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看日本是如何诱骗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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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岛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因此很早就觊觎大陆。初唐、晚明曾两次入侵朝鲜并企图以此为跳板侵略中国，但经过白江口、万历援朝两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之从此不敢轻衅与中华。   直至甲午战争前20年，由于大清极度腐败羸弱，日本再次定下吞并朝鲜，占领中国的计划。诚如宗方小太郎言，“今视中国之情况，犹如病入膏肓，虽有扁鹊亦不可治之。毋宁假借事端之名义，出兵与之作战，以取而代之。”   只不过此时日本因羽翼未满尚不能与中国直接决战，便以“日支提携”为诱饵，诱骗清廷上当。宫岛诚一郎是日本左院少议官，1877年写信给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说，“贵帮与敝国唇齿相依，真兄弟之国也。近年西洋气运旺盛，忽开兵端，吞噬无止时。唯有日支两大国加以联络，以维持大局。”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信誓旦旦地对李鸿章说，“实虑俄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能同室操戈？”   可悲的是大清上下轻信者满满。有“诗界革新导师”之誉的晚清外交家黄遵宪在给有栖川炽仁亲王的诗中曰，“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同类争奋兴，外侮自遣匿。”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位有栖川炽仁，甲午战争开始后荣任大日本帝国的总参谋长，开赴前线与“亲兄弟”决一死战。连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也不例外，丁汝昌就曾给上面提到的宫岛诚一郎写道，“同合车书防外侮，敢夸砥柱做中流！”   然而此时此刻，日本侵华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福泽渝吉在《时事时报》呼吁，“立即对清开战，准备天皇亲征。”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方略》，明确作战目标是，“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   战争开始后，日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但其计划的直隶决战尚未开始便戛然而止。这是因为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严重侵犯了列强在华的利益，英法德俄等开始对其施加前所未有之压力。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前，传出有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立即警告日本，“俄国反对拟议中的领土获得，当然会尽力加以制止。一旦日本在大陆获得一块立足之地，便会得寸进尺，直接形成与俄国的接壤之势，这自然不是我们能接受的。”当天，俄德法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   自此日本方认识到，独占中国谈何容易。从此更加厉兵秣马，扩充军备，以便挑战西方列强。天皇安慰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于占领辽东半岛，我们已经了解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再次发动战争，那时再取也不为晚。”   狡诈的日本遂改变腔调，对华大谈“同文同种”起来。“兴亚主义”的先驱荒尾精《在对清意见》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将完全胜利。但目前当务之急，不是颠覆清朝，而是救中国于未亡。使之振兴，以强我之唇，固我之辅，由此我可常执东方之牛耳矣。”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列强亡国灭种之瓜分之际，日本的“援手”无疑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开始了中日关系诡异的“黄金十年”。一方面日寇虎视眈眈，伺机鲸吞，一方面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到东洋取经。1896年到1914年间，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6万人之多，1902年一年竟达到了12000人之巨。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及封闭性，这个数字是极其惊人的。

  精英人士也纷纷把强国富民的希望寄予“友邦”。梁启超就曾一再表示“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政府的方针为何，两国志士之互相合作，实为当急之务”。康有为也致函近卫公爵，期望日本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甚至提出建立“东亚合邦论”迎合日本的大东亚政策。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也致书大隈重信， 希望日本政府援助革命党倒袁，并替日本深刻分析道：“日本现在国内发展空间已尽，没有回旋余地，而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发，如果日本帮助中国革命成功，则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也”。   但灭亡中国称霸世界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无论采取何种动人的借口，也不能改其根本。诚如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表面上这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尝。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解决。日本人做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的舞台。”   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殖民朝鲜、灭亡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福泽谕吉时叫嚣要“把旅顺变为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领有的北支那之香港”，到了田中义一就变成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而他们的理论皆源于吉田松阴的方略：“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夺取满洲而逼俄，霸占朝鲜而窥清，控制南洋而袭印度，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后则“挫败美国，制服欧洲，继而吞五大洲”。   从1874年进攻台湾清政府赔款、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再割地赔款、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21条、1931年开始扶持伪满洲国，到1937年全面侵华，再到后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沿袭吉田扩张的路线异常清晰。   民国建立以来，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盖由“知日派”把持。从孙中山、段祺瑞、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无不对日寄予厚望。9.18战端开启后，又畏日如虎，不敢正面抗日。数十万东北军面对区区日本铁路守备队望风而逃，国民政府鸵鸟政策亦尽显，转而求助无所作为的“国联”主持公道。即使到了77事变，日本举全国之力，夺取上海占领南京之际，蒋介石仍没忘乞求陶德曼的调停。起始于1931年的9，18至1941年凡整整十年，日寇占领大半个中国，国民政府竟不敢对日宣战，直至太平洋开战后才跟随美国勉强对日宣战。此情此景，恐举世不可多见矣。   不可讳言，即使建国后中国吃日本的阴招也比比皆是。近年来，日本强调建设海洋大国，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也身体力行践行价值观外交，其背后潜藏更深层的歹毒心态。川胜平太在《海洋联邦论》中，提出“日本异质论”，进而强调“海洋文明论”甚至“海洋联邦论”。他的理论目前在日本列岛尘嚣甚上：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诸岛屿，原是海洋民族。“此后与异质的中国、朝鲜长期交流”，但又从它们的影响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而自具特色。战后亚洲出现的新兴工业国家群、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是“日本锁国以前形成日本町的地区”，也是日本希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梅棹忠夫说得更赤裸裸：“大陆亚洲”即中国的亚洲是“恶魔之巢，是破坏之源”，日本唯脱离“大陆亚洲”才有可能找回独具传统的日本。“脱亚”就是“与野蛮的亚细亚诀别，与停滞的亚细亚脱离”。他指出；“回首日本现代化的历程，究其根本，战前日本主义者冈仓天心强调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对立”，而当下的问题是亚细亚内部“对抗”，此即“海洋”与“大陆”的对抗。”   安倍晋三七月份参议院选举胜利后，回到老家山口县在吉田松阴墓前长跪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个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子彼时彼刻在想些什么，但观其二进宫大半年来的所作所为，不难想象其萦绕脑际的复活大日本帝国主义之梦想。但愿一个半世纪以来吃尽日本苦头的国人能真正能吃N次堑长一智，真正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被安倍晋三一遍遍“回归日中战略原点”呼吁所蒙蔽，认清其大日本帝国孽子的本来面目，埋头发展自身实力，富国强军，才是唯一沧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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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东亚文明的边缘岛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因此很早就觊觎大陆。初唐、晚明曾两次入侵朝鲜并企图以此为跳板侵略中国，但经过白江口、万历援朝两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之从此不敢轻衅与中华。   直至甲午战争前20年，由于大清极度腐败羸弱，日本再次定下吞并朝鲜，占领中国的计划。诚如宗方小太郎言，“今视中国之情况，犹如病入膏肓，虽有扁鹊亦不可治之。毋宁假借事端之名义，出兵与之作战，以取而代之。”   只不过此时日本因羽翼未满尚不能与中国直接决战，便以“日支提携”为诱饵，诱骗清廷上当。宫岛诚一郎是日本左院少议官，1877年写信给清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说，“贵帮与敝国唇齿相依，真兄弟之国也。近年西洋气运旺盛，忽开兵端，吞噬无止时。唯有日支两大国加以联络，以维持大局。”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信誓旦旦地对李鸿章说，“实虑俄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能同室操戈？”   可悲的是大清上下轻信者满满。有“诗界革新导师”之誉的晚清外交家黄遵宪在给有栖川炽仁亲王的诗中曰，“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同类争奋兴，外侮自遣匿。”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位有栖川炽仁，甲午战争开始后荣任大日本帝国的总参谋长，开赴前线与“亲兄弟”决一死战。连北洋水师高级将领也不例外，丁汝昌就曾给上面提到的宫岛诚一郎写道，“同合车书防外侮，敢夸砥柱做中流！”   然而此时此刻，日本侵华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福泽渝吉在《时事时报》呼吁，“立即对清开战，准备天皇亲征。”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方略》，明确作战目标是，“攻占北京，擒获清帝，将中国分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   战争开始后，日本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但其计划的直隶决战尚未开始便戛然而止。这是因为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严重侵犯了列强在华的利益，英法德俄等开始对其施加前所未有之压力。到了《马关条约》签订前，传出有清廷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立即警告日本，“俄国反对拟议中的领土获得，当然会尽力加以制止。一旦日本在大陆获得一块立足之地，便会得寸进尺，直接形成与俄国的接壤之势，这自然不是我们能接受的。”当天，俄德法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干涉日本占领辽东半岛。   自此日本方认识到，独占中国谈何容易。从此更加厉兵秣马，扩充军备，以便挑战西方列强。天皇安慰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于占领辽东半岛，我们已经了解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再次发动战争，那时再取也不为晚。”   狡诈的日本遂改变腔调，对华大谈“同文同种”起来。“兴亚主义”的先驱荒尾精《在对清意见》写道，“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将完全胜利。但目前当务之急，不是颠覆清朝，而是救中国于未亡。使之振兴，以强我之唇，固我之辅，由此我可常执东方之牛耳矣。”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列强亡国灭种之瓜分之际，日本的“援手”无疑最后一根稻草。由此开始了中日关系诡异的“黄金十年”。一方面日寇虎视眈眈，伺机鲸吞，一方面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到东洋取经。1896年到1914年间，中国的留日学生总数已达5.6万人之多，1902年一年竟达到了12000人之巨。考虑到中国当时的积贫积弱及封闭性，这个数字是极其惊人的。

  精英人士也纷纷把强国富民的希望寄予“友邦”。梁启超就曾一再表示“日清联合之事，为在野志士所热望，无论政府的方针为何，两国志士之互相合作，实为当急之务”。康有为也致函近卫公爵，期望日本能够“急辅车之难，拯东方之局”，甚至提出建立“东亚合邦论”迎合日本的大东亚政策。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也致书大隈重信， 希望日本政府援助革命党倒袁，并替日本深刻分析道：“日本现在国内发展空间已尽，没有回旋余地，而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发，如果日本帮助中国革命成功，则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也”。   但灭亡中国称霸世界是日本的既定国策，无论采取何种动人的借口，也不能改其根本。诚如李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的隐语，表面上这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尝。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解决。日本人做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的舞台。”   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殖民朝鲜、灭亡中国、建立大东亚帝国一直是其基本国策。福泽谕吉时叫嚣要“把旅顺变为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湾变为日本领有的北支那之香港”，到了田中义一就变成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而他们的理论皆源于吉田松阴的方略：“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夺取满洲而逼俄，霸占朝鲜而窥清，控制南洋而袭印度，是天下万世可继之业也。”，后则“挫败美国，制服欧洲，继而吞五大洲”。   从1874年进攻台湾清政府赔款、1879年吞并琉球、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再割地赔款、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21条、1931年开始扶持伪满洲国，到1937年全面侵华，再到后来所谓的大东亚战争，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沿袭吉田扩张的路线异常清晰。   民国建立以来，统治中国的精英阶层盖由“知日派”把持。从孙中山、段祺瑞、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无不对日寄予厚望。9.18战端开启后，又畏日如虎，不敢正面抗日。数十万东北军面对区区日本铁路守备队望风而逃，国民政府鸵鸟政策亦尽显，转而求助无所作为的“国联”主持公道。即使到了77事变，日本举全国之力，夺取上海占领南京之际，蒋介石仍没忘乞求陶德曼的调停。起始于1931年的9，18至1941年凡整整十年，日寇占领大半个中国，国民政府竟不敢对日宣战，直至太平洋开战后才跟随美国勉强对日宣战。此情此景，恐举世不可多见矣。   不可讳言，即使建国后中国吃日本的阴招也比比皆是。近年来，日本强调建设海洋大国，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也身体力行践行价值观外交，其背后潜藏更深层的歹毒心态。川胜平太在《海洋联邦论》中，提出“日本异质论”，进而强调“海洋文明论”甚至“海洋联邦论”。他的理论目前在日本列岛尘嚣甚上：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诸岛屿，原是海洋民族。“此后与异质的中国、朝鲜长期交流”，但又从它们的影响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而自具特色。战后亚洲出现的新兴工业国家群、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是“日本锁国以前形成日本町的地区”，也是日本希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梅棹忠夫说得更赤裸裸：“大陆亚洲”即中国的亚洲是“恶魔之巢，是破坏之源”，日本唯脱离“大陆亚洲”才有可能找回独具传统的日本。“脱亚”就是“与野蛮的亚细亚诀别，与停滞的亚细亚脱离”。他指出；“回首日本现代化的历程，究其根本，战前日本主义者冈仓天心强调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对立”，而当下的问题是亚细亚内部“对抗”，此即“海洋”与“大陆”的对抗。”   安倍晋三七月份参议院选举胜利后，回到老家山口县在吉田松阴墓前长跪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个二战甲级战犯岸信介的外孙子彼时彼刻在想些什么，但观其二进宫大半年来的所作所为，不难想象其萦绕脑际的复活大日本帝国主义之梦想。但愿一个半世纪以来吃尽日本苦头的国人能真正能吃N次堑长一智，真正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被安倍晋三一遍遍“回归日中战略原点”呼吁所蒙蔽，认清其大日本帝国孽子的本来面目，埋头发展自身实力，富国强军，才是唯一沧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