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印尼大屠杀”的遇害族群(转载，不代表楼主的愤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5:24:52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60514-616923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
今年4月18日及1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尼总统顾问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出席者约两百人，包括幸存者、受害者的家属、军人、部长、检察长、警长、专家学者以及人数众多的媒体人。
佐科政府与受害者试图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查出1965年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便能够取得“民族大和解”。
这个大屠杀依然是个颇敏感的问题。许多军事将领以及激进派的回教徒，对于这个座谈会深表不满。激进派的回教徒曾游行抗议，企图阻止座谈会的召开，但是未能得逞。
这个51年前发生的政变而引发的大屠杀，至今还是疑点重重。印尼国内的媒体普遍认为，遭杀害者有50万人以上。座谈会的军方主讲者辛栋·潘扎依丹（Sintong Panjaitan）将军在其演讲中则质疑被屠杀的人数，他认为只有几十人被杀。印尼政治、安全及法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扎依丹（Luhut Panjaitan）也认为，他没有看过人们谈的“万人坑”，还表示政府不会向受害者道歉。
其实，去年在峇厘举行的东南亚文学节上，主办当局已经策划探讨1965年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遭政府禁止。今年政府却举办这个敏感的会议，有人说是要为佐科总统访问欧洲诸国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佐科本人有意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促进国内的团结。
有关1965年的事件（又称“九三零运动”），幕后主谋至今还众说纷纭。主流的军人集团，还是重复当年苏哈多的说法，指它是印尼共产党（印共）发动的政变，其手下杀死了六名将领，企图夺权；而以苏哈多与纳苏第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反击，迅速地挫败了政变，并且展开大逮捕与屠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然而，印共却完全没有反抗，同时军人也搜查不到武器。
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以苏哈多及纳苏第安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导致雅加达与北京交恶，并于1967年10月断绝邦交。
西方与印尼专家学者对于1965年的政变，也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谈有关政变主谋的多种学说，但是与大屠杀息息相关的，是当时掌权的印尼军方对印共的指控。这个指控当时极为盛行，印共背上了“叛国”的罪名，使它的党员及同情者大受牵连，被捕以及受杀害的人数至今还是个争执点。
反共而不是反华
到底在1965年至1966年间，因为与这个政变有关而遭杀害的人有多少？其中是否以华人为最多？
研究1965年屠杀事件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克理普（Robert Cribb）说，学术界的共识是40万至60万人被杀害，但是正确的数目不得而知，可能只有共识的一半，也可能是共识的两倍。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统计与记载，苏哈多政权也禁止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不过，克理普认为，印尼华人被杀害的人数并不多。
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主要在四个地区：北苏门答腊、中爪哇、东爪哇以及峇厘。这四个地区，是印共最活跃的省份。在印共还是合法政党的时期，曾经在这些地区的乡村搞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推动土地改革，与当地的回教徒地主结仇，也与回教教师联合会（回联）发生激烈的纠纷。因此，1965年政变发生后，印尼右翼军人鼓动地主以及回联报复。
军方将印共党员的名单交给回联的青年团“安梭尔”，以及反共的青年组织“班查西拉青年团”，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剿共”行动。他们在军人的保护下，使用传统的武器如刺刀、镰刀、长刀、短刀与棍子，将一个个印共党员以及支持者抓出来，强迫他们挖坑，然后将他们杀害，推进坑中埋葬，俗称“万人坑”。一般上，这些人都没有反抗。
在城市，那些没有被杀戳或者枪杀的印共党员及同情者，或者是被怀疑与印共有关系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军人政府逮捕下狱，在狱中受严刑拷打，有些死在狱中；有些关了一二十年才遭释放。在释放后，他们被贴上“前政治犯”的标签，行动受限制，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其子女也遭受歧视，不但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国民学校。他们变成了被社会隔离的一群，受尽冷落与歧视。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印尼“原住民”，那些被杀害抛进“万人坑”的，也是印尼“土著”。这是因为华人参加印共的人数不多；同时在上述四个大屠杀的乡村地区，也很少有华人居住。
其实，自1959年《外侨禁止在乡村地区做零售生意法令》颁布后，大多数的华人都涌进城市。根据澳洲学者查理士·科伯尔（Charles Coppel）的研究，那些还留在乡村的华人，大都做杂货店的生意，在“围剿行动”开始时，有些在城市有亲友，已到城市避难，有些有能力支付保护费，受到军方的保护。在城市地区，要进行大屠杀会有很大的阻挠，也没有听说过有“万人坑”的存在。
尽管如此，为何最近的报道都说华人是1965年政变的最大受害者？还说有50万印尼华人惨受杀害？
夸大华人被杀人数
其实，早在1966年《远东经济评论》以及美国《生活》杂志都有相似的报道，两者都说有“数十万”（hundreds of thousands）华人被杀。美国名记者罗拔·夏波伦（Robert Shaplen）在1969年的书中也说有两万华人丧命。
但是，科伯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英文版的《北京周刊》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曾陆续发表评论印尼反华暴行的文章，详细叙述反华事件。从这些文章中所提供的数字，被杀的华人不会超过2000人。他还说，在1966年4月出版的《北京周刊》只说有“数百”（hundreds）华人在反华暴力中丧命。
为什么西方媒体都夸大华人被杀的人数？这可能是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了解所进行的猜测。当时印尼华人的最大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国协，Baperki），不但亲苏加诺，而且亲印共。军政府指控国协与政变有瓜葛，于是很自然地，所有与国协有关的华人会被逮捕或杀害。
但是，西方媒体可能不知，国协不像印共，它的活动地区是在城市，同时也没有参与农民运动，所以不曾有过城市“万人坑”。有不少与国协或者是国协属下青年团有关的领导人的确被捕入狱：有些在狱中遇害，但是大部分都侥幸生还。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军人政权，所以有些亲北京的印尼华侨，也遭受到敌视。不过，据说他们多数已经离开印尼，惨遭杀害的人数也不多。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在这反共的斗争中，有不少右翼印尼华人，例如以华裔为主的“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以及“民族建设机构”，都加入反共的行列。据说他们也参与袭击中国新华社与大使馆。
无可否认的是，1965年政变受害最大的是印尼“原住民”，丧命最多的也是他们。“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是受害者/幸存者要印尼政府追查真相的诉求，其结果如何，还很难下定论。
不过，根据最新的报道，“印尼1965年屠杀基金会”与“65年国际人民法庭管理委员会”已于5月9日会见卢胡特，递交了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122处的“万人坑”的详细资料。卢胡特答允会立即成立小组，调查这些资料，并派小组去看几个地点。
看来，这是漫长旅程的新起点。
作者廖建裕是新加坡东南亚尤素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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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
今年4月18日及1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尼总统顾问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出席者约两百人，包括幸存者、受害者的家属、军人、部长、检察长、警长、专家学者以及人数众多的媒体人。
佐科政府与受害者试图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查出1965年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便能够取得“民族大和解”。
这个大屠杀依然是个颇敏感的问题。许多军事将领以及激进派的回教徒，对于这个座谈会深表不满。激进派的回教徒曾游行抗议，企图阻止座谈会的召开，但是未能得逞。
这个51年前发生的政变而引发的大屠杀，至今还是疑点重重。印尼国内的媒体普遍认为，遭杀害者有50万人以上。座谈会的军方主讲者辛栋·潘扎依丹（Sintong Panjaitan）将军在其演讲中则质疑被屠杀的人数，他认为只有几十人被杀。印尼政治、安全及法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扎依丹（Luhut Panjaitan）也认为，他没有看过人们谈的“万人坑”，还表示政府不会向受害者道歉。
其实，去年在峇厘举行的东南亚文学节上，主办当局已经策划探讨1965年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遭政府禁止。今年政府却举办这个敏感的会议，有人说是要为佐科总统访问欧洲诸国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佐科本人有意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促进国内的团结。
有关1965年的事件（又称“九三零运动”），幕后主谋至今还众说纷纭。主流的军人集团，还是重复当年苏哈多的说法，指它是印尼共产党（印共）发动的政变，其手下杀死了六名将领，企图夺权；而以苏哈多与纳苏第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反击，迅速地挫败了政变，并且展开大逮捕与屠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然而，印共却完全没有反抗，同时军人也搜查不到武器。
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以苏哈多及纳苏第安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导致雅加达与北京交恶，并于1967年10月断绝邦交。
西方与印尼专家学者对于1965年的政变，也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谈有关政变主谋的多种学说，但是与大屠杀息息相关的，是当时掌权的印尼军方对印共的指控。这个指控当时极为盛行，印共背上了“叛国”的罪名，使它的党员及同情者大受牵连，被捕以及受杀害的人数至今还是个争执点。
反共而不是反华
到底在1965年至1966年间，因为与这个政变有关而遭杀害的人有多少？其中是否以华人为最多？
研究1965年屠杀事件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克理普（Robert Cribb）说，学术界的共识是40万至60万人被杀害，但是正确的数目不得而知，可能只有共识的一半，也可能是共识的两倍。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统计与记载，苏哈多政权也禁止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不过，克理普认为，印尼华人被杀害的人数并不多。
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主要在四个地区：北苏门答腊、中爪哇、东爪哇以及峇厘。这四个地区，是印共最活跃的省份。在印共还是合法政党的时期，曾经在这些地区的乡村搞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推动土地改革，与当地的回教徒地主结仇，也与回教教师联合会（回联）发生激烈的纠纷。因此，1965年政变发生后，印尼右翼军人鼓动地主以及回联报复。
军方将印共党员的名单交给回联的青年团“安梭尔”，以及反共的青年组织“班查西拉青年团”，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剿共”行动。他们在军人的保护下，使用传统的武器如刺刀、镰刀、长刀、短刀与棍子，将一个个印共党员以及支持者抓出来，强迫他们挖坑，然后将他们杀害，推进坑中埋葬，俗称“万人坑”。一般上，这些人都没有反抗。
在城市，那些没有被杀戳或者枪杀的印共党员及同情者，或者是被怀疑与印共有关系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军人政府逮捕下狱，在狱中受严刑拷打，有些死在狱中；有些关了一二十年才遭释放。在释放后，他们被贴上“前政治犯”的标签，行动受限制，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其子女也遭受歧视，不但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国民学校。他们变成了被社会隔离的一群，受尽冷落与歧视。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印尼“原住民”，那些被杀害抛进“万人坑”的，也是印尼“土著”。这是因为华人参加印共的人数不多；同时在上述四个大屠杀的乡村地区，也很少有华人居住。
其实，自1959年《外侨禁止在乡村地区做零售生意法令》颁布后，大多数的华人都涌进城市。根据澳洲学者查理士·科伯尔（Charles Coppel）的研究，那些还留在乡村的华人，大都做杂货店的生意，在“围剿行动”开始时，有些在城市有亲友，已到城市避难，有些有能力支付保护费，受到军方的保护。在城市地区，要进行大屠杀会有很大的阻挠，也没有听说过有“万人坑”的存在。
尽管如此，为何最近的报道都说华人是1965年政变的最大受害者？还说有50万印尼华人惨受杀害？
夸大华人被杀人数
其实，早在1966年《远东经济评论》以及美国《生活》杂志都有相似的报道，两者都说有“数十万”（hundreds of thousands）华人被杀。美国名记者罗拔·夏波伦（Robert Shaplen）在1969年的书中也说有两万华人丧命。
但是，科伯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英文版的《北京周刊》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曾陆续发表评论印尼反华暴行的文章，详细叙述反华事件。从这些文章中所提供的数字，被杀的华人不会超过2000人。他还说，在1966年4月出版的《北京周刊》只说有“数百”（hundreds）华人在反华暴力中丧命。
为什么西方媒体都夸大华人被杀的人数？这可能是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了解所进行的猜测。当时印尼华人的最大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国协，Baperki），不但亲苏加诺，而且亲印共。军政府指控国协与政变有瓜葛，于是很自然地，所有与国协有关的华人会被逮捕或杀害。
但是，西方媒体可能不知，国协不像印共，它的活动地区是在城市，同时也没有参与农民运动，所以不曾有过城市“万人坑”。有不少与国协或者是国协属下青年团有关的领导人的确被捕入狱：有些在狱中遇害，但是大部分都侥幸生还。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军人政权，所以有些亲北京的印尼华侨，也遭受到敌视。不过，据说他们多数已经离开印尼，惨遭杀害的人数也不多。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在这反共的斗争中，有不少右翼印尼华人，例如以华裔为主的“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以及“民族建设机构”，都加入反共的行列。据说他们也参与袭击中国新华社与大使馆。
无可否认的是，1965年政变受害最大的是印尼“原住民”，丧命最多的也是他们。“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是受害者/幸存者要印尼政府追查真相的诉求，其结果如何，还很难下定论。
不过，根据最新的报道，“印尼1965年屠杀基金会”与“65年国际人民法庭管理委员会”已于5月9日会见卢胡特，递交了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122处的“万人坑”的详细资料。卢胡特答允会立即成立小组，调查这些资料，并派小组去看几个地点。
看来，这是漫长旅程的新起点。
作者廖建裕是新加坡东南亚尤素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
今年4月18日及1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尼总统顾问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出席者约两百人，包括幸存者、受害者的家属、军人、部长、检察长、警长、专家学者以及人数众多的媒体人。
佐科政府与受害者试图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查出1965年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便能够取得“民族大和解”。
这个大屠杀依然是个颇敏感的问题。许多军事将领以及激进派的回教徒，对于这个座谈会深表不满。激进派的回教徒曾游行抗议，企图阻止座谈会的召开，但是未能得逞。
这个51年前发生的政变而引发的大屠杀，至今还是疑点重重。印尼国内的媒体普遍认为，遭杀害者有50万人以上。座谈会的军方主讲者辛栋·潘扎依丹（Sintong Panjaitan）将军在其演讲中则质疑被屠杀的人数，他认为只有几十人被杀。印尼政治、安全及法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扎依丹（Luhut Panjaitan）也认为，他没有看过人们谈的“万人坑”，还表示政府不会向受害者道歉。
其实，去年在峇厘举行的东南亚文学节上，主办当局已经策划探讨1965年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遭政府禁止。今年政府却举办这个敏感的会议，有人说是要为佐科总统访问欧洲诸国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佐科本人有意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促进国内的团结。
有关1965年的事件（又称“九三零运动”），幕后主谋至今还众说纷纭。主流的军人集团，还是重复当年苏哈多的说法，指它是印尼共产党（印共）发动的政变，其手下杀死了六名将领，企图夺权；而以苏哈多与纳苏第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反击，迅速地挫败了政变，并且展开大逮捕与屠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然而，印共却完全没有反抗，同时军人也搜查不到武器。
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以苏哈多及纳苏第安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导致雅加达与北京交恶，并于1967年10月断绝邦交。
西方与印尼专家学者对于1965年的政变，也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谈有关政变主谋的多种学说，但是与大屠杀息息相关的，是当时掌权的印尼军方对印共的指控。这个指控当时极为盛行，印共背上了“叛国”的罪名，使它的党员及同情者大受牵连，被捕以及受杀害的人数至今还是个争执点。
反共而不是反华
到底在1965年至1966年间，因为与这个政变有关而遭杀害的人有多少？其中是否以华人为最多？
研究1965年屠杀事件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克理普（Robert Cribb）说，学术界的共识是40万至60万人被杀害，但是正确的数目不得而知，可能只有共识的一半，也可能是共识的两倍。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统计与记载，苏哈多政权也禁止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不过，克理普认为，印尼华人被杀害的人数并不多。
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主要在四个地区：北苏门答腊、中爪哇、东爪哇以及峇厘。这四个地区，是印共最活跃的省份。在印共还是合法政党的时期，曾经在这些地区的乡村搞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推动土地改革，与当地的回教徒地主结仇，也与回教教师联合会（回联）发生激烈的纠纷。因此，1965年政变发生后，印尼右翼军人鼓动地主以及回联报复。
军方将印共党员的名单交给回联的青年团“安梭尔”，以及反共的青年组织“班查西拉青年团”，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剿共”行动。他们在军人的保护下，使用传统的武器如刺刀、镰刀、长刀、短刀与棍子，将一个个印共党员以及支持者抓出来，强迫他们挖坑，然后将他们杀害，推进坑中埋葬，俗称“万人坑”。一般上，这些人都没有反抗。
在城市，那些没有被杀戳或者枪杀的印共党员及同情者，或者是被怀疑与印共有关系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军人政府逮捕下狱，在狱中受严刑拷打，有些死在狱中；有些关了一二十年才遭释放。在释放后，他们被贴上“前政治犯”的标签，行动受限制，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其子女也遭受歧视，不但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国民学校。他们变成了被社会隔离的一群，受尽冷落与歧视。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印尼“原住民”，那些被杀害抛进“万人坑”的，也是印尼“土著”。这是因为华人参加印共的人数不多；同时在上述四个大屠杀的乡村地区，也很少有华人居住。
其实，自1959年《外侨禁止在乡村地区做零售生意法令》颁布后，大多数的华人都涌进城市。根据澳洲学者查理士·科伯尔（Charles Coppel）的研究，那些还留在乡村的华人，大都做杂货店的生意，在“围剿行动”开始时，有些在城市有亲友，已到城市避难，有些有能力支付保护费，受到军方的保护。在城市地区，要进行大屠杀会有很大的阻挠，也没有听说过有“万人坑”的存在。
尽管如此，为何最近的报道都说华人是1965年政变的最大受害者？还说有50万印尼华人惨受杀害？
夸大华人被杀人数
其实，早在1966年《远东经济评论》以及美国《生活》杂志都有相似的报道，两者都说有“数十万”（hundreds of thousands）华人被杀。美国名记者罗拔·夏波伦（Robert Shaplen）在1969年的书中也说有两万华人丧命。
但是，科伯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英文版的《北京周刊》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曾陆续发表评论印尼反华暴行的文章，详细叙述反华事件。从这些文章中所提供的数字，被杀的华人不会超过2000人。他还说，在1966年4月出版的《北京周刊》只说有“数百”（hundreds）华人在反华暴力中丧命。
为什么西方媒体都夸大华人被杀的人数？这可能是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了解所进行的猜测。当时印尼华人的最大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国协，Baperki），不但亲苏加诺，而且亲印共。军政府指控国协与政变有瓜葛，于是很自然地，所有与国协有关的华人会被逮捕或杀害。
但是，西方媒体可能不知，国协不像印共，它的活动地区是在城市，同时也没有参与农民运动，所以不曾有过城市“万人坑”。有不少与国协或者是国协属下青年团有关的领导人的确被捕入狱：有些在狱中遇害，但是大部分都侥幸生还。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军人政权，所以有些亲北京的印尼华侨，也遭受到敌视。不过，据说他们多数已经离开印尼，惨遭杀害的人数也不多。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在这反共的斗争中，有不少右翼印尼华人，例如以华裔为主的“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以及“民族建设机构”，都加入反共的行列。据说他们也参与袭击中国新华社与大使馆。
无可否认的是，1965年政变受害最大的是印尼“原住民”，丧命最多的也是他们。“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是受害者/幸存者要印尼政府追查真相的诉求，其结果如何，还很难下定论。
不过，根据最新的报道，“印尼1965年屠杀基金会”与“65年国际人民法庭管理委员会”已于5月9日会见卢胡特，递交了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122处的“万人坑”的详细资料。卢胡特答允会立即成立小组，调查这些资料，并派小组去看几个地点。
看来，这是漫长旅程的新起点。
作者廖建裕是新加坡东南亚尤素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60514-616923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
今年4月18日及19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由印尼总统顾问委员会与国家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办。出席者约两百人，包括幸存者、受害者的家属、军人、部长、检察长、警长、专家学者以及人数众多的媒体人。
佐科政府与受害者试图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查出1965年大屠杀事件的真相，以便能够取得“民族大和解”。
这个大屠杀依然是个颇敏感的问题。许多军事将领以及激进派的回教徒，对于这个座谈会深表不满。激进派的回教徒曾游行抗议，企图阻止座谈会的召开，但是未能得逞。
这个51年前发生的政变而引发的大屠杀，至今还是疑点重重。印尼国内的媒体普遍认为，遭杀害者有50万人以上。座谈会的军方主讲者辛栋·潘扎依丹（Sintong Panjaitan）将军在其演讲中则质疑被屠杀的人数，他认为只有几十人被杀。印尼政治、安全及法律统筹部长卢胡特·潘扎依丹（Luhut Panjaitan）也认为，他没有看过人们谈的“万人坑”，还表示政府不会向受害者道歉。
其实，去年在峇厘举行的东南亚文学节上，主办当局已经策划探讨1965年大屠杀的纪念活动，但遭政府禁止。今年政府却举办这个敏感的会议，有人说是要为佐科总统访问欧洲诸国铺平道路；也有人认为佐科本人有意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便促进国内的团结。
有关1965年的事件（又称“九三零运动”），幕后主谋至今还众说纷纭。主流的军人集团，还是重复当年苏哈多的说法，指它是印尼共产党（印共）发动的政变，其手下杀死了六名将领，企图夺权；而以苏哈多与纳苏第安为首的军人集团反击，迅速地挫败了政变，并且展开大逮捕与屠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然而，印共却完全没有反抗，同时军人也搜查不到武器。
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以苏哈多及纳苏第安为首的“法西斯政权”，导致雅加达与北京交恶，并于1967年10月断绝邦交。
西方与印尼专家学者对于1965年的政变，也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谈有关政变主谋的多种学说，但是与大屠杀息息相关的，是当时掌权的印尼军方对印共的指控。这个指控当时极为盛行，印共背上了“叛国”的罪名，使它的党员及同情者大受牵连，被捕以及受杀害的人数至今还是个争执点。
反共而不是反华
到底在1965年至1966年间，因为与这个政变有关而遭杀害的人有多少？其中是否以华人为最多？
研究1965年屠杀事件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伯·克理普（Robert Cribb）说，学术界的共识是40万至60万人被杀害，但是正确的数目不得而知，可能只有共识的一半，也可能是共识的两倍。这是因为，当时没有统计与记载，苏哈多政权也禁止有关大屠杀的讨论。不过，克理普认为，印尼华人被杀害的人数并不多。
大屠杀发生的地方主要在四个地区：北苏门答腊、中爪哇、东爪哇以及峇厘。这四个地区，是印共最活跃的省份。在印共还是合法政党的时期，曾经在这些地区的乡村搞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推动土地改革，与当地的回教徒地主结仇，也与回教教师联合会（回联）发生激烈的纠纷。因此，1965年政变发生后，印尼右翼军人鼓动地主以及回联报复。
军方将印共党员的名单交给回联的青年团“安梭尔”，以及反共的青年组织“班查西拉青年团”，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剿共”行动。他们在军人的保护下，使用传统的武器如刺刀、镰刀、长刀、短刀与棍子，将一个个印共党员以及支持者抓出来，强迫他们挖坑，然后将他们杀害，推进坑中埋葬，俗称“万人坑”。一般上，这些人都没有反抗。
在城市，那些没有被杀戳或者枪杀的印共党员及同情者，或者是被怀疑与印共有关系的人，没有经过审判就被军人政府逮捕下狱，在狱中受严刑拷打，有些死在狱中；有些关了一二十年才遭释放。在释放后，他们被贴上“前政治犯”的标签，行动受限制，不能在政府机关任职，其子女也遭受歧视，不但不能当公务员，也不能进入国民学校。他们变成了被社会隔离的一群，受尽冷落与歧视。
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印尼“原住民”，那些被杀害抛进“万人坑”的，也是印尼“土著”。这是因为华人参加印共的人数不多；同时在上述四个大屠杀的乡村地区，也很少有华人居住。
其实，自1959年《外侨禁止在乡村地区做零售生意法令》颁布后，大多数的华人都涌进城市。根据澳洲学者查理士·科伯尔（Charles Coppel）的研究，那些还留在乡村的华人，大都做杂货店的生意，在“围剿行动”开始时，有些在城市有亲友，已到城市避难，有些有能力支付保护费，受到军方的保护。在城市地区，要进行大屠杀会有很大的阻挠，也没有听说过有“万人坑”的存在。
尽管如此，为何最近的报道都说华人是1965年政变的最大受害者？还说有50万印尼华人惨受杀害？
夸大华人被杀人数
其实，早在1966年《远东经济评论》以及美国《生活》杂志都有相似的报道，两者都说有“数十万”（hundreds of thousands）华人被杀。美国名记者罗拔·夏波伦（Robert Shaplen）在1969年的书中也说有两万华人丧命。
但是，科伯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中国英文版的《北京周刊》从1965年11月到1966年5月，曾陆续发表评论印尼反华暴行的文章，详细叙述反华事件。从这些文章中所提供的数字，被杀的华人不会超过2000人。他还说，在1966年4月出版的《北京周刊》只说有“数百”（hundreds）华人在反华暴力中丧命。
为什么西方媒体都夸大华人被杀的人数？这可能是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了解所进行的猜测。当时印尼华人的最大团体“印尼国籍协商会”（国协，Baperki），不但亲苏加诺，而且亲印共。军政府指控国协与政变有瓜葛，于是很自然地，所有与国协有关的华人会被逮捕或杀害。
但是，西方媒体可能不知，国协不像印共，它的活动地区是在城市，同时也没有参与农民运动，所以不曾有过城市“万人坑”。有不少与国协或者是国协属下青年团有关的领导人的确被捕入狱：有些在狱中遇害，但是大部分都侥幸生还。由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支持印共，抨击军人政权，所以有些亲北京的印尼华侨，也遭受到敌视。不过，据说他们多数已经离开印尼，惨遭杀害的人数也不多。
1965年虽然有排华（反华人）的倾向，但是并不是反华（人）的暴行。其主要的目标是反共，既反印共也反支持印共的中共，亲北京的华侨社团以及华校全被封闭。在这反共的斗争中，有不少右翼印尼华人，例如以华裔为主的“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以及“民族建设机构”，都加入反共的行列。据说他们也参与袭击中国新华社与大使馆。
无可否认的是，1965年政变受害最大的是印尼“原住民”，丧命最多的也是他们。“剖析1965年悲剧座谈会”是受害者/幸存者要印尼政府追查真相的诉求，其结果如何，还很难下定论。
不过，根据最新的报道，“印尼1965年屠杀基金会”与“65年国际人民法庭管理委员会”已于5月9日会见卢胡特，递交了分布在爪哇和苏门答腊122处的“万人坑”的详细资料。卢胡特答允会立即成立小组，调查这些资料，并派小组去看几个地点。
看来，这是漫长旅程的新起点。
作者廖建裕是新加坡东南亚尤素夫伊萨研究院资深访问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