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美经济对话考验大国智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1:32:13
《瞭望新闻周刊》
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文 ／ 本刊记者 王健君 刘新宇
“人民币如果不升值２０％，就要让国会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课以２７．５％的关税的法案，是一种病态的设想。”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国的主权行为。”
１０月１７日在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出的这番言辞，让全球的财经观察家们跌碎了眼镜。这场事先被国际舆论渲染成美方挥舞贸易和汇率“大棒”、剑拔弩张要与中方玩ＰＫ的会谈，最终却上演为一场满是谅解气氛的“和谈”。
对于斯诺等众多美国财经高官此次表现出的态度转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暗示着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对这个细节，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也给予了深刻关注，他从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大国战略的高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期从各种信号可以看到，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美国而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美经济关系因此灵敏地反映出这种大国战略决策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经济内容的曲折坎坷和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肖炼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的解释，根本上讲是中美大国战略博弈的直接反映，“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摩擦和合作并存也因此成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主题。”
但随着“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共同利益的增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当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实时，中美在战略上合作的需要正在逐渐增强。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和未来的趋势，在张宇燕看来，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经贸摩擦是表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姜跃春开宗明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流是不错的，“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很重要的一块。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美国到中国的投资，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纺织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是不仅仅在微观领域有摩擦，而且在宏观领域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摩擦，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本身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姜跃春认为，这使中美之间的摩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两国的政策领域，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的争吵。”
而这种争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肖炼告诉记者，目前双方争吵比较多的是贸易逆差问题，但在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驱动下的国会和政府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造成了美国的逆差，逆差又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认为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美国著名战略分析机构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逆差不是问题，相反认为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逆差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只是赚了加工费，真正赚钱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非常清楚贸易逆差的实质。”肖炼说，“但是国会不一样，国会议员代表利益集团，比如说工会、纺织品协会等团体，他们利益受损就要找国会中自己的代表，通过国会去压政府。”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有同样的遭遇。在肖炼看来，美国以国际规则压制中国，要求人民币有弹性，不能被人为地控制。从经济学来讲，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实情况，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还不发达，中国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实力还不具备实现货币自由交换的能力。如果汇率贸然放开，极有可能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在９月下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例会上提出警告，通过美元贬值或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往来不平衡问题，将会威胁到美国自身和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至于贸易和汇率等问题的“病根”，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的Ｇ２０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油价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风险因素，而不平衡的症状则表现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的债务情况。”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罗德里戈·拉托说了句真话，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因此，“美国政府财务主管部门应当考虑，既然美国贸易赤字不可避免，那么对哪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对美国最有利？答案显然应该是有最强烈倾向将所获美元资金投放美国公债和高等级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而在所有地区中，东亚这样做的倾向最为强烈；在东亚经济体中，中国这样做的倾向属于最强烈者之一。如果美元资金正常回流美国市场的渠道被贸易和汇率之争打乱，不知这对于美国利益何在？”
这一点，格林斯潘和斯诺等美国财经高官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格林斯潘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人民币的汇率是它自己的事情，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必然的联系”，指出“不要理会国会议员的说法。”
就此，肖炼分析说，“实际上，惟一压人民币升值的就是美国国会，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希望人民币升值，欧洲和日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去年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今年它更改了结论，原因就是受到国会的压力。”
他指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欧洲，“那么，为什么偏偏抓中国？这就与政治有关系——‘中国威胁论’。”所以，肖炼认为，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已经歪曲了问题的真相，美国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做文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集团利益，根本上作祟的则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思维和不信任感。
因此，张宇燕认为，消除美国对华偏见和不信任感，使其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当前和未来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理解中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１１”事件后的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重大的观点：
所有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些新兴大国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的利益，寻求某种地区霸权，最后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它们就势必向世界霸权冲击。这种霸权的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
这种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浅地激发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２００４年年底，英国《今日世界》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豪的一篇文章，他不无疑虑地提出３个疑问：一、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二、假定中国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一状态？三、再假定上述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会提出什么要求？张宇燕认为，由一个西方著名政治家提出这３个问题，事实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感觉和认识。
他就此分析说，事实上从目前的发展势头讲，除非自己出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阻挡，即使一些国家在经贸问题上采取一些手段，也只是增加一些困难而已，真正阻止它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力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以及十一五规划等等，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适应问题。对前两个问题的解决，张宇燕认为中国有理由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即西方世界真正担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要干什么？尤其是中国具备改变规则甚至制定规则的能力后，会对这个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西方世界有着可以理解的防备心理。”在张宇燕看来，无论是中美大国战略关系还是中美经济关系，都存在着这么一个深刻的大背景，“也就是如何定义中国，以及中国需要回答自己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说自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４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现在５０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
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是一件没人干过而且转化巨大的大事，所以称“摸着石头过河。”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比如加入ＷＴＯ，中国法律法规条例改了３０００多条。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社会对中国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张宇燕告诉记者，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和平发展，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所以，今天要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站在全球发展的客观条件下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理解中国的发展。
认识美国
理解中国的同时，必须认识美国的性格、现实和需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瑟尼·吉登斯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及美国的特性，指出美国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国家，有一种使命感，经常宣称自己的行为受更高的道德目标驱使，但行事方式却是实用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曾精辟指出，“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所以，按照一位大国战略研究人士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美国思维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思想综合体，其中既有强烈的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宗教情绪，推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又遵从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惯用实用主义。形成的性格就是，商人心态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即使坚持原则，只要价格合适就可能妥协。所以，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最重要的是符合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
那么，什么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呢？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世界市场中的支配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美国受益最大，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其生产制造能力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世界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世界市场中，美国一方面可以享用其他国家制造的低廉消费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获取肥厚的利润。
其次，美元霸权。目前美元的地位可以简单称为铸币税，甚至有人把这总结为，“全世界都在生产美元能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到处买东西。”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悖论：到处买东西，持有的美元多了后，美元币值必然要贬值。因此，为了寻找平衡，美国必然要追求美元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期望美元霸权的长盛不衰。
第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在这里“安全”译自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实际在英文中还有“保障”的意思。所以，美国利益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还要保护现在的既得利益。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自己确立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不仅现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是如此。问题目前是一个统一的西方利益集团支配全球。任何一支独立于这个集团之外的力量的兴起，都会被其解读为对现行秩序的破坏。因此，维护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长久，是美国大国战略的重心所在。
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威胁到上述美国利益，都会成为美国打击或遏制的对象。这位战略分析人士指出，比如恐怖主义，打击的就是人们持有美元的信心，“人们原本相信美国有钱、有军事实力，可以说是１００％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打赢想打的任何一场战争。但现在突然发现，恐怖主义不按常规出牌，美国先进武器都用不上，甚至不知道打谁。这些导致人们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加上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元在过去两年持续走贬，“因此，反恐也成了目前美国头号问题。”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安全是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成了当前美国许多大事的目标。”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最近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克公司，“美国国会反对这个事情，认为中国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美中经济关系评审委员会主席罗格·罗宾逊在国会就此案听证时直接说，中国想控制世界油气资源，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他的理由不是经济理由，而是安全。”
张宇燕也进一步指出，美国是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从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它一直需要寻找一个假想敌或者竞争者来维持国内的认同，以前是前苏联，随后是日本，现在又在寻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竞争者，对执政者来说，美国多元民族的社会就比较容易形成内部团结，政策也比较容易协调。
用沟通和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
如何健康发展中美大国战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张宇燕认为，首先要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美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派：其一是‘中国威胁论’者；其二是静观表现者，通过观察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防核扩散问题、反恐以及贸易和汇率等方面的表现，来判断中国的走势；其三是机遇论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不是挑战。三种力量中，最多的是第二种，两头都比较少。”因此，建设健康的中美大国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消除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是最首要的工作。
肖炼告诉记者，“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让美国认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美国抗衡。”事实亦是如此，尽管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仍然有９亿人生活在农村，２亿人每天生活在１个美元的水平之下；尽管经济总体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在１００名之后；尽管有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中国战略最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不仅仅是世界看到的“神六”上天或者对奢侈品的大量消费。
张宇燕给出了一组数据，“我们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ＧＤＰ的４％，仅相当于中国１９６０年的水平，更大大落后于中国１９００年６．８％的水平。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而且我们还耽误了很长时间。现在，整个国家规模仍然很弱，与美国相比方方面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目前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些现实。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Ｇ２０会议的前后，以斯诺为首的美国财经高官将焦点从人民币转向了敦促中国采取措施鼓励国内消费、加速进行一系列市场改革上。此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又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些细节都在说明美国正在开始正视中国的现实。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９月２０日也撰文指出，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美国而言，通过国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争论的方式而定期关注一下中国是不够的。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ＷＴＯ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而且，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该国在亚洲整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美国还必须与中国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因此，她认为应该让中国成为Ｇ－８成员国。
美国《外交》杂志９—１０月号发表了纪梭·马布巴尼题为“理解中国”的文章，集中总结了美国的对华战略的这一新动向。文章认为遏制政策的结局将是两败俱伤，主张通过让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来为政治改革铺设道路，以此最终化解中国对西方世界可能形成的威胁。
张宇燕分析认为，这些思想现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的主流，“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短时间内他们还有点不太能容忍和适应，而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是现实，正在寻找办法。”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张宇燕指出，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原则，保持韬光养晦的决心和耐心，少说多做、保持低姿态。一方面要鼓舞士气，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改进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要防止咄咄逼人的情绪，加强沟通让世界各国不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威胁。
在张宇燕看来，对内政策方面，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保持尽可能稳定的就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展开竞争。
至于目前此起彼伏的中美经贸摩擦，张宇燕认为这些问题终究都会得以解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沉着冷静办好自己的事。”他最后引用《孟子》的话说，“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与小国交往，靠的是仁义，与大国交往，靠的就是智慧。”□《瞭望新闻周刊》
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文 ／ 本刊记者 王健君 刘新宇
“人民币如果不升值２０％，就要让国会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课以２７．５％的关税的法案，是一种病态的设想。”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国的主权行为。”
１０月１７日在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出的这番言辞，让全球的财经观察家们跌碎了眼镜。这场事先被国际舆论渲染成美方挥舞贸易和汇率“大棒”、剑拔弩张要与中方玩ＰＫ的会谈，最终却上演为一场满是谅解气氛的“和谈”。
对于斯诺等众多美国财经高官此次表现出的态度转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暗示着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对这个细节，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也给予了深刻关注，他从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大国战略的高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期从各种信号可以看到，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美国而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美经济关系因此灵敏地反映出这种大国战略决策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经济内容的曲折坎坷和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肖炼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的解释，根本上讲是中美大国战略博弈的直接反映，“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摩擦和合作并存也因此成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主题。”
但随着“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共同利益的增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当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实时，中美在战略上合作的需要正在逐渐增强。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和未来的趋势，在张宇燕看来，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经贸摩擦是表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姜跃春开宗明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流是不错的，“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很重要的一块。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美国到中国的投资，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纺织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是不仅仅在微观领域有摩擦，而且在宏观领域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摩擦，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本身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姜跃春认为，这使中美之间的摩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两国的政策领域，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的争吵。”
而这种争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肖炼告诉记者，目前双方争吵比较多的是贸易逆差问题，但在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驱动下的国会和政府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造成了美国的逆差，逆差又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认为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美国著名战略分析机构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逆差不是问题，相反认为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逆差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只是赚了加工费，真正赚钱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非常清楚贸易逆差的实质。”肖炼说，“但是国会不一样，国会议员代表利益集团，比如说工会、纺织品协会等团体，他们利益受损就要找国会中自己的代表，通过国会去压政府。”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有同样的遭遇。在肖炼看来，美国以国际规则压制中国，要求人民币有弹性，不能被人为地控制。从经济学来讲，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实情况，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还不发达，中国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实力还不具备实现货币自由交换的能力。如果汇率贸然放开，极有可能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在９月下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例会上提出警告，通过美元贬值或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往来不平衡问题，将会威胁到美国自身和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至于贸易和汇率等问题的“病根”，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的Ｇ２０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油价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风险因素，而不平衡的症状则表现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的债务情况。”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罗德里戈·拉托说了句真话，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因此，“美国政府财务主管部门应当考虑，既然美国贸易赤字不可避免，那么对哪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对美国最有利？答案显然应该是有最强烈倾向将所获美元资金投放美国公债和高等级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而在所有地区中，东亚这样做的倾向最为强烈；在东亚经济体中，中国这样做的倾向属于最强烈者之一。如果美元资金正常回流美国市场的渠道被贸易和汇率之争打乱，不知这对于美国利益何在？”
这一点，格林斯潘和斯诺等美国财经高官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格林斯潘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人民币的汇率是它自己的事情，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必然的联系”，指出“不要理会国会议员的说法。”
就此，肖炼分析说，“实际上，惟一压人民币升值的就是美国国会，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希望人民币升值，欧洲和日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去年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今年它更改了结论，原因就是受到国会的压力。”
他指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欧洲，“那么，为什么偏偏抓中国？这就与政治有关系——‘中国威胁论’。”所以，肖炼认为，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已经歪曲了问题的真相，美国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做文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集团利益，根本上作祟的则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思维和不信任感。
因此，张宇燕认为，消除美国对华偏见和不信任感，使其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当前和未来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理解中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１１”事件后的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重大的观点：
所有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些新兴大国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的利益，寻求某种地区霸权，最后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它们就势必向世界霸权冲击。这种霸权的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
这种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浅地激发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２００４年年底，英国《今日世界》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豪的一篇文章，他不无疑虑地提出３个疑问：一、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二、假定中国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一状态？三、再假定上述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会提出什么要求？张宇燕认为，由一个西方著名政治家提出这３个问题，事实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感觉和认识。
他就此分析说，事实上从目前的发展势头讲，除非自己出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阻挡，即使一些国家在经贸问题上采取一些手段，也只是增加一些困难而已，真正阻止它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力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以及十一五规划等等，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适应问题。对前两个问题的解决，张宇燕认为中国有理由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即西方世界真正担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要干什么？尤其是中国具备改变规则甚至制定规则的能力后，会对这个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西方世界有着可以理解的防备心理。”在张宇燕看来，无论是中美大国战略关系还是中美经济关系，都存在着这么一个深刻的大背景，“也就是如何定义中国，以及中国需要回答自己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说自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４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现在５０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
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是一件没人干过而且转化巨大的大事，所以称“摸着石头过河。”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比如加入ＷＴＯ，中国法律法规条例改了３０００多条。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社会对中国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张宇燕告诉记者，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和平发展，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所以，今天要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站在全球发展的客观条件下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理解中国的发展。
认识美国
理解中国的同时，必须认识美国的性格、现实和需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瑟尼·吉登斯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及美国的特性，指出美国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国家，有一种使命感，经常宣称自己的行为受更高的道德目标驱使，但行事方式却是实用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曾精辟指出，“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所以，按照一位大国战略研究人士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美国思维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思想综合体，其中既有强烈的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宗教情绪，推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又遵从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惯用实用主义。形成的性格就是，商人心态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即使坚持原则，只要价格合适就可能妥协。所以，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最重要的是符合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
那么，什么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呢？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世界市场中的支配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美国受益最大，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其生产制造能力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世界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世界市场中，美国一方面可以享用其他国家制造的低廉消费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获取肥厚的利润。
其次，美元霸权。目前美元的地位可以简单称为铸币税，甚至有人把这总结为，“全世界都在生产美元能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到处买东西。”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悖论：到处买东西，持有的美元多了后，美元币值必然要贬值。因此，为了寻找平衡，美国必然要追求美元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期望美元霸权的长盛不衰。
第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在这里“安全”译自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实际在英文中还有“保障”的意思。所以，美国利益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还要保护现在的既得利益。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自己确立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不仅现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是如此。问题目前是一个统一的西方利益集团支配全球。任何一支独立于这个集团之外的力量的兴起，都会被其解读为对现行秩序的破坏。因此，维护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长久，是美国大国战略的重心所在。
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威胁到上述美国利益，都会成为美国打击或遏制的对象。这位战略分析人士指出，比如恐怖主义，打击的就是人们持有美元的信心，“人们原本相信美国有钱、有军事实力，可以说是１００％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打赢想打的任何一场战争。但现在突然发现，恐怖主义不按常规出牌，美国先进武器都用不上，甚至不知道打谁。这些导致人们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加上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元在过去两年持续走贬，“因此，反恐也成了目前美国头号问题。”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安全是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成了当前美国许多大事的目标。”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最近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克公司，“美国国会反对这个事情，认为中国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美中经济关系评审委员会主席罗格·罗宾逊在国会就此案听证时直接说，中国想控制世界油气资源，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他的理由不是经济理由，而是安全。”
张宇燕也进一步指出，美国是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从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它一直需要寻找一个假想敌或者竞争者来维持国内的认同，以前是前苏联，随后是日本，现在又在寻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竞争者，对执政者来说，美国多元民族的社会就比较容易形成内部团结，政策也比较容易协调。
用沟通和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
如何健康发展中美大国战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张宇燕认为，首先要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美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派：其一是‘中国威胁论’者；其二是静观表现者，通过观察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防核扩散问题、反恐以及贸易和汇率等方面的表现，来判断中国的走势；其三是机遇论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不是挑战。三种力量中，最多的是第二种，两头都比较少。”因此，建设健康的中美大国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消除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是最首要的工作。
肖炼告诉记者，“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让美国认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美国抗衡。”事实亦是如此，尽管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仍然有９亿人生活在农村，２亿人每天生活在１个美元的水平之下；尽管经济总体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在１００名之后；尽管有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中国战略最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不仅仅是世界看到的“神六”上天或者对奢侈品的大量消费。
张宇燕给出了一组数据，“我们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ＧＤＰ的４％，仅相当于中国１９６０年的水平，更大大落后于中国１９００年６．８％的水平。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而且我们还耽误了很长时间。现在，整个国家规模仍然很弱，与美国相比方方面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目前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些现实。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Ｇ２０会议的前后，以斯诺为首的美国财经高官将焦点从人民币转向了敦促中国采取措施鼓励国内消费、加速进行一系列市场改革上。此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又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些细节都在说明美国正在开始正视中国的现实。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９月２０日也撰文指出，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美国而言，通过国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争论的方式而定期关注一下中国是不够的。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ＷＴＯ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而且，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该国在亚洲整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美国还必须与中国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因此，她认为应该让中国成为Ｇ－８成员国。
美国《外交》杂志９—１０月号发表了纪梭·马布巴尼题为“理解中国”的文章，集中总结了美国的对华战略的这一新动向。文章认为遏制政策的结局将是两败俱伤，主张通过让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来为政治改革铺设道路，以此最终化解中国对西方世界可能形成的威胁。
张宇燕分析认为，这些思想现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的主流，“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短时间内他们还有点不太能容忍和适应，而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是现实，正在寻找办法。”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张宇燕指出，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原则，保持韬光养晦的决心和耐心，少说多做、保持低姿态。一方面要鼓舞士气，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改进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要防止咄咄逼人的情绪，加强沟通让世界各国不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威胁。
在张宇燕看来，对内政策方面，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保持尽可能稳定的就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展开竞争。
至于目前此起彼伏的中美经贸摩擦，张宇燕认为这些问题终究都会得以解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沉着冷静办好自己的事。”他最后引用《孟子》的话说，“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与小国交往，靠的是仁义，与大国交往，靠的就是智慧。”□
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文 ／ 本刊记者 王健君 刘新宇
“人民币如果不升值２０％，就要让国会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课以２７．５％的关税的法案，是一种病态的设想。”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国的主权行为。”
１０月１７日在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出的这番言辞，让全球的财经观察家们跌碎了眼镜。这场事先被国际舆论渲染成美方挥舞贸易和汇率“大棒”、剑拔弩张要与中方玩ＰＫ的会谈，最终却上演为一场满是谅解气氛的“和谈”。
对于斯诺等众多美国财经高官此次表现出的态度转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暗示着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对这个细节，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也给予了深刻关注，他从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大国战略的高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期从各种信号可以看到，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美国而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美经济关系因此灵敏地反映出这种大国战略决策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经济内容的曲折坎坷和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肖炼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的解释，根本上讲是中美大国战略博弈的直接反映，“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摩擦和合作并存也因此成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主题。”
但随着“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共同利益的增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当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实时，中美在战略上合作的需要正在逐渐增强。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和未来的趋势，在张宇燕看来，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经贸摩擦是表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姜跃春开宗明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流是不错的，“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很重要的一块。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美国到中国的投资，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纺织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是不仅仅在微观领域有摩擦，而且在宏观领域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摩擦，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本身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姜跃春认为，这使中美之间的摩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两国的政策领域，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的争吵。”
而这种争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肖炼告诉记者，目前双方争吵比较多的是贸易逆差问题，但在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驱动下的国会和政府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造成了美国的逆差，逆差又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认为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美国著名战略分析机构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逆差不是问题，相反认为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逆差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只是赚了加工费，真正赚钱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非常清楚贸易逆差的实质。”肖炼说，“但是国会不一样，国会议员代表利益集团，比如说工会、纺织品协会等团体，他们利益受损就要找国会中自己的代表，通过国会去压政府。”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有同样的遭遇。在肖炼看来，美国以国际规则压制中国，要求人民币有弹性，不能被人为地控制。从经济学来讲，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实情况，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还不发达，中国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实力还不具备实现货币自由交换的能力。如果汇率贸然放开，极有可能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在９月下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例会上提出警告，通过美元贬值或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往来不平衡问题，将会威胁到美国自身和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至于贸易和汇率等问题的“病根”，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的Ｇ２０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油价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风险因素，而不平衡的症状则表现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的债务情况。”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罗德里戈·拉托说了句真话，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因此，“美国政府财务主管部门应当考虑，既然美国贸易赤字不可避免，那么对哪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对美国最有利？答案显然应该是有最强烈倾向将所获美元资金投放美国公债和高等级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而在所有地区中，东亚这样做的倾向最为强烈；在东亚经济体中，中国这样做的倾向属于最强烈者之一。如果美元资金正常回流美国市场的渠道被贸易和汇率之争打乱，不知这对于美国利益何在？”
这一点，格林斯潘和斯诺等美国财经高官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格林斯潘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人民币的汇率是它自己的事情，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必然的联系”，指出“不要理会国会议员的说法。”
就此，肖炼分析说，“实际上，惟一压人民币升值的就是美国国会，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希望人民币升值，欧洲和日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去年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今年它更改了结论，原因就是受到国会的压力。”
他指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欧洲，“那么，为什么偏偏抓中国？这就与政治有关系——‘中国威胁论’。”所以，肖炼认为，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已经歪曲了问题的真相，美国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做文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集团利益，根本上作祟的则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思维和不信任感。
因此，张宇燕认为，消除美国对华偏见和不信任感，使其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当前和未来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理解中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１１”事件后的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重大的观点：
所有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些新兴大国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的利益，寻求某种地区霸权，最后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它们就势必向世界霸权冲击。这种霸权的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
这种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浅地激发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２００４年年底，英国《今日世界》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豪的一篇文章，他不无疑虑地提出３个疑问：一、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二、假定中国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一状态？三、再假定上述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会提出什么要求？张宇燕认为，由一个西方著名政治家提出这３个问题，事实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感觉和认识。
他就此分析说，事实上从目前的发展势头讲，除非自己出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阻挡，即使一些国家在经贸问题上采取一些手段，也只是增加一些困难而已，真正阻止它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力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以及十一五规划等等，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适应问题。对前两个问题的解决，张宇燕认为中国有理由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即西方世界真正担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要干什么？尤其是中国具备改变规则甚至制定规则的能力后，会对这个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西方世界有着可以理解的防备心理。”在张宇燕看来，无论是中美大国战略关系还是中美经济关系，都存在着这么一个深刻的大背景，“也就是如何定义中国，以及中国需要回答自己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说自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４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现在５０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
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是一件没人干过而且转化巨大的大事，所以称“摸着石头过河。”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比如加入ＷＴＯ，中国法律法规条例改了３０００多条。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社会对中国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张宇燕告诉记者，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和平发展，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所以，今天要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站在全球发展的客观条件下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理解中国的发展。
认识美国
理解中国的同时，必须认识美国的性格、现实和需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瑟尼·吉登斯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及美国的特性，指出美国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国家，有一种使命感，经常宣称自己的行为受更高的道德目标驱使，但行事方式却是实用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曾精辟指出，“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所以，按照一位大国战略研究人士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美国思维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思想综合体，其中既有强烈的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宗教情绪，推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又遵从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惯用实用主义。形成的性格就是，商人心态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即使坚持原则，只要价格合适就可能妥协。所以，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最重要的是符合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
那么，什么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呢？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世界市场中的支配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美国受益最大，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其生产制造能力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世界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世界市场中，美国一方面可以享用其他国家制造的低廉消费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获取肥厚的利润。
其次，美元霸权。目前美元的地位可以简单称为铸币税，甚至有人把这总结为，“全世界都在生产美元能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到处买东西。”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悖论：到处买东西，持有的美元多了后，美元币值必然要贬值。因此，为了寻找平衡，美国必然要追求美元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期望美元霸权的长盛不衰。
第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在这里“安全”译自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实际在英文中还有“保障”的意思。所以，美国利益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还要保护现在的既得利益。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自己确立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不仅现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是如此。问题目前是一个统一的西方利益集团支配全球。任何一支独立于这个集团之外的力量的兴起，都会被其解读为对现行秩序的破坏。因此，维护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长久，是美国大国战略的重心所在。
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威胁到上述美国利益，都会成为美国打击或遏制的对象。这位战略分析人士指出，比如恐怖主义，打击的就是人们持有美元的信心，“人们原本相信美国有钱、有军事实力，可以说是１００％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打赢想打的任何一场战争。但现在突然发现，恐怖主义不按常规出牌，美国先进武器都用不上，甚至不知道打谁。这些导致人们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加上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元在过去两年持续走贬，“因此，反恐也成了目前美国头号问题。”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安全是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成了当前美国许多大事的目标。”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最近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克公司，“美国国会反对这个事情，认为中国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美中经济关系评审委员会主席罗格·罗宾逊在国会就此案听证时直接说，中国想控制世界油气资源，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他的理由不是经济理由，而是安全。”
张宇燕也进一步指出，美国是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从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它一直需要寻找一个假想敌或者竞争者来维持国内的认同，以前是前苏联，随后是日本，现在又在寻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竞争者，对执政者来说，美国多元民族的社会就比较容易形成内部团结，政策也比较容易协调。
用沟通和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
如何健康发展中美大国战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张宇燕认为，首先要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美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派：其一是‘中国威胁论’者；其二是静观表现者，通过观察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防核扩散问题、反恐以及贸易和汇率等方面的表现，来判断中国的走势；其三是机遇论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不是挑战。三种力量中，最多的是第二种，两头都比较少。”因此，建设健康的中美大国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消除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是最首要的工作。
肖炼告诉记者，“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让美国认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美国抗衡。”事实亦是如此，尽管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仍然有９亿人生活在农村，２亿人每天生活在１个美元的水平之下；尽管经济总体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在１００名之后；尽管有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中国战略最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不仅仅是世界看到的“神六”上天或者对奢侈品的大量消费。
张宇燕给出了一组数据，“我们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ＧＤＰ的４％，仅相当于中国１９６０年的水平，更大大落后于中国１９００年６．８％的水平。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而且我们还耽误了很长时间。现在，整个国家规模仍然很弱，与美国相比方方面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目前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些现实。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Ｇ２０会议的前后，以斯诺为首的美国财经高官将焦点从人民币转向了敦促中国采取措施鼓励国内消费、加速进行一系列市场改革上。此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又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些细节都在说明美国正在开始正视中国的现实。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９月２０日也撰文指出，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美国而言，通过国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争论的方式而定期关注一下中国是不够的。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ＷＴＯ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而且，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该国在亚洲整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美国还必须与中国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因此，她认为应该让中国成为Ｇ－８成员国。
美国《外交》杂志９—１０月号发表了纪梭·马布巴尼题为“理解中国”的文章，集中总结了美国的对华战略的这一新动向。文章认为遏制政策的结局将是两败俱伤，主张通过让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来为政治改革铺设道路，以此最终化解中国对西方世界可能形成的威胁。
张宇燕分析认为，这些思想现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的主流，“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短时间内他们还有点不太能容忍和适应，而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是现实，正在寻找办法。”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张宇燕指出，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原则，保持韬光养晦的决心和耐心，少说多做、保持低姿态。一方面要鼓舞士气，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改进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要防止咄咄逼人的情绪，加强沟通让世界各国不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威胁。
在张宇燕看来，对内政策方面，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保持尽可能稳定的就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展开竞争。
至于目前此起彼伏的中美经贸摩擦，张宇燕认为这些问题终究都会得以解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沉着冷静办好自己的事。”他最后引用《孟子》的话说，“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与小国交往，靠的是仁义，与大国交往，靠的就是智慧。”□《瞭望新闻周刊》
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文 ／ 本刊记者 王健君 刘新宇
“人民币如果不升值２０％，就要让国会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课以２７．５％的关税的法案，是一种病态的设想。”
“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国的主权行为。”
１０月１７日在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时，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出的这番言辞，让全球的财经观察家们跌碎了眼镜。这场事先被国际舆论渲染成美方挥舞贸易和汇率“大棒”、剑拔弩张要与中方玩ＰＫ的会谈，最终却上演为一场满是谅解气氛的“和谈”。
对于斯诺等众多美国财经高官此次表现出的态度转变，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暗示着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正在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对这个细节，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也给予了深刻关注，他从中美经济关系乃至大国战略的高度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近期从各种信号可以看到，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基本上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对美国而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作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中美经济关系因此灵敏地反映出这种大国战略决策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经济内容的曲折坎坷和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按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肖炼为《瞭望新闻周刊》做的解释，根本上讲是中美大国战略博弈的直接反映，“中美关系的总体评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摩擦和合作并存也因此成了中美经济关系的主题。”
但随着“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与中国在反恐、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共同利益的增多，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加大，尤其是当中国的快速崛起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实时，中美在战略上合作的需要正在逐渐增强。
因此，要理解和把握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逻辑和未来的趋势，在张宇燕看来，清醒认识中国和美国各自的战略现实和战略需要，是解开中美经济关系迷雾的关键。
经贸摩擦是表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姜跃春开宗明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美经济关系的主流是不错的，“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很重要的一块。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还是美国到中国的投资，都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纺织品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是不仅仅在微观领域有摩擦，而且在宏观领域也出现比较明显的摩擦，比如说人民币汇率问题。这本身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但现在却成为中美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分歧点。”姜跃春认为，这使中美之间的摩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商品贸易发展到两国的政策领域，或者说是更深层次的经济关系的争吵。”
而这种争吵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经济问题本身。肖炼告诉记者，目前双方争吵比较多的是贸易逆差问题，但在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驱动下的国会和政府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实行重商主义，扶植出口、限制进口，造成了美国的逆差，逆差又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认为中国应该为此负责。但是美国著名战略分析机构兰德公司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逆差不是问题，相反认为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逆差压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美国的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中国的出口只是赚了加工费，真正赚钱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政府和跨国公司非常清楚贸易逆差的实质。”肖炼说，“但是国会不一样，国会议员代表利益集团，比如说工会、纺织品协会等团体，他们利益受损就要找国会中自己的代表，通过国会去压政府。”
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有同样的遭遇。在肖炼看来，美国以国际规则压制中国，要求人民币有弹性，不能被人为地控制。从经济学来讲，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现实情况，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体系还不发达，中国金融体制、经济体制以及国家实力还不具备实现货币自由交换的能力。如果汇率贸然放开，极有可能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曾在９月下旬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秋季例会上提出警告，通过美元贬值或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解决当前国际贸易往来不平衡问题，将会威胁到美国自身和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至于贸易和汇率等问题的“病根”，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的Ｇ２０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油价和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两个风险因素，而不平衡的症状则表现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和快速增长的债务情况。”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罗德里戈·拉托说了句真话，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美国国民储蓄的巨大赤字决定了这个国家必然要经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即使对华贸易逆差缩小，对其他国家的逆差也必然上升。”因此，“美国政府财务主管部门应当考虑，既然美国贸易赤字不可避免，那么对哪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对美国最有利？答案显然应该是有最强烈倾向将所获美元资金投放美国公债和高等级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而在所有地区中，东亚这样做的倾向最为强烈；在东亚经济体中，中国这样做的倾向属于最强烈者之一。如果美元资金正常回流美国市场的渠道被贸易和汇率之争打乱，不知这对于美国利益何在？”
这一点，格林斯潘和斯诺等美国财经高官看得很清楚，尤其是格林斯潘在多个场合都表示，“人民币的汇率是它自己的事情，与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必然的联系”，指出“不要理会国会议员的说法。”
就此，肖炼分析说，“实际上，惟一压人民币升值的就是美国国会，美国的跨国公司不希望人民币升值，欧洲和日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去年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是中国政府并没有操纵人民币汇率，但是今年它更改了结论，原因就是受到国会的压力。”
他指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欧洲，“那么，为什么偏偏抓中国？这就与政治有关系——‘中国威胁论’。”所以，肖炼认为，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已经歪曲了问题的真相，美国在中美经贸问题上做文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集团利益，根本上作祟的则是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思维和不信任感。
因此，张宇燕认为，消除美国对华偏见和不信任感，使其认识真实的中国，是当前和未来正确处理中美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
理解中国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９·１１”事件后的不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推出了自己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这本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阐述了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重大的观点：
所有新兴崛起的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强调和平、贸易和共同利益，以及对他国，特别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国带来的是机遇，而不是挑战。这些新兴大国一开始总是寻求地区的利益，寻求某种地区霸权，最后一旦在地区坐稳以后，它们就势必向世界霸权冲击。这种霸权的冲击最后可能导致一种非和平的方式进行。
这种西方思维模式下的思想或深或浅地激发和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２００４年年底，英国《今日世界》发表了前英国外交大臣杰佛里·豪的一篇文章，他不无疑虑地提出３个疑问：一、中国经济如此高速增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二、假定中国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那么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这一状态？三、再假定上述两个问题都能解决，中国强大后对世界会提出什么要求？张宇燕认为，由一个西方著名政治家提出这３个问题，事实上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感觉和认识。
他就此分析说，事实上从目前的发展势头讲，除非自己出问题，中国经济的增长很难阻挡，即使一些国家在经贸问题上采取一些手段，也只是增加一些困难而已，真正阻止它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大力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以及十一五规划等等，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适应问题。对前两个问题的解决，张宇燕认为中国有理由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第三个问题，也即西方世界真正担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要干什么？尤其是中国具备改变规则甚至制定规则的能力后，会对这个世界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西方世界有着可以理解的防备心理。”在张宇燕看来，无论是中美大国战略关系还是中美经济关系，都存在着这么一个深刻的大背景，“也就是如何定义中国，以及中国需要回答自己到底将来要做什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说自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曾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４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１９４９年算起，到现在５０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
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是一件没人干过而且转化巨大的大事，所以称“摸着石头过河。”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和封建社会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比如加入ＷＴＯ，中国法律法规条例改了３０００多条。所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社会对中国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张宇燕告诉记者，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和平发展，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所以，今天要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一方面要站在全球发展的客观条件下看待中国，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观念和思维理解中国的发展。
认识美国
理解中国的同时，必须认识美国的性格、现实和需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瑟尼·吉登斯和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一次对话中谈及美国的特性，指出美国是一个宗教感很强的国家，有一种使命感，经常宣称自己的行为受更高的道德目标驱使，但行事方式却是实用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也曾精辟指出，“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所以，按照一位大国战略研究人士给《瞭望新闻周刊》的解释，美国思维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思想综合体，其中既有强烈的基督教新教主义的宗教情绪，推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又遵从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惯用实用主义。形成的性格就是，商人心态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即使坚持原则，只要价格合适就可能妥协。所以，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可以谈判的，最重要的是符合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
那么，什么是美国现实的国家利益呢？他认为主要有三大块。
首先，世界市场中的支配优势。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美国受益最大，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高端，其生产制造能力属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契约密集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世界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因此，在世界市场中，美国一方面可以享用其他国家制造的低廉消费品，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从其他国家获取肥厚的利润。
其次，美元霸权。目前美元的地位可以简单称为铸币税，甚至有人把这总结为，“全世界都在生产美元能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到处买东西。”这样一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悖论：到处买东西，持有的美元多了后，美元币值必然要贬值。因此，为了寻找平衡，美国必然要追求美元收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期望美元霸权的长盛不衰。
第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安全。在这里“安全”译自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实际在英文中还有“保障”的意思。所以，美国利益安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还要保护现在的既得利益。当今世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自己确立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来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不仅现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是如此。问题目前是一个统一的西方利益集团支配全球。任何一支独立于这个集团之外的力量的兴起，都会被其解读为对现行秩序的破坏。因此，维护这个集团既得利益的长久，是美国大国战略的重心所在。
按照这个逻辑，只要威胁到上述美国利益，都会成为美国打击或遏制的对象。这位战略分析人士指出，比如恐怖主义，打击的就是人们持有美元的信心，“人们原本相信美国有钱、有军事实力，可以说是１００％的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打赢想打的任何一场战争。但现在突然发现，恐怖主义不按常规出牌，美国先进武器都用不上，甚至不知道打谁。这些导致人们对持有美元资产的信心下降。”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加上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等一系列的因素，导致美元在过去两年持续走贬，“因此，反恐也成了目前美国头号问题。”
“美国现在处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安全是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成了当前美国许多大事的目标。”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最近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克公司，“美国国会反对这个事情，认为中国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美中经济关系评审委员会主席罗格·罗宾逊在国会就此案听证时直接说，中国想控制世界油气资源，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安全。他的理由不是经济理由，而是安全。”
张宇燕也进一步指出，美国是一个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国家。从美国历史可以看到，它一直需要寻找一个假想敌或者竞争者来维持国内的认同，以前是前苏联，随后是日本，现在又在寻找。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竞争者，对执政者来说，美国多元民族的社会就比较容易形成内部团结，政策也比较容易协调。
用沟通和合作 扩大共同利益
如何健康发展中美大国战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张宇燕认为，首先要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主张，“美国目前主要有三大派：其一是‘中国威胁论’者；其二是静观表现者，通过观察中国在处理朝核问题、防核扩散问题、反恐以及贸易和汇率等方面的表现，来判断中国的走势；其三是机遇论者，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不是挑战。三种力量中，最多的是第二种，两头都比较少。”因此，建设健康的中美大国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消除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疑虑是最首要的工作。
肖炼告诉记者，“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让美国认识到，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与美国抗衡。”事实亦是如此，尽管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但仍然有９亿人生活在农村，２亿人每天生活在１个美元的水平之下；尽管经济总体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六位，但人均却在１００名之后；尽管有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贫困状态。中国战略最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贫困问题，而不仅仅是世界看到的“神六”上天或者对奢侈品的大量消费。
张宇燕给出了一组数据，“我们目前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ＧＤＰ的４％，仅相当于中国１９６０年的水平，更大大落后于中国１９００年６．８％的水平。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而且我们还耽误了很长时间。现在，整个国家规模仍然很弱，与美国相比方方面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美国的决策层和精英层目前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些现实。在１０月１５日北京召开Ｇ２０会议的前后，以斯诺为首的美国财经高官将焦点从人民币转向了敦促中国采取措施鼓励国内消费、加速进行一系列市场改革上。此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又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些细节都在说明美国正在开始正视中国的现实。
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沙琳·巴尔舍夫斯基９月２０日也撰文指出，美国需要重新构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就美国而言，通过国会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挑起争论的方式而定期关注一下中国是不够的。对中国具体贸易政策的不满应通过双边谈判、诉诸ＷＴＯ和援引美国的贸易法律加以解决。而且，鉴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该国在亚洲整合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美国还必须与中国进行更广泛而密切的接触。”因此，她认为应该让中国成为Ｇ－８成员国。
美国《外交》杂志９—１０月号发表了纪梭·马布巴尼题为“理解中国”的文章，集中总结了美国的对华战略的这一新动向。文章认为遏制政策的结局将是两败俱伤，主张通过让中国促进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来为政治改革铺设道路，以此最终化解中国对西方世界可能形成的威胁。
张宇燕分析认为，这些思想现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的主流，“目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短时间内他们还有点不太能容忍和适应，而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是现实，正在寻找办法。”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张宇燕指出，现在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邓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原则，保持韬光养晦的决心和耐心，少说多做、保持低姿态。一方面要鼓舞士气，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改进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要防止咄咄逼人的情绪，加强沟通让世界各国不把中国所取得的成绩错误地解读为一种威胁。
在张宇燕看来，对内政策方面，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政府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办法扩大就业机会，为中国的持续发展保持尽可能稳定的就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与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展开竞争。
至于目前此起彼伏的中美经贸摩擦，张宇燕认为这些问题终究都会得以解决，“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沉着冷静办好自己的事。”他最后引用《孟子》的话说，“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与小国交往，靠的是仁义，与大国交往，靠的就是智慧。”□
老酶占了我们大便宜还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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