策划者必是由千里之外的风云变幻壮了胆。鉴于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和其盟国若要向土耳其军事政府（其承诺将打击伊斯兰国，并推翻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式改革）进行严肃政治打击，将会比前些年困难许多。
反过来，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焦虑也会导致骚动产生，使得某些群体或者整个国家都陷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恐惧之中，甚至面对巨大变革展开进攻性活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受刺后，德国的反应具有如此大的攻击性，是由于德国精英阶层担心他们在军事竞赛中会输给英法两国。更糟的是，这种焦虑情绪通常毫无事实根据。
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苏联已经危在旦夕，此时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误认为庞大的东方巨人将要压倒堕落孱弱的西方。而这样的想法据说和美国中情局的一份苏联力量调查报告中夸张的结果不谋而合，因此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开始大力扩展军事力量。
现今，尽管美国经济还不错，美国军事支出远超后8名国家军事支出之和，但是对于美国实力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坚称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恐惧的刺激力不必言说，若使用不当，这种恐惧将指使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前所未有之敌人”展开暴力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广泛的骚动将带来疯狂的焦虑和无端的希望，将导致一个错觉：正常方式方法已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抬出极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形常和犹太和基督教最强大的预言相联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稣基督的复活、审判日的到来等等。基督教伊始，几乎每年都有人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此屠杀异教徒，其他人就会因为飙升的暴力和动乱而相信世界末日说，最终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毁灭性力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情形曾发生过：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决裂，引发众人对末日到来的恐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引发人们对天启的进一步恐慌……如此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战争屠杀了欧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分子宣称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未来与穆斯林以外的“异教徒”打一场末日之战；他们每犯一次罪行，就将说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确已经来临。
不过这种模式也并非仅限于宗教层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赞歌《国际歌》歌词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口号警告我们，决定命运的一战到了，就像历史上的口号“耶稣复活了”一样，此刻已经不是平凡时刻，是时候诉诸极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个范例——布什政府当时判断，美国需要向对方挑起大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手袭击美国并非为了清除所谓妨碍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胁”。
2016年的夏天，动荡、焦虑混于一锅，最终将酿就怎样一番结果，无人知晓。会像2001或1989年一样“有趣”吗？接下来的半年，事态会继续加速吗？若上苍护佑，喧哗和骚动终将退去，今年剩下的时间甚至可能 “无聊”至极。我们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大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但是，正如历史上种种实例所示，暴力和骚动若要向扩散，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为了一场世界性风暴。
（孙予聪译自Foreign Policy）
http://www.guancha.cn/DavidBell/2016_07_26_368868_2.shtml
大卫·贝尔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1989年的秋天，随着欧洲各国的铁幕成堵倒下，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心血来潮想新开一门大学历史课，其名曰“上周三以来的欧洲局势”。
历史上的确有些时刻，能汇聚无数惊奇巨变，令人应接不暇。据说，列宁曾说过：“有时候数十年风平浪静，有时候数十天就经历沧海桑田。”（不过，这句“名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列宁之前，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也说过类似的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容纳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
1989年的下半年，短短3个月的时间，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境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德国柏林墙倒塌，美国入侵巴拿马，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冷战基本拉下帷幕——数年所积之巨变，聚于一季。
反观现今，我们是否也身处一个类似的历史加速时期呢？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世界大事多得让人眩晕：6月23日，英国通过公投离开欧盟，世界为之震惊；7月7日，五名警察在达拉斯被枪杀，有关美国大动乱的恐怖情绪急速蔓延；一周之后的法国国庆日上，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几十人惨遭杀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就在尼斯袭击事件还未淡出媒体实现之时，土耳其又发生军事政变；紧接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又发生袭警事件——以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叙利亚的宗派战争战火不断，当地人民生灵涂炭；北约组织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加剧；美国则正在经历近些年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竟然崛起成为共和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民粹主义独裁同时还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上升之势。引用中国的一句著名话（尽管它和列宁的评论一样无据可言），即：我们似乎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当然，相比世界历史中真正“有趣”的年代，2016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40年，不到三个月，纳粹德国就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前苏联则控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年之后，又是在三个月之内，纳粹向前苏联进攻了数百英里，同时开始系统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1945年8月，仅两周之内，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苏联向日本宣战；接着，日本投降，二战拉下帷幕。目前为止，2016年还远不如1989年 “有趣”，甚至还比不上1991年——那年发生了海湾战争，俄国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接着前苏联解体，印度前总理甘地被刺。更别提2001年，堪称“有趣年”之王，原因显然不必赘述。
但是2016年才刚过去一半，上述种种事件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变化，后果无人能预料。更为重要的是，就算远隔半个地球，事件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作用力，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我们来说，事件间的联系和影响有时清晰明了，有时却隐秘难辨。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巨变将引发直接模仿。1848年，西西里和法国的反君主制革命就激起欧洲大批国家纷纷效仿、起义，革命之火传至丹麦、奥地利、比利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各邦国。1968年，西欧世界学生起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协作，起义于5月在巴黎达到高潮，秩序混乱，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暂时逃亡德国一处军事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前苏联政权一处权力结构发生动摇，导致其他各处的改革者和反对者一再试探，甚至试图打垮政权。1989年秋，庞大的前苏联政权像多米诺骨牌般一块块倒塌。之后东欧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而现今，每次恐怖袭击都被伊斯兰国组织大肆宣传，恐怖分子甚至受到赞颂，其他极端分子因此纷纷效仿、争当“烈士”。
有时巨变的发生，得益于其创造的新机会。比如，潜在反对者、敌人被其他地方事件分散注意力时，军事侵略就变得相当诱人。
1940年6月15日德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开始攻打波罗的海诸国，这绝非偶然。1968年8月，美国刚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事件，同时又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趁此良机，前苏联就更加鼓足勇气，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变的全局，但至少我们知道政变策划者必是由千里之外的风云变幻壮了胆。鉴于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和其盟国若要向土耳其军事政府（其承诺将打击伊斯兰国，并推翻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式改革）进行严肃政治打击，将会比前些年困难许多。
反过来，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焦虑也会导致骚动产生，使得某些群体或者整个国家都陷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恐惧之中，甚至面对巨大变革展开进攻性活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受刺后，德国的反应具有如此大的攻击性，是由于德国精英阶层担心他们在军事竞赛中会输给英法两国。更糟的是，这种焦虑情绪通常毫无事实根据。
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苏联已经危在旦夕，此时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误认为庞大的东方巨人将要压倒堕落孱弱的西方。而这样的想法据说和美国中情局的一份苏联力量调查报告中夸张的结果不谋而合，因此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开始大力扩展军事力量。
现今，尽管美国经济还不错，美国军事支出远超后8名国家军事支出之和，但是对于美国实力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坚称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恐惧的刺激力不必言说，若使用不当，这种恐惧将指使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前所未有之敌人”展开暴力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广泛的骚动将带来疯狂的焦虑和无端的希望，将导致一个错觉：正常方式方法已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抬出极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形常和犹太和基督教最强大的预言相联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稣基督的复活、审判日的到来等等。基督教伊始，几乎每年都有人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此屠杀异教徒，其他人就会因为飙升的暴力和动乱而相信世界末日说，最终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毁灭性力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情形曾发生过：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决裂，引发众人对末日到来的恐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引发人们对天启的进一步恐慌……如此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战争屠杀了欧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分子宣称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未来与穆斯林以外的“异教徒”打一场末日之战；他们每犯一次罪行，就将说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确已经来临。
不过这种模式也并非仅限于宗教层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赞歌《国际歌》歌词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口号警告我们，决定命运的一战到了，就像历史上的口号“耶稣复活了”一样，此刻已经不是平凡时刻，是时候诉诸极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个范例——布什政府当时判断，美国需要向对方挑起大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手袭击美国并非为了清除所谓妨碍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胁”。
2016年的夏天，动荡、焦虑混于一锅，最终将酿就怎样一番结果，无人知晓。会像2001或1989年一样“有趣”吗？接下来的半年，事态会继续加速吗？若上苍护佑，喧哗和骚动终将退去，今年剩下的时间甚至可能 “无聊”至极。我们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大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但是，正如历史上种种实例所示，暴力和骚动若要向扩散，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为了一场世界性风暴。
（孙予聪译自Foreign Policy）
大卫·贝尔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1989年的秋天，随着欧洲各国的铁幕成堵倒下，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心血来潮想新开一门大学历史课，其名曰“上周三以来的欧洲局势”。
历史上的确有些时刻，能汇聚无数惊奇巨变，令人应接不暇。据说，列宁曾说过：“有时候数十年风平浪静，有时候数十天就经历沧海桑田。”（不过，这句“名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列宁之前，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也说过类似的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容纳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
1989年的下半年，短短3个月的时间，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境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德国柏林墙倒塌，美国入侵巴拿马，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冷战基本拉下帷幕——数年所积之巨变，聚于一季。
反观现今，我们是否也身处一个类似的历史加速时期呢？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世界大事多得让人眩晕：6月23日，英国通过公投离开欧盟，世界为之震惊；7月7日，五名警察在达拉斯被枪杀，有关美国大动乱的恐怖情绪急速蔓延；一周之后的法国国庆日上，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几十人惨遭杀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就在尼斯袭击事件还未淡出媒体实现之时，土耳其又发生军事政变；紧接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又发生袭警事件——以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叙利亚的宗派战争战火不断，当地人民生灵涂炭；北约组织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加剧；美国则正在经历近些年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竟然崛起成为共和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民粹主义独裁同时还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上升之势。引用中国的一句著名话（尽管它和列宁的评论一样无据可言），即：我们似乎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当然，相比世界历史中真正“有趣”的年代，2016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40年，不到三个月，纳粹德国就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前苏联则控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年之后，又是在三个月之内，纳粹向前苏联进攻了数百英里，同时开始系统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1945年8月，仅两周之内，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苏联向日本宣战；接着，日本投降，二战拉下帷幕。目前为止，2016年还远不如1989年 “有趣”，甚至还比不上1991年——那年发生了海湾战争，俄国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接着前苏联解体，印度前总理甘地被刺。更别提2001年，堪称“有趣年”之王，原因显然不必赘述。
但是2016年才刚过去一半，上述种种事件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变化，后果无人能预料。更为重要的是，就算远隔半个地球，事件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作用力，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我们来说，事件间的联系和影响有时清晰明了，有时却隐秘难辨。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巨变将引发直接模仿。1848年，西西里和法国的反君主制革命就激起欧洲大批国家纷纷效仿、起义，革命之火传至丹麦、奥地利、比利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各邦国。1968年，西欧世界学生起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协作，起义于5月在巴黎达到高潮，秩序混乱，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暂时逃亡德国一处军事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前苏联政权一处权力结构发生动摇，导致其他各处的改革者和反对者一再试探，甚至试图打垮政权。1989年秋，庞大的前苏联政权像多米诺骨牌般一块块倒塌。之后东欧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而现今，每次恐怖袭击都被伊斯兰国组织大肆宣传，恐怖分子甚至受到赞颂，其他极端分子因此纷纷效仿、争当“烈士”。
有时巨变的发生，得益于其创造的新机会。比如，潜在反对者、敌人被其他地方事件分散注意力时，军事侵略就变得相当诱人。
1940年6月15日德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开始攻打波罗的海诸国，这绝非偶然。1968年8月，美国刚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事件，同时又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趁此良机，前苏联就更加鼓足勇气，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变的全局，但至少我们知道政变策划者必是由千里之外的风云变幻壮了胆。鉴于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和其盟国若要向土耳其军事政府（其承诺将打击伊斯兰国，并推翻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式改革）进行严肃政治打击，将会比前些年困难许多。
反过来，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焦虑也会导致骚动产生，使得某些群体或者整个国家都陷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恐惧之中，甚至面对巨大变革展开进攻性活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受刺后，德国的反应具有如此大的攻击性，是由于德国精英阶层担心他们在军事竞赛中会输给英法两国。更糟的是，这种焦虑情绪通常毫无事实根据。
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苏联已经危在旦夕，此时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误认为庞大的东方巨人将要压倒堕落孱弱的西方。而这样的想法据说和美国中情局的一份苏联力量调查报告中夸张的结果不谋而合，因此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开始大力扩展军事力量。
现今，尽管美国经济还不错，美国军事支出远超后8名国家军事支出之和，但是对于美国实力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坚称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恐惧的刺激力不必言说，若使用不当，这种恐惧将指使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前所未有之敌人”展开暴力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广泛的骚动将带来疯狂的焦虑和无端的希望，将导致一个错觉：正常方式方法已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抬出极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形常和犹太和基督教最强大的预言相联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稣基督的复活、审判日的到来等等。基督教伊始，几乎每年都有人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此屠杀异教徒，其他人就会因为飙升的暴力和动乱而相信世界末日说，最终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毁灭性力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情形曾发生过：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决裂，引发众人对末日到来的恐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引发人们对天启的进一步恐慌……如此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战争屠杀了欧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分子宣称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未来与穆斯林以外的“异教徒”打一场末日之战；他们每犯一次罪行，就将说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确已经来临。
不过这种模式也并非仅限于宗教层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赞歌《国际歌》歌词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口号警告我们，决定命运的一战到了，就像历史上的口号“耶稣复活了”一样，此刻已经不是平凡时刻，是时候诉诸极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个范例——布什政府当时判断，美国需要向对方挑起大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手袭击美国并非为了清除所谓妨碍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胁”。
2016年的夏天，动荡、焦虑混于一锅，最终将酿就怎样一番结果，无人知晓。会像2001或1989年一样“有趣”吗？接下来的半年，事态会继续加速吗？若上苍护佑，喧哗和骚动终将退去，今年剩下的时间甚至可能 “无聊”至极。我们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大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但是，正如历史上种种实例所示，暴力和骚动若要向扩散，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为了一场世界性风暴。
（孙予聪译自Foreign Policy）
http://www.guancha.cn/DavidBell/2016_07_26_368868_2.shtml
大卫·贝尔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1989年的秋天，随着欧洲各国的铁幕成堵倒下，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心血来潮想新开一门大学历史课，其名曰“上周三以来的欧洲局势”。
历史上的确有些时刻，能汇聚无数惊奇巨变，令人应接不暇。据说，列宁曾说过：“有时候数十年风平浪静，有时候数十天就经历沧海桑田。”（不过，这句“名言”多半是道听途说。）列宁之前，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也说过类似的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容纳了几个世纪的大变革。”
1989年的下半年，短短3个月的时间，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境内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德国柏林墙倒塌，美国入侵巴拿马，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冷战基本拉下帷幕——数年所积之巨变，聚于一季。
反观现今，我们是否也身处一个类似的历史加速时期呢？过去几周内发生的世界大事多得让人眩晕：6月23日，英国通过公投离开欧盟，世界为之震惊；7月7日，五名警察在达拉斯被枪杀，有关美国大动乱的恐怖情绪急速蔓延；一周之后的法国国庆日上，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几十人惨遭杀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负责；就在尼斯袭击事件还未淡出媒体实现之时，土耳其又发生军事政变；紧接着，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又发生袭警事件——以上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叙利亚的宗派战争战火不断，当地人民生灵涂炭；北约组织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加剧；美国则正在经历近些年来最大的政治动乱，一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民粹主义候选人竟然崛起成为共和党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民粹主义独裁同时还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都有上升之势。引用中国的一句著名话（尽管它和列宁的评论一样无据可言），即：我们似乎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当然，相比世界历史中真正“有趣”的年代，2016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40年，不到三个月，纳粹德国就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而前苏联则控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一年之后，又是在三个月之内，纳粹向前苏联进攻了数百英里，同时开始系统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不良分子”。1945年8月，仅两周之内，波茨坦会议召开，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苏联向日本宣战；接着，日本投降，二战拉下帷幕。目前为止，2016年还远不如1989年 “有趣”，甚至还比不上1991年——那年发生了海湾战争，俄国爆发了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接着前苏联解体，印度前总理甘地被刺。更别提2001年，堪称“有趣年”之王，原因显然不必赘述。
但是2016年才刚过去一半，上述种种事件很有可能在下半年加速变化，后果无人能预料。更为重要的是，就算远隔半个地球，事件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作用力，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于我们来说，事件间的联系和影响有时清晰明了，有时却隐秘难辨。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一个巨变将引发直接模仿。1848年，西西里和法国的反君主制革命就激起欧洲大批国家纷纷效仿、起义，革命之火传至丹麦、奥地利、比利时以及德国和意大利各邦国。1968年，西欧世界学生起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协作，起义于5月在巴黎达到高潮，秩序混乱，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得不暂时逃亡德国一处军事基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前苏联政权一处权力结构发生动摇，导致其他各处的改革者和反对者一再试探，甚至试图打垮政权。1989年秋，庞大的前苏联政权像多米诺骨牌般一块块倒塌。之后东欧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形。而现今，每次恐怖袭击都被伊斯兰国组织大肆宣传，恐怖分子甚至受到赞颂，其他极端分子因此纷纷效仿、争当“烈士”。
有时巨变的发生，得益于其创造的新机会。比如，潜在反对者、敌人被其他地方事件分散注意力时，军事侵略就变得相当诱人。
1940年6月15日德军进入巴黎的第二天，斯大林开始攻打波罗的海诸国，这绝非偶然。1968年8月，美国刚经历了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总统的刺杀事件，同时又身陷越南战争的泥沼。趁此良机，前苏联就更加鼓足勇气，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终止了“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仍然不知道今年土耳其政变的全局，但至少我们知道政变策划者必是由千里之外的风云变幻壮了胆。鉴于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和其盟国若要向土耳其军事政府（其承诺将打击伊斯兰国，并推翻总理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式改革）进行严肃政治打击，将会比前些年困难许多。
反过来，对于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焦虑也会导致骚动产生，使得某些群体或者整个国家都陷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恐惧之中，甚至面对巨大变革展开进攻性活动。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奥地利大公费迪南受刺后，德国的反应具有如此大的攻击性，是由于德国精英阶层担心他们在军事竞赛中会输给英法两国。更糟的是，这种焦虑情绪通常毫无事实根据。
人们几乎已经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到八十年代早期，前苏联已经危在旦夕，此时仍有很大一部分美国公众误认为庞大的东方巨人将要压倒堕落孱弱的西方。而这样的想法据说和美国中情局的一份苏联力量调查报告中夸张的结果不谋而合，因此早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美国就开始大力扩展军事力量。
现今，尽管美国经济还不错，美国军事支出远超后8名国家军事支出之和，但是对于美国实力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了——特朗普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坚称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占我们（美国）的便宜”。恐惧的刺激力不必言说，若使用不当，这种恐惧将指使美国政府针对所谓“前所未有之敌人”展开暴力行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广泛的骚动将带来疯狂的焦虑和无端的希望，将导致一个错觉：正常方式方法已无法解决问题，需要抬出极端措施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这样的情形常和犹太和基督教最强大的预言相联系：救世主的出世、耶稣基督的复活、审判日的到来等等。基督教伊始，几乎每年都有人坚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如果持这种想法的人为此屠杀异教徒，其他人就会因为飙升的暴力和动乱而相信世界末日说，最终产生一个恶性循环，毁灭性力量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类似的情形曾发生过：马丁·路德和罗马教廷决裂，引发众人对末日到来的恐慌，进而引发暴力冲突，引发人们对天启的进一步恐慌……如此循环。最终结果就是多年的宗教战争屠杀了欧洲的大量人口。今天，伊斯兰国组织的狂热分子宣称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未来与穆斯林以外的“异教徒”打一场末日之战；他们每犯一次罪行，就将说服更多西方人，世界末日的确已经来临。
不过这种模式也并非仅限于宗教层面，世俗版本的“世界末日事件”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赞歌《国际歌》歌词中“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个口号警告我们，决定命运的一战到了，就像历史上的口号“耶稣复活了”一样，此刻已经不是平凡时刻，是时候诉诸极端手段了。9·11事件可能就是以上模式的一个范例——布什政府当时判断，美国需要向对方挑起大战——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对手袭击美国并非为了清除所谓妨碍世界秩序的“存在性威胁”。
2016年的夏天，动荡、焦虑混于一锅，最终将酿就怎样一番结果，无人知晓。会像2001或1989年一样“有趣”吗？接下来的半年，事态会继续加速吗？若上苍护佑，喧哗和骚动终将退去，今年剩下的时间甚至可能 “无聊”至极。我们只希望2016年不要成为未来大学历史课程的一个标题。但是，正如历史上种种实例所示，暴力和骚动若要向扩散，不费吹灰之力，不知哪天就成为了一场世界性风暴。
（孙予聪译自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