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执法，公民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原标题：面对执法，公民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近日，一则名为“深圳街头俩女孩未带身份证被强制传唤”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一边开车，一边与车后座两名女子争吵。该男子言辞激烈，并不时出现侮辱性词句。11日零时许，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当事民警已经被停职，分局领导和当事民警经过诚恳道歉，已获得当事人理解（见本报6月11日A08版报道）。

从当地警方截止目前的回应看，一是道歉姗姗来迟，更像只是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如有网友质疑的，“这个结果发生在视频中事件发生的二十天后。在这二十天时间里，没有网络曝光，没有媒体关注，涉事民警在正常工作，公安分局局长更没想过他今天需要道歉。”二是，缺乏诚意。当事民警辩称“自己是把两个女孩当孩子对待的”，但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当事民警在视频中诸如：“你就必须配合我，你就记住这一条，今天是你自己犯贱。”“我还怀疑你是男人，你xx上女厕所干嘛，你脱衣服给我看下。”“把你跟那些艾滋病，跟小偷，跟强盗关在一起，我让你慢慢去享受。”这些涉嫌侮辱、骚扰、胁迫公民的嚣张之语，哪句像是对（自己）孩子说的话？

“雷洋事件”发生后，我在　　一个名为“法律先生”的微信公号上，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他（雷洋）做了什么，他找没找小姐，他是否对不起他的老婆，与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我们还不至于八卦到要去刺探与我们完全不沾边的人的生活。但是，警察对他做了什么，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希望知道，警察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是因为加诸他身上的行为，也有可能加诸我们身上；让他发生的事故，也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雷洋之死，我们要的真相，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深圳宝安此次事件，就后果而言，虽与之前的“雷洋事件”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背后其实都涉及到了警察执法权问题。而公众对类似事件之所以关注，也正因为，无论是雷洋，还是新闻中深圳街头的这两个女孩，他们都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所遭遇的恐惧，尤其容易让我们感同身受。

公民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才能逛街的义务，《警察法》等相关法律，对于哪些情形下警察可以盘查公民，有明确限定。至于具体程序，《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四条规定：“民警执行盘查任务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未着制式服装的，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应当向被盘查人敬礼并告知：‘我是xx（单位）民警，现依法对你进行检查，请你配合。’盘查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民警应当向被盘查人敬礼，并说‘谢谢你的合作’，礼貌让其离去。”显然，面对任何来路不明的盘查和挟持，我们都有权拒绝。

浙江“张氏叔侄案”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用了十年时间才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张高平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换言之，你是警察，你的家人未必都是警察；一旦脱下警服，或者离开管辖区域，每个警察自己也可能成为被执法对象。对警察权的规制，应保护而非削弱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即使对于警察群体自身公民权利而言，也同样重要。

多年前，《南风窗》前总编辑朱学东曾在其《免于恐惧的自由》文章中提到，“社会管理中沉积的非黑即白二元思维模式、长官意志、公权行使的随意性，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你不去找麻烦，麻烦可能找上你，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恩赐的，是争得的。理性的争取方法，是回到法律的框架，通过合法的方法，追求并保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从身边的小事情开始做起，遇到侵害我们权利的行为，用法律来抗争。当然，是否有效，取决于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坚持。如果我们都能够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想，免于恐惧的自由最终是能够获得的。”如今看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自觉，媒体（包括网络自媒体）监督渠道的多样化，每个人“都能够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依然是通往“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必由之路。http://news.ifeng.com/a/20160613/48961534_0.shtml原标题：面对执法，公民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近日，一则名为“深圳街头俩女孩未带身份证被强制传唤”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一名身穿警服的男子一边开车，一边与车后座两名女子争吵。该男子言辞激烈，并不时出现侮辱性词句。11日零时许，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当事民警已经被停职，分局领导和当事民警经过诚恳道歉，已获得当事人理解（见本报6月11日A08版报道）。

从当地警方截止目前的回应看，一是道歉姗姗来迟，更像只是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如有网友质疑的，“这个结果发生在视频中事件发生的二十天后。在这二十天时间里，没有网络曝光，没有媒体关注，涉事民警在正常工作，公安分局局长更没想过他今天需要道歉。”二是，缺乏诚意。当事民警辩称“自己是把两个女孩当孩子对待的”，但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当事民警在视频中诸如：“你就必须配合我，你就记住这一条，今天是你自己犯贱。”“我还怀疑你是男人，你xx上女厕所干嘛，你脱衣服给我看下。”“把你跟那些艾滋病，跟小偷，跟强盗关在一起，我让你慢慢去享受。”这些涉嫌侮辱、骚扰、胁迫公民的嚣张之语，哪句像是对（自己）孩子说的话？

“雷洋事件”发生后，我在　　一个名为“法律先生”的微信公号上，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他（雷洋）做了什么，他找没找小姐，他是否对不起他的老婆，与我们的生活没多大关系，我们还不至于八卦到要去刺探与我们完全不沾边的人的生活。但是，警察对他做了什么，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希望知道，警察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是因为加诸他身上的行为，也有可能加诸我们身上；让他发生的事故，也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雷洋之死，我们要的真相，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深圳宝安此次事件，就后果而言，虽与之前的“雷洋事件”不能相提并论，但两者背后其实都涉及到了警察执法权问题。而公众对类似事件之所以关注，也正因为，无论是雷洋，还是新闻中深圳街头的这两个女孩，他们都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所遭遇的恐惧，尤其容易让我们感同身受。

公民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才能逛街的义务，《警察法》等相关法律，对于哪些情形下警察可以盘查公民，有明确限定。至于具体程序，《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第四条规定：“民警执行盘查任务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未着制式服装的，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应当向被盘查人敬礼并告知：‘我是xx（单位）民警，现依法对你进行检查，请你配合。’盘查排除违法犯罪嫌疑的，民警应当向被盘查人敬礼，并说‘谢谢你的合作’，礼貌让其离去。”显然，面对任何来路不明的盘查和挟持，我们都有权拒绝。

浙江“张氏叔侄案”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用了十年时间才为自己讨回公道的张高平说：“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换言之，你是警察，你的家人未必都是警察；一旦脱下警服，或者离开管辖区域，每个警察自己也可能成为被执法对象。对警察权的规制，应保护而非削弱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即使对于警察群体自身公民权利而言，也同样重要。

多年前，《南风窗》前总编辑朱学东曾在其《免于恐惧的自由》文章中提到，“社会管理中沉积的非黑即白二元思维模式、长官意志、公权行使的随意性，加剧了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你不去找麻烦，麻烦可能找上你，每个人都可能是弱势群体。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是恩赐的，是争得的。理性的争取方法，是回到法律的框架，通过合法的方法，追求并保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从身边的小事情开始做起，遇到侵害我们权利的行为，用法律来抗争。当然，是否有效，取决于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和坚持。如果我们都能够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我想，免于恐惧的自由最终是能够获得的。”如今看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自觉，媒体（包括网络自媒体）监督渠道的多样化，每个人“都能够起来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依然是通往“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必由之路。http://news.ifeng.com/a/20160613/48961534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