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再来谈谈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动机问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3:28:21
作者：缪人凤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44667-1.shtml
表面上看，刺杀宋教仁对袁世凯并无直接好处，因为即使宋死了，国民党还在，选举获胜，控制议会的还是他们。从法理上说，他们可以不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即使选他当正式大总统，他们也可以通过一部事实上集权于内阁或议会的宪法而使袁世凯的大总统虚位化。那么，为了实现集权大总统的梦的最好途经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摧毁国民党的地方及军事实力，解散国民党，重新遴选能够服从自己的造法机构。那么，为达此目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让国民党造反，只要国民党一反，那么只要他能够在战场上获胜，他所想要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
但对一个选举获胜的，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其治国理想的政党来说，让他起来造反反谈何容易，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某种重大事件让对手明白想要和平接手政权是不可能的，要想主政，只有在军事上优胜才有可能。如果对手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迅速起兵，那么我就正好利用优越的军事将他灭掉，如果对手不上当，坚持法理解决呢？那么我在军事上威逼继续加码。这样做有二大好处，如果你还不反，那么我的军事优势更加扩大，将来解决更容易；如果你忍不住反了，那也实现了我所要求的目的。
从这个思路去考察袁世凯刺宋的动机，再将它与历史事实作对比的话，一些在宋案和二次革命期间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都可以澄清。
事实上，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已成事实之际，袁世凯就有了对国民党军事解决的打算。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出处同上）。于此可见，面对选举获胜的国民党，不想放弃权力的袁世凯北洋派实际已经决定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即使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了。
宋案发生后被迅速破获，从其中搜索到的证据看直指北京。很多人疑惑这样的大案袁世凯为什么要选应桂馨来干，难道不知道应桂馨曾经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其门徒可能与国民党人员的交集吗？不知道应桂馨可能败露之后牵出北京方面的主使吗？很可能，这就是袁世凯所要求的效果。
随着应桂馨被捕获，洪述祖迅速跑掉。宋教仁案线索牵涉到北京又怎样？它最多牵涉到洪述祖，能从当时法律上证明洪述祖受谁指使吗？不能，除非让搜查总统府。所以，此案如果选择法律解决的话根本无法解决，但它却恰恰给袁世凯的反对派以心理上的震慑，不与我合作者，即此下场！
面对这样的困局，孙中山即主张起兵。事实上，从利益分析看，选择武力解决对孙中山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死了，但国民党已经选举获胜了，那么又何必为宋教仁一人弃即将执政的成果呢？现在，正式大总统由我选，正式宪法事实上也当由我而定。孙中山如果想执政，让国会选他作下一任大总统也可，另选一人作大总统而让孙中山任实权总理也可，何必要反呢？所以，黄兴，包括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均反对立即起兵反袁，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法律非无效果”。但这些均建立在《临时约法》能起作用的前提下，而在事实由武夫当国的时代，孙早就看出法律是无法作凭借的，逾往后推，军事形势将更不利，选举的获胜转化为执政的资源可能胜也会越少。这正是孙中山眼光高于其同辈之处。
但孙中山在当时的国民党内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的多次起兵要求均被黄兴等同志否决。而虽然国民党选择了和平，但袁世凯的威逼却日紧一日：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赵秉均组阁，这实际等于成立一个战时内阁；强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取得了战争经费；拉拢黎元洪，通过进步党大造利于袁世凯的舆论；收卖海军，进占九江、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最后悍然免去国民党三省总督。至此，国民党高层意见才统一，终于决定起兵，但袁世凯此时准备已经充分，仓促起兵也随之仓促失败，反而给了袁世凯以后惩办国民党的借口。不过，不起兵又怎样，坐以待毙？没了实力，又拿什么去制约袁世凯？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于宋案之后搞二次革命不当。但实际上，二次革命完全是袁世凯逼迫的，也就是他搞宋教仁案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宋案，孙中山最初是选择了法律解决，如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但袁世凯的反应则是于5月15日取消黄兴的陆军上将资格。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这等于是直接向国民党作战争宣告。
而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侮辱，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于6月2日向袁世凯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它要政为正当之宣告”；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而袁世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可见，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曾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和平，但终于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不得走上了战争之路。
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筹划可谓全部实现。作者：缪人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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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刺杀宋教仁对袁世凯并无直接好处，因为即使宋死了，国民党还在，选举获胜，控制议会的还是他们。从法理上说，他们可以不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即使选他当正式大总统，他们也可以通过一部事实上集权于内阁或议会的宪法而使袁世凯的大总统虚位化。那么，为了实现集权大总统的梦的最好途经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摧毁国民党的地方及军事实力，解散国民党，重新遴选能够服从自己的造法机构。那么，为达此目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让国民党造反，只要国民党一反，那么只要他能够在战场上获胜，他所想要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
但对一个选举获胜的，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其治国理想的政党来说，让他起来造反反谈何容易，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某种重大事件让对手明白想要和平接手政权是不可能的，要想主政，只有在军事上优胜才有可能。如果对手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迅速起兵，那么我就正好利用优越的军事将他灭掉，如果对手不上当，坚持法理解决呢？那么我在军事上威逼继续加码。这样做有二大好处，如果你还不反，那么我的军事优势更加扩大，将来解决更容易；如果你忍不住反了，那也实现了我所要求的目的。
从这个思路去考察袁世凯刺宋的动机，再将它与历史事实作对比的话，一些在宋案和二次革命期间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都可以澄清。
事实上，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已成事实之际，袁世凯就有了对国民党军事解决的打算。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出处同上）。于此可见，面对选举获胜的国民党，不想放弃权力的袁世凯北洋派实际已经决定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即使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了。
宋案发生后被迅速破获，从其中搜索到的证据看直指北京。很多人疑惑这样的大案袁世凯为什么要选应桂馨来干，难道不知道应桂馨曾经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其门徒可能与国民党人员的交集吗？不知道应桂馨可能败露之后牵出北京方面的主使吗？很可能，这就是袁世凯所要求的效果。
随着应桂馨被捕获，洪述祖迅速跑掉。宋教仁案线索牵涉到北京又怎样？它最多牵涉到洪述祖，能从当时法律上证明洪述祖受谁指使吗？不能，除非让搜查总统府。所以，此案如果选择法律解决的话根本无法解决，但它却恰恰给袁世凯的反对派以心理上的震慑，不与我合作者，即此下场！
面对这样的困局，孙中山即主张起兵。事实上，从利益分析看，选择武力解决对孙中山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死了，但国民党已经选举获胜了，那么又何必为宋教仁一人弃即将执政的成果呢？现在，正式大总统由我选，正式宪法事实上也当由我而定。孙中山如果想执政，让国会选他作下一任大总统也可，另选一人作大总统而让孙中山任实权总理也可，何必要反呢？所以，黄兴，包括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均反对立即起兵反袁，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法律非无效果”。但这些均建立在《临时约法》能起作用的前提下，而在事实由武夫当国的时代，孙早就看出法律是无法作凭借的，逾往后推，军事形势将更不利，选举的获胜转化为执政的资源可能胜也会越少。这正是孙中山眼光高于其同辈之处。
但孙中山在当时的国民党内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的多次起兵要求均被黄兴等同志否决。而虽然国民党选择了和平，但袁世凯的威逼却日紧一日：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赵秉均组阁，这实际等于成立一个战时内阁；强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取得了战争经费；拉拢黎元洪，通过进步党大造利于袁世凯的舆论；收卖海军，进占九江、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最后悍然免去国民党三省总督。至此，国民党高层意见才统一，终于决定起兵，但袁世凯此时准备已经充分，仓促起兵也随之仓促失败，反而给了袁世凯以后惩办国民党的借口。不过，不起兵又怎样，坐以待毙？没了实力，又拿什么去制约袁世凯？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于宋案之后搞二次革命不当。但实际上，二次革命完全是袁世凯逼迫的，也就是他搞宋教仁案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宋案，孙中山最初是选择了法律解决，如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但袁世凯的反应则是于5月15日取消黄兴的陆军上将资格。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这等于是直接向国民党作战争宣告。
而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侮辱，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于6月2日向袁世凯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它要政为正当之宣告”；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而袁世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可见，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曾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和平，但终于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不得走上了战争之路。
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筹划可谓全部实现。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44667-1.shtml
表面上看，刺杀宋教仁对袁世凯并无直接好处，因为即使宋死了，国民党还在，选举获胜，控制议会的还是他们。从法理上说，他们可以不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即使选他当正式大总统，他们也可以通过一部事实上集权于内阁或议会的宪法而使袁世凯的大总统虚位化。那么，为了实现集权大总统的梦的最好途经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摧毁国民党的地方及军事实力，解散国民党，重新遴选能够服从自己的造法机构。那么，为达此目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让国民党造反，只要国民党一反，那么只要他能够在战场上获胜，他所想要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
但对一个选举获胜的，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其治国理想的政党来说，让他起来造反反谈何容易，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某种重大事件让对手明白想要和平接手政权是不可能的，要想主政，只有在军事上优胜才有可能。如果对手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迅速起兵，那么我就正好利用优越的军事将他灭掉，如果对手不上当，坚持法理解决呢？那么我在军事上威逼继续加码。这样做有二大好处，如果你还不反，那么我的军事优势更加扩大，将来解决更容易；如果你忍不住反了，那也实现了我所要求的目的。
从这个思路去考察袁世凯刺宋的动机，再将它与历史事实作对比的话，一些在宋案和二次革命期间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都可以澄清。
事实上，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已成事实之际，袁世凯就有了对国民党军事解决的打算。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出处同上）。于此可见，面对选举获胜的国民党，不想放弃权力的袁世凯北洋派实际已经决定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即使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了。
宋案发生后被迅速破获，从其中搜索到的证据看直指北京。很多人疑惑这样的大案袁世凯为什么要选应桂馨来干，难道不知道应桂馨曾经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其门徒可能与国民党人员的交集吗？不知道应桂馨可能败露之后牵出北京方面的主使吗？很可能，这就是袁世凯所要求的效果。
随着应桂馨被捕获，洪述祖迅速跑掉。宋教仁案线索牵涉到北京又怎样？它最多牵涉到洪述祖，能从当时法律上证明洪述祖受谁指使吗？不能，除非让搜查总统府。所以，此案如果选择法律解决的话根本无法解决，但它却恰恰给袁世凯的反对派以心理上的震慑，不与我合作者，即此下场！
面对这样的困局，孙中山即主张起兵。事实上，从利益分析看，选择武力解决对孙中山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死了，但国民党已经选举获胜了，那么又何必为宋教仁一人弃即将执政的成果呢？现在，正式大总统由我选，正式宪法事实上也当由我而定。孙中山如果想执政，让国会选他作下一任大总统也可，另选一人作大总统而让孙中山任实权总理也可，何必要反呢？所以，黄兴，包括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均反对立即起兵反袁，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法律非无效果”。但这些均建立在《临时约法》能起作用的前提下，而在事实由武夫当国的时代，孙早就看出法律是无法作凭借的，逾往后推，军事形势将更不利，选举的获胜转化为执政的资源可能胜也会越少。这正是孙中山眼光高于其同辈之处。
但孙中山在当时的国民党内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的多次起兵要求均被黄兴等同志否决。而虽然国民党选择了和平，但袁世凯的威逼却日紧一日：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赵秉均组阁，这实际等于成立一个战时内阁；强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取得了战争经费；拉拢黎元洪，通过进步党大造利于袁世凯的舆论；收卖海军，进占九江、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最后悍然免去国民党三省总督。至此，国民党高层意见才统一，终于决定起兵，但袁世凯此时准备已经充分，仓促起兵也随之仓促失败，反而给了袁世凯以后惩办国民党的借口。不过，不起兵又怎样，坐以待毙？没了实力，又拿什么去制约袁世凯？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于宋案之后搞二次革命不当。但实际上，二次革命完全是袁世凯逼迫的，也就是他搞宋教仁案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宋案，孙中山最初是选择了法律解决，如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但袁世凯的反应则是于5月15日取消黄兴的陆军上将资格。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这等于是直接向国民党作战争宣告。
而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侮辱，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于6月2日向袁世凯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它要政为正当之宣告”；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而袁世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可见，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曾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和平，但终于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不得走上了战争之路。
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筹划可谓全部实现。作者：缪人凤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44667-1.shtml
表面上看，刺杀宋教仁对袁世凯并无直接好处，因为即使宋死了，国民党还在，选举获胜，控制议会的还是他们。从法理上说，他们可以不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即使选他当正式大总统，他们也可以通过一部事实上集权于内阁或议会的宪法而使袁世凯的大总统虚位化。那么，为了实现集权大总统的梦的最好途经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摧毁国民党的地方及军事实力，解散国民党，重新遴选能够服从自己的造法机构。那么，为达此目标，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很简单，那就是让国民党造反，只要国民党一反，那么只要他能够在战场上获胜，他所想要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
但对一个选举获胜的，已经可以名正言顺地实施其治国理想的政党来说，让他起来造反反谈何容易，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造自己的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某种重大事件让对手明白想要和平接手政权是不可能的，要想主政，只有在军事上优胜才有可能。如果对手在这一事件的刺激下迅速起兵，那么我就正好利用优越的军事将他灭掉，如果对手不上当，坚持法理解决呢？那么我在军事上威逼继续加码。这样做有二大好处，如果你还不反，那么我的军事优势更加扩大，将来解决更容易；如果你忍不住反了，那也实现了我所要求的目的。
从这个思路去考察袁世凯刺宋的动机，再将它与历史事实作对比的话，一些在宋案和二次革命期间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都可以澄清。
事实上，在国民党选举获胜已成事实之际，袁世凯就有了对国民党军事解决的打算。
1913年3月间，河南都督张镇芳致函段祺瑞，建议用兵。他说：“窃谓刻下大局虽在外患，尤在内忧。上海欢迎国会团闻已解散，而意存破坏，可虑者甚多：如迁都也，宪法也，用人之同意也，省长之民选也，政党之内阁也，地方之分权也，假公济私，争名夺利，但知运动，不顾危亡。开会前途，可以逆料，非武力解决，恐不能息此风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段复函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出处同上）。于此可见，面对选举获胜的国民党，不想放弃权力的袁世凯北洋派实际已经决定为了维护既得权力即使运用武力也在所不惜了。
宋案发生后被迅速破获，从其中搜索到的证据看直指北京。很多人疑惑这样的大案袁世凯为什么要选应桂馨来干，难道不知道应桂馨曾经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以及其门徒可能与国民党人员的交集吗？不知道应桂馨可能败露之后牵出北京方面的主使吗？很可能，这就是袁世凯所要求的效果。
随着应桂馨被捕获，洪述祖迅速跑掉。宋教仁案线索牵涉到北京又怎样？它最多牵涉到洪述祖，能从当时法律上证明洪述祖受谁指使吗？不能，除非让搜查总统府。所以，此案如果选择法律解决的话根本无法解决，但它却恰恰给袁世凯的反对派以心理上的震慑，不与我合作者，即此下场！
面对这样的困局，孙中山即主张起兵。事实上，从利益分析看，选择武力解决对孙中山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死了，但国民党已经选举获胜了，那么又何必为宋教仁一人弃即将执政的成果呢？现在，正式大总统由我选，正式宪法事实上也当由我而定。孙中山如果想执政，让国会选他作下一任大总统也可，另选一人作大总统而让孙中山任实权总理也可，何必要反呢？所以，黄兴，包括陈其美等国民党要人均反对立即起兵反袁，认为“民国既已成立，法律非无效果”。但这些均建立在《临时约法》能起作用的前提下，而在事实由武夫当国的时代，孙早就看出法律是无法作凭借的，逾往后推，军事形势将更不利，选举的获胜转化为执政的资源可能胜也会越少。这正是孙中山眼光高于其同辈之处。
但孙中山在当时的国民党内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的多次起兵要求均被黄兴等同志否决。而虽然国民党选择了和平，但袁世凯的威逼却日紧一日：让陆军总长段祺瑞代替赵秉均组阁，这实际等于成立一个战时内阁；强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取得了战争经费；拉拢黎元洪，通过进步党大造利于袁世凯的舆论；收卖海军，进占九江、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最后悍然免去国民党三省总督。至此，国民党高层意见才统一，终于决定起兵，但袁世凯此时准备已经充分，仓促起兵也随之仓促失败，反而给了袁世凯以后惩办国民党的借口。不过，不起兵又怎样，坐以待毙？没了实力，又拿什么去制约袁世凯？
很多人认为国民党于宋案之后搞二次革命不当。但实际上，二次革命完全是袁世凯逼迫的，也就是他搞宋教仁案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宋案，孙中山最初是选择了法律解决，如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但袁世凯的反应则是于5月15日取消黄兴的陆军上将资格。
5月21日，袁世凯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这等于是直接向国民党作战争宣告。
而国民党面对这样的侮辱，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于6月2日向袁世凯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教仁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它要政为正当之宣告”；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而袁世凯还是断然拒绝了这样的要求。
可见，宋教仁案之后，孙中山曾作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和平，但终于在袁世凯的逼迫之下不得走上了战争之路。
而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的筹划可谓全部实现。
从炮党的历史传承来讲，宋教仁死于自己人手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死于袁大头手上
赞，楼主说得很在理。
宋案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袁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的。
宋案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永远不会知道了。袁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的。
从炮党的历史传承来讲，宋教仁死于自己人手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死于袁大头手上
有说是陈其美干的。
有说是陈其美干的。
袁世凯还没糊涂，就不会杀宋教仁给人口实，事实上宋教仁遇刺利益最大化的反倒是KMT内部的孙大炮和陈其美获利最大，袁大头当了那么多年北洋大臣头头，这点政治能力都没有那不可能。
不会是圣枪修女干的吧？
杀陶成章就是先例。
宋教仁究竟死于哪方之手还未可知呢！
大头滴嫌疑还没大炮多，反正袁某屎盆子够多了，也不多这一个
我宁愿相信，是大炮指使陈其美干的。。。。。
无论怎么说，把中国搞乱，对于孙中山及其背后的日本势力都是最有利的结果。
从孙当年向老美许诺以自愿殖民五年的代价换取其支持的作风看。。。孙的嫌疑更大。。。
中国近代史上最喜欢搞暗杀的政治组织就是国民党了，当然最后也是
亡在这个上面的。
楼主分析的弯弯绕绕，其实越弯弯绕绕也就越证明不是袁世凯杀得。
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跟复杂的政治操作相违背的。基本上可以说，搞
复杂政治操作的不会搞暗杀，搞暗杀的基本都是政治手段贫乏才会采用
的手段。而楼主却将二者合一，太违和了。
亡在这个上面的。
楼主分析的弯弯绕绕，其实越弯弯绕绕也就越证明不是袁世凯杀得。
暗杀这种事情，本身就跟复杂的政治操作相违背的。基本上可以说，搞
复杂政治操作的不会搞暗杀，搞暗杀的基本都是政治手段贫乏才会采用
的手段。而楼主却将二者合一，太违和了。
袁世凯的可能性极低
不过，这个屎盆子他是不背也得背了
不过，这个屎盆子他是不背也得背了
宋的这个屎盆子是扣袁的脑袋上了
如果宋教仁为首组阁，孙中山一派就会给边缘化，在争夺“革命领导权”方面，孙可向来是不遗余力，否则为什么陈其美指使常凯申刺杀陶成章？为何孙从未对此惩处过陈、常？当年也许并不知情，但也许是默许，刺杀陶成章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决裂，你也可以说受益最大的满清朝廷。刺宋案到今天依旧迷雾重重，恐怕就是为孙避讳。
但是近年来许多历史学家重新梳理史料后认为，杀死宋教仁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实际利益。
以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就要将袁世凯赶下台，所以袁世凯视宋为眼中钉，但事实上袁宋二人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当时的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记载，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尚小明告诉记者，与国民党内其他人相比，宋教仁确实属于温和派。宋教仁很支持袁世凯转正做正式大总统。被刺前一周他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在上海尚贤堂演说时，他曾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
自民初以来，袁世凯一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既然宋教仁明确表示支持他，按说他也没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除宋。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问题，袁世凯也早已做好了部署。当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党合并后，应能在国会中给袁世凯很大支持。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如果能招安一些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应该不低。可是，这些计划都因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中止了。甚至许多原本支持袁世凯的人，也因怀疑他与“宋案”有关，而对他退避三舍。可以说，宋教仁遇刺对袁世凯的影响相当负面。
退一万步讲，即便袁世凯真有心杀宋，也不会挑宋教仁即将北上的时候下手。因为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发电报催宋来京，商量召开国会的事儿。熟悉民初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上海传统上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袁世凯若真有心杀宋教仁，等他到北京再下手，要方便得多。
后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录，袁世凯曾说，我如果真想杀宋教仁，有的是方法，何必在招他来京时动手。这不明显是授人以柄吗？傻瓜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更何况孙文、黄兴、陈其美都反对我，我都不杀，独杀一个对我有利的宋教仁吗？
尚小明认为，袁世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宋一死反而会让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其主张，这一点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那么，袁世凯在“宋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向应桂馨购买宋教仁的丑闻，袁世凯是知情的，但后来发展成“杀宋”，袁世凯显然蒙在鼓里。洪述祖打着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做出这些勾当，袁也是有口说不清。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既然袁世凯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那么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大胆地提出，此人正是宋教仁的党内同志陈其美。
在同盟会中，陈其美算是后起之秀，1908年他才被孙中山派回上海。但陈其美行事果决，做事非常大胆，当时就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结交广泛，尤其与黑道中人过从甚密。前文已述，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极其密切。辛亥革命打响后，陈发动上海商团、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响应，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为沪军都督。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部长，江苏都督一职交给了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不过陈其美没有到北京上任，仍然滞留上海。上海还是他的势力范围。从破获“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直是国民党在主导整个破案过程。
前文提到，“宋案”发生两天，武士英和应桂馨就被捉拿归案，但举报人王阿发却在法庭上被应桂馨问得张口结舌，漏洞百出。张耀杰认为，王阿发是一个假线人。“如王阿发所述，他以前是保险经纪人，从没有做古董生意的经验。他说自己兜售的字画是东清铁路拓鲁生给他的，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这显然不能理解为是个巧合。应桂馨提到，王阿发找他时，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吴乃文是一个关键的神秘人物，他既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人，也是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人，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陈其美谍报科的一名三等科员。”张耀杰认为，吴乃文、陈玉生等人物色了失业兵痞武士英当凶手的同时，也选好了假线人王阿发。更可疑的是，案发后吴乃文、陈玉生等人虽都被抓到，但并没有上庭，也没有关于他们后续的任何报道。
那么应桂馨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张耀杰说，应桂馨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宋教仁被刺前一周，黄兴还令应桂馨经手将60万元公债中的50万元转给宋教仁做竞选经费，其余10万元则存到应名下。“这么密切的关系，怎么可能跟洪述祖见了几面就倒戈了呢？”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应桂馨利用洪述祖想招安帮会的契机与他搭上关系，并一步一步把洪引向杀宋的局中。“应桂馨没想到的是陈其美最后把他给抛出去了。”不过，二次革命以后，上海局势大乱，陈其美率军撤走前还是放了应一马，应趁乱越狱了。原本押在租界监狱的武士英后来被引渡给中方，关押在江苏海运局，由六十一团看押。可是，仅仅两天后，武士英就死在狱中。张耀杰认为，武士英的死，陈其美也难逃干系。
同为革命同志，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张耀杰认为，宋教仁主张与北方的袁世凯合作搞议会政治，国民党中许多激进派是反对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陈其美。在陈其美等人看来，唯有武力推翻袁世凯，才算真正的革命成功。因此，在宋教仁北上时，他暗下杀手，并嫁祸给袁世凯，从而找到继续革命的口实。事实证明，1913年7月他们便发动了二次革命。
其实，自宋教仁遇害后，就一直有人指认陈其美是幕后黑手。时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袁克文在《辛丙秘苑》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宋教仁即将北上时，在饯行宴会上陈其美问他如何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应桂馨听后大骂说：“你这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还掏出了手枪。宋教仁面无惧色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一场聚会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在尚小明看来，作为利益关系方，袁克文为乃父开脱，他的说法并不足信。“说陈其美杀了宋教仁，证据不足。”
在尚小明的解释中，陈其美、应桂馨等人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尚小明说，陈其美光复上海，帮会势力绝对是他倚重的对象之一。但帮会成员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袁世凯都致力于剿灭帮会。应桂馨为首的帮会在革命中出钱出力支持革命党，革命成功后自然希望得到回报。当唐绍仪内阁任命陈其美做工商部部长时，应桂馨等人曾经提出要跟陈其美到北京去做官。可陈其美认为他们不够格，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继续学习。应桂馨大有被卸磨杀驴之感，因此记恨上了陈其美。应桂馨与陈其美的最大差别是，陈其美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应桂馨没有。因此，他在陈其美处得不到好处后，马上转投袁世凯。此时，正好碰上洪述祖奉命到南方剿灭帮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应桂馨就这样被洪述祖招安了。
既然袁世凯和陈其美都不是“宋案”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唯一主谋。
在应与洪的往来电函中，3月13日应桂馨曾写道：“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句话历来被认为是从“毁宋名誉”升级为“伤宋性命”的标志性转变。也就是说，“杀宋”最初的动议是应桂馨提出的。但尚小明指出，其实早在3月6日，洪述祖就在电报中暗示对宋教仁采取激烈行动。电报原文这样写道：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 (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件，并如何决议办法 (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观川启。
三月六日
尚小明解释，这封电报之前，洪述祖一直在催促应桂馨快将构陷“孙黄宋”的黑材料寄过来。这封信中除了催促，他还举了一个“除邓”的例子。1912年，邓家彦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经常鼓吹共和。后来，他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洪述祖举邓家彦为例，是要告诉应桂馨如何才能从北京政府那里骗到钱。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的报章先邮寄过来，并提“除邓”的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他的死讯，这样才好领款。后面洪述祖又向应提出一个办法，即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那么应就可以乘机下手。怎样下手呢？他又举了邓的例子。既然前文说到要邓的死讯，如何对付下手，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封电报可以看作洪述祖对于应桂馨隐晦的暗示，此后一周应桂馨似有所悟，开始着手安排“刺宋”，并在3月13日明确提出“去宋”。因此，尚小明认为率先提出杀宋教仁的是洪述祖。
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宋教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知道袁世凯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其为“党同伐异”、“一室操戈”。为了迎合袁世凯，他自作主张地走了这步险棋。洪述祖这样的前清官吏与袁世凯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因此，洪述祖杀宋既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披了一张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尚小明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激烈争斗的一个反映。
应桂馨越狱后，不知死活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讨赏，结果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在往来京津的列车上。1914年，辞职后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1916年，陈其美被张宗昌派来的刺客暗杀。同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中病逝。
而刺宋案的始作俑者洪述祖，反而活得最长。应桂馨被捕后，他就立刻躲进青岛的租界中，从此隐姓埋名不敢露面。直到1917年，与“宋案”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他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于是到上海做买卖，谁知竟然在上海街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抓了个正着。后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经过一年的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当时，民国废除斩首实行绞刑，为此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洪述祖就成了民国第一个被实行绞刑的人。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但是“宋案”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至今仍笼罩在疑云之中。
以前，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国民党取得国会多数席位后就要将袁世凯赶下台，所以袁世凯视宋为眼中钉，但事实上袁宋二人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坏。当时的记者黄远生在《春云再展之政局》中记载，当秘书报告袁世凯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愕然道：“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尚小明告诉记者，与国民党内其他人相比，宋教仁确实属于温和派。宋教仁很支持袁世凯转正做正式大总统。被刺前一周他还对采访记者说：“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在上海尚贤堂演说时，他曾表示：“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
自民初以来，袁世凯一直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政治策略。既然宋教仁明确表示支持他，按说他也没有必要采取激烈手段除宋。
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国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问题，袁世凯也早已做好了部署。当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三党合并后，应能在国会中给袁世凯很大支持。分化国民党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如果能招安一些国民党议员，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支持率应该不低。可是，这些计划都因宋教仁的突然遇刺而中止了。甚至许多原本支持袁世凯的人，也因怀疑他与“宋案”有关，而对他退避三舍。可以说，宋教仁遇刺对袁世凯的影响相当负面。
退一万步讲，即便袁世凯真有心杀宋，也不会挑宋教仁即将北上的时候下手。因为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发电报催宋来京，商量召开国会的事儿。熟悉民初政治格局的人都知道，上海传统上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袁世凯若真有心杀宋教仁，等他到北京再下手，要方便得多。
后来，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记录，袁世凯曾说，我如果真想杀宋教仁，有的是方法，何必在招他来京时动手。这不明显是授人以柄吗？傻瓜也不会做这种事儿。更何况孙文、黄兴、陈其美都反对我，我都不杀，独杀一个对我有利的宋教仁吗？
尚小明认为，袁世凯要对付的是国民党欲实行的政党内阁主张，而非国民党中某个人，杀一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政见分歧。宋一死反而会让国民党人更加坚定其主张，这一点袁世凯心中非常明白。因此，当洪述祖向袁世凯提议“收拾”反对党一二人时，袁世凯斥责道：“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
那么，袁世凯在“宋案”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向应桂馨购买宋教仁的丑闻，袁世凯是知情的，但后来发展成“杀宋”，袁世凯显然蒙在鼓里。洪述祖打着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名义做出这些勾当，袁也是有口说不清。
到底谁是幕后黑手
既然袁世凯不是“杀宋”的幕后主使，那么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耀杰大胆地提出，此人正是宋教仁的党内同志陈其美。
在同盟会中，陈其美算是后起之秀，1908年他才被孙中山派回上海。但陈其美行事果决，做事非常大胆，当时就有“四捷”之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结交广泛，尤其与黑道中人过从甚密。前文已述，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极其密切。辛亥革命打响后，陈发动上海商团、帮会势力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响应，为光复上海立下汗马功劳。上海光复后，他被推为沪军都督。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其美被任命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部长，江苏都督一职交给了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不过陈其美没有到北京上任，仍然滞留上海。上海还是他的势力范围。从破获“宋案”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直是国民党在主导整个破案过程。
前文提到，“宋案”发生两天，武士英和应桂馨就被捉拿归案，但举报人王阿发却在法庭上被应桂馨问得张口结舌，漏洞百出。张耀杰认为，王阿发是一个假线人。“如王阿发所述，他以前是保险经纪人，从没有做古董生意的经验。他说自己兜售的字画是东清铁路拓鲁生给他的，拓鲁生正是当天送宋教仁上火车的四人之一。这显然不能理解为是个巧合。应桂馨提到，王阿发找他时，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吴乃文是一个关键的神秘人物，他既是给王阿发写介绍信的人，也是现场指挥武士英杀人的人，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陈其美谍报科的一名三等科员。”张耀杰认为，吴乃文、陈玉生等人物色了失业兵痞武士英当凶手的同时，也选好了假线人王阿发。更可疑的是，案发后吴乃文、陈玉生等人虽都被抓到，但并没有上庭，也没有关于他们后续的任何报道。
那么应桂馨又扮演什么角色呢？张耀杰说，应桂馨与国民党关系极深。宋教仁被刺前一周，黄兴还令应桂馨经手将60万元公债中的50万元转给宋教仁做竞选经费，其余10万元则存到应名下。“这么密切的关系，怎么可能跟洪述祖见了几面就倒戈了呢？”张耀杰认为，陈其美、应桂馨利用洪述祖想招安帮会的契机与他搭上关系，并一步一步把洪引向杀宋的局中。“应桂馨没想到的是陈其美最后把他给抛出去了。”不过，二次革命以后，上海局势大乱，陈其美率军撤走前还是放了应一马，应趁乱越狱了。原本押在租界监狱的武士英后来被引渡给中方，关押在江苏海运局，由六十一团看押。可是，仅仅两天后，武士英就死在狱中。张耀杰认为，武士英的死，陈其美也难逃干系。
同为革命同志，陈其美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张耀杰认为，宋教仁主张与北方的袁世凯合作搞议会政治，国民党中许多激进派是反对的，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陈其美。在陈其美等人看来，唯有武力推翻袁世凯，才算真正的革命成功。因此，在宋教仁北上时，他暗下杀手，并嫁祸给袁世凯，从而找到继续革命的口实。事实证明，1913年7月他们便发动了二次革命。
其实，自宋教仁遇害后，就一直有人指认陈其美是幕后黑手。时人沈翔云曾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袁克文在《辛丙秘苑》里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宋教仁即将北上时，在饯行宴会上陈其美问他如何组织国民党政党内阁。宋教仁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应桂馨听后大骂说：“你这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说着还掏出了手枪。宋教仁面无惧色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一场聚会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在尚小明看来，作为利益关系方，袁克文为乃父开脱，他的说法并不足信。“说陈其美杀了宋教仁，证据不足。”
在尚小明的解释中，陈其美、应桂馨等人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尚小明说，陈其美光复上海，帮会势力绝对是他倚重的对象之一。但帮会成员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民国建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袁世凯都致力于剿灭帮会。应桂馨为首的帮会在革命中出钱出力支持革命党，革命成功后自然希望得到回报。当唐绍仪内阁任命陈其美做工商部部长时，应桂馨等人曾经提出要跟陈其美到北京去做官。可陈其美认为他们不够格，还专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继续学习。应桂馨大有被卸磨杀驴之感，因此记恨上了陈其美。应桂馨与陈其美的最大差别是，陈其美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应桂馨没有。因此，他在陈其美处得不到好处后，马上转投袁世凯。此时，正好碰上洪述祖奉命到南方剿灭帮会。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应桂馨就这样被洪述祖招安了。
既然袁世凯和陈其美都不是“宋案”的幕后黑手，那么这个幕后黑手是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是“刺宋案”的唯一主谋。
在应与洪的往来电函中，3月13日应桂馨曾写道：“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事端……”这句话历来被认为是从“毁宋名誉”升级为“伤宋性命”的标志性转变。也就是说，“杀宋”最初的动议是应桂馨提出的。但尚小明指出，其实早在3月6日，洪述祖就在电报中暗示对宋教仁采取激烈行动。电报原文这样写道：
夔弟足下：近日叠接下关所发二月廿五号各信 (计五件，并《民强》领纸)，又接上海顺德里信，又驻沪巡署信计二件。此刻内中财政万窘，而取之法，手续不甚完好。如除邓一案，须将其反对各报先期邮件，并如何决议办法 (此刻近于无征不信)，并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方是正办。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无有，连抄本亦未到，殊难启齿。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譬如邓系激烈，似较好办)，方可乘机下手也……观川启。
三月六日
尚小明解释，这封电报之前，洪述祖一直在催促应桂馨快将构陷“孙黄宋”的黑材料寄过来。这封信中除了催促，他还举了一个“除邓”的例子。1912年，邓家彦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经常鼓吹共和。后来，他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洪述祖举邓家彦为例，是要告诉应桂馨如何才能从北京政府那里骗到钱。也就是说，若要“除邓”领款，必须将登载“邓”反对政府的报章先邮寄过来，并提“除邓”的办法，“除邓”之后还要在《民强报》登他的死讯，这样才好领款。后面洪述祖又向应提出一个办法，即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举，那么应就可以乘机下手。怎样下手呢？他又举了邓的例子。既然前文说到要邓的死讯，如何对付下手，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封电报可以看作洪述祖对于应桂馨隐晦的暗示，此后一周应桂馨似有所悟，开始着手安排“刺宋”，并在3月13日明确提出“去宋”。因此，尚小明认为率先提出杀宋教仁的是洪述祖。
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杀宋教仁呢？尚小明认为，洪述祖知道袁世凯反对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称其为“党同伐异”、“一室操戈”。为了迎合袁世凯，他自作主张地走了这步险棋。洪述祖这样的前清官吏与袁世凯之间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袁世凯失势，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因此，洪述祖杀宋既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但也披了一张维护共和、维护民国的外衣。尚小明认为，这也可以看作是辛亥鼎革以来官僚党与革命党激烈争斗的一个反映。
应桂馨越狱后，不知死活地跑到北京向袁世凯讨赏，结果被袁世凯派人刺死在往来京津的列车上。1914年，辞职后的赵秉钧在天津寓所暴毙。1916年，陈其美被张宗昌派来的刺客暗杀。同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中病逝。
而刺宋案的始作俑者洪述祖，反而活得最长。应桂馨被捕后，他就立刻躲进青岛的租界中，从此隐姓埋名不敢露面。直到1917年，与“宋案”有关的人都已经过世，他以为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于是到上海做买卖，谁知竟然在上海街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抓了个正着。后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经过一年的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当时，民国废除斩首实行绞刑，为此还专门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绞刑机，洪述祖就成了民国第一个被实行绞刑的人。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所有人都已作古，但是“宋案”留下的诸多未解之谜，至今仍笼罩在疑云之中。
杀陶成章就是先例。
在南洋的时候，孙大炮就扬言想雇杀手干掉陶成章了。两人矛盾早已经公开化了。
南洋筹款孙认为归自己独占，陶成章没打招呼捞过界了，自行来集会南洋华侨筹资回国，打破了大炮垄断借反清革命的利益。
另外，在南洋华侨处，陶无情的揭露孙借口骗取革命经费，导致前线起义同志白白牺牲。
并联合宣布废除孙大炮的总理职位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在南洋的时候，孙大炮就扬言想雇杀手干掉陶成章了。两人矛盾早已经公开化了。
南洋筹款孙认为归自己独占，陶成章没打招呼捞过界了，自行来集会南洋华侨筹资回国，打破了大炮垄断借反清革命的利益。
另外，在南洋华侨处，陶无情的揭露孙借口骗取革命经费，导致前线起义同志白白牺牲。
并联合宣布废除孙大炮的总理职位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本文摘自《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7年秋天，陶成章联合流亡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革命者组成“东亚万国同盟会”，推章太炎为会长。1908年4月到7月，陶成章一度接办《民报》，主编了20号至22号，共三期。当年9月，陶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不答应。陶表示不满，“观其行事，多不能中历物之意”。陶到华侨比较集中的坝罗，得到的捐款也很少，其中原因他在1909年3月写信给李燮和中说得明白，孙中山的亲信汤伯令演说时说，“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于是会友疑且信，本可筹至千金，于是遂仅三百数十元。……弟本不说中山坏事，……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现今所筹者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
接着，陶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陈告诉他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事。陶感到孙中山难以共事，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说，并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南洋群岛因此无不知有陶成章其人，“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又是益切”。陶在英、荷兰所属南洋各地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中山、胡汉民写信阻止，孙甚至指控陶是保皇党，还有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原是兴中会人，在南洋教书，有威望，也对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不满，于是他们携手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200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山“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1908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说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中山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三是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本文摘自《主角与配角》 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1907年秋天，陶成章联合流亡在印度和东南亚一带的革命者组成“东亚万国同盟会”，推章太炎为会长。1908年4月到7月，陶成章一度接办《民报》，主编了20号至22号，共三期。当年9月，陶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作函介绍，孙不答应。陶表示不满，“观其行事，多不能中历物之意”。陶到华侨比较集中的坝罗，得到的捐款也很少，其中原因他在1909年3月写信给李燮和中说得明白，孙中山的亲信汤伯令演说时说，“陶君来此，不过来游历而已，并非筹款而来。于是会友疑且信，本可筹至千金，于是遂仅三百数十元。……弟本不说中山坏事，……至是逼弟至无可奈何，不得不略陈一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正苦恼万分，现今所筹者不足三千元，且多未寄出，暗杀、暴动，两无可办。”
接着，陶遇到对孙中山不满的《中兴报》执事员陈威涛，陈告诉他许多有关孙中山的事。陶感到孙中山难以共事，决定独自行动，到缅甸、爪哇等地演说，并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南洋群岛因此无不知有陶成章其人，“而孙文妒忌先生之心，亦又是益切”。陶在英、荷兰所属南洋各地的活动确实引起了孙中山的反感，孙中山、胡汉民写信阻止，孙甚至指控陶是保皇党，还有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原是兴中会人，在南洋教书，有威望，也对孙中山“以诈术待人”不满，于是他们携手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计划发起“倒孙”运动。
1909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指出：“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一则以为两广洪门尽属其支配，一则以为南洋各埠多有彼之机关，华侨推崇，巨款可集，天大梦想，如此而已。……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然后列举孙中山三大“罪状”，十四件事实：
第一大“罪状”是“残贼同志”，共有五件事，一是河口起事，孙中山在槟榔屿报销了30万，在新加坡则说是8万，“盖因地制宜而说谎话”，河口同志为法国人不容，来到新加坡，当地同志责问何姓的镇南关粮台，既有8万军饷，何故退兵。何很愤怒，因为压根就没有这笔款，他们在河口自筹了2万，还被胡汉民取走五千。从河口、镇南关、钦州、廉州亡命到新加坡的同志相约签名、公布此事，共有200多人签名。曾参与孙中山在惠州发动起义的曾直卿虽然也是反对孙中山之人，但“恐碍于团体名誉，为反对党及官府所见笑”，劝止他们。孙中山得到消息，嘱人到知英国华民政务司告密，“目为在埠抢劫之强徒，凡八人，欲掩执之，幸有告者，乃始得免，而逃避香港（类此者尚多）”。
二是河口、镇南关退出的同志到新加坡后身无分文，欲卖身作猪仔，新加坡的同志与孙中山商量，共同设法，孙说：“听之可也，不必管他。”新加坡同志不忍心，筹款替他们赎身。孙中山却“借此招呼同志之名目，向各埠筹款，名之曰善后事宜”。
三是广西参将梁秀清因故投身革命党，孙中山常利用他，设法愚弄，梁愤怒，得罪了孙中山。当他到新加坡，孙中山“密嘱其党某某某欲毒之以灭口，事为某某某兄所知，密以告梁，乃得不死（类此者尚多）”。
四是潮州志士许君秋本是资本家，倾家革命，黄冈起义他得到孙中山给的三千元经费，孙却对同志称是七八万。许因为经费不足，自行向暹罗筹款，孙中山“恶之，尽力诋毁”，甚至向警察举报许家窝藏窃贼，许等正好外出才得免。
五是凡反对孙中山的人，他都诬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对陶成章就是。
第二大“罪状”是“蒙蔽同志”，共列举了三项事实，一是南洋《中兴报》实际上只是孙中山“一人之机关而已”，对于《民报》说是筹款困难，对《中兴报》则“集款至于再而至于三”，目的要使南洋华侨看不到他掌握不了的报纸。二是日本东京是同盟会总部所在，自1908年以来孙中山在南洋创立支部，通知南洋各地凡是有来自东京或内地筹款、游历的，都以支部长的介绍信为凭，否则不准招待。向他们要介绍信，“多不肯，或依违其词”。三是安南同志有倾家资助革命，将家产抵押到银行的，而河口的军饷却并无保障，事后孙中山又以弥补安南同志的名义，向各埠筹款，“或称尚缺五万，或称尚缺三万，或称尚缺二万，或称尚缺万余，其所以多寡不一之故，亦是因地制宜之道使然也”。实际上“筹款者自筹款，而倾家者自倾家，何尝有一毫之补助”。
第三大“罪状”是“败坏全体名誉”，其中列举四事为证，一是不顾全体名誉，污蔑至于不可名状，孙中山说到离日之前接受一万四千元赠款，被东京党人得知，大起攻击，“夫各为同志，则各有权利义务，乃不期东京一二同志，分财则讲平等，而义务则责我一人当之，办事也，筹款也，惟我是问。而我于自行筹款之外，又要筹款以顾各地之同志，东京以许多人不能顾一《民报》，我力稍不及顾，则为众谤之的矣”，这有孙中山的亲笔书信。二是新加坡有资本家陈某愿出资二千支持革命党，中山与陈素无关系，他与居中联系的人约定取得此款二八分，他得一千六，对方四百，款到之后，此人全数交给孙中山，未说分利之事。此后其人自往暹罗运动，孙中山竟写信给有关人说此人是“棍骗”。三是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成立支部，凡入会的都要收会底金三元，主盟人分给半元，介绍人分半元，“以分利之举诱人”。四是借内地革命军名目发行军债票，还有保护票，在南洋各地发行，有多至数百金一张，也有五六元一张，发售之时有八九折的，也有六七折、五六折的，代派发行的人也有分利。
为此，陶成章他们提出开除孙中山的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
wenxf 发表于 2016-6-17 19:28
袁世凯还没糊涂，就不会杀宋教仁给人口实，事实上宋教仁遇刺利益最大化的反倒是KMT内部的孙大炮和陈其美获 ...
袁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孙中山曾打算出卖铁路经营权换取外国借款以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于是袁世凯要下令通缉“贪污犯”。
素以暗杀为本的大炮党，难脱不了自导自演苦肉计，好借口发动内战，避免贪污百万银两铁路经费的丑闻，另外，宋教仁跟孙也尿不到一壶里。
孙把总统位让给实力强大的袁大头，北洋为政治上拉拢黑龙会中国有限公司，只好拔巨款给其借口修铁路，谁知南黑帮当成北军阀优待清室一样的政治补尝待遇，贪污巨量而一寸铁路未修，袁大头在北洋派系压力下，不得不表态追查贪污犯罪，而孙大炮一派逼迫无奈，宋教仁结果就悲催了，内战爆发了。
wenxf 发表于 2016-6-17 19:28
袁世凯还没糊涂，就不会杀宋教仁给人口实，事实上宋教仁遇刺利益最大化的反倒是KMT内部的孙大炮和陈其美获 ...
袁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孙中山曾打算出卖铁路经营权换取外国借款以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于是袁世凯要下令通缉“贪污犯”。
素以暗杀为本的大炮党，难脱不了自导自演苦肉计，好借口发动内战，避免贪污百万银两铁路经费的丑闻，另外，宋教仁跟孙也尿不到一壶里。
孙把总统位让给实力强大的袁大头，北洋为政治上拉拢黑龙会中国有限公司，只好拔巨款给其借口修铁路，谁知南黑帮当成北军阀优待清室一样的政治补尝待遇，贪污巨量而一寸铁路未修，袁大头在北洋派系压力下，不得不表态追查贪污犯罪，而孙大炮一派逼迫无奈，宋教仁结果就悲催了，内战爆发了。
袁这锅背的。他要真想用武力解决的话，北洋六镇的雄兵直接碾过去不就得了。何须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大头滴嫌疑还没大炮多，反正袁某屎盆子够多了，也不多这一个
孙文的革命先行者地位，还有统战炮党余孽的作用（现在看来，在台湾本土势力打压下，余孽的统战价值不大），大头是彻底名声臭了己没价值了。
孙文的革命先行者地位，还有统战炮党余孽的作用（现在看来，在台湾本土势力打压下，余孽的统战价值不大），大头是彻底名声臭了己没价值了。
孙大炮的锅让袁大头来背，这事不妥。
国民党才是暗杀流政党，杀了宋 最大得利者也是大炮，袁大头犯得着去杀宋么？
wenxf 发表于 2016-6-17 19:28
袁世凯还没糊涂，就不会杀宋教仁给人口实，事实上宋教仁遇刺利益最大化的反倒是KMT内部的孙大炮和陈其美获 ...
不排除袁世凯自己想干不敢干，下面的人揣摩上意就干了的可能
袁世凯还没糊涂，就不会杀宋教仁给人口实，事实上宋教仁遇刺利益最大化的反倒是KMT内部的孙大炮和陈其美获 ...
不排除袁世凯自己想干不敢干，下面的人揣摩上意就干了的可能
JudgementDay 发表于 2016-6-17 23:52
不排除袁世凯自己想干不敢干，下面的人揣摩上意就干了的可能
基本不可能，当时孙大炮和萝莉控党那帮余孽，已经因为贪污被政府通缉抓捕，名声迎风臭百里，章太炎和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不屑一顾。暗杀宋教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自身人品也不差的人实在不能理解。
不排除袁世凯自己想干不敢干，下面的人揣摩上意就干了的可能
基本不可能，当时孙大炮和萝莉控党那帮余孽，已经因为贪污被政府通缉抓捕，名声迎风臭百里，章太炎和很多民主党派人士都不屑一顾。暗杀宋教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自身人品也不差的人实在不能理解。
wenxf 发表于 2016-6-17 23:57
基本不可能，当时孙大炮和萝莉控党那帮余孽，已经因为贪污被政府通缉抓捕，名声迎风臭百里，章太炎和很多 ...
不好说啊
那些急着当太子、当从龙功臣的，会觉得宋教仁搞这个宪政要是成功了对老袁登上皇位不利，从而干掉他也没啥不可能
当然无论如何，我同意袁世凯老谋深算不会傻到干这种事情
基本不可能，当时孙大炮和萝莉控党那帮余孽，已经因为贪污被政府通缉抓捕，名声迎风臭百里，章太炎和很多 ...
不好说啊
那些急着当太子、当从龙功臣的，会觉得宋教仁搞这个宪政要是成功了对老袁登上皇位不利，从而干掉他也没啥不可能
当然无论如何，我同意袁世凯老谋深算不会傻到干这种事情
难道不是炮哥主使干掉宋教仁的？
不好说啊
那些急着当太子、当从龙功臣的，会觉得宋教仁搞这个宪政要是成功了对老袁登上皇位不利，从而 ...
老袁那时候还是只想当个实权总统地
称帝是打垮了铁路巨贪团伙，统一全国后在各地捧杀般支持下的头昏脑涨。
那些急着当太子、当从龙功臣的，会觉得宋教仁搞这个宪政要是成功了对老袁登上皇位不利，从而 ...
老袁那时候还是只想当个实权总统地
称帝是打垮了铁路巨贪团伙，统一全国后在各地捧杀般支持下的头昏脑涨。
老美对这个价码兴趣不大，日本黑龙会那边“满蒙任取之”条件胃口极大，但后来对孙支持力度不够好，而且日本还企图用二十一条跟袁世凯谈，抛弃支持炮党。屡次起兵失败后，孙后来找到苏联，苏联的价码开的很不错，仅要外蒙古独立和旅顺港中东铁路即可，比日本的价少了内蒙和东三省的领土要求。于是，黄埔军校和广州国民政府，有了苏军军事顾问、苏联党政指导、苏联制式武器、苏联卢布经费。
倒戈的立宪派、地方督抚实力作、改革派、工业实干家、皇汉民族主义者、西化民主革命信仰者、起义新军、理想主义者们，
觉得自身资历浅口号轻，把辛亥革命成果拱手让给回国的孙大炮和帮会兄弟。
结果黑帮分子用革命成果，跟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北洋军阀也精明，先打垮革命党，再留口气利用态势来逼迫清室让权，结果取得政权。但北洋中有不少人反对紫禁城养一群遗老，南边再养一群贪污犯，搜刮全国的民脂民膏来供奉这些政治蛀虫，结果引发内战这是后话。
再说黑帮在南方渗透革命，通过排挤暗杀等手段，来逐渐对付理想主义者，陶成章等革命党下场就是被青帮头目杀戮夺权。再用造反数次发动内战，来夺取更大的权力。
宋教仁这种真正理想主义者，无论生死，都逃避不了被野心者利用。
老美对这个价码兴趣不大，日本黑龙会那边“满蒙任取之”条件胃口极大，但后来对孙支持力度不够好，而且日本还企图用二十一条跟袁世凯谈，抛弃支持炮党。屡次起兵失败后，孙后来找到苏联，苏联的价码开的很不错，仅要外蒙古独立和旅顺港中东铁路即可，比日本的价少了内蒙和东三省的领土要求。于是，黄埔军校和广州国民政府，有了苏军军事顾问、苏联党政指导、苏联制式武器、苏联卢布经费。
倒戈的立宪派、地方督抚实力作、改革派、工业实干家、皇汉民族主义者、西化民主革命信仰者、起义新军、理想主义者们，
觉得自身资历浅口号轻，把辛亥革命成果拱手让给回国的孙大炮和帮会兄弟。
结果黑帮分子用革命成果，跟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北洋军阀也精明，先打垮革命党，再留口气利用态势来逼迫清室让权，结果取得政权。但北洋中有不少人反对紫禁城养一群遗老，南边再养一群贪污犯，搜刮全国的民脂民膏来供奉这些政治蛀虫，结果引发内战这是后话。
再说黑帮在南方渗透革命，通过排挤暗杀等手段，来逐渐对付理想主义者，陶成章等革命党下场就是被青帮头目杀戮夺权。再用造反数次发动内战，来夺取更大的权力。
宋教仁这种真正理想主义者，无论生死，都逃避不了被野心者利用。
大头冤枉。不说宋案，后来大头玩的那个不选袁大总统就不让议员们出去的手段，被人喷的那么惨，不还是跟炮党学的吗！当年南京的临时正副，国会通不过法案，不就是黄兴带兵要求议员们必须按炮党说的投票！要不然北洋那一帮老官僚哪里会知道民主政治还能这样玩？
老袁那时候还是只想当个实权总统地
称帝是打垮了铁路巨贪团伙，统一全国后在各地捧杀般支持下的头昏脑 ...
民国奇人之一的杨度在袁称帝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称帝是打垮了铁路巨贪团伙，统一全国后在各地捧杀般支持下的头昏脑 ...
民国奇人之一的杨度在袁称帝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看看临时约法，就是画个饼给大头，和现在国民党民进党及宋楚瑜一起花大饼给大陆片好处何其相似！
大头比孙更爱国。
大头的可能性很低
不是萝莉控还会是谁？
中国官方主流史书和学校历史课本上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的说法，声称宋是大头派人杀的。显然是统战的需要。
袁世凯要暗杀的话，直接杀了孙大炮，那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袁世凯又不傻。
袁世凯又不傻。
宋教仁究竟死于哪方之手还未可知呢！
基本就是大炮的杰作，，，，
基本就是大炮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