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除甲骨文外还有文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11:12
作为至少3000年历史的占卜记事文字,甲骨文记录着早期中国文明的流转变迁,对文化传承意义重大。目前,河南已经形成了包括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在内的甲骨学研究阵地,诸多学人对甲骨文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学者们并没有满足于案头研究,一直致力于让公众亲身感受古文字的魅力。2001年,王蕴智先生致信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建议给汉字安一个家,而后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落成。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甲骨文著录除去重片共计收录了7.6万多甲骨文片,这是今天学者进行研究的材料基础。比较公认的数字是,甲骨文中共有4000-5000个单字,已经释读出的字有1500-2000个。释读这种说法可能会给公众误解,没有释读出来的字并不意味着今人不知其义。
从事甲骨文研究已30年的王蕴智先生说,统计的数字与上述略有差别,他认为甲骨文中的独立单字为4100个,其中约1200个字已被“释读”,仍与今天的汉字有对应,也就是“活”到了今天;剩下约3000个字已经“死掉”,不易再与今天的字相对应,不过,它们的结体特征和记辞文例在书面语上都是可以通读的,有些冷僻难字多用来代表某个国名、族名、地名、人名、动物名、植物名、祭祀名等。
过去我们对商代的了解基本限于《史记殷本纪》、《尚书》等古籍的只言片语,甲骨文的通读让我们能够直接了解商代的王室、治理机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科技,并与史记相印证。一个集大成的成果,就是十一卷本《商代史》的编纂,如果没有甲骨文的材料支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商代除甲骨文外,还有其它文字载体的存在,而且还不少。
《商代史》吸收的不仅有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金文、陶文、玉器契刻文、简牍以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换句话说,当时书写文字的载体,甲骨绝非唯一。
甲骨文只是当时文字的冰山一角。商代青铜器铭文、陶文、玉石文,那时候它们的字形结构是一样的,同属于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
当时最常见的书写方式,是用毛笔往竹简、木简上写,可惜中原的地下土质条件不易使它们保存下来。甲骨文中本身就有典、册这些字,代表的就是简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毛笔朱书文字19件,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用朱砂颜料书写在陶缸表面,字体工整、笔画流畅,其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应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可以说,用刀锋刻写和用毛笔书写是殷商时期并存的写字方式。

有意思的是,用毛笔书写可能游刃有余,刀刻则不那么容易。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商王武丁早期的都是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手法显得不很熟练,到了武丁中期以后,甲骨上的字越写越好看,越写越有法度,最后至商纣王时期,字越写越秀气,每个字能写到一个黄豆大小。
--还有练习甲骨的考古发现哦。

甲骨文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象形文字,这正确吗?
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而非比较原始的象形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甲骨文中都有了。
很多甲骨文爱好者潜意识当中将其定义为象形字,喜欢用看图猜谜的方法去猜测每一个甲骨文,这是比较危险的,文字考证必须建立在字形分析的基础上。

那么,是不是只有安阳才出甲骨?
并非如此,绝大部分甲骨文都出自安阳殷墟,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多地以及济南、北京等地也有甲骨文出土,其中,郑州出土的甲骨文所处时代甚至比殷墟还要早。
既然甲骨文是成熟的,那么这种文字在发展早期也会有遗迹留存,在盘庚迁殷之前,甲骨文已经存在。1953年4月和9月,河南郑州市货栈街二里岗期遗存中发现两片刻字牛骨,其内容和占卜活动密切相关,时间上属于商代早期,也就是早于殷墟。这说明至少在郑州二里岗期,先民们已经形成在甲骨上刻写占卜记录并有意在骨料上培养写字技能的风习。
这两片甲骨的出土被学者认为并非偶然,在商代前期的都城级遗址中,应当还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换言之,比殷墟还要早的带字甲骨,依旧藏在郑州地下的商城遗址中。
与此相印证的是,不光是甲骨文,金文及朱书陶文等早于殷墟时期的古汉字遗迹主要出土于郑州地区,在安阳、漯河(说文鼻祖许慎故里)之外,郑州在汉字史上也当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里是商代早期政治、文化中心。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 ... 016/0623/54380.html作为至少3000年历史的占卜记事文字,甲骨文记录着早期中国文明的流转变迁,对文化传承意义重大。目前,河南已经形成了包括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在内的甲骨学研究阵地,诸多学人对甲骨文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系统研究。学者们并没有满足于案头研究,一直致力于让公众亲身感受古文字的魅力。2001年,王蕴智先生致信时任河南省长李克强,建议给汉字安一个家,而后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落成。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甲骨文著录除去重片共计收录了7.6万多甲骨文片,这是今天学者进行研究的材料基础。比较公认的数字是,甲骨文中共有4000-5000个单字,已经释读出的字有1500-2000个。释读这种说法可能会给公众误解,没有释读出来的字并不意味着今人不知其义。
从事甲骨文研究已30年的王蕴智先生说,统计的数字与上述略有差别,他认为甲骨文中的独立单字为4100个,其中约1200个字已被“释读”,仍与今天的汉字有对应,也就是“活”到了今天;剩下约3000个字已经“死掉”,不易再与今天的字相对应,不过,它们的结体特征和记辞文例在书面语上都是可以通读的,有些冷僻难字多用来代表某个国名、族名、地名、人名、动物名、植物名、祭祀名等。
过去我们对商代的了解基本限于《史记殷本纪》、《尚书》等古籍的只言片语,甲骨文的通读让我们能够直接了解商代的王室、治理机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科技,并与史记相印证。一个集大成的成果,就是十一卷本《商代史》的编纂,如果没有甲骨文的材料支撑,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商代除甲骨文外,还有其它文字载体的存在,而且还不少。
《商代史》吸收的不仅有甲骨文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金文、陶文、玉器契刻文、简牍以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换句话说,当时书写文字的载体,甲骨绝非唯一。
甲骨文只是当时文字的冰山一角。商代青铜器铭文、陶文、玉石文,那时候它们的字形结构是一样的,同属于一种成熟的文字体系。
当时最常见的书写方式,是用毛笔往竹简、木简上写,可惜中原的地下土质条件不易使它们保存下来。甲骨文中本身就有典、册这些字,代表的就是简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毛笔朱书文字19件,这些文字符号多是用朱砂颜料书写在陶缸表面,字体工整、笔画流畅,其年代相当于商代中期偏早,应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最早的笔书文字。
可以说,用刀锋刻写和用毛笔书写是殷商时期并存的写字方式。

有意思的是,用毛笔书写可能游刃有余,刀刻则不那么容易。殷墟中发现的甲骨文,商王武丁早期的都是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手法显得不很熟练,到了武丁中期以后,甲骨上的字越写越好看,越写越有法度,最后至商纣王时期,字越写越秀气,每个字能写到一个黄豆大小。
--还有练习甲骨的考古发现哦。

甲骨文常常被认为是一种象形文字,这正确吗?
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而非比较原始的象形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甲骨文中都有了。
很多甲骨文爱好者潜意识当中将其定义为象形字,喜欢用看图猜谜的方法去猜测每一个甲骨文,这是比较危险的,文字考证必须建立在字形分析的基础上。

那么,是不是只有安阳才出甲骨?
并非如此,绝大部分甲骨文都出自安阳殷墟,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多地以及济南、北京等地也有甲骨文出土,其中,郑州出土的甲骨文所处时代甚至比殷墟还要早。
既然甲骨文是成熟的,那么这种文字在发展早期也会有遗迹留存,在盘庚迁殷之前,甲骨文已经存在。1953年4月和9月,河南郑州市货栈街二里岗期遗存中发现两片刻字牛骨,其内容和占卜活动密切相关,时间上属于商代早期,也就是早于殷墟。这说明至少在郑州二里岗期,先民们已经形成在甲骨上刻写占卜记录并有意在骨料上培养写字技能的风习。
这两片甲骨的出土被学者认为并非偶然,在商代前期的都城级遗址中,应当还有相当数量的甲骨文。换言之,比殷墟还要早的带字甲骨,依旧藏在郑州地下的商城遗址中。
与此相印证的是,不光是甲骨文,金文及朱书陶文等早于殷墟时期的古汉字遗迹主要出土于郑州地区,在安阳、漯河(说文鼻祖许慎故里)之外,郑州在汉字史上也当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这里是商代早期政治、文化中心。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 ... 016/0623/54380.html
按照书写顺序看 必然是以竹木简为基准的
甲骨文之前肯定有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因为一个地域广大的政权实体,不管他是部落联盟还是国家,反正都已经建成大规模的城市和人口聚居地,这种文明程度,必然有自己的知识传承和文明体系
主要的书写材料,简牍、织物、兽皮都不好保存,真是遗憾啊。


吴城陶文大约在3800年以前,从1973年发现至2002年期间,吴城遗址就历经十次考古发掘,在出土数量不菲的石范、陶范、陶刀、陶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器、釉陶器、原始瓷器等生活工具中,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符号,甚至还有图像,总数为120余件。
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吴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这是表音字和记录功能存在的重要信息。
考古人员经过统计,文字类共有86件,可以分为记事和记数两种,而符号类有33件,其性质多为助记类符号,刻符笔画纤细流畅,随意,整个刻画过程看起来处于有章无法之间,而图像类只有一件,形状为呈飞翔状的鸟形图案。
吴城遗址出土的陶文,其中又有一些跟商周文字截然不同,尤其是一期遗物中,灰陶钵的七个字和黄陶盂的五个字,更为突出,很可能是另一种已经失传的比较先进的古文字。到二期、三期受殷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厚,这种文字就不多见了。
吴城陶文中有些字仅见于殷墟卜辞,不见或很少见于西周金文,这些字只盛行于殷代,到西周就已经被淘汰了,据此如果说吴城陶文与殷墟卜辞同一时代是很恰当的。有些字尽管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如“于”“之”“在”等字,但是这些字在中晚期卜辞已经出现相同或者相近的形体。因此,陶文的下限应不晚于殷墟卜辞的晚期。
这也就是说,吴城陶文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商代后期出现的殷墟甲骨文。
根据研究,吴城文字符号有不少与中原陶文、甲骨文、金文相同或类似,如“田”“土”“于”“之”“祀”“在”等字,有的则保留一些原始因素,这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都没有见过,如“五”“在”等字,这种情况表明,吴城文字符号是吴城居民在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供地方使用的文字。
http://jndsb.jxnews.com.cn/system/2008/12/27/010027461.shtml

吴城陶文大约在3800年以前,从1973年发现至2002年期间,吴城遗址就历经十次考古发掘,在出土数量不菲的石范、陶范、陶刀、陶纺轮等生产工具,和陶器、釉陶器、原始瓷器等生活工具中,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符号,甚至还有图像,总数为120余件。
这批文字符号多数是单个的,也有二、四、五、七个字共刻于一器之上,字数最多的为11个,绕一件泥质黄釉陶罐肩部刻成一周。这说明吴城文字符号已经出现了由多个单字组成的词和句子,这是表音字和记录功能存在的重要信息。
考古人员经过统计,文字类共有86件,可以分为记事和记数两种,而符号类有33件,其性质多为助记类符号,刻符笔画纤细流畅,随意,整个刻画过程看起来处于有章无法之间,而图像类只有一件,形状为呈飞翔状的鸟形图案。
吴城遗址出土的陶文,其中又有一些跟商周文字截然不同,尤其是一期遗物中,灰陶钵的七个字和黄陶盂的五个字,更为突出,很可能是另一种已经失传的比较先进的古文字。到二期、三期受殷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厚,这种文字就不多见了。
吴城陶文中有些字仅见于殷墟卜辞,不见或很少见于西周金文,这些字只盛行于殷代,到西周就已经被淘汰了,据此如果说吴城陶文与殷墟卜辞同一时代是很恰当的。有些字尽管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如“于”“之”“在”等字,但是这些字在中晚期卜辞已经出现相同或者相近的形体。因此,陶文的下限应不晚于殷墟卜辞的晚期。
这也就是说,吴城陶文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商代后期出现的殷墟甲骨文。
根据研究,吴城文字符号有不少与中原陶文、甲骨文、金文相同或类似,如“田”“土”“于”“之”“祀”“在”等字,有的则保留一些原始因素,这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都没有见过,如“五”“在”等字,这种情况表明,吴城文字符号是吴城居民在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供地方使用的文字。
http://jndsb.jxnews.com.cn/system/2008/12/27/010027461.shtml


商代金文也是不少的: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殷商后期铜器铭文字数一般是一个字,二三字,十几字,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即族徽,长的如二祀邻其卣铭39字,四祀邻其卣铭42字,六祀邻其卣铭27字,河南安阳圆形葬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30字,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长铭器小臣餘犀尊铭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番卣盖、器铭共计47字,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辭毀铭36字。
殷商铜器铭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实践证明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已经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了,如果按照东汉时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六书”来解释金文的构字方法是完全适用的。需要指明,金文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出现是造字方法的一种极大的进步,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
商代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还是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作品。从商代金文整体上看,其书体雄劲有力,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例如:“父”字写作“兔”、“王”字写作“”。闻名于世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其书体雄伟有力,宏放恣肆。四祀邙其卣书体古朴秀丽。古亚.毀书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
http://www.yywzb.com.cn/more.asp?infoid=1263

商代金文也是不少的: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殷商后期铜器铭文字数一般是一个字,二三字,十几字,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名,即族徽,长的如二祀邻其卣铭39字,四祀邻其卣铭42字,六祀邻其卣铭27字,河南安阳圆形葬坑出土的戍嗣子鼎铭30字,今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代长铭器小臣餘犀尊铭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番卣盖、器铭共计47字,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辭毀铭36字。
殷商铜器铭文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实践证明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一样已经是一种非常进步的文字了,如果按照东汉时代古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内谈到的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六书”来解释金文的构字方法是完全适用的。需要指明,金文与甲骨文中形声字的出现是造字方法的一种极大的进步,它冲破和超越了象形与会意字的局限性,使汉字的创造更加方便、丰富。
商代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汉字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看,还是有重要审美价值的作品。从商代金文整体上看,其书体雄劲有力,常作首尾尖、中间粗的“波磔体”,例如:“父”字写作“兔”、“王”字写作“”。闻名于世的“司母戊”大方鼎、“司母辛”方鼎,其书体雄伟有力,宏放恣肆。四祀邙其卣书体古朴秀丽。古亚.毀书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
http://www.yywzb.com.cn/more.asp?infoid=1263
乌鲁克石膏瓶上面全是画,欧洲居然能给祭司图形解读出“恩西”这么个发音,咱也可以这么玩啊
乌鲁克石膏瓶上面全是画,欧洲居然能给祭司图形解读出“恩西”这么个发音,咱也可以这么玩啊
这个真要请教出处,哪篇学术论著有此说法,劳驾科普一下?
应该是商代文字除了甲骨以外还有其他载体
yzsz266 发表于 2016-6-28 21:25
乌鲁克石膏瓶上面全是画,欧洲居然能给祭司图形解读出“恩西”这么个发音,咱也可以这么玩啊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的神、祭司和氏族贵族的面前。这幅生动的图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分 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事实。
文字、巨大的塔庙建筑 和阶级对立的情景说明这时的苏美尔人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最早的统治者称为“恩”(en)、恩西(ensi)、卢旮尔(lugal),恩最初为僧侣的意思,职能是管理祭祀和神庙土地,由此具有某些行政职能,后来称为真正的统治者,此后,为了区分,将统治者称为恩西。卢旮尔本意是“大人”之意,后引申为主人,进一步演变为王,经常在紧急状态选出。除了具有国王之外,还有人民会议、长老会等机构。
这个时期出土的经济表报文献中,女奴称“捷梅”,其字是由“女人”和“山地”两字组成的会意字,大概本意是“一个从山地来的女人”;男奴称为“伊尔”,其字是由“男人”和“山地”组成 的会意字,本意可能是“一个从山地来的男人。”这说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 是购买来的外族人。
(注:有的学者认为,欧贝德文化的创造者不是苏美尔人而是大约在公元前 4500 年最早移居到这里来的欧贝德人。苏美尔人的最初故乡可能在里海一带,他们在公元前 3300 年以前未必到达苏美尔地区(见《美国百科》1977 年版《苏美尔》条)。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欧贝德文化和乌鲁克文化一脉相承,都是苏美尔人创造的,苏美尔人可能就是两河南部的最早居民(见 J.N.Postgate,EarlyMesopotamia,London/NewYork1992,第 24 页)。此外,还有其他说法。)
至于以上叙述的来源,主要是那些泥板文书。那么西方专家是如何“破译”这些文书的呢?
讲一个小故事:
1872年,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印刷厂里,年仅32岁的排字工人乔治·史密斯闲下无事,开始摆弄那些用楔形文字做成的泥板文书。这些泥板给冷落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没有谁对它们表示兴趣。乔治出于好玩,开始摆弄这些泥板,久而久之,竟然破译出一个大洪水的故事。
乔治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在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当一个排字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乔治读到大洪水时,突然发现它与《旧约》中有关洪水的记载何其相似!
这个发现使乔治目瞪口呆,因为这些泥板属于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古城尼尼微的图书馆藏所有,上面所记载的内容据传说出自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古代巴比伦,而《圣经·旧约》的成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两者的时间差使这个小伙子断定,《圣经》中的大洪水源出于巴比伦!
这个发现使史密斯惊喜交集。为搜寻更多证据,他扔下印刷厂里的工作,亲自来到古城尼尼微的遗址所在地,从废墟里又搜集到数千块泥板文书残片。经过整理,他得出结论说,这批泥板文书所记载的是一部失传的古代巴比伦史诗。泥板总数应为12块,洪水的故事只不过是记载在第11块上的一个插曲。
使乔治始料不及的是,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已沉睡五千年的伟大文明!在他所发现的《吉尔伽美什》的指点下,考古学家们迅速在两河流域发掘出了大规模的古代城市、神庙、墓葬、宫殿、艺术品及数以万计的楔形文字泥板。
--在所谓亚述宫殿遗址里发现的公元前7世纪的泥板记述了公元前26世纪的伟大史诗,呵呵。可见,不论是尼尼微还是大洪水,都是拿着旧约去考古的范例。又一次验证了诸多同仁的意见,总是有那么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可疑文献的指引下,挖出大堆可疑的文物。
bjnr 发表于 2016-6-29 15:49
应该是商代文字除了甲骨以外还有其他载体
现在需要从两条路去探寻古代中华文字,一个是夏代遗址的考古,还有一个是商汤以前王亥到契之间的相关遗址考古。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19:18
现在需要从两条路去探寻古代中华文字,一个是夏代遗址的考古,还有一个是商汤以前王亥到契之间的相关遗址 ...
商汤之前基本就是传说了

bjnr 发表于 2016-6-29 19:40
商汤之前基本就是传说了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河北保定的古博水;契“封于商”,商即漳,即冀南豫北的漳水。博水流域是商部族先王契的祖居之地,漳水流域是商部族由博水流域逐步南迁后的居地。在夏末商初时商汤南渡黄河来到郑洛地区,并在这里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随着商部族的逐步南迁,留下了三个阶段的商文化,即: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郑洛地区的先商及早商文化。
李伯谦先生在谈到先商文化的来源时说:“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渊源是很复杂的,既可能是当地先行文化的自然延续,也不排除源自早于它的周邻某文化,当然也可能是以某文化为主、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目前已有后岗二期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晋中龙山期文化说、哑叭庄类型文化说等不同意见,以现知先商文化最早期遗存向前追溯,尽量缩短其与龙山期文化的时间距离,看其在文化面貌上与何种龙山期文化更接近更密切,也许就有可能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
现已证实博水流域是先商文化遗址集中发现地区,而且分布密集。沈勇先生称之为先商文化保北型,[5]《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则称之为岳各庄类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此地的先商文化作了这样的介绍:“主要分布在唐河以北、拒马河以南的太行山麓,在白洋淀附近的平原地带亦发现有该类型的遗址。与以往所称的‘先商文化保北型’覆盖范围大体相同。遵照考古学命名原则,我们认为称其为岳各庄类型较为合适。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河北省易县下岳各庄,涞水周家庄,定兴辛木,徐水大赤鲁、文村、容城上坡、午方、白龙,安新辛庄克、申明亭、漾堤口,任丘哑叭庄等。经过调查的遗址有易县老姆台,涞水富位,徐水遂城、巩固庄、韩家营等。”[6]近几年,这一地区的先商文化遗址还有不断发现。
[1]李伯谦:《先商文化研究的新征程》,《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第123-124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3]尚友萍:《“契居蕃”考》,《文物春秋》2004年第2期。
[4]同[2],第17页。
[5]沈勇:《论保北地区的先商文化》,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商源浅析》,《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新县志》第11-12、79-80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
[8]同[2],第13-14页。
[9]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保北考古队:《河北容城白龙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
[11]a: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b:袁广阔:《关于先商文化洛达庙类型形成与发展的几点认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c: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
[12]《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尚友萍  
《文物春秋》 2012年05期
bjnr 发表于 2016-6-29 19:40
商汤之前基本就是传说了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蕃即河北保定的古博水;契“封于商”,商即漳,即冀南豫北的漳水。博水流域是商部族先王契的祖居之地,漳水流域是商部族由博水流域逐步南迁后的居地。在夏末商初时商汤南渡黄河来到郑洛地区,并在这里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随着商部族的逐步南迁,留下了三个阶段的商文化,即:保北型先商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郑洛地区的先商及早商文化。
李伯谦先生在谈到先商文化的来源时说:“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渊源是很复杂的,既可能是当地先行文化的自然延续,也不排除源自早于它的周邻某文化,当然也可能是以某文化为主、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目前已有后岗二期文化说、山东龙山文化说、晋中龙山期文化说、哑叭庄类型文化说等不同意见,以现知先商文化最早期遗存向前追溯,尽量缩短其与龙山期文化的时间距离,看其在文化面貌上与何种龙山期文化更接近更密切,也许就有可能作出比较接近实际的判断。”
现已证实博水流域是先商文化遗址集中发现地区,而且分布密集。沈勇先生称之为先商文化保北型,[5]《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则称之为岳各庄类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此地的先商文化作了这样的介绍:“主要分布在唐河以北、拒马河以南的太行山麓,在白洋淀附近的平原地带亦发现有该类型的遗址。与以往所称的‘先商文化保北型’覆盖范围大体相同。遵照考古学命名原则,我们认为称其为岳各庄类型较为合适。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河北省易县下岳各庄,涞水周家庄,定兴辛木,徐水大赤鲁、文村、容城上坡、午方、白龙,安新辛庄克、申明亭、漾堤口,任丘哑叭庄等。经过调查的遗址有易县老姆台,涞水富位,徐水遂城、巩固庄、韩家营等。”[6]近几年,这一地区的先商文化遗址还有不断发现。
[1]李伯谦:《先商文化研究的新征程》,《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第123-124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17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3]尚友萍:《“契居蕃”考》,《文物春秋》2004年第2期。
[4]同[2],第17页。
[5]沈勇:《论保北地区的先商文化》,北京大学考古系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商源浅析》,《文物春秋》1990年第3期。
[6]《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新县志》第11-12、79-80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
[8]同[2],第13-14页。
[9]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第16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保北考古队:《河北容城白龙遗址试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3期。
[11]a: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b:袁广阔:《关于先商文化洛达庙类型形成与发展的几点认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c: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
[12]《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尚友萍  
《文物春秋》 2012年05期
但是这些遗址和那些历史能够对应  不仅仅是现在 就是未来很久都搞不明白

就是现在的正在发掘研究的项目 也有很多争议

我的意思:先夯实研究  获得充分证据再宣布  不然那些白皮又该胡说了

bjnr 发表于 2016-6-29 19:51
但是这些遗址和那些历史能够对应  不仅仅是现在 就是未来很久都搞不明白

就是现在的正在发掘研究的项目  ...


是的,商代时期的基本历史通过前面引述的商代文字资料的研究释读,其基本脉络已经大体清晰。参见前述十一卷本《商代史》,俺就在友人家里翻了两册。但是要指望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一一对应,这不科学。
考古学应该回到科学本质,即使是出土文献也只是当时记述者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相。何况先商文化遗址的出土文字资料缺乏,在先商文化早段与河北龙山文化晚段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缺环。任丘哑叭庄和蔚县壶流河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些微曙光,但材料并不典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考古学是面对实物说话的学问,它不讨论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先商文化研究方面不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要努力探寻北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尤其搞清北区的河北龙山文化的面貌。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北福地的发掘为建立这一谱系提供了可能。发掘者认为北福地一期文化与磁山文化“两者属南北相邻的两支基本同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新石器文化。”[29]黄运明先生也认为,“磁山文化是一支仅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具体来说,该文化主要集中在冀南地区的洺河流域……它与太行山东麓地区北部(具体来说是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是同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30]这样的认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认可。这样,在新石器早期晚段,河南省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省南区的磁山文化以及北区的北福地一期文化,就像三星高照一样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北福地一期文化的确立为建立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为搞清楚太行山东麓北区的河北龙山文化晚段与先商文化早段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这样两头夹击,先商文化的源头就必然会显露出来。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5]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26]张忠培:《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91年第2期。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主编:《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25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30]黄运明:《磁山文化分布范围探析》,《文物春秋》2009年第4期。
还是摘自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尚友萍
《文物春秋》 2012年05期
--所以,请爱好者放心,我国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还是认真工作的。
bjnr 发表于 2016-6-29 19:51
但是这些遗址和那些历史能够对应  不仅仅是现在 就是未来很久都搞不明白

就是现在的正在发掘研究的项目  ...


是的,商代时期的基本历史通过前面引述的商代文字资料的研究释读,其基本脉络已经大体清晰。参见前述十一卷本《商代史》,俺就在友人家里翻了两册。但是要指望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一一对应,这不科学。
考古学应该回到科学本质,即使是出土文献也只是当时记述者的记载,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相。何况先商文化遗址的出土文字资料缺乏,在先商文化早段与河北龙山文化晚段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缺环。任丘哑叭庄和蔚县壶流河的发现给我们带来了些微曙光,但材料并不典型,还不足以说明问题。
考古学是面对实物说话的学问,它不讨论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先商文化研究方面不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要努力探寻北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谱系,尤其搞清北区的河北龙山文化的面貌。易水流域史前遗址北福地的发掘为建立这一谱系提供了可能。发掘者认为北福地一期文化与磁山文化“两者属南北相邻的两支基本同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新石器文化。”[29]黄运明先生也认为,“磁山文化是一支仅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地区南部的考古学文化。具体来说,该文化主要集中在冀南地区的洺河流域……它与太行山东麓地区北部(具体来说是拒马河、大清河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是同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30]这样的认识已经被愈来愈多的人认可。这样,在新石器早期晚段,河南省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省南区的磁山文化以及北区的北福地一期文化,就像三星高照一样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北福地一期文化的确立为建立北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为搞清楚太行山东麓北区的河北龙山文化晚段与先商文化早段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这样两头夹击,先商文化的源头就必然会显露出来。
[2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沧州地区文物管理所:《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25]张家口考古队:《蔚县夏商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26]张忠培:《河北考古学研究与展望》,《文物春秋》19991年第2期。
[2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主编:《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第254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30]黄运明:《磁山文化分布范围探析》,《文物春秋》2009年第4期。
还是摘自
先商文化源头考辨
尚友萍
《文物春秋》 2012年05期
--所以,请爱好者放心,我国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还是认真工作的。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20:16
是的,商代时期的基本历史通过前面引述的商代文字资料的研究释读,其基本脉络已经大体清晰。参见前述十一 ...
你的材料很详实,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啊


需要学界注意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为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提供时代的参照,但不应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尤其是带有传说性质的记载进行简单比附。对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史的研究,最终要靠考古实证资料来说话。
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是现当代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趋势。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人们对早期文献内容的识读主要靠文献本身的考证研究。现代考古学的出现,人们尝试将考古发现的内容尽量和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相结合,带来了史学研究的进步。
考古学对上古史研究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当我们把考古发现与有关文献相结合,可以从宏观上了解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基本框架,但很难将其与具体的历史人物相联系。比如,我们已经能够从考古学上对夏商周之前的史前文化分布范围、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进行确立。如果参照历史文献,尧舜时期与龙山文化序列基本平行,从考古学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在考古遗址与遗存上所体现的社会分化特点。
http://iwep.org.cn/lsx/kgx/201606/t20160620_3077493.shtml
徐龙国、于海广的意见

需要学界注意的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为考古学发现与研究提供时代的参照,但不应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尤其是带有传说性质的记载进行简单比附。对没有文字记载的上古史的研究,最终要靠考古实证资料来说话。
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史是现当代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趋势。在考古学产生之前,人们对早期文献内容的识读主要靠文献本身的考证研究。现代考古学的出现,人们尝试将考古发现的内容尽量和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相结合,带来了史学研究的进步。
考古学对上古史研究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当我们把考古发现与有关文献相结合,可以从宏观上了解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基本框架,但很难将其与具体的历史人物相联系。比如,我们已经能够从考古学上对夏商周之前的史前文化分布范围、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内涵进行确立。如果参照历史文献,尧舜时期与龙山文化序列基本平行,从考古学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在考古遗址与遗存上所体现的社会分化特点。
http://iwep.org.cn/lsx/kgx/201606/t20160620_3077493.shtml
徐龙国、于海广的意见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0:25
你的材料很详实,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啊
俺只是爱好者,当年在院子里帮叔叔阿姨刷过黄土的。以前参与过文保建筑的修复,不过已经是后方人员了。

另外,关于先商文化的考古文献佐证,也有一些:

王亥,《史记·殷本纪》作振,《史记·三代世表》也作振,《汉书·古今人表》作垓,《世本》作核,《吕氏春秋·勿躬》作氷,《楚辞·天问》作该,《初学记》引作胲,《太平御览》引作鮌,诸书中惟独《山海经·大荒东经》及《竹书纪年》作王亥。王国维据卜辞中原字,证明《山海经》及《竹书纪年》所记为是,其余诸书中的该、核、胲、垓系由亥讹变而来,鮌、氷、振又由亥、胲、核讹变而来。王国维先生说:“余读《山海经》(《大荒东经》)、《竹书纪年》乃知(卜辞中之)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勿躬篇》)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16](P409)
王亥的事迹也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所记最详。《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
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关于甲骨文中的“易氏”,丁山先生在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2475之外,又补充有《殷虚文字乙编》4537一条,其刻辞为“易入廿”。[18]同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也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以后之景象。[19]此后,在继出的卜辞中又发现有“高祖亥”、“高祖王亥”的记载,证明王亥为商人先公之说无误。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先后找到了八片甲骨共计十条祭祀高祖王亥的卜辞,其中“王亥”的“亥”字上都加有鸟图腾的标记。[20]于省吾先生也认为制作“玄鸟妇壶”的贵妇为鸟图腾氏族的后裔,又举出卜辞证实商人直到乙、辛时期仍与有娀氏保持婚媾关系。[21]

王国维、顾颉刚以及后来胡厚宣、于省吾等学者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参照卜辞重订的《史记·殷本纪》所记商代王室世系中,王亥是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先王。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上甲微、成汤数人,王亥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卜辞中所称三位高祖之一。商人认为王亥能作祟于时王,对他的祭礼也最为隆重,祭祀时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仅《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有大约96条之多。
上甲微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即商人用禘、郊、祖、宗、报五种祀典中的报祭祭祀他。卜辞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从上甲微开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亲。
--这里顾颉刚老先生当年就是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的首篇《〈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及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历史记载的。那时候,他还在借鉴欧洲肇始、东洋兴盛的层累地造史观点,对古代中华历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一系列质疑。
顾颉刚先生辩证古史,有所谓“移置法”。就在刊载《〈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颉刚先生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11](自序P8)所说“移置”主要是通过挖掘其中的后世羼杂的部分而将这些经典“时代移后”,但是对待《易经》的态度则是将这部书“移前”,上推到了西周的初叶。按照(顾老先生)“东周以前无史”的标准,这是很特殊的。因此此文虽然做的是反题,结果却包含了积极肯定的一面。
至建国以后,顾颉刚先生的研究仍在继续。此时顾颉刚先生不仅仍然肯定《山海经》等传世作品为古书,而且进一步以社会学的知识思考商族与鸟夷的关系及其鸟图腾问题了。

相关资料较多,以上内容主要摘自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古史辨派研究之六
作者:张京华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0:25
你的材料很详实,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啊


近几年,中国考古人正在拥有国际视野并尝试在国内考古任务的繁重压力下尽可能多地“走出去”,主导国际性的学术互动,参与其他古老文明遗存的发掘。
中国从2013年起开创性地举办了两次世界考古高端论坛,把世界顶级专家请来点评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议题。
而在2014年,中国与洪都拉斯签署协议,对玛雅文明核心区一个重要宫殿遗址进行发掘,中国考古人的考古铲首次伸向美洲,这被认为是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标志性“走出去”。和埃及、印度的考古合作也在接洽。
考古强国说到底是文化强国的延伸,是软实力的体现,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考古人必然要走出去。
而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一批已经走向国际的中国考古人悉数亮相,带回了乌兹别克斯坦国费尔干纳盆地明铁佩古城遗址、洪都拉斯玛雅城邦科潘遗址、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柬埔寨吴哥窟从事古迹保护与研究以及在非洲肯尼亚探寻古国马林迪的最新学术成果。
其中,肯尼亚的项目是该国迄今最大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永乐通宝、龙泉窑瓷器等或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之一;科潘遗址发现了精美龙头雕刻、人面装饰焚香器、玉坠等高等级遗物,以及玛雅贵族使用的祭祀工具--鱼刺和黑曜石刀,将有助于破解玛雅文明衰落之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双方合作声明中就有考古项目。习大大还接见了考古工作者代表。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1年签署合作协议,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联合发掘。该遗址位于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折返之地。
中国在中亚地区进行考古有独特的优势,除了拥有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外,还拥有丰富的挖掘经验,其中得天独厚的是“该地区国家和中国在历史上联系紧密,中文文献中有丰富的相关资料”。
在不久前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上,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文化部长就与中国进行联合考古表现出很大兴趣,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近几年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对世界对自身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走出去’使我们发现中国的一些理念、技术和设备都已是世界领先水平,中国考古应该有也完全可以建立和拥有学术自信。
目前已对明铁佩遗址进行了5次挖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资料。其城址形状是方形,与该地区一般的圆形城址不同,这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再过一段时间,整个考古工作将收官。
现在国际上考古应用的最新技术中国基本都掌握,水平都是一流的,比如释光、碳十四、质谱仪、各种同位素的分析。我们很多专业成果都在国际上发表了,硬件也不比国外差,很多装备的型号都是最新的,所以做出来的数据也是得到国际认可的,是高质量的数据。
--以上摘自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 ... ontent_36128271.htm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24/7916679.shtml
另外,真正的现代建筑考古学也应该是我国肇始,85岁的杨鸿勋教授堪称中国建筑考古学第一人,梁思成大师的高足,清华营建系毕业的建筑史专家。在文保建筑修复方案的研讨中,和他的学生们有过交流。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鉴于普通考古工作者无法胜任古建筑、古聚落、古城市遗址的考古研究,将杨鸿勋调入考古所工作,这成为他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杨鸿勋逐渐在国内建立起“建筑考古学”这一学科。
区别于建筑史学和考古学,建筑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学科定位、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考古学由传统的“普通考古学”和“特殊考古学”组成。后者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考古学,而建筑考古学作为特殊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需要具备深厚建筑学和建筑史学基础的研究者才能胜任。

而由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建筑学家开创的建筑史学是从调查现存古建筑开始的。这些古建实物史料,最早的木构也只是晚唐佛光寺大殿,石结构也只是隋朝的赵州大石桥。中国建筑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木构建筑或因自然原因,或因战乱都已无存,只靠这些现存古建是解决不了建筑史研究问题的。

“早期建筑实例的缺失,只能通过考古挖掘积累早期标志性的建筑遗址,有了这个才能写建筑史。很多人以为,我从事建筑考古学研究是放弃了建筑史学,实际上,建筑考古学恰恰是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史学的一种方法。”杨鸿勋认为,建筑考古学是弥补建筑史学实物史料的不足。创立建筑考古学,是考古学,也是建筑史学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此前,中国建筑史是参考西洋建筑史的写法,只是讲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建筑。这种风格类型学建筑史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讲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而是静止的、孤立的、零散的建筑史,是建筑史研究的初级阶段,也可看作是建筑史料的汇编。

而建筑史真正要研究的是建筑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以中国建筑为例,屋顶怎么变弯的?斗栱是怎么出现的?四合院是怎么形成的?砖、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都是建筑史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现有《建筑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

杨鸿勋建筑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首先需要对现已无存的建筑遗址进行复原研究,在掌握了足够的实物史料后,即开展建筑发展演变,即所谓“建筑史”的研究。正如杨鸿勋为他即将出版的建筑史拟定的书名,我们期待从中领略中国古建筑“万世一系”的独特魅力。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311678.shtm
--在此,谨向春天离去的杨老前辈致以晚辈的纪念。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0:25
你的材料很详实,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啊


近几年,中国考古人正在拥有国际视野并尝试在国内考古任务的繁重压力下尽可能多地“走出去”,主导国际性的学术互动,参与其他古老文明遗存的发掘。
中国从2013年起开创性地举办了两次世界考古高端论坛,把世界顶级专家请来点评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议题。
而在2014年,中国与洪都拉斯签署协议,对玛雅文明核心区一个重要宫殿遗址进行发掘,中国考古人的考古铲首次伸向美洲,这被认为是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标志性“走出去”。和埃及、印度的考古合作也在接洽。
考古强国说到底是文化强国的延伸,是软实力的体现,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考古人必然要走出去。
而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一批已经走向国际的中国考古人悉数亮相,带回了乌兹别克斯坦国费尔干纳盆地明铁佩古城遗址、洪都拉斯玛雅城邦科潘遗址、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柬埔寨吴哥窟从事古迹保护与研究以及在非洲肯尼亚探寻古国马林迪的最新学术成果。
其中,肯尼亚的项目是该国迄今最大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永乐通宝、龙泉窑瓷器等或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之一;科潘遗址发现了精美龙头雕刻、人面装饰焚香器、玉坠等高等级遗物,以及玛雅贵族使用的祭祀工具--鱼刺和黑曜石刀,将有助于破解玛雅文明衰落之谜。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期间,双方合作声明中就有考古项目。习大大还接见了考古工作者代表。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1年签署合作协议,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联合发掘。该遗址位于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折返之地。
中国在中亚地区进行考古有独特的优势,除了拥有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外,还拥有丰富的挖掘经验,其中得天独厚的是“该地区国家和中国在历史上联系紧密,中文文献中有丰富的相关资料”。
在不久前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会议上,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文化部长就与中国进行联合考古表现出很大兴趣,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近几年通过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对世界对自身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走出去’使我们发现中国的一些理念、技术和设备都已是世界领先水平,中国考古应该有也完全可以建立和拥有学术自信。
目前已对明铁佩遗址进行了5次挖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资料。其城址形状是方形,与该地区一般的圆形城址不同,这很可能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再过一段时间,整个考古工作将收官。
现在国际上考古应用的最新技术中国基本都掌握,水平都是一流的,比如释光、碳十四、质谱仪、各种同位素的分析。我们很多专业成果都在国际上发表了,硬件也不比国外差,很多装备的型号都是最新的,所以做出来的数据也是得到国际认可的,是高质量的数据。
--以上摘自
http://news.china.com.cn/rollnew ... ontent_36128271.htm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6-24/7916679.shtml
另外,真正的现代建筑考古学也应该是我国肇始,85岁的杨鸿勋教授堪称中国建筑考古学第一人,梁思成大师的高足,清华营建系毕业的建筑史专家。在文保建筑修复方案的研讨中,和他的学生们有过交流。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鉴于普通考古工作者无法胜任古建筑、古聚落、古城市遗址的考古研究,将杨鸿勋调入考古所工作,这成为他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几十年的工作中,杨鸿勋逐渐在国内建立起“建筑考古学”这一学科。
区别于建筑史学和考古学,建筑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学科定位、认识论和方法论。现代考古学由传统的“普通考古学”和“特殊考古学”组成。后者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考古学,而建筑考古学作为特殊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需要具备深厚建筑学和建筑史学基础的研究者才能胜任。

而由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建筑学家开创的建筑史学是从调查现存古建筑开始的。这些古建实物史料,最早的木构也只是晚唐佛光寺大殿,石结构也只是隋朝的赵州大石桥。中国建筑历史源远流长,早期木构建筑或因自然原因,或因战乱都已无存,只靠这些现存古建是解决不了建筑史研究问题的。

“早期建筑实例的缺失,只能通过考古挖掘积累早期标志性的建筑遗址,有了这个才能写建筑史。很多人以为,我从事建筑考古学研究是放弃了建筑史学,实际上,建筑考古学恰恰是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史学的一种方法。”杨鸿勋认为,建筑考古学是弥补建筑史学实物史料的不足。创立建筑考古学,是考古学,也是建筑史学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此前,中国建筑史是参考西洋建筑史的写法,只是讲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建筑。这种风格类型学建筑史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讲建筑发展演变的历史,而是静止的、孤立的、零散的建筑史,是建筑史研究的初级阶段,也可看作是建筑史料的汇编。

而建筑史真正要研究的是建筑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以中国建筑为例,屋顶怎么变弯的?斗栱是怎么出现的?四合院是怎么形成的?砖、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都是建筑史要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现有《建筑史》书中找不到答案的。

杨鸿勋建筑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首先需要对现已无存的建筑遗址进行复原研究,在掌握了足够的实物史料后,即开展建筑发展演变,即所谓“建筑史”的研究。正如杨鸿勋为他即将出版的建筑史拟定的书名,我们期待从中领略中国古建筑“万世一系”的独特魅力。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5/1/311678.shtm
--在此,谨向春天离去的杨老前辈致以晚辈的纪念。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20:55
俺只是爱好者,当年在院子里帮叔叔阿姨刷过黄土的。以前参与过文保建筑的修复,不过已经是后方人员了。{: ...
商人为何鸟图腾,与周的信仰不同  应是不同种族演变过来的吧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21:11
近几年,中国考古人正在拥有国际视野并尝试在国内考古任务的繁重压力下尽可能多地“走出去”,主导国际 ...
只有参与到国际考古中,才有利于纠正西方对我们的学术偏见和歧视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1:51
商人为何鸟图腾,与周的信仰不同  应是不同种族演变过来的吧

由王亥与“鸟”的特殊关系,就必定导致对于《诗经·商颂》中“玄鸟生商”史实的进一步肯定,得到有关先商历史的若干真实情况。

关于商的始祖契(又写作禼),《史记》、《诗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很多书中都记载了契的生母简狄因为吞下玄鸟的卵而生下契的传说。对于这些记述,历代学者多不相信。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但是到了现代,这则“玄鸟生商”的“神话”,却得到了考古资料的有力论证。其一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可见一象形的“鸟”字,其二是由王亥印证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肯定了“玄鸟妇”三字的合文。

传世的“玄鸟妇壶”最早著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著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 ”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先生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21]

人类当然不能够吞鸟卵而怀孕,对于王充等人的疑问,其实可以在古代“高禖”祭祀中得到合理的阐释。闻一多先生曾接受郑玄之说,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有高禖的祭祀,高禖就是生育之神,各国各代所祭祀的就是自己的女祖先。夏人高禖为先妣女祸,殷人高禖为先妣娀简狄,周人为姜嫄,楚人为高唐神女。“各民族所祀的高禖全是民族的先妣。”[22]这是对于古代“卵生”说的正确理解。
高禖是古代一种重要的祭祀礼仪,于每年春季在郊外进行,祠以太牢的重礼。据《礼记》和《吕氏春秋》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高禖的祭祀仍在实行,而其起源,郑玄和毛公认为就源于简狄的吞玄鸟遗卵而生契。《礼记·月令》仲春之月说:“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郑玄注说:“高辛氏之出,玄鸟遗卵,娀简吞之而生契,后王以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诗经·商颂·玄鸟》毛公传说:“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
生育是上古居民极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因此以祈求生育为目的的“高禖”也就成为一年中十分重要的一次大祭祀。高禖祭祀的形式被当作典范继承下来,为了突出简狄的首创,此后“玄鸟”即作为部族的标志为契及其后人所接受。

现代学者在解释古代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使用“图腾”的术语。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就殷商的情况来说,如果承认殷商有“鸟图腾”信仰,那也是后来的事。《诗经·商颂》传为西周宋戴公时大夫正考甫所得,从那时起它成了一种“超自然”的信仰,而在最初时期,它恰是建立在物候知识基础上的完全遵循自然规律的制度。“玄鸟生商”固然可以解释为一种“鸟图腾”信仰,但是,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鸟图腾”并非单纯的信仰,也并非“玄鸟生商”的最后阐释。在殷商“鸟图腾”信仰背后,其实蕴含着有关殷商民族繁衍生存的清晰理性。
--综合多位专家意见,所谓图腾,是西方民族研究学者的论点,以前俺也认同过,但从我国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比西方这个简单联系更复杂。

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历法实出多元,其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
与此意义相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
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上古制定历法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

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礼记·月令》中记载二月,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如说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但是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
据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24]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
竺可桢先生曾经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25]
殷商的做法与此正同。春秋时期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26](《左传·僖公23年》)(昭公元年作“其生不殖”)的信念,认为春分日为男女媾精怀孕的最佳日期。《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周礼·地官·媒氏》记载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会合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正是商人遗留的信念。
由此反观先商历史,对于殷商的文化和文明状况,其实尚可以有进一步的估量。
以上内容主要摘自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古史辨派研究之六
作者:张京华
那时候中原没有种族之分,还是族群的分野。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风格来看,夏商周三代的族群曾经共存应该是可能的,只不过夏代还缺少更多的文字印证。
还有http://www.cssn.cn/zt/zt_djch/54 ... 50910_2242216.shtml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22:45
由王亥与“鸟”的特殊关系,就必定导致对于《诗经·商颂》中“玄鸟生商”史实的进一步肯定,得到有关先 ...
然而有说  商有活人祭祀风俗,遣周人祖先四处猎杀蛮夷部落以共祭祀(酒池肉林即为活人祭祀)

以此来看  商 周  绝非一脉相承,从地理位置看 周在商之西 且一直被商看为蛮夷

他们完全有可能不是一个人脉演变过来
这个说法还是在历史版看来的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19:14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 ...


你这是把1983年崔连仲和12院校主编的《世界通史》和一篇网上的“教学讲义”,还有一篇微博,三者拼凑在一起,人为制造出所谓的证据和靶子,误导网友,这还是你惯用的篡改网文、编造证据的手法,下面一起看看你所谓的“资料”如何构成。

先看你的第一部分,全文为: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的神、祭司和氏族贵族的面前。这幅生动的图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分 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事实。
文字、巨大的塔庙建筑 和阶级对立的情景说明这时的苏美尔人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最早的统治者称为“恩”(en)、恩西(ensi)、卢旮尔(lugal),恩最初为僧侣的意思,职能是管理祭祀和神庙土地,由此具有某些行政职能,后来称为真正的统治者,此后,为了区分,将统治者称为恩西。卢旮尔本意是“大人”之意,后引申为主人,进一步演变为王,经常在紧急状态选出。除了具有国王之外,还有人民会议、长老会等机构。
这个时期出土的经济表报文献中,女奴称“捷梅”,其字是由“女人”和“山地”两字组成的会意字,大概本意是“一个从山地来的女人”;男奴称为“伊尔”,其字是由“男人”和“山地”组成 的会意字,本意可能是“一个从山地来的男人。”这说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 是购买来的外族人……”

上述未标粗部分,来自崔连仲和12院校专家学者编写《世界通史》中的内容,链接:http://www.doc88.com/p-2187737200118.html,而标粗部分,则来自一篇网上的“教学讲义”,
链接:http://3y.uu456.com/bp_03y6a1q7ud9bpag88nxe_1.html,你在一整段《世界通史》的内容中间,糅进了一段网上“教学讲义”,试图表达乌鲁克石膏瓶所刻画形像体现的称谓和读音。然而,乌鲁克石膏瓶几无文字显示,见附图,如何把“恩”(en)、恩西(ensi)、卢旮尔(lugal)这样的称谓和读音联系到石膏瓶上?

第二部分,是你为数不多的、自己原创的一句话:“至于以上叙述的来源,主要是那些泥板文书。那么西方专家是如何“破译”这些文书的呢?讲一个小故事”。

第三部分,开始讲这个故事,故事来自一篇微博网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1568701009l8w.html
这篇博文称,伦敦一个印刷厂里有位负责排字的小伙,有一天小伙摆弄厂里闲置已久的泥板文书,这些泥板文书竟来自尼尼微古城的图书馆(鬼知道怎么会跑到印刷厂,本人注,下同),排字小伙竟读出了泥版上的古文字(鬼知道怎么读出的),于是他扔下印刷厂的工作,兴奋地跑到尼尼微古城遗址(鬼知道怎么跑的),又找到了数千块泥板文书残片(鬼知道怎么找到的)。这些残片整理拼在一起,他就这样发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鬼知道怎么整理的)。
于是我们可爱的楼主 “铁马冰河陆川客”,得出结论:印刷厂的排字小伙在印刷厂里发现并破译了泥板文书,乌鲁克石膏瓶所反映的内容,就是根据排字小伙的破译成果获知的。你试图以这种方式让大家明白:对泥板文书的破译和乌鲁克石膏瓶的解读,就是建立在如此可笑、可疑、非专业的基础上。

事实如何?据我所知,楔型文字的破译,不是什么印刷厂的排字小伙“闲下无事摆弄那些用楔形文字做成的泥板文书”偶然得之,而是语言学者先从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入手,然后对照不同种类文字,找出关联,这里面的关键钥匙是波斯语,因为波斯语言至今存在,只是文字写法不同。通过对伊朗的贝希斯顿碑的解读——此碑与罗塞塔碑异曲同工,刻有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可以互相对照,根据它,英国人罗林森利用自己的特长(学习过波斯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用近20年的时间,成功释读了部分波斯楔形文字。后续学者们又顺藤摸瓜破译了新巴比伦和亚述时代的楔形文字,然后是古巴比伦、阿卡德的楔形文字,最后才破译出了最难解但最原始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整个过程从1802年到20世纪初才完成,哪来的印刷厂排字小伙在厂里摸灵感?
再说《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来源于苏美时期的第三乌尔王朝(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000年),流传发展至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0年早期出现了最早的阿卡德版本。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00年时期由法师(excortist)Sin-liqe-unninni编写完成里标准阿卡德版本,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收藏在尼尼微,这个流转过程是连贯的,哪里是什么从公元前26世纪一下蹦到了前7世纪?此外,这部史诗出土了多个版本,包括了4种语言:阿卡德语、古巴比伦语、胡里安语和赫梯语,尼尼微只是其中较完整的一个而已,排除了孤证不立。
关于尼尼微的版本,“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和他的伊拉克助手霍姆茲德拉薩姆在亚述古都尼尼微发现了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再次后3年的挖掘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其中就包含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尼尼微版本成为历史研究的标准版,很大一部分泥板现存于德国首都柏林的远古及古代历史博物馆(Museum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 (Berlin))。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印刷厂的排字小伙在翻译史诗方面都做过哪些工作?你怀疑有关楔型文字破译造假的依据倒底在哪?“20世纪初楔形文字得到破译后,史诗的文字被发现并由小碎片拼成。由于记录语言多,历史流传的版本不同和损坏原因使专家只能依靠对于古文字的经验,其中苏美尔学家S. N. Kramer, 第一个把苏美尔传说部分破译。到1920年代,所有泥版已基本复原,译注也基本完成”,这哪里是什么一个印刷厂小伙灵光闪现?

楼主把以上三段出处不同网文移花接木拼在一起,再次使出虚构证据的手法,企图制造《吉尔伽美什史诗》释读造假、乌鲁克石膏瓶刻画称谓的假象,误导大众,请版主关注。



@观弈书童 @讨虏校尉 @杀之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6-6-29 19:14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 ...


你这是把1983年崔连仲和12院校主编的《世界通史》和一篇网上的“教学讲义”,还有一篇微博,三者拼凑在一起,人为制造出所谓的证据和靶子,误导网友,这还是你惯用的篡改网文、编造证据的手法,下面一起看看你所谓的“资料”如何构成。

先看你的第一部分,全文为: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的神、祭司和氏族贵族的面前。这幅生动的图画反映了当时社会分 裂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事实。
文字、巨大的塔庙建筑 和阶级对立的情景说明这时的苏美尔人已进入了阶级社会。最早的统治者称为“恩”(en)、恩西(ensi)、卢旮尔(lugal),恩最初为僧侣的意思,职能是管理祭祀和神庙土地,由此具有某些行政职能,后来称为真正的统治者,此后,为了区分,将统治者称为恩西。卢旮尔本意是“大人”之意,后引申为主人,进一步演变为王,经常在紧急状态选出。除了具有国王之外,还有人民会议、长老会等机构。
这个时期出土的经济表报文献中,女奴称“捷梅”,其字是由“女人”和“山地”两字组成的会意字,大概本意是“一个从山地来的女人”;男奴称为“伊尔”,其字是由“男人”和“山地”组成 的会意字,本意可能是“一个从山地来的男人。”这说明奴隶来源于战俘或 是购买来的外族人……”

上述未标粗部分,来自崔连仲和12院校专家学者编写《世界通史》中的内容,链接:http://www.doc88.com/p-2187737200118.html,而标粗部分,则来自一篇网上的“教学讲义”,
链接:http://3y.uu456.com/bp_03y6a1q7ud9bpag88nxe_1.html,你在一整段《世界通史》的内容中间,糅进了一段网上“教学讲义”,试图表达乌鲁克石膏瓶所刻画形像体现的称谓和读音。然而,乌鲁克石膏瓶几无文字显示,见附图,如何把“恩”(en)、恩西(ensi)、卢旮尔(lugal)这样的称谓和读音联系到石膏瓶上?

第二部分,是你为数不多的、自己原创的一句话:“至于以上叙述的来源,主要是那些泥板文书。那么西方专家是如何“破译”这些文书的呢?讲一个小故事”。

第三部分,开始讲这个故事,故事来自一篇微博网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a1568701009l8w.html
这篇博文称,伦敦一个印刷厂里有位负责排字的小伙,有一天小伙摆弄厂里闲置已久的泥板文书,这些泥板文书竟来自尼尼微古城的图书馆(鬼知道怎么会跑到印刷厂,本人注,下同),排字小伙竟读出了泥版上的古文字(鬼知道怎么读出的),于是他扔下印刷厂的工作,兴奋地跑到尼尼微古城遗址(鬼知道怎么跑的),又找到了数千块泥板文书残片(鬼知道怎么找到的)。这些残片整理拼在一起,他就这样发现了《吉尔伽美什》史诗(鬼知道怎么整理的)。
于是我们可爱的楼主 “铁马冰河陆川客”,得出结论:印刷厂的排字小伙在印刷厂里发现并破译了泥板文书,乌鲁克石膏瓶所反映的内容,就是根据排字小伙的破译成果获知的。你试图以这种方式让大家明白:对泥板文书的破译和乌鲁克石膏瓶的解读,就是建立在如此可笑、可疑、非专业的基础上。

事实如何?据我所知,楔型文字的破译,不是什么印刷厂的排字小伙“闲下无事摆弄那些用楔形文字做成的泥板文书”偶然得之,而是语言学者先从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入手,然后对照不同种类文字,找出关联,这里面的关键钥匙是波斯语,因为波斯语言至今存在,只是文字写法不同。通过对伊朗的贝希斯顿碑的解读——此碑与罗塞塔碑异曲同工,刻有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可以互相对照,根据它,英国人罗林森利用自己的特长(学习过波斯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用近20年的时间,成功释读了部分波斯楔形文字。后续学者们又顺藤摸瓜破译了新巴比伦和亚述时代的楔形文字,然后是古巴比伦、阿卡德的楔形文字,最后才破译出了最难解但最原始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整个过程从1802年到20世纪初才完成,哪来的印刷厂排字小伙在厂里摸灵感?
再说《吉尔伽美什史诗》,最早来源于苏美时期的第三乌尔王朝(公元前2150年—公元前2000年),流传发展至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2000年早期出现了最早的阿卡德版本。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00年时期由法师(excortist)Sin-liqe-unninni编写完成里标准阿卡德版本,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收藏在尼尼微,这个流转过程是连贯的,哪里是什么从公元前26世纪一下蹦到了前7世纪?此外,这部史诗出土了多个版本,包括了4种语言:阿卡德语、古巴比伦语、胡里安语和赫梯语,尼尼微只是其中较完整的一个而已,排除了孤证不立。
关于尼尼微的版本,“1849年,英国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和他的伊拉克助手霍姆茲德拉薩姆在亚述古都尼尼微发现了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再次后3年的挖掘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其中就包含有《吉尔伽美什史诗》”,尼尼微版本成为历史研究的标准版,很大一部分泥板现存于德国首都柏林的远古及古代历史博物馆(Museum für Vor- und Frühgeschichte (Berlin))。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印刷厂的排字小伙在翻译史诗方面都做过哪些工作?你怀疑有关楔型文字破译造假的依据倒底在哪?“20世纪初楔形文字得到破译后,史诗的文字被发现并由小碎片拼成。由于记录语言多,历史流传的版本不同和损坏原因使专家只能依靠对于古文字的经验,其中苏美尔学家S. N. Kramer, 第一个把苏美尔传说部分破译。到1920年代,所有泥版已基本复原,译注也基本完成”,这哪里是什么一个印刷厂小伙灵光闪现?

楼主把以上三段出处不同网文移花接木拼在一起,再次使出虚构证据的手法,企图制造《吉尔伽美什史诗》释读造假、乌鲁克石膏瓶刻画称谓的假象,误导大众,请版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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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30 10:26 上传



@观弈书童 @讨虏校尉 @杀之
有名的乌鲁克石膏瓶(高92 厘米)上的浮雕的中心部分,有一行列裸体者的队伍,手捧一筐筐祭品奉献在穿袍 ...
  怎么回事,为什么警告?没链接?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3:34
然而有说  商有活人祭祀风俗,遣周人祖先四处猎杀蛮夷部落以共祭祀(酒池肉林即为活人祭祀)

以此来看 ...
上古“活人祭祀”是通行的常见祭祀习俗,并非商人所独有。

实际上,周人更残暴,更凶残。光从商末周初的文物来看,仅是商朝中央政权倒台前后,死于周人反叛联盟屠刀之下的,忠于商朝中央的地方诸候,超过三位数。 三位数的地方诸候被屠,他们的属民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末代商朝帝王所提拔的平民出身的官员,全数被杀光。

周代商,严格来说应该是地方顽固奴隶主对商朝中央政治改革的一次集体反叛,压制平民和奴隶的地位,抵制商朝后期开始实施的中央集权,顽固坚持松散的分封古制,是周人等反贼的真正政治诉求。

周代商,是极其严重的政治倒退。不但政治上错误地将奴隶制又延长了8百年,政治版图上更是千分百裂,北方属国(西戎,匈奴的前身),南方百越,青藏的西羌诸地,先后都分裂独立,之后花了一千多年时间才将它们逐步回归。

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说,出身于忠商地方诸候的秦人,他们所实现的中央集权,他们所实现的推翻奴隶制,其实都是商代末年老祖宗们做过的尝试。老祖宗们失败了,但成功翻身的秦人不忘历史,坚持不懈,最后他们成功了。
bjnr 发表于 2016-6-29 23:34
然而有说  商有活人祭祀风俗,遣周人祖先四处猎杀蛮夷部落以共祭祀(酒池肉林即为活人祭祀)

以此来看 ...
上古“活人祭祀”是通行的常见祭祀习俗,并非商人所独有。

实际上,周人更残暴,更凶残。光从商末周初的文物来看,仅是商朝中央政权倒台前后,死于周人反叛联盟屠刀之下的,忠于商朝中央的地方诸候,超过三位数。 三位数的地方诸候被屠,他们的属民会是什么下场,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末代商朝帝王所提拔的平民出身的官员,全数被杀光。

周代商,严格来说应该是地方顽固奴隶主对商朝中央政治改革的一次集体反叛,压制平民和奴隶的地位,抵制商朝后期开始实施的中央集权,顽固坚持松散的分封古制,是周人等反贼的真正政治诉求。

周代商,是极其严重的政治倒退。不但政治上错误地将奴隶制又延长了8百年,政治版图上更是千分百裂,北方属国(西戎,匈奴的前身),南方百越,青藏的西羌诸地,先后都分裂独立,之后花了一千多年时间才将它们逐步回归。

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说,出身于忠商地方诸候的秦人,他们所实现的中央集权,他们所实现的推翻奴隶制,其实都是商代末年老祖宗们做过的尝试。老祖宗们失败了,但成功翻身的秦人不忘历史,坚持不懈,最后他们成功了。
dddd_dh_200801 发表于 2016-6-30 08:04
上古“活人祭祀”是通行的常见祭祀习俗,并非商人所独有。

实际上,周人更残暴,更凶残。光从商末周初 ...
我不认为商人有能力征服和管理北方草原,南方山岳以及青藏高原的诸多人民

这一点就是到了明朝都做不到,最多也就是名义上的统领(更多也许只是商人的自夸)

这根本违反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商的实力比秦朝如何?秦朝也才是勉强做到击败六国,北御蛮夷,南边刚征服百越就完蛋了。 青藏根本进不去。  为了完成这些,秦朝倾全国之力,接近百万兵员。 试问商朝能养活100万军队?

再有 秦朝是靠修建运河  标准大道,广招天下人才,商的时候有这个生产力水平吗,有这么多财力吗。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大的夸大了
代表商朝地方诸候的牙璋,也出现在今天安南所发现的贵族墓葬之中。 秦始皇时代,秦南军攻打百越也是打下安南才停手。这不是偶合,因为再往南打良田就少了,这是出于经济考虑。

商朝和秦不同,商朝对较遥远的方国只要求称臣纳贡,和秦代先消灭诸候再郡县之的大革命,完全不同。秦之后,只要中原强盛,远方小国前来称臣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商代统治青藏和大草原,这个没什么可质疑。羌人向中原纳贡,甚至出兵参与中原战争的记载,从商代开始就多有出现,周代仍然有。

至于大草原,周人反叛之前,和同时代的西戎(月氏、匈奴的前身)一样,都是被流放到偏远地区的夏人之后,周人的地盘还好一点,西戎直接给赶到草原去讨生活。周是商代的小诸候,西戎也是。
从牙璋演变规律来看主要表现在阑部的变化上,从简单到复杂,再退化为简单直至消失。中原地区既为牙璋的传出地,形制变化也最具代表性,因此我们先按照中原地区的演变规律,来分析越北各型式牙璋的时代上限。
一般认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牙璋的发源地,在山东临沂大范庄、海阳司马台、五莲上万家沟都发现有形制简单的单阑单鉏牙牙璋[8],这应该是牙璋最初的形制。当然也可能有更早的形制,如无阑牙璋是否是最初的祖型尚难以确定。A 型有2 件较为完整,均为单阑双鉏牙,从形制看显然要稍晚于单
阑单鉏牙,不过总体特征与龙山文化牙璋相似,另一件因属改作,特征不明。类似器阑的牙璋在山东沂南罗圈峪[9]、河北邯郸涧沟[10] 发现。罗圈峪牙璋系采集品,从同出的铲、锛、凿、矛的形制来看与龙山文化石器近似,时代或为龙山文化。涧沟牙璋原定为“石锄”,为残件,可能是因为其为实用工具,故在时代较晚的商代仍沿用形制简单的单阑双鉏牙形制。较之更复杂的形制在夏代已有发现,因此其上限可能在龙山文化时期,最晚不超过龙山文化晚期。B 型有双层阑,主阑为两组双鉏牙,阑间无装饰,没有与之相似的器阑,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的4 件[11] 和新郑望京楼的1 件[12] 都较其更复杂,主阑有的为双鉏牙,有的为四鉏牙,还有更复杂的兽头形,阑间均有鉏牙,虽然也还有更简单的单
阑形制如淅川下王岗牙璋[13]。因此,B 型出现时间应该要早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大概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左右,类似的对称四鉏牙在龙山文化晚期玉斧、玉牙璧上都有出现[14]。C 型牙璋主阑为兽头形,与上述二里头文的牙璋形制相似,CⅠ式兽头不明显,还带有四鉏牙特
征,时代稍早; CⅡ式形制复杂,是牙璋发展最鼎盛时期的产物,中原地区在二里岗文化时期还有阑饰复杂的牙璋,如许昌大路陈村[15]、郑州二里岗杨庄[16]。但晚商以后中原地区已很少见牙璋,形制也回归简单,其在礼玉中的地位可能被玉戈所取代而逐渐消失。由此可知C 型牙璋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至商代早期左右。本文分析的结果与上述各家观点有一些不同之处,A、B 型时代较早,各家无太大分歧。C 型显然不会太早,范文难以成立,韩文上限过早,王文将C 型定得太晚,虽然其延续时间可能较长,但出现的时间应不致晚至商代晚期。相比之下,何文与本文观点较为接近。
yewudongzhuo 发表于 2016-6-30 02:55
你这是把1983年崔连仲和12院校主编的《世界通史》和一篇网上的“教学讲义”,还有一篇微博,三者拼凑在 ...
为何近期总有国人想要证明国外一些文明都是假的?希腊是假的、两河是假的......
nixon83 发表于 2016-7-4 10:38
为何近期总有国人想要证明国外一些文明都是假的?希腊是假的、两河是假的......
和棒子是一个心态,内心深深的自卑不够强大自信╮(╯▽╰)╭。中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是为人类历史上做出最多原创性贡献的民族之一,居然有些人还会像半岛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