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秘密战有人看过吗？

序一
　　徐小宁
　　从上世纪80年代，从警后我搞了二十余年的陕甘宁边区公安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并且耗费数年时间参与编辑过一本《陕甘宁边区公安保卫史画册》，以及一本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南线情报工作史料选编》的内部资料。对于南线情报工作这段历史，我本人也是情有独钟。机缘巧合，我推荐会讲故事的胡杰来接触一下这段历史，并且介绍他认识了高涛先生。结果，两年之后，胡杰拿出了一本30万字的《中国西部秘密战》来。
　　《中国西部秘密战》写了在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亦即西北局社会部，指挥在胡宗南部队电台工作的几个年轻人翻看胡宗南底牌的故事。如果说这几个年轻人悄悄加入解放军一方，让战争的天平失去平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这个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可不止这几个青年人。除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这一组情报力量，本书还介绍了郑琏、孙元昌情报组，陈汝杰、刘良骥情报组，刘布谷、刘奉先情报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自己培养的青年干部，但他们都对国民党不满，先后背叛了国民党。还有一个书中没有的故事，1949年驻榆林的国民党22军军部第四电台台长阎玉明，也利用他控制的电台，向边区保安处情报台通报22军上层的动态。压垮“骆驼”的何止几根稻草，而是一捆捆稻草。但是，作为本书主角的这几个年轻人的作用仍然可圈可点，不容小视。
　　据我所知，影视剧里神乎其神的谍战，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无传奇存在。所谓的传奇，要么是有人隐瞒了一些信息，要么是你搜集、掌握的信息不完整。零碎、不完整的信息就是传奇的温床。我承认，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特工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品质和能力。间谍的使命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事莫密于间”（孙子语），以局外人且是后来人的立场看谍战，谍战就是传奇；但如果以局内人的视角看，谍战只有真相，没有传奇。
　　《中国西部秘密战》就是把专业读者才会看的真相，用最通俗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普通读者看得下去。
　　在剧场，我们从观众席看到的，是精彩、华美的表演；但如果有机会上后台，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凌乱、衣着不整、污浊以及失误。《中国西部秘密战》汇总了档案和当事人的口述，梳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交合浮沉，还原谍战自然、平凡、琐碎的真相，仿佛从后台给你讲谍战，给你讲谍报机关怎样分析、设计、操刀，怎样防范、布局、铺垫，以及怎样百密一疏，包括物色和派遣交通，设计密码；给你讲交通员怎样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给你讲隐藏在敌内的情报员怎样拉关系、占位子，怎样搜集、分析和发送情报。总之，这本书展示的就是真实的谍战。尽管幕后操刀者与一线实施者多非等闲之辈，但读过书之后，您就会发现，真实的谍战和影视剧完全是两码事儿，这里只有真相，没有传奇。
　　本书的主线是写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情报力量。即使从世界情报史上看，一支情报小组中，三部电台同时向敌方阵营发报，这样的案例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情报工作的专业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成功案例，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一、边保方面坚持在敌方原岗位使用吕出、薛浩然等人是正确的。假如当初韩城保安科同意吕出、薛浩然的要求，让他们到延安学习、工作，这些人的优势就废了，就不会有这些人后来提供胡部重要情报的故事发生。设计让高孟吉带电台到解放区潜伏，积累“成绩”，然后再回到胡部特务机关向上爬，事后看来却是一处败笔。高孟吉假潜伏的事不久暴露，不但原来的设计没法再执行，高孟吉原本具有的优势也废了。幸亏边保领导很早发现黄龙保安分处和韩城保安科设计上的问题，看出吕出等人潜在的情报价值，正确地使用了吕出等人，这才有后来的巨大成绩。
　　按黄龙、韩城方面设想，这组情报力量是要用在掌控胡部特务机关活动方向上的。事后看来，这也是大材小用。与掌握绥署二处潜伏特务情况相比，1949年消灭胡宗南的军事力量显然更为重要。特务活动基本上要依托胡宗南的军事实力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边保将未暴露的情报力量用于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军事动向，是明智的，这就让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或贬低于桑、高步林的作用。于桑、高步林情报意识很强，前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为力量后期的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件事也告诫后人，情报工作与艺术创作有点像，是很难尽善尽美的。
　　二、延安对情报力量的统一领导是明智的，多头领导是情报工作的大忌。历来间谍之事，成于密，败于疏，多一方领导，必然增高泄密的几率。
　　边区保安处很快报告中央社会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晋绥、晋南解放区并入陕甘宁边区，两地公安工作，也包括情报工作统一于延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不再有两方都派交通、都架电台联络的事。后来对吕出、薛浩然等的领导、指导，由边区公安厅情报科直接负责。这些措施保障了对力量的单线领导和高级别的指导，也保障了力量的安全。
　　三、建立空中联络。这里补充一点情况，过去保安处是有自己的电台的，抗战中后期到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保安处情报科与设在各分区的外勤组之间有专门的电台互通情况。1945年1月，保安处情报科还在延安建立测向电台，侦听重庆、西安、洛川、西峰、榆林、安边等地的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电台通讯，进行破译。1947年自卫战争初期，保安处的前方武装侦察小队还配备有电台，负责监视胡宗南大部队每日的行军，报告给后方机关。但不久西北野战军要这些电台，西北局领导几次督促周兴交，周兴不愿意交，僵持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交了。为此，在1947年底西北局义和会议上，周兴受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4月延安光复，保安处回到延安，一边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边稳定队伍、消除余悸、恢复士气、恢复各项业务工作。1948年9月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印发《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即“申鱼指示”）后，保安处着手恢复并加强情报工作。该指示由保安处副处长李启明执笔起草。1949年1月30日西北局社会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写报告，要求建立西北局社会部情报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2月5日张经武批示同意，西社部情报台（亦即保安处情报台）于1949年2、3月建立。重建西社部情报台这件事，说明保安处已经从义和会议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恢复了信心和在情报工作领域的积极进攻姿态。对建立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控制电台的空中联络，保安处重视的程度是空前的，不但安排专门的电台与之联络，并派出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到韩城指导，袁亲自编写密码。1949年3月19日保安处情报台与李福泳的电台首先联通，李发报5份。4月下旬，交通送去袁心湖编写的新密码，约定5月1日启用，随后边保情报台与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人的电台亦联通。随后就是扶眉战役、秦岭战役，情报随电波源源而来。
　　如果保安处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等人自始至终没有建立电台联络，或者电台联络姗姗来迟，未来得及在战事上发挥作用，该组的成就将逊色得多。战事瞬息万变，靠陆路交通传递如此紧急、重要的情报，只能误事。
　　这里还有一个反例，说明用电台传递情报的重要性，边保方面对刘奉先情报组也曾寄予厚望，专门为这个组配备了电台和报务员。可偏偏到汉中后电台坏了，这个组的情报作用因此废了，只能独立开展策反及保护资产的工作。序一
　　徐小宁
　　从上世纪80年代，从警后我搞了二十余年的陕甘宁边区公安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并且耗费数年时间参与编辑过一本《陕甘宁边区公安保卫史画册》，以及一本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南线情报工作史料选编》的内部资料。对于南线情报工作这段历史，我本人也是情有独钟。机缘巧合，我推荐会讲故事的胡杰来接触一下这段历史，并且介绍他认识了高涛先生。结果，两年之后，胡杰拿出了一本30万字的《中国西部秘密战》来。
　　《中国西部秘密战》写了在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亦即西北局社会部，指挥在胡宗南部队电台工作的几个年轻人翻看胡宗南底牌的故事。如果说这几个年轻人悄悄加入解放军一方，让战争的天平失去平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这个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土崩瓦解，弃暗投明，加入共产党阵营的可不止这几个青年人。除了高孟吉、吕出、薛浩然等这一组情报力量，本书还介绍了郑琏、孙元昌情报组，陈汝杰、刘良骥情报组，刘布谷、刘奉先情报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自己培养的青年干部，但他们都对国民党不满，先后背叛了国民党。还有一个书中没有的故事，1949年驻榆林的国民党22军军部第四电台台长阎玉明，也利用他控制的电台，向边区保安处情报台通报22军上层的动态。压垮“骆驼”的何止几根稻草，而是一捆捆稻草。但是，作为本书主角的这几个年轻人的作用仍然可圈可点，不容小视。
　　据我所知，影视剧里神乎其神的谍战，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并无传奇存在。所谓的传奇，要么是有人隐瞒了一些信息，要么是你搜集、掌握的信息不完整。零碎、不完整的信息就是传奇的温床。我承认，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特工具有超出一般人的优良品质和能力。间谍的使命和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事莫密于间”（孙子语），以局外人且是后来人的立场看谍战，谍战就是传奇；但如果以局内人的视角看，谍战只有真相，没有传奇。
　　《中国西部秘密战》就是把专业读者才会看的真相，用最通俗的语言，以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普通读者看得下去。
　　在剧场，我们从观众席看到的，是精彩、华美的表演；但如果有机会上后台，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凌乱、衣着不整、污浊以及失误。《中国西部秘密战》汇总了档案和当事人的口述，梳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交合浮沉，还原谍战自然、平凡、琐碎的真相，仿佛从后台给你讲谍战，给你讲谍报机关怎样分析、设计、操刀，怎样防范、布局、铺垫，以及怎样百密一疏，包括物色和派遣交通，设计密码；给你讲交通员怎样随机应变、见机行事；给你讲隐藏在敌内的情报员怎样拉关系、占位子，怎样搜集、分析和发送情报。总之，这本书展示的就是真实的谍战。尽管幕后操刀者与一线实施者多非等闲之辈，但读过书之后，您就会发现，真实的谍战和影视剧完全是两码事儿，这里只有真相，没有传奇。
　　本书的主线是写胡宗南总部电台的情报力量。即使从世界情报史上看，一支情报小组中，三部电台同时向敌方阵营发报，这样的案例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情报工作的专业角度看，这的确是一个成功案例，可圈可点之处不少：
　　一、边保方面坚持在敌方原岗位使用吕出、薛浩然等人是正确的。假如当初韩城保安科同意吕出、薛浩然的要求，让他们到延安学习、工作，这些人的优势就废了，就不会有这些人后来提供胡部重要情报的故事发生。设计让高孟吉带电台到解放区潜伏，积累“成绩”，然后再回到胡部特务机关向上爬，事后看来却是一处败笔。高孟吉假潜伏的事不久暴露，不但原来的设计没法再执行，高孟吉原本具有的优势也废了。幸亏边保领导很早发现黄龙保安分处和韩城保安科设计上的问题，看出吕出等人潜在的情报价值，正确地使用了吕出等人，这才有后来的巨大成绩。
　　按黄龙、韩城方面设想，这组情报力量是要用在掌控胡部特务机关活动方向上的。事后看来，这也是大材小用。与掌握绥署二处潜伏特务情况相比，1949年消灭胡宗南的军事力量显然更为重要。特务活动基本上要依托胡宗南的军事实力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边保将未暴露的情报力量用于掌握胡宗南部队的军事动向，是明智的，这就让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么说，不是要否定或贬低于桑、高步林的作用。于桑、高步林情报意识很强，前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为力量后期的运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件事也告诫后人，情报工作与艺术创作有点像，是很难尽善尽美的。
　　二、延安对情报力量的统一领导是明智的，多头领导是情报工作的大忌。历来间谍之事，成于密，败于疏，多一方领导，必然增高泄密的几率。
　　边区保安处很快报告中央社会部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不久晋绥、晋南解放区并入陕甘宁边区，两地公安工作，也包括情报工作统一于延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不再有两方都派交通、都架电台联络的事。后来对吕出、薛浩然等的领导、指导，由边区公安厅情报科直接负责。这些措施保障了对力量的单线领导和高级别的指导，也保障了力量的安全。
　　三、建立空中联络。这里补充一点情况，过去保安处是有自己的电台的，抗战中后期到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前，保安处情报科与设在各分区的外勤组之间有专门的电台互通情况。1945年1月，保安处情报科还在延安建立测向电台，侦听重庆、西安、洛川、西峰、榆林、安边等地的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电台通讯，进行破译。1947年自卫战争初期，保安处的前方武装侦察小队还配备有电台，负责监视胡宗南大部队每日的行军，报告给后方机关。但不久西北野战军要这些电台，西北局领导几次督促周兴交，周兴不愿意交，僵持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交了。为此，在1947年底西北局义和会议上，周兴受了严厉的批评。1948年4月延安光复，保安处回到延安，一边恢复社会正常秩序，一边稳定队伍、消除余悸、恢复士气、恢复各项业务工作。1948年9月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印发《关于加强情报工作的指示》（即“申鱼指示”）后，保安处着手恢复并加强情报工作。该指示由保安处副处长李启明执笔起草。1949年1月30日西北局社会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参谋长、西北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张经武写报告，要求建立西北局社会部情报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2月5日张经武批示同意，西社部情报台（亦即保安处情报台）于1949年2、3月建立。重建西社部情报台这件事，说明保安处已经从义和会议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恢复了信心和在情报工作领域的积极进攻姿态。对建立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控制电台的空中联络，保安处重视的程度是空前的，不但安排专门的电台与之联络，并派出情报科副科长袁心湖到韩城指导，袁亲自编写密码。1949年3月19日保安处情报台与李福泳的电台首先联通，李发报5份。4月下旬，交通送去袁心湖编写的新密码，约定5月1日启用，随后边保情报台与吕出、徐学章、王冠洲等人的电台亦联通。随后就是扶眉战役、秦岭战役，情报随电波源源而来。
　　如果保安处与李福泳、薛浩然、吕出等人自始至终没有建立电台联络，或者电台联络姗姗来迟，未来得及在战事上发挥作用，该组的成就将逊色得多。战事瞬息万变，靠陆路交通传递如此紧急、重要的情报，只能误事。
　　这里还有一个反例，说明用电台传递情报的重要性，边保方面对刘奉先情报组也曾寄予厚望，专门为这个组配备了电台和报务员。可偏偏到汉中后电台坏了，这个组的情报作用因此废了，只能独立开展策反及保护资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