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一户口——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城乡统一户口——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欧和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使得欧美传媒增加了对中国的新闻覆盖，其中不少是负面的报道，尤其是美报报道中国近日将一位“非法出版《圣经》”的地下基督教领袖判处重刑，在“希望能够去教堂与中国基督徒一起做礼拜”的布什访华前夕，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其他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也集中于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缺失。

　　可是中国最近在这一方面却有一项历史性进步，这便是中国公安部10月27日发布消息，宣布“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只有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著地位报道这一消息，指出这是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一大进步。这本来值得大书特书的正面消息，没有得到中外媒体的更多报道，显然是因为北京对此历史性改革的低调处理，而北京的低调，大概是因为城乡户口差别代表了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弊政。

　　
印度社会传统成经济发展障碍

　　分析中国和印度目前的经济起飞，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弊政的严重。笔者多次对“印度即将超过中国”的论点唱反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印度有许多很难改善的体制性弱点，这包括了许多社会传统陋习。《华盛顿邮报》10月底头版报道的印度高额嫁妆制度造成婆家活生生烧死怀孕媳妇的最新人伦惨剧，便是一例。

　　笔者几年前就指出，印度的重大弱点是内部民族和社会矛盾，尤其是几千年前雅利安人征服次大陆后建立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印度独立以来，历届国大党政府作出种种改革努力来纠正这一情况，收效有限。近年来随着兴都教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沙文主义的兴起，种姓制度作为兴都教教义的基本部分，更加“名正言顺”。

　　印度种姓和族群的划分五花八门，但最主要的便是印度教规定的四大种姓，以及更低贱的“贱民”也即“不可接触者”。后者大约占总人口的15％到20％，此外以四大种姓中最低者首陀罗为主的所谓“下等阶级”，又占了人口的一半左右。所以印度的低下种姓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尽管印度政府以各种措施，特别是限额制度来提高低下种姓的社会地位，可是如同无法根除的嫁妆制度和寡妇自焚等陋习一样，种姓间的强烈隔膜和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现实，在人口占70％以上的农村尤甚。其他不说，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仍然微乎其微，低种姓和高种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导致私刑处死的新闻层出不穷。总之，几千年宗教社会传统形成对大多数人口的制度性和世袭性的不平等，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在这一方面，中国原本可说完全没有像印度那样的严重历史文化包袱，特别在隋唐科举制度取代了魏晋门阀制度之后，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贯彻不计家庭身世“凭才竞争”(meritocracy)的国度。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诸如丐户、堕民之类的世袭“贱民”，但是首先这代表很少数人口，其次，清世宗（雍正）数次下诏削除乐户、丐户、世仆等贱民的贱籍，虽然没能完全消除贱民的存在，仍然是力图实现“普世平等”的有清一大善政。

　　
毛XX制造两大种姓制度
　　中国社会缺乏世袭“贱民”的良好文化传统，却在毛XX时代发生重大倒退，出现了人为制造的两大种姓制度。第一便是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成分，是一种父子相承的“政治种姓”。其最恶劣的社会效果，便是打击最有创造力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其次便是户口制度，以严格的城乡差别，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种姓”，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民成为在各方面都低于城市人口的世袭阶层。这样的社会倒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伤害，有目共睹。

　　笔者这一代中国人，不少受到了“政治种姓”制度的伤害，更多的是因为“上山下乡”或身为农民，而体验到“经济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尤其是目睹了中国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刻苦耐劳，而看到这种人为和世袭的不平等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危害。未来历史学家眼中毛XX的最大污点，相信不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也不是文革大惨剧，而是其人为的“种姓”制度。

　　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成就，便是废止了毛XX时代的“政治种姓”，导致中国社会创造力的飞跃。这一善政的历史性意义，可以比拟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典对欧洲犹太人的解放，使得他们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描绘的世袭“贱民”，变成产生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伟人的优秀族群。
　　
邓小平废除“经济种姓”弊政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一定程度上逆转了毛XX“经济种姓”弊政，部分释放了中国农村的巨大生产力，对20多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不能不看到，为了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和平崛起，为了创造一个真正和谐平等的中国社会，完全废止城乡户口差异和“经济种姓”陋政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胡温体制开始着手废除城乡户口差别，代表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重大里程碑，也将比邓小平废止“政治种姓”会具有更大的历史性意义。胡温的政治决心和远见，值得大力赞扬。

　　尽管北京官方对这一历史性改革作了低调处理，笔者还是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了邓聿文先生的《取消户籍限制，天塌不下来》的犀利评论。邓聿文不仅通过指出“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极为巧妙而有效地批判了这一开历史倒车的不平等制度（朝鲜政府大概是在中国大陆人民心目中形象最糟糕的政权），更将户籍改革提到“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的高度。笔者因此在赞扬胡温的户籍制度改革之外，也对邓文反映的中国言路改善感到欣慰。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网》
城乡统一户口——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进步

● 于时语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欧和美国总统布什即将访华，使得欧美传媒增加了对中国的新闻覆盖，其中不少是负面的报道，尤其是美报报道中国近日将一位“非法出版《圣经》”的地下基督教领袖判处重刑，在“希望能够去教堂与中国基督徒一起做礼拜”的布什访华前夕，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其他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也集中于在“自由”和“人权”方面的缺失。

　　可是中国最近在这一方面却有一项历史性进步，这便是中国公安部10月27日发布消息，宣布“山东、辽宁、福建等11个省的公安机关开展了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工作，拟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界限，探索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只有美国《纽约时报》以显著地位报道这一消息，指出这是中国在人权方面的一大进步。这本来值得大书特书的正面消息，没有得到中外媒体的更多报道，显然是因为北京对此历史性改革的低调处理，而北京的低调，大概是因为城乡户口差别代表了毛泽东时代的最大弊政。

　　
印度社会传统成经济发展障碍

　　分析中国和印度目前的经济起飞，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弊政的严重。笔者多次对“印度即将超过中国”的论点唱反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印度有许多很难改善的体制性弱点，这包括了许多社会传统陋习。《华盛顿邮报》10月底头版报道的印度高额嫁妆制度造成婆家活生生烧死怀孕媳妇的最新人伦惨剧，便是一例。

　　笔者几年前就指出，印度的重大弱点是内部民族和社会矛盾，尤其是几千年前雅利安人征服次大陆后建立的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印度独立以来，历届国大党政府作出种种改革努力来纠正这一情况，收效有限。近年来随着兴都教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沙文主义的兴起，种姓制度作为兴都教教义的基本部分，更加“名正言顺”。

　　印度种姓和族群的划分五花八门，但最主要的便是印度教规定的四大种姓，以及更低贱的“贱民”也即“不可接触者”。后者大约占总人口的15％到20％，此外以四大种姓中最低者首陀罗为主的所谓“下等阶级”，又占了人口的一半左右。所以印度的低下种姓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

　　尽管印度政府以各种措施，特别是限额制度来提高低下种姓的社会地位，可是如同无法根除的嫁妆制度和寡妇自焚等陋习一样，种姓间的强烈隔膜和不平等依然是社会现实，在人口占70％以上的农村尤甚。其他不说，不同种姓之间的婚姻仍然微乎其微，低种姓和高种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导致私刑处死的新闻层出不穷。总之，几千年宗教社会传统形成对大多数人口的制度性和世袭性的不平等，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在这一方面，中国原本可说完全没有像印度那样的严重历史文化包袱，特别在隋唐科举制度取代了魏晋门阀制度之后，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贯彻不计家庭身世“凭才竞争”(meritocracy)的国度。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诸如丐户、堕民之类的世袭“贱民”，但是首先这代表很少数人口，其次，清世宗（雍正）数次下诏削除乐户、丐户、世仆等贱民的贱籍，虽然没能完全消除贱民的存在，仍然是力图实现“普世平等”的有清一大善政。

　　
毛XX制造两大种姓制度
　　中国社会缺乏世袭“贱民”的良好文化传统，却在毛XX时代发生重大倒退，出现了人为制造的两大种姓制度。第一便是根据家庭出身划分的成分，是一种父子相承的“政治种姓”。其最恶劣的社会效果，便是打击最有创造力的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其次便是户口制度，以严格的城乡差别，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经济种姓”，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民成为在各方面都低于城市人口的世袭阶层。这样的社会倒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伤害，有目共睹。

　　笔者这一代中国人，不少受到了“政治种姓”制度的伤害，更多的是因为“上山下乡”或身为农民，而体验到“经济种姓”制度的不平等，尤其是目睹了中国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刻苦耐劳，而看到这种人为和世袭的不平等对中国发展的严重危害。未来历史学家眼中毛XX的最大污点，相信不是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也不是文革大惨剧，而是其人为的“种姓”制度。

　　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成就，便是废止了毛XX时代的“政治种姓”，导致中国社会创造力的飞跃。这一善政的历史性意义，可以比拟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典对欧洲犹太人的解放，使得他们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描绘的世袭“贱民”，变成产生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伟人的优秀族群。
　　
邓小平废除“经济种姓”弊政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一定程度上逆转了毛XX“经济种姓”弊政，部分释放了中国农村的巨大生产力，对20多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功不可没。

　　但是不能不看到，为了维持中国的持续发展和和平崛起，为了创造一个真正和谐平等的中国社会，完全废止城乡户口差异和“经济种姓”陋政的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胡温体制开始着手废除城乡户口差别，代表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重大里程碑，也将比邓小平废止“政治种姓”会具有更大的历史性意义。胡温的政治决心和远见，值得大力赞扬。

　　尽管北京官方对这一历史性改革作了低调处理，笔者还是注意到《中国青年报》近日刊登了邓聿文先生的《取消户籍限制，天塌不下来》的犀利评论。邓聿文不仅通过指出“全世界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极为巧妙而有效地批判了这一开历史倒车的不平等制度（朝鲜政府大概是在中国大陆人民心目中形象最糟糕的政权），更将户籍改革提到“牵涉到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的高度。笔者因此在赞扬胡温的户籍制度改革之外，也对邓文反映的中国言路改善感到欣慰。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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