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到共和国

明末的问题，是中国华夏文明里面，出了个长江下游以南与运河联运的环太湖副文明，在这个区域，气候得宜，夏天热不死，冬天冷不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水网密布鱼虾繁盛，提供本区域充足的蛋白质与热量，无论是灌溉还是出行都很便利。自晋宋以来几次政治中心南移，带来技术与组织方式，厚植农桑带来了区域比较经济优势，发展出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主要包括农产品、丝绸棉布、瓷器漆器、以木材玉石为原料的奢侈品，长江与大运河到环太湖不受打扰的水路联运使这里成为古代中国农耕条件下的经济活跃地带。

但它的不足也显而易见，首先它的面积并不大，南不过绍兴北不过金陵西不过徽州，大约十万平方公里，东边大海，西面大别山起伏的丘陵，北边被长江阻挡，南面则被武夷山隔开，对于军事行动并不难以克服，但对经济活动却足以构成困难。和一整块的华北大平原比，这本来并不是最好的文明孕育地；和川蜀盆地比，也不是农耕时代难以逾越的天险；尤其是它离主要能源产地过于遥远，使之不能因为商业繁荣而充分利用越来越需要的高密度能量---煤，那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山西；也不能大规模获得工具改良的原料---铁，那要么得向北越过秦岭，要么得向南穿过武夷，因此不能从使用中积累技术获得农耕时代迈向集约化前工业时代的势能。本质上，它只是在自我重复，通过堆砌劳动总量提升商品价值，而非劳动效率。

这个区域自给自足且自我循环，远离对国家抱有敌意的异端，发展出了繁复的手工业、流行时尚、填满区域每个角落的服务业，相比帝国其它角落产生阶级阶梯最多的区域社会，足够滋养一个有着相同精致生活亦官亦商的士族阶层。处于这个国家利润链条顶端的生活方式开始产生财富虹吸现象，尽管它富集的人口，地理资源、劳动力配置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偏好，并不十分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未来。读书，做官，兜售高溢价的流行物，仿佛这里就是整个世界。

一个文明通常由条件便利物产丰富的地带孕育出来，它的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通常是重叠的，如汉唐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平原灌溉区，伦敦巴黎莫斯科，大凡经过原生帝国形态的国家，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总是高度重叠。中国人自远古以来从黄河灌溉区繁衍，然后辐射到整个华北大平原，春秋战国秦汉唐，这个人口中心与技术和文化中心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冲刷，直到丧失燕山山脉保护的华北出现缺口，宋被迫迁往江南这块“天下”的边角。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有这100多年，这个地区的人和统治者同时感到生存的压力，皇帝通过他的官僚系统掌握着经济中心的方方面面，随时执鞭提醒他的子民对他们的生涯规划要做一些防卫方面的投资。

中国这个文明在大多数时候，江南是被包裹起来的一个半联接地区，向北向西向南走上一千公里都是帝国的疆域，帝国的秩序让它处在交税既是最大的不快也是大不了付钱就这么回事的错觉上，直到某一天被人剃掉精心烫出的卷发。明末就是这么回事，收支失衡，财税歉收，但抗税是一码事，抗得了税又是一码事。从江南士族代表钱谦益东林党们来看，每一分都是精打细算挣来的，是国家认可的“等价交换”得来的，这里的人普遍没有为自己的投资与收益计入安全核算，因为这部分开支在过往的一千多年里由华北关中平原的人口负担，包括大多数徭役和兵役。而有钱的富豪们出于避险或者资本增益或者追逐潮流的考虑又常常把财富从当地抽出来进入江南这个天堂，这时候明朝不幸的发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错位，它围绕政治中心建立的官僚体系对这个地方失效了，这个失效以党争的形式出现，地方利益与阶层利益明白无误的居于其中。

平心而论维护阶层利益与集团利益是合理的，包括为之产生种种的制度性演化，像澎拜专栏里说到的访单制，就有其进步的一面，但那个时空，也只是用众意向皇帝施压的方式。王岐山书记曾推荐过一本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他的本意是讲路易十六代表着更进步更友善反而被砍头，说明温和软化时候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大。我倒想引申一下，一个地区高度发展达到了社会演化的主要条件，不意味着这个演化就能够或者就应该立刻开始，除非你能够支付足够的安全成本保证这个演化不被打断。如果不能，国家有必要削足适履。（题外话，台湾社会的演化成本是由美国整个第七舰队担保支付的，算算第七舰队多少钱。）

说回江南，由于远离外界挑战，天下财富十居其八的江南财富的使用取向，被更多的应用在获得地息和利息，比赛占有更多资源的生活方式上面，慈禧修了个园林朝廷就垮了，江南那帮修了多少园子？奢靡并且毫无远见。明朝就在东林党对皇帝的抗争中倒下了。

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沿海尤其江浙沪一带的两个短板被国际大市场给弥补，一个是能源和原料，一个是有购买力的市场，这个变化的过程充分迎合了外界的需要，当然，同样也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社会层级，需要更加反应实际的精细化的治理。沿海地区感到了充满爱意暖暖的目光，上海老娘们感受到了虽然腿短，但全身散发着高贵雅利安血统的日本人的一股暖流；北京老娘们感受到了来自英国雅利安人的股股暖流；至少目前有观察认为，江南等加工发达贸易地区，产生了与明末一样的问题，作为受宠的小儿子，认为自己不需要支付安全的成本，认为人生最大的烦恼，是竟然有人不够爱自己。历史不会重复，只会螺旋形上升。


总而言之，一个文明正如伟大的剑圣托马斯说的：只有不断的挑战，才有前进的动力，挑战来得太强，或太弱，都会导致文明的覆灭。


明末的问题，是中国华夏文明里面，出了个长江下游以南与运河联运的环太湖副文明，在这个区域，气候得宜，夏天热不死，冬天冷不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水网密布鱼虾繁盛，提供本区域充足的蛋白质与热量，无论是灌溉还是出行都很便利。自晋宋以来几次政治中心南移，带来技术与组织方式，厚植农桑带来了区域比较经济优势，发展出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主要包括农产品、丝绸棉布、瓷器漆器、以木材玉石为原料的奢侈品，长江与大运河到环太湖不受打扰的水路联运使这里成为古代中国农耕条件下的经济活跃地带。

但它的不足也显而易见，首先它的面积并不大，南不过绍兴北不过金陵西不过徽州，大约十万平方公里，东边大海，西面大别山起伏的丘陵，北边被长江阻挡，南面则被武夷山隔开，对于军事行动并不难以克服，但对经济活动却足以构成困难。和一整块的华北大平原比，这本来并不是最好的文明孕育地；和川蜀盆地比，也不是农耕时代难以逾越的天险；尤其是它离主要能源产地过于遥远，使之不能因为商业繁荣而充分利用越来越需要的高密度能量---煤，那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山西；也不能大规模获得工具改良的原料---铁，那要么得向北越过秦岭，要么得向南穿过武夷，因此不能从使用中积累技术获得农耕时代迈向集约化前工业时代的势能。本质上，它只是在自我重复，通过堆砌劳动总量提升商品价值，而非劳动效率。

这个区域自给自足且自我循环，远离对国家抱有敌意的异端，发展出了繁复的手工业、流行时尚、填满区域每个角落的服务业，相比帝国其它角落产生阶级阶梯最多的区域社会，足够滋养一个有着相同精致生活亦官亦商的士族阶层。处于这个国家利润链条顶端的生活方式开始产生财富虹吸现象，尽管它富集的人口，地理资源、劳动力配置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偏好，并不十分有利于这个国家的未来。读书，做官，兜售高溢价的流行物，仿佛这里就是整个世界。

一个文明通常由条件便利物产丰富的地带孕育出来，它的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通常是重叠的，如汉唐以洛阳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北宋以开封为中心的华北平原灌溉区，伦敦巴黎莫斯科，大凡经过原生帝国形态的国家，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总是高度重叠。中国人自远古以来从黄河灌溉区繁衍，然后辐射到整个华北大平原，春秋战国秦汉唐，这个人口中心与技术和文化中心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冲刷，直到丧失燕山山脉保护的华北出现缺口，宋被迫迁往江南这块“天下”的边角。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有这100多年，这个地区的人和统治者同时感到生存的压力，皇帝通过他的官僚系统掌握着经济中心的方方面面，随时执鞭提醒他的子民对他们的生涯规划要做一些防卫方面的投资。

中国这个文明在大多数时候，江南是被包裹起来的一个半联接地区，向北向西向南走上一千公里都是帝国的疆域，帝国的秩序让它处在交税既是最大的不快也是大不了付钱就这么回事的错觉上，直到某一天被人剃掉精心烫出的卷发。明末就是这么回事，收支失衡，财税歉收，但抗税是一码事，抗得了税又是一码事。从江南士族代表钱谦益东林党们来看，每一分都是精打细算挣来的，是国家认可的“等价交换”得来的，这里的人普遍没有为自己的投资与收益计入安全核算，因为这部分开支在过往的一千多年里由华北关中平原的人口负担，包括大多数徭役和兵役。而有钱的富豪们出于避险或者资本增益或者追逐潮流的考虑又常常把财富从当地抽出来进入江南这个天堂，这时候明朝不幸的发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错位，它围绕政治中心建立的官僚体系对这个地方失效了，这个失效以党争的形式出现，地方利益与阶层利益明白无误的居于其中。

平心而论维护阶层利益与集团利益是合理的，包括为之产生种种的制度性演化，像澎拜专栏里说到的访单制，就有其进步的一面，但那个时空，也只是用众意向皇帝施压的方式。王岐山书记曾推荐过一本托克维尔的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他的本意是讲路易十六代表着更进步更友善反而被砍头，说明温和软化时候的危险比任何时候都大。我倒想引申一下，一个地区高度发展达到了社会演化的主要条件，不意味着这个演化就能够或者就应该立刻开始，除非你能够支付足够的安全成本保证这个演化不被打断。如果不能，国家有必要削足适履。（题外话，台湾社会的演化成本是由美国整个第七舰队担保支付的，算算第七舰队多少钱。）

说回江南，由于远离外界挑战，天下财富十居其八的江南财富的使用取向，被更多的应用在获得地息和利息，比赛占有更多资源的生活方式上面，慈禧修了个园林朝廷就垮了，江南那帮修了多少园子？奢靡并且毫无远见。明朝就在东林党对皇帝的抗争中倒下了。

共和国在改革开放后，沿海尤其江浙沪一带的两个短板被国际大市场给弥补，一个是能源和原料，一个是有购买力的市场，这个变化的过程充分迎合了外界的需要，当然，同样也发展出了更复杂的社会层级，需要更加反应实际的精细化的治理。沿海地区感到了充满爱意暖暖的目光，上海老娘们感受到了虽然腿短，但全身散发着高贵雅利安血统的日本人的一股暖流；北京老娘们感受到了来自英国雅利安人的股股暖流；至少目前有观察认为，江南等加工发达贸易地区，产生了与明末一样的问题，作为受宠的小儿子，认为自己不需要支付安全的成本，认为人生最大的烦恼，是竟然有人不够爱自己。历史不会重复，只会螺旋形上升。


总而言之，一个文明正如伟大的剑圣托马斯说的：只有不断的挑战，才有前进的动力，挑战来得太强，或太弱，都会导致文明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