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海龟变海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5:25:19
加拿大《环球邮报》
海归在中国回归理性
2005-11-16 00:23
他们被称为“海归”，曾经是高收入的代表。不过，随着中国留学生不断学成归来，现在他们的工资也大幅缩水，有的甚至找不到工作变成了“海待”。
上世纪８０年代，胡彦民（音）还是孩子，那时他对出国充满好奇。当时，对普通人来说，出国好像是一个永远达不成的梦想。
胡彦民说：“那时候，要出国去，你要么很有钱，要么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或者是家里人是高干。我很羡慕那些人。那时没有互联网，也缺乏信息来源。我们只知道海外一些国家富有而且强大，他们控制着世界。”
２０年后，胡彦民的梦想成真。他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和渥太华居住了５年，展开了一段充满惊喜的人生旅程。最终，他获得了渥太华大学的ＭＢＡ学位。他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呆在加拿大成为一名加拿大公民，并在一家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
“海龟”变“海带”
去年，他３４岁时回到中国。他满心期望能够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一个高薪的职位，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才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现在的中国，海外留学的桂冠已经褪色。中国各路大学每年都输出数百万毕业生。无数人都在费尽心思想得到一个管理职位，胡彦民只是其中之一。在待业６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薪水只有他原来期望值的１／３。
胡彦民和其他成千上万“海归”的痛苦经历，正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标志之一。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且对留学归国者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求贤若渴了。中国媒体重点报道了这一趋势，“海归”自视甚高却找不到工作，媒体则不断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但政府对这一现象很担忧。他们能够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他们也害怕这种现象可能引起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了，需要外国的思想和技术来带动现代化进程。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像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甚至一些当代的领导人，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曾留学海外。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度与世隔绝后，一批中国学子又开始留学海外。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赴海外留学已经发展成为洪流。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约７０万中国学生走进了外国大学的校园，其中加拿大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海外中国留学生开始回流。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受到中国经济繁荣和发展机遇的吸引，约有１７．８万留学生已经回到祖国。近来，海外归国的人数正以每年４５％的速度增长。
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被起绰号为“海归”，是“海龟”的谐音，他们踏着外国海浪回到家乡。但是最近中国媒体又为他们起了“海待”的外号，意指“海龟”回国却找不到理想工作，只能待业，变成了“海带”。
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谈到这个外号，胡彦民苦笑着说：“这真让人很窘迫。”今年２月份他开始在北京找工作，本以为很容易在跨国公司里找到一个好职位，月薪至少２万元人民币。他给５０个公司发了简历，又上门拜访了五、六十家公司，还打了无数电话，并到人才招聘会上挤进挤出。但６个月里，他只得到了４次面试的机会。
一些公司听到他的薪水期望后就不感兴趣了。另一些公司担心他水平太高，上级会难以领导。而且随着中国大学快速扩张，每年有２８０万大学毕业生，雇主有丰富的廉价应征者可供选择。过去４年来，海归的平均薪水已经下降了４０％。
胡先生说：“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来自中国各省和全球各地的人都在一起竞争。
“实在难以置信，尽管我们有海外的学位，工作机会相当少。我感到压力很大，很多比我年轻的人，他们没有出国在国内发展，已经有车有房，相当富裕。”
经过６个月寻找，他最后接受了“加拿大中国商会”的一份临时工作，月薪是７０００元人民币。胡先生说：“如果我一定要２万元的话，那现在还是海待呢，现在我想找１．５万甚至１万元的工作，但依然很难。”
有时，他感到十分心酸：“当我去加拿大时，我知道我要从头开始。但中国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一天，他从人才市场上回来，精疲力竭，一无所获。一个邻居问他：“去外国读大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找不到工作。”
亨利·王是北京的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曾留学加拿大，还是一个留学生协会的头头。他解释说：“最大的问题是态度。海归们把薪水期望定的太高，而雇主又担心他们会太贵。海归们已经习惯了北美的薪金水平和生活方式，回到这里必须要经过一段严峻的调整期。”
“过去他们可以有一些优越感，那时中国与外界差距很大。中国相对贫穷落后。但现在如果你住在上海或北京，你看不到与外国太大的差距。”
他举例说，一位留学生在纽约获得了学位。回国后，他用流利的英语不停地大谈美国。他想到金融公司工作，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他过于自信，雇主们看了他的风格，可能觉得他要价太高。找了一圈工作后，他最后当了英语教师。
王先生说：“很多时候，你得克服心理障碍。如果你每天都大谈北美，那么你可能就把自己同中国疏离开了。”
很多“海归”缺乏足够的能力当主管，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高考落榜，却靠父母资助去西方上大学的人。
猎头公司“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ｍ”的副总裁珊蒂·陆说，雇主近几年来对求职者越来越敏感，有些客户甚至声明不雇用海归。求职者发现，在国外待几年已经无法保证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海归”们的期望也逐渐回归理性。
负文化冲击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３５％的海归在找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一些人被迫接受月薪３００美元的工作。当他们适应了低工资，还得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负文化冲击”的问题。
在西方大学里，中国学生被教育要果断、敢言、自信和独立。但当他们回到一个强调谦虚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些特性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结果，海归们在中国的非正式商业文化中不知所措，这里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查尔斯·颜１９９７年从渥太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你必须团队合作，但在加拿大的大学里你学不到这些。在加拿大，一切都很有秩序，所以你会认为中国也应该有秩序，但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仍然混乱，这需要时间去调整。”
海归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代表中国不希望他们回来。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起了运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中国人回国，帮助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千上万的海归在遍布全国的开发区创业，很多学者和科学家也回国搞研究。
他们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比起本土企业家，海归企业家更加关注环境、抵制腐败和裙带关系。该研究称，通过联接国内外市场和引进技术，海归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健康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威格说：“中国似乎正在走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那里繁荣的经济和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才流失转变为人才流入。中央政府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过程，提升中国科技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让人们自由出国，然后通过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再把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吸引回来。”
现在，“海龟”的困境也开始引起中国当局的担心。“他们承认存在‘海带’问题，尽管在高水平的海归中并未出现这类问题。政府希望有才华的人回国，但如果这些人发现回国工作的困难，他们也可能选择不回来。”
（董国明 丁雨 编译）加拿大《环球邮报》
海归在中国回归理性
2005-11-16 00:23
他们被称为“海归”，曾经是高收入的代表。不过，随着中国留学生不断学成归来，现在他们的工资也大幅缩水，有的甚至找不到工作变成了“海待”。
上世纪８０年代，胡彦民（音）还是孩子，那时他对出国充满好奇。当时，对普通人来说，出国好像是一个永远达不成的梦想。
胡彦民说：“那时候，要出国去，你要么很有钱，要么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或者是家里人是高干。我很羡慕那些人。那时没有互联网，也缺乏信息来源。我们只知道海外一些国家富有而且强大，他们控制着世界。”
２０年后，胡彦民的梦想成真。他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和渥太华居住了５年，展开了一段充满惊喜的人生旅程。最终，他获得了渥太华大学的ＭＢＡ学位。他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呆在加拿大成为一名加拿大公民，并在一家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
“海龟”变“海带”
去年，他３４岁时回到中国。他满心期望能够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一个高薪的职位，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才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现在的中国，海外留学的桂冠已经褪色。中国各路大学每年都输出数百万毕业生。无数人都在费尽心思想得到一个管理职位，胡彦民只是其中之一。在待业６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薪水只有他原来期望值的１／３。
胡彦民和其他成千上万“海归”的痛苦经历，正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标志之一。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且对留学归国者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求贤若渴了。中国媒体重点报道了这一趋势，“海归”自视甚高却找不到工作，媒体则不断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但政府对这一现象很担忧。他们能够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他们也害怕这种现象可能引起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了，需要外国的思想和技术来带动现代化进程。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像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甚至一些当代的领导人，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曾留学海外。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度与世隔绝后，一批中国学子又开始留学海外。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赴海外留学已经发展成为洪流。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约７０万中国学生走进了外国大学的校园，其中加拿大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海外中国留学生开始回流。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受到中国经济繁荣和发展机遇的吸引，约有１７．８万留学生已经回到祖国。近来，海外归国的人数正以每年４５％的速度增长。
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被起绰号为“海归”，是“海龟”的谐音，他们踏着外国海浪回到家乡。但是最近中国媒体又为他们起了“海待”的外号，意指“海龟”回国却找不到理想工作，只能待业，变成了“海带”。
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谈到这个外号，胡彦民苦笑着说：“这真让人很窘迫。”今年２月份他开始在北京找工作，本以为很容易在跨国公司里找到一个好职位，月薪至少２万元人民币。他给５０个公司发了简历，又上门拜访了五、六十家公司，还打了无数电话，并到人才招聘会上挤进挤出。但６个月里，他只得到了４次面试的机会。
一些公司听到他的薪水期望后就不感兴趣了。另一些公司担心他水平太高，上级会难以领导。而且随着中国大学快速扩张，每年有２８０万大学毕业生，雇主有丰富的廉价应征者可供选择。过去４年来，海归的平均薪水已经下降了４０％。
胡先生说：“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来自中国各省和全球各地的人都在一起竞争。
“实在难以置信，尽管我们有海外的学位，工作机会相当少。我感到压力很大，很多比我年轻的人，他们没有出国在国内发展，已经有车有房，相当富裕。”
经过６个月寻找，他最后接受了“加拿大中国商会”的一份临时工作，月薪是７０００元人民币。胡先生说：“如果我一定要２万元的话，那现在还是海待呢，现在我想找１．５万甚至１万元的工作，但依然很难。”
有时，他感到十分心酸：“当我去加拿大时，我知道我要从头开始。但中国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一天，他从人才市场上回来，精疲力竭，一无所获。一个邻居问他：“去外国读大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找不到工作。”
亨利·王是北京的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曾留学加拿大，还是一个留学生协会的头头。他解释说：“最大的问题是态度。海归们把薪水期望定的太高，而雇主又担心他们会太贵。海归们已经习惯了北美的薪金水平和生活方式，回到这里必须要经过一段严峻的调整期。”
“过去他们可以有一些优越感，那时中国与外界差距很大。中国相对贫穷落后。但现在如果你住在上海或北京，你看不到与外国太大的差距。”
他举例说，一位留学生在纽约获得了学位。回国后，他用流利的英语不停地大谈美国。他想到金融公司工作，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他过于自信，雇主们看了他的风格，可能觉得他要价太高。找了一圈工作后，他最后当了英语教师。
王先生说：“很多时候，你得克服心理障碍。如果你每天都大谈北美，那么你可能就把自己同中国疏离开了。”
很多“海归”缺乏足够的能力当主管，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高考落榜，却靠父母资助去西方上大学的人。
猎头公司“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ｍ”的副总裁珊蒂·陆说，雇主近几年来对求职者越来越敏感，有些客户甚至声明不雇用海归。求职者发现，在国外待几年已经无法保证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海归”们的期望也逐渐回归理性。
负文化冲击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３５％的海归在找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一些人被迫接受月薪３００美元的工作。当他们适应了低工资，还得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负文化冲击”的问题。
在西方大学里，中国学生被教育要果断、敢言、自信和独立。但当他们回到一个强调谦虚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些特性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结果，海归们在中国的非正式商业文化中不知所措，这里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查尔斯·颜１９９７年从渥太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你必须团队合作，但在加拿大的大学里你学不到这些。在加拿大，一切都很有秩序，所以你会认为中国也应该有秩序，但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仍然混乱，这需要时间去调整。”
海归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代表中国不希望他们回来。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起了运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中国人回国，帮助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千上万的海归在遍布全国的开发区创业，很多学者和科学家也回国搞研究。
他们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比起本土企业家，海归企业家更加关注环境、抵制腐败和裙带关系。该研究称，通过联接国内外市场和引进技术，海归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健康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威格说：“中国似乎正在走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那里繁荣的经济和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才流失转变为人才流入。中央政府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过程，提升中国科技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让人们自由出国，然后通过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再把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吸引回来。”
现在，“海龟”的困境也开始引起中国当局的担心。“他们承认存在‘海带’问题，尽管在高水平的海归中并未出现这类问题。政府希望有才华的人回国，但如果这些人发现回国工作的困难，他们也可能选择不回来。”
（董国明 丁雨 编译）
海归在中国回归理性
2005-11-16 00:23
他们被称为“海归”，曾经是高收入的代表。不过，随着中国留学生不断学成归来，现在他们的工资也大幅缩水，有的甚至找不到工作变成了“海待”。
上世纪８０年代，胡彦民（音）还是孩子，那时他对出国充满好奇。当时，对普通人来说，出国好像是一个永远达不成的梦想。
胡彦民说：“那时候，要出国去，你要么很有钱，要么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或者是家里人是高干。我很羡慕那些人。那时没有互联网，也缺乏信息来源。我们只知道海外一些国家富有而且强大，他们控制着世界。”
２０年后，胡彦民的梦想成真。他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和渥太华居住了５年，展开了一段充满惊喜的人生旅程。最终，他获得了渥太华大学的ＭＢＡ学位。他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呆在加拿大成为一名加拿大公民，并在一家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
“海龟”变“海带”
去年，他３４岁时回到中国。他满心期望能够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一个高薪的职位，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才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现在的中国，海外留学的桂冠已经褪色。中国各路大学每年都输出数百万毕业生。无数人都在费尽心思想得到一个管理职位，胡彦民只是其中之一。在待业６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薪水只有他原来期望值的１／３。
胡彦民和其他成千上万“海归”的痛苦经历，正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标志之一。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且对留学归国者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求贤若渴了。中国媒体重点报道了这一趋势，“海归”自视甚高却找不到工作，媒体则不断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但政府对这一现象很担忧。他们能够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他们也害怕这种现象可能引起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了，需要外国的思想和技术来带动现代化进程。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像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甚至一些当代的领导人，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曾留学海外。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度与世隔绝后，一批中国学子又开始留学海外。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赴海外留学已经发展成为洪流。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约７０万中国学生走进了外国大学的校园，其中加拿大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海外中国留学生开始回流。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受到中国经济繁荣和发展机遇的吸引，约有１７．８万留学生已经回到祖国。近来，海外归国的人数正以每年４５％的速度增长。
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被起绰号为“海归”，是“海龟”的谐音，他们踏着外国海浪回到家乡。但是最近中国媒体又为他们起了“海待”的外号，意指“海龟”回国却找不到理想工作，只能待业，变成了“海带”。
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谈到这个外号，胡彦民苦笑着说：“这真让人很窘迫。”今年２月份他开始在北京找工作，本以为很容易在跨国公司里找到一个好职位，月薪至少２万元人民币。他给５０个公司发了简历，又上门拜访了五、六十家公司，还打了无数电话，并到人才招聘会上挤进挤出。但６个月里，他只得到了４次面试的机会。
一些公司听到他的薪水期望后就不感兴趣了。另一些公司担心他水平太高，上级会难以领导。而且随着中国大学快速扩张，每年有２８０万大学毕业生，雇主有丰富的廉价应征者可供选择。过去４年来，海归的平均薪水已经下降了４０％。
胡先生说：“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来自中国各省和全球各地的人都在一起竞争。
“实在难以置信，尽管我们有海外的学位，工作机会相当少。我感到压力很大，很多比我年轻的人，他们没有出国在国内发展，已经有车有房，相当富裕。”
经过６个月寻找，他最后接受了“加拿大中国商会”的一份临时工作，月薪是７０００元人民币。胡先生说：“如果我一定要２万元的话，那现在还是海待呢，现在我想找１．５万甚至１万元的工作，但依然很难。”
有时，他感到十分心酸：“当我去加拿大时，我知道我要从头开始。但中国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一天，他从人才市场上回来，精疲力竭，一无所获。一个邻居问他：“去外国读大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找不到工作。”
亨利·王是北京的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曾留学加拿大，还是一个留学生协会的头头。他解释说：“最大的问题是态度。海归们把薪水期望定的太高，而雇主又担心他们会太贵。海归们已经习惯了北美的薪金水平和生活方式，回到这里必须要经过一段严峻的调整期。”
“过去他们可以有一些优越感，那时中国与外界差距很大。中国相对贫穷落后。但现在如果你住在上海或北京，你看不到与外国太大的差距。”
他举例说，一位留学生在纽约获得了学位。回国后，他用流利的英语不停地大谈美国。他想到金融公司工作，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他过于自信，雇主们看了他的风格，可能觉得他要价太高。找了一圈工作后，他最后当了英语教师。
王先生说：“很多时候，你得克服心理障碍。如果你每天都大谈北美，那么你可能就把自己同中国疏离开了。”
很多“海归”缺乏足够的能力当主管，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高考落榜，却靠父母资助去西方上大学的人。
猎头公司“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ｍ”的副总裁珊蒂·陆说，雇主近几年来对求职者越来越敏感，有些客户甚至声明不雇用海归。求职者发现，在国外待几年已经无法保证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海归”们的期望也逐渐回归理性。
负文化冲击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３５％的海归在找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一些人被迫接受月薪３００美元的工作。当他们适应了低工资，还得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负文化冲击”的问题。
在西方大学里，中国学生被教育要果断、敢言、自信和独立。但当他们回到一个强调谦虚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些特性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结果，海归们在中国的非正式商业文化中不知所措，这里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查尔斯·颜１９９７年从渥太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你必须团队合作，但在加拿大的大学里你学不到这些。在加拿大，一切都很有秩序，所以你会认为中国也应该有秩序，但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仍然混乱，这需要时间去调整。”
海归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代表中国不希望他们回来。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起了运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中国人回国，帮助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千上万的海归在遍布全国的开发区创业，很多学者和科学家也回国搞研究。
他们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比起本土企业家，海归企业家更加关注环境、抵制腐败和裙带关系。该研究称，通过联接国内外市场和引进技术，海归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健康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威格说：“中国似乎正在走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那里繁荣的经济和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才流失转变为人才流入。中央政府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过程，提升中国科技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让人们自由出国，然后通过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再把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吸引回来。”
现在，“海龟”的困境也开始引起中国当局的担心。“他们承认存在‘海带’问题，尽管在高水平的海归中并未出现这类问题。政府希望有才华的人回国，但如果这些人发现回国工作的困难，他们也可能选择不回来。”
（董国明 丁雨 编译）加拿大《环球邮报》
海归在中国回归理性
2005-11-16 00:23
他们被称为“海归”，曾经是高收入的代表。不过，随着中国留学生不断学成归来，现在他们的工资也大幅缩水，有的甚至找不到工作变成了“海待”。
上世纪８０年代，胡彦民（音）还是孩子，那时他对出国充满好奇。当时，对普通人来说，出国好像是一个永远达不成的梦想。
胡彦民说：“那时候，要出国去，你要么很有钱，要么在国外有什么亲戚或者是家里人是高干。我很羡慕那些人。那时没有互联网，也缺乏信息来源。我们只知道海外一些国家富有而且强大，他们控制着世界。”
２０年后，胡彦民的梦想成真。他移民到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和渥太华居住了５年，展开了一段充满惊喜的人生旅程。最终，他获得了渥太华大学的ＭＢＡ学位。他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继续呆在加拿大成为一名加拿大公民，并在一家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
“海龟”变“海带”
去年，他３４岁时回到中国。他满心期望能够在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一个高薪的职位，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才市场竞争空前激烈。
现在的中国，海外留学的桂冠已经褪色。中国各路大学每年都输出数百万毕业生。无数人都在费尽心思想得到一个管理职位，胡彦民只是其中之一。在待业６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薪水只有他原来期望值的１／３。
胡彦民和其他成千上万“海归”的痛苦经历，正是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标志之一。中国不再与世隔绝，而且对留学归国者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求贤若渴了。中国媒体重点报道了这一趋势，“海归”自视甚高却找不到工作，媒体则不断向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但政府对这一现象很担忧。他们能够理解这种社会现象，但是他们也害怕这种现象可能引起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自从１９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发现自己落后了，需要外国的思想和技术来带动现代化进程。很多中国近代史上的伟人，像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甚至一些当代的领导人，像前国家主席江泽民，都曾留学海外。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度与世隔绝后，一批中国学子又开始留学海外。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赴海外留学已经发展成为洪流。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３年，约７０万中国学生走进了外国大学的校园，其中加拿大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海外中国留学生开始回流。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受到中国经济繁荣和发展机遇的吸引，约有１７．８万留学生已经回到祖国。近来，海外归国的人数正以每年４５％的速度增长。
回国的海外留学人员被起绰号为“海归”，是“海龟”的谐音，他们踏着外国海浪回到家乡。但是最近中国媒体又为他们起了“海待”的外号，意指“海龟”回国却找不到理想工作，只能待业，变成了“海带”。
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谈到这个外号，胡彦民苦笑着说：“这真让人很窘迫。”今年２月份他开始在北京找工作，本以为很容易在跨国公司里找到一个好职位，月薪至少２万元人民币。他给５０个公司发了简历，又上门拜访了五、六十家公司，还打了无数电话，并到人才招聘会上挤进挤出。但６个月里，他只得到了４次面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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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说：“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来自中国各省和全球各地的人都在一起竞争。
“实在难以置信，尽管我们有海外的学位，工作机会相当少。我感到压力很大，很多比我年轻的人，他们没有出国在国内发展，已经有车有房，相当富裕。”
经过６个月寻找，他最后接受了“加拿大中国商会”的一份临时工作，月薪是７０００元人民币。胡先生说：“如果我一定要２万元的话，那现在还是海待呢，现在我想找１．５万甚至１万元的工作，但依然很难。”
有时，他感到十分心酸：“当我去加拿大时，我知道我要从头开始。但中国是我的家乡，我应该不会又得从头再来吧？”
一天，他从人才市场上回来，精疲力竭，一无所获。一个邻居问他：“去外国读大学有什么用，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找不到工作。”
亨利·王是北京的一位商业咨询顾问，曾留学加拿大，还是一个留学生协会的头头。他解释说：“最大的问题是态度。海归们把薪水期望定的太高，而雇主又担心他们会太贵。海归们已经习惯了北美的薪金水平和生活方式，回到这里必须要经过一段严峻的调整期。”
“过去他们可以有一些优越感，那时中国与外界差距很大。中国相对贫穷落后。但现在如果你住在上海或北京，你看不到与外国太大的差距。”
他举例说，一位留学生在纽约获得了学位。回国后，他用流利的英语不停地大谈美国。他想到金融公司工作，却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他过于自信，雇主们看了他的风格，可能觉得他要价太高。找了一圈工作后，他最后当了英语教师。
王先生说：“很多时候，你得克服心理障碍。如果你每天都大谈北美，那么你可能就把自己同中国疏离开了。”
很多“海归”缺乏足够的能力当主管，特别是那些在中国高考落榜，却靠父母资助去西方上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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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文化冲击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３５％的海归在找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一些人被迫接受月薪３００美元的工作。当他们适应了低工资，还得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负文化冲击”的问题。
在西方大学里，中国学生被教育要果断、敢言、自信和独立。但当他们回到一个强调谦虚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这些特性也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结果，海归们在中国的非正式商业文化中不知所措，这里个人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查尔斯·颜１９９７年从渥太华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他说：“在中国，你必须团队合作，但在加拿大的大学里你学不到这些。在加拿大，一切都很有秩序，所以你会认为中国也应该有秩序，但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仍然混乱，这需要时间去调整。”
海归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并不代表中国不希望他们回来。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起了运动，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中国人回国，帮助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千上万的海归在遍布全国的开发区创业，很多学者和科学家也回国搞研究。
他们带来了很多积极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比起本土企业家，海归企业家更加关注环境、抵制腐败和裙带关系。该研究称，通过联接国内外市场和引进技术，海归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健康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威格说：“中国似乎正在走韩国和台湾地区走过的道路，那里繁荣的经济和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才流失转变为人才流入。中央政府必须认真研究这一过程，提升中国科技水平的最佳途径就是让人们自由出国，然后通过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再把他们从国际市场上吸引回来。”
现在，“海龟”的困境也开始引起中国当局的担心。“他们承认存在‘海带’问题，尽管在高水平的海归中并未出现这类问题。政府希望有才华的人回国，但如果这些人发现回国工作的困难，他们也可能选择不回来。”
（董国明 丁雨 编译）
还是做个“海藻”吧，每天找工作！
那再来个"海水"吧,天天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