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法国人看日本是如何走上战争之路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20:38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
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
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
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NFDB3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
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
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
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
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NFDB3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
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
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
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
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NFDB3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
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
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
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
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NFDB3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
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