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南王”李井泉小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1:16:56
提起李井泉，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大跃进”运动中那位呼风唤雨的 “西南王”。当然，这是李井泉人生中重要的历史阶段，但还不能仅以此来作盖棺论定。
李井泉是江西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人，生于1909年11月1日。他在1924年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革命思潮，并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江西临川时，还不满18岁李井泉报名参军，被分到叶挺任军长、周士第任师长的第11军25师任政治宣传员。9月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朱德被迫率留守的第25师向赣南转移，李井泉则与部队失散，留在了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1930年夏，李井泉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到江西苏区去做联络工作。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李井泉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便将他留在了部队。就这样，李井泉与自己一生追随的领袖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由于毛泽东的着力提拔，李井泉很快就在红军中入了党，并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长、红35军政治委员、红军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红21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补充师政治委员、第3补充师政治委员等职。20岁出头的年纪，李井泉就在主力红军中担任了军、师级政治委员职务，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和政治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毛泽东确实慧眼识人。
长征开始后，李井泉被分到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相继负责后勤供应和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政治协助员。9月红军在草地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李井泉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由于李井泉是江西人，同为江西人的张国焘试图拉拢他，未获成功，就将李井泉贬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李井泉被调到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第4师任政治委员，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由于李井泉先后在三个方面军中任职，经受了复杂环境考验，对党忠诚，因而上级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20师，李井泉被分到该师358旅任副旅长。当年10月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李井泉又改任358旅政治委员。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下东进山西前线对日作战，李井泉与358旅旅长张宗逊指挥部队转战晋西北，有力打击了敌人。1938年6月，李井泉奉命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姚喆、彭德大、王尚荣、朱辉照等人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打击日伪，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开辟了著名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经中央军委提议，李井泉被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358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由于李井泉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干部们便习惯地称其为“李政委”。1941年春，毛泽东亲自提名，将李井泉召回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副司令员领导下工作。由于李井泉能力出色，还被称为是“贺龙的笔杆子”。
1943年春，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李井泉分别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政治委员。其时延安整风正进入高潮期，从思想整风转入审查干部，还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抗日军政大学是重灾区之一，仅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令人触目惊心！
以《思痛录》而闻名的韦君宜后来回忆，她当时在抗大总校所在地绥德，曾亲耳听到抗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其时抗大总校的校长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副校长分别是何长工、彭绍辉。徐向前由于反对在抗大总校中大搞过火“抢救”运动，因而被中央社会部派出的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所排挤，无事可做，不得不返回了延安。何长工、彭绍辉当时的表现还不清楚，但也没有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李井泉则在文革中遭到噩运，任四川省轻工厅厅长的妻子肖里被关进监狱迫害而死，二儿子李明清也在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毒打致死。由此可见，韦君宜所说的那位抗大“副校长”应该是指抗大总校政治委员李井泉。联系到抗大总校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历史，李井泉主持抗大总校实际工作的地位，以及后来“大跃进”期间李井泉的表现，韦君宜的评价恐怕并不过分。
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毛泽东又决定纠正整风中的偏差，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甄别复查，抗大中被打成“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平反。那些经受了“党的考验”的抗大儿女，转而又开始歌颂“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提起李井泉，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大跃进”运动中那位呼风唤雨的 “西南王”。当然，这是李井泉人生中重要的历史阶段，但还不能仅以此来作盖棺论定。
李井泉是江西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人，生于1909年11月1日。他在1924年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革命思潮，并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江西临川时，还不满18岁李井泉报名参军，被分到叶挺任军长、周士第任师长的第11军25师任政治宣传员。9月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朱德被迫率留守的第25师向赣南转移，李井泉则与部队失散，留在了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1930年夏，李井泉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到江西苏区去做联络工作。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李井泉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便将他留在了部队。就这样，李井泉与自己一生追随的领袖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由于毛泽东的着力提拔，李井泉很快就在红军中入了党，并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长、红35军政治委员、红军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红21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补充师政治委员、第3补充师政治委员等职。20岁出头的年纪，李井泉就在主力红军中担任了军、师级政治委员职务，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和政治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毛泽东确实慧眼识人。
长征开始后，李井泉被分到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相继负责后勤供应和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政治协助员。9月红军在草地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李井泉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由于李井泉是江西人，同为江西人的张国焘试图拉拢他，未获成功，就将李井泉贬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李井泉被调到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第4师任政治委员，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由于李井泉先后在三个方面军中任职，经受了复杂环境考验，对党忠诚，因而上级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20师，李井泉被分到该师358旅任副旅长。当年10月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李井泉又改任358旅政治委员。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下东进山西前线对日作战，李井泉与358旅旅长张宗逊指挥部队转战晋西北，有力打击了敌人。1938年6月，李井泉奉命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姚喆、彭德大、王尚荣、朱辉照等人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打击日伪，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开辟了著名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经中央军委提议，李井泉被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358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由于李井泉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干部们便习惯地称其为“李政委”。1941年春，毛泽东亲自提名，将李井泉召回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副司令员领导下工作。由于李井泉能力出色，还被称为是“贺龙的笔杆子”。
1943年春，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李井泉分别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政治委员。其时延安整风正进入高潮期，从思想整风转入审查干部，还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抗日军政大学是重灾区之一，仅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令人触目惊心！
以《思痛录》而闻名的韦君宜后来回忆，她当时在抗大总校所在地绥德，曾亲耳听到抗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其时抗大总校的校长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副校长分别是何长工、彭绍辉。徐向前由于反对在抗大总校中大搞过火“抢救”运动，因而被中央社会部派出的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所排挤，无事可做，不得不返回了延安。何长工、彭绍辉当时的表现还不清楚，但也没有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李井泉则在文革中遭到噩运，任四川省轻工厅厅长的妻子肖里被关进监狱迫害而死，二儿子李明清也在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毒打致死。由此可见，韦君宜所说的那位抗大“副校长”应该是指抗大总校政治委员李井泉。联系到抗大总校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历史，李井泉主持抗大总校实际工作的地位，以及后来“大跃进”期间李井泉的表现，韦君宜的评价恐怕并不过分。
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毛泽东又决定纠正整风中的偏差，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甄别复查，抗大中被打成“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平反。那些经受了“党的考验”的抗大儿女，转而又开始歌颂“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李井泉是江西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人，生于1909年11月1日。他在1924年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革命思潮，并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江西临川时，还不满18岁李井泉报名参军，被分到叶挺任军长、周士第任师长的第11军25师任政治宣传员。9月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朱德被迫率留守的第25师向赣南转移，李井泉则与部队失散，留在了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1930年夏，李井泉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到江西苏区去做联络工作。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李井泉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便将他留在了部队。就这样，李井泉与自己一生追随的领袖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由于毛泽东的着力提拔，李井泉很快就在红军中入了党，并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长、红35军政治委员、红军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红21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补充师政治委员、第3补充师政治委员等职。20岁出头的年纪，李井泉就在主力红军中担任了军、师级政治委员职务，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和政治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毛泽东确实慧眼识人。
长征开始后，李井泉被分到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相继负责后勤供应和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政治协助员。9月红军在草地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李井泉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由于李井泉是江西人，同为江西人的张国焘试图拉拢他，未获成功，就将李井泉贬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李井泉被调到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第4师任政治委员，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由于李井泉先后在三个方面军中任职，经受了复杂环境考验，对党忠诚，因而上级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20师，李井泉被分到该师358旅任副旅长。当年10月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李井泉又改任358旅政治委员。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下东进山西前线对日作战，李井泉与358旅旅长张宗逊指挥部队转战晋西北，有力打击了敌人。1938年6月，李井泉奉命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姚喆、彭德大、王尚荣、朱辉照等人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打击日伪，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开辟了著名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经中央军委提议，李井泉被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358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由于李井泉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干部们便习惯地称其为“李政委”。1941年春，毛泽东亲自提名，将李井泉召回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副司令员领导下工作。由于李井泉能力出色，还被称为是“贺龙的笔杆子”。
1943年春，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李井泉分别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政治委员。其时延安整风正进入高潮期，从思想整风转入审查干部，还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抗日军政大学是重灾区之一，仅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令人触目惊心！
以《思痛录》而闻名的韦君宜后来回忆，她当时在抗大总校所在地绥德，曾亲耳听到抗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其时抗大总校的校长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副校长分别是何长工、彭绍辉。徐向前由于反对在抗大总校中大搞过火“抢救”运动，因而被中央社会部派出的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所排挤，无事可做，不得不返回了延安。何长工、彭绍辉当时的表现还不清楚，但也没有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李井泉则在文革中遭到噩运，任四川省轻工厅厅长的妻子肖里被关进监狱迫害而死，二儿子李明清也在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毒打致死。由此可见，韦君宜所说的那位抗大“副校长”应该是指抗大总校政治委员李井泉。联系到抗大总校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历史，李井泉主持抗大总校实际工作的地位，以及后来“大跃进”期间李井泉的表现，韦君宜的评价恐怕并不过分。
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毛泽东又决定纠正整风中的偏差，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甄别复查，抗大中被打成“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平反。那些经受了“党的考验”的抗大儿女，转而又开始歌颂“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提起李井泉，恐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大跃进”运动中那位呼风唤雨的 “西南王”。当然，这是李井泉人生中重要的历史阶段，但还不能仅以此来作盖棺论定。
李井泉是江西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人，生于1909年11月1日。他在1924年进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了革命思潮，并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江西临川时，还不满18岁李井泉报名参军，被分到叶挺任军长、周士第任师长的第11军25师任政治宣传员。9月在广东大埔三河坝战斗后，朱德被迫率留守的第25师向赣南转移，李井泉则与部队失散，留在了大埔、丰顺、梅县一带做地方工作。1930年夏，李井泉受中共东江特委派遣到江西苏区去做联络工作。红4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李井泉年轻，精明强干，又有文化，很适宜做政治工作，便将他留在了部队。就这样，李井泉与自己一生追随的领袖结下了最初的缘分。
由于毛泽东的着力提拔，李井泉很快就在红军中入了党，并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委员办公室秘书长、红35军政治委员、红军独立第3师政治委员、红21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补充师政治委员、第3补充师政治委员等职。20岁出头的年纪，李井泉就在主力红军中担任了军、师级政治委员职务，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和政治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可见，毛泽东确实慧眼识人。
长征开始后，李井泉被分到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纵队），相继负责后勤供应和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他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政治协助员。9月红军在草地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李井泉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由于李井泉是江西人，同为江西人的张国焘试图拉拢他，未获成功，就将李井泉贬到了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政治教员。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李井泉被调到新组建的红二方面军第4师任政治委员，跟着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由于李井泉先后在三个方面军中任职，经受了复杂环境考验，对党忠诚，因而上级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精干”、“政治军事皆能对付”、“机警耐苦”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力改编成了八路军第120师，李井泉被分到该师358旅任副旅长。当年10月部队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李井泉又改任358旅政治委员。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萧克率领下东进山西前线对日作战，李井泉与358旅旅长张宗逊指挥部队转战晋西北，有力打击了敌人。1938年6月，李井泉奉命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姚喆、彭德大、王尚荣、朱辉照等人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绥远，打击日伪，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开辟了著名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经中央军委提议，李井泉被调回晋西北工作，担任新358旅兼晋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由于李井泉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干部们便习惯地称其为“李政委”。1941年春，毛泽东亲自提名，将李井泉召回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2年秋，他被调到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担任秘书长，在司令员贺龙，徐向前副司令员领导下工作。由于李井泉能力出色，还被称为是“贺龙的笔杆子”。
1943年春，毛泽东任命徐向前、李井泉分别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抗大）总校校长、政治委员。其时延安整风正进入高潮期，从思想整风转入审查干部，还掀起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抗日军政大学是重灾区之一，仅总校1052个排以上干部中，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602人，占总人数的57.2％。在干训队496人中，“嫌疑分子”竟达373人，其比例为75.2%，令人触目惊心！
以《思痛录》而闻名的韦君宜后来回忆，她当时在抗大总校所在地绥德，曾亲耳听到抗大一位副校长介绍抗大的反特斗争原则。这位副校长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韦君宜说，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
其时抗大总校的校长是徐向前，政治委员是李井泉，副校长分别是何长工、彭绍辉。徐向前由于反对在抗大总校中大搞过火“抢救”运动，因而被中央社会部派出的以黄志勇为首的整风审干工作组所排挤，无事可做，不得不返回了延安。何长工、彭绍辉当时的表现还不清楚，但也没有在文革中“闹得全家惨死”。李井泉则在文革中遭到噩运，任四川省轻工厅厅长的妻子肖里被关进监狱迫害而死，二儿子李明清也在北京航空学院被造反派毒打致死。由此可见，韦君宜所说的那位抗大“副校长”应该是指抗大总校政治委员李井泉。联系到抗大总校被搞得乌烟瘴气的历史，李井泉主持抗大总校实际工作的地位，以及后来“大跃进”期间李井泉的表现，韦君宜的评价恐怕并不过分。
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毛泽东又决定纠正整风中的偏差，停止了“抢救运动”，转入甄别复查，抗大中被打成“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务分子”的人基本都得到了平反。那些经受了“党的考验”的抗大儿女，转而又开始歌颂“李政委关心爱护干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抗战胜利后，李井泉先后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与贺龙一起成为了中共在晋绥地区的主要领导人。由于陕北敌情紧张，晋绥野战军主力相继被调到陕北，在彭德怀指挥下与进犯的国民党军作战。贺龙、李井泉则在晋绥组建地方部队，筹措粮草物资，同时支援陕北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作战，可以说立下了很大功勋。没有这二位的鼎力支持，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徐向前的华北第一兵团，恐怕都不会有后来历史上那样的辉煌战绩。不说别的，光吃饭一项就受不了。陕北经济当时已完全破产，西北野战军几乎天天喝黑豆汤，没有晋绥支援的粮食，别说打仗了，饿也饿垮了！贺老总解放战争时期没能领军打大仗，那不说明他的军事能力弱，反而是对党忠诚，高风亮节的表现。“李政委”协助贺老总领军主政，将晋绥地区建设成了连接华北与西北的模范区，亦是功不可没。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挺进东南、中南、西北、西南，革命洪流席卷了中国大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贺龙、李井泉指挥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从陕南进入四川，追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共同解放了大西南。此后，他长期留在了西南，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工作长达16年以上。
从李井泉的革命经历中可以看出，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均经受了斗争检验，可以说在民主革命中立下了卓越功勋。1955年解放军评授军衔时，李井泉已转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职务。根据中央规定，作为已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他没有被授予军衔。不过，按照解放军总干部部提出的对这些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评而不授的办法，李井泉完全够被评为上将军衔的标准。
下面就该说说李井泉在“大跃进”运动中的那些事了。李井泉的一世英名，也就毁在了这一时期。
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李井泉正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毛泽东喜欢坐火车到全国去视察，尤其喜欢到华东、中南和四川。这是因为主政华东的柯庆施、曾希圣，中南的陶铸、王任重，四川的李井泉等地方大员，他们都对毛泽东日益“左”倾的建设思想大加称颂逢迎，显示了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故此毛泽东也爱到他们的辖区去吹风和听取意见。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期间，全体到会人员进行合影时，毛泽东特意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到了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当时的各省区一把手中，只有他和上海的柯庆施进了中央政治局，可见毛泽东对李井泉的信任和器重。而对于领袖在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要求全国工农业生产实现“大跃进”的号召，李井泉则立即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忠诚与紧跟。
从北戴河回来后，李井泉听说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45217斤5两8钱”的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被证实有假，很是不甘心。他找来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说：“不要大惊小怪，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再搞一块真的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省委一把手放风要搞“真的”“卫星”田，下边当然会闻风而动，即使再次弄虚作假也在所不惜。如果不这样干，就有可能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遭到组织处理。于是温江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在上行下效之下，四川全省迅便速掀起了亩产放“卫星”的“浮夸风”高潮。
应该说，李井泉对于农业“大跃进”的认识还是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开始他对亩产放“卫星”也没有把握，想搞搞试点，看看事实如何。然而兄弟省份的“跃进”速度极为迅速，“卫星”一个比一个大，牛皮一个比一个凶，眼看四川就被甩在了后边。李井泉不能容忍在政治上落后于人，遂很快转变态度，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大跃进”中。对于下边报上来的亩产大“卫星”，李井泉不再容许别人提出怀疑，甚至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发出了狠话：“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在他的领导下，四川农业胡干快上，什么“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拉绳插秧搞“密植”，胡乱抛荒的“少种”，育秧时“整齐划一”的大浪费，“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的行政乱干等，各种邪门歪道全上来了。加上“共产风”和“瞎指挥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农具被“共产”而遭到严重丢失损坏，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误了农时，野蛮操作等原因，造成全省粮食大幅度减产。而李井泉不但不反省和检讨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这样既大量浪费了农业资源，导致情况更加恶化，还严重误导了上级，使得四川的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际推行中搞出了乱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开始采取纠偏措施。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中央相继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编，要求全党“降温”，压缩工农业生产计划的高指标，该退的要退，“左”了要纠。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其中有不少实事求是的话，并告诫大家“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内形势，有不少干部有所醒悟，开始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然而，李井泉这时候却一反常态，没有再紧跟毛泽东，而是明里暗里进行抵制，坚持不“降温”，不纠“左”。对于那封中央明令要求“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的《党内通信》，李井泉竟然不加理睬。他认为，这封《党内通信》发下去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必须予以消除。已经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当李井泉发现干部们出现动摇情绪后，立即下令收回。当毛泽东一再要求“降温”、“压缩空气”、“不要讲假话”的时候，李井泉却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1959年粮食生产的高指标“不能动摇”。中央在1959年6月11日又下了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要求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允许社员自养家禽家畜、归还社员屋前屋后的林木果树等。李井泉则把持省委拒不执行，既不将文件下发，也不张榜公布，更不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对于李井泉如此藐视领袖和中央指示的行为，毛泽东会做何表示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并未对李井泉进行任何批评。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挺进东南、中南、西北、西南，革命洪流席卷了中国大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贺龙、李井泉指挥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从陕南进入四川，追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共同解放了大西南。此后，他长期留在了西南，历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工作长达16年以上。
从李井泉的革命经历中可以看出，他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在不同历史时期均经受了斗争检验，可以说在民主革命中立下了卓越功勋。1955年解放军评授军衔时，李井泉已转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职务。根据中央规定，作为已转到地方任职的领导干部，他没有被授予军衔。不过，按照解放军总干部部提出的对这些兼任军队职务的地方干部评而不授的办法，李井泉完全够被评为上将军衔的标准。
下面就该说说李井泉在“大跃进”运动中的那些事了。李井泉的一世英名，也就毁在了这一时期。
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李井泉正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建国后毛泽东喜欢坐火车到全国去视察，尤其喜欢到华东、中南和四川。这是因为主政华东的柯庆施、曾希圣，中南的陶铸、王任重，四川的李井泉等地方大员，他们都对毛泽东日益“左”倾的建设思想大加称颂逢迎，显示了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故此毛泽东也爱到他们的辖区去吹风和听取意见。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李井泉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期间，全体到会人员进行合影时，毛泽东特意让李井泉坐在他的身边。到了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又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当时的各省区一把手中，只有他和上海的柯庆施进了中央政治局，可见毛泽东对李井泉的信任和器重。而对于领袖在当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要求全国工农业生产实现“大跃进”的号召，李井泉则立即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忠诚与紧跟。
从北戴河回来后，李井泉听说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45217斤5两8钱”的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被证实有假，很是不甘心。他找来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说：“不要大惊小怪，郫县的4万斤田是假的，你们再搞一块真的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省委一把手放风要搞“真的”“卫星”田，下边当然会闻风而动，即使再次弄虚作假也在所不惜。如果不这样干，就有可能被扣上“右倾”的帽子，遭到组织处理。于是温江地委迅速作了检讨，承认对“少种、高产、多收”的态度不坚定，对郫县的成绩鼓励支持不够，这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在上行下效之下，四川全省迅便速掀起了亩产放“卫星”的“浮夸风”高潮。
应该说，李井泉对于农业“大跃进”的认识还是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开始他对亩产放“卫星”也没有把握，想搞搞试点，看看事实如何。然而兄弟省份的“跃进”速度极为迅速，“卫星”一个比一个大，牛皮一个比一个凶，眼看四川就被甩在了后边。李井泉不能容忍在政治上落后于人，遂很快转变态度，非常狂热地投入了“大跃进”中。对于下边报上来的亩产大“卫星”，李井泉不再容许别人提出怀疑，甚至在动员会上对干部们发出了狠话：“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在他的领导下，四川农业胡干快上，什么“让土地大翻身”的“深耕”，拉绳插秧搞“密植”，胡乱抛荒的“少种”，育秧时“整齐划一”的大浪费，“放干冬水田种小麦”的行政乱干等，各种邪门歪道全上来了。加上“共产风”和“瞎指挥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农具被“共产”而遭到严重丢失损坏，种植不看季节，不看气温，误了农时，野蛮操作等原因，造成全省粮食大幅度减产。而李井泉不但不反省和检讨过失，反而进一步弄虚做假，硬撑面子，下令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所谓的“高产路”，大搞“一平二调”，把远离交通路线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做给人看。这样既大量浪费了农业资源，导致情况更加恶化，还严重误导了上级，使得四川的错误迟迟得不到纠正。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实际推行中搞出了乱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不得不开始采取纠偏措施。从1958年底到1959年春夏，中央相继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进行纠编，要求全党“降温”，压缩工农业生产计划的高指标，该退的要退，“左”了要纠。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写信的对象是“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谈了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其中有不少实事求是的话，并告诫大家“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内形势，有不少干部有所醒悟，开始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然而，李井泉这时候却一反常态，没有再紧跟毛泽东，而是明里暗里进行抵制，坚持不“降温”，不纠“左”。对于那封中央明令要求“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执行”的《党内通信》，李井泉竟然不加理睬。他认为，这封《党内通信》发下去后，“会产生放任自流和消极情绪”，必须予以消除。已经发到县委的《党内通信》，当李井泉发现干部们出现动摇情绪后，立即下令收回。当毛泽东一再要求“降温”、“压缩空气”、“不要讲假话”的时候，李井泉却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成绩必须肯定，“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1959年粮食生产的高指标“不能动摇”。中央在1959年6月11日又下了一个更为彻底的纠“左”指示，要求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允许社员自养家禽家畜、归还社员屋前屋后的林木果树等。李井泉则把持省委拒不执行，既不将文件下发，也不张榜公布，更不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和自养家禽家畜。对于李井泉如此藐视领袖和中央指示的行为，毛泽东会做何表示呢？没有，什么也没有，毛泽东并未对李井泉进行任何批评。
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时，前半截还是毛泽东提倡的“神仙会”，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提意见。因为李井泉所在的西南组人未到齐，比别的组稍晚才开会进行讨论。李井泉主持西南组会议，大加宣扬“大跃进”的成绩，对问题则避而不谈或尽量少谈。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井泉养成了敢于负责、敢于拍板的果断作风。然而这种作风走向反面时，处理问题时就不免会产生主观武断，甚至给人以“霸道”的印象。正是由于李井泉的“霸道”表现，西南组的讨论就显得比较沉闷，远不如东北、华北、西北等小组能敞开思想，谈出问题。好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分在西南组，他在四川蹲过点，在发言时就谈到了下面受压虚报粮食产量的问题。李井泉非常恼火，毫不客气地反驳了田家英，其咄咄逼人的态度令田“以致讲不下去”。事后田家英将他在四川蹲点时整理的关于“浮夸风”问题的调查材料上报给毛泽东，希望“主公”能主持正义。
不料，彭德怀的上书一出，会议局势完全逆转，在毛泽东的高压下开始转向了反“右倾”。对于坚持搞公开食堂的问题，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表扬了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几个公共食堂没有散的省市。所谓“硬着头皮顶住”，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心理状态，之前他一再提出的“降温”、“不讲假话”，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坚持“三面红旗”，还是要“跃进”，而不是“促退”。对于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毛泽东允许的限度内调整，如对于“公共食堂”、“高指标”，毛泽东虽然同意了要“缩小范围”、“压缩指标”，实际上还是希望下边能顶住，再试一试，干出好的成绩来以向世人证明：“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领袖的决策是正确的。
李井泉的一再顶着中央干终于苦尽甘来，他摸对了毛泽东的心理，在政治上获得了大丰收。在庐山会议期间，李井泉开始时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在私下里却和柯庆施打得火热，对彭德怀的纠“左”意见很是不满。当毛泽东找他们谈话时，柯庆施更是直接进行挑拨：“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7月23日毛泽东一番雷霆发言扭转了局面，不能不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敲边鼓起了一定作用。而李井泉坚持“三面红旗”的忠诚表现，毛泽东也自然是心知肚明。在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猛烈揭批。进行分组开会时，李井泉担任对彭德怀组的组长，副组长是王任重、萧华，组员多以军队干部为主，集中火力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和“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上逼，会下劝，彭总再怎么申辩也无济于事，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只好顾全大局向党交枪检讨。李井泉，在庐山这场斗争中立了“大功”，无愧于领袖的多年栽培。
此后李井泉继续在四川推行“大跃进”，对于下边的粮食短缺、浮肿病增多、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等问题视若无睹。同时，他不不停顿地主持进行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倒了不少敢讲实话的干部，泡制出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在四川全省粮食已经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仍对上浮夸虚报，对下大搞“反瞒产私分”，致使从农村征购了过头粮，又过多的将粮食调往省外。在“五风”肆虐之下，饥荒开始在省内大范围蔓延，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天府之国”变成了饿殍遍地。当一份又一份饿死人的报告送到李井泉的手上时，他却无动于衷，仍顽固坚持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并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倒行逆施的结果，就是使四川饥荒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是全国饥荒时间最长的省份。
本来1959年四川粮食实产只有316.4亿斤，然而经过“浮夸风”和“反瞒产私分”后，竟然对外公布当年粮食产量高达700亿斤，虚增了120%以上！结果换来的就是按照国家政策对农村粮食的高征购，足足从农村征走了高达49％的公粮，而在1958年以前这个比例平均每年仅是31％。与高征购伴随的是高外调。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四川就外调粮食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其中仅1960年就外调粮食达到68.4亿斤，比5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李井泉曾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与此同时，省内人民却陷入了苦难饥馑之中。从1959年起，三年内四川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后来干部还有“营养政策”）。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稻谷），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则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这点口粮，没有任何副食，农民还要干活，怎么够？结果就是胖的饿瘦，瘦的饿倒，倒的生病，病的便只有等死了。
也不能说李井泉对征购和外调过头粮的问题毫无认识。1960年7月28日，李井泉给国务院写信，提出：“现在库存不多，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后的差额，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为征购较多，曾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省缓和一下。”然而中央这时已有共识，下边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首都北京死人就关系到国家的声誉问题，因此一定要保京、津、沪等大城市不能饿死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就回复李井泉：你们怕四川饿死人，但北京、上海饿死人影响更坏，要从政治大局考虑。据此，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8月5日，李井泉又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他在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然而中央也被缺粮难坏了，不仅没有向下调整，反而将征购数字上调为129.28亿斤。由于征购和外调了过头粮，致使农民手里余粮净尽，粮库也基本告罄，春荒时没有返销粮，农民便只能饿以待毙，和平年代的人间惨剧就此上演。
不料，彭德怀的上书一出，会议局势完全逆转，在毛泽东的高压下开始转向了反“右倾”。对于坚持搞公开食堂的问题，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表扬了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几个公共食堂没有散的省市。所谓“硬着头皮顶住”，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心理状态，之前他一再提出的“降温”、“不讲假话”，那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必须坚持“三面红旗”，还是要“跃进”，而不是“促退”。对于出现的问题，只能在毛泽东允许的限度内调整，如对于“公共食堂”、“高指标”，毛泽东虽然同意了要“缩小范围”、“压缩指标”，实际上还是希望下边能顶住，再试一试，干出好的成绩来以向世人证明：“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领袖的决策是正确的。
李井泉的一再顶着中央干终于苦尽甘来，他摸对了毛泽东的心理，在政治上获得了大丰收。在庐山会议期间，李井泉开始时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没有公开发表意见，但在私下里却和柯庆施打得火热，对彭德怀的纠“左”意见很是不满。当毛泽东找他们谈话时，柯庆施更是直接进行挑拨：“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7月23日毛泽东一番雷霆发言扭转了局面，不能不说柯庆施、李井泉等人的敲边鼓起了一定作用。而李井泉坚持“三面红旗”的忠诚表现，毛泽东也自然是心知肚明。在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猛烈揭批。进行分组开会时，李井泉担任对彭德怀组的组长，副组长是王任重、萧华，组员多以军队干部为主，集中火力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和“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会上逼，会下劝，彭总再怎么申辩也无济于事，被搞得焦头烂额，最后只好顾全大局向党交枪检讨。李井泉，在庐山这场斗争中立了“大功”，无愧于领袖的多年栽培。
此后李井泉继续在四川推行“大跃进”，对于下边的粮食短缺、浮肿病增多、人口减少、生猪大量死亡等问题视若无睹。同时，他不不停顿地主持进行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打倒了不少敢讲实话的干部，泡制出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在四川全省粮食已经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仍对上浮夸虚报，对下大搞“反瞒产私分”，致使从农村征购了过头粮，又过多的将粮食调往省外。在“五风”肆虐之下，饥荒开始在省内大范围蔓延，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天府之国”变成了饿殍遍地。当一份又一份饿死人的报告送到李井泉的手上时，他却无动于衷，仍顽固坚持收回自留地、公有化程度要提高、粮食不能掌握在个人手里、坚持办食堂等不得人心的政策，并向上封锁消息，向下采取高压手段，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敢谈谁就会被戴上“阶级立场不坚定”的帽子而遭到整肃。倒行逆施的结果，就是使四川饥荒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是全国饥荒时间最长的省份。
本来1959年四川粮食实产只有316.4亿斤，然而经过“浮夸风”和“反瞒产私分”后，竟然对外公布当年粮食产量高达700亿斤，虚增了120%以上！结果换来的就是按照国家政策对农村粮食的高征购，足足从农村征走了高达49％的公粮，而在1958年以前这个比例平均每年仅是31％。与高征购伴随的是高外调。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四川就外调粮食157亿斤，约相当于前五年外调粮食的总和。其中仅1960年就外调粮食达到68.4亿斤，比50年代增加了一倍以上。李井泉曾骄傲地宣称，四川外调粮食“居全国之冠”。与此同时，省内人民却陷入了苦难饥馑之中。从1959年起，三年内四川全省人均留粮包括种籽、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根据资料，四川城市居民每月口粮只有21斤，干部只有19斤（后来干部还有“营养政策”）。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天的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两为1斤）的4至5两原粮（即稻谷），打出米来只有老秤的2到3两，折合新秤只有1到2两米。城里居民每月供应2两肉和糕点，农民则根本就没有任何供应可言。就这点口粮，没有任何副食，农民还要干活，怎么够？结果就是胖的饿瘦，瘦的饿倒，倒的生病，病的便只有等死了。
也不能说李井泉对征购和外调过头粮的问题毫无认识。1960年7月28日，李井泉给国务院写信，提出：“现在库存不多，外调任务如果超过当年购销后的差额，那省内的安排就毫无办法。特别是去年因为征购较多，曾引起今年出现许多问题，因此，本年度粮食外调任务，很有必要给四川省缓和一下。”然而中央这时已有共识，下边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首都北京死人就关系到国家的声誉问题，因此一定要保京、津、沪等大城市不能饿死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就回复李井泉：你们怕四川饿死人，但北京、上海饿死人影响更坏，要从政治大局考虑。据此，粮食部党组安排1960－1961粮食年度四川征购指标为118亿斤。8月5日，李井泉又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写信，要求降为108亿斤。他在信中说：“今看到中央同意粮食部党组1960－1961年的粮食安排意见，其中关于四川粮食征购数字仍没有加以调整修改。关于这个问题，省委曾再三考虑过今年的收成，只能征购108亿斤，建议仍按我上月22日报告意见将征购数字加以调整。”然而中央也被缺粮难坏了，不仅没有向下调整，反而将征购数字上调为129.28亿斤。由于征购和外调了过头粮，致使农民手里余粮净尽，粮库也基本告罄，春荒时没有返销粮，农民便只能饿以待毙，和平年代的人间惨剧就此上演。
中央要保城市，四川也要保城市，这是关系到中国到底是发生大乱还是维持稳定的关键问题。粮食就那么多，怎么办？只能继续向下征过头粮来饮鸩止渴，这就更为加剧了饥荒的严重程度。两难之下，李井泉又想出了一招令他日后被四川老百姓恨之入骨的手段：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老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这一下子，就使得许多城市居民勒紧裤腰带苦苦积攒下的4800万斤粮票全部化为乌有。那一时期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粮食，粮票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票面价值，有钱也难买，是何其的金贵！这一招实在是太缺德，一夜间就让无数城市居民揭不开锅了，影响非常恶劣，至今四川人提起来还骂。
三年大饥荒期间四川全省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数字。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根据官方出版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册中的数据计算，从1958年至1962年，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97.01万人。1962年7月受中共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披露：“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后来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人数在1200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至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以上。
无论是797万还是1200万，这些血淋淋的数字都令人不寒而栗，在其背后可是一个个的鲜活生命！在一个和平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里，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何在？追责何在？反思何在？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饥荒年代，“五风”中的“干部特殊化风”还依然存在。据廖伯康提供的资料，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其在四川锦江宾馆和成都军区时的作为，也大抵如此。公款宴聚，亭台楼阁，特供服务，美人在怀，何其逍遥！一边是哀鸿遍野，一边是追求享乐，周扬在80年代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岂会是无的放矢！在四川人民面前，李井泉不能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
李井泉在四川搞得实在不得人心，又拒绝承认错误，还一直向中央隐瞒灾情，以致四川没有被列为灾情严重的省份。故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廖伯康、于克书等重庆市委干部就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接到报告后很重视，主持会议进行了研究，并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对此非常恼火，暗中动用公安机关对举报人进行了追查。当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七千人大会后进行调整后退的政治气候再次被逆转。李井泉趁势进行打击报复，授意揪出了所谓“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又将一批正直敢言的干部打入冤狱之中。
大饥荒在全国蔓延后，不少省份的问题被揭了盖子，一批责任严重的封疆大吏相继被撤职或调职，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奇怪的是，死人最多的四川省一把手李井泉却安然无恙，他虽然被迫做了检讨，但并未被追究责任。而且在全省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李井泉居然还升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没有领袖的刻意提拔，是绝不会发生如此怪事的。历史证明，在那场国家民族的大灾难中，全党都要对此负责，毛泽东要负责，李井泉要负责，很多人都要负责。就李井泉个人而言，其欠下的人命债是还不清的。
1965年3月，李井泉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当年10月，庐山落难的彭德怀被遣出北京发落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职务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日常活动都要受到监视，李井泉是主要执行人。彭老总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段为党工作的时间里，还要像做贼一样的到处避嫌，连住地近在呎尺的老战友邓华都不能去看，实在是让人不堪回首。
文革中，李井泉也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残酷迫害，被揪回北京长期单独关押，造成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身体受到极大损害。他的夫人肖里被造反派揪斗时扯光了头发，关到监狱里继续遭到迫害，最后被逼上吊自杀。二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毒打到奄奄一息，人还没有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化掉了。其他子女也都被下放强迫接受“改造”。文革后期时周恩来提出要追查李明清之死的凶手，李井泉却说：“群众运动，免不了有过火的地方，不要再追究了，否则还要死人。”难道，李井泉已经想通了，这是为他当年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还债吗？
1973年李井泉获得了解放，先后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任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老上级邓小平对他也比较关照，让李井泉进了中顾委，还当了常委。只不过，由于李井泉建国后的欠债较多，加上身体在文革中又被搞坏了，因而没法再进一步，只能和谭震林一样望着中共八老群体而独自叹息吧。
晚年的李井泉不写回忆录，也坚决不许子女为他写回忆录。也是，四川饿死了那么多人，仅是过度调粮时的那点良心发现能让他释然吗？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三年大饥荒期间四川全省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数字。据资料记载，仅在1960年一年，四川就有9个县的死亡率超过10％，有的县饿死人甚至将近总人数的20％。根据官方出版的《中国人口》各省分册中的数据计算，从1958年至1962年，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为797.01万人。1962年7月受中共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披露：“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后来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人数在1200万。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中认为，从1959至1961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940.2万人。如果加上1958年底和1962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1000万以上。
无论是797万还是1200万，这些血淋淋的数字都令人不寒而栗，在其背后可是一个个的鲜活生命！在一个和平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里，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何在？追责何在？反思何在？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饥荒年代，“五风”中的“干部特殊化风”还依然存在。据廖伯康提供的资料，李井泉住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的时候，几乎每天吃了晚饭后先看电影，再打桥牌，或者先看戏再跳舞。看电影是专场，看戏是堂会。跳舞、打牌到凌晨再吃夜宵。其在四川锦江宾馆和成都军区时的作为，也大抵如此。公款宴聚，亭台楼阁，特供服务，美人在怀，何其逍遥！一边是哀鸿遍野，一边是追求享乐，周扬在80年代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岂会是无的放矢！在四川人民面前，李井泉不能不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
李井泉在四川搞得实在不得人心，又拒绝承认错误，还一直向中央隐瞒灾情，以致四川没有被列为灾情严重的省份。故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廖伯康、于克书等重庆市委干部就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接到报告后很重视，主持会议进行了研究，并派人到四川调查。李井泉对此非常恼火，暗中动用公安机关对举报人进行了追查。当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七千人大会后进行调整后退的政治气候再次被逆转。李井泉趁势进行打击报复，授意揪出了所谓“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又将一批正直敢言的干部打入冤狱之中。
大饥荒在全国蔓延后，不少省份的问题被揭了盖子，一批责任严重的封疆大吏相继被撤职或调职，如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奇怪的是，死人最多的四川省一把手李井泉却安然无恙，他虽然被迫做了检讨，但并未被追究责任。而且在全省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李井泉居然还升为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没有领袖的刻意提拔，是绝不会发生如此怪事的。历史证明，在那场国家民族的大灾难中，全党都要对此负责，毛泽东要负责，李井泉要负责，很多人都要负责。就李井泉个人而言，其欠下的人命债是还不清的。
1965年3月，李井泉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当年10月，庐山落难的彭德怀被遣出北京发落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这个职务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日常活动都要受到监视，李井泉是主要执行人。彭老总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段为党工作的时间里，还要像做贼一样的到处避嫌，连住地近在呎尺的老战友邓华都不能去看，实在是让人不堪回首。
文革中，李井泉也像许多老干部一样遭到残酷迫害，被揪回北京长期单独关押，造成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身体受到极大损害。他的夫人肖里被造反派揪斗时扯光了头发，关到监狱里继续遭到迫害，最后被逼上吊自杀。二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毒打到奄奄一息，人还没有断气就被塞进焚尸炉化掉了。其他子女也都被下放强迫接受“改造”。文革后期时周恩来提出要追查李明清之死的凶手，李井泉却说：“群众运动，免不了有过火的地方，不要再追究了，否则还要死人。”难道，李井泉已经想通了，这是为他当年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还债吗？
1973年李井泉获得了解放，先后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曾任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老上级邓小平对他也比较关照，让李井泉进了中顾委，还当了常委。只不过，由于李井泉建国后的欠债较多，加上身体在文革中又被搞坏了，因而没法再进一步，只能和谭震林一样望着中共八老群体而独自叹息吧。
晚年的李井泉不写回忆录，也坚决不许子女为他写回忆录。也是，四川饿死了那么多人，仅是过度调粮时的那点良心发现能让他释然吗？
1989年4月24日，李井泉病逝于北京，享年80岁。
被四川人下了咒的，肯定超不了生的
cdon 发表于 2016-4-7 21:37
被四川人下了咒的，肯定超不了生的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轮回、来生、阴间、地狱
cdon 发表于 2016-4-7 21:37
被四川人下了咒的，肯定超不了生的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轮回、来生、阴间、地狱
听说李和某位是儿女亲家，当时是某位硬给李平反的。
正是改革开放前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总结才使我们倍加珍惜改革开放的机遇和成果。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警犬书记不得好死，万劫不复！
孤陋寡闻了。。
cdon 发表于 2016-4-7 21:37
被四川人下了咒的，肯定超不了生的
这里有什么梗
被四川人下了咒的，肯定超不了生的
这里有什么梗
河南人也忘不了吴芝圃，手上也有血。
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轮回、来生、阴间、地狱
被重大学生从上海逮捕回渝，吊打一周又送给川大学生玩，玩够了又送给造反派玩，四川警方当没看见。其子被从楼顶推下，老婆被撕烂衣服挂破鞋游街，不仅仅是因文革造反吧。
被重大学生从上海逮捕回渝，吊打一周又送给川大学生玩，玩够了又送给造反派玩，四川警方当没看见。其子被从楼顶推下，老婆被撕烂衣服挂破鞋游街，不仅仅是因文革造反吧。
和设计师关系密切
我操，四川死了一千多万？吓得我赶紧看了下户口本
而且每一段结尾都要带上舵手是什么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四川是重灾区啊，我爸妈现在还时不时的谈起当年他们吃的那些稀奇古怪，匪夷所思的充饥物品
据说这货把刊登毛泽东给农村六级干部信件的《党内通信》杂志扣住不让在四川发行。
被重大学生从上海逮捕回渝，吊打一周又送给川大学生玩，玩够了又送给造反派玩，四川警方当没看见。其子被 ...
文革本来就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各方面各种矛盾总爆发~
文革本来就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各方面各种矛盾总爆发~
而且每一段结尾都要带上舵手是什么情况
换一种方式黑呗。这位大能才是L先生所说的下毒高手，一坛子酒滴一滴毒那种。
换一种方式黑呗。这位大能才是L先生所说的下毒高手，一坛子酒滴一滴毒那种。
幽燕狐 发表于 2016-4-7 21:42
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轮回、来生、阴间、地狱
闲情逸致乎？
阿Q们的精神胜利法而已，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轮回、来生、阴间、地狱
闲情逸致乎？
沈大这么写下去会被封号的！
看来饿死三千万并不夸张
小霍特 发表于 2016-4-7 22:32
沈大这么写下去会被封号的！
这些内容早就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了，和封号没关系。
沈大这么写下去会被封号的！
这些内容早就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了，和封号没关系。
讲起政治来可不会管这些！
四川人饿死六分之一，他难咎其责，人吃人惨剧。这个坛子上很多人不信的。
夫拉基米尔 发表于 2016-4-7 22:10
我操，四川死了一千多万？吓得我赶紧看了下户口本
你可以搜一下总设计师弟弟邓垦对那一段时期四川的回忆，惨不忍睹啊。
我操，四川死了一千多万？吓得我赶紧看了下户口本
你可以搜一下总设计师弟弟邓垦对那一段时期四川的回忆，惨不忍睹啊。
有些人现在拼命为*千万洗地，你不知道的不代表我们的父辈没遭受过的
吴芝圃、李井泉这种要是放古代史书里必然会入《奸臣传》或者《酷吏传》，遗臭万年的。
这个我听爸爸讲过～
川内某地级城市，
一帮人在抢观音土吃，
吃完后拉不出屎，
活活胀死，
-----------
这是真事，
因为吃观音土而死的人中有我的外婆的弟弟，
这个故事是我回老家时听外婆讲的。
------------------
对四川人来说，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千刀万剐李井泉。
而让他活到寿终。
一帮人在抢观音土吃，
吃完后拉不出屎，
活活胀死，
-----------
这是真事，
因为吃观音土而死的人中有我的外婆的弟弟，
这个故事是我回老家时听外婆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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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川人来说，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千刀万剐李井泉。
而让他活到寿终。
我操，四川死了一千多万？吓得我赶紧看了下户口本
我记得当初有说法是全国饿死了100多万，然后层层加码到死了300多万，今天彻底震惊了，四川死了1000多万，当初四川才多少人啊，这要到外省借点人来死啊。
我记得当初有说法是全国饿死了100多万，然后层层加码到死了300多万，今天彻底震惊了，四川死了1000多万，当初四川才多少人啊，这要到外省借点人来死啊。
从小就被接受粮食关教育
川内某地级城市，
一帮人在抢观音土吃，
吃完后拉不出屎，
当时这样的事在城市里都太稀松平常了
一帮人在抢观音土吃，
吃完后拉不出屎，
当时这样的事在城市里都太稀松平常了
三百战斧 发表于 2016-4-8 00:25
我记得当初有说法是全国饿死了100多万，然后层层加码到死了300多万，今天彻底震惊了，四川死了1000多万， ...
四川当时人口6000万差不多吧
三百战斧 发表于 2016-4-8 00:25
我记得当初有说法是全国饿死了100多万，然后层层加码到死了300多万，今天彻底震惊了，四川死了1000多万， ...
四川当时人口6000万差不多吧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就回复李井泉：你们怕四川饿死人，但北京、上海饿死人影响更坏，要从政治大局考虑。
人民的好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时就回复李井泉：你们怕四川饿死人，但北京、上海饿死人影响更坏，要从政治大局考虑。
...
话这样说，事不能这样做
...
话这样说，事不能这样做
四川人提起李井泉没有不骂的，还有一个本地人，该死。
李狗警犬这狗杂种欠我家外公外婆两条人命,这畜牲永远在阿鼻地狱中受咀咒吧
cdon 发表于 2016-4-7 21:59
被重大学生从上海逮捕回渝，吊打一周又送给川大学生玩，玩够了又送给造反派玩，四川警方当没看见。其子被 ...
最后李狗警犬的狗儿子还没断气就扔进了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大快人心啊
被重大学生从上海逮捕回渝，吊打一周又送给川大学生玩，玩够了又送给造反派玩，四川警方当没看见。其子被 ...
最后李狗警犬的狗儿子还没断气就扔进了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大快人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