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大将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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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十大将中,排在第五位的谭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谭政虽然是从建军时期的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步,军旅资格很老,但却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几乎没有独挡一面建立战功的表现,也没有独立主持过一个战略区的军政经历,迥然有异于其他九位大将。谭政能够获得大将军衔,主要是凭借他在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中对于政治建设领域上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印证了中共中央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谭政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的代表晋身大将之列的,是名副其实的“政工大将”。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谭世铭,生于1906年6月14日。很巧的是,陈赓大将也是湖南湘乡人,比谭政大3岁。陈谭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世代相交,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和谭政的父亲谭润区也是好友,关系甚密。谭政6岁时被父亲送入学馆读书,陈赓在他之前进入学馆,二人就此成为了发小。后来陈赓考入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17岁时也曾在此求学),开明的陈绍纯也支持儿子继续求学。然而谭润区却不愿意让儿子去改革后的新式学校,希望他能走“正统”道路光耀门楣,就在左托右找后,把谭政送到了陈赓家附近的一处乡间旧式私塾学校念书。由于陈谭两家的世交情分,陈绍纯便收留谭政寄宿在自己家里,并提供了饮食、日用品等方便。在私塾读书的3年间,谭政常与陈赓的四妹陈秋葵一起玩耍,建立了青梅竹马的亲密感情。后来在陈赓的热情影响下,加上陈绍纯的极力相劝,谭政说服了父亲,终于也考入了东山学堂读书。陈赓不甘寂寞,早早就弃笔从戎投进了湘军,后来又参加共产党,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谭政则遵从父愿,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

1924年,在陈谭两家的支持下,18岁的谭政与15岁的陈秋葵完了婚,谭政也成为了陈赓的妹夫。1927年春,在已任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的陈赓介绍下,谭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投笔从戎,离家从军。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一走竟然成为了谭政与陈秋葵的永别。谭政离家半年之后,陈秋葵由于操劳过度及思念丈夫,一病不起,非常可惜的早逝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还用双手把丈夫寄来的信紧紧捂在胸口上。谭政后来回到家乡,听家人诉说了妻子临终前的情景,不由悲痛万分,泪如雨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政都没有从妻子早逝的怀念中摆脱出来,未及再去考虑个人问题。直到10年后的1937年5月,在老战友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的积极撮合下,已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谭政才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1岁的四川姑娘王长德结婚,拥有了相守30多年的第二段婚姻。

谭政离开家乡后,被陈赓派人接到了汉口,在陈赓所部特务营担任了2连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在入伍报名时,谭政不想再要谭世铭这个含有封建光宗耀祖色彩的名字,经与陈赓商量后,将名字改为谭政,取自于当时流行的革命政治思潮之意。自此,大将谭政出世。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共分裂已成定局,陈赓跟随周恩来去九江、南昌组织武装起义,谭政则转到了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任9连文书。根据党的指示,警卫团原定是借参加“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下,到黄石附近改行陆路赴南昌与起义大军会合。当走到南昌西南的奉新县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张发奎正派部队占领南昌并封锁了南下道路,已经无法和起义军会合。后卢德铭等人去武汉找党组织汇报,由警卫团中校团附兼1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率领部队假意归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部收编以等待时机。根据上级指示,卢德铭、余洒度等人及警卫团所部于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失败,起义军在转移途中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新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脱队转往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危机关头,34岁的毛泽东带领剩下的千余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拉开了依托农村地区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大幕。21岁的谭政,就走在这支千人的革命队伍中,从此跟定了毛泽东。
在1955年授衔的解放军十大将中,排在第五位的谭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说其特殊,主要是因为谭政虽然是从建军时期的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步,军旅资格很老,但却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几乎没有独挡一面建立战功的表现,也没有独立主持过一个战略区的军政经历,迥然有异于其他九位大将。谭政能够获得大将军衔,主要是凭借他在人民军队成长过程中对于政治建设领域上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印证了中共中央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谭政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的代表晋身大将之列的,是名副其实的“政工大将”。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谭世铭,生于1906年6月14日。很巧的是,陈赓大将也是湖南湘乡人,比谭政大3岁。陈谭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世代相交,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和谭政的父亲谭润区也是好友,关系甚密。谭政6岁时被父亲送入学馆读书,陈赓在他之前进入学馆,二人就此成为了发小。后来陈赓考入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17岁时也曾在此求学),开明的陈绍纯也支持儿子继续求学。然而谭润区却不愿意让儿子去改革后的新式学校,希望他能走“正统”道路光耀门楣,就在左托右找后,把谭政送到了陈赓家附近的一处乡间旧式私塾学校念书。由于陈谭两家的世交情分,陈绍纯便收留谭政寄宿在自己家里,并提供了饮食、日用品等方便。在私塾读书的3年间,谭政常与陈赓的四妹陈秋葵一起玩耍,建立了青梅竹马的亲密感情。后来在陈赓的热情影响下,加上陈绍纯的极力相劝,谭政说服了父亲,终于也考入了东山学堂读书。陈赓不甘寂寞,早早就弃笔从戎投进了湘军,后来又参加共产党,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谭政则遵从父愿,毕业后当上了小学教师。

1924年,在陈谭两家的支持下,18岁的谭政与15岁的陈秋葵完了婚,谭政也成为了陈赓的妹夫。1927年春,在已任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的陈赓介绍下,谭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投笔从戎,离家从军。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一走竟然成为了谭政与陈秋葵的永别。谭政离家半年之后,陈秋葵由于操劳过度及思念丈夫,一病不起,非常可惜的早逝了。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还用双手把丈夫寄来的信紧紧捂在胸口上。谭政后来回到家乡,听家人诉说了妻子临终前的情景,不由悲痛万分,泪如雨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谭政都没有从妻子早逝的怀念中摆脱出来,未及再去考虑个人问题。直到10年后的1937年5月,在老战友罗荣桓和林月琴夫妇的积极撮合下,已任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谭政才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21岁的四川姑娘王长德结婚,拥有了相守30多年的第二段婚姻。

谭政离开家乡后,被陈赓派人接到了汉口,在陈赓所部特务营担任了2连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书记。在入伍报名时,谭政不想再要谭世铭这个含有封建光宗耀祖色彩的名字,经与陈赓商量后,将名字改为谭政,取自于当时流行的革命政治思潮之意。自此,大将谭政出世。

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共分裂已成定局,陈赓跟随周恩来去九江、南昌组织武装起义,谭政则转到了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任9连文书。根据党的指示,警卫团原定是借参加“东征讨蒋”之机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下,到黄石附近改行陆路赴南昌与起义大军会合。当走到南昌西南的奉新县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张发奎正派部队占领南昌并封锁了南下道路,已经无法和起义军会合。后卢德铭等人去武汉找党组织汇报,由警卫团中校团附兼1营营长余洒度代理团长职务,率领部队假意归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部收编以等待时机。根据上级指示,卢德铭、余洒度等人及警卫团所部于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失败,起义军在转移途中损失很大,总指挥卢德铭牺牲,新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余洒度脱队转往湖南省委报告工作。危机关头,34岁的毛泽东带领剩下的千余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拉开了依托农村地区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大幕。21岁的谭政,就走在这支千人的革命队伍中,从此跟定了毛泽东。
三湾改编后,谭政被编入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任团部书记。当年10月,谭政在井冈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谭政是最早一批追随毛泽东的高级将领之一,其他还有罗荣桓、张宗逊、陈士榘、黄永胜、宋任穷、陈伯钧、钟期光、杨立三、何长工等人。实际上参加秋收起义的后来的红军名将还有不少,如张子清、伍中豪、朱云卿、宛希先、余贲民、何挺颖、曾士峨、陈毅安等人,可惜都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谭政,幸运地看到了革命胜利。
据参加了秋收起义的开国中将赖毅在59年后回忆,长征到了陕北后,某中央领导(公开出版时隐去了名字)曾问谭政:“给你十发子弹,能否命中十人?”谭政摇头。又问:“五人呢?”谭政亦摇头。再问:“三人呢?”仍摇头。谭政见这位领导有不悦之色,急忙补充说:“可能吧。”该领导望着谭政,摇头叹气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谭政从此暗记之。

不知道赖毅将军回忆中的那位“某中央领导”是何人,不过这段回忆很有象征意义:谭政喜文不喜武,后来果然用笔把自己写成了大将军。
谭政的字写得很漂亮,办事认真负责,在起草文件和宣传岗位上颇为得力。工农革命军第1团1营党代表宛希先很欣赏他,就把谭政推荐给了毛泽东。1928年2月,谭政被调到工农革命军前委任秘书,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时毛泽东见到谭政后,没说几句话便问道:“你的岳父陈绍纯老先生还好吗?”这一下把谭政给问愣了。原来,一年前毛泽东回湖南搞农民运动情况考察,其间去了湘乡,见到了陈绍纯。二人有过一番交谈,陈绍纯就谈到了儿子陈赓和女婿谭世铭的情况。对这件事毛泽东一直记着。这次前委选秘书,宛希先推荐了谭政,毛泽东在查看谭政的入党志愿书时知道了他就是谭世铭。有此机缘,毛泽东与谭政相谈甚欢,之后谭政就在井冈山砻市与毛泽东同住在一个大屋里,在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下担负秘书工作。后来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的名篇《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谭政用工整的字体誊抄清楚,复写两套的。毛泽东当时点头称好,还指示说:“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在毛泽东这位巨匠的指导下,谭政进步很快,政治思想水平有了长足提高。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共同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部队改编后,谭政被调到朱云卿为团长的31团任团党委秘书。
1929年初,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红4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经过艰苦转战,红4军后与李文林等领导的赣西南红军会合,逐步开创了赣南、闽西苏区。在此期间,谭政先后担任了红4军第3纵队队委秘书、红4军军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等职。1929年11月,根据刚刚被朱德、陈毅请回来复任红4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授意,时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的谭政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把指战员们反映和揭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对于谭政这种认真细致、勤于动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非常赞赏。而谭政努力工作的成果,则在一个月后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充分展现了出来。

根据谭政的汇报,毛泽东认为红4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只作一般性的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官兵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因此,毛泽东决心在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将上述问题作一揽子解决。在召开党代表大会前,受毛泽东之托,谭政与时任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的罗荣桓负责为起草会议决议草案准备材料。二人白天调查研究,晚上秉烛疾书,并与毛泽东等人集思广益,逐条讨论,连续奋战半个月,终于由毛泽东执笔完成了会议决议草案。1929年12月29日,谭政出席了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并担任了会议记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中共建军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历史证明,该决议为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指明了根本方向,在人民军队的建设上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指导作用。谭政和罗荣桓在古田会议决议诞生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仅此一功就足以奠定了二人在军队政治工作者中的历史地位。

此后,谭政经历了江西苏区的历次出击作战、反“围剿”作战和万里长征,又历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党代表(后改称政委)、新12军政治部主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红1师政治部主任、红1师政委,红军陕甘支队第1纵队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重新恢复的红1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部队频繁的转战期间,谭政坚持每月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如《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新田夜间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详细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谭政并不是一个只会耍弄刀笔的军人,也曾作为部队的政治主官参加过二打长沙、漳州、南雄、水口、新田、反“围剿”等战役战斗。当然,军事指挥并不是谭政所长,战功和表现主要归于了当时的军事主官,谭政则隐在了沙场厮杀的幕后。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1935年底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报告,谭政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成果。尔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奋笔疾书,写成了上万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并于1936年3月26日上呈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这份意见书中,谭政系统阐述了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谭政此文很是赞赏,加上了按语:“……谭政的这篇文章,以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尔后转发给了部队,要求参照执行。

1936年6月,谭政进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年底毕业后,谭政担任了红军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7年6月,谭政又升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同时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都主任。这样,谭政再次成为了毛泽东指导军队政治工作的得力助手。

有一段时间中,毛泽东常把谭政召到自己住的窑洞,围着火炉长谈不休,在指点风云中讨论确定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如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和反对部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等。二人又像当初在井冈山和江西苏区时那样开诚布公,亲密合作,互相触发着灵感的火花。毛泽东后来在文革时期被尊称为“伟大的导师”,党内所有杰出人物都以成为毛泽东的“学生”为荣,尽管其中有很多根本读不懂《毛选》的人。回头远瞻历史,如果说谭政是毛泽东的学生,那应该不会离事实很远。在中共高级将领中,像谭政这样与毛泽东在工作中结下如此缘分的,并不多见。

1938年7月,在苏联疗伤的王稼祥回国,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职,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由于王稼祥在长征前夕负的伤虽几经治疗但一直不太稳定,需要经常休养,因此在军委总政治部这边的工作兼顾的就比较少,总政治部的具体工作如文件的起草、电文的拟定、指示的下发等,均由谭政具体负责。在这段时期中,谭政辅助王稼祥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出了大量指导部队政治工作的文电,同时自己勤奋著文,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等文章,对军队政治工作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影响很大。1942年冬,谭政又担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应该说,这是谭政一生中工作心情最舒畅、工作能力最发挥的时期。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谭政根据毛泽东的授意起草,并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修改和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的。其中毛泽东在报告中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加写内容达3000余字,可以说也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报告一出后反响非常热烈,甚至被誉为是“新《古田会议决议》”、“建军里程碑”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向全党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干部和全军连级以上干部都应认真研读这个文件,并将其作为了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到了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还曾几次将谭政的报告作为军队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发部队进行学习。

谭政在西北局作的这个报告令他爆得了大名,成为了军队高级政工干部中锋头正劲的人物。然而当时移势易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到了1960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时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林彪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发难,一时间群起响应,四面围攻,谭政就此落马。在被众人责问的事情中,就有关于当年的那份报告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为何用你的名字发表?你是何居心?!”按照通行的党务规则,报告是由谁作的、谁署名发表的,著作权就是谁的。对于无理的指责谭政当然不能认账,但无论怎么辩解都只是加重了他的罪名,以致蒙冤多年。甚至到了80年代,谭政已经获得平反,且一直养病,这件事情却还没有完。有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谭政家里看望他,并对谭政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作你的著作吧!”旧事重提,无理至此,谭政怒从心起,但碍于情面没有发作。几天之后,谭政看到了关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其中就有他作的那篇《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然而,在报告的署名处写的却是“留守兵团政治部”。当时谭政真是哭笑不得:“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谭政被选为了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当时的军队高级将领中是个不小的荣誉。想想当初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不也才是个中央候补委员嘛。当然,这都有历史的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集中到了东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华北、华东和华中抽调了10万主力部队与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开辟建立东北根据地。谭政也奉命去了东北,在中共东北局领导下,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老战友、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东北是新区,百废待兴,在开辟根据地的初期非常艰难。谭政积极协助罗荣桓开展工作,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整顿纪律,提高觉悟,推广新式整军运动,整训二线兵团,稳步推进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终于使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面貌一新,战斗情绪空前高涨,从根本上转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东北解放区也得到了极大巩固,军民越战越强,在整体力量对比上逐渐压倒了东北的国民党势力,成为了有力推动解放战争进程的坚强战略集团。

由于谭政的资格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发给中央军委的文电上开始署名都是“林(彪)罗(荣桓)谭(政)刘(亚楼)”。然而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年轻气盛,脾气火爆,自己就把文电署名给改成了“林罗刘谭”,后来又改为“林罗刘”,直接把“谭”扔了。有人不忿,问谭政说:“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谭政则笑笑,反问道:“你可知道将相和的故事吗?”由此可见,谭政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心胸很宽,并不计较一时的名利。到了1991年上映革命战争巨片《大决战——辽沈战役》时,片中饰演刘亚楼的海军政治部电视剧制作中心演员张卫国可谓是满场飞,把刘风风火火的性格演绎得颇为到位。然而饰演谭政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高惠彬却在片中只露了几个镜头,说了几句台词。谭大将的性格,都影响到日后其在银幕上的形象了。这就叫生前身后名。
1948年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成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谭政则同时担任了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林彪、罗荣桓、高岗等主抓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力推动以诉苦教育提高阶级觉悟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谭政治军严格,尤其重视群众纪律,对有违犯现象及人员批评处理起来不留情面。1948年初,东北野战军连经秋季、冬季攻势大捷,已发展到近百万大军,兵强马壮,气势旺盛。与此同时,部队得到很大扩充,新入伍人员大量增加,纪律性相应削弱,且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军阀作风问题等便滋长起来。谭政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问题严重,遂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将其端上了台面。面对主席台下面坐着的各纵队的一堆骄兵悍将,谭政毫不客气,直点其事:“四纵有三人打了老百姓,其中有一小孩;一纵七人打车夫;二纵、四纵缴车站执法战士的枪,乱打执法队的人;三纵对区政府人员发脾气;四纵在大道上作障碍挡汽车拉他们,强迫要老百姓的拉粪车拉人,吊打退伍军人(因偷了他们一件东西),与通化县委吵嘴,强迫老百姓做饭,不给做就要捆,吓得老太太跪下磕头;八纵伤兵大闹牡丹江戏园子……。”面对谭政的疾言厉色,台下听训的1纵万毅、2纵吴法宪、3纵罗舜初、4纵彭嘉庆、6纵赖传珠、7纵吴富善、8纵邱会作、9纵李中权、10纵周赤萍、11纵陈仁麒、12纵袁升平等纵队政治主官,个个脸红心虚,不敢吭声。

1948年8月,为准备南下北宁线作战,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谭政担任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在继续推动新式整军运动的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大力开展“杀敌立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士气,从而为辽沈战役的全胜打下了重要基础。

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放弃休整,提前入关参加平津战役。谭政及野战军政治部抓紧时间指导部队开展政治动员,针对较严重的东北本地士兵不愿离开家乡作战的现象,反复进行入关作战、解放华北、解放全中国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取得了较好效果。东野主力得以迅速入关,截断平绥路,包围北平、天津、塘沽,切断了傅作义部队西出南逃东撤之路,平津战役大局已定。

平津战役胜利之际,谭政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并负责部队进入北平工作,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约法八章》等守则,指导和检查部队模范执行攻占及接管北平、天津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北平解放后,谭政主抓了对傅作义所部几十万起义部队的改编事务,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谭政等主持领导的城市接管工作及部队纪律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予以了高度评价。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被任命为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4月,四野主力开始向华中华南进军。由于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谭政就挑起了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重担,协助四野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等人执行进军任务。他一如既往地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各部队开展了以团结互助、爱兵尊干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团结好、纪律好的要求,有力保障了四野部队解放华中、华南战略任务的完成。

华南底定后,1949年12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长,参与指挥部队剿灭国民党军残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实施民主改革等工作。针对和平环境的到来,部队中出现了骄傲自满、斗志涣散等现象,谭政着重抓了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顿,要求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坚强堡垒作用,克服各种软弱涣散情绪,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4年2月,谭政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就如罗荣桓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代表而被授予元帅军衔一样,谭政也是作为军队政治工作者代表而晋身大将之列的。后世有不少人一提起元帅、大将、上将等的肩章领花来就要比建立了多少多少战功,只推崇实战将领,而对那些负责政治、后勤的将领则不屑一顾,这实属偏颇。古人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警训,没饭吃就打不了仗,没有后勤供应军队就谈不上战斗力,谁敢小看后勤人员?战功的创建没有后勤人员的巨大贡献吗?这且不说,关键的一点,中共军队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其根本之处就在于政治建军,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来保证实现其所追求的军事目标,这才创造了奋斗22年夺取天下的丰功伟绩。无视这一点来议论谁的军衔高低,无异于舍本逐末。谭政是中共建军过程中从事政治工作资历最深、时间最长的领导者之一,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前文已说过很多了。他能获得大将军衔,是实至名归。

据说,授衔之后,陈赓大将乐呵呵地对谭政说:谭政,你不打仗也能当大将,你这支笔真是胜过枪啊!谭政则对妻兄充满感激:要不是你把我“煽”去东山学堂再“煽”去参加革命,我哪有今天呐!

195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谭政被任命为副书记。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谭政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月,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因操劳过度而连连发病,便写信给中央军委,要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在信中,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军委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当年11月,谭政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12月,又被正式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合并,谭政的工作担子更重了。

到总政履职后,谭政兢兢业业地主持全军政治工作,并提出了《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新的想法,为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谭政认为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有文化的军队,因此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并在全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文化活动。据老将军们回忆,谭政下部队视察时言必称“学文化”,并提出招收地方大中学生担任部队文化教员,干部要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等。谭政的这一主张毫无疑问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但在那个“左”的思想日益严重的年代,却并不受一些人的待见。
1959年7、8月间发生了名留史册的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直臣遭到错误批判,翻身落马。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进程被逆转,军队建设受到了重大挫折。谭政是被紧急召上庐山参加批判彭黄的,还被委任为分组会议6个小组会的副组长之一。然而谭政这时却暴露出了十足的书生气,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一些批评的话,然后表示:“彭在军队的地位是统帅地位,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在处理他的问题时应足够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就气氛异常,与全场的猛烈批判论调很不和谐。因此,后来6个小组会合并为3个,谭政被分到军队干部较多的一组,副组长职务也被免掉。在接下来对彭黄的批判中,该组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等人均火力猛烈,上纲上线。谭政还是没有跟上,仍然只说一些应景的话,批判起来软弱无力。同时,谭政却一再表示:“批评人错误,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把工作当中的错误,思想作风的问题都说成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不对的。”“管他别人怎么说,反正不能把工作中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对哪个人的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什么伪君子?不负责任地说这种话的人,才是伪君子。”

谭政的胆子太大了! “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这几顶帽子是谁扣的?那是林彪奉召紧急上山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扣给彭德怀的,再加上一个“冯玉祥”。谭政竟然掉过炮来把帽子扔给了他自己的老领导,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些都是林彪说的?在庐山那种政治气氛下,话能随便乱说吗?难怪连毛泽东都嫌谭政太书生气,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谭政呀,谭政,不能老是书生气,也要‘谈政’嘛。”历史证明,毛泽东所指的“谈政”,与谭政认为的“谈政”,还真谈的不是一个“政”。

下了庐山后,于8月18日至9月1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由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主持,罗瑞卿、萧华、谭政担任会议秘书长。会上彭德怀、黄克诚继续遭到了拳头棍棒齐下的严厉批判,连带着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将领也获罪加身,被抛进了“军事俱乐部”中。应该说,授命谭政与批判彭德怀等人非常积极的罗瑞卿、萧华共同担任会议秘书长,除了谭政身兼总政主任的重要性外,不能说上边没有对他的观察和考验在内。在庐山上,谭政批彭德怀不给力,可能有事发过于突然之嫌,现在则又是一个机会。彭黄邓洪等人倒了后,军队面临着一次大洗牌,以能否忠于毛泽东、林彪来划线,明显又要有一批军中将领获得重要升迁。此时,如何表态是个大问题。那么谭政是如何表态的呢?他向主持会议的林彪提出,应该尽快结束军委扩大会议。这下好,人家是要猛批猛揭,肃清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在军队中30余年的“流毒”,唯恐参加的人数少、会议时间短而揭批得不透。谭政却唱反调,要早些结束会议!对于谭政的态度,主持会议的林彪和在幕后严密关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毛泽东已是心知肚明,一切都只是时间问题。

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谭政后来于文革落难中在监狱里写了《我的交代》,涉及此事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于反彭黄的斗争不坚决,同彭德怀的感情没有完全决裂。自己没有勇气揭露彭德怀,又没有决心把这个斗争在部队中彻底贯彻下去,加之我自己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和彭德怀有些相类似的错误,怕牵连自己,所以更缺乏勇气来对待这个斗争。”

站队比较清楚了。谭政与彭德怀划不清界限,“没有完全决裂”,那就等于是与老上级林彪和自己人生事业上的导师毛泽东划清了界限。尽管谭政本人还无知无觉,别的人可是已经对他另眼相看了。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中央军委,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军委。中央军委主席仍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主席,军委委员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苏振华等。同时设立了军委常委,由毛泽东、邓小平、九位元帅和罗瑞卿、谭政两位大将担任。罗瑞卿取代黄克诚担任军委秘书长,苏振华、肖向荣担任副秘书长。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同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通知,决定在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

至此,谭政身兼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主任,又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其在政治上和军队中均已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峰。接下来,就是急转直下的深渊了。
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开始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提出了突出政治、“三八作风”、“五好战士”,毛泽东思想是“站在现代的思想顶峰”,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一本万利”,要“走捷径”、“背警句”等。谭政则对于上述林彪的发明创造持保留态度,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所谓“三八作风”,是指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共三句话加八个字,林彪将其捏在一起名曰“三八作风”。谭政认为“三八”这个词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斟酌斟酌。而当中共中央认可了林彪提出的“三八作风”时,谭政就只好收回意见,奉命指示部队组织学习。在组织编写关于“三八作风”的宣传提纲时,有人提出毛泽东说的三句话中的“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似乎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谭政没有向林彪通气便下令将宣传提纲暂停下发,并打报告向毛泽东请示正确原文。在此期间,某军区向总政请示是否将“三八作风”的内容写成大标语,因为要等毛泽东的批复,总政机关人员便让请他们等一等。结果一来二去,谭政提出商榷性意见成了“反对三八作风”,等毛泽东的批复成了“反对宣传三八作风”,先不要贴大标语成了“公开反对宣传三八作风”等。尽管上述问题不过是属于技术性的,然而林彪正看谭政不顺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1960年3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谭政没有贯彻林彪提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要“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而是要求全军各级单位要系统地加强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不能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由于谭政对“三八作风”并不赞同,因而没有布置下面对其进行研究贯彻,报纸的宣传也要避开“三八”两字,只用光荣传统和优良传统等提法,并通知《解放军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注意掌握。5月30日,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和理论教育的指示》,规定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等几门理论课程为学校和部队干部的必修课程,要求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学。等于是对林彪的发明创造没有理睬。

谭政触怒林彪的不只是上述这些事。原东野10纵政委、开国中将周赤萍写了一篇名为《东北战场上的林彪同志》的文章,回顾了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功绩,其中使用“天才”、“统帅”、“跟着林总走”等词语颂扬了林彪。谭政认为这些提法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用在林彪身上不妥,因而不同意将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转载刊登。还有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一位老太太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好,谭政根据经验判断便脱口而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林彪何等人也,对于谭政的一再违逆之举如何不怒!1960年5月的一天,林彪把谭政叫来,当面严厉质问:“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的关系?”谭政不明其意,回答当然无法令林彪满意。林彪这话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为党委,谭政领导的是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必须得服从党委领导。谭政在关于“三八作风”等问题上无视林彪的指示,就是不服从党委(林彪)的领导,等于破坏了党委领导制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为了给谭政一点颜色看看,趁谭政外出调查研究之机,林彪直接插手总政治部,授意总政副主任萧华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了一份《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的话说得很厉害:“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德怀)、黄(克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将业务上的分歧提高到了“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高度,说明林彪已经将谭政视为了下一步要清洗的对象,双方矛盾已经无法调和。更何况,不久后林彪就把话说得很直白了:“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矛头直指谭政。

此后,林彪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总政和谭政,说总政的“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偏差”,说谭政不是“闻风而动”,而是“雷打也不动”。针对谭政致力于推行部队中普及中高等教育的事情,林彪指责说:“文化学习应有用的就学,没用的就不学,部队干部的文化能写写信、算算四则题就足够了。”最后,林彪放出风来,要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的“问题”。他向中央提出,要在1960年9月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提议。

然而,此时谭政仍是书生气十足。有人提醒他,3、4四月间刚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9月又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政治工作问题,有何必要?恐怕不正常。谭政则不以为然地说:“林总在(1960年1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时对我讲,(军队)政治工作还好,他很放心。我想,作为军事家、政治家,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这话不能随便说吧。”
后知后觉,谭政真是后知后觉!

1960年9月14日,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谭政向大会作了《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与会者认为这个报告是符合部队实际的。然而林彪却突然发难,点名指责谭政,称其所作的报告没有围绕和突出林彪提出的“四个关系”(即“武器和人的关系”、“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与“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是非常错误的。这实在是令谭政哭笑不得。林彪是在会前的9月12日召开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才提出“四个关系”和“四个第一”的,其时谭政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你让他如何往上去“围绕”和“突出”?谭政万万也没有想到,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竟然用这种小儿科的手段来对付自己!

还没等谭政明白过来,会议方向已经转向了对谭政及总政治部的批判。在林彪坐镇下,一时间又是拳脚棍棒齐下,什么总政的工作偏离了方向,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打思想仗,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军委的许多指示没有坚决执行或完全没有执行,不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等;什么谭政反对“三八作风”,要求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和毛泽东著作是反对“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是“糊涂观念”、“教条主义”;什么谭政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是“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什么“要算清他(谭政)的历史总账”,谭政同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平共处”、“态度暧昧”,要谭政对政治工作方向发生的“严重偏差”“负政治责任”;什么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子”,“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受了谭政的影响”等。甚至连谭政当年在延安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也被诬指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剽窃行为”。

谭政遭到了群攻围剿,上纲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终于,谭政被说成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这下谭政就被打进了“反党集团”中。那就不能只是他一个人了,除了已被点名的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等人外,又把《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卷了进去。犹嫌这些人分量不够,总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傅钟、甘泗琪也被捎带拉出来批判。

军委扩大会议连续揭发批判了30多天,谭政被批得七荤八素,精神高度紧张。他开始还进行了申辩,认为自己只是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不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自己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确实有缺点错误,但主要是属于贯彻执行中的问题,重大问题和决策都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不能说是“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然而,他越辩解就越遭到围攻批判,实在是有口难辩。谭政最后支持不住,不得不违心地作出检讨,以求自保过关。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10月20日,在林彪得意洋洋的总结讲话中,大会终于结束。


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对总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将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下来,对总政治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经过又一番的暴风骤雨后,谭政同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等人被打成了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批判谭政颇为卖力的萧华等人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作出了《整风工作报告》,称“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许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发展到“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等。

总政将这个报告上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谭政的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其他被打入“反党宗派集团”者和受牵连的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谭政虽然检讨了自己主持总政期间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总政报告中强加给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结论一直拒绝承认。在总政治部“整风”期间,谭政的秘书曾劝他找林彪谈一谈,以便消除误会。然而谭政已经明白了林彪的用心,觉得谈也无益,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对于批判和拿掉谭政这一级别的军中重镇人物,林彪只有意愿不算,必须要毛泽东点头同意才行。而恰恰毛泽东对于谭政自庐山会议以来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其不够得力。自“大跃进”运动搞糟了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的威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损。此时,他只有更加牢固地掌握军队这支国家武装力量,才能稳定局势,不致出大乱子,同时根据形势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拿掉彭德怀后,由自己的亲信林彪来管理军队,毛泽东是放心的。至于林彪大力推行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毛也是欣然受之的。支持林彪,已经成为了现时重要的政治筹码。而谭政与林彪发生了分歧,为林彪所不容,加上毛对谭政的表现也不甚满意,那么这个政治选择题的答案是明确的。连彭德怀、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这样的大人物也都因为时势所迫而先后落马,级别更低的谭政又算什么呢?至于从江西到延安时期的那段师生与战友情谊,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巨匠来说,实在不值一哂。于是,谭政的命运就决定了。

撤掉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后,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萧华找来,商量总政主任的继任人选问题。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让罗荣桓复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还在养病的罗荣桓重新出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林彪对这个任命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新华社和报纸上公布。罗荣桓后来曾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谭政突然遭到打击,罗荣桓很不理解,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他(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中央已经决定了,罗荣桓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安慰老战友,劝谭政顾全大局,振作起来继续工作。根据总政的安排,谭政被降职后分管总参、总后、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然而刚刚遭到了几个月的批判,谭政已被整得灰头土脸,没办法立即开展工作。根据罗荣桓的建议,谭政先后下到成都、武汉的军工后勤工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就在谭政下基层期间,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逝世,终年只有58岁。3月17日,陈赓大将的骨灰被专机从上海送回北京。中共中央隆重成立了陈赓大将的治丧委员会,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灵堂,以便生前友好前往吊唁。3月25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了陈赓大将的公祭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主祭,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郭沫若、刘伯承、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徐向前、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等人陪祭。首都各界2500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洒泪挥别了敬爱的陈赓同志。

对于这位妻兄、挚友兼革命引路人的早逝,谭政悲痛万分。如果不是去年9月突然遭到的莫须有的打击批判,以谭政和陈赓的亲密关系,必然会被列入陈赓治丧委员会之中,也能够送大哥(谭政从小对陈赓的称呼)最后一程。如今身不由己,谭政只能南天北望,挥泪遥祭大哥。

谭政虽然认真搞了调查研究,罗荣桓也很照顾他,但军界高层仍少有人搭理他,处境甚是尴尬。到了196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和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一同被撤销。不久,人大常委会会议又免去了谭政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此后,副主任萧华主持了总政工作,并于1964年9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虽然又增加了分管公安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但开展起来举步维艰,并因为主张在民兵工作中“三依靠”的观点而再次遭到了林彪的严厉指责。

1965年11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刚从下面蹲点回来不久的谭政,宣布中央任命他为福建省副省长,要求其全家在年底之前搬离北京。对于中央的这个要求,谭政很不理解。实际上,在此之前,彭德怀、黄克诚已经分别被中央遣去了四川和山西任职。对于谭政这位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被下放到福建不是太正常了吗!谭政更加不知道的是,把彭、黄、谭等人外放任职,正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是伟大领袖正在策划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得知谭政要被调离军队去福建任职,夫人王长德二话没说,立即开始收拾行李,并安排好儿女,陪着谭政就到了福州。说起来王长德也是老革命,曾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人事处副处长、中央直属监委监察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等职,1960年还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在谭政家里,出了一位四颗金星的大将,又出了一位四颗银星的大校,一直都被传为军界的美谈。在多年里,不论顺境逆境,王长德一直都陪在谭政身边,悉心照顾丈夫的生活,与其风雨共度。

谭政到福建履职后,说是当副省长,但省政府却有一堆副省长,他被排在了副省长第五位,根本没有实权,还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监督。谭政明白,到哪里,自己都是戴罪之身,只好随遇而安。

半年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谭政的噩运也来了。1966年隆冬的一个深夜,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谭政住处,将他从床上拖下来,用绳子捆起来就走。夫人王长德虽奋力制止,但无济于事,只能一个人抱头痛哭……

谭政被揪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管,轮番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多次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遭到按头弯腰、拳打脚踢的虐待,人格受到了严重侮辱。在被北京卫戍区看管期间,谭政先后被关押在五棵松、罗道庄、什坊院等地,与监禁彭德怀、黄克诚的房间相邻。谭政不愧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一直紧跟着这两位“军事俱乐部”的头头。

在被长期监禁期间,谭政屡遭毒打,受到非人折磨,不仅身体垮掉了,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刺激,以致一度神智不清,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后来,谭政又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前后经历了8年囹圄生活。

一直到了1975年春节前后,已经病得很重的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井冈山时的老秘书,问了一句:“那个谭政哪里去了?”于是,下面人赶紧报上来了谭政的情况。此时林彪已折戟沉沙4年,很多老干部都被解放出来了,政治气氛略微宽松了一些。已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乘机进言,经过毛泽东批准,谭政终于获得了解放。出狱时,当年神采奕奕的政工大将已被折磨成了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头,目光呆滞,口齿不清,连熟人都认不得了。谭政以前的秘书去看望他时,谭政端详半天总算认出了人,激动得潸然泪下:“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谭政后来回忆,“文革”中,他把所有的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真是九死一生。

在被关押期间,谭政的女儿曾来看他,告诉谭政说妈妈王长德也遭到了造反派的游街批斗,后被赶出了福州,勒令她搬到福州军区的后方江西吉安和赣州闲居。由于屡遭身心摧残,王长德的身体也垮了,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谭政听说后难过不已,只能嘱咐女儿一定要替自己好好照顾妈妈。由于这个原因,谭政出狱后,急切地想见到久别的妻子。然而来接谭政的大儿子谭泽代当场就失声痛哭:妈妈已经去世4年了!原来,1971年10月13日,赣州军分区组织传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当王长德听到林彪一伙已经机毁人亡的消息时,激动不已,当场就纵声大笑。在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到她身上时,王长德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不及救治与世长辞,年仅55岁。谭政一听妻子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不禁呆住了,愣在那里许久许久……后来,谭政和战友谈及此事时说:“王长德她高兴地笑死了。我听了以后,也高兴地笑了。我想彭总和黄老会与我同样的心情。林彪死了,还是我们活下来的人‘笑到最后’。”

谭政出狱后,暂时住在了中组部招待所里。由于文革仍在继续,没法落实政策,很长时间都没人过问他的生活。当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前来看望他时,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一会又放声大笑。多年压抑愤懑委屈的情绪如今释放,谭政是百感交集,无法自抑。后来他以前的秘书来看望老首长,谭政说自己还想有点事情做。秘书就建议他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写信,汇报一下情况。于是,谭政就给叶剑英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后,把它转给了已经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当场在信上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到军委当顾问。”然后把这封信呈报给了毛泽东。已经病势沉重的毛泽东在信上用铅笔作了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75年8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又穿上了久别的65式军装。由于谭政久历牢狱折磨,身体很差,已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军委顾问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属于恢复名誉的性质。但是,那个“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仍扣在他身上,令谭政每当思之就痛苦不堪。

文革结束后,谭政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1978年3月,谭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不过,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谭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长期病休。在此期间,谭政带病撰写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等文稿,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为该案中遭受错误批判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决定明确指出:“这是林彪制造的一起冤案”,并对谭政主持总政治部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谭政的申诉努力下,1979年11月19日,总政直属党委决定为王长德平反,恢复名誉,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当日,病弱的谭政亲临现场,抚摸着妻子的骨灰盒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谭政一直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把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都写进去,好给历史留个见证。但是由于多年牢狱的非人折磨,谭政的身体很糟,以致迟迟未能动笔。直到自己和妻子王长德先后获得了平反,谭政感到心情舒畅,觉得又有了力量,终于准备动笔写回忆录了。然而,就在谭政决定写回忆录后不久,1980年4 月,他突发脑血栓被送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血栓无法去除,谭政的右半身失去了活动能力,语言功能也逐渐丧失,只能住院长期治疗。无法动笔的回忆录,成为了谭政一生的遗憾。

此后的8年是谭政最后的岁月,他长期卧病,无法与人交流,看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蒸蒸日上,自己却做不了任何工作,那种遗憾与痛苦是溢于言表的。后来,谭政神志不清的日子越来越多。每当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叫着王长德的名字,可见对妻子是何等的思念!

1986年6月14日,谭政在医院度过了80岁生日。85岁的徐向前元帅发来了生日贺信:“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谭政听人朗读后,不禁热泪盈眶。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谭政在病床上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弥留之际,谭政的嘴角流露出了一丝笑意。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他马上就可以见到妻子王长德了吧……

在向谭政的遗体告别时,开国上将王平敬献上了一副挽联: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

谭政大将不朽。


军委扩大会议后,根据林彪的意见,中央军委对总政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销了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将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接下来,对总政治部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整风”,继续揭发批判谭政等人。经过又一番的暴风骤雨后,谭政同刘其人、姜思毅、白文华、欧阳文等人被打成了所谓的“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批判谭政颇为卖力的萧华等人主持总政治部党委作出了《整风工作报告》,称“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许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发展到“结成反党宗派集团,把持总政领导”,“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等。

总政将这个报告上报后,得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准。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谭政的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其他被打入“反党宗派集团”者和受牵连的人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谭政虽然检讨了自己主持总政期间所犯的错误,但对于总政报告中强加给他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结论一直拒绝承认。在总政治部“整风”期间,谭政的秘书曾劝他找林彪谈一谈,以便消除误会。然而谭政已经明白了林彪的用心,觉得谈也无益,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对于批判和拿掉谭政这一级别的军中重镇人物,林彪只有意愿不算,必须要毛泽东点头同意才行。而恰恰毛泽东对于谭政自庐山会议以来的表现很不满意,认为其不够得力。自“大跃进”运动搞糟了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的威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损。此时,他只有更加牢固地掌握军队这支国家武装力量,才能稳定局势,不致出大乱子,同时根据形势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拿掉彭德怀后,由自己的亲信林彪来管理军队,毛泽东是放心的。至于林彪大力推行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当时那个政治形势下,毛也是欣然受之的。支持林彪,已经成为了现时重要的政治筹码。而谭政与林彪发生了分歧,为林彪所不容,加上毛对谭政的表现也不甚满意,那么这个政治选择题的答案是明确的。连彭德怀、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这样的大人物也都因为时势所迫而先后落马,级别更低的谭政又算什么呢?至于从江西到延安时期的那段师生与战友情谊,对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巨匠来说,实在不值一哂。于是,谭政的命运就决定了。

撤掉谭政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后,毛泽东将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副主任萧华找来,商量总政主任的继任人选问题。罗瑞卿和萧华都建议让罗荣桓复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于是,还在养病的罗荣桓重新出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林彪对这个任命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新华社和报纸上公布。罗荣桓后来曾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谭政突然遭到打击,罗荣桓很不理解,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他(谭政)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然而中央已经决定了,罗荣桓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安慰老战友,劝谭政顾全大局,振作起来继续工作。根据总政的安排,谭政被降职后分管总参、总后、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然而刚刚遭到了几个月的批判,谭政已被整得灰头土脸,没办法立即开展工作。根据罗荣桓的建议,谭政先后下到成都、武汉的军工后勤工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就在谭政下基层期间,1961年3月16日,陈赓大将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逝世,终年只有58岁。3月17日,陈赓大将的骨灰被专机从上海送回北京。中共中央隆重成立了陈赓大将的治丧委员会,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灵堂,以便生前友好前往吊唁。3月25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了陈赓大将的公祭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主祭,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郭沫若、刘伯承、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徐向前、罗瑞卿、张治中、傅作义等人陪祭。首都各界2500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洒泪挥别了敬爱的陈赓同志。

对于这位妻兄、挚友兼革命引路人的早逝,谭政悲痛万分。如果不是去年9月突然遭到的莫须有的打击批判,以谭政和陈赓的亲密关系,必然会被列入陈赓治丧委员会之中,也能够送大哥(谭政从小对陈赓的称呼)最后一程。如今身不由己,谭政只能南天北望,挥泪遥祭大哥。

谭政虽然认真搞了调查研究,罗荣桓也很照顾他,但军界高层仍少有人搭理他,处境甚是尴尬。到了1962 年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和黄克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一同被撤销。不久,人大常委会会议又免去了谭政的国防部副部长一职。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久病医治无效逝世。此后,副主任萧华主持了总政工作,并于1964年9月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虽然又增加了分管公安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但开展起来举步维艰,并因为主张在民兵工作中“三依靠”的观点而再次遭到了林彪的严厉指责。

1965年11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刚从下面蹲点回来不久的谭政,宣布中央任命他为福建省副省长,要求其全家在年底之前搬离北京。对于中央的这个要求,谭政很不理解。实际上,在此之前,彭德怀、黄克诚已经分别被中央遣去了四川和山西任职。对于谭政这位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被下放到福建不是太正常了吗!谭政更加不知道的是,把彭、黄、谭等人外放任职,正是来自毛泽东的意思,是伟大领袖正在策划的文革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得知谭政要被调离军队去福建任职,夫人王长德二话没说,立即开始收拾行李,并安排好儿女,陪着谭政就到了福州。说起来王长德也是老革命,曾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人事处副处长、中央直属监委监察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等职,1960年还被授予了大校军衔。在谭政家里,出了一位四颗金星的大将,又出了一位四颗银星的大校,一直都被传为军界的美谈。在多年里,不论顺境逆境,王长德一直都陪在谭政身边,悉心照顾丈夫的生活,与其风雨共度。

谭政到福建履职后,说是当副省长,但省政府却有一堆副省长,他被排在了副省长第五位,根本没有实权,还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监督。谭政明白,到哪里,自己都是戴罪之身,只好随遇而安。

半年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谭政的噩运也来了。1966年隆冬的一个深夜,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谭政住处,将他从床上拖下来,用绳子捆起来就走。夫人王长德虽奋力制止,但无济于事,只能一个人抱头痛哭……

谭政被揪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管,轮番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多次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遭到按头弯腰、拳打脚踢的虐待,人格受到了严重侮辱。在被北京卫戍区看管期间,谭政先后被关押在五棵松、罗道庄、什坊院等地,与监禁彭德怀、黄克诚的房间相邻。谭政不愧是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一直紧跟着这两位“军事俱乐部”的头头。

在被长期监禁期间,谭政屡遭毒打,受到非人折磨,不仅身体垮掉了,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刺激,以致一度神智不清,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后来,谭政又被打成了“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监狱,前后经历了8年囹圄生活。

一直到了1975年春节前后,已经病得很重的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井冈山时的老秘书,问了一句:“那个谭政哪里去了?”于是,下面人赶紧报上来了谭政的情况。此时林彪已折戟沉沙4年,很多老干部都被解放出来了,政治气氛略微宽松了一些。已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乘机进言,经过毛泽东批准,谭政终于获得了解放。出狱时,当年神采奕奕的政工大将已被折磨成了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头,目光呆滞,口齿不清,连熟人都认不得了。谭政以前的秘书去看望他时,谭政端详半天总算认出了人,激动得潸然泪下:“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谭政后来回忆,“文革”中,他把所有的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真是九死一生。

在被关押期间,谭政的女儿曾来看他,告诉谭政说妈妈王长德也遭到了造反派的游街批斗,后被赶出了福州,勒令她搬到福州军区的后方江西吉安和赣州闲居。由于屡遭身心摧残,王长德的身体也垮了,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谭政听说后难过不已,只能嘱咐女儿一定要替自己好好照顾妈妈。由于这个原因,谭政出狱后,急切地想见到久别的妻子。然而来接谭政的大儿子谭泽代当场就失声痛哭:妈妈已经去世4年了!原来,1971年10月13日,赣州军分区组织传达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件。当王长德听到林彪一伙已经机毁人亡的消息时,激动不已,当场就纵声大笑。在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到她身上时,王长德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不及救治与世长辞,年仅55岁。谭政一听妻子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不禁呆住了,愣在那里许久许久……后来,谭政和战友谈及此事时说:“王长德她高兴地笑死了。我听了以后,也高兴地笑了。我想彭总和黄老会与我同样的心情。林彪死了,还是我们活下来的人‘笑到最后’。”

谭政出狱后,暂时住在了中组部招待所里。由于文革仍在继续,没法落实政策,很长时间都没人过问他的生活。当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前来看望他时,谭政一见面便失声痛哭,一会又放声大笑。多年压抑愤懑委屈的情绪如今释放,谭政是百感交集,无法自抑。后来他以前的秘书来看望老首长,谭政说自己还想有点事情做。秘书就建议他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叶剑英写信,汇报一下情况。于是,谭政就给叶剑英写了一封短信。叶剑英接到谭政的信后,把它转给了已经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当场在信上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到军委当顾问。”然后把这封信呈报给了毛泽东。已经病势沉重的毛泽东在信上用铅笔作了圈阅,表示同意。于是,1975年8月,谭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又穿上了久别的65式军装。由于谭政久历牢狱折磨,身体很差,已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军委顾问这个职务实际上是属于恢复名誉的性质。但是,那个“谭政反党宗派集团”的帽子仍扣在他身上,令谭政每当思之就痛苦不堪。

文革结束后,谭政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1978年3月,谭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不过,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谭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长期病休。在此期间,谭政带病撰写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回顾》、《东北野战军平津战役政治工作》等文稿,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为该案中遭受错误批判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决定明确指出:“这是林彪制造的一起冤案”,并对谭政主持总政治部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谭政的申诉努力下,1979年11月19日,总政直属党委决定为王长德平反,恢复名誉,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当日,病弱的谭政亲临现场,抚摸着妻子的骨灰盒放声痛哭,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谭政一直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把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都写进去,好给历史留个见证。但是由于多年牢狱的非人折磨,谭政的身体很糟,以致迟迟未能动笔。直到自己和妻子王长德先后获得了平反,谭政感到心情舒畅,觉得又有了力量,终于准备动笔写回忆录了。然而,就在谭政决定写回忆录后不久,1980年4 月,他突发脑血栓被送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血栓无法去除,谭政的右半身失去了活动能力,语言功能也逐渐丧失,只能住院长期治疗。无法动笔的回忆录,成为了谭政一生的遗憾。

此后的8年是谭政最后的岁月,他长期卧病,无法与人交流,看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蒸蒸日上,自己却做不了任何工作,那种遗憾与痛苦是溢于言表的。后来,谭政神志不清的日子越来越多。每当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叫着王长德的名字,可见对妻子是何等的思念!

1986年6月14日,谭政在医院度过了80岁生日。85岁的徐向前元帅发来了生日贺信:“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谭政听人朗读后,不禁热泪盈眶。

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谭政在病床上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弥留之际,谭政的嘴角流露出了一丝笑意。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他马上就可以见到妻子王长德了吧……

在向谭政的遗体告别时,开国上将王平敬献上了一副挽联:毕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朽功绩在三军;终身遵循立党为公坦坦荡荡刚正不阿高尚风格启千秋。

谭政大将不朽。
楼主,下次能发表一下陈赓将军的小传吗?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2:09
1948年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同时成立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 ...
既然谭政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表现都不让人满意,那为什么还让他担任那么多职务?
bjskyhorse 发表于 2016-4-5 14:13
既然谭政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表现都不让人满意,那为什么还让他担任那么多职务?
不就只有一年时差吗?中间还要看你态度。
最后这批人有了文革中被批斗的经历,才更加深刻的感知到到底该如何建设一个国家。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4:17
不就只有一年时差吗?中间还要看你态度。
此文私货不少!!
gxw8080 发表于 2016-4-5 14:50
此文私货不少!!
俺家的货,你只管顶帖就是了,别的你也不懂。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4:52
俺家的货,你只管顶帖就是了,别的你也不懂。
难怪!有一股‘铜锣湾’的馊味!!
gxw8080 发表于 2016-4-5 14:56
难怪!有一股‘铜锣湾’的馊味!!
顶得好,赞一个!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4:17
不就只有一年时差吗?中间还要看你态度。


WG年间的主政福建某上将 是否。也许。。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4:17
不就只有一年时差吗?中间还要看你态度。


WG年间的主政福建某上将 是否。也许。。
pepper_220 发表于 2016-4-5 15:16
WG年间的主政福建某上将 是否。也许。。
许、杨、韩,毛网开一面,检讨了就没事。
谈不上有私货,看过中央党校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很久以前看过书名可能不准确)还有不少老将的回忆录和文章觉得真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疯狂年代!
许、杨、韩,毛网开一面,检讨了就没事。
不不 我是说韩这个人 李志民是否真说他是瘟神
pepper_220 发表于 2016-4-5 15:24
不不 我是说韩这个人 李志民是否真说他是瘟神
那是冼恒汉回忆的,只好说是孤证。
那是冼恒汉回忆的,只好说是孤证。
这种通过别人嘴巴说第三者的方法实在。。。
小霍特 发表于 2016-4-5 15:20
谈不上有私货,看过中央党校编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很久以前看过书名可能不准确)还有不少老将的回忆录和 ...
看看出版年份就知道真假了,
又一个湖南籍大将
gxw8080 发表于 2016-4-5 15:43
看看出版年份就知道真假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爸单位图书馆里的书!
唉,没想到谭大将最后这十几年是这么过来的。

还是秋收起义的老人。
写传记难免不带有作者的一些观点。写出来就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同意你也写一个。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其耗费时间,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考证。

不知有没有那种专门针对文献的数据库或者检索系统,方便比对。至少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5 16:22
写传记难免不带有作者的一些观点。写出来就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同意你也写一个。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 ...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其耗费时间,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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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此言深得我心呢。几万字的文章我贴的时候都要贴一会,自己都感慨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好在基本功还有,知道哪些资料到哪去找。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6:25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其耗费时间,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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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尊重您,喜欢看您的文章。

费时间,没有收益。现在几乎没人干这种事了。

给军事家写传记都是专门立项,有班子,有费用才能写的。到处出差走访当事人。。。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6:25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其耗费时间,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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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尊重您,喜欢看您的文章。

费时间,没有收益。现在几乎没人干这种事了。

给军事家写传记都是专门立项,有班子,有费用才能写的。到处出差走访当事人。。。

通信参谋 发表于 2016-4-5 16:18
唉,没想到谭大将最后这十几年是这么过来的。

还是秋收起义的老人。
他那个位置实在不好,不是老实人就能躲过去的
写得不错!
写写总理吧
往事不堪回首,要说多少年?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5 16:25
不过写这种文章及其耗费时间,整天钻在故纸堆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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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您真不容易,佩服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6-4-6 17:12
写了那么多好文章,您真不容易,佩服
多谢顾问的支持。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6 17:14
多谢顾问的支持。
我正逐篇拜读学习
国务顾问 发表于 2016-4-6 18:21
我正逐篇拜读学习
拜读不敢当。顾问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帖子我也早就收藏了。
沈晨曦 发表于 2016-4-6 19:20
拜读不敢当。顾问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帖子我也早就收藏了。
客气客气,请多提意见


作为政工人才,他的军事能力怎么样?

作为政工人才,他的军事能力怎么样?
关键深得罗帅的器重,又做过老毛的秘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