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黄克诚大将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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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十大将中，粟裕、陈赓、徐海东是以能打仗而闻名全军；谭政是大将级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代表；萧劲光和主席关系深，是海军的代表；张云逸的资格老，超过了不少元帅；罗瑞卿是主席的心腹和公安系统的代表；王树声、许光达分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的代表，是山头平衡的产物；剩下的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敢谏、好说真话、德高望重而著称。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监狱高墙。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十大将中，粟裕、陈赓、徐海东是以能打仗而闻名全军；谭政是大将级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代表；萧劲光和主席关系深，是海军的代表；张云逸的资格老，超过了不少元帅；罗瑞卿是主席的心腹和公安系统的代表；王树声、许光达分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的代表，是山头平衡的产物；剩下的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敢谏、好说真话、德高望重而著称。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监狱高墙。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监狱高墙。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十大将中，粟裕、陈赓、徐海东是以能打仗而闻名全军；谭政是大将级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代表；萧劲光和主席关系深，是海军的代表；张云逸的资格老，超过了不少元帅；罗瑞卿是主席的心腹和公安系统的代表；王树声、许光达分别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的代表，是山头平衡的产物；剩下的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代表，以直言敢谏、好说真话、德高望重而著称。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人，生于1902年10月1日。在十大将中，黄克诚的年龄小于张云逸、徐海东，而大于其他7人。这一年出生的开国将帅不多，仅有元帅罗荣桓，中将曾泽生、周贯五、张令彬，少将王平之、管松涛、苏鲁、李迎希等人。与黄克诚同年的早逝中共将领，最著名的是黄埔骄子蒋先云，还有红军将领张子清、王展程、姜镜堂、贺声洋、陈寿山、王秀松、陈东日、刘革非、李良耀、林野、曾炳春、李特等人。黄克诚，正像他自己说的，是革命的幸存者。
黄克诚早年进过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和蒋先云、夏明翰是校友。在后来的中共群英中，江华、张际春、张经武、曾希圣、伍云甫等人也出自于这个学校。黄克诚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时间上还要早于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等多数元帅。入党不久，他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考入了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亲听了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授课。北伐战争开始后，黄克诚被党组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8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从此走上军旅道路。
1928年初，黄克诚参加了朱德、陈毅、王尔琢领导的湘南年关暴动，时任永兴赤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参与领导永兴农民武装暴动。后随朱德、陈毅等与毛泽东部会合上了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2师35团团长。由于井冈山根据地的条件日益困苦，养兵困难。经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将大部分湘南农军遣送下山，回地方坚持斗争。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司令，率部返回湘南。在途中，农军遭到国民党军截击，很快四散逃光。黄克诚被迫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校友、永兴县委宣传部长李卜成一起逃亡。他们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并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只好东躲西藏，吃尽辛苦，寻找党组织达一年之久。直到1929年初，通过第三师范校友曾希圣联系上了其哥哥曾钟圣（即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时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才重新找到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万万想不到的是，到了近40年后的文革期间，黄克诚竟被打成了“混入党内”的“假党员”，受到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黄克诚的入党介绍人黄庭芳和共同找党的李卜成早在1929年就已牺牲，曾中生于1935年被错杀于长征途中，当过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也在文革中被打倒关押，并屈死于1968年7月。黄克诚一时找不到自己历史关系的证明人，陷入了百口莫辩之境。当时审查他的专案组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可谓费尽心机，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专案组就对他大搞“逼、供、信”，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黄休息，有时甚至使用了打、骂、侮辱等不堪手段。黄克诚，在文革中是遭了大罪。好在，他坚持下来了，终于走出了监狱高墙。
找到党组织后，黄克诚奉中央军委之命到唐生智旧部中做了一段时间的兵运工作。1930年初，他又奉派前往湘鄂赣苏区，进入彭德怀任军长的红5军担任大队政委，从此与彭德怀结下了不解之缘。红5军和红8军合编成红三军团后，黄克诚先后随红三军团转战湘赣，并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历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红8军第4师第3团政委，红三军团红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委，红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 3 师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仅保留红4师，被并入了红一军团。黄克诚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征之后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直到1937年8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才算告别了共同奋战7年的红三军团部队。
黄克诚年轻时候就是高度近视，外号“黄瞎子”，红军时期看东西模模糊糊也敢抡大刀与敌肉搏和登云梯爬城墙。由于眼睛近视，有一次他在指挥作战时竟然一个人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好在黄克诚机智沉着，觉得不对后便大喊一声后拼命滚下山坡。当时敌人的子弹嗖嗖就在他身边飞，却都幸运地没有击中他，直到遇见了自己的部队才脱离险境。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任红三军团红4师政委的黄克诚与师长张锡龙指挥团村战斗。在将残敌围到一个寨子中后，黄克诚与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围察看地形。突然一串机枪子弹飞来，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场倒下。黄克诚的眼镜也被震落到地上，他急忙蹲下来四处摸索，还是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拿出一副备用眼镜带上，这才发现师长张锡龙已经牺牲了。张锡龙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深造学习过军事，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7岁。对于他的牺牲，黄克诚是痛惜不已。战后，军团长彭德怀还专门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黄克诚少年老相，20多岁的人就像3、40岁，身体还比较虚弱，早早就被称之为“黄老”，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黄克诚爱提意见，敢讲真话，习惯于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些，力求有备无患，因此常和上级唱反调。在那个火热的革命年代，黄克诚的这一特点被长期视为是“右倾”。在准备湘南暴动时，黄克诚不赞成立即在永兴发动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结果被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同学、中共湘南特委特派员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领导人“左倾”狂热，好召“坚壁清野”，实行焦土政策，大烧大杀，把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很多老百姓的房子都烧了，导致大失人心。黄克诚坚决反对烧房子，因而遭到了永兴县委书记李一鼎的严厉指责，并威胁要予以组织处分。结果就是农民被逼起来暴动，杀害了不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中共郴县中心县委书记、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即井冈美女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暴民杀害的。
到了红军时期的1930年，时任红三军团红5军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的黄克诚，因反对“立三路线”提倡的攻打中心城市，结果遭到上级批评（不知道是红三军团兼红5军政委滕代远还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黄克诚思想“右倾”，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遂撤销了原要黄担任纵队政委的任命，后将他调到红8军担任团长。1931年夏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部队中大打“AB团”，黄克诚对此非常反对，并进行了抵制。结果被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了他红3师政委的职务，并由肃反委员会逮捕，准备处死。好在说一不二的军团长彭德怀干预，黄克诚才被放了出来，不久又调任为红1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是彭德怀救了他，彭在事后多年中也没有提起。直到28年后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都遭到了错误批判，康生、柯庆施等人提出黄克诚上山支持彭德怀是为了报答当年彭的“救命之恩”，黄克诚这才知道了自己当时大难不死的原因。
1932年初红三军团围攻赣州，黄克诚认为不可，多次向上级建议取消冒险攻打赣州的作战计划，但未被采纳。后来国民党军实施反扑，在未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黄克诚果断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并及时转移脱离了险境。战后黄克诚虽因保存了部队而未被追究，但这笔账却挂着。到了10月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后，红三军团召开了广昌会议，黄克诚又被撤销了复任的红3师政委职务。
到了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了解到中央苏区留下的红军损失严重，先遣北上的红十军团也遭到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心情不由十分沉重。他找到刚调来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并直言批评了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土城战斗。刘少奇对红三军团指战员的意见也有同感，就写了一份报告，找军团政委杨尚昆签字后发给了中革军委（军团长彭德怀因另有考虑，没有在电报上签名）。毛泽东看到这份电报后很不高兴，他对黄克诚有一句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结果黄克诚又被上级怀疑为缺乏信心，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其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红10团政委职务又被撤销，调回到军团司令部当了侦察科长，实际上是赋闲。
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上过草地期间，中央先后派萧劲光、李富春等人到红三军团工作，以加强领导。由于新调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好搞点特殊化（如经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等），引起了在彭德怀带动下素来艰苦朴素的红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然而有个别领导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提出要在红三军团搞整顿，还要枪毙人。黄克诚当即提出了反对意见，结果又被认为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长征到了甘南哈达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原拟任命黄克诚为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也因上面的原因而取消，改任为第2纵队军事裁判所所长。当时从红一军团调了罗瑞卿、刘亚楼等一批干部到第2纵队任职，结果因为两个军团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差异，引起了不小的矛盾。在继续向陕北进军的过程中，部队因体力不支而掉队减员严重。兼任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怀疑指战员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进而怀疑掉队的的人会投敌，于是采取了审查和惩罚措施。有不少人因为掉队或讲了几句怪话就被保卫局逮捕，送到军事裁判所审判，准备处死。黄克诚不忍心对这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就去找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结果他的举动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反感，据黄克诚在回忆录中披露，当时一位领导（第2纵队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员刘亚楼？政治保卫局局长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慨（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走，生怕掉队而被处死。”
一直到了红军东征后，与黄克诚一样好抗上的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彭雪枫找到毛泽东当面汇报，重提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路上的事情，替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和黄克诚申辩，才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此后，彭雪枫被调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由黄克诚接任红4师政委职务。从这时开始，黄克诚终于摆脱了不受上级信任职务忽升忽降的窘境，真正走上了通向大将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命，黄克诚到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检查了一遍政治工作。他发现由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取消了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赞成政治工作形同虚设，军阀主义风气滋长，严重影响了部队建设和指战员们的战斗情绪。回来后黄克诚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以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看后大为赞成，马上作了批示。1937年10月，八路军就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部队重设政委，原政训处升格为政治部。同月，黄克诚被派到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担任政委。344旅是由原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成的，旅长便是未来大将徐海东。平型关之战后不久，344旅就调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等地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曾一度收复了平型关，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不久后，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尔特兰的谈话中还提到了这一战斗，称其为“二度收复平型关”。
红十五军团的核心是原鄂豫皖重建的红25军，长期在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作战。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崇拜吴焕先和徐海东，排斥外来干部，山头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从中央红军调去的程子华曾先后担任红25军的军长、政委和红十五军团政委，却在部队中仍无很大的影响力。红25军的这种山头主义一直延续到了344旅中，黄克诚一去就感觉到了，很多干部对他根本不买账。344旅当时也比较倒霉，旅长徐海东因积劳成疾时常吐血发病，该旅主力团687团和688团在牛村、温汤两战都没有打好，伤亡不小，还牺牲了688团团长陈锦秀和该团1营营长刘国清。在两次战斗中暴露了344旅战术粗糙，一味蛮打，将领不服从政委指挥，部队组织混乱等严重问题。由于旅长徐海东重病缠身，政委黄克诚有心无力，结果总司令朱德看不过去了，亲自到344旅指导工作，重点抓了思想作风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转变，起到了一定成效。由于徐海东的病势日渐沉重，经朱德提名，调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任344旅副旅长，担负指挥作战的责任。
1938年3月，经过整顿的344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南下晋东南，在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作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南下没多久344旅就出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原红十五军团红75师、73师师长，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被红三军团出身的687团参谋长蓝国清拉下水，二人违反中央政策又加吃喝嫖赌，后惧怕上级整顿，竟然带着少数连排长叛逃投靠了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这张绍东是徐海东的爱将，擅打运动战，也很会使用干部，本来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将星，却不料一失足成千古恨。得知张绍东叛逃后，徐海东当即大口吐血，可见受刺激之深。另外一个叛逃的蓝国清曾任红三军团红11团参谋长。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的前夕，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城下勘察时中冷枪牺牲，当时在旁边的就是红11团政委张爱萍和团参谋长兰国清。如果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蓝国清很有可能迈入开国中将的行列。这一跑，什么都完了。更搞的是，张绍东和蓝国清从此下落不明，人间蒸发了，就像那位携款潜逃的第115师参谋长周昆一样。
344旅到达了太行山后，配合第129师和山西决死队进行了反“九路围攻”作战，表现仍然不佳。战后，朱德再次亲临该旅进行整训。围绕几次战斗造成的损失及张蓝叛逃事件，他严厉批评了徐海东。本来徐老虎一直撑着病体坚持工作，黄克诚等人多次劝其离队去养病，徐海东都因放心不下而没有答应。连续几仗没有打好，这次又出了张蓝叛逃事件，遭到总司令一顿狠尅，徐海东是有苦难言，终于心力交瘁，躺倒不起。经过中央批准，他被送回延安养病。在此期间，朱德和黄克诚都倾向于让接替张绍东任687团团长的田守尧来代理344旅旅长职务，理由是这样便于部队的稳定，谁也不好说什么。甚至朱德已经找田守尧征求了意见，鼓励他好好干。田守尧自然非常高兴，拍胸脯打了包票，回去后还弄得全旅上下皆知。不料朱德将报告打上去后，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担任344旅旅长，表示要从原红一方面军中派人出任。朱德感到话都说出去了，这样有些难办，便再次向打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344旅发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山头主义，这次一定要派得力干部消除此一隐患。朱德见事已至此，只好转过头来说服黄克诚。黄克诚觉得这样做对今后的工作和田守尧本人的影响都不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八路军总部任命杨得志为344旅代理旅长。田守尧知道后果然情绪大受影响，连为徐海东开的欢送会都没有参加。朱德只好召开旅党委会对田守尧进行帮助。然而会议开始黄克诚讲了几句委婉的话后，就没人发言了。朱老总怒了，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连“鸟党委会”的话都骂出来了。会后矛盾转移到了黄克诚身上，344旅的不少干部都认为是由于黄从中作梗，田守尧才没当上旅长。黄克诚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好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全力投入到了部队建设工作中。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黄克诚与杨得志指挥344旅相继转战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打击日伪顽匪，建设地方政权，逐步领导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为统一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此后，黄克诚与杨得志分别指挥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参加了反击顽军朱怀冰、石友三部摩擦进犯的战斗，胜利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344旅和新编第2旅等部南下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部队会合，创建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崔田民率第2纵队新编第3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等部重新编成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指挥部队留在冀鲁豫根据地坚持斗争。黄克诚与杨得志，就此分兵。
南下豫皖苏后，黄克诚率部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重新编成了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不久，黄克诚率一部越过津浦铁路进军皖东北，统合了当地武装力量，又组建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先后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0月初，黄克诚指挥八路军第5纵队驰援苏北新四军发起的黄桥战役，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地区，由此胜利打通了苏北、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两军会师后，在由中央授权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持下，于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的陈毅、粟裕、张云逸、李先念、彭雪枫、黄克诚各部。在皖南军部的叶挺未到江北就职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紧接着，为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黄桥新败后的顽军韩德勤部，以巩固苏北根据地，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四面围逼的企图，由刘少奇决策，陈毅亲自指挥，于11月29日发起了曹甸战役。黄克诚没有想到，这次战役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甚长的风波中。
消灭韩德勤部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设想是刘少奇提出的。中共中央对此很谨慎，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陈毅，指出韩德勤是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把他消灭动静太大，留着反而可以作为筹码来压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让步。不久，根据重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结果，毛泽东又急电刘少奇，指示军事压力应距韩德勤部占据的兴化、曹甸50里一带停止，以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防止重庆方面恼羞成怒而扣押周、叶。与刘少奇一同来到苏北的黄克诚也比较冷静，认为这一仗不宜打。从政治上说，主动攻韩是授人以柄，对全局不利，应持自卫原则；从军事上说，韩军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带，工事坚固，强行攻坚亦很不利；从苏北根据地的情况看，顽伪匪特活动猖獗，群众未充分发动，根基还不稳固。当务之急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应该说，黄克诚的主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符合中央的意图。然而刘少奇考虑到汤恩伯、李品仙、霍守义等部顽军和桂系军队正四面向淮北、皖东、苏北进逼过来，摩擦恐难避免。一旦其与韩德勤部会合，将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因此，刘少奇再电中央，提出“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刘少奇是志在必得，在电报中还写明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想必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时会摇头苦笑：这个人果然企图心旺盛，到哪都是大刀阔斧！毛泽东很快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表示目前动手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强调“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要求华中方面积极准备，沉着观变，等待重庆的谈判结果。几天后，刘少奇、陈毅又发电报给中央，还是要求先打韩德勤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提出了四个作战方案。这次中央在经过考虑后，回电指示先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进抵苏北的东北军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的联系，并应立即组织一个局部战斗，“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接电后，刘少奇、陈毅迅速开始进行战斗部署，拟以黄克诚的第5纵队一部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担任主攻任务。中央在经过全盘考虑后，又电告华中指挥部，指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在保留韩德勤、不打兴化的前提下，同意华中指挥部发起一个局部战斗。这就是后来争论很大的曹甸战役。
一直到了红军东征后，与黄克诚一样好抗上的红一军团红4师政委彭雪枫找到毛泽东当面汇报，重提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路上的事情，替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和黄克诚申辩，才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此后，彭雪枫被调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由黄克诚接任红4师政委职务。从这时开始，黄克诚终于摆脱了不受上级信任职务忽升忽降的窘境，真正走上了通向大将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职务。奉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之命，黄克诚到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115师检查了一遍政治工作。他发现由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取消了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赞成政治工作形同虚设，军阀主义风气滋长，严重影响了部队建设和指战员们的战斗情绪。回来后黄克诚就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恢复军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并以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上报给中央军委。毛泽东看后大为赞成，马上作了批示。1937年10月，八路军就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部队重设政委，原政训处升格为政治部。同月，黄克诚被派到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担任政委。344旅是由原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成的，旅长便是未来大将徐海东。平型关之战后不久，344旅就调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转战于晋东北、正太铁路东段等地区。徐海东指挥344旅687团曾一度收复了平型关，因而获得了毛泽东的称赞。不久后，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尔特兰的谈话中还提到了这一战斗，称其为“二度收复平型关”。
红十五军团的核心是原鄂豫皖重建的红25军，长期在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作战。这支部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血气方刚，崇拜吴焕先和徐海东，排斥外来干部，山头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从中央红军调去的程子华曾先后担任红25军的军长、政委和红十五军团政委，却在部队中仍无很大的影响力。红25军的这种山头主义一直延续到了344旅中，黄克诚一去就感觉到了，很多干部对他根本不买账。344旅当时也比较倒霉，旅长徐海东因积劳成疾时常吐血发病，该旅主力团687团和688团在牛村、温汤两战都没有打好，伤亡不小，还牺牲了688团团长陈锦秀和该团1营营长刘国清。在两次战斗中暴露了344旅战术粗糙，一味蛮打，将领不服从政委指挥，部队组织混乱等严重问题。由于旅长徐海东重病缠身，政委黄克诚有心无力，结果总司令朱德看不过去了，亲自到344旅指导工作，重点抓了思想作风建设和战略战术的转变，起到了一定成效。由于徐海东的病势日渐沉重，经朱德提名，调第115师343旅685团团长杨得志任344旅副旅长，担负指挥作战的责任。
1938年3月，经过整顿的344旅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南下晋东南，在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作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南下没多久344旅就出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原红十五军团红75师、73师师长，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被红三军团出身的687团参谋长蓝国清拉下水，二人违反中央政策又加吃喝嫖赌，后惧怕上级整顿，竟然带着少数连排长叛逃投靠了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这张绍东是徐海东的爱将，擅打运动战，也很会使用干部，本来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将星，却不料一失足成千古恨。得知张绍东叛逃后，徐海东当即大口吐血，可见受刺激之深。另外一个叛逃的蓝国清曾任红三军团红11团参谋长。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的前夕，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城下勘察时中冷枪牺牲，当时在旁边的就是红11团政委张爱萍和团参谋长兰国清。如果能坚持到革命胜利，蓝国清很有可能迈入开国中将的行列。这一跑，什么都完了。更搞的是，张绍东和蓝国清从此下落不明，人间蒸发了，就像那位携款潜逃的第115师参谋长周昆一样。
344旅到达了太行山后，配合第129师和山西决死队进行了反“九路围攻”作战，表现仍然不佳。战后，朱德再次亲临该旅进行整训。围绕几次战斗造成的损失及张蓝叛逃事件，他严厉批评了徐海东。本来徐老虎一直撑着病体坚持工作，黄克诚等人多次劝其离队去养病，徐海东都因放心不下而没有答应。连续几仗没有打好，这次又出了张蓝叛逃事件，遭到总司令一顿狠尅，徐海东是有苦难言，终于心力交瘁，躺倒不起。经过中央批准，他被送回延安养病。在此期间，朱德和黄克诚都倾向于让接替张绍东任687团团长的田守尧来代理344旅旅长职务，理由是这样便于部队的稳定，谁也不好说什么。甚至朱德已经找田守尧征求了意见，鼓励他好好干。田守尧自然非常高兴，拍胸脯打了包票，回去后还弄得全旅上下皆知。不料朱德将报告打上去后，毛泽东和彭德怀都不同意田守尧担任344旅旅长，表示要从原红一方面军中派人出任。朱德感到话都说出去了，这样有些难办，便再次向打电报陈述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344旅发生的问题根源在于山头主义，这次一定要派得力干部消除此一隐患。朱德见事已至此，只好转过头来说服黄克诚。黄克诚觉得这样做对今后的工作和田守尧本人的影响都不好，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久，八路军总部任命杨得志为344旅代理旅长。田守尧知道后果然情绪大受影响，连为徐海东开的欢送会都没有参加。朱德只好召开旅党委会对田守尧进行帮助。然而会议开始黄克诚讲了几句委婉的话后，就没人发言了。朱老总怒了，对田守尧进行了严厉批评，连“鸟党委会”的话都骂出来了。会后矛盾转移到了黄克诚身上，344旅的不少干部都认为是由于黄从中作梗，田守尧才没当上旅长。黄克诚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好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全力投入到了部队建设工作中。
从1938年9月到1940年初，黄克诚与杨得志指挥344旅相继转战冀南、豫北、鲁西南地区，打击日伪顽匪，建设地方政权，逐步领导创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为统一加强太（行山）南和豫北的作战指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第2纵队，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兼冀鲁豫支队支队长。此后，黄克诚与杨得志分别指挥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参加了反击顽军朱怀冰、石友三部摩擦进犯的战斗，胜利保卫了太行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第2纵队和冀鲁豫支队合并，仍称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兼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建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主力344旅和新编第2旅等部南下豫皖苏地区，与新四军部队会合，创建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北的抗日根据地。杨得志、崔田民率第2纵队新编第3旅、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等部重新编成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指挥部队留在冀鲁豫根据地坚持斗争。黄克诚与杨得志，就此分兵。
南下豫皖苏后，黄克诚率部与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重新编成了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不久，黄克诚率一部越过津浦铁路进军皖东北，统合了当地武装力量，又组建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先后建立了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10月初，黄克诚指挥八路军第5纵队驰援苏北新四军发起的黄桥战役，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于东台、盐城地区，由此胜利打通了苏北、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两军会师后，在由中央授权统一指挥华中部队的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主持下，于苏北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江北的陈毅、粟裕、张云逸、李先念、彭雪枫、黄克诚各部。在皖南军部的叶挺未到江北就职前，由陈毅任代总指挥。紧接着，为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黄桥新败后的顽军韩德勤部，以巩固苏北根据地，击破国民党顽固派四面围逼的企图，由刘少奇决策，陈毅亲自指挥，于11月29日发起了曹甸战役。黄克诚没有想到，这次战役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持续时间甚长的风波中。
消灭韩德勤部以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设想是刘少奇提出的。中共中央对此很谨慎，毛泽东电告刘少奇、陈毅，指出韩德勤是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指挥兼江苏省政府主席，把他消灭动静太大，留着反而可以作为筹码来压国民党对江南新四军让步。不久，根据重庆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国民党方面的交涉结果，毛泽东又急电刘少奇，指示军事压力应距韩德勤部占据的兴化、曹甸50里一带停止，以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防止重庆方面恼羞成怒而扣押周、叶。与刘少奇一同来到苏北的黄克诚也比较冷静，认为这一仗不宜打。从政治上说，主动攻韩是授人以柄，对全局不利，应持自卫原则；从军事上说，韩军退守兴化、曹甸水网地带，工事坚固，强行攻坚亦很不利；从苏北根据地的情况看，顽伪匪特活动猖獗，群众未充分发动，根基还不稳固。当务之急是剿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立稳，再相机解决韩军。
应该说，黄克诚的主张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符合中央的意图。然而刘少奇考虑到汤恩伯、李品仙、霍守义等部顽军和桂系军队正四面向淮北、皖东、苏北进逼过来，摩擦恐难避免。一旦其与韩德勤部会合，将对开辟不久的苏北根据地形成极大威胁。因此，刘少奇再电中央，提出“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急难应付。”刘少奇是志在必得，在电报中还写明了作战部署和进攻理由。电文最后特别强调：“你们有无意见，望三天内答复，否则即开始动作。”
想必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时会摇头苦笑：这个人果然企图心旺盛，到哪都是大刀阔斧！毛泽东很快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表示目前动手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并强调“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要求华中方面积极准备，沉着观变，等待重庆的谈判结果。几天后，刘少奇、陈毅又发电报给中央，还是要求先打韩德勤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并提出了四个作战方案。这次中央在经过考虑后，回电指示先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进抵苏北的东北军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的联系，并应立即组织一个局部战斗，“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接电后，刘少奇、陈毅迅速开始进行战斗部署，拟以黄克诚的第5纵队一部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部队担任主攻任务。中央在经过全盘考虑后，又电告华中指挥部，指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在保留韩德勤、不打兴化的前提下，同意华中指挥部发起一个局部战斗。这就是后来争论很大的曹甸战役。
曹甸是江苏宝应县东北的一个集镇，周围是水网地带，韩德勤部守军有5000余人，于镇周围构筑了坚固工事。在兴化及其附近亦有韩军5000余兵力，随时可以策应曹甸。拿下曹甸，不仅可以达到打通苏皖的目的，还能够吸引韩军主力于周围消灭之，从而最大程度削弱韩德勤部的实力。因此，曹甸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关键。黄克诚的第5纵队第1支队主攻曹甸，因水网地形不利，顽军拼死抵抗，以致多次攻击未能奏效。战局胶着，陈毅离开总指挥部亲临前线，增调兵力继续发起突击。黄克诚认为曹甸的地形对攻坚不利，部队又缺乏重武器，强攻硬打恐难奏效。他从战术的角度提出，应采用持久战的方法实施逐点攻击。然而中央的意图是不使苏北冲突扩大化，要保留韩德勤，必须速战速决。华中指挥部据此没有采纳黄克诚的建议，而是增调兵力继续强攻。结果仍未打下曹甸，部队伤亡较大。陈毅察觉到不能再打下去了，遂及时命令部队撤出了战斗。雄心勃勃的刘少奇也很无奈，只能电告中央，表示未能打下曹甸，部队消耗甚大，韩德勤主力与东北军霍守义部仍占据要点。“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毛泽东见事已至此，便复电刘少奇，指出“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和耐心。”曹甸战役就这样以虎头蛇尾而结束。
在曹甸战役中，华中部队歼敌8000自损2000，打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消耗仗。战后，刘少奇、陈毅组织中原局和华中指挥部对战役进行了检讨。出人意料地是，刘少奇提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他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委职务，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刘少奇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其政委职务，由陈毅兼任第5纵队司令员。这一处分下来，黄克诚很是吃惊，也很不理解，但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好在陈毅为人大度，其主管总指挥部事情也很多，第5纵队的工作还是交给了黄克诚来主持。
1941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大部损失，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活动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其中以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了新四军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文玉（即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各部队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各师分战略区活动，每个战略区均设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在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实行主力地方化，放手发展地方武装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军部规定，黄克诚率第3师分别在苏北淮海、盐阜区和皖东北地区活动，与日伪顽军周旋，积极开辟根据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统一领导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曾山任华中局组织部长，陈毅为华中局委员和华中军分会副书记。由于邓子恢已去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故中央决定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很欣赏饶漱石，对其刻意提拔，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还由饶漱石代理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殊不知此后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爆发，惹出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华中局成立不久，日寇就调集南部襄吉独立混成第12旅团和李长江部伪军共1.7万兵力，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了合击“扫荡”。在如何进行反“扫荡”的作战方针上，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刘少奇、陈毅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要求部队坚决保卫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黄克诚则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正面与敌硬顶，“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要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刘少奇、陈毅不同意黄克诚的建议，命令黄克诚的第3师和粟裕的第1师共同保卫盐城，坚决阻击敌人。黄克诚只好执行命令，率部投入了战斗。第3师与第1师一部在盐城正面设置防线，节节抗击优势之敌，为保卫华中局和军部奋战。同时粟裕指挥第1师主力向敌后南线出击，围攻南部旅团的老窝泰州，搞“围魏救赵”，调动敌人回援。战斗越打越激烈，由于日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第3师伤亡很大，阵地不断收缩。黄克诚再次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硬拼下去只会增加无谓损失，正面作战打不赢敌人，应该当机立断撤出盐城，转向敌后作战。刘少奇和陈毅仍然不听，命令部队继续坚守。为了对全局和指战员的生命负责，黄克诚毅然越级报告，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延安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黄克诚的电报很重视，回电要求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保卫盐城的部队已陷入被动境地。陈毅也感到情况不妙，遂将此前的作战方针分歧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尔后开始认真考虑黄克诚的建议。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刘少奇、陈毅不得不率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了盐城。
虽然战斗结果印证了黄克诚最初的判断，但上级对他的印象却很不好。当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在盐城保卫战中态度消极，“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实力”。黄克诚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战前提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作战没有达到目的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还把曹甸战役翻了出来，联系到盐城保卫战，反驳了对他的指责。黄克诚一提曹甸战役，刘少奇和陈毅都有点挂不住了。那是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雄心勃勃的一仗，没想到却打夹生了，都羞于提起。黄克诚现在还要翻，这就激怒了刘陈。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丢失盐城负责，并强令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虽百般不愿意，但总不能和上级一直顶下去，就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黄克诚不愿意找一向严肃的刘少奇，而是找到宽宏大量的陈毅，诚恳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陈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让黄克诚保留意见。
几年后，刘少奇、陈毅都对曹甸战役和盐城保卫战有了反思，也认识到对黄克诚的批判过了头。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与黄克诚在电报中重新探讨了曹甸战役，刘少奇坦承那时自己的情绪有些急躁，黄克诚反对强攻是对的。战役没打好，不能由黄克诚负主要责任，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不妥当的。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3师挺进东北，途经山东时陈毅与罗荣桓亲往送行。陈毅主动提起了曹甸战役，表示当时批评黄克诚配合不力，并撤了他的职是不对的，“责任在我”。陈毅还当着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向黄克诚道了歉，弄得黄克诚很是不好意思。在曹甸战役这件事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都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风骨。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放下面子认真进行反思，并承认对方的正确，对于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动日伪军5000余人，对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起分进合击式的五路大“扫荡”。在黄克诚的统一部署下，第3师10旅兼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副司令员覃健等指挥淮海军区军民，采取避实击虚、坚壁清野、昼夜袭扰、破坏交通线、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等战术方针，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终于迫使日伪军暂时停止了进攻。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于1943年1月成立了苏北军区，由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他还担任了苏北区党委书记。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又纠集2万余兵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更大的重点“扫荡”。在此之前，黄克诚等人就判断日军去年冬季的“扫荡”不会完事，早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抽调第3师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8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即开国中将张池明）等一批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并调副师长张爱萍兼任8旅旅长、政委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原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洪学智调任第3师参谋长，及时完成了指挥层的更换。当日伪军的进攻一开始，黄克诚就与张爱萍、洪学智、吴法宪、曹荻秋等人部署作战事项及组织军民转移，使敌人连连扑空，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黄克诚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去延安学习的那批干部却在路上出了事。按照预定计划，彭雄、田守尧、张赤民带领师作战科长席庶民、师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8旅供给部长伍瑞卿、8旅卫生部长彭少英、盐阜行署公安处处长黄国山等人组成干部队，由盐阜区出发，会合淮海区的7旅政委朱涤新、10旅兼淮海军分区副政委吴信泉等人，经山东转道赴延安。由于日军很快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并迅速封锁盐河，朱涤新、吴信泉等人因而未能成行。陆路被封锁后，彭雄、田守尧带领干部队通过湖西秘密交通线，改坐8旅24团缴获的一艘木帆船取海路北上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干部队及家属、警卫一行51人乘船行驶至山东日照县岚山头（今日照市岚山区）附近海面时，不幸与巡逻的日军汽艇遭遇。在彭雄、田守尧指挥下，全船人员以仅有的手枪、手榴弹进行抵抗。经过激战将敌汽艇打退，毙伤日军10多人。然而彭雄在战斗中负伤3处，失血过多，壮烈牺牲。田守尧指挥船只转向西南行驶，希望尽快登岸抢救负伤人员。下午15时许，在江苏赣榆县（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又与前来增援的3艘日军汽艇遭遇。全体人员毫不畏惧，在田守尧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奋战。在日军火力猛袭下，不少人负伤或牺牲。后船只靠近赣榆海边搁浅，腿部已负重伤的田守尧指挥大家涉水上岸，冲破日军机枪封锁，奋力突围。在抢滩时，田守尧和夫人陈洛莲不慎踩入深水漕里，同时陷没牺牲。后在八路军滨海军分区部队一个连赶来援救下，大部分人员才突围脱险。
这次遇袭共牺牲了彭雄、田守尧、吴毅、张友来、曹云、陈洛莲、张明、张铎、张鹤英等16位烈士，是一次重大损失。彭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到陕北后相继担任了红一军团第4师参谋长和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9岁。在新四军第3师，彭雄同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朝夕相处，关系很好。1941年秋，彭雄与吴法宪从第3师自行车队借来两辆自行车，拍下了一张二人手扶自行车的珍贵合影。彭雄还在照片后面写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彭雄十一月十九日。” 这张合影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逝世。当时彭雄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胖子老弟，39年后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而遭到了国家审判。
田守尧由于没当上344旅旅长，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344旅副旅长，很快又于1939年10月调其去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2纵队新2旅旅长。1940年6月，田守尧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去华中工作。到了皖东北后，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仍在黄克诚手下工作。在华中，经过与黄克诚长期相处，二人加深了相互了解，终于尽释前嫌，成为了亲密战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田守尧又担任了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职务。在新四军第3师的3个旅长中，田守尧继承了红25军干部的特点，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在苏北能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被8旅两任政委吴信泉和李雪三称赞是“军事干部很突出的一点”。田守尧牺牲时年仅28岁，黄克诚还专门写了悼文追念他和彭雄等遇难烈士，懊悔地称“此次损失在军事上说是可避免的，完全由于我们对问题缺乏慎重考虑，粗心大意的结果。这是我没世难忘的血的教训。”
在曹甸战役中，华中部队歼敌8000自损2000，打了一个没有结果的消耗仗。战后，刘少奇、陈毅组织中原局和华中指挥部对战役进行了检讨。出人意料地是，刘少奇提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他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委职务，做政治思想工作是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刘少奇以中原局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保留其政委职务，由陈毅兼任第5纵队司令员。这一处分下来，黄克诚很是吃惊，也很不理解，但无力改变上级的决定。好在陈毅为人大度，其主管总指挥部事情也很多，第5纵队的工作还是交给了黄克诚来主持。
1941年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时遭到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大部损失，新四军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取消了番号。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击，在军事上保持克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活动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其中以八路军第5纵队为基础编成了新四军第3师，由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文玉（即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为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各部队在复杂斗争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各师分战略区活动，每个战略区均设党委、军区和行政公署，在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的同时，实行主力地方化，放手发展地方武装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按照军部规定，黄克诚率第3师分别在苏北淮海、盐阜区和皖东北地区活动，与日伪顽军周旋，积极开辟根据地。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东南局与中共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统一领导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曾山任华中局组织部长，陈毅为华中局委员和华中军分会副书记。由于邓子恢已去皖东北检查指导工作，故中央决定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很欣赏饶漱石，对其刻意提拔，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返回延安后，还由饶漱石代理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职务。殊不知此后饶漱石和陈毅的矛盾爆发，惹出了新四军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
华中局成立不久，日寇就调集南部襄吉独立混成第12旅团和李长江部伪军共1.7万兵力，在200架飞机、上百艘汽艇掩护下，对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发动了合击“扫荡”。在如何进行反“扫荡”的作战方针上，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刘少奇、陈毅提出了“保卫盐城”的口号，要求部队坚决保卫华中根据地的大本营。黄克诚则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正面与敌硬顶，“保卫盐城”的口号是不适宜的。华中局与新四军军部应尽快从盐城撤离，转移到农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部队要实行分散游击，待机反击。刘少奇、陈毅不同意黄克诚的建议，命令黄克诚的第3师和粟裕的第1师共同保卫盐城，坚决阻击敌人。黄克诚只好执行命令，率部投入了战斗。第3师与第1师一部在盐城正面设置防线，节节抗击优势之敌，为保卫华中局和军部奋战。同时粟裕指挥第1师主力向敌后南线出击，围攻南部旅团的老窝泰州，搞“围魏救赵”，调动敌人回援。战斗越打越激烈，由于日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第3师伤亡很大，阵地不断收缩。黄克诚再次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硬拼下去只会增加无谓损失，正面作战打不赢敌人，应该当机立断撤出盐城，转向敌后作战。刘少奇和陈毅仍然不听，命令部队继续坚守。为了对全局和指战员的生命负责，黄克诚毅然越级报告，将自己的意见直接电告延安中央军委。毛泽东对黄克诚的电报很重视，回电要求新四军军部说明情况。此时日军的攻势更加猛烈，保卫盐城的部队已陷入被动境地。陈毅也感到情况不妙，遂将此前的作战方针分歧情况电告中央军委，尔后开始认真考虑黄克诚的建议。随着战局急转直下，刘少奇、陈毅不得不率领华中局、军部及主力部队主动撤出了盐城。
虽然战斗结果印证了黄克诚最初的判断，但上级对他的印象却很不好。当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在盐城保卫战中态度消极，“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实力”。黄克诚据理力争，认为自己战前提的建议是切合实际的，作战没有达到目的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还把曹甸战役翻了出来，联系到盐城保卫战，反驳了对他的指责。黄克诚一提曹甸战役，刘少奇和陈毅都有点挂不住了。那是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雄心勃勃的一仗，没想到却打夹生了，都羞于提起。黄克诚现在还要翻，这就激怒了刘陈。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丢失盐城负责，并强令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虽百般不愿意，但总不能和上级一直顶下去，就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会后，黄克诚不愿意找一向严肃的刘少奇，而是找到宽宏大量的陈毅，诚恳地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有什么不服从指挥的？”陈毅也不好再说什么，就让黄克诚保留意见。
几年后，刘少奇、陈毅都对曹甸战役和盐城保卫战有了反思，也认识到对黄克诚的批判过了头。在延安整风期间，刘少奇与黄克诚在电报中重新探讨了曹甸战役，刘少奇坦承那时自己的情绪有些急躁，黄克诚反对强攻是对的。战役没打好，不能由黄克诚负主要责任，当时对他的指责是不妥当的。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第3师挺进东北，途经山东时陈毅与罗荣桓亲往送行。陈毅主动提起了曹甸战役，表示当时批评黄克诚配合不力，并撤了他的职是不对的，“责任在我”。陈毅还当着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向黄克诚道了歉，弄得黄克诚很是不好意思。在曹甸战役这件事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都各自表现出了自己的风骨。世界上没有永远正确的人，能够放下面子认真进行反思，并承认对方的正确，对于谁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1942年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动日伪军5000余人，对苏北根据地淮海区发起分进合击式的五路大“扫荡”。在黄克诚的统一部署下，第3师10旅兼淮海军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副司令员覃健等指挥淮海军区军民，采取避实击虚、坚壁清野、昼夜袭扰、破坏交通线、孤立日军、重点打击伪军等战术方针，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斗争。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终于迫使日伪军暂时停止了进攻。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于1943年1月成立了苏北军区，由新四军第3师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他还担任了苏北区党委书记。不久，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又纠集2万余兵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更大的重点“扫荡”。在此之前，黄克诚等人就判断日军去年冬季的“扫荡”不会完事，早就开始着手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抽调第3师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8旅政治部主任张赤民（即开国中将张池明）等一批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并调副师长张爱萍兼任8旅旅长、政委和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原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洪学智调任第3师参谋长，及时完成了指挥层的更换。当日伪军的进攻一开始，黄克诚就与张爱萍、洪学智、吴法宪、曹荻秋等人部署作战事项及组织军民转移，使敌人连连扑空，从而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
黄克诚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去延安学习的那批干部却在路上出了事。按照预定计划，彭雄、田守尧、张赤民带领师作战科长席庶民、师军需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8旅供给部长伍瑞卿、8旅卫生部长彭少英、盐阜行署公安处处长黄国山等人组成干部队，由盐阜区出发，会合淮海区的7旅政委朱涤新、10旅兼淮海军分区副政委吴信泉等人，经山东转道赴延安。由于日军很快从淮海区开始扫荡，并迅速封锁盐河，朱涤新、吴信泉等人因而未能成行。陆路被封锁后，彭雄、田守尧带领干部队通过湖西秘密交通线，改坐8旅24团缴获的一艘木帆船取海路北上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17日，干部队及家属、警卫一行51人乘船行驶至山东日照县岚山头（今日照市岚山区）附近海面时，不幸与巡逻的日军汽艇遭遇。在彭雄、田守尧指挥下，全船人员以仅有的手枪、手榴弹进行抵抗。经过激战将敌汽艇打退，毙伤日军10多人。然而彭雄在战斗中负伤3处，失血过多，壮烈牺牲。田守尧指挥船只转向西南行驶，希望尽快登岸抢救负伤人员。下午15时许，在江苏赣榆县（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九里乡小沙东黄海海面又与前来增援的3艘日军汽艇遭遇。全体人员毫不畏惧，在田守尧指挥下与敌人展开奋战。在日军火力猛袭下，不少人负伤或牺牲。后船只靠近赣榆海边搁浅，腿部已负重伤的田守尧指挥大家涉水上岸，冲破日军机枪封锁，奋力突围。在抢滩时，田守尧和夫人陈洛莲不慎踩入深水漕里，同时陷没牺牲。后在八路军滨海军分区部队一个连赶来援救下，大部分人员才突围脱险。
这次遇袭共牺牲了彭雄、田守尧、吴毅、张友来、曹云、陈洛莲、张明、张铎、张鹤英等16位烈士，是一次重大损失。彭雄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到陕北后相继担任了红一军团第4师参谋长和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参谋长等职，牺牲时年仅29岁。在新四军第3师，彭雄同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朝夕相处，关系很好。1941年秋，彭雄与吴法宪从第3师自行车队借来两辆自行车，拍下了一张二人手扶自行车的珍贵合影。彭雄还在照片后面写道：“胖子，我们两个人出洋相吧，送老弟一张，我也有一张。彭雄十一月十九日。” 这张合影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逝世。当时彭雄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胖子老弟，39年后竟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而遭到了国家审判。
田守尧由于没当上344旅旅长，很是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八路军总部任命他为344旅副旅长，很快又于1939年10月调其去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期间，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2纵队新2旅旅长。1940年6月，田守尧从马列学院毕业，被分配去华中工作。到了皖东北后，田守尧被任命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司令员，仍在黄克诚手下工作。在华中，经过与黄克诚长期相处，二人加深了相互了解，终于尽释前嫌，成为了亲密战友。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田守尧又担任了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职务。在新四军第3师的3个旅长中，田守尧继承了红25军干部的特点，以能打硬仗而著称。同时他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在苏北能密切联系群众，重视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被8旅两任政委吴信泉和李雪三称赞是“军事干部很突出的一点”。田守尧牺牲时年仅28岁，黄克诚还专门写了悼文追念他和彭雄等遇难烈士，懊悔地称“此次损失在军事上说是可避免的，完全由于我们对问题缺乏慎重考虑，粗心大意的结果。这是我没世难忘的血的教训。”
在1943年春季的反“扫荡”作战中，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4连82名官兵，为掩护淮海区党政领导机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在淮阴刘老庄英勇抗击上千名日伪军的进犯，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全部壮烈殉国。战后，7旅重新组建4连，并命名该连为“刘老庄连”。4连牺牲的82名官兵，也被誉为“刘老庄八十二壮士”。日后历经改编，“刘老庄连”如今仍在济南军区第54集团军机步第127师379团序列中。2015年9月3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首次举行了盛大的胜利日阅兵式。“刘老庄连”英模部队方队，昂首挺胸威武前进，成为第七支通过天安门的徒步方队，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世界各国嘉宾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在内、外线部队的打击和苏北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日伪军的攻势逐渐衰竭，露出了要撤退的迹象。黄克诚立即和张爱萍等人部署进行反击，调集部队采取围点打援、伏击、袭扰、追歼等手段，逐点收复失地，终于将日伪军撵出了根据地。这次反“扫荡”作战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才结束，苏北军区部队共歼敌1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随后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等又组织了夏季局部攻势作战，分割围攻根据地边缘的敌占区，经过战斗又先后歼灭了数千日伪军，攻克了一批据点。在此期间，黄克诚还主持了苏北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等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1943年不但在对敌作战上面临了艰苦形势，华中根据地内部也是风波不平。早在194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就相继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要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和反“摩擦”斗争，华中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断断续续。在前期学习文件和思想整风阶段，由于黄克诚的谨慎领导和适度掌握，第3师和苏北军区搞得比较稳妥。而当1943年夏季转入审干和“抢救运动”后，形势便急转直下。在逼、供、信的手段下，各根据地不同程度打出了一大批需要被“抢救”的“失足”者。经验丰富又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早有预料，整风运动一开始就作了预言：“希望不要把整风变成整人！”结果，整人还是来了。
接到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抢救运动”的指示后，黄克诚照例没有大包大揽地执行。他首先向上级提了意见，认为大敌当年，不适合在内部大规模搞整肃运动，以免伤害无辜同志。在此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意见自然未被上级所接受。不得已之下，他仍然持重谨慎，先在第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结果发现，这和当年中央苏区打“AB团”分子一样，上边下指令，下边胡乱干，不分清红皂白地搞逼供诱供，只为完成任务指标，“抢救”出来的“失足”者基本上都是被冤枉的。黄克诚果断决定停止在第3师和苏北区搞“抢救运动”，如发现可疑情况由各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同时，他再次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和上面对着干，黄克诚则一如本色地回答：“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他在会议上提醒同志们，一定要吸取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坚决制止逼供诱供，不能伤害无辜的同志。这么一来，上边当然对黄克诚不满，又给他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好在不久中央关于对“抢救运动”纠偏的指示又下来了，饶漱石转而布置对被“抢救”的人员进行重新甄别或平反，黄克诚的这次抗上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3年下半年，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集中爆发。10月下旬，饶漱石突然在军部驻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召开整风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并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了其“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摄于饶漱石的威势和这条吓人的罪名，加上有些人平时也对陈毅的某些行止看不惯，结果绝大多数各师首长都表态支持饶漱石代表中央所做的发言。当时只有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和黄克诚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以前不要向下边扩散。然而饶漱石哪里肯依，他集中火力穷追猛打，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无人敢理。饶漱石又给中央发电报，要求“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实际上是要中央调走陈毅。在延安进行整风，刘少奇上位，毛泽东需要地方大员鼎力拥护其领袖地位的大背景下，陈毅只能被迫离开新四军，被调去延安参加七大。
陈毅走后，饶漱石又在整个新四军内开展批判陈毅的运动，这下激怒了黄克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饶漱石说：“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饶漱石这个人很有能力，会用人，生活俭朴，是个比较出众的领导干部。但他也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权力欲太盛，有时过于虚荣。黄克诚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他，饶漱石自然恼羞成怒。他决定处理黄克诚，将其作为给自己立威的典型。然而要处分黄克诚这一级干部必须上报中央，毛泽东、刘少奇都明白饶漱石所为何来，虽然他们都支持饶漱石，但也不能允许其权力超出限度。黄克诚爱提意见是中央高层皆知的，黄的能力也是大家公认的，就这点事还拿不下黄克诚。因此，由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饶漱石，反对处理黄克诚。饶漱石虽然不满，但也只有作罢，以后没什么事便不再搭理黄克诚。
进入1944年后，由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取得了节节胜利，日本帝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日益窘迫。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中国战区正面战场进攻，日军不得不在中国战区进行了战略调整，相继从东北、华北、华中抽兵南援，其中包括从苏北抽走了部分兵力。黄克诚与刘震、洪学智等人判断，日军的现时态势是依托陇海铁路和公路、河流等交通干线，对苏北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并在根据地内安设坚固据点，与新四军形成对峙态势。他们决定抓住战机，指挥第3师部队展开局部反攻，趁势打击敌人并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为配合粟裕第1师发起的车桥战役，黄克诚等人首先指挥一部兵力攻克朱圩子据点，保障了第1师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从3月开始，第3师主力连续出击，相继攻占十余处日伪军据点，切断了沭（阳）淮（阴）公路，肃清了六塘河沿岸的日伪军。4月中旬至5月初，又组织了高（沟）杨（口）战役，先后攻克高沟、杨口等伪军据点14处，将六塘河两岸地区全部收复，解放人口8万余人，使长期被分割的淮海、盐阜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经过连续作战，苏北日伪军被逐渐压缩到了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新四军第3师士气高昂，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了1945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打得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的日子也不好过，被迫转入了全面守势。在苏北地区，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将盐城、阜宁等地区的部队南撤至长江沿岸地区，同时从河南调来汪伪政府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接替各据点的守备。黄克诚等人再次抓住战机，集中第3师主力11个团共1.4万余人，于4月下旬发起阜宁战役，一举攻占阜宁城，并乘胜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施庄、沟安墩、草堰口等据点22处。整个战役历时5天，共毙伤俘汪伪第二方面军第5军王清翰部2412人，收复国土280平方公里。阜宁，成为了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城市。在此战役中，第3师部队采用攻坚战法，分割包围，仅用两昼夜时间便夺取阜宁城，粉碎了汪伪第5军军长王清翰吹嘘的“阜宁城固若金汤”的狂言，取得了首次攻城大捷，印证了部队战斗力的强劲成长。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总结了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6月中旬，大会选举出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党的成熟的一代领导集体。黄克诚则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日本投降前夕，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各根据地部队相继向日寇发起了全面反攻，积极收复失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黄克诚等领导人指挥新四军第3师也转入了战略反攻，于9月初发起两淮战役，经过半个多月作战连续攻占重要城镇淮阴、淮安，加上此前已攻克的沭阳、宿迁、泗阳等县城，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在两淮战役进行期间，黄克诚从相关渠道获取了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且东北尚处于国共双方力量真空状态的消息，不由非常兴奋。战略上的高度敏感使他当即意识到，这是中共抢占东北，独霸东北的天赐良机！他很快去了华中局，当面向饶漱石建议，应以华中局名义电请中央迅速决策出兵抢占东北。然而饶漱石另有考虑，没有赞同黄克诚的建议。回到师部后，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令黄克诚欲罢不能。他大胆动用师部的电台，于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中央，阐述了自己的主张。黄克诚在电报中建议，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应当立足于打；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在军事部署上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在关内同时准备作战，集中主力，消灭敌人；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至6万人去东北，只留下一个师在江南活动，河南与平原主力一部应调到山西策应；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应集中兵力搞决战。
应该说，黄克诚的这封电报是审时度势的切合建议，符合中共中央于8月29日给晋察冀、山东分局关于进军东北的指示精神，而在建议上则更具体，在魄力上更有甚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去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受命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刘少奇也深有同感，很快将该电报转发给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就在9月14日这天，刘少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了最先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将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根据曾克林介绍，东北遍地是武器和物资，苏联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都没有人管，只要不公开打着中共的旗号，苏联红军也有意配合中共势力发展。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高岗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大喜，经过热烈讨论，坚定了派大部队去东北的决心。会议最后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人便离开延安飞赴沈阳开展工作。同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发长电向在重庆的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新情况，并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同时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
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着东北局势。收到刘少奇等人的电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日即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及力争东北的决策，并附上了一些具体指示。9月19日，毛泽东再电延安，完全同意“同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山东、华中、冀热辽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当日，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向全党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动员令。在这一中共中央关于重大战略方针转变的决策期间，黄克诚的贡献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说毛泽东在看到黄克诚的建议电报后，当即询问左右：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吧？有人答道：对，他就是黄老。毛泽东又问：他多大年纪？回答曰：43岁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叫黄老？回答说：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所以，就叫他黄老。毛泽东当时就乐了，说道：老唱反调我看很好，黄老，我看是老谋深算。自此，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知道黄克诚有个“黄老”的外号了。
在内、外线部队的打击和苏北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日伪军的攻势逐渐衰竭，露出了要撤退的迹象。黄克诚立即和张爱萍等人部署进行反击，调集部队采取围点打援、伏击、袭扰、追歼等手段，逐点收复失地，终于将日伪军撵出了根据地。这次反“扫荡”作战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才结束，苏北军区部队共歼敌18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根据地。随后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等又组织了夏季局部攻势作战，分割围攻根据地边缘的敌占区，经过战斗又先后歼灭了数千日伪军，攻克了一批据点。在此期间，黄克诚还主持了苏北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等工作，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1943年不但在对敌作战上面临了艰苦形势，华中根据地内部也是风波不平。早在194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就相继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要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和反“摩擦”斗争，华中的整风运动进行得断断续续。在前期学习文件和思想整风阶段，由于黄克诚的谨慎领导和适度掌握，第3师和苏北军区搞得比较稳妥。而当1943年夏季转入审干和“抢救运动”后，形势便急转直下。在逼、供、信的手段下，各根据地不同程度打出了一大批需要被“抢救”的“失足”者。经验丰富又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早有预料，整风运动一开始就作了预言：“希望不要把整风变成整人！”结果，整人还是来了。
接到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抢救运动”的指示后，黄克诚照例没有大包大揽地执行。他首先向上级提了意见，认为大敌当年，不适合在内部大规模搞整肃运动，以免伤害无辜同志。在此时的政治形势下，他的意见自然未被上级所接受。不得已之下，他仍然持重谨慎，先在第3师7旅搞了一下试点，。结果发现，这和当年中央苏区打“AB团”分子一样，上边下指令，下边胡乱干，不分清红皂白地搞逼供诱供，只为完成任务指标，“抢救”出来的“失足”者基本上都是被冤枉的。黄克诚果断决定停止在第3师和苏北区搞“抢救运动”，如发现可疑情况由各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同时，他再次向上级打报告表示反对。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和上面对着干，黄克诚则一如本色地回答：“我宁愿错放，也不能错杀。”他在会议上提醒同志们，一定要吸取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坚决制止逼供诱供，不能伤害无辜的同志。这么一来，上边当然对黄克诚不满，又给他扣上了一顶“右倾”的帽子。好在不久中央关于对“抢救运动”纠偏的指示又下来了，饶漱石转而布置对被“抢救”的人员进行重新甄别或平反，黄克诚的这次抗上也就不了了之了。
1943年下半年，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集中爆发。10月下旬，饶漱石突然在军部驻地江苏盱眙县黄花塘召开整风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并公开点名批判陈毅，列出了其“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陈毅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摄于饶漱石的威势和这条吓人的罪名，加上有些人平时也对陈毅的某些行止看不惯，结果绝大多数各师首长都表态支持饶漱石代表中央所做的发言。当时只有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和黄克诚持不同意见，认为在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以前不要向下边扩散。然而饶漱石哪里肯依，他集中火力穷追猛打，将陈毅批得焦头烂额，无人敢理。饶漱石又给中央发电报，要求“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实际上是要中央调走陈毅。在延安进行整风，刘少奇上位，毛泽东需要地方大员鼎力拥护其领袖地位的大背景下，陈毅只能被迫离开新四军，被调去延安参加七大。
陈毅走后，饶漱石又在整个新四军内开展批判陈毅的运动，这下激怒了黄克诚。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饶漱石说：“无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但他们却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你刚来不久，就想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你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饶漱石这个人很有能力，会用人，生活俭朴，是个比较出众的领导干部。但他也有个致命弱点，就是权力欲太盛，有时过于虚荣。黄克诚这样不留情面地批评他，饶漱石自然恼羞成怒。他决定处理黄克诚，将其作为给自己立威的典型。然而要处分黄克诚这一级干部必须上报中央，毛泽东、刘少奇都明白饶漱石所为何来，虽然他们都支持饶漱石，但也不能允许其权力超出限度。黄克诚爱提意见是中央高层皆知的，黄的能力也是大家公认的，就这点事还拿不下黄克诚。因此，由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回复饶漱石，反对处理黄克诚。饶漱石虽然不满，但也只有作罢，以后没什么事便不再搭理黄克诚。
进入1944年后，由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取得了节节胜利，日本帝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日益窘迫。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中国战区正面战场进攻，日军不得不在中国战区进行了战略调整，相继从东北、华北、华中抽兵南援，其中包括从苏北抽走了部分兵力。黄克诚与刘震、洪学智等人判断，日军的现时态势是依托陇海铁路和公路、河流等交通干线，对苏北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并在根据地内安设坚固据点，与新四军形成对峙态势。他们决定抓住战机，指挥第3师部队展开局部反攻，趁势打击敌人并恢复和扩大根据地。为配合粟裕第1师发起的车桥战役，黄克诚等人首先指挥一部兵力攻克朱圩子据点，保障了第1师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从3月开始，第3师主力连续出击，相继攻占十余处日伪军据点，切断了沭（阳）淮（阴）公路，肃清了六塘河沿岸的日伪军。4月中旬至5月初，又组织了高（沟）杨（口）战役，先后攻克高沟、杨口等伪军据点14处，将六塘河两岸地区全部收复，解放人口8万余人，使长期被分割的淮海、盐阜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经过连续作战，苏北日伪军被逐渐压缩到了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新四军第3师士气高昂，部队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了1945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打得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的日子也不好过，被迫转入了全面守势。在苏北地区，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加强长江下游的防务，将盐城、阜宁等地区的部队南撤至长江沿岸地区，同时从河南调来汪伪政府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接替各据点的守备。黄克诚等人再次抓住战机，集中第3师主力11个团共1.4万余人，于4月下旬发起阜宁战役，一举攻占阜宁城，并乘胜收复了盐(城)阜(宁)公路沿线的大施庄、沟安墩、草堰口等据点22处。整个战役历时5天，共毙伤俘汪伪第二方面军第5军王清翰部2412人，收复国土280平方公里。阜宁，成为了新四军在苏北敌后战场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第一座城市。在此战役中，第3师部队采用攻坚战法，分割包围，仅用两昼夜时间便夺取阜宁城，粉碎了汪伪第5军军长王清翰吹嘘的“阜宁城固若金汤”的狂言，取得了首次攻城大捷，印证了部队战斗力的强劲成长。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总结了十多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6月中旬，大会选举出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党的成熟的一代领导集体。黄克诚则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日本投降前夕，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各根据地部队相继向日寇发起了全面反攻，积极收复失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黄克诚等领导人指挥新四军第3师也转入了战略反攻，于9月初发起两淮战役，经过半个多月作战连续攻占重要城镇淮阴、淮安，加上此前已攻克的沭阳、宿迁、泗阳等县城，使苏北和苏中、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在两淮战役进行期间，黄克诚从相关渠道获取了苏联红军已占领东北，且东北尚处于国共双方力量真空状态的消息，不由非常兴奋。战略上的高度敏感使他当即意识到，这是中共抢占东北，独霸东北的天赐良机！他很快去了华中局，当面向饶漱石建议，应以华中局名义电请中央迅速决策出兵抢占东北。然而饶漱石另有考虑，没有赞同黄克诚的建议。回到师部后，沉重的历史使命感令黄克诚欲罢不能。他大胆动用师部的电台，于9月14日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中央，阐述了自己的主张。黄克诚在电报中建议，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应当立足于打；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在军事部署上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在关内同时准备作战，集中主力，消灭敌人；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3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至6万人去东北，只留下一个师在江南活动，河南与平原主力一部应调到山西策应；不能寄希望于国际干预，应集中兵力搞决战。
应该说，黄克诚的这封电报是审时度势的切合建议，符合中共中央于8月29日给晋察冀、山东分局关于进军东北的指示精神，而在建议上则更具体，在魄力上更有甚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去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刘少奇受命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刘少奇也深有同感，很快将该电报转发给了在重庆的毛泽东。就在9月14日这天，刘少奇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了最先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将领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根据曾克林介绍，东北遍地是武器和物资，苏联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都没有人管，只要不公开打着中共的旗号，苏联红军也有意配合中共势力发展。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高岗等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大喜，经过热烈讨论，坚定了派大部队去东北的决心。会议最后决定：立即成立中共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9月17日，彭真、陈云等人便离开延安飞赴沈阳开展工作。同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发长电向在重庆的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新情况，并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同时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
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也密切关注着东北局势。收到刘少奇等人的电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当日即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及力争东北的决策，并附上了一些具体指示。9月19日，毛泽东再电延安，完全同意“同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山东、华中、冀热辽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当日，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向全党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动员令。在这一中共中央关于重大战略方针转变的决策期间，黄克诚的贡献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说毛泽东在看到黄克诚的建议电报后，当即询问左右：这个黄克诚就是黄老吧？有人答道：对，他就是黄老。毛泽东又问：他多大年纪？回答曰：43岁了。毛泽东问：为什么叫黄老？回答说：他老提意见，老唱反调，所以，就叫他黄老。毛泽东当时就乐了，说道：老唱反调我看很好，黄老，我看是老谋深算。自此，其他中央领导人也都知道黄克诚有个“黄老”的外号了。
9月22日，黄克诚指挥新四军第3师胜利结束了两淮战役。次日，他就接到了中央和华中局命令，要其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进军东北。黄克诚见自己的建议被中央所接受，非常兴奋，立即着手进行部署。当时中央曾转发了先期进入东北人员的报告，认为东北的武器物资很多，随便可以拿到。华中北进部队可以将武器留下交给地方，空手去东北后再行就地补充。然而黄克诚觉得不妥，万一到时情况有变怎么办？他从一惯的谨慎多虑风格出发下达了命令，要求第3师挺进东北的部队全部披挂武装上路，不得随便留下武器装备。同时考虑到进入东北时已是秋冬，万一补充不到棉衣就将陷入窘境。因此又令部队抓紧筹集棉衣，一人一套，背着上路。由于第3师在苏北经营了数年，经济状况比较好。黄克诚还命令将部分经费换成黄金，带着一起去东北，以备军费不足时使用。对于黄克诚的这几个命令，当时有不少人不理解，还刮出了一些闲言碎语。但黄克诚不为所动，要求部队遵令执行。9月28日，黄克诚便与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等领导，率第3师主力离开华中，分作两个梯队开赴东北。其时部队共辖4个旅（7、8、10、独立旅）、3个特务团共3.5万余人。主要干部有7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8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10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东北野战军中的沙场悍将。
在苏北坚持战斗5年多，新四军第3师共作战5000余次，歼敌6万余人，自己发展到7万余人，开辟了拥有4万平方公里面积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成绩赫赫。在新四军的7个主力师中，黄克诚指挥的第3师与粟裕指挥的第1师歼敌最多，战果最大，成为了新四军中的最强主力。这充分显示了黄克诚不仅是一名老资格的军队政治工作者，同时还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具有卓越的领军主政的独立开拓能力。尤其是在战略运筹和实事求是方面，黄克诚富有远见，多次在下级与上级、少数与多数的争论中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这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由于途中连逢病疫区和阴雨天，道路难行，部队非战斗减员甚多。到了11月上旬，第3师刚走到冀东的玉田境内，已经疲惫不堪，减员达3000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输送下从秦皇岛登陆，并继续向山海关进逼。奉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即率领部队向山海关进发，准备协同冀热辽李运昌部和先期赶到的山东第7师杨国夫部保卫山海关。当时第3师是与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平行东进，国民党军走大路，有汽车，第3师只能钻山沟，绕远路。结果国民党军于11月16日抢先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又杀向绥中、兴城、锦州。因为进入东北的大道被堵住，黄克诚经电请军委后，带领部队穿越长城冷口出关，于11月25日到达锦西附近的江家屯。由于第3师疲劳减员严重，加上东北天气寒冷，部队随身携带的华中棉衣有些单薄，黄克诚便想休整几天，补充枪支弹药和棉衣棉裤。然而，一调查周围的情况，黄克诚等人立时震惊了。附近根本没有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队，东北老百姓理都不理他们，什么“遍地是武器物资”的事情连影儿都没有，第3师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要人没人，给晾在这儿了！
这一下令黄克诚非常气愤：来东北前的上级通报是怎么回事？北上动员时说得那么好听，现在怎么向干部战士们解释？万幸的是，黄克诚先见一步，令所部带着全副武装和棉衣、黄金来到东北，总算是保持了基本战斗力，为下一步开拓局面奠定了基础。否则，3万多人的部队，立陷饥疲交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黄克诚二话没说，于11月26日即电告中央，一股脑地诉说着满腹忧虑：“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从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北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锦州，将直到沈阳、长春。
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进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七无”电报。黄克诚刚到东北，便以一惯的敢讲真话的风格上书中央，痛陈利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电报后，感到情况严重，但此时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他立即复电黄克诚，要其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稍后，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黄克诚，要他速与已到东北的林彪“坦白商谈”，并共同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林彪自从1938年初在山西隰县被晋军哨兵误伤之后，便离开了战场，先后在延安休养，去苏联治伤，回国后又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奉中央命令重新回到部队。林彪本来是要率萧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等人去山东根据地，由林彪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走到半路上，却被延安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追上，改令其一行不去山东，而是转赴冀热辽实施军事指挥。当林彪等人掉头北上到了冀中后，又接到中央命令，要他们急赴沈阳，协助东北局彭真等人指挥作战，阻止国民党军向东北挺进。不久，林彪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有了军事指挥全权。林彪带着人紧赶慢赶，于10月底到达沈阳，抓紧时间熟悉情况。11月19日，他又受命匆匆赶赴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然而，林彪一行没有携带大功率电台，发不出电报，既无法联系部队，也无法与延安联系，一时陷入了窘境。当时中共派往东北的部队来自多个系统，到达时间不一，加上战局紧张，情况非常混乱。林彪虽然挂了一个总司令的牌子，但手边却没有多少可用的部队，连随行警卫的也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是干着急使不上力气。林彪自己都打比方说：“比指挥联合国还难！”就在这时，黄克诚率部到了。
黄克诚接到中央指示后，试着与东北局联系，但一时未能接通。由于军情紧急，便决定按军委原来给他们的作战命令执行，准备切断北宁路交通，阻击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沈阳。就在黄克诚带领各旅干部巡视战场的时候，却遇到了林彪派来寻找就近部队的李天佑，这才得知林彪已被中央任命为东北部队的总司令，其驻地就在锦西城东8里地的虹螺山附近，离黄克诚他们只有20里。黄克诚大喜，立即与李天佑前往林彪司令部，终于同林彪见面。二人立即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均认为部队远道而来，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人硬拼。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力量，准备将来与国民党决战。黄克诚郑重地表示，将第3师交给林彪指挥，完全接受林彪的领导。在中共进军东北的10万部队中，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是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整编师（军）。林彪此时在党内仅是个中央委员，地位及不上赴东北的众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还没有后来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的大权。加上其多年远离战场，军事威望需要重塑，而东北又是个全新的环境，正是很困难的时候。黄克诚刚到东北就将这样大一支军事力量完全交给光杆司令林彪指挥，显示出了一名共产党员严守党性、顾全大局的无私情怀。用他的话说就是：林彪来了就好了，有林彪在东北就是我们党的了，东北就能打胜仗。
对于黄克诚的举动，向来沉默寡言的林彪当时并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但想必内心也是很激动的。经过形势判断后，他们决定放弃在锦州作战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待机。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就此成为了林彪指挥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的基干部队。日后，第3师到东北的部队改编成了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39军）、第6纵队（43军）和第7纵队（44军）的骨干力量，均是东野部队中的勇悍之师。用后来的东野6纵16师47团团长兼政委、开国少将宋维拭的话说：“是黄克诚的第三师造就了东野。”
在此期间，东北局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苏联方面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东北进行“接收”，因而驻东北的苏联红军突然对中共态度强硬起来，强令东北局退出沈阳，并宣布中长铁路沿线城市都要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有苏军处不许中共军队与国军作战，中共军队需要退出铁路沿线附近，以便国军接收。这时毛泽东刚从重庆谈判回来不久，因疲劳过度发病住进了医院。刘少奇便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指示“彼方（指苏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并强调“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11月22日，刘少奇又致电留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阐述了中央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指出“我们已去电要求他们（指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著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字方针，成为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总的战略方针。
按照中央指示，11月25日，彭真等便带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前往本溪暂住。面对国民党大军逼近，中共初入东北时收编或留用的伪满人员、军人、土匪纷纷倒戈叛乱，各地新组建的部队、保安队整连、整团的携带武器哗变，几十万新收编武装几乎一哄而散，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共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机构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干部被叛乱分子杀害。国民党潜藏人员则公开打出了旗号，招兵买马，控制地方政权，气焰十分嚣张。东北的老百姓也对共产党态度冷漠，一心“想中央，盼中央”，就等着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
由于东北局势严重，毫无起色，黄克诚心急如焚，于12月17日又给中央军委连发两份电报，坦诚直言了所遇到的困难。黄克诚在电报中尖锐地指出：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老兵老枪，新兵新枪”、“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这样的话分量很重，直接就把初到东北新老部队中的矛盾给揭开了。中央领导人对黄克诚的电报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乱上加乱。因此，由刘少奇出面复电黄克诚，将他批评了一顿。同时，中央又要求东北局想办法给部队供应武器。然而东北局初到东北后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由于组织混乱，被叛乱部队裹挟、土匪偷盗和抢劫一空，已是无枪可调，只能让各部队自己想办法。加上组织调整尚未就绪，令出多门，党组织与部队内部亦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中共一方已处于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在苏北坚持战斗5年多，新四军第3师共作战5000余次，歼敌6万余人，自己发展到7万余人，开辟了拥有4万平方公里面积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成绩赫赫。在新四军的7个主力师中，黄克诚指挥的第3师与粟裕指挥的第1师歼敌最多，战果最大，成为了新四军中的最强主力。这充分显示了黄克诚不仅是一名老资格的军队政治工作者，同时还是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具有卓越的领军主政的独立开拓能力。尤其是在战略运筹和实事求是方面，黄克诚富有远见，多次在下级与上级、少数与多数的争论中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性，这在中共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由于途中连逢病疫区和阴雨天，道路难行，部队非战斗减员甚多。到了11月上旬，第3师刚走到冀东的玉田境内，已经疲惫不堪，减员达3000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输送下从秦皇岛登陆，并继续向山海关进逼。奉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即率领部队向山海关进发，准备协同冀热辽李运昌部和先期赶到的山东第7师杨国夫部保卫山海关。当时第3师是与杜聿明指挥的国民党军平行东进，国民党军走大路，有汽车，第3师只能钻山沟，绕远路。结果国民党军于11月16日抢先占领了山海关，接着又杀向绥中、兴城、锦州。因为进入东北的大道被堵住，黄克诚经电请军委后，带领部队穿越长城冷口出关，于11月25日到达锦西附近的江家屯。由于第3师疲劳减员严重，加上东北天气寒冷，部队随身携带的华中棉衣有些单薄，黄克诚便想休整几天，补充枪支弹药和棉衣棉裤。然而，一调查周围的情况，黄克诚等人立时震惊了。附近根本没有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队，东北老百姓理都不理他们，什么“遍地是武器物资”的事情连影儿都没有，第3师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要人没人，给晾在这儿了！
这一下令黄克诚非常气愤：来东北前的上级通报是怎么回事？北上动员时说得那么好听，现在怎么向干部战士们解释？万幸的是，黄克诚先见一步，令所部带着全副武装和棉衣、黄金来到东北，总算是保持了基本战斗力，为下一步开拓局面奠定了基础。否则，3万多人的部队，立陷饥疲交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黄克诚二话没说，于11月26日即电告中央，一股脑地诉说着满腹忧虑：“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因自华中，沿途动员均说从坐火车汽车及到东北装备等乐观心理出发，现遇到极为困难之情况，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北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锦州，将直到沈阳、长春。
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进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七无”电报。黄克诚刚到东北，便以一惯的敢讲真话的风格上书中央，痛陈利害。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电报后，感到情况严重，但此时也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他立即复电黄克诚，要其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稍后，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电告黄克诚，要他速与已到东北的林彪“坦白商谈”，并共同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林彪自从1938年初在山西隰县被晋军哨兵误伤之后，便离开了战场，先后在延安休养，去苏联治伤，回国后又参与同国民党的谈判，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奉中央命令重新回到部队。林彪本来是要率萧劲光、邓华、江华、李天佑等人去山东根据地，由林彪任山东军区司令员。走到半路上，却被延安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追上，改令其一行不去山东，而是转赴冀热辽实施军事指挥。当林彪等人掉头北上到了冀中后，又接到中央命令，要他们急赴沈阳，协助东北局彭真等人指挥作战，阻止国民党军向东北挺进。不久，林彪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有了军事指挥全权。林彪带着人紧赶慢赶，于10月底到达沈阳，抓紧时间熟悉情况。11月19日，他又受命匆匆赶赴锦州前线指挥作战。然而，林彪一行没有携带大功率电台，发不出电报，既无法联系部队，也无法与延安联系，一时陷入了窘境。当时中共派往东北的部队来自多个系统，到达时间不一，加上战局紧张，情况非常混乱。林彪虽然挂了一个总司令的牌子，但手边却没有多少可用的部队，连随行警卫的也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警卫排，是干着急使不上力气。林彪自己都打比方说：“比指挥联合国还难！”就在这时，黄克诚率部到了。
黄克诚接到中央指示后，试着与东北局联系，但一时未能接通。由于军情紧急，便决定按军委原来给他们的作战命令执行，准备切断北宁路交通，阻击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沈阳。就在黄克诚带领各旅干部巡视战场的时候，却遇到了林彪派来寻找就近部队的李天佑，这才得知林彪已被中央任命为东北部队的总司令，其驻地就在锦西城东8里地的虹螺山附近，离黄克诚他们只有20里。黄克诚大喜，立即与李天佑前往林彪司令部，终于同林彪见面。二人立即就当前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均认为部队远道而来，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人硬拼。现在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力量，准备将来与国民党决战。黄克诚郑重地表示，将第3师交给林彪指挥，完全接受林彪的领导。在中共进军东北的10万部队中，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是最大的一股军事力量，相当于国民党军的一个整编师（军）。林彪此时在党内仅是个中央委员，地位及不上赴东北的众多中央政治局委员，也还没有后来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的大权。加上其多年远离战场，军事威望需要重塑，而东北又是个全新的环境，正是很困难的时候。黄克诚刚到东北就将这样大一支军事力量完全交给光杆司令林彪指挥，显示出了一名共产党员严守党性、顾全大局的无私情怀。用他的话说就是：林彪来了就好了，有林彪在东北就是我们党的了，东北就能打胜仗。
对于黄克诚的举动，向来沉默寡言的林彪当时并没有特别表示什么，但想必内心也是很激动的。经过形势判断后，他们决定放弃在锦州作战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待机。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就此成为了林彪指挥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的基干部队。日后，第3师到东北的部队改编成了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39军）、第6纵队（43军）和第7纵队（44军）的骨干力量，均是东野部队中的勇悍之师。用后来的东野6纵16师47团团长兼政委、开国少将宋维拭的话说：“是黄克诚的第三师造就了东野。”
在此期间，东北局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苏联方面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东北进行“接收”，因而驻东北的苏联红军突然对中共态度强硬起来，强令东北局退出沈阳，并宣布中长铁路沿线城市都要交给国民党政府接收，有苏军处不许中共军队与国军作战，中共军队需要退出铁路沿线附近，以便国军接收。这时毛泽东刚从重庆谈判回来不久，因疲劳过度发病住进了医院。刘少奇便代表中央致电东北局，指示“彼方（指苏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并强调“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11月22日，刘少奇又致电留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阐述了中央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指出“我们已去电要求他们（指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著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字方针，成为了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总的战略方针。
按照中央指示，11月25日，彭真等便带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前往本溪暂住。面对国民党大军逼近，中共初入东北时收编或留用的伪满人员、军人、土匪纷纷倒戈叛乱，各地新组建的部队、保安队整连、整团的携带武器哗变，几十万新收编武装几乎一哄而散，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共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机构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干部被叛乱分子杀害。国民党潜藏人员则公开打出了旗号，招兵买马，控制地方政权，气焰十分嚣张。东北的老百姓也对共产党态度冷漠，一心“想中央，盼中央”，就等着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
由于东北局势严重，毫无起色，黄克诚心急如焚，于12月17日又给中央军委连发两份电报，坦诚直言了所遇到的困难。黄克诚在电报中尖锐地指出：
“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一千二百支，轻重机枪四十四挺，山炮十门，野炮四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老兵老枪，新兵新枪”、“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这样的话分量很重，直接就把初到东北新老部队中的矛盾给揭开了。中央领导人对黄克诚的电报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只会激化矛盾，乱上加乱。因此，由刘少奇出面复电黄克诚，将他批评了一顿。同时，中央又要求东北局想办法给部队供应武器。然而东北局初到东北后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武器装备，由于组织混乱，被叛乱部队裹挟、土匪偷盗和抢劫一空，已是无枪可调，只能让各部队自己想办法。加上组织调整尚未就绪，令出多门，党组织与部队内部亦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中共一方已处于了极为不利的境地。
12月29日，黄克诚再电中央，指出：“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所占据(大多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和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
在此前一天，毛泽东根据两个月来东北局和部队关于东北情况的报告，判断最初想“独霸东北”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首先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经过深思熟虑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后，毛泽东起草了代表中共中央的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满、北满和西满放手发动群众，分散部队剿匪，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争取群众拥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个指示正确而及时，成为了中共最终在东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指南。黄克诚的电报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
为开创西满根据地，根据东北局指示，于12月初成立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由李富春任西满分局书记，吕正操任西满军区司令员。12月20日，改由林彪兼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西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任军区副司令员，黄克诚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
12月底，国民党军继续向义县、阜新进攻。黄克诚经与林彪商定，将第3师部队分开由二人分别指挥，继续后退，执行防御、剿匪和开辟新区的任务。之后，黄克诚带着8旅和两个特务团向北退往通辽地区。由此，国民党军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双方军队停止交火。趁停战令生效前的几天里，国民党军继续推进，相继占领朝阳、凌源、平泉等地，并一度进占营口，后被中共军队收复。1月12日，根据林彪的命令，黄克诚指挥部队乘苏军退出西满重镇通辽之机，一举攻占通辽城，歼灭盘踞在此的土匪10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较多粮食物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和衣食条件。1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之名仿自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意图一在对外打掩护，二在争取东北群众），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西满军区司令员由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兼任，李富春任西满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在担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同时仍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月13日的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方面根据中苏条约规定和国共双方停火之便，一面在美国海军帮助下继续向东北大举增兵，一面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加速抢占地盘，相继占领了沈阳以西至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而中共方面既受停战令约束，又受苏军的压力制约，只好敌进我退，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对此局势黄克诚非常愤怒，于1月25日致电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表示第3师所部后方机关和伤病员都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如任何军队前来接收，必将坚决抵抗到底。即使苏军来也不例外，将“全部战死在所不顾”。对于黄克诚的决心中央很是担心，由刘少奇代表中央电告黄克诚，要求如苏军只送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通辽，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国民党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决打败顽军”。同日，中央又发电报给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指示目前对东北的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同时指出，实现这一方针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要“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
为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出了“分散安家”的口号，将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镇和乡村，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放手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在此期间，对部队初步进行了整编，对原有的12个附属军区进行了调整，合并建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二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以主力大部划归各军区指挥，并抽调少数主力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黄克诚协助李富春、吕正操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并指挥第3师部队进行剿匪反霸，建立地方政权，大刀阔斧地开辟西满根据地。
经过艰苦努力，东北民主联军在两个多月间歼灭土匪7万余人，初步稳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形势。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东北腹地挺进“扫荡”。不得已之下，林彪指挥部队接连打了秀水河子和沙岭两仗，虽然有胜有败，但迫使国民党军队暂时停止了攻势，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3月，黄克诚接替吕正操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员，成为了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6年3月初，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回国。国民党方面由于有“接收”重任，走到哪都是大包小裹，迈不开步子。眼看着苏军撤退速度很快，而国军接收速度则比较慢，那是瞪眼干着急。中共方面则出现了转机。原来受苏军制约的因素已不再存在，加上苏方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由先前遵守中苏条约刻意限制中共进占大中城市，变成提前通报撤军日期，好让中国共军队能够抢先占领城市。当然，变来变去，不过是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在国共双方间站边罢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管怎么说，东北局抓住了机会，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抢占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军推进到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达到与国民党各霸东北一方的战略目的。
根据东北局命令，黄克诚率第3师部队迅速北上，在苏军撤出之后一举攻占了重镇四平，歼敌保安队30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打通了（四）平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两条铁路线，横断东北，控制了中长铁路的整个枢纽地带。与此同时，从沈阳出发的国民党军也兵分四路发起全面进攻，相继占领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开原、法库等地。双方争夺的焦点逐渐汇集到了东南西北满的交通枢纽四平。
对于四平的得失，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判断，只要能坚守住四平，并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不仅能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可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这样，就能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之目的。虽然当初想“独霸东北”已无可能实现，现在能争取到一半东北也是胜利。因此，毛泽东接连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集中主力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4月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向四平推进。与此同时，林彪也调集了黄克诚、万毅、梁兴初、罗华生、杨国夫、邓华等部近8万人云集四平，摆开防御阵势。4月7日，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这一仗打得惊天动地，成为了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第一次主力会战。两军在四平周围反复交战，来回争夺，均损失惨重，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廖耀湘新6军等部进攻本溪得手，解除了攻击四平部队的后顾之忧。在蒋介石命令下，廖耀湘率新6军北上加入攻击四平，形势顿时急转直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接连遭到突破，守城部队有遭敌合围的危险。在此之前，黄克诚就已感到不对。当时他指挥的第3师负责四平左翼的防御，黄克诚本人和西满分局则驻在白城子。在双方形成对峙时，黄克诚就认为这样死守下去不是办法，应适可而止。本溪失守后，敌军已加调兵力杀向四平，形势更加严重。黄克诚先后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认为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他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要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他建议不要与敌人硬拼，应尽快撤出四平，把这个包袱甩给敌人去背。部队转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转变。
然而，林彪是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令黄克诚颇为纳闷。他哪里知道，林彪也不赞成死守四平，并已将日益困难的形势报告给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政治全局出发，坚持要求守住四平，甚至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要林彪向四平增调兵力，像二战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国政府保卫首都马德里那样保卫四平。林彪既知毛泽东意图，便不好强行违拗，所以虽然心里赞同黄克诚的主张，但只能既不给他回电，也不从四平撤兵。黄克诚则按捺不住，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认为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如长期打下去“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因此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连占领不久的长春也应放弃。此时正值国共双方谈判进入激烈阶段，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焦点就在于东北问题。毛泽东判断四平关系全局，是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能轻易放弃，必须坚持。因此，他没有给黄克诚回电，而是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强调“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这样一来，林彪就只好在四平继续打下去。
到了5月18日，四平东北侧的要点塔子山失守，整个防御已经动摇，四平前线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前一直不言“撤”字的林彪却早已有了盘算，他不待中央回电即令守军全线撤出四平。随后，林彪才致电中央，报告形势已“无法挽回”，“现正进行退出战斗”。19日，毛泽东终于承认了既成事实，回电同意放弃四平，并将此后采取何种方针授权“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到此结束，东北民主联军付出伤亡8000人以上的代价，仍没有守住四平，打了一个惨烈的败仗。黄克诚所部参战的第3师3个旅伤亡达4、5千人，连排以上干部大部换了好几次，亦严重损伤了元气。
从四平撤出后，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要求他们守住公主岭和长春一线。由于部队打得过于疲劳，战斗力大减，且长春一线幅员广大，地势平坦，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无预备队，勉强固守势难所强。林彪、彭真很快复电毛泽东，阐述了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并报告彭、林、罗等人决定撤出长春，东北局已转抵哈尔滨。正如黄克诚先前所料，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大势所趁，一旦弃守四平，长春便也只能放弃。再观国民党方面，根据美方代表马歇尔上将的建议，蒋介石判断打下四平后在国共谈判上就占据了主动，可不必再向长春推进。他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东北前线督战，并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然而杜聿明认为夺取四平后如不乘胜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中共军队在组织上有天然优势，得到喘息之机便会迅速壮大。而国军转运东北的成本太高，难以尽量补充，双方相持下去必然会导致攻守逆转。杜聿明说服了白崇禧，仍按自己的原计划打。此后白飞回南京汇报，杜聿明赶到前线主持继续进攻。
说来也巧，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名红小鬼出身的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跑过来投降了国军。王继芳参加过长征，上过抗大，跟随林彪多年，深受林的信任，掌握了林彪指挥部的大量机密。由于他在驻地和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女人坠入爱河，革命意志消退，加上四平战败，觉得共产党是大势已去，遂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由此了解到四平一战后民主联军已伤亡惨重，许多部队减员过半而失去了战斗力，目前正向松花江北撤退。杜聿明立即更改部署，一反先前谨慎推进的方针，命令部队大胆实施机械化追击，分兵冒进，穷追猛打。结果林彪正指挥部队撤退，国民党军就以多路平行纵队追击上来，在空军支援下对民主联军实施迂回包抄。这次国军的表现非常大胆，不像以往那样密集靠拢，而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敢深入追击，大打出手。民主联军勉力招架，但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空地一体化的攻击，许多部队被打散和割断在敌后，与上级失去联系，呈现出混乱状态。林彪只得命令部队不分日夜加速撤退，一定不能被敌人追上缠住。就这样，民主联军一路败退，不得休息，疲惫不堪，立脚不住，一直被敌人赶到了松花江北岸。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趾高气扬，非常嚣张。
撤出四平后，林彪就病了。然而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他也只能撑着病体继续指挥部队撤退。对于敌人的异常举动，林彪也感到很是纳闷，国民党军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像是算准了一样追着民主联军打？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了。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成为了四野战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直到1949年，已当上军统少将的王继芳在重庆被二野部队捕获，专程将他送到四野司令部驻地武汉，经过公审后枪决，才算消了当年的四平战败后之恨。
在此前一天，毛泽东根据两个月来东北局和部队关于东北情况的报告，判断最初想“独霸东北”的意图已不可能实现，东北斗争需作长期打算，首先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在经过深思熟虑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后，毛泽东起草了代表中共中央的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在东满、北满和西满放手发动群众，分散部队剿匪，建立地方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争取群众拥护，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个指示正确而及时，成为了中共最终在东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指南。黄克诚的电报与中央的指示不谋而合，充分显示了他过人的战略眼光。
为开创西满根据地，根据东北局指示，于12月初成立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由李富春任西满分局书记，吕正操任西满军区司令员。12月20日，改由林彪兼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任西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任军区副司令员，黄克诚任西满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
12月底，国民党军继续向义县、阜新进攻。黄克诚经与林彪商定，将第3师部队分开由二人分别指挥，继续后退，执行防御、剿匪和开辟新区的任务。之后，黄克诚带着8旅和两个特务团向北退往通辽地区。由此，国民党军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并颁发了停战令，规定于1月13日24时起双方军队停止交火。趁停战令生效前的几天里，国民党军继续推进，相继占领朝阳、凌源、平泉等地，并一度进占营口，后被中共军队收复。1月12日，根据林彪的命令，黄克诚指挥部队乘苏军退出西满重镇通辽之机，一举攻占通辽城，歼灭盘踞在此的土匪1000余人，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较多粮食物资，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和衣食条件。1月14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之名仿自东北抗日联军，主要意图一在对外打掩护，二在争取东北群众），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西满军区司令员由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兼任，李富春任西满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在担任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同时仍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月13日的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方面根据中苏条约规定和国共双方停火之便，一面在美国海军帮助下继续向东北大举增兵，一面打着“接收主权”的旗号加速抢占地盘，相继占领了沈阳以西至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而中共方面既受停战令约束，又受苏军的压力制约，只好敌进我退，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对此局势黄克诚非常愤怒，于1月25日致电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表示第3师所部后方机关和伤病员都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如任何军队前来接收，必将坚决抵抗到底。即使苏军来也不例外，将“全部战死在所不顾”。对于黄克诚的决心中央很是担心，由刘少奇代表中央电告黄克诚，要求如苏军只送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通辽，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国民党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决打败顽军”。同日，中央又发电报给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指示目前对东北的方针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同时指出，实现这一方针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要“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
为贯彻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出了“分散安家”的口号，将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镇和乡村，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放手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在此期间，对部队初步进行了整编，对原有的12个附属军区进行了调整，合并建立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二级军区，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以主力大部划归各军区指挥，并抽调少数主力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黄克诚协助李富春、吕正操开展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工作，并指挥第3师部队进行剿匪反霸，建立地方政权，大刀阔斧地开辟西满根据地。
经过艰苦努力，东北民主联军在两个多月间歼灭土匪7万余人，初步稳定了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形势。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东北腹地挺进“扫荡”。不得已之下，林彪指挥部队接连打了秀水河子和沙岭两仗，虽然有胜有败，但迫使国民党军队暂时停止了攻势，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3月，黄克诚接替吕正操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员，成为了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46年3月初，苏军开始从东北撤军回国。国民党方面由于有“接收”重任，走到哪都是大包小裹，迈不开步子。眼看着苏军撤退速度很快，而国军接收速度则比较慢，那是瞪眼干着急。中共方面则出现了转机。原来受苏军制约的因素已不再存在，加上苏方态度也出现了变化，由先前遵守中苏条约刻意限制中共进占大中城市，变成提前通报撤军日期，好让中国共军队能够抢先占领城市。当然，变来变去，不过是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在国共双方间站边罢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管怎么说，东北局抓住了机会，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抢占大中城市，在国民党军推进到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以达到与国民党各霸东北一方的战略目的。
根据东北局命令，黄克诚率第3师部队迅速北上，在苏军撤出之后一举攻占了重镇四平，歼敌保安队30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打通了（四）平齐（齐哈尔）、（四）平梅（河口）两条铁路线，横断东北，控制了中长铁路的整个枢纽地带。与此同时，从沈阳出发的国民党军也兵分四路发起全面进攻，相继占领了辽阳、抚顺、鞍山、海城、营口、铁岭、开原、法库等地。双方争夺的焦点逐渐汇集到了东南西北满的交通枢纽四平。
对于四平的得失，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判断，只要能坚守住四平，并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不仅能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可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这样，就能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之目的。虽然当初想“独霸东北”已无可能实现，现在能争取到一半东北也是胜利。因此，毛泽东接连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指示，要求集中主力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4月初，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向四平推进。与此同时，林彪也调集了黄克诚、万毅、梁兴初、罗华生、杨国夫、邓华等部近8万人云集四平，摆开防御阵势。4月7日，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这一仗打得惊天动地，成为了国共双方军队在东北的第一次主力会战。两军在四平周围反复交战，来回争夺，均损失惨重，一时形成对峙状态。后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廖耀湘新6军等部进攻本溪得手，解除了攻击四平部队的后顾之忧。在蒋介石命令下，廖耀湘率新6军北上加入攻击四平，形势顿时急转直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接连遭到突破，守城部队有遭敌合围的危险。在此之前，黄克诚就已感到不对。当时他指挥的第3师负责四平左翼的防御，黄克诚本人和西满分局则驻在白城子。在双方形成对峙时，黄克诚就认为这样死守下去不是办法，应适可而止。本溪失守后，敌军已加调兵力杀向四平，形势更加严重。黄克诚先后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认为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他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倾巢出动，要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他建议不要与敌人硬拼，应尽快撤出四平，把这个包袱甩给敌人去背。部队转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转变。
然而，林彪是既不回电，也不撤兵，令黄克诚颇为纳闷。他哪里知道，林彪也不赞成死守四平，并已将日益困难的形势报告给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政治全局出发，坚持要求守住四平，甚至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口号，要林彪向四平增调兵力，像二战前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国政府保卫首都马德里那样保卫四平。林彪既知毛泽东意图，便不好强行违拗，所以虽然心里赞同黄克诚的主张，但只能既不给他回电，也不从四平撤兵。黄克诚则按捺不住，于5月12日直接致电中央，认为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如长期打下去“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因此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连占领不久的长春也应放弃。此时正值国共双方谈判进入激烈阶段，讨价还价你来我往，焦点就在于东北问题。毛泽东判断四平关系全局，是重要的谈判筹码，不能轻易放弃，必须坚持。因此，他没有给黄克诚回电，而是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强调“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这样一来，林彪就只好在四平继续打下去。
到了5月18日，四平东北侧的要点塔子山失守，整个防御已经动摇，四平前线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前一直不言“撤”字的林彪却早已有了盘算，他不待中央回电即令守军全线撤出四平。随后，林彪才致电中央，报告形势已“无法挽回”，“现正进行退出战斗”。19日，毛泽东终于承认了既成事实，回电同意放弃四平，并将此后采取何种方针授权“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到此结束，东北民主联军付出伤亡8000人以上的代价，仍没有守住四平，打了一个惨烈的败仗。黄克诚所部参战的第3师3个旅伤亡达4、5千人，连排以上干部大部换了好几次，亦严重损伤了元气。
从四平撤出后，毛泽东电令林彪、彭真，要求他们守住公主岭和长春一线。由于部队打得过于疲劳，战斗力大减，且长春一线幅员广大，地势平坦，民主联军兵力不足，又无预备队，勉强固守势难所强。林彪、彭真很快复电毛泽东，阐述了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并报告彭、林、罗等人决定撤出长春，东北局已转抵哈尔滨。正如黄克诚先前所料，因为双方实力对比的大势所趁，一旦弃守四平，长春便也只能放弃。再观国民党方面，根据美方代表马歇尔上将的建议，蒋介石判断打下四平后在国共谈判上就占据了主动，可不必再向长春推进。他派参谋总长白崇禧到东北前线督战，并传达蒋介石的意图。然而杜聿明认为夺取四平后如不乘胜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中共军队在组织上有天然优势，得到喘息之机便会迅速壮大。而国军转运东北的成本太高，难以尽量补充，双方相持下去必然会导致攻守逆转。杜聿明说服了白崇禧，仍按自己的原计划打。此后白飞回南京汇报，杜聿明赶到前线主持继续进攻。
说来也巧，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名红小鬼出身的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跑过来投降了国军。王继芳参加过长征，上过抗大，跟随林彪多年，深受林的信任，掌握了林彪指挥部的大量机密。由于他在驻地和一个有国民党背景的女人坠入爱河，革命意志消退，加上四平战败，觉得共产党是大势已去，遂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叛变投敌。杜聿明由此了解到四平一战后民主联军已伤亡惨重，许多部队减员过半而失去了战斗力，目前正向松花江北撤退。杜聿明立即更改部署，一反先前谨慎推进的方针，命令部队大胆实施机械化追击，分兵冒进，穷追猛打。结果林彪正指挥部队撤退，国民党军就以多路平行纵队追击上来，在空军支援下对民主联军实施迂回包抄。这次国军的表现非常大胆，不像以往那样密集靠拢，而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敢深入追击，大打出手。民主联军勉力招架，但根本抵挡不住敌人空地一体化的攻击，许多部队被打散和割断在敌后，与上级失去联系，呈现出混乱状态。林彪只得命令部队不分日夜加速撤退，一定不能被敌人追上缠住。就这样，民主联军一路败退，不得休息，疲惫不堪，立脚不住，一直被敌人赶到了松花江北岸。国民党军则连续占领公主岭、范家屯、长春、海龙、德惠、农安、小丰满等地，兵临松花江南岸，趾高气扬，非常嚣张。
撤出四平后，林彪就病了。然而国民党军来势汹汹，他也只能撑着病体继续指挥部队撤退。对于敌人的异常举动，林彪也感到很是纳闷，国民党军什么时候胆子这么大了，像是算准了一样追着民主联军打？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了。这件事当时闹得很大，成为了四野战史上的一个严重教训。直到1949年，已当上军统少将的王继芳在重庆被二野部队捕获，专程将他送到四野司令部驻地武汉，经过公审后枪决，才算消了当年的四平战败后之恨。
四平大败，令黄克诚耿耿于怀。对于当时曾流传的四平保卫战是东北“最后一战”的说法，黄克诚斥之为“左倾胡闹主义”。5月24日，他再次致长电给中央，从五个方面汇报了当前部队、地方的情况和对今后的作战意见。黄克诚坦诚建议，今后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目前应争取一个时期来整理部队，恢复战斗力，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最为有利。等到敌人分散后，再伺机作战，即使失掉一些城市也值得。在电报的末尾，他特意加上一句话：“我这个人往往报忧不报喜，好从坏处考虑问题，所看到的现象亦是坏的方面较多，故或许有片面之处，但都是事实。”对于黄克诚在电报中所述说的当前形势，毛泽东已从与东北局往来的其他电报中知悉。但黄克诚这种不加文过饰非的直言进谏，仍是令人感到不太愉快。据说毛泽东一接到黄克诚的电报便感叹：“又是这个黄老！”是褒是贬，只有他自己清楚。5月27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指示目前的军事方针应以一部扰乱敌人，主力脱离与敌接触，不怕丧失地方，远离敌人，争取时间补充休整。并强调四平之战“为一时的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已吸取了四平保卫战的教训，今后不再主张打这种消耗战了。
四平的这段公案并没有结束，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旧事重提。黄克诚与伟大领袖当面发生争执，强项本色依然，这已是后话了。
取得大胜之后，杜聿明的本意是乘胜进攻，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中共军队撵进黑龙江。按当时的双方实力来衡量，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然而，蒋介石于此时飞到了东北视察，高级将领们纷纷前来觐见，不得不停止了军事行动。不久，萧华、吴克华等指挥的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歼敌一部，迫使杜聿明不得不从北满抽调部队南下支援。在此期间，在马歇尔的力主告诫下，蒋介石宣布停战15天，国共双方继续讨价还价，杜聿明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由于判断松花江防线难以守住，东北局当时已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化整为零独立开创局面。紧急关头，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遂急电东北局，令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并强调这是“至要至要”！从国共谈判的进程看，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是要打的，和平希望渺茫，其短期停战不过是为了要休整部队，调整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然而此时东北的中共军队则更需要休整，应“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为配合东北形势，中央军委命令关内部队实行积极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调动敌人。6月7日，陈毅指挥山东军区部队毅然开打，连续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即墨、高密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严重威胁了国民党控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安全。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命令将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山东战事。这样，东北国民党军也一时无生力军补充，因占领了大量城市而不得不分兵驻防，战线扯散，需要休整，只能暂时终止了攻势。民主联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减轻，东北最危险的局面过去了。
随着双方谈判逐渐破裂，国民党方面铁了心要打，毛泽东在经过反复思考后下了决心，一面争取最后的和平希望，一面打破幻想，不怕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立足于打，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只有经过半年至一年打胜了，和平才有希望。为此，他向各中央局下达了自力更生，立足于打的指示。与此同时，李富春和黄克诚代表西满分局给中央发送了一份报告，建议现在应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认为目前战和已到最后关头，如果拖延不下去，要么让步以求和平，要么坚决打下去，坚持下去以待国内外局势的根本变化。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合乎实际的。但对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对敌人的困难和弱点估计不足。目前只有坚决斗争一途，战和均为斗争下的条件，丧失了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也就是说，毛泽东已不再期望中共继续让步以换取国民党方面恩赐的“和平”，而是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以打促和，以打逼和。重庆谈判后党内一度曾出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必须丢掉，打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历史证明，毛泽东透视种种不利的条件，以其过人的战略胆魄为中共规划了一条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道路。到了坚决斗争的重要关头，当时的中国上下无人能有毛泽东所具备的战略天才和面对极端困难的胆色，蒋介石之所不及，美国误判对象，斯大林错估友党。就这样，中国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走向了其时无人能料的巨大转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有意思的是，关内开始大打后，东北却出现了几个月时间的沉寂。由于国民党政府全面展开了对东北占领区的接收，军队也相应地散开守卫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摊子越铺越大，加上关内吃紧，兵力紧张，一时无力像四平之战时那样集中优势兵力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双方在北满松花江、南满长白山两个方向形成对峙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当年10月。利用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充分休整和补充，东北局也指导各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根据地建设，终于站稳了脚跟，恢复了元气。等到国共双方在东北再次开战时，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几年后，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大败亏输，丢掉了整个东北。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认识到1946年6月初宣布东北停火是个极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举消灭中共在东北势力的天赐良机。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将板子打到了当初力主不要追击共产党的马歇尔身上，大骂其“冥顽不灵”。可是，有什么用呢！历史，已经无法改变。
为了加强东北局的集中统一领导，摆脱东北工作目前面临的困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上述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务委员会。如此，赋予了林彪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工作的权力，之前由于他常和彭真意见相左导致形不成坚强领导的局面得以改变。林彪能以中央委员身份领导一群中央政治局委员，显示了毛泽东的魄力及对林彪的巨大信任。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林彪的主持下，东北局于7月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七七决议》，将进行自卫战争与建设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为全局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据决议精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军区建制和部队编制做了大幅度调整。其中将北满主力改编成为3个野战纵队和7个独立师。以原新四军第3师8旅、10旅、独立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由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原新四军第3师7旅和原山东八路军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由陈光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这样，黄克诚带到东北的原新四军第3师部队，就与原山东八路军第1师、第2师、东北挺进纵队合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一同，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基干部队。另外，原新四军第3师的两个特务团与嫩江军区一个警卫团合编为独立第6师，黄克诚则率领师直机关和一个特务团继续留在西满军区。
根据中央指示，西满分局于4月已迁到齐齐哈尔。从四平撤退后，黄克诚与西满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率军区机关也从白城子进驻到了齐齐哈尔。此后，黄克诚指挥西满军区部队投入了剿匪反霸斗争。至1946年底，军区各部队参加战斗825次，击毙国民党地方部队官兵及残匪8174人，击伤6103人，生俘9606人，并缴获各种枪、炮、子弹、手榴弹、战马、牲口和车辆等大批军用物资，为建设西满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与此同时，黄克诚协助李富春等西满分局领导，进行土地改革、扶助手工业和中小型加工作坊、扶持私人工商业、开展生产合作，将西满根据地工作搞得风风火火，成为了解放东北的稳定大后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西满根据地为支援前线提供了大量后勤保障，仅在两年间就动员63000余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克诚从年轻的时候起身体就不太好，患了严重的肠胃病，特别是到了天气冷时还会咳嗽得很厉害。而东北的冬天又是全国最冷的，加上战争的特殊环境令黄克诚经常要异地奔波，一旦犯起病来就更厉害。有时候黄克诚会咳嗽得整夜睡不着觉，把小他16岁的夫人唐棣华愁得不行。然而黄克诚仍然不顾病体衰弱，无私忘我地工作着。好在吉人天相，黄克诚这样撑着身体，却从没有躺倒过。在红军时期，爱开玩笑的陈赓曾逗黄克诚说：“你这身体，最多活三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说这话的机灵鬼陈赓只活了58岁，而老病号黄克诚却活了84岁。
1947年3月，李富春奉调到东北局担任常委，很快又升为副书记。黄克诚遂代理了西满分局书记的职务，继续主持分局和军区工作。经过1947年夏季攻势后，通辽得到解放，整个西满地区已联成一片。黄克诚认为开辟和建设西满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便与李富春联名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将有关工作交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直接领导。这样，更有利于统一调动和发挥根据地对前线的支援作用。中央和东北局批准了这个建议，于9月撤销了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同时，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管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为适应秋季、冬季攻势作战的需要，黄克诚主持成立了在后勤司令部之下的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全权处理本线的一切后勤工作，为保证部队作战及运输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黄克诚还主持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规章制度，有力促进了东北部队后勤工作向正规化的迈进。
四平的这段公案并没有结束，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旧事重提。黄克诚与伟大领袖当面发生争执，强项本色依然，这已是后话了。
取得大胜之后，杜聿明的本意是乘胜进攻，打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把中共军队撵进黑龙江。按当时的双方实力来衡量，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然而，蒋介石于此时飞到了东北视察，高级将领们纷纷前来觐见，不得不停止了军事行动。不久，萧华、吴克华等指挥的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了鞍（山）海（城）战役，歼敌一部，迫使杜聿明不得不从北满抽调部队南下支援。在此期间，在马歇尔的力主告诫下，蒋介石宣布停战15天，国共双方继续讨价还价，杜聿明也只好暂时偃旗息鼓。由于判断松花江防线难以守住，东北局当时已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化整为零独立开创局面。紧急关头，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遂急电东北局，令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并强调这是“至要至要”！从国共谈判的进程看，毛泽东判断蒋介石是要打的，和平希望渺茫，其短期停战不过是为了要休整部队，调整兵力，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然而此时东北的中共军队则更需要休整，应“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为配合东北形势，中央军委命令关内部队实行积极的自卫反击，打击敌人，调动敌人。6月7日，陈毅指挥山东军区部队毅然开打，连续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即墨、高密等城镇，歼灭国民党军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严重威胁了国民党控制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安全。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命令将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山东战事。这样，东北国民党军也一时无生力军补充，因占领了大量城市而不得不分兵驻防，战线扯散，需要休整，只能暂时终止了攻势。民主联军面临的军事压力得以大大减轻，东北最危险的局面过去了。
随着双方谈判逐渐破裂，国民党方面铁了心要打，毛泽东在经过反复思考后下了决心，一面争取最后的和平希望，一面打破幻想，不怕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立足于打，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只有经过半年至一年打胜了，和平才有希望。为此，他向各中央局下达了自力更生，立足于打的指示。与此同时，李富春和黄克诚代表西满分局给中央发送了一份报告，建议现在应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认为目前战和已到最后关头，如果拖延不下去，要么让步以求和平，要么坚决打下去，坚持下去以待国内外局势的根本变化。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是合乎实际的。但对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对敌人的困难和弱点估计不足。目前只有坚决斗争一途，战和均为斗争下的条件，丧失了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也就是说，毛泽东已不再期望中共继续让步以换取国民党方面恩赐的“和平”，而是要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以打促和，以打逼和。重庆谈判后党内一度曾出现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必须丢掉，打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历史证明，毛泽东透视种种不利的条件，以其过人的战略胆魄为中共规划了一条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道路。到了坚决斗争的重要关头，当时的中国上下无人能有毛泽东所具备的战略天才和面对极端困难的胆色，蒋介石之所不及，美国误判对象，斯大林错估友党。就这样，中国历史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走向了其时无人能料的巨大转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了国共双方于1月间达成的《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有意思的是，关内开始大打后，东北却出现了几个月时间的沉寂。由于国民党政府全面展开了对东北占领区的接收，军队也相应地散开守卫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摊子越铺越大，加上关内吃紧，兵力紧张，一时无力像四平之战时那样集中优势兵力向中共军队发起进攻。双方在北满松花江、南满长白山两个方向形成对峙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当年10月。利用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了充分休整和补充，东北局也指导各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根据地建设，终于站稳了脚跟，恢复了元气。等到国共双方在东北再次开战时，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几年后，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大败亏输，丢掉了整个东北。蒋介石这才如梦方醒，认识到1946年6月初宣布东北停火是个极大的错误，失去了一举消灭中共在东北势力的天赐良机。恼羞成怒之下，蒋介石将板子打到了当初力主不要追击共产党的马歇尔身上，大骂其“冥顽不灵”。可是，有什么用呢！历史，已经无法改变。
为了加强东北局的集中统一领导，摆脱东北工作目前面临的困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于1946年6月16日向东北局下达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并以上述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务委员会。如此，赋予了林彪一元化领导东北党政军全局工作的权力，之前由于他常和彭真意见相左导致形不成坚强领导的局面得以改变。林彪能以中央委员身份领导一群中央政治局委员，显示了毛泽东的魄力及对林彪的巨大信任。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快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林彪的主持下，东北局于7月初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七七决议》，将进行自卫战争与建设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为全局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据决议精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军区建制和部队编制做了大幅度调整。其中将北满主力改编成为3个野战纵队和7个独立师。以原新四军第3师8旅、10旅、独立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由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以原新四军第3师7旅和原山东八路军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由陈光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这样，黄克诚带到东北的原新四军第3师部队，就与原山东八路军第1师、第2师、东北挺进纵队合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一同，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基干部队。另外，原新四军第3师的两个特务团与嫩江军区一个警卫团合编为独立第6师，黄克诚则率领师直机关和一个特务团继续留在西满军区。
根据中央指示，西满分局于4月已迁到齐齐哈尔。从四平撤退后，黄克诚与西满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率军区机关也从白城子进驻到了齐齐哈尔。此后，黄克诚指挥西满军区部队投入了剿匪反霸斗争。至1946年底，军区各部队参加战斗825次，击毙国民党地方部队官兵及残匪8174人，击伤6103人，生俘9606人，并缴获各种枪、炮、子弹、手榴弹、战马、牲口和车辆等大批军用物资，为建设西满根据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与此同时，黄克诚协助李富春等西满分局领导，进行土地改革、扶助手工业和中小型加工作坊、扶持私人工商业、开展生产合作，将西满根据地工作搞得风风火火，成为了解放东北的稳定大后方。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西满根据地为支援前线提供了大量后勤保障，仅在两年间就动员63000余人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克诚从年轻的时候起身体就不太好，患了严重的肠胃病，特别是到了天气冷时还会咳嗽得很厉害。而东北的冬天又是全国最冷的，加上战争的特殊环境令黄克诚经常要异地奔波，一旦犯起病来就更厉害。有时候黄克诚会咳嗽得整夜睡不着觉，把小他16岁的夫人唐棣华愁得不行。然而黄克诚仍然不顾病体衰弱，无私忘我地工作着。好在吉人天相，黄克诚这样撑着身体，却从没有躺倒过。在红军时期，爱开玩笑的陈赓曾逗黄克诚说：“你这身体，最多活三年。”谁也想不到的是，说这话的机灵鬼陈赓只活了58岁，而老病号黄克诚却活了84岁。
1947年3月，李富春奉调到东北局担任常委，很快又升为副书记。黄克诚遂代理了西满分局书记的职务，继续主持分局和军区工作。经过1947年夏季攻势后，通辽得到解放，整个西满地区已联成一片。黄克诚认为开辟和建设西满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便与李富春联名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将有关工作交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直接领导。这样，更有利于统一调动和发挥根据地对前线的支援作用。中央和东北局批准了这个建议，于9月撤销了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同时，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管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为适应秋季、冬季攻势作战的需要，黄克诚主持成立了在后勤司令部之下的东、西线后勤司令部，全权处理本线的一切后勤工作，为保证部队作战及运输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黄克诚还主持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规章制度，有力促进了东北部队后勤工作向正规化的迈进。
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等战役后，东北国民党军相当一部分的战略机动力量被消灭，兵力不足，斗志衰落，不得不转攻为守，收缩到了北宁和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里。而中共方面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胜利的同时，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业建设、扶持商业、支前拥军、整军整训等工作，得到了广大东北人民的支持，人心向背已经发生根本逆转。经过一年半的拉锯较量，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已经掌握了在东北的战略主动权。1948年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成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此时东北部队已发展到约90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0万人，在质量和数量上均对东北国民党军形成了优势。到1948年3月中旬冬季攻势胜利结束后，东北国民党50万部队已被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至山海关的三个孤立区域内，遭到分割包围，铁路联系中断，完全陷入了被动状态中。与此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东北70%以上的地域，部队发展到近100万人，其中野战军约70万人，对东北国民党军形成了较大优势。
1948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第二前线指挥所政治委员。到冀察热辽后，黄克诚与军区司令员程子华搭档，分别主持前后方工作，支援战争，恢复生产，配合东北战场南线作战。在他们的领导下，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发展到3个主力纵队（第8、第9、第11纵队）、5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和1个炮兵旅，共20万人，成为了东北部队中独挡一面的劲旅。
1948年9月1日，为适应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新的军事形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令，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的基础上组建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其中由程子华任第二兵团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9月12日，程子华与黄克诚即指挥东野第11纵队及3个独立师、骑兵师、炮兵旅在北宁铁路线上的昌黎段首先打响，由此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程子华、黄克诚指挥第二兵团所部迅速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等据点，包围兴城，破坏交通，并击退了华北国民党第62军的反击，一举截断了北宁线及秦皇岛港与锦州之间的联系。在东野司令部督促下，东野各纵队纷纷赶到北宁线沿线预定战场，勇猛发起攻击。经过近20天作战，东野取得了锦州外围战斗的胜利，将北宁线唐山至锦州间的国民党军所占据点或占领，或分割，彻底切断了东北与华北之敌的陆上联系。
为了保证东野主力攻克坚城锦州，程子华同黄克诚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坚守塔山防线，挡住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6天猛烈冲击，以伤亡3774人的代价歼敌6549人，赢得了塔山阻击战的光辉胜利。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林彪有一句著名台词：“给程子华发报，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形象地道出了这场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在东野主力攻克锦州后，程子华、黄克诚指挥部队继续坚守塔山一线至10月28日，遏止了敌“东进兵团”的多次突破企图。直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挥东野主力全歼了东北国民党军机动主力廖耀湘兵团，辽沈战役大势已定后，这才撤出阵地，转到锦州附近休整。至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东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胜利解放了东北全境，极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还未等辽沈战役完全结束，奉中央军委和东野总部命令，程子华、黄志勇率第4、第11纵队和3个独立师、骑兵师组成先遣兵团，于11月1日从锦州以南出发，秘密先遣入关，配合华北兄弟部队作战。黄克诚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东北继续主持军政事务。
11月下旬，奉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等率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加入平津战场，协同聂荣臻指挥的华北军区部队围歼盘踞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一线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战至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歼灭与和平改编傅作义集团52万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在平津战役进行期间，根据战役进程，中央决定提前做好对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在物色负责接管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人选时，毛泽东亲自点将，选择了黄克诚。1948年12月中旬，中央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12月底，来自冀察热辽区、中共华北局、天津地下党、华北人民政府的7400多名参加军管会的人员，奉命会集在天津以西的小镇胜芳，学习城市政策，准备接管天津。在胜芳筹备接管天津事宜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黄克诚、谭政、黄敬等指导天津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移交守则》以及军管人员入城纪律、入城须知等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黄克诚就率领第一批接管干部随攻城部队进入天津市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中共天津市委，黄克诚任书记，黄敬任副书记；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黄敬任市长。入城伊始，黄克诚便提出了“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方针，领导接管干部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黄克诚的任事风格是雷厉风行、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效率很高。在他和黄敬等人的领导下，没有多久便稳定了天津的社会秩序，恢复了交通、水电、商业等公共事业，同时统一货币，稳定物价，赢得人心，使天津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黄克诚的工作风格。当时天津有两份创办数十年的报纸《大公报》（津版）和《益世报》，都是日报，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影响很大。中共建政，必先在意识形态上掌握主动权，控制舆论是重要手段。对于旧政权统治下的报业，进行整顿是应有之义。黄克诚在晚年回忆说：“我们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时，曾研究了对这两家报纸如何办的问题，需要马上做出决定……我考虑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的严一点为好，以免出乱子。”于是，就决定将津版《大公报》停止出版发行。不料，《大公报》素来以敢于针砭时弊著称，在上层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很有影响力。这一关掉，不免引起坊间议论纷纷，有的民主人士还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此时正处在革命胜利前夕意气风发、虚怀若谷之际，争取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支持共同建国是当前的急务，对此事便颇为重视。说起来，毛泽东与《大公报》也比较有缘。还在20年代时，他就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抗战胜利后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人之请，还欣然提笔为渝版《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如今黄克诚下令关了津版《大公报》，毛泽东认为很是不妥，因小失大，遂对黄克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黄克诚立即改正，津版《大公报》几日后旋又开办。尽管如此，在党组织还未能插手《大公报》办报方向之际，黄克诚很是担心报纸会出什么差错。因此，要求报社将每天出的报纸大样送他审阅。黄克诚从此每日白天忙市里的工作，半夜还要爬起来看报纸大样，其细致勤勉之风昭然可见。
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来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一系列主张，以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对恢复工商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刘少奇有些话说得比较敏感，如“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等，后来就被政敌攻讦为“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等。在讲话中，刘少奇提出对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但今后的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要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并鼓励资本家放心大胆地干。黄克诚听了讲话后觉得不妥，当面向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前对资方是要团结，但不能放弃斗争，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刘少奇对黄克诚比较了解，认为其提出的意见并不与自己的讲话精神有多大出入，不过是对于侧重点的理解有些不同罢了，因而便一笑了之。
5月，黄克诚被毛泽东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的城市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汇报之后，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吃晚饭。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仍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席间只有四菜一汤，汤做得也极简单，我们都是湖南人，都喜欢吃辣子，每盘菜多放些辣椒就是了。我们边吃边聊。”正在谈笑间，毛泽东突然停下筷子，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多年以后，黄克诚对此谈道：“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
1948年4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第二前线指挥所政治委员。到冀察热辽后，黄克诚与军区司令员程子华搭档，分别主持前后方工作，支援战争，恢复生产，配合东北战场南线作战。在他们的领导下，冀察热辽军区部队发展到3个主力纵队（第8、第9、第11纵队）、5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和1个炮兵旅，共20万人，成为了东北部队中独挡一面的劲旅。
1948年9月1日，为适应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新的军事形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下令，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的基础上组建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其中由程子华任第二兵团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9月12日，程子华与黄克诚即指挥东野第11纵队及3个独立师、骑兵师、炮兵旅在北宁铁路线上的昌黎段首先打响，由此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
程子华、黄克诚指挥第二兵团所部迅速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等据点，包围兴城，破坏交通，并击退了华北国民党第62军的反击，一举截断了北宁线及秦皇岛港与锦州之间的联系。在东野司令部督促下，东野各纵队纷纷赶到北宁线沿线预定战场，勇猛发起攻击。经过近20天作战，东野取得了锦州外围战斗的胜利，将北宁线唐山至锦州间的国民党军所占据点或占领，或分割，彻底切断了东北与华北之敌的陆上联系。
为了保证东野主力攻克坚城锦州，程子华同黄克诚指挥第4纵队、第11纵队及两个独立师坚守塔山防线，挡住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6天猛烈冲击，以伤亡3774人的代价歼敌6549人，赢得了塔山阻击战的光辉胜利。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林彪有一句著名台词：“给程子华发报，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形象地道出了这场阻击战的激烈程度。在东野主力攻克锦州后，程子华、黄克诚指挥部队继续坚守塔山一线至10月28日，遏止了敌“东进兵团”的多次突破企图。直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挥东野主力全歼了东北国民党军机动主力廖耀湘兵团，辽沈战役大势已定后，这才撤出阵地，转到锦州附近休整。至11月2日，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宣告结束。东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胜利解放了东北全境，极大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还未等辽沈战役完全结束，奉中央军委和东野总部命令，程子华、黄志勇率第4、第11纵队和3个独立师、骑兵师组成先遣兵团，于11月1日从锦州以南出发，秘密先遣入关，配合华北兄弟部队作战。黄克诚没有随行，而是留在东北继续主持军政事务。
11月下旬，奉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等率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加入平津战场，协同聂荣臻指挥的华北军区部队围歼盘踞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一线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战至1949年1月31日，胜利结束平津战役，歼灭与和平改编傅作义集团52万人，解放了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在平津战役进行期间，根据战役进程，中央决定提前做好对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在物色负责接管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人选时，毛泽东亲自点将，选择了黄克诚。1948年12月中旬，中央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12月底，来自冀察热辽区、中共华北局、天津地下党、华北人民政府的7400多名参加军管会的人员，奉命会集在天津以西的小镇胜芳，学习城市政策，准备接管天津。在胜芳筹备接管天津事宜的半个多月时间里，黄克诚、谭政、黄敬等指导天津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移交守则》以及军管人员入城纪律、入城须知等等。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天，黄克诚就率领第一批接管干部随攻城部队进入天津市区，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中共天津市委，黄克诚任书记，黄敬任副书记；成立了天津市人民政府，黄敬任市长。入城伊始，黄克诚便提出了“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方针，领导接管干部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黄克诚的任事风格是雷厉风行、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效率很高。在他和黄敬等人的领导下，没有多久便稳定了天津的社会秩序，恢复了交通、水电、商业等公共事业，同时统一货币，稳定物价，赢得人心，使天津的面貌发生了很大改观。
有一件事很能体现黄克诚的工作风格。当时天津有两份创办数十年的报纸《大公报》（津版）和《益世报》，都是日报，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影响很大。中共建政，必先在意识形态上掌握主动权，控制舆论是重要手段。对于旧政权统治下的报业，进行整顿是应有之义。黄克诚在晚年回忆说：“我们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时，曾研究了对这两家报纸如何办的问题，需要马上做出决定……我考虑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的严一点为好，以免出乱子。”于是，就决定将津版《大公报》停止出版发行。不料，《大公报》素来以敢于针砭时弊著称，在上层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很有影响力。这一关掉，不免引起坊间议论纷纷，有的民主人士还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此时正处在革命胜利前夕意气风发、虚怀若谷之际，争取广大知识分子阶层支持共同建国是当前的急务，对此事便颇为重视。说起来，毛泽东与《大公报》也比较有缘。还在20年代时，他就被湖南《大公报》聘为“馆外撰述员”，发表过若干有影响的文章。抗战胜利后毛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应《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人之请，还欣然提笔为渝版《大公报》职工题字“为人民服务”。如今黄克诚下令关了津版《大公报》，毛泽东认为很是不妥，因小失大，遂对黄克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黄克诚立即改正，津版《大公报》几日后旋又开办。尽管如此，在党组织还未能插手《大公报》办报方向之际，黄克诚很是担心报纸会出什么差错。因此，要求报社将每天出的报纸大样送他审阅。黄克诚从此每日白天忙市里的工作，半夜还要爬起来看报纸大样，其细致勤勉之风昭然可见。
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来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提出一系列主张，以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对恢复工商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刘少奇有些话说得比较敏感，如“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等，后来就被政敌攻讦为“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等。在讲话中，刘少奇提出对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但今后的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要团结资方搞好生产，并鼓励资本家放心大胆地干。黄克诚听了讲话后觉得不妥，当面向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当前对资方是要团结，但不能放弃斗争，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刘少奇对黄克诚比较了解，认为其提出的意见并不与自己的讲话精神有多大出入，不过是对于侧重点的理解有些不同罢了，因而便一笑了之。
5月，黄克诚被毛泽东召到北平，向他汇报天津的城市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等情况。汇报之后，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吃晚饭。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毛泽东仍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席间只有四菜一汤，汤做得也极简单，我们都是湖南人，都喜欢吃辣子，每盘菜多放些辣椒就是了。我们边吃边聊。”正在谈笑间，毛泽东突然停下筷子，问黄克诚：“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多年以后，黄克诚对此谈道：“现在回想起来，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思想有一贯性，所以他总是一个接一个地搞运动。”
1949年8月，林彪、萧克正指挥四野大军南下经略中南，湖南长沙已和平解放。这时中央任命黄克诚为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让他去做家乡的父母官。10月1日，黄克诚在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他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新中国的诞生。10月中旬，黄克诚穿着来天津时的衣服，和时任天津市第一女子中学(现海河中学)校长的夫人唐棣华及身边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天津，轻车简从前往长沙赴任。
到了湖南后，黄克诚一如既往地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先后领导了支援前线、肃清国民党残军、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工作和运动，为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湖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政湖南期间，黄克诚分别在工会与政府关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等问题上，与老资格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和老上级饶漱石发生了分歧。他以一贯的作风坦荡直言，不怕得罪上级领导。不过，用今天的眼光看，在这两件事上黄克诚的观点不能说是正确的，有“左”的倾向。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严厉批判了李立三，解除了他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职务。“高饶事件”后，饶漱石的一些符合实际的做法也被中央所否定。这些事情表明，从50年代初起，党内“左”的倾向便已抬头，终于导致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无疾而终。具体到黄克诚身上，并无意为“左”的倾向张目，只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以黄克诚之善于谋事谋国，也自有他的不足之处。
1952年10月，黄克诚被调任为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原来的负责人是杨立三，工作勤勉，深受周恩来的信任。但他身体不好，已染上重病，虽坚持工作，但显见不能持久。毛泽东对军队要求严格，非常不满意总后陷于事务主义，党的生活不健全，在“三反”中暴露出了缺乏民主作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等许多问题。正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因治病从朝鲜前线回国，病愈后被授命接替周恩来主持中革军委工作。为了便于彭德怀开展工作，毛泽东决定选调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同时解决总后积累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秉承中央的授意，加上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后勤支援任务仍然繁重，黄克诚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总后任上。他与杨立三等经验丰富的总后领导充分交换意见，作出工作部署安排，着手主持建立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规章制度，并提出顾大局，反浪费，勤俭建军，自力更生等方针，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克诚还重点抓了总后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整改措施。经过整顿，总后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形象得到了改善，后勤机关地位也提高了。
1952年底，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要黄克诚去总参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这样黄克诚就到了总参工作，同时仍兼顾着总后的工作。这时彭德怀已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职能交叉，还不是后来那样划分详细。又能近距离在老领导彭总手下工作，黄克诚的心情是愉快的。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担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委的周纯全回国，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担负主持了总后的部分日常工作。1954年2月，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回国，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后周纯全调到武装力量监察部，黄克诚便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老战友洪学智主持，而将自己将全力放在了军委、总参的工作上。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职务。因建国时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在人大上被取消，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久，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成为了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这时，因一直未到任的总参谋长徐向前、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均已成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遂经毛泽东批准，由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升任总参谋长职务。
黄克诚连续被委任军队要职，一时非常耀眼，成为了50年代中期军界蹿起的红星。这里面除了毛泽东的重用外，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也是重要因素。抗美援朝一战彭德怀打出了国际声誉，风头盖过了其他元帅级大佬，回国后受到重用势所必然。为了便于彭主持军委工作，在选人任事方面，毛泽东也得首先征求彭的意见。像黄克诚、邓华、张宗逊等人在军中地位的突然崛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当然，彭、黄二人确实也是互相信任，合作无间，又一同赴了庐山命运，这在当时及后来的中国军界都是少有的，算是一段历史佳话。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按照1952年时的军队干部评级，黄克诚被评为了9等21级中的第二等军委委员级，与粟裕、徐海东、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等人并列。上述诸人加上从正兵团级中选上来的王树声、许光达，在55年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黄克诚凭借当时担任的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职务，排在了大将中仅次于总参谋长粟裕、中革军委委员徐海东之后的第三位。就黄克诚半生的革命业绩来说，这个军衔是实至名归。1956年9月，黄克诚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1月，黄克诚又与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等人被中央军委决定增补为军委委员。
黄克诚身兼数个要职，军委、总参、书记处一锅烩，工作繁忙，虽然还兼着总后的职务，但日常工作基本都交给洪学智主持。1954年10月，原冀察热辽8纵出身的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调到北京，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于次年2月到任。在总后党委会上，黄克诚出人意料地宣布：“我今天就交班了，都交给邱会作同志了，他是我的代理人。今后，你们要支持邱会作同志的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们大家的事，发生了什么问题，由我黄克诚完全负责，决不会推到你们头上。”这些话非常突兀，大家一时都没搞懂。按理说，邱会作是初来乍到，而洪学智已主持了一段时间总后的工作，怎么黄克诚说要把班交给邱会作了呢？就连当事人邱会作自己，其时对黄克诚的话也根本没有上心。
事实证明，黄克诚对邱会作就是另眼相看。到了1956年初，总后召开首届党代会，黄克诚指定邱会作代表总后党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总后勤部成立6年以来的工作。邱会作作完了报告后，黄克诚对他的观点很支持，还代表党委对邱会作的报告予以了肯定。
进入1957年后，由于黄克诚的工作实在太忙，便有意卸去在总后的兼职。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彭德怀应该先是向黄克诚征求了对总后部长继任人选的意见，而黄克诚则推荐了邱会作。结果就有了下面一段谈话。据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回忆：“57年春节过后，彭德怀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认为你和洪麻子谁搞后勤更合适？’我一下也听出彭总的意思，略加思考我回答彭总说：‘当然洪学智同志比我合适，我没有去过朝鲜，没有组织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工作的经验。’彭总听后非常高兴，对我的态度很满意。57年（注：5月），对洪学智下了部长命令。”
邱会作的上述回忆说明，当时对于总后部长继任人选的问题，彭德怀与黄克诚确实是有分歧的。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彭德怀不会不先征求黄克诚本人的意见。而黄要是不推荐邱会作，也就不会发生上面那段谈话。就彭德怀本人来说，是很信任在朝鲜战场上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洪学智的，对总后部长的人选定然属意于洪。而黄克诚为什么会推出了邱会作，由于他本人没有留下解释，其他人的推测都属于脑补，也就只能成为一个谜了。
当然，邱会作还是很有能力的。红军时期，他就在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对于全军的后勤供应工作非常熟悉。由于他的职位重要，掌握了红军后勤统计的大量机密，长征前夕，上级怕他开小差而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决定秘密处决邱会作。就在邱被押往刑场的途中，碰巧遇到了周恩来、邓发（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叶季壮（时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人。叶季壮不知道这个事，大吃一惊，就问周恩来。邓发当然明白，向周恩来示意这是按“老规矩”办。周恩来此前曾经亲自向邱会作交代过重要任务，对他的办事能力也很欣赏。不过周的地位太高，一般也不过问邱会作这一级的事。现在见邱会作要被押走枪决，周恩来也挺惊愕。他明白邓发的意思，略加思考后，就说邱还是个孩子，让叶季壮带回去吧。后来在叶季壮的力保下，周恩来要邓发收回处决命令，终于免了邱会作一死。等长征到了陕北后，邱会作已升为总供给部粮秣处长，与周恩来等人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他同周恩来、李克农、邓发等人一起聊天，忽然谈到了长征之前要被处决的事。邓发当即表示那事做错了，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也感叹长征前夕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有责任，“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一直很欣赏邱会作，1957年时曾要调邱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只是邱会作不愿脱军装，这才作罢。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因支持彭德怀而获罪倒台，邱会作由此接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一干就是12年。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邱会作竭尽全力保障全军供应，使得军队系统未出现浮肿病与饿死人的情况，而且总后从农副业生产经费中还上缴了国库人民币20个亿。难怪周恩来会称赞说，“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然而世事难料，林彪事件后，代表中央宣布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也是周恩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难忘地写上了这一段。
从1957年初起，关于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教学过程中是否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军内出现了严重争论。还在1951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就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毛泽东本人也作出过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据此，刘伯承在创办南京军事学院期间便按照苏联军事院校的模式进行了教学安排，如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学习苏军战例、“6小时一贯制”、“三堂会审”等。对于这种教学方式，一些学员不太满意，因而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在教学方式上确实有“教条主义”倾向，不符合中国人的学习习惯。但要说这些“教条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了一种“路线”，那又是夸大其词的。客观来看，在全盘学习苏联经验的大势所趋之下，军事学院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还只是技术性质上的，只要进行针对性调整并不会发生很大问题。
然而，时任副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院校部部长的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了调查。事后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很重视，于1957年2月亲自带领包括陈赓、谭政两名大将和3名上将在内的国防部12人工作组，进驻南京军事学院调研。经过检查工作之后，形成了一份名为《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的报告，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对于彭德怀签字的这份报告，黄克诚是表态支持的，很快主持召开了相关会议组织讨论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为主要当事人的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则对国防部工作组的报告表示“没有意见”，还先后几次指示军事学院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估计教学中关于“教条主义”倾向的错误程度。对于刘伯承的态度，彭德怀的反应比较和缓，在讲话中强调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在看了彭德怀呈送的报告和讲话后，只是批示了“已阅”、“同意”等，并没有明确下达指示。
这时有人说话了。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克不能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与黄克诚、张宗逊等人发生了意见交锋。这一下把训练总监部也扯了进来，很快就传出了所谓“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论调。加上萧克对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作的《把我军建设成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报告有不同意见，给彭写了一封信。结果引起了彭德怀的强烈不满，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
到了湖南后，黄克诚一如既往地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先后领导了支援前线、肃清国民党残军、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工作和运动，为支援大军南下和建设湖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政湖南期间，黄克诚分别在工会与政府关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等问题上，与老资格的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和老上级饶漱石发生了分歧。他以一贯的作风坦荡直言，不怕得罪上级领导。不过，用今天的眼光看，在这两件事上黄克诚的观点不能说是正确的，有“左”的倾向。后来毛泽东亲自出面严厉批判了李立三，解除了他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职务。“高饶事件”后，饶漱石的一些符合实际的做法也被中央所否定。这些事情表明，从50年代初起，党内“左”的倾向便已抬头，终于导致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无疾而终。具体到黄克诚身上，并无意为“左”的倾向张目，只是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高度来看，以黄克诚之善于谋事谋国，也自有他的不足之处。
1952年10月，黄克诚被调任为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原来的负责人是杨立三，工作勤勉，深受周恩来的信任。但他身体不好，已染上重病，虽坚持工作，但显见不能持久。毛泽东对军队要求严格，非常不满意总后陷于事务主义，党的生活不健全，在“三反”中暴露出了缺乏民主作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严重等许多问题。正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因治病从朝鲜前线回国，病愈后被授命接替周恩来主持中革军委工作。为了便于彭德怀开展工作，毛泽东决定选调彭的亲信黄克诚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同时解决总后积累的问题。
回到北京后，秉承中央的授意，加上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后勤支援任务仍然繁重，黄克诚就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总后任上。他与杨立三等经验丰富的总后领导充分交换意见，作出工作部署安排，着手主持建立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规章制度，并提出顾大局，反浪费，勤俭建军，自力更生等方针，为保证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克诚还重点抓了总后在“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的口号，制定了一系列整改措施。经过整顿，总后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形象得到了改善，后勤机关地位也提高了。
1952年底，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要黄克诚去总参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这样黄克诚就到了总参工作，同时仍兼顾着总后的工作。这时彭德怀已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职能交叉，还不是后来那样划分详细。又能近距离在老领导彭总手下工作，黄克诚的心情是愉快的。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担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政委的周纯全回国，被任命为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担负主持了总后的部分日常工作。1954年2月，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回国，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后周纯全调到武装力量监察部，黄克诚便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老战友洪学智主持，而将自己将全力放在了军委、总参的工作上。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职务。因建国时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在人大上被取消，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久，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成为了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这时，因一直未到任的总参谋长徐向前、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均已成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遂经毛泽东批准，由第二副总参谋长粟裕升任总参谋长职务。
黄克诚连续被委任军队要职，一时非常耀眼，成为了50年代中期军界蹿起的红星。这里面除了毛泽东的重用外，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关系也是重要因素。抗美援朝一战彭德怀打出了国际声誉，风头盖过了其他元帅级大佬，回国后受到重用势所必然。为了便于彭主持军委工作，在选人任事方面，毛泽东也得首先征求彭的意见。像黄克诚、邓华、张宗逊等人在军中地位的突然崛起，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当然，彭、黄二人确实也是互相信任，合作无间，又一同赴了庐山命运，这在当时及后来的中国军界都是少有的，算是一段历史佳话。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按照1952年时的军队干部评级，黄克诚被评为了9等21级中的第二等军委委员级，与粟裕、徐海东、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等人并列。上述诸人加上从正兵团级中选上来的王树声、许光达，在55年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而黄克诚凭借当时担任的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职务，排在了大将中仅次于总参谋长粟裕、中革军委委员徐海东之后的第三位。就黄克诚半生的革命业绩来说，这个军衔是实至名归。1956年9月，黄克诚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1月，黄克诚又与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等人被中央军委决定增补为军委委员。
黄克诚身兼数个要职，军委、总参、书记处一锅烩，工作繁忙，虽然还兼着总后的职务，但日常工作基本都交给洪学智主持。1954年10月，原冀察热辽8纵出身的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邱会作调到北京，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于次年2月到任。在总后党委会上，黄克诚出人意料地宣布：“我今天就交班了，都交给邱会作同志了，他是我的代理人。今后，你们要支持邱会作同志的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们大家的事，发生了什么问题，由我黄克诚完全负责，决不会推到你们头上。”这些话非常突兀，大家一时都没搞懂。按理说，邱会作是初来乍到，而洪学智已主持了一段时间总后的工作，怎么黄克诚说要把班交给邱会作了呢？就连当事人邱会作自己，其时对黄克诚的话也根本没有上心。
事实证明，黄克诚对邱会作就是另眼相看。到了1956年初，总后召开首届党代会，黄克诚指定邱会作代表总后党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总后勤部成立6年以来的工作。邱会作作完了报告后，黄克诚对他的观点很支持，还代表党委对邱会作的报告予以了肯定。
进入1957年后，由于黄克诚的工作实在太忙，便有意卸去在总后的兼职。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彭德怀应该先是向黄克诚征求了对总后部长继任人选的意见，而黄克诚则推荐了邱会作。结果就有了下面一段谈话。据邱会作在回忆录中回忆：“57年春节过后，彭德怀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认为你和洪麻子谁搞后勤更合适？’我一下也听出彭总的意思，略加思考我回答彭总说：‘当然洪学智同志比我合适，我没有去过朝鲜，没有组织现代战争条件下后勤工作的经验。’彭总听后非常高兴，对我的态度很满意。57年（注：5月），对洪学智下了部长命令。”
邱会作的上述回忆说明，当时对于总后部长继任人选的问题，彭德怀与黄克诚确实是有分歧的。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彭德怀不会不先征求黄克诚本人的意见。而黄要是不推荐邱会作，也就不会发生上面那段谈话。就彭德怀本人来说，是很信任在朝鲜战场上为志愿军的后勤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洪学智的，对总后部长的人选定然属意于洪。而黄克诚为什么会推出了邱会作，由于他本人没有留下解释，其他人的推测都属于脑补，也就只能成为一个谜了。
当然，邱会作还是很有能力的。红军时期，他就在中革军委总供给部担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对于全军的后勤供应工作非常熟悉。由于他的职位重要，掌握了红军后勤统计的大量机密，长征前夕，上级怕他开小差而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决定秘密处决邱会作。就在邱被押往刑场的途中，碰巧遇到了周恩来、邓发（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叶季壮（时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人。叶季壮不知道这个事，大吃一惊，就问周恩来。邓发当然明白，向周恩来示意这是按“老规矩”办。周恩来此前曾经亲自向邱会作交代过重要任务，对他的办事能力也很欣赏。不过周的地位太高，一般也不过问邱会作这一级的事。现在见邱会作要被押走枪决，周恩来也挺惊愕。他明白邓发的意思，略加思考后，就说邱还是个孩子，让叶季壮带回去吧。后来在叶季壮的力保下，周恩来要邓发收回处决命令，终于免了邱会作一死。等长征到了陕北后，邱会作已升为总供给部粮秣处长，与周恩来等人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他同周恩来、李克农、邓发等人一起聊天，忽然谈到了长征之前要被处决的事。邓发当即表示那事做错了，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也感叹长征前夕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有责任，“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周恩来一直很欣赏邱会作，1957年时曾要调邱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只是邱会作不愿脱军装，这才作罢。1959年庐山会议后，洪学智因支持彭德怀而获罪倒台，邱会作由此接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一干就是12年。在三年大饥荒期间，邱会作竭尽全力保障全军供应，使得军队系统未出现浮肿病与饿死人的情况，而且总后从农副业生产经费中还上缴了国库人民币20个亿。难怪周恩来会称赞说，“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然而世事难料，林彪事件后，代表中央宣布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隔离审查的，也是周恩来。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难忘地写上了这一段。
从1957年初起，关于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教学过程中是否存在“教条主义”的问题，军内出现了严重争论。还在1951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就提出了“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口号，军队告别游击传统，开始全面向苏联学习。毛泽东本人也作出过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据此，刘伯承在创办南京军事学院期间便按照苏联军事院校的模式进行了教学安排，如在课程设置上主要学习苏军战例、“6小时一贯制”、“三堂会审”等。对于这种教学方式，一些学员不太满意，因而向上级反映了自己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在教学方式上确实有“教条主义”倾向，不符合中国人的学习习惯。但要说这些“教条主义”倾向已经成为了一种“路线”，那又是夸大其词的。客观来看，在全盘学习苏联经验的大势所趋之下，军事学院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倾向还只是技术性质上的，只要进行针对性调整并不会发生很大问题。
然而，时任副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院校部部长的张宗逊带工作组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了调查。事后写了一份报告，认为军事学院在学习苏军的过程中存在某些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了进来。看了张宗逊的报告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很重视，于1957年2月亲自带领包括陈赓、谭政两名大将和3名上将在内的国防部12人工作组，进驻南京军事学院调研。经过检查工作之后，形成了一份名为《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的报告，称“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对于彭德怀签字的这份报告，黄克诚是表态支持的，很快主持召开了相关会议组织讨论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为主要当事人的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则对国防部工作组的报告表示“没有意见”，还先后几次指示军事学院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估计教学中关于“教条主义”倾向的错误程度。对于刘伯承的态度，彭德怀的反应比较和缓，在讲话中强调说“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毛泽东在看了彭德怀呈送的报告和讲话后，只是批示了“已阅”、“同意”等，并没有明确下达指示。
这时有人说话了。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的萧克不能同意彭德怀在报告中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与黄克诚、张宗逊等人发生了意见交锋。这一下把训练总监部也扯了进来，很快就传出了所谓“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论调。加上萧克对彭德怀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作的《把我军建设成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报告有不同意见，给彭写了一封信。结果引起了彭德怀的强烈不满，这封信也成了他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
这时，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决定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萧克等训总领导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统一思想，澄清认识。会议期间，当议及反教条主义问题时，许多人对已调离训练总监部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不满意，强烈要求他到会上听取意见。经过黄克诚批准，张宗逊去了训总四级干部会上听训。结果遭到了训总众人言辞激烈的批评，指责张宗逊过去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要坚持不走样地学”，“要把苏联顾问教的东西原原本本学到手，即使当前用不上也不要紧”，“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口号。而现在又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已经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表。彭德怀知道此事后立即不干了。四级干部会议还没有结束，他就派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带工作组到会表态，宣布“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 张宗逊自己也表示：“我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矛盾激化之下，彭德怀甚至意气用事地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
这一来就把战火挑开了，彭德怀、刘伯承、黄克诚、萧克、张宗逊这些重量级人物都卷了进去，现在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最高仲裁。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素来痛恨，起先由于彭德怀的报告还比较委婉，便没有明确表态。现在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加上敏感的中苏关系也已从蜜月友好走向了渐离渐远，再联系到历史上“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触动。恰在此时，刚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送上来一份材料。据林彪在一年多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
“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我）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上边说的“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指的是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本来在会议开始时，彭德怀宣布的会议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反教条主义并不是会议主题。彭德怀虽然也在会议初期点了萧克的名，但主要矛头却是冲着总参谋长粟裕的，对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给粟裕扣上了“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直到林彪上书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开展反教条主义，使得反教条主义成为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切问题的中心。
会议开了几天后，黄克诚便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此后，批判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大火就熊熊燃烧起来。6月9日，黄克诚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于是决定将会议范围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会人员从300多人增至1400多人。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会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教条主义”，对刘伯承的功过进行了错误评论，还点名指责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连被批为“个人主义”的粟裕也成了“坏人”。
根据毛的讲话精神，会议批判了军队工作中所谓的“教条主义路线”，开展了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高晋不久的林彪也到会表态，为反“教条主义”摇旗呐喊，加火助威。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黄永胜、粟裕、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先后遭到了严厉批判。身体病残的刘伯承元帅在一年前就已离开南京军事学院，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他正在外地养病。由于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伯承不得不忍着高眼压赶回北京，被人搀着走上中南海怀仁堂大会的讲台作检讨，最后老泪纵横。萧克和李达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萧克在会议上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于是被大会斗，小会斗，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斗，最后大口吐血。萧克如此回忆道：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主持会议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萧克只好缄口不言，“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在轰轰烈烈中结束。会后对有关人等进行了组织处理：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赶出了军队；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军中将领也被打成“反党分子”；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大校因说了句实话，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劳动。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彭德怀被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开国少将李钟奇曾拳打彭德怀，报得就是上面58年时的挨整之仇。
在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风潮中，黄克诚扮演的角色很是重要。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讲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由此可见黄克诚的军中地位。从头至尾，黄克诚都是坚决支持彭德怀，并未看到对刘伯承、萧克等人有何缓颊的表示。作为彭德怀的重要亲信，又担任着军委秘书长的要职，如果他能实事求是地分析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为刘伯承、萧克等人说几句话，分量上自然远大于张宗逊，想必能影响彭德怀的判断，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个样子。显然，就黄克诚当时的认识来说，所谓“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恐怕还是板上钉钉的。黄克诚一生铮铮铁骨，敢说真话，但对于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这件事，在回忆录中却是言语寥寥，未看到有什么反思。对于这次反教条主义的后果而言，黄克诚只有两句话，居然是“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我继任总长，我也只以为是填补一时的空缺。”
人呐，要做到不爱惜羽毛，太难。
经过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风潮，彭德怀、黄克诚一时十分威风。一批军界大佬倒台，他们的风头便更显突出。地位高如林彪者就公开说：“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的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而黄克诚也接替粟裕当上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全军第一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彭黄二人还非常铁。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每当他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外事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军委和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然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事情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当几年后罗瑞卿荣升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之后，也拥有了军中大权。只要林彪、贺龙两位军委副主席不在，罗就能主持会议。林彪由于长期养病，日常工作都不沾手。他眼看着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日益亲密，不由恨从心生。当时林彪写了一条仅供自己看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由此可见，彭黄在某些人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代名词。
从后来的历史可知，1958年是军队中的第一次大洗牌，突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宗逊等人。刚过了一年，庐山会议后就进行了军队的第二次大洗牌，彭黄邓（华）洪（学智）等人倒台，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萧华等人红了起来。从60年代初期到文革初期，谭政、罗瑞卿、贺龙、萧华等人也纷纷被打倒，又站起了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批人，完成了军队的第三次大洗牌。等到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又是一片灰飞烟灭。已是病弱之躯的毛泽东手上还能用的军队将领，也只剩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重新起用的苏振华、杨成武等人了。就在这整来整去的20年中，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已远远落在了西方强国身后，甚至连小小越南也敢上来挑衅一把，不亦悲乎！
这一来就把战火挑开了，彭德怀、刘伯承、黄克诚、萧克、张宗逊这些重量级人物都卷了进去，现在只有毛泽东才能做出最高仲裁。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素来痛恨，起先由于彭德怀的报告还比较委婉，便没有明确表态。现在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加上敏感的中苏关系也已从蜜月友好走向了渐离渐远，再联系到历史上“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不能不有所触动。恰在此时，刚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送上来一份材料。据林彪在一年多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
“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我）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中央、主席有决定，彭德怀才有180度大转弯来领导这个会议。”
林彪上边说的“去年军委扩大会议”，指的是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本来在会议开始时，彭德怀宣布的会议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反教条主义并不是会议主题。彭德怀虽然也在会议初期点了萧克的名，但主要矛头却是冲着总参谋长粟裕的，对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给粟裕扣上了“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罪名。直到林彪上书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开展反教条主义，使得反教条主义成为了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切问题的中心。
会议开了几天后，黄克诚便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此后，批判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人的大火就熊熊燃烧起来。6月9日，黄克诚再次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于是决定将会议范围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参会人员从300多人增至1400多人。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会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教条主义”，对刘伯承的功过进行了错误评论，还点名指责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连被批为“个人主义”的粟裕也成了“坏人”。
根据毛的讲话精神，会议批判了军队工作中所谓的“教条主义路线”，开展了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高晋不久的林彪也到会表态，为反“教条主义”摇旗呐喊，加火助威。萧克、李达、郭天民、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黄永胜、粟裕、刘伯承、叶剑英等人都先后遭到了严厉批判。身体病残的刘伯承元帅在一年前就已离开南京军事学院，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他正在外地养病。由于高度紧张的政治空气，刘伯承不得不忍着高眼压赶回北京，被人搀着走上中南海怀仁堂大会的讲台作检讨，最后老泪纵横。萧克和李达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萧克在会议上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于是被大会斗，小会斗，连续挨了4个多月的批斗，最后大口吐血。萧克如此回忆道：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反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主持会议的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萧克只好缄口不言，“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在轰轰烈烈中结束。会后对有关人等进行了组织处理：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职务；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并被赶出了军队；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军中将领也被打成“反党分子”；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处处长蔡铁根大校因说了句实话，后被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劳动。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彭德怀被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开国少将李钟奇曾拳打彭德怀，报得就是上面58年时的挨整之仇。
在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风潮中，黄克诚扮演的角色很是重要。毛泽东在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讲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由此可见黄克诚的军中地位。从头至尾，黄克诚都是坚决支持彭德怀，并未看到对刘伯承、萧克等人有何缓颊的表示。作为彭德怀的重要亲信，又担任着军委秘书长的要职，如果他能实事求是地分析所谓“教条主义”问题，为刘伯承、萧克等人说几句话，分量上自然远大于张宗逊，想必能影响彭德怀的判断，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后来那个样子。显然，就黄克诚当时的认识来说，所谓“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恐怕还是板上钉钉的。黄克诚一生铮铮铁骨，敢说真话，但对于58年全军反教条主义这件事，在回忆录中却是言语寥寥，未看到有什么反思。对于这次反教条主义的后果而言，黄克诚只有两句话，居然是“这次会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我继任总长，我也只以为是填补一时的空缺。”
人呐，要做到不爱惜羽毛，太难。
经过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风潮，彭德怀、黄克诚一时十分威风。一批军界大佬倒台，他们的风头便更显突出。地位高如林彪者就公开说：“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的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而黄克诚也接替粟裕当上了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是全军第一人，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彭黄二人还非常铁。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每当他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外事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军委和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然而在某些人看来，这事情就出现了微妙变化。当几年后罗瑞卿荣升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之后，也拥有了军中大权。只要林彪、贺龙两位军委副主席不在，罗就能主持会议。林彪由于长期养病，日常工作都不沾手。他眼看着罗瑞卿与贺龙的关系日益亲密，不由恨从心生。当时林彪写了一条仅供自己看的备忘录：“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由此可见，彭黄在某些人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代名词。
从后来的历史可知，1958年是军队中的第一次大洗牌，突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宗逊等人。刚过了一年，庐山会议后就进行了军队的第二次大洗牌，彭黄邓（华）洪（学智）等人倒台，林彪、贺龙、罗瑞卿、谭政、萧华等人红了起来。从60年代初期到文革初期，谭政、罗瑞卿、贺龙、萧华等人也纷纷被打倒，又站起了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批人，完成了军队的第三次大洗牌。等到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又是一片灰飞烟灭。已是病弱之躯的毛泽东手上还能用的军队将领，也只剩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还有重新起用的苏振华、杨成武等人了。就在这整来整去的20年中，人民解放军的军队建设已远远落在了西方强国身后，甚至连小小越南也敢上来挑衅一把，不亦悲乎！
话说回来，在几年中，黄克诚协助彭德怀主持军委和国防部工作，组织制定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条令条例，实施军队精简整编和重大制度的改革，调整组织机构，参与领导国防施工和军工生产，为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战略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外界俨然视二人为彭黄一体，这一时期也成为了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加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终于，1959年来了。这一年夏天发生的庐山会议风波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幕重大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处深深伤口，影响非常深远。由于描述事件全程的相关史著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加赘述了，主要围绕黄克诚的活动来展开一下。
进入1958年后，党内的风气已经开始变得不正常。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较以往更加谨慎起来。在这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乱局中，黄克诚却一反以往早早便刚直敢言的作风，而是变得小心翼翼了。举一个例子：这年中彭德怀应遵义政府部门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亲密战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了墓碑，写完后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以红三军团历史为主题的长诗。黄克诚看到后，立即对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1959 年4月下旬，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东欧八国，黄克诚留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6月中旬，彭德怀才率团从国外回来，很快就接到了上江西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彭感觉身体比较疲劳，想休息一下，就要黄克诚去参加会议。黄克诚当即提醒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这样，彭德怀才上了庐山，黄克诚继续留在北京看家。
7月14日，在庐山的彭德怀将那份名留史册的《意见书》以私人信件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在《意见书》上加了标题并印发给会议讨论。同时召开常委会，宣布原定要结束的会议延长一周，还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参加会议。从后来的事情发展可知，这是要增调援兵上山批判彭德怀。
黄克诚是7月17日上的庐山，当天就和彭德怀交换了意见。黄克诚虽然赞成彭在信中的观点，但认为彭不该写那封信，有意见直接找主席谈就好了，闹得现在很被动。彭德怀也比较懊恼，只能徒然长叹。第二天，黄克诚开始参加小组会，与其他参会人员接触。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黄克诚鲜明地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在“大跃进”中表现相当活跃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很不满意黄克诚的表态，甚至与黄争论了起来。急不择言之下，谭震林掀开了底牌：“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一愣，想也没想地回答道：“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克诚确实没有想到，召自己上山来竟然是要他充当批判彭德怀的“救兵”！实际上这件事并不难理解。外人都知道彭黄一体，如果其中的黄能旗帜鲜明地反彭，那么彭还正确得了吗？毛泽东是大战略家、大权谋家，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黄克诚如果当场反戈一击，就像后来彭的另一亲信张宗逊那样，或许彭的下场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然而黄克诚坚决支持彭德怀，军中两个实权最大的人物牢固结为一体，再加上还有个原总书记张闻天摇旗呐喊，那就需要动点干戈总体解决了。于是，黄克诚口中的“反兵”本来是指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却被说成了是“蓄意反党”。
支持彭德怀的不只是黄克诚、张闻天，还有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不过他们是属于毛泽东眼中的“秀才”，只能发发牢骚，造造舆论，掀不起多大风浪来。要想彻底批判彭德怀，把黄克诚争取过来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放弃努力。至于张闻天，历史上与毛颇有过节，一直看他不顺眼，这次正好新账老账一块算。如此，在7月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当头一棒的那个长篇讲话中，将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仍是要多争取一些人过来。立时，全体与会人员都明白了，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选边站队：是支持伟大领袖，还是支持彭德怀。没有第三选择，因为领袖都说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
对于毛泽东的意思，黄克诚何尝不明白。然而他的为人风骨不能允许自己昧着良心去屈从强权，陷害忠良。黄克诚除了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的发言“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外，其他不为所动。毛泽东开始主动出击，发出指示，批判要“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同时指责党内有个“军事俱乐部”、“湖南小集团”等。在几天时间里，上到党内的第二、第三把手刘少奇、周恩来，下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都来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不要“执迷不悟”。然而黄克诚表示，自己只是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意见，说错了就检讨，但不能无中生有地攻击别人。
7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马，找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毛上来就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什么“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指责黄克诚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也没客气，一一给驳了回去。后来话题又谈及了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克诚说：“当时不该硬顶下去。”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回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他一下子，阻击他前进，这是需要的。但是后来敌人集结重兵与我们决战时，我们就不该死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直到此时，黄克诚才明白了当年林彪为什么既不给他回电又不撤兵的原因。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当即顶撞道：“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好久没有遇到党内的人敢如此顶他了，一时无语，最后好像自言自语般说道：“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算是下了台阶。好个黄克诚，再显英雄本色！
谈话到最后，毛泽东看没有多少成效，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样等人的事情。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要这些人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他失望了，黄克诚等人并没有反应。谈话终于结束了，黄克诚如释重负，他总算是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此后，毛泽东连续两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意要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还是要争取他们。会后，又把他们4人留下，再度劝说一番。仍是无效果。那就只有来大棒了。从8月2日开始，又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众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召开批斗会，以猛烈火力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黄克诚遭到了猛烈围攻，一定要他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黄克诚开始还据理辩驳，但后来众人的攻击越来越无理，甚至有人谩骂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十分气愤，意识到现在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于是转为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会下也有人来劝说他，要他反戈一击。黄克诚凛然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一阵折腾之后，还是从黄克诚这里被突破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想不通，就来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当时越说火气越大，周小舟冒出一句“斯大林晚年”，李锐冒出一句“钓鱼”。当二周一李出门时，正好被罗瑞卿撞见。罗号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自然是报告了毛泽东，后来什么“俱乐部”、“小集团”的风最先就是从这里来的。等到了8月10日，黄克诚正在小组会上被追问7月23日晚上和二周一李究竟谈了什么的时候，罗瑞卿带着李锐来这组参加会议。结果黄克诚误会了，以为李锐已经“招”了（实际李锐并没有说），觉得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在经过思想斗争后，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这一下简直炸了锅，诬蔑伟大领袖是“斯大林晚年”，这还了得！事情揭开后，周小舟、张闻天、彭德怀也相继承认议论过“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样一来，彭德怀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就坐实了，“军事俱乐部”已经不够，明明是一群“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自然就升级为“反党集团”了。先前心中还对彭德怀、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改变了态度。
最后就是履行签字画押的认罪程序了。黄克诚无法接受会议对他的指责，拒不承认自己“反党”。老战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找了黄克诚三次，掰开揉碎地晓以利害，甚至把“贞洁”观都搬上来了，要黄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承认自己的错误。经过痛苦的思考后，黄克诚不得不违心认罪，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实际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这时，彭德怀、张闻天也已经在大会上违心作出检讨，为了维护“大局”，要什么给什么，低头认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周小舟骨头还挺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没有在大会上作检讨，但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观点”和“发生严重动摇”等错误。这封信很快就印发给了大会。
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来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被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宁。”“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
终于，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另外，李锐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严厉惩罚。毛泽东还算手下留情，为了争取“秀才”，放过了周惠和秘书田家英，没有把他们也卷进去。
对于自己被打进这个“反党集团”中，黄克诚后来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
8 月17 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
终于，1959年来了。这一年夏天发生的庐山会议风波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幕重大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处深深伤口，影响非常深远。由于描述事件全程的相关史著很多，笔者在此就不多加赘述了，主要围绕黄克诚的活动来展开一下。
进入1958年后，党内的风气已经开始变得不正常。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较以往更加谨慎起来。在这一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乱局中，黄克诚却一反以往早早便刚直敢言的作风，而是变得小心翼翼了。举一个例子：这年中彭德怀应遵义政府部门之邀，为在遵义牺牲的亲密战友、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了墓碑，写完后又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以红三军团历史为主题的长诗。黄克诚看到后，立即对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告诉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1959 年4月下旬，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出访东欧八国，黄克诚留在家里主持日常工作。6月中旬，彭德怀才率团从国外回来，很快就接到了上江西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彭感觉身体比较疲劳，想休息一下，就要黄克诚去参加会议。黄克诚当即提醒说：“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这样，彭德怀才上了庐山，黄克诚继续留在北京看家。
7月14日，在庐山的彭德怀将那份名留史册的《意见书》以私人信件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7月16日，毛泽东在《意见书》上加了标题并印发给会议讨论。同时召开常委会，宣布原定要结束的会议延长一周，还通知林彪、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参加会议。从后来的事情发展可知，这是要增调援兵上山批判彭德怀。
黄克诚是7月17日上的庐山，当天就和彭德怀交换了意见。黄克诚虽然赞成彭在信中的观点，但认为彭不该写那封信，有意见直接找主席谈就好了，闹得现在很被动。彭德怀也比较懊恼，只能徒然长叹。第二天，黄克诚开始参加小组会，与其他参会人员接触。在了解了一些情况后，黄克诚鲜明地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在“大跃进”中表现相当活跃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很不满意黄克诚的表态，甚至与黄争论了起来。急不择言之下，谭震林掀开了底牌：“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一愣，想也没想地回答道：“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克诚确实没有想到，召自己上山来竟然是要他充当批判彭德怀的“救兵”！实际上这件事并不难理解。外人都知道彭黄一体，如果其中的黄能旗帜鲜明地反彭，那么彭还正确得了吗？毛泽东是大战略家、大权谋家，对此自然是得心应手。黄克诚如果当场反戈一击，就像后来彭的另一亲信张宗逊那样，或许彭的下场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然而黄克诚坚决支持彭德怀，军中两个实权最大的人物牢固结为一体，再加上还有个原总书记张闻天摇旗呐喊，那就需要动点干戈总体解决了。于是，黄克诚口中的“反兵”本来是指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却被说成了是“蓄意反党”。
支持彭德怀的不只是黄克诚、张闻天，还有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不过他们是属于毛泽东眼中的“秀才”，只能发发牢骚，造造舆论，掀不起多大风浪来。要想彻底批判彭德怀，把黄克诚争取过来是很重要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即放弃努力。至于张闻天，历史上与毛颇有过节，一直看他不顺眼，这次正好新账老账一块算。如此，在7月23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等人当头一棒的那个长篇讲话中，将党内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仍是要多争取一些人过来。立时，全体与会人员都明白了，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选边站队：是支持伟大领袖，还是支持彭德怀。没有第三选择，因为领袖都说了，“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
对于毛泽东的意思，黄克诚何尝不明白。然而他的为人风骨不能允许自己昧着良心去屈从强权，陷害忠良。黄克诚除了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的发言“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外，其他不为所动。毛泽东开始主动出击，发出指示，批判要“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同时指责党内有个“军事俱乐部”、“湖南小集团”等。在几天时间里，上到党内的第二、第三把手刘少奇、周恩来，下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都来找黄克诚谈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不要“执迷不悟”。然而黄克诚表示，自己只是根据党员的权利提出意见，说错了就检讨，但不能无中生有地攻击别人。
7月30日，毛泽东亲自出马，找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毛上来就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什么“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指责黄克诚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也没客气，一一给驳了回去。后来话题又谈及了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克诚说：“当时不该硬顶下去。”毛泽东问道：“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回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他一下子，阻击他前进，这是需要的。但是后来敌人集结重兵与我们决战时，我们就不该死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直到此时，黄克诚才明白了当年林彪为什么既不给他回电又不撤兵的原因。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当即顶撞道：“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好久没有遇到党内的人敢如此顶他了，一时无语，最后好像自言自语般说道：“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算是下了台阶。好个黄克诚，再显英雄本色！
谈话到最后，毛泽东看没有多少成效，又把话题引到他在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样等人的事情。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要这些人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然而他失望了，黄克诚等人并没有反应。谈话终于结束了，黄克诚如释重负，他总算是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跟毛泽东说了。
此后，毛泽东连续两天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意要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还是要争取他们。会后，又把他们4人留下，再度劝说一番。仍是无效果。那就只有来大棒了。从8月2日开始，又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动员众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接着，各组召开批斗会，以猛烈火力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黄克诚遭到了猛烈围攻，一定要他承认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黄克诚开始还据理辩驳，但后来众人的攻击越来越无理，甚至有人谩骂他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十分气愤，意识到现在讲理、辩论都没有什么用，于是转为尽可能多听少说，少争论。会下也有人来劝说他，要他反戈一击。黄克诚凛然回答：“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一阵折腾之后，还是从黄克诚这里被突破了。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想不通，就来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当时越说火气越大，周小舟冒出一句“斯大林晚年”，李锐冒出一句“钓鱼”。当二周一李出门时，正好被罗瑞卿撞见。罗号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自然是报告了毛泽东，后来什么“俱乐部”、“小集团”的风最先就是从这里来的。等到了8月10日，黄克诚正在小组会上被追问7月23日晚上和二周一李究竟谈了什么的时候，罗瑞卿带着李锐来这组参加会议。结果黄克诚误会了，以为李锐已经“招”了（实际李锐并没有说），觉得自己是中央委员不能对组织隐瞒，在经过思想斗争后，只好如实说了那晚的前后经过。这一下简直炸了锅，诬蔑伟大领袖是“斯大林晚年”，这还了得！事情揭开后，周小舟、张闻天、彭德怀也相继承认议论过“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样一来，彭德怀等人的“非组织活动”就坐实了，“军事俱乐部”已经不够，明明是一群“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自然就升级为“反党集团”了。先前心中还对彭德怀、黄克诚等抱有同情的人，也不得不改变了态度。
最后就是履行签字画押的认罪程序了。黄克诚无法接受会议对他的指责，拒不承认自己“反党”。老战友、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找了黄克诚三次，掰开揉碎地晓以利害，甚至把“贞洁”观都搬上来了，要黄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承认自己的错误。经过痛苦的思考后，黄克诚不得不违心认罪，在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承认自己实际是配合彭德怀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进攻。这时，彭德怀、张闻天也已经在大会上违心作出检讨，为了维护“大局”，要什么给什么，低头认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周小舟骨头还挺硬，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没有在大会上作检讨，但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观点”和“发生严重动摇”等错误。这封信很快就印发给了大会。
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叫我承认右倾，我可以心甘情愿，因为我心里从来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但要我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可太难了。被逼处此，硬着头皮违心地认账后，心中耿耿，无日得宁。”“等我冷静下来时，我认识到：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在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
终于，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了。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另外，李锐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受到了严厉惩罚。毛泽东还算手下留情，为了争取“秀才”，放过了周惠和秘书田家英，没有把他们也卷进去。
对于自己被打进这个“反党集团”中，黄克诚后来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回忆：“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
8 月17 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庐山会议如何传达的问题。根据中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撤销黄克诚的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任命罗瑞卿为总参谋长；撤销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张平化接任。
紧接着，8月18日就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彭德怀、黄克诚为主题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和列席会议的军队干部多达1500余人。会上彭德怀、黄克诚继续遭到猛烈批判，被追逼“军事俱乐部”的成员问题，还被翻出了历史旧账。彭德怀被萧华揭发出有“里通外国”嫌疑，虽然没有查出任何实据，但这顶帽子他一直戴到病逝。黄克诚的更邪，被老部下、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出了所谓“贪污大量黄金”的问题，一时满场哗然。黄克诚一向被人认为清正廉洁，怎么竟然还会干出这等事情？！
吴法宪说的还是当年黄克诚从苏北带到东北充当军费的那笔黄金。在1948年底离开东北时，还有些剩余。黄克诚调到湖南工作后，要负责保管这笔黄金的翁徐文拿出一部分救济军烈属，最后剩下的交给省财政部门。翁徐文非常谨慎，钱上交后仍不敢销毁账目收据。1952年黄克诚上调北京时，翁徐文问黄克诚这些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黄克诚觉得自己把钱花得明白，问心无愧，就让翁徐文将这些陈年老账销毁。当时翁徐文多了个心眼，小心地把所有的账目都保存着。吴法宪揭出这件事后，黄克诚非常愤怒，耻于又背上个“贪污”的罪名，就写信请求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请求派人彻查此事。不久，罗瑞卿就受命带人去湖南查账，找到了翁徐文。翁当即将所有账目全部拿出，一一细查。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事后，黄克诚伤心地说：“吴胖子（吴法宪在新四军时的外号）原来人还可以，现在怎么这样坏！”吴法宪晚年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对这件事是如此解释的：“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指黄克诚）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组的会场，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克诚回答是听钟伟说的。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在会场。罗瑞卿当场点名，钟伟站出来表示确有此事，是他亲眼所见。原来这件事指的还是前文叙述过的在甘南哈达铺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继续北上期间发生的。当时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第2纵队连续行军作战，艰苦疲劳，有些人员实在走不动了，眼看着要掉队。因为当时无法把他们带走，又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俘获而暴露了部队机密，从红一军团调到第2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就下令开枪打死了几个人。当时是团级干部并负责收容的钟伟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后来告诉了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那种政治高压下，钟伟不避个人前途安危地挺身而出为黄克诚作证，是极为不容易的。会议后来打出了“军事俱乐部”成员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并不是偶然的。这几位军界将星都折掉了大好前途，纷纷被撵出了军队。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后，掀起了一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据后来统计，被重点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遭到了从批判、撤职、留党查看到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对待。一大批敢说真话的民族精英，就这样凋零在了历史风尘之中。
在中共党史上，“左祸”猖獗，不知摧残了多少革命儿女。黄克诚在革命生涯中多次被指责为“右倾”，遭到惩罚和迫害，但都不改其志，在多数事情上站稳了正确的立场。这除了黄克诚本人较能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外，还在于他善于吸取教训。当30年代初江西苏区第一次打“AB团”时，血气方刚的黄克诚已是团级政治干部，革命坚定性不比任何人差。他对上级的指示深信不移，大刀阔斧清查“AB团”分子，先后在部队中杀掉了几百人。后来才发现，都是冤枉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终生遗憾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人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我就不肯盲从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黄克诚便赋闲在家，只能阅读书报和默默散步，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消失了18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黄克诚痛感国家政策失误，人民受难，但又无能为力。1961 年1 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黄克诚因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得以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黄克诚见到了已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陶铸此时也认识到了“大跃进”的失误，很同情黄克诚的遭遇，因而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以求得毛的谅解，早日重新参加工作。黄克诚考虑再三后，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给主席写封信。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寻找思路，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信呈递上去后，一时不见回音。
到了1961 年国庆节，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结果在观礼期间休息时，黄克诚却与毛泽东不期而遇。黄克诚仍像战争年代那样，连忙起身，举手向敬爱的统帅毛泽东敬礼。突然见到了久违的黄克诚，毛泽东也很感慨。他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又谈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美国老朋友斯诺来华访问的事。黄克诚乘机问道：“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 毛泽东当即点头，并询问他是否想回军队。黄克诚表示不愿回军队，希望能做点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说中央要研究一下，要黄等待安排。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黄克诚心里还是很安慰，就在家等待着中央通知。然而，通知还是没来。
1962年春节期间的全党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主持经济调整工作，同时决定对“大跃进”运动期间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由于刘少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坚持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在党内有个小团体”、“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等结论，使正在北京海淀挂甲屯赋闲的彭德怀愤懑不已。他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便提起笔来写了一份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史称“八万言书”，于1962年6月16日报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料，毛泽东看完“八万言书”后，认为彭德怀是要翻案，很不高兴。他下令将“八万言书”打印后下发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周恩来本来想和毛泽东谈一下彭德怀的问题，见此情势也不便多言了。8月22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辩。结果，这封信不但丝毫未起作用，反而成了他要“翻案”的新罪证。
1962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单干风”的材料，以供批判之用。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在会上遭到了群攻围剿，又被强加了许多罪名。黄克诚本来获准参加了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再度成为众矢之的，就不让他参加了。当初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后被毛泽东扣住，没有公布。直到这次十中全会上决定撤掉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才把黄克诚与谭政一同端了出来。由于十中全会公报未加说明，以致不少人认为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是在这次会议上才撤销的。
十中全会后，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主持。其中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由贺龙担任，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再度遭到追查。不过这次的审查方式没有像以前那样激烈斗争，而主要是背靠背来搞，黄克诚的日子还算比较好过。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虽然内心还忧虑着国家的形势。
到了1965 年9 月，国内的政治形势更加紧张。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授意江青组织人撰写那篇著名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借口就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这时，毛泽东决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而要外放任职。于是，在一场中南海里久违的见面中，彭德怀被安抚一顿后遣去了西南做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话，要其去山西当副省长。久未工作的黄克诚十分高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任命。不过令他奇怪的是，安子文要他立刻动身，尽快离开北京。黄克诚想过了国庆再走，但安子文态度强硬，坚决不允。黄克诚只好抓紧时间收拾了行装，把夫人唐棣华和几个孩子先留在北京，自己一个人去了山西任职。黄克诚哪里想到，安子文要他尽快离开北京，正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这是毛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离京前，终于得到工作机会的黄克诚踌躇满志，还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然而，历史证明，他是太天真了。
吴法宪说的还是当年黄克诚从苏北带到东北充当军费的那笔黄金。在1948年底离开东北时，还有些剩余。黄克诚调到湖南工作后，要负责保管这笔黄金的翁徐文拿出一部分救济军烈属，最后剩下的交给省财政部门。翁徐文非常谨慎，钱上交后仍不敢销毁账目收据。1952年黄克诚上调北京时，翁徐文问黄克诚这些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黄克诚觉得自己把钱花得明白，问心无愧，就让翁徐文将这些陈年老账销毁。当时翁徐文多了个心眼，小心地把所有的账目都保存着。吴法宪揭出这件事后，黄克诚非常愤怒，耻于又背上个“贪污”的罪名，就写信请求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请求派人彻查此事。不久，罗瑞卿就受命带人去湖南查账，找到了翁徐文。翁当即将所有账目全部拿出，一一细查。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
事后，黄克诚伤心地说：“吴胖子（吴法宪在新四军时的外号）原来人还可以，现在怎么这样坏！”吴法宪晚年在回忆录《岁月艰难》中对这件事是如此解释的：“就拿这个“黄金问题”来说，他（指黄克诚）的这种行为，的确有些值得商榷。部队已经整编，就应该把剩余的黄金交由上级部门去处理。可他不仅没有及时将这些黄金交给上级部门，反而将这些黄金带到西满，带到天津，带到湖南。不管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我还是认为，他这样的做法，多少有一点‘本位主义’的味道。”
“毋庸置疑，黄克诚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廉洁奉公和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谢的人。抗日战争时期，我很长时间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认为，黄克诚是一位好领导、好老师，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在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在个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关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经在他的悼词中作了评价，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但话又说回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点缺点也没有，黄克诚也一样。所以，一些小小的缺点，丝毫不会影响黄克诚的形象。”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当时在会上的‘揭发’，不论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事实上都给黄克诚带来了较大的伤害，使他蒙受了不应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在他生前曾对他有过的不敬。”
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后，罗瑞卿突然来到批斗黄克诚组的会场，厉声责问黄为何造谣说长征途中罗杀了红三军团的人。黄克诚回答是听钟伟说的。钟伟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在会场。罗瑞卿当场点名，钟伟站出来表示确有此事，是他亲眼所见。原来这件事指的还是前文叙述过的在甘南哈达铺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后，继续北上期间发生的。当时红三军团改编成的第2纵队连续行军作战，艰苦疲劳，有些人员实在走不动了，眼看着要掉队。因为当时无法把他们带走，又怕他们被追上来的国民党军俘获而暴露了部队机密，从红一军团调到第2纵队兼任政治部主任的陕甘支队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就下令开枪打死了几个人。当时是团级干部并负责收容的钟伟把这些都看在了眼里，后来告诉了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那种政治高压下，钟伟不避个人前途安危地挺身而出为黄克诚作证，是极为不容易的。会议后来打出了“军事俱乐部”成员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并不是偶然的。这几位军界将星都折掉了大好前途，纷纷被撵出了军队。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后，掀起了一场以党内为主的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据后来统计，被重点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遭到了从批判、撤职、留党查看到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对待。一大批敢说真话的民族精英，就这样凋零在了历史风尘之中。
在中共党史上，“左祸”猖獗，不知摧残了多少革命儿女。黄克诚在革命生涯中多次被指责为“右倾”，遭到惩罚和迫害，但都不改其志，在多数事情上站稳了正确的立场。这除了黄克诚本人较能实事求是，敢说真话外，还在于他善于吸取教训。当30年代初江西苏区第一次打“AB团”时，血气方刚的黄克诚已是团级政治干部，革命坚定性不比任何人差。他对上级的指示深信不移，大刀阔斧清查“AB团”分子，先后在部队中杀掉了几百人。后来才发现，都是冤枉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了终生遗憾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沉痛不已。如果要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项上这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由于这次错误的教训太惨痛了，使人刻骨铭心，毕生难忘。所以，以后凡是碰到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我就不肯盲从了。”
军委扩大会议后，黄克诚便赋闲在家，只能阅读书报和默默散步，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消失了18年。三年大饥荒期间，黄克诚痛感国家政策失误，人民受难，但又无能为力。1961 年1 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黄克诚因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职务，得以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黄克诚见到了已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陶铸此时也认识到了“大跃进”的失误，很同情黄克诚的遭遇，因而再三劝他给毛泽东写封有点内容的检讨信，以求得毛的谅解，早日重新参加工作。黄克诚考虑再三后，决定接受陶铸的劝告，给主席写封信。他从别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寻找思路，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谈他过去对阶级、政党、领袖的看法，检查自己没能从马克思主义高度上来认识问题等等。信呈递上去后，一时不见回音。
到了1961 年国庆节，黄克诚获准上天安门观礼。结果在观礼期间休息时，黄克诚却与毛泽东不期而遇。黄克诚仍像战争年代那样，连忙起身，举手向敬爱的统帅毛泽东敬礼。突然见到了久违的黄克诚，毛泽东也很感慨。他对黄克诚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看后我很高兴。”接着毛又谈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和美国老朋友斯诺来华访问的事。黄克诚乘机问道：“主席，可以给我分配一点工作吗？” 毛泽东当即点头，并询问他是否想回军队。黄克诚表示不愿回军队，希望能做点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说中央要研究一下，要黄等待安排。这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但黄克诚心里还是很安慰，就在家等待着中央通知。然而，通知还是没来。
1962年春节期间的全党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主持经济调整工作，同时决定对“大跃进”运动期间戴上“右倾”帽子的人以及受株连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由于刘少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仍然坚持彭德怀是“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在党内有个小团体”、“有国际背景”、“阴谋篡党”等结论，使正在北京海淀挂甲屯赋闲的彭德怀愤懑不已。他忍不住要为自己申诉，便提起笔来写了一份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史称“八万言书”，于1962年6月16日报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料，毛泽东看完“八万言书”后，认为彭德怀是要翻案，很不高兴。他下令将“八万言书”打印后下发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周恩来本来想和毛泽东谈一下彭德怀的问题，见此情势也不便多言了。8月22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辩。结果，这封信不但丝毫未起作用，反而成了他要“翻案”的新罪证。
1962 年9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八万言书”、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的小说《刘志丹》和有关邓子恢“单干风”的材料，以供批判之用。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在会上遭到了群攻围剿，又被强加了许多罪名。黄克诚本来获准参加了会议，但会议开到一半，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再度成为众矢之的，就不让他参加了。当初在八届八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后被毛泽东扣住，没有公布。直到这次十中全会上决定撤掉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才把黄克诚与谭政一同端了出来。由于十中全会公报未加说明，以致不少人认为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是在这次会议上才撤销的。
十中全会后，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主持。其中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由贺龙担任，黄克诚与彭德怀、张闻天的关系再度遭到追查。不过这次的审查方式没有像以前那样激烈斗争，而主要是背靠背来搞，黄克诚的日子还算比较好过。他依旧闭门读书看报，有时与人下下围棋，虽然内心还忧虑着国家的形势。
到了1965 年9 月，国内的政治形势更加紧张。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授意江青组织人撰写那篇著名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借口就是吴晗写《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这时，毛泽东决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不宜留在首都，而要外放任职。于是，在一场中南海里久违的见面中，彭德怀被安抚一顿后遣去了西南做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杨尚昆代表毛泽东看望黄克诚，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黄克诚谈话，要其去山西当副省长。久未工作的黄克诚十分高兴，愉快地接受了中央任命。不过令他奇怪的是，安子文要他立刻动身，尽快离开北京。黄克诚想过了国庆再走，但安子文态度强硬，坚决不允。黄克诚只好抓紧时间收拾了行装，把夫人唐棣华和几个孩子先留在北京，自己一个人去了山西任职。黄克诚哪里想到，安子文要他尽快离开北京，正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这是毛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离京前，终于得到工作机会的黄克诚踌躇满志，还写了一首七律抒怀：
京华荏苒十三年，
半是辛劳半是闲。
愧无建树对祖国，
却有遗恨留史篇。
回思往事皆成梦，
纵观万物尽争妍。
衔命西去无别念，
愿尽余生效薄绵。
然而，历史证明，他是太天真了。
黄克诚到了山西履职后，由省委分工主管农业工作。他立即提出要到下面各县看看，以尽快熟悉情况。黄克诚不顾已是63岁的年龄和多病的身体，先后到晋南、晋西南跑了21个县，了解了农业生产的情况，准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到了1966年春节过后，他又去太行山区组织抗旱工作，到沿途各基层社队了解情况，研究抗旱措施。黄克诚翻山越岭，汽车不通，就骑毛驴，一路劳顿，不辞辛苦。走到晋东南的高平县时，黄克诚想起了1939 年他与彭德怀在高平一起研究部署反“磨擦斗争”的往事，不禁有些惆怅，遂作了一首词：
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就在黄克诚为了农民吃饱饭忙碌奔波之际，上海《文汇报》已经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序幕悄然拉开。不久，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落马。接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也接连遭难。在党的核心领导层又挖出了“彭罗陆杨”这么大一个“反党集团”，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政治恐怖气氛已经弥漫了中国政坛。毛泽东提出关于“反修防修”的预言和号召，由此得到了最好的注解。终于，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正式开场了。
当黄克诚回到省府太原时，已经是7月了。文革的大批判、大串连已经轰轰烈烈展开，满大街都是大字报。对于这场全新的政治运动如何开展，黄克诚完全摸不着头脑，只是感到一阵阵忧虑，觉得凶多吉少。省委的气氛也变得很异样，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了，只能坐观运动发展。当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均遭到批判后，黄克诚终于意识到，一场政治地震已经袭来了。
1967年刚过完元旦，一群来自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就闯进了山西省委大院。他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将黄克诚带走，监禁了一夜。第二天，就把黄克诚拉上火车押回了北京。黄克诚从此失去了自由达8年之久。
回到北京不久，黄克诚就被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此后，黄克诚的监护地点多次被转移，他被逼迫写认罪材料，遭到人身侮辱，被拉去陪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挨批斗，被“逼供信”，遭到“车轮战”折磨不让睡觉，甚至被体罚殴打。黄克诚是硬骨头，能辩就辩，不能辩就吵，人家打他，他也还手，明知打不过，但却不甘蒙屈受辱。有一次在与殴打他的人搏斗时，黄克诚在情急中还用茶杯砸破了自己的头，当场休克过去。黄克诚这么顶牛，让审问他的人反而犯了难：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当时黄克诚的案件是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主管领导人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文革初期的军中红人。黄克诚屡遭折磨，有些顶不住了，就偷偷给正值如日中天的“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信，托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转递上去。信中说：“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信递上去没过几天，林彪就下来了指示，黄克诚的境遇随之改善了一些。
黄克诚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被专案组诬称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正如本文先前所述，由于黄克诚入党时的主要证明人都已牺牲，一时百口莫辩。专案组反来复去盘问追逼这个问题，黄克诚也使出浑身力气申辩声明，反复与审问人员周旋。专案组几十次批判逼问黄克诚不果，又派人去湖南、上海等地内查外调，最后也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到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杨成武也失事垮台，“二办”主任换成了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审查方法上发生了改变。用黄克诚在回忆录中的话说，是：“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
此后专案组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黄克诚也静下心来动笔。他光明磊落，在自传中还写上了一件颇有嫌疑的事。到了1984 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黄克诚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 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与彭德怀不但是战争年代的亲密战友，军队建设上的事业伙伴，还是共患难的生死兄弟。在被揪回北京批斗期间，黄克诚与彭德怀就有5次被强拉到一起游街示众，被押到台上批斗殴打。在非人的折辱状态下，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互相鼓励着战斗下去。黄克诚被转移到五棵松监禁期间，一次意外地发现彭德怀也被关在这里。为了引起彭老总的注意，黄克诚故意在院中放风时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在监房中的彭德怀果然听出了老战友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据看守彭德怀的哨兵后来回忆，很多次彭德怀都非常急切地向他们打听：“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 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后来，黄克诚又被转移到了公主坟附近的罗道庄监禁。
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黄克诚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乐观，保持着随遇而安的平静心态。1970 年冬天，黄克诚感到手臂疼痛，但这点病又住不了医院，便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竭力保养着虚弱的身体。
1971 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永胜等人也垮了台，专案组和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不久，家属就获准可以探视了。夫人唐棣华便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也会带一些衣服、食品和书籍过来。黄克诚除了和他们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询问一些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事情。随着周恩来主管全面工作，毛泽东也批示解放一批老干部，国内的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像黄克诚这种另类指望“解放”暂时不可能，但监管状态却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些检讨应付差事。到了1973 至1974 年，管制更加放松，对他问也不大问了。
1974 年时，黄克诚因病住进了301医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由于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不让走动，仍是不通消息。当年11月彭德怀因癌症晚期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此事。当他了解到彭德怀在病逝前因癌症剧痛把被头都咬烂了时，不禁痛心得老泪纵横。彭德怀也一直觉得自己最对不住的人就是黄克诚，没有自己的牵连黄克诚不会遭到那个境遇。在弥留之际，彭德怀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说要将他的书籍送给好友黄克诚。当1978年彭德怀获得平反之后，黄克诚一气呵成写下了《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一文，抒发了对亲密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英雄相惜，莫此为过。
1975 年1 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被送到301医院。然而院方却以没床位为由不肯接收。黄克诚只好写信给夫人唐棣华，唐棣华又赶紧写信给出来主持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反映情况。在邓小平的批示下，黄克诚住进了301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邓小平写报告，请求准许对黄克诚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希望能保外就医。
邓小平看了报告后，经过请示毛泽东，责成专案组对黄克诚予以结论。专案组的王组长便来找黄克诚，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黄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黄克诚因对材料上给自己的结论不满意，不肯签字，事情便拖了下去。后来唐棣华劝黄克诚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黄克诚听了劝，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于是，1975 年秋天，专案组宣布对黄克诚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副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后，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本来山西省委表示黄克诚还可以参加工作，但不几天态度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要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黄克诚后来才知道，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已经动摇，决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国内的政治空气再度紧张。这时候，像黄克诚这样著名的“右倾反党”分子，谁还敢沾呐！
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垂危后，中国的政治天空已处于密云不雨之际。黄克诚虽然在野深居简出，但有不少老同志和年轻人来看他，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让黄克诚陷入了对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深深忧虑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令黄克诚很是难过。虽然他的17年受难与毛泽东密不可分，但作为一名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了半生的老战士，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是刻在了骨子里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终于，1976年10月“一声春雷”，“四人帮”被党中央粉碎了，中国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机。
调寄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阻隔，
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岗，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
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就在黄克诚为了农民吃饱饭忙碌奔波之际，上海《文汇报》已经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序幕悄然拉开。不久，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落马。接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也接连遭难。在党的核心领导层又挖出了“彭罗陆杨”这么大一个“反党集团”，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政治恐怖气氛已经弥漫了中国政坛。毛泽东提出关于“反修防修”的预言和号召，由此得到了最好的注解。终于，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正式开场了。
当黄克诚回到省府太原时，已经是7月了。文革的大批判、大串连已经轰轰烈烈展开，满大街都是大字报。对于这场全新的政治运动如何开展，黄克诚完全摸不着头脑，只是感到一阵阵忧虑，觉得凶多吉少。省委的气氛也变得很异样，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了，只能坐观运动发展。当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均遭到批判后，黄克诚终于意识到，一场政治地震已经袭来了。
1967年刚过完元旦，一群来自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就闯进了山西省委大院。他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将黄克诚带走，监禁了一夜。第二天，就把黄克诚拉上火车押回了北京。黄克诚从此失去了自由达8年之久。
回到北京不久，黄克诚就被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此后，黄克诚的监护地点多次被转移，他被逼迫写认罪材料，遭到人身侮辱，被拉去陪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挨批斗，被“逼供信”，遭到“车轮战”折磨不让睡觉，甚至被体罚殴打。黄克诚是硬骨头，能辩就辩，不能辩就吵，人家打他，他也还手，明知打不过，但却不甘蒙屈受辱。有一次在与殴打他的人搏斗时，黄克诚在情急中还用茶杯砸破了自己的头，当场休克过去。黄克诚这么顶牛，让审问他的人反而犯了难：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当时黄克诚的案件是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主管领导人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是林彪的老部下，也是文革初期的军中红人。黄克诚屡遭折磨，有些顶不住了，就偷偷给正值如日中天的“副统帅”林彪写了一封信，托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转递上去。信中说：“林副统帅：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茬儿，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一味瞎纠缠地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完。这种逼供办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不少。因主席忙，只好写信给你，请你考虑一下。”信递上去没过几天，林彪就下来了指示，黄克诚的境遇随之改善了一些。
黄克诚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被专案组诬称是“混入党内”的“假党员”。正如本文先前所述，由于黄克诚入党时的主要证明人都已牺牲，一时百口莫辩。专案组反来复去盘问追逼这个问题，黄克诚也使出浑身力气申辩声明，反复与审问人员周旋。专案组几十次批判逼问黄克诚不果，又派人去湖南、上海等地内查外调，最后也查不到黄克诚是“假党员”的真凭实据。到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杨成武也失事垮台，“二办”主任换成了新任总参谋长黄永胜，在审查方法上发生了改变。用黄克诚在回忆录中的话说，是：“我感到经过了这几个月以后，专案组的人头脑已经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一些道理，不至于一看到点什么问题，就大惊小怪，乱搞一气了。”
此后专案组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黄克诚也静下心来动笔。他光明磊落，在自传中还写上了一件颇有嫌疑的事。到了1984 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黄克诚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 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与彭德怀不但是战争年代的亲密战友，军队建设上的事业伙伴，还是共患难的生死兄弟。在被揪回北京批斗期间，黄克诚与彭德怀就有5次被强拉到一起游街示众，被押到台上批斗殴打。在非人的折辱状态下，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互相鼓励着战斗下去。黄克诚被转移到五棵松监禁期间，一次意外地发现彭德怀也被关在这里。为了引起彭老总的注意，黄克诚故意在院中放风时和监管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在监房中的彭德怀果然听出了老战友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据看守彭德怀的哨兵后来回忆，很多次彭德怀都非常急切地向他们打听：“我的战友情况怎么样? 你给我问好。”又说，“他的一举一动，说话咳嗽我都听得出来。”后来，黄克诚又被转移到了公主坟附近的罗道庄监禁。
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黄克诚仍然像战争年代那样乐观，保持着随遇而安的平静心态。1970 年冬天，黄克诚感到手臂疼痛，但这点病又住不了医院，便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竭力保养着虚弱的身体。
1971 年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永胜等人也垮了台，专案组和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不久，家属就获准可以探视了。夫人唐棣华便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也会带一些衣服、食品和书籍过来。黄克诚除了和他们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询问一些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事情。随着周恩来主管全面工作，毛泽东也批示解放一批老干部，国内的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像黄克诚这种另类指望“解放”暂时不可能，但监管状态却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些检讨应付差事。到了1973 至1974 年，管制更加放松，对他问也不大问了。
1974 年时，黄克诚因病住进了301医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由于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不让走动，仍是不通消息。当年11月彭德怀因癌症晚期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此事。当他了解到彭德怀在病逝前因癌症剧痛把被头都咬烂了时，不禁痛心得老泪纵横。彭德怀也一直觉得自己最对不住的人就是黄克诚，没有自己的牵连黄克诚不会遭到那个境遇。在弥留之际，彭德怀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说要将他的书籍送给好友黄克诚。当1978年彭德怀获得平反之后，黄克诚一气呵成写下了《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一文，抒发了对亲密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英雄相惜，莫此为过。
1975 年1 月，黄克诚因前列腺炎急性发作被送到301医院。然而院方却以没床位为由不肯接收。黄克诚只好写信给夫人唐棣华，唐棣华又赶紧写信给出来主持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反映情况。在邓小平的批示下，黄克诚住进了301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渐渐好转。唐棣华又给邓小平写报告，请求准许对黄克诚解除监护；如果不行，也希望能保外就医。
邓小平看了报告后，经过请示毛泽东，责成专案组对黄克诚予以结论。专案组的王组长便来找黄克诚，说他们写了一个材料，黄签字后，经向上报告就能解除监护。黄克诚因对材料上给自己的结论不满意，不肯签字，事情便拖了下去。后来唐棣华劝黄克诚说：“这个材料其实与庐山会议的结论无大区别，你将来如能解除庐山的冤案，一些附加的罪名不辩自消。”黄克诚听了劝，勉强在材料上签了字。于是，1975 年秋天，专案组宣布对黄克诚解除监护，仍回山西任副省长。
黄克诚出了医院后，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就回山西去了。本来山西省委表示黄克诚还可以参加工作，但不几天态度就变了，说黄克诚身体不好，还需要休养，市内不宜居住，要他搬到市外晋祠去住。黄克诚后来才知道，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已经动摇，决定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国内的政治空气再度紧张。这时候，像黄克诚这样著名的“右倾反党”分子，谁还敢沾呐！
在周恩来逝世、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垂危后，中国的政治天空已处于密云不雨之际。黄克诚虽然在野深居简出，但有不少老同志和年轻人来看他，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让黄克诚陷入了对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深深忧虑中。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令黄克诚很是难过。虽然他的17年受难与毛泽东密不可分，但作为一名在毛泽东旗帜下战斗了半生的老战士，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是刻在了骨子里的。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去世，我深深地感到难过。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终于，1976年10月“一声春雷”，“四人帮”被党中央粉碎了，中国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机。
1977年12月，黄克诚复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黄克诚与众多老干部们一起，支持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人拨乱反正，促成了党和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变。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可算是十分幸运，居然历尽劫难，看到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对于中央任命自己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提出自己年龄太大，不宜担任领导职务。邓小平、陈云等人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责无旁贷，黄克诚再披战袍。他一如战争年代那样，大刀阔斧地主持和领导工作，纠正了党内、军内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刘少奇案件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上，黄克诚指示纪委人员要顶着党内的阻力，彻查真凭实据，一抓到底。他还声泪俱下地表示，“少奇同志死的冤枉啊”，并与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汪东兴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最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终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另有如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第38军军长、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林彪事件后遭到多年下放审查。黄克诚知道后很是愤慨，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指出：“说梁兴初反对毛主席，上了林彪的贼船，你们审查近10年，竟拿不出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实，这是对老同志的不负责任！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9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当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王鹤寿表示反对为梁兴初平反时，黄克诚耐心地劝王，一定要实事求是对老同志负责。最后，中央认定梁兴初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没有牵连，但有政治错误，决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给予大军区正职待遇。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阶段，国内的思潮一度比较混乱。不少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在不同场合发泄了对毛泽东的不满，有的甚至是攻击和诋毁。当然，如果细评这些不满和攻击，也并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毛泽东在建国后20多年间曾经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如1980年发动党内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评论。其间虽有尖刻之言，但更多的是真知灼见，即使到现在也绽放着思想光采。尽管很多讨论意见最后没有被写进历史决议中，但其价值却是不容磨灭的。然而在黄克诚看来，这种趋势很危险。在国家刚刚走出动乱，百废待举之时，统一思想、安定团结是第一位的。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有时候，实事求是也必须服从于党的法统和国家大局。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当时，病残之躯的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是被别人搀扶着走上主席台的。黄克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重点谈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批驳了党内和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在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又回顾党的历史，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黄克诚坦诚直言：“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黄克诚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会场几乎鸦雀无声。当他的讲话结束后，会场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对于一个在庐山会议上就早早受难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来说，毛泽东是他遭到如此命运的制造者。而当他重新解放出来后，就能以客观的态度，从历史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敬佩。黄克诚的讲话一时引起了轰动，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当时，这篇讲话就被誉为是“黄公讲话”。半年后，黄克诚将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整理成文章，送到《解放军报》报社，在1981年4月10日的《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再次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关注。
当然，对于黄克诚的讲话和文章，并不都是赞许的声音。有的人就攻击黄克诚是“老保守”、“老糊涂”，甚至有人还谩骂黄克诚“愚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当年毛主席整他整轻了”。然而，黄克诚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率性而发，而是一个老战士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发出的对历史负责的黄钟大吕之音。黄克诚坚定地支持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为确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全党全国安定团结共同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和黄克诚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关于黄克诚顾全大局的事情，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1981年4月23日，洪学智、刘震、吴信泉、李雪三4位新四第3师出身的老将军写信给中央军委，认为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1963年12月编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初稿)中，有一些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正的。如对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和第3师部队多次说成是“一贯消极、右倾保守”、“严重的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服从某个时期政治需要的观点，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希望能对该《战史》作必要的修改，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黄克诚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却一直保持着沉默。本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上述那本《战史》中对黄克诚的诬指之词是最多的。而黄克诚正值复出工作后威望很高的时候，他要是说句话，中央军委势必会慎重研究对《战史》的修改。然而黄克诚考虑到，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艰巨性及建国后多年的政治动荡，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都牵扯了复杂的历史纠葛，这是客观现实。修改《战史》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涉及对很多人和事的评价，弄不好就会造成新的矛盾，影响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因此，为大局出发，宁可委屈自己，也没有公开赞同几位昔日部下的好意。这，就是黄克诚。
是非功过，让历史去评说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黄公，一个大写的人。
1982年，80岁的黄克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最后发挥着为党为国的余热。
黄克诚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在他平反恢复工作以后，管理部门按他的职务准备建房。黄克诚则坚决不同意，仍住在一个原军职干部的旧房子里。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毛病很多，黄克诚便同意了服务部门提出的维修建议。然而当他了解到维修费要十几万元人民币时，当即说：“一个破房花这么多钱去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化雪、下雨不漏就可以了。”结果，一个修理工只用了大半天时间，爬上屋顶把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算行了。后来他又拉砖想修大门，却被黄克诚制止了。黄克诚说：“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
黄克诚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勤俭习惯。他平时穿的衣服不是到了实在不能再穿的程度，是舍不得换掉的。平时吃饭每餐只有两个菜，招待客人时再另外加两个菜，这已经成了黄家多年来的老规矩。黄克诚自己生活俭朴，花钱精打细算，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却毫不吝惜。从50年代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0元钱，用于资助几位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烈士遗属。除了文革期间被“监护”停发工资以外，始终没有间断过。新四军第3师有个女同志，带着两个没有见过生身父亲的烈士遗孤长大，过去吃了不少苦，但其住房困难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黄克诚在病重住院期间得知此事，立即让秘书告诉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他把两个烈士遗孤叫到病床前，因为双目失明看不到人，就用颤抖的双手摸索着他们，喃喃自语：“长大了，都长大了。你们的爸爸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你们可要争气呀！”
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革期中遭到的迫害，黄克诚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当双目失明后，不能阅读，没法看文件了，每天只有听文件，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动态。黄克诚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脾气很好，在医院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对人也很宽厚，大家都称他是个“好老头”。住院期间，每一次护士劝黄克诚休息时，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
黄克诚对历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在关于对林彪的评价上也有所体现。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黄克诚还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认为：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在当时便能如此评价还是“鬼”一样的林彪，黄克诚的真知灼见不能不令人佩服。
1985年9月，黄克诚以健康原因主动辞去了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此，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黄克诚退下来后，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劝他出去走一走，特别是南方空气好，有利于他的康复。然而黄克诚谢绝了，说：“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而我出去做不了工作，白白浪费国家的钱。所以，还是不出去好。”
在病重住院期间，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没多大希望了，便拒绝治疗和用药。医护人员百般劝说，他仍然坚持，说道：“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夫人唐棣华理解黄克诚，也对医护人员说，黄老就是这样的人，还是随他的愿望好。当时医护人员听了后都感动得泪水直流。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4岁。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的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划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
1987年1月7日，黄克诚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首都各界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并献了花圈。在悼词中，称赞黄克诚“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没有什么是比这更高的评价了。
对于中央任命自己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提出自己年龄太大，不宜担任领导职务。邓小平、陈云等人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责无旁贷，黄克诚再披战袍。他一如战争年代那样，大刀阔斧地主持和领导工作，纠正了党内、军内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刘少奇案件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上，黄克诚指示纪委人员要顶着党内的阻力，彻查真凭实据，一抓到底。他还声泪俱下地表示，“少奇同志死的冤枉啊”，并与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汪东兴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最后，在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终于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另有如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第38军军长、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在林彪事件后遭到多年下放审查。黄克诚知道后很是愤慨，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指出：“说梁兴初反对毛主席，上了林彪的贼船，你们审查近10年，竟拿不出一件站得住脚的事实，这是对老同志的不负责任！梁兴初，一个打铁的，从小参加红军，受过9次伤，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他能反对毛主席吗？”当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王鹤寿表示反对为梁兴初平反时，黄克诚耐心地劝王，一定要实事求是对老同志负责。最后，中央认定梁兴初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没有牵连，但有政治错误，决定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给予大军区正职待遇。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阶段，国内的思潮一度比较混乱。不少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在不同场合发泄了对毛泽东的不满，有的甚至是攻击和诋毁。当然，如果细评这些不满和攻击，也并不都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毛泽东在建国后20多年间曾经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如1980年发动党内4000多名高级干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评论。其间虽有尖刻之言，但更多的是真知灼见，即使到现在也绽放着思想光采。尽管很多讨论意见最后没有被写进历史决议中，但其价值却是不容磨灭的。然而在黄克诚看来，这种趋势很危险。在国家刚刚走出动乱，百废待举之时，统一思想、安定团结是第一位的。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有时候，实事求是也必须服从于党的法统和国家大局。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当时，病残之躯的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是被别人搀扶着走上主席台的。黄克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重点谈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批驳了党内和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在指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同时，又回顾党的历史，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丰功伟绩。黄克诚坦诚直言：“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黄克诚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会场几乎鸦雀无声。当他的讲话结束后，会场里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对于一个在庐山会议上就早早受难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来说，毛泽东是他遭到如此命运的制造者。而当他重新解放出来后，就能以客观的态度，从历史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在是难能可贵，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敬佩。黄克诚的讲话一时引起了轰动，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当时，这篇讲话就被誉为是“黄公讲话”。半年后，黄克诚将这篇讲话的第一部分整理成文章，送到《解放军报》报社，在1981年4月10日的《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再次引起了党内外的广泛关注。
当然，对于黄克诚的讲话和文章，并不都是赞许的声音。有的人就攻击黄克诚是“老保守”、“老糊涂”，甚至有人还谩骂黄克诚“愚忠”，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当年毛主席整他整轻了”。然而，黄克诚的这些主张并不是率性而发，而是一个老战士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发出的对历史负责的黄钟大吕之音。黄克诚坚定地支持邓小平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意见，为确立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全党全国安定团结共同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和黄克诚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关于黄克诚顾全大局的事情，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1981年4月23日，洪学智、刘震、吴信泉、李雪三4位新四第3师出身的老将军写信给中央军委，认为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1963年12月编印的《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初稿)中，有一些观点不符合历史实际，是不公正的。如对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和第3师部队多次说成是“一贯消极、右倾保守”、“严重的退却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服从某个时期政治需要的观点，而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希望能对该《战史》作必要的修改，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黄克诚后来知道了这件事，却一直保持着沉默。本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上述那本《战史》中对黄克诚的诬指之词是最多的。而黄克诚正值复出工作后威望很高的时候，他要是说句话，中央军委势必会慎重研究对《战史》的修改。然而黄克诚考虑到，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艰巨性及建国后多年的政治动荡，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都牵扯了复杂的历史纠葛，这是客观现实。修改《战史》是一件颇为敏感的事，涉及对很多人和事的评价，弄不好就会造成新的矛盾，影响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因此，为大局出发，宁可委屈自己，也没有公开赞同几位昔日部下的好意。这，就是黄克诚。
是非功过，让历史去评说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黄公，一个大写的人。
1982年，80岁的黄克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最后发挥着为党为国的余热。
黄克诚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在他平反恢复工作以后，管理部门按他的职务准备建房。黄克诚则坚决不同意，仍住在一个原军职干部的旧房子里。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毛病很多，黄克诚便同意了服务部门提出的维修建议。然而当他了解到维修费要十几万元人民币时，当即说：“一个破房花这么多钱去修没有必要。简单地修一修，化雪、下雨不漏就可以了。”结果，一个修理工只用了大半天时间，爬上屋顶把漏水的地方修补了一下就算行了。后来他又拉砖想修大门，却被黄克诚制止了。黄克诚说：“修那个东西干什么？现在这个铁门虽然旧点，可是蛮结实嘛！像这种图门面的东西咱们宁肯将就点也不要乱花钱。”
黄克诚一直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勤俭习惯。他平时穿的衣服不是到了实在不能再穿的程度，是舍不得换掉的。平时吃饭每餐只有两个菜，招待客人时再另外加两个菜，这已经成了黄家多年来的老规矩。黄克诚自己生活俭朴，花钱精打细算，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却毫不吝惜。从50年代实行薪金制时起，他就每月从工资里拿出100元钱，用于资助几位在大革命中牺牲了的烈士遗属。除了文革期间被“监护”停发工资以外，始终没有间断过。新四军第3师有个女同志，带着两个没有见过生身父亲的烈士遗孤长大，过去吃了不少苦，但其住房困难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黄克诚在病重住院期间得知此事，立即让秘书告诉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他把两个烈士遗孤叫到病床前，因为双目失明看不到人，就用颤抖的双手摸索着他们，喃喃自语：“长大了，都长大了。你们的爸爸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你们可要争气呀！”
由于战争年代的损伤和文革期中遭到的迫害，黄克诚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当双目失明后，不能阅读，没法看文件了，每天只有听文件，听听收音机，让秘书给他讲文件，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动态。黄克诚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的次数越来越多。他的脾气很好，在医院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对人也很宽厚，大家都称他是个“好老头”。住院期间，每一次护士劝黄克诚休息时，他都很诚恳地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何时？”
黄克诚对历史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在关于对林彪的评价上也有所体现。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黄克诚还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认为：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在当时便能如此评价还是“鬼”一样的林彪，黄克诚的真知灼见不能不令人佩服。
1985年9月，黄克诚以健康原因主动辞去了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此，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他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黄克诚退下来后，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劝他出去走一走，特别是南方空气好，有利于他的康复。然而黄克诚谢绝了，说：“我已经80多岁了，眼睛又看不见，一出去就带随员，需要多少钱啊？而我出去做不了工作，白白浪费国家的钱。所以，还是不出去好。”
在病重住院期间，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没多大希望了，便拒绝治疗和用药。医护人员百般劝说，他仍然坚持，说道：“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夫人唐棣华理解黄克诚，也对医护人员说，黄老就是这样的人，还是随他的愿望好。当时医护人员听了后都感动得泪水直流。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1医院逝世，享年84岁。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的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划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
1987年1月7日，黄克诚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首都各界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并献了花圈。在悼词中，称赞黄克诚“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没有什么是比这更高的评价了。
好像还没完吧？
黄老的一生，说清楚了
罗长子干保卫的出身，比较极左。人缘也不好。整过人。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黄克诚去世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没有出席其葬礼，当时人们就感觉到：胡可能失势了。果然不久，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这个时间点，我记得很清楚！
黄大将的人品在军内排第二的话，还有人能排第一吗？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5 21:56
罗长子干保卫的出身，比较极左。人缘也不好。整过人。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手术是成功的，但心肌梗塞了。由于保密原因没有带他的身体检查材料去西德，人家医生不知道他的心脏情况，手术前后就没注意，结果悲剧了。
罗长子干保卫的出身，比较极左。人缘也不好。整过人。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手术是成功的，但心肌梗塞了。由于保密原因没有带他的身体检查材料去西德，人家医生不知道他的心脏情况，手术前后就没注意，结果悲剧了。
小时候光听说过彭罗陆杨，杨余傅，黄吴李邱，再后来就是王张江姚。这个彭黄张周反党俱乐部还是上中学以后才知道的。
现在都不这么叫了。
现在都不这么叫了。
我现在很想请教楼主这么一个小道消息：林彪事件暴露后，央央和军方高层都是很震撼的，据说还有高级将领吓尿了裤子。是真的吗？是谁呢？中层以上高级领导都各是什么反应？不相信？坚决不相信？辛灾乐货？落井下石？吓傻了？怕牵连？赶紧切割？等各种最初反应！当然，后期的所谓“深入揭发”“愤怒申讨”等应景之说就不必多说了！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22:13
手术是成功的，但心肌梗塞了。由于保密原因没有带他的身体检查材料去西德，人家医生不知道他的心脏情况， ...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78年的事了，这个事也挺神奇的。那时候我们和西德关系也不咋地。结果还能安排了这么个大官去做手术。给当时的驻西德大使添了不少乱。
手术是成功的，但心肌梗塞了。由于保密原因没有带他的身体检查材料去西德，人家医生不知道他的心脏情况， ...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78年的事了，这个事也挺神奇的。那时候我们和西德关系也不咋地。结果还能安排了这么个大官去做手术。给当时的驻西德大使添了不少乱。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5 22:30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罗瑞卿的腿摔伤后第一时间没有进行精心治疗，一直迁延不愈，经常发炎。到文革中伤势加重，就被安排手术截肢了，当时由于摘除了股骨头，结果很难安放假肢。罗在复任军委秘书长之后，雄心勃勃想工作，但身体实在耽误事。这时有消息说可以做股骨头人工再造手术，就可以顺利安装假肢了。但当时国内的医术水平做不了这种手术。罗瑞卿咨询了在中国的西德医疗专家，听说西德这种手术做得好，才决心向中央打报告去西德做手术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罗瑞卿的腿摔伤后第一时间没有进行精心治疗，一直迁延不愈，经常发炎。到文革中伤势加重，就被安排手术截肢了，当时由于摘除了股骨头，结果很难安放假肢。罗在复任军委秘书长之后，雄心勃勃想工作，但身体实在耽误事。这时有消息说可以做股骨头人工再造手术，就可以顺利安装假肢了。但当时国内的医术水平做不了这种手术。罗瑞卿咨询了在中国的西德医疗专家，听说西德这种手术做得好，才决心向中央打报告去西德做手术的。
fuguocai 发表于 2016-4-5 22:16
我现在很想请教楼主这么一个小道消息：林彪事件暴露后，央央和军方高层都是很震撼的，据说还有高级将领吓尿 ...
周总理都当场痛哭了，吓尿裤子算什么。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大病一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72年初急性发病昏迷，医生都报了病危。周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到消息后腿都软了，当场拉在了裤子里。
我现在很想请教楼主这么一个小道消息：林彪事件暴露后，央央和军方高层都是很震撼的，据说还有高级将领吓尿 ...
周总理都当场痛哭了，吓尿裤子算什么。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大病一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72年初急性发病昏迷，医生都报了病危。周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到消息后腿都软了，当场拉在了裤子里。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22:39
罗瑞卿的腿摔伤后第一时间没有进行精心治疗，一直迁延不愈，经常发炎。到文革中伤势加重，就被安排手术 ...
咋说呢？不好评价了。
和黄大将最后不接受治疗相比较。。。
也是命。
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在那个年代跑出国治疗的还有别人吗？好像仅此一位。
罗瑞卿的腿摔伤后第一时间没有进行精心治疗，一直迁延不愈，经常发炎。到文革中伤势加重，就被安排手术 ...
咋说呢？不好评价了。
和黄大将最后不接受治疗相比较。。。
也是命。
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在那个年代跑出国治疗的还有别人吗？好像仅此一位。
沈大文章皆非凡文！
这篇写的格外好
黄克诚是共产党员的楷模 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 什么是革命理想 什么是实事求是 什么是革命者 感谢沈晨曦同志写得这么全面 这么传神 真情实感 加叙加议 内容丰富 材料祥实 通篇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黄在红四师时期的这段怎么这么眼熟，感觉十几年前在哪里看过，尤其是张锡龙牺牲这一段，印象中一字不差，应该不是原创吧？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5 22:30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具体负责的是后来负责情报的熊副总参谋长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还不如在国内做呢。腿的手术。怎么也不会致命的。
具体负责的是后来负责情报的熊副总参谋长
彭帅当时提拔黄有点过急，让黄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军委秘书长，这样与总参谋长粟裕的工作关系就很难理顺，最终为了提拔黄任总长，更直接闹到粟裕被撤职，为1年后彭黄双双倒台直接埋下了伏笔。要知道当时提防党内朱可夫式人物是非常警惕的，彭帅为提拔亲信直接闹到总参谋长被撤职，必然是要引起纷争的
周逸群当年肃反差点杀了黄老。
fuguocai 发表于 2016-4-5 22:16
我现在很想请教楼主这么一个小道消息：林彪事件暴露后，央央和军方高层都是很震撼的，据说还有高级将领吓尿 ...
当然有不少将领吓得尿裤子。毛家湾搜出来的效忠信不少呢
我现在很想请教楼主这么一个小道消息：林彪事件暴露后，央央和军方高层都是很震撼的，据说还有高级将领吓尿 ...
当然有不少将领吓得尿裤子。毛家湾搜出来的效忠信不少呢
zhengzs 发表于 2016-4-6 00:20
当然有不少将领吓得尿裤子。毛家湾搜出来的效忠信不少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梁大牙都没怎么样，都是编故事的自个瞎想出来的
当然有不少将领吓得尿裤子。毛家湾搜出来的效忠信不少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梁大牙都没怎么样，都是编故事的自个瞎想出来的
炮姐 发表于 2016-4-6 00:5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梁大牙都没怎么样
梁大牙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一直到80年代才解放，还想怎么样呢？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梁大牙都没怎么样
梁大牙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一直到80年代才解放，还想怎么样呢？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6 00:52
梁大牙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一直到80年代才解放，还想怎么样呢？
38就抓了一个人，而且也没什么事
梁大牙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一直到80年代才解放，还想怎么样呢？
38就抓了一个人，而且也没什么事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22:43
周总理都当场痛哭了，吓尿裤子算什么。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大病一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72年初急性发病昏 ...
拉在裤子里?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有出处吗？
周总理都当场痛哭了，吓尿裤子算什么。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大病一场，健康状况急剧恶化。72年初急性发病昏 ...
拉在裤子里?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有出处吗？
sjzlhs 发表于 2016-4-6 01:07
拉在裤子里?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有出处吗？
当然，《晚周》。
拉在裤子里?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说，有出处吗？
当然，《晚周》。
罗长子干保卫的出身，比较极左。人缘也不好。整过人。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花帅那句名诗“将军一跳身名裂”就是写他的，罗点点们也不必叫冤，整别人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自己被整的时候呢？
复出后做手术还是跑到西德去做的。结果不太成功。
花帅那句名诗“将军一跳身名裂”就是写他的，罗点点们也不必叫冤，整别人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自己被整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