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原创）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3:42:36
本文实名发表在《军事文摘》2015年第11、12期上。以下是正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后勤供给工作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与日伪军作战99847次，毙伤俘日军近52万人，消灭伪军85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八路军自身也由4.5万人发展到102万人。这些辉煌的业绩背后，渗润着八路军后勤战线指战员们无数心血和汗水。
八路军的后勤组织和机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分编成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部下设科。
八路军下属各师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1937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级供给部下均设军需、财务、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供给等处（科）和医院；兵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调整和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后勤工作的开展。
1937年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保证出发时携带3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许可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
9月18日，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工作人员由延安出发，经延川、山西大宁、蒲县、洪洞到达临汾，开设兵站线。总兵站部和第1兵站医院均设在临汾，并在孟县、寿阳、榆次、蒲县、大宁、延长设立转运站。10月，兵站部在屯留设派出所，供应129师。在汾阳设派出所，供应120师，在潼关设派出所，转运由南京、武汉和西安办事处运来的军用物资。11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五台县耿镇组建。随后，陆续在河北省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
为加强对八路军各部队后勤建设的统一领导，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成立后勤部，杨立三任部长，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周玉成任供给部长，孙仪之任卫生部长，杨立三兼兵站部长。同年6月，总部第6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刘鹏（后为刘鼎）任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门以团为单位开设合作社，并随军行动，主要任务是供给部队日常用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供给工作条例》，八路军后勤制度进一步完善。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在抗战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
1937年，八路军挺进敌后之初，后勤部门规定从士兵到总司令，每人每月2至5元（法币，以下皆同）的津贴费。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5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斤，5分钱菜金。
1938年初，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路军的供给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
1938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对指战员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委，正副旅长和政委5元；团长和政委，营长和教导员4元，连长指导员3元，排长2元，上士1.5元，战士1元。
1939年2月2日，八路军总部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作了规定：连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战士，每人每月鞋袜费0.5元（凡津贴费满4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元，驴子0.2元，战马0.3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部队应按驻地粮价基本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0.3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根据地情况各异，供给标准的落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山东、冀中根据地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较好。晋绥部队地瘠民贫，供给就差。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要2至3年才发1套。
1939底，经济条件较好的冀晋豫根据地实际供给情况如下：
1、普通人员每日菜金5分，各训练队教职员学员7分，轻伤员0.1元，重伤员0.2元（粮食除外），出差人员每日粮菜合计0.3元。
2、马干费、驮炮及骑兵每日0.3元，普通骡马每日0.25元，驴子每日0.2元。
3、办公费团部10元，政治处20元，供给处15元，卫生部15元，营部20元，连部15元。
4、擦枪费：每月马步枪5分，驳壳枪3分，花机关枪0.2元，轻机枪0.4元，重机枪0.6元，迫击炮1元，山炮3元。
5、津贴费和鞋袜费，战士、班长每月1.5元，排长2.5元，连长3.5元，营长以上4元。
6、包括招待、印刷、马药、鞋掌修理等费用在内的杂支费，每个团每年100元。
7、团政治处每月宣传教育费30元，各训练队学生教育费每人每月5角。
8、烤火费普通1角，各训练队教学员及休养员为二角，电台报务员及守总机电话每人每月0.5元。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济来源
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八路军的经济来源中，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海内外人民的捐助、缴获日伪军装备和没收汉奸的资产这四项占了相当比重。
全面抗战爆发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每月可从国民政府处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但驻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院校和部队，不能领取分文。八路军总部将所领到的经费，分一半给陕甘宁边区，另一半发给前方部队。八路军每个师，每月可得到4万至6万元。作为参照，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每师每月可领到25万元军饷，半嫡系部队每师每月也可领到16-18万元。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人，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每月50万元军饷，即便只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显得杯水车薪。
即使是这等微薄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
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威名远扬，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动委会、抗敌会和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以多种形式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和被服、给养、药品等物资。就连身居祖国大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也筹集了折合60万银元，连同募捐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及一批药材送往延安。宋庆龄等社会知名人士自1937年起，就积极为八路军筹集了大批钱款、设备和药品。
祖国的抗战同样也牵动着海外赤子的心。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等10余人，筹集了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救护车和大批医疗用品，捐助给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连生活非常贫苦的中下层侨胞，也尽了微薄之力。以开餐馆为业的旅美华侨李兆焕，将自己积蓄的1.7万美元转赠给八路军。这些都对八路军克服当时的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收到的捐款总计881万元，慰劳款18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是抗战前期收到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久化，民间财富急剧损耗，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困苦。加之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即使是有捐款和物资，要运进各根据地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抗战初期，八路军伏击了多支日军辎重部队，缴获了不少急需的物资。仅115师在平型关缴获的军大衣，就够该师官兵每人分到一件，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但是，随着日军对大中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战线逐渐稳定下来，这种取之于敌的补充日渐困难。
依靠群众保证军需供应
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部队的生产自给成为八路军军需保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途径。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征收粮税等办法，八路军得到人民支援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多。加上八路军将士尤其是后勤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部队生产自救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了之于民和取之于已，逐渐成为八路军后勤供应的主渠道。
为解决合理负担问题，八路军总部主导了根据地的田赋制度改革。刚开始，田赋按亩征收，表面上公平，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负担被地主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民身上。1938年秋收前，各根据地废除了田赋制，全面推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解决了合理负担问题。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军需工厂，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千方百计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供给军队。
北平缝纫工人赵连光不愿当亡国奴，由北平带出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又从阜平县城和代县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一批工人携带缝纫机来到边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他们利用当地群众纺织的土布和指战员采集的黄柏根、黄芹、槐树籽加工的颜色，自制被服。虽然被服的质量有好有坏，颜色五花八门，但解决了部队穿盖的燃眉之急。除保障军区直属队和第1、2、3、4军分区部队所需外，还支援过往的兄弟部队和晋绥军区。
军民结合，共同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任务是保证后勤供应的经常性措施。晋察冀军区的鞋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及纳鞋底所需的麻线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给群众，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鞋底纳好后，由村、区、县逐级集中，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再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
根据地群众承担了军需品生产的大部分运输任务。晋察冀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布匹、棉花、染料，大都是从冀中根据地运来的。生产出的服装又需运往部队驻地。山区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驮，任务艰巨。为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行程，以便使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能在当日返家。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地抗日民主政府依靠群众，探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军粮供应方面，晋察冀边区最早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建立各级粮食管理机构。军区供给部设有粮食科，军分区有粮袜科，团有粮袜股，营有粮袜员，连有司务长。边区政府和专员公署设有粮食局（科）、县设粮食科，区、村设粮袜委员。征收的公粮由各村各户储存起来。部队随身携带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走到哪里都凭粮票取粮。各村各户年终将粮票交至边区政府结账。这个办法不仅可有效防止敌人掠夺，还能保证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因此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未完，待续）
本文实名发表在《军事文摘》2015年第11、12期上。以下是正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后勤供给工作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与日伪军作战99847次，毙伤俘日军近52万人，消灭伪军85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八路军自身也由4.5万人发展到102万人。这些辉煌的业绩背后，渗润着八路军后勤战线指战员们无数心血和汗水。
八路军的后勤组织和机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分编成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部下设科。
八路军下属各师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1937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级供给部下均设军需、财务、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供给等处（科）和医院；兵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调整和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后勤工作的开展。
1937年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保证出发时携带3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许可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
9月18日，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工作人员由延安出发，经延川、山西大宁、蒲县、洪洞到达临汾，开设兵站线。总兵站部和第1兵站医院均设在临汾，并在孟县、寿阳、榆次、蒲县、大宁、延长设立转运站。10月，兵站部在屯留设派出所，供应129师。在汾阳设派出所，供应120师，在潼关设派出所，转运由南京、武汉和西安办事处运来的军用物资。11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五台县耿镇组建。随后，陆续在河北省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
为加强对八路军各部队后勤建设的统一领导，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成立后勤部，杨立三任部长，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周玉成任供给部长，孙仪之任卫生部长，杨立三兼兵站部长。同年6月，总部第6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刘鹏（后为刘鼎）任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门以团为单位开设合作社，并随军行动，主要任务是供给部队日常用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供给工作条例》，八路军后勤制度进一步完善。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在抗战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
1937年，八路军挺进敌后之初，后勤部门规定从士兵到总司令，每人每月2至5元（法币，以下皆同）的津贴费。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5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斤，5分钱菜金。
1938年初，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路军的供给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
1938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对指战员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委，正副旅长和政委5元；团长和政委，营长和教导员4元，连长指导员3元，排长2元，上士1.5元，战士1元。
1939年2月2日，八路军总部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作了规定：连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战士，每人每月鞋袜费0.5元（凡津贴费满4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元，驴子0.2元，战马0.3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部队应按驻地粮价基本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0.3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根据地情况各异，供给标准的落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山东、冀中根据地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较好。晋绥部队地瘠民贫，供给就差。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要2至3年才发1套。
1939底，经济条件较好的冀晋豫根据地实际供给情况如下：
1、普通人员每日菜金5分，各训练队教职员学员7分，轻伤员0.1元，重伤员0.2元（粮食除外），出差人员每日粮菜合计0.3元。
2、马干费、驮炮及骑兵每日0.3元，普通骡马每日0.25元，驴子每日0.2元。
3、办公费团部10元，政治处20元，供给处15元，卫生部15元，营部20元，连部15元。
4、擦枪费：每月马步枪5分，驳壳枪3分，花机关枪0.2元，轻机枪0.4元，重机枪0.6元，迫击炮1元，山炮3元。
5、津贴费和鞋袜费，战士、班长每月1.5元，排长2.5元，连长3.5元，营长以上4元。
6、包括招待、印刷、马药、鞋掌修理等费用在内的杂支费，每个团每年100元。
7、团政治处每月宣传教育费30元，各训练队学生教育费每人每月5角。
8、烤火费普通1角，各训练队教学员及休养员为二角，电台报务员及守总机电话每人每月0.5元。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济来源
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八路军的经济来源中，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海内外人民的捐助、缴获日伪军装备和没收汉奸的资产这四项占了相当比重。
全面抗战爆发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每月可从国民政府处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但驻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院校和部队，不能领取分文。八路军总部将所领到的经费，分一半给陕甘宁边区，另一半发给前方部队。八路军每个师，每月可得到4万至6万元。作为参照，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每师每月可领到25万元军饷，半嫡系部队每师每月也可领到16-18万元。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人，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每月50万元军饷，即便只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显得杯水车薪。
即使是这等微薄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
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威名远扬，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动委会、抗敌会和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以多种形式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和被服、给养、药品等物资。就连身居祖国大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也筹集了折合60万银元，连同募捐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及一批药材送往延安。宋庆龄等社会知名人士自1937年起，就积极为八路军筹集了大批钱款、设备和药品。
祖国的抗战同样也牵动着海外赤子的心。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等10余人，筹集了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救护车和大批医疗用品，捐助给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连生活非常贫苦的中下层侨胞，也尽了微薄之力。以开餐馆为业的旅美华侨李兆焕，将自己积蓄的1.7万美元转赠给八路军。这些都对八路军克服当时的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收到的捐款总计881万元，慰劳款18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是抗战前期收到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久化，民间财富急剧损耗，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困苦。加之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即使是有捐款和物资，要运进各根据地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抗战初期，八路军伏击了多支日军辎重部队，缴获了不少急需的物资。仅115师在平型关缴获的军大衣，就够该师官兵每人分到一件，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但是，随着日军对大中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战线逐渐稳定下来，这种取之于敌的补充日渐困难。
依靠群众保证军需供应
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部队的生产自给成为八路军军需保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途径。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征收粮税等办法，八路军得到人民支援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多。加上八路军将士尤其是后勤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部队生产自救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了之于民和取之于已，逐渐成为八路军后勤供应的主渠道。
为解决合理负担问题，八路军总部主导了根据地的田赋制度改革。刚开始，田赋按亩征收，表面上公平，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负担被地主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民身上。1938年秋收前，各根据地废除了田赋制，全面推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解决了合理负担问题。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军需工厂，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千方百计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供给军队。
北平缝纫工人赵连光不愿当亡国奴，由北平带出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又从阜平县城和代县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一批工人携带缝纫机来到边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他们利用当地群众纺织的土布和指战员采集的黄柏根、黄芹、槐树籽加工的颜色，自制被服。虽然被服的质量有好有坏，颜色五花八门，但解决了部队穿盖的燃眉之急。除保障军区直属队和第1、2、3、4军分区部队所需外，还支援过往的兄弟部队和晋绥军区。
军民结合，共同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任务是保证后勤供应的经常性措施。晋察冀军区的鞋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及纳鞋底所需的麻线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给群众，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鞋底纳好后，由村、区、县逐级集中，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再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
根据地群众承担了军需品生产的大部分运输任务。晋察冀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布匹、棉花、染料，大都是从冀中根据地运来的。生产出的服装又需运往部队驻地。山区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驮，任务艰巨。为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行程，以便使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能在当日返家。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地抗日民主政府依靠群众，探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军粮供应方面，晋察冀边区最早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建立各级粮食管理机构。军区供给部设有粮食科，军分区有粮袜科，团有粮袜股，营有粮袜员，连有司务长。边区政府和专员公署设有粮食局（科）、县设粮食科，区、村设粮袜委员。征收的公粮由各村各户储存起来。部队随身携带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走到哪里都凭粮票取粮。各村各户年终将粮票交至边区政府结账。这个办法不仅可有效防止敌人掠夺，还能保证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因此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未完，待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后勤供给工作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与日伪军作战99847次，毙伤俘日军近52万人，消灭伪军85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八路军自身也由4.5万人发展到102万人。这些辉煌的业绩背后，渗润着八路军后勤战线指战员们无数心血和汗水。
八路军的后勤组织和机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分编成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部下设科。
八路军下属各师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1937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级供给部下均设军需、财务、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供给等处（科）和医院；兵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调整和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后勤工作的开展。
1937年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保证出发时携带3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许可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
9月18日，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工作人员由延安出发，经延川、山西大宁、蒲县、洪洞到达临汾，开设兵站线。总兵站部和第1兵站医院均设在临汾，并在孟县、寿阳、榆次、蒲县、大宁、延长设立转运站。10月，兵站部在屯留设派出所，供应129师。在汾阳设派出所，供应120师，在潼关设派出所，转运由南京、武汉和西安办事处运来的军用物资。11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五台县耿镇组建。随后，陆续在河北省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
为加强对八路军各部队后勤建设的统一领导，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成立后勤部，杨立三任部长，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周玉成任供给部长，孙仪之任卫生部长，杨立三兼兵站部长。同年6月，总部第6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刘鹏（后为刘鼎）任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门以团为单位开设合作社，并随军行动，主要任务是供给部队日常用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供给工作条例》，八路军后勤制度进一步完善。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在抗战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
1937年，八路军挺进敌后之初，后勤部门规定从士兵到总司令，每人每月2至5元（法币，以下皆同）的津贴费。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5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斤，5分钱菜金。
1938年初，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路军的供给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
1938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对指战员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委，正副旅长和政委5元；团长和政委，营长和教导员4元，连长指导员3元，排长2元，上士1.5元，战士1元。
1939年2月2日，八路军总部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作了规定：连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战士，每人每月鞋袜费0.5元（凡津贴费满4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元，驴子0.2元，战马0.3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部队应按驻地粮价基本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0.3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根据地情况各异，供给标准的落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山东、冀中根据地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较好。晋绥部队地瘠民贫，供给就差。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要2至3年才发1套。
1939底，经济条件较好的冀晋豫根据地实际供给情况如下：
1、普通人员每日菜金5分，各训练队教职员学员7分，轻伤员0.1元，重伤员0.2元（粮食除外），出差人员每日粮菜合计0.3元。
2、马干费、驮炮及骑兵每日0.3元，普通骡马每日0.25元，驴子每日0.2元。
3、办公费团部10元，政治处20元，供给处15元，卫生部15元，营部20元，连部15元。
4、擦枪费：每月马步枪5分，驳壳枪3分，花机关枪0.2元，轻机枪0.4元，重机枪0.6元，迫击炮1元，山炮3元。
5、津贴费和鞋袜费，战士、班长每月1.5元，排长2.5元，连长3.5元，营长以上4元。
6、包括招待、印刷、马药、鞋掌修理等费用在内的杂支费，每个团每年100元。
7、团政治处每月宣传教育费30元，各训练队学生教育费每人每月5角。
8、烤火费普通1角，各训练队教学员及休养员为二角，电台报务员及守总机电话每人每月0.5元。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济来源
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八路军的经济来源中，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海内外人民的捐助、缴获日伪军装备和没收汉奸的资产这四项占了相当比重。
全面抗战爆发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每月可从国民政府处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但驻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院校和部队，不能领取分文。八路军总部将所领到的经费，分一半给陕甘宁边区，另一半发给前方部队。八路军每个师，每月可得到4万至6万元。作为参照，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每师每月可领到25万元军饷，半嫡系部队每师每月也可领到16-18万元。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人，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每月50万元军饷，即便只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显得杯水车薪。
即使是这等微薄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
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威名远扬，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动委会、抗敌会和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以多种形式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和被服、给养、药品等物资。就连身居祖国大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也筹集了折合60万银元，连同募捐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及一批药材送往延安。宋庆龄等社会知名人士自1937年起，就积极为八路军筹集了大批钱款、设备和药品。
祖国的抗战同样也牵动着海外赤子的心。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等10余人，筹集了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救护车和大批医疗用品，捐助给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连生活非常贫苦的中下层侨胞，也尽了微薄之力。以开餐馆为业的旅美华侨李兆焕，将自己积蓄的1.7万美元转赠给八路军。这些都对八路军克服当时的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收到的捐款总计881万元，慰劳款18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是抗战前期收到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久化，民间财富急剧损耗，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困苦。加之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即使是有捐款和物资，要运进各根据地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抗战初期，八路军伏击了多支日军辎重部队，缴获了不少急需的物资。仅115师在平型关缴获的军大衣，就够该师官兵每人分到一件，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但是，随着日军对大中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战线逐渐稳定下来，这种取之于敌的补充日渐困难。
依靠群众保证军需供应
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部队的生产自给成为八路军军需保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途径。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征收粮税等办法，八路军得到人民支援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多。加上八路军将士尤其是后勤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部队生产自救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了之于民和取之于已，逐渐成为八路军后勤供应的主渠道。
为解决合理负担问题，八路军总部主导了根据地的田赋制度改革。刚开始，田赋按亩征收，表面上公平，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负担被地主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民身上。1938年秋收前，各根据地废除了田赋制，全面推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解决了合理负担问题。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军需工厂，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千方百计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供给军队。
北平缝纫工人赵连光不愿当亡国奴，由北平带出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又从阜平县城和代县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一批工人携带缝纫机来到边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他们利用当地群众纺织的土布和指战员采集的黄柏根、黄芹、槐树籽加工的颜色，自制被服。虽然被服的质量有好有坏，颜色五花八门，但解决了部队穿盖的燃眉之急。除保障军区直属队和第1、2、3、4军分区部队所需外，还支援过往的兄弟部队和晋绥军区。
军民结合，共同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任务是保证后勤供应的经常性措施。晋察冀军区的鞋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及纳鞋底所需的麻线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给群众，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鞋底纳好后，由村、区、县逐级集中，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再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
根据地群众承担了军需品生产的大部分运输任务。晋察冀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布匹、棉花、染料，大都是从冀中根据地运来的。生产出的服装又需运往部队驻地。山区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驮，任务艰巨。为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行程，以便使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能在当日返家。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地抗日民主政府依靠群众，探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军粮供应方面，晋察冀边区最早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建立各级粮食管理机构。军区供给部设有粮食科，军分区有粮袜科，团有粮袜股，营有粮袜员，连有司务长。边区政府和专员公署设有粮食局（科）、县设粮食科，区、村设粮袜委员。征收的公粮由各村各户储存起来。部队随身携带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走到哪里都凭粮票取粮。各村各户年终将粮票交至边区政府结账。这个办法不仅可有效防止敌人掠夺，还能保证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因此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未完，待续）
本文实名发表在《军事文摘》2015年第11、12期上。以下是正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的就是后勤供给工作对于维持军队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挺进敌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密切配合下，与日伪军作战99847次，毙伤俘日军近52万人，消灭伪军85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八路军自身也由4.5万人发展到102万人。这些辉煌的业绩背后，渗润着八路军后勤战线指战员们无数心血和汗水。
八路军的后勤组织和机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机构分编成两套班子。延安中央军委总供给部由叶季壮任部长，赵尔陆任副部长。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由姬鹏飞任部长，饶正锡任副部长。八路军总部按当时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名称，设军需处（对内称供给部，赵尔陆兼任部长）、军医处（对内称卫生部，姜齐贤任部长）、18兵站分监部（对内称兵站部，杨立三任部长）。各部下设科。
八路军下属各师设有军需处、军医处（对内称供给处、卫生处，1937年冬改称部），并配齐了领导干部：115师供给处长邝任农，卫生处长叶青山；120师供给处长陈希云，卫生处长刘运生；129师供给处长周玉成（兼），卫生处长钱信忠。团设供给处和卫生队，营设供给员，连设司务长。各级供给部下均设军需、财务、粮秣、采办等处（科）；卫生部下设医务、材料、供给等处（科）和医院；兵站部下设兵站分部。各级后勤机构的调整和建立，从组织上保障了后勤工作的开展。
1937年8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结陕西省三原、富平地区整训改编，准备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各部队供给、卫生、兵站等部门紧张而有序地行动起来，积极进行出征前各项准备工作。供给人员冒雨组织筹粮，保证出发时携带3天熟食和几天的粮食。对部队的武器弹药和被服装具检查，按需要和条件的许可给以必要的调剂与补充。卫生部门也积极准备战地救护器材和急需药品。
9月18日，总兵站部部长杨立三率后勤工作人员由延安出发，经延川、山西大宁、蒲县、洪洞到达临汾，开设兵站线。总兵站部和第1兵站医院均设在临汾，并在孟县、寿阳、榆次、蒲县、大宁、延长设立转运站。10月，兵站部在屯留设派出所，供应129师。在汾阳设派出所，供应120师，在潼关设派出所，转运由南京、武汉和西安办事处运来的军用物资。11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五台县耿镇组建。随后，陆续在河北省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物资采购办事处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
为加强对八路军各部队后勤建设的统一领导，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3月成立后勤部，杨立三任部长，下辖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周玉成任供给部长，孙仪之任卫生部长，杨立三兼兵站部长。同年6月，总部第6科（军事工业科）扩编为军工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刘鹏（后为刘鼎）任部长。八路军后勤部门以团为单位开设合作社，并随军行动，主要任务是供给部队日常用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颁发了《八路军供给工作条例》，八路军后勤制度进一步完善。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
八路军的供给标准，在抗战各个阶段都有所不同。
1937年，八路军挺进敌后之初，后勤部门规定从士兵到总司令，每人每月2至5元（法币，以下皆同）的津贴费。作战部队每人每天1.5斤粮食，后方机关每人每天1.25斤，5分钱菜金。
1938年初，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路军的供给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天为小米1.5斤，油3钱，盐3钱，肉3钱，菜1斤。
1938年12月21日，八路军总部对指战员津贴费标准作了统一规定：正副师长和政委，正副旅长和政委5元；团长和政委，营长和教导员4元，连长指导员3元，排长2元，上士1.5元，战士1元。
1939年2月2日，八路军总部对鞋袜费、马干费、出差伙食费作了规定：连长，科员，股长以下干部战士，每人每月鞋袜费0.5元（凡津贴费满4元者不发）；骡子每匹每天发马干费0.25元，驴子0.2元，战马0.3元（只限晋东南部队，其他地区部队应按驻地粮价基本增减）；因公出差人员，每人每天伙食费0.3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根据地情况各异，供给标准的落实情况也不尽相同。山东、冀中根据地物产丰富，部队的供给条件就较好。晋绥部队地瘠民贫，供给就差。在服装供给上，晋察冀、晋冀豫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套棉衣。晋绥部队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要2至3年才发1套。
1939底，经济条件较好的冀晋豫根据地实际供给情况如下：
1、普通人员每日菜金5分，各训练队教职员学员7分，轻伤员0.1元，重伤员0.2元（粮食除外），出差人员每日粮菜合计0.3元。
2、马干费、驮炮及骑兵每日0.3元，普通骡马每日0.25元，驴子每日0.2元。
3、办公费团部10元，政治处20元，供给处15元，卫生部15元，营部20元，连部15元。
4、擦枪费：每月马步枪5分，驳壳枪3分，花机关枪0.2元，轻机枪0.4元，重机枪0.6元，迫击炮1元，山炮3元。
5、津贴费和鞋袜费，战士、班长每月1.5元，排长2.5元，连长3.5元，营长以上4元。
6、包括招待、印刷、马药、鞋掌修理等费用在内的杂支费，每个团每年100元。
7、团政治处每月宣传教育费30元，各训练队学生教育费每人每月5角。
8、烤火费普通1角，各训练队教学员及休养员为二角，电台报务员及守总机电话每人每月0.5元。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济来源
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各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八路军的经济来源中，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海内外人民的捐助、缴获日伪军装备和没收汉奸的资产这四项占了相当比重。
全面抗战爆发时，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每月可从国民政府处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但驻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院校和部队，不能领取分文。八路军总部将所领到的经费，分一半给陕甘宁边区，另一半发给前方部队。八路军每个师，每月可得到4万至6万元。作为参照，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每师每月可领到25万元军饷，半嫡系部队每师每月也可领到16-18万元。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人，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每月50万元军饷，即便只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显得杯水车薪。
即使是这等微薄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将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补发给八路军。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则全部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
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威名远扬，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社会各界人士组织动委会、抗敌会和工、农、青、妇等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以多种形式为八路军筹措经费和被服、给养、药品等物资。就连身居祖国大西北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群众，也筹集了折合60万银元，连同募捐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及一批药材送往延安。宋庆龄等社会知名人士自1937年起，就积极为八路军筹集了大批钱款、设备和药品。
祖国的抗战同样也牵动着海外赤子的心。马来西亚华侨彭士馨等10余人，筹集了4万多元，购买了两辆雪佛兰牌救护车和大批医疗用品，捐助给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连生活非常贫苦的中下层侨胞，也尽了微薄之力。以开餐馆为业的旅美华侨李兆焕，将自己积蓄的1.7万美元转赠给八路军。这些都对八路军克服当时的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收到的捐款总计881万元，慰劳款180万元。这些款项主要是抗战前期收到的。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持久化，民间财富急剧损耗，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困苦。加之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即使是有捐款和物资，要运进各根据地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抗战初期，八路军伏击了多支日军辎重部队，缴获了不少急需的物资。仅115师在平型关缴获的军大衣，就够该师官兵每人分到一件，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但是，随着日军对大中城市和交通线的占领，战线逐渐稳定下来，这种取之于敌的补充日渐困难。
依靠群众保证军需供应
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部队的生产自给成为八路军军需保障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途径。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征收粮税等办法，八路军得到人民支援的财力、物力越来越多。加上八路军将士尤其是后勤工作人员的积极努力，部队生产自救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因此了之于民和取之于已，逐渐成为八路军后勤供应的主渠道。
为解决合理负担问题，八路军总部主导了根据地的田赋制度改革。刚开始，田赋按亩征收，表面上公平，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负担被地主转嫁到地少或占有薄田的贫苦农民身上。1938年秋收前，各根据地废除了田赋制，全面推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解决了合理负担问题。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军需工厂，如被服厂、鞋厂、皮革厂、纺织厂、造纸厂、毛巾厂、肥皂牙粉厂等。千方百计生产出大量军需品，源源供给军队。
北平缝纫工人赵连光不愿当亡国奴，由北平带出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晋察冀根据地，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后又从阜平县城和代县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一批工人携带缝纫机来到边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他们利用当地群众纺织的土布和指战员采集的黄柏根、黄芹、槐树籽加工的颜色，自制被服。虽然被服的质量有好有坏，颜色五花八门，但解决了部队穿盖的燃眉之急。除保障军区直属队和第1、2、3、4军分区部队所需外，还支援过往的兄弟部队和晋绥军区。
军民结合，共同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任务是保证后勤供应的经常性措施。晋察冀军区的鞋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及纳鞋底所需的麻线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给群众，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鞋底纳好后，由村、区、县逐级集中，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再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
根据地群众承担了军需品生产的大部分运输任务。晋察冀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布匹、棉花、染料，大都是从冀中根据地运来的。生产出的服装又需运往部队驻地。山区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驮，任务艰巨。为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行程，以便使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能在当日返家。
为保证军需供应，各地抗日民主政府依靠群众，探索出各种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军粮供应方面，晋察冀边区最早探索出一套管理办法：建立各级粮食管理机构。军区供给部设有粮食科，军分区有粮袜科，团有粮袜股，营有粮袜员，连有司务长。边区政府和专员公署设有粮食局（科）、县设粮食科，区、村设粮袜委员。征收的公粮由各村各户储存起来。部队随身携带边区政府统一印制的粮票，走到哪里都凭粮票取粮。各村各户年终将粮票交至边区政府结账。这个办法不仅可有效防止敌人掠夺，还能保证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因此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开来。
（未完，待续）
支持楼主多发此类文章，让大家了解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如何保障供应的
很多思路在企业管理运作上，有很多可取之处。
记得，有部抗日电视剧里，就专门提到这些，讲到建立根据地的经济体系有多么不容易，要让敌占区的群众也接受“边区票”，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中）
（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中）
（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下）
（续中）
八路军的精简节约
1939年底，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供养1名八路军指战员，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弹药的消耗）。由于连年战争的巨大破坏，各敌后根据地物资日渐匮乏，物价不断上涨。到1942年，太行地区物价水平涨到了棉衣1套108元，棉被1床76元，大衣1件96元，单衣1套48元，衬衣1套33.5元，单帽1顶4.2元，绑腿1付9.6元，挂包1个9.5元，米袋1条4.7元，子弹袋1条19.2元，机棉1件76元，布靯1双7.6元，布袜1双8.5元，皮带1条5元，1颗金鸡纳霜药丸5元，牲畜每匹2000元以上。
生活资料不便宜，军用物资器材就更贵了：1个真空管1000至5000元，1筒圆电池160元，1块方电池800元，1只中大型电容器1000至2000元，1卷电线150元，1桶汽油500元，1部马达5000元，1部电话机3000元，1把钳子30元，1把粗锉10元。平原根据地购买子弹，平均1发1元，八路军自制的枪弹，不算材料费，仅工资每发就要0.3至0.35元。
粗略算下来，供养1名八路军指战员的费用，已经涨到了每年需1000元以上。
而各根据地由于战争的长期消耗，历年积累的公粮、公产越来越少。就连地主积蓄如粮食，现钞也大为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极重，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
为切实减轻人民负担，1940年底，八路军总部规定：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人员2%，党政人员不超过1%。在财政开支上提出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量入为出，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
八路总部直属队带头精兵简政：各级首长均不用17岁以下的勤务员，大批干部战士送进学校学习。年青力壮的战士与机关工作人员充实战斗部队。部分青年投入生产事业，学艺实习，半工半读，增加根据地生产。老弱病残等不适宜继续在军队工作的，如系本地域人，给予部分优待遣其回家。如家不在本区，则由民主政府设法安置。精减之烊，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由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不仅缩小了目标，大大提高了总部机关在反扫荡中的机动性，也极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在八路军总部的率先垂范下，各军区各部队纷纷效仿，精简合并指挥机关，充实战斗连队。
不仅精减人员，八路军各部队还在原本就不充裕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约物资，紧缩军费支出，减轻人民负担。1942年，冀鲁豫军区只给新战士发放2套单军衣、1套衬衣；老战士发1套单军衣，1套衬衣。团级直属队直到旅师级直属队、后方机关、无论干部战士都只发1套单军衣。如可不发单军衣者，则发衬衣1套。可维持过去者，则采取动员方式，自动不领。至于单军帽，只补充新战士，其余的则要戴去年收存的旧单军帽。至于冬服，只有穿满使用期限且不能再用者，才能领新的。至于新被子、大衣、绑腿、挂包则一律不发。
1943年2月24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关于棉衣、夏衣收缴与保管》的训令，规定每年只发1套单衣，不做新棉衣，把旧棉衣交上来，由供给部进行拆洗和缝补，再发给部队继续穿。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发给部队2万双靯布底，为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军区后勤部决定把这批布换做棉衣面料，把换下来的旧棉衣面做成鞋底。如此一来，就节约了很大一笔开销。
1943年4月1日和27日，八路军总部两次指示总部直属队各单位，要求将每人每日口粮减为1斤，节约下来的2两小米用以救济饥民。还规定北方局和总部干部每人每天采0.75公斤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晋冀豫军区也号召部队每天每天节省1两米。冀中区党政军机关一律改一天两餐，每天每天定量由1公斤减为0.8公斤。各党政部门工作人员自动取消津贴费，以减轻人民负担。
为节约开支，八路军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和办公使用的墨水，都是用颜料自己配制的。没有笔就用子弹壳自制成钢笔。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或用旧报纸自己糊信封用。医院的纱布用了洗，洗了消毒反复用。部队穿的旧靯也要收集起来，送到造纸厂造纸。没有炕席，部队打草自己编。没有毛巾，就用粗白布。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是从驻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留守处等部队开始的。早在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把开展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从当年7月起，后方留守处的一些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组织干部战士喂猪、养羊、种菜、织衣、做鞋，开展农副业生产，明显改善了生活。这一做法立即推广到后方留守处的所有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抗日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同年春，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并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要求各部队根据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从此，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陕甘宁边区军民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经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亲自开垦出一块土地，浇水、拔草、种菜。周恩来、任弼时经常盘腿而坐，手摇纺车，成为纺纱高手。
1943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000余匹，养猪1万余头。
在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359旅。该旅于1941年初开赴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屯田。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五谷丰登的米粮川。1941年至1943年底，359旅共开荒13.8万亩，粮食自给率由79。5%达到完全自给有余，经费自给率上升到93.3%。在开荒的同时，359旅还兴建了纺织厂、肥皂厂、开办了作坊和商店，制订严格管理制度和生产计划，厉行节约，实行盈利分红与奖励制度，调动生产积极性。1944年，该旅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自给，而且实现了“耕二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
前方部队也积极响应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1942年，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的太行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热潮。总部直属队开荒1.2万多亩，人均2.8亩。
129师增设了生产部，领导部队开荒种地，兴修农田水利。刘邓亲率机关和部队在旱灾严重的涉县筑起一条10余公里的漳南渠，解决了数百亩农田的灌溉需要。太行军区开荒10.2万多亩，连同手工业、畜牧业收入，共折合小米485多万公斤，可自给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部队行政费用全部由生产收入中解决，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1944年，全区增产粮食4500万公斤。
120师各军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在团一级组成专业生产队。除了开荒种粮种菜，饲养禽畜外，还办了许多工厂、作坊。1941年，晋西北抗日军民共垦荒30余万亩，其中部队开垦7.3万亩，收细粮9万公斤，蔬菜28.5万公斤，养猪4000头、牛羊2000头。1944年，120师生产粮食蔬菜各80万公斤，土豆185万公斤，棉麻2万余公斤，全年经费自给率达30%。
山东军区积极开荒种粮、养猪种菜、开作坊、搞运输、自制日用品。1942年，115师部队做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和1斤菜。1943年，山东军区生产总值达4700万元。1944年，仅胶东和鲁中部队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垦区部队每人种地1.5亩。为不与民争地，沿海地区部队积极开发盐田。仅1943年，山东部队就开垦盐田2000余亩。全军区部队生活大大改善，有效减轻了人民负担。鲁南军区统计，1944年人民负担较1942年减轻15%-20%，1945年又比1944年减轻了25%。
晋察冀军区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起，就开展了生产运动。军区供给部和各军分区增编军用经济科，开办榨油厂、皮革厂、造纸厂、肥皂厂和饲养场，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利用山区的杏仁、核桃、胡麻籽等原料榨油。利用树皮、废纸和旧麻强生产边区紧缺的纸张。许多山多草多的条件开办饲养场。冀西山区的各军分区根据各自的条件，办了许多饲养场。养了许多羊，解决了机关部队过年过节的吃肉问题。1942年，晋察冀军区军队共收获粮食220余万公斤，大部分单位做到了每人每天3钱盐、2钱油。1944年，全区又垦荒6.1756万亩，收粮食2000多万公斤。
1944年4月1日，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和厉行节约的指示，八路军总部颁布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制”的方针，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具体规定为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的奖励分红办法，号召人人动手种菜种粮，机关力争做到1年或半年粮食自给，部队做到3个月粮食自给，停发或少发公杂费。方案具体规定总部各伙食单位和个人生产节约奖励与分红原则：凡今年完成3个月粮食生产者，公家只收80%，余下20%作为单位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以工资折合交足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以上者，自得70%，余30%归伙食单位。在规定范围内节约办公用吕，按市价分红，八成归公，三成归私。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生产粮棉、蔬菜，饲养家畜，发展到开设作坊生产肥皂、毛巾、纸张、布匹、药品之类的工业产品。到抗战后期，晋冀豫区和总部所辖工厂基本做到了主要必需品半自给，如军队纺织厂供给部队所需毛巾的70%。纸厂解决了印书报所需的全部纸张。其他如被服、印刷、工具、化学、制药厂也能部分或全部满足边区军民所需。
结语
抗战八年，八路军后勤部门以自力更生、依靠群众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粉碎了日伪顽的封锁，基本满足了规模不断扩大的部队军需供给需求，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续中）
八路军的精简节约
1939年底，按当时的物价水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供养1名八路军指战员，每年约需470元（包括武器弹药的消耗）。由于连年战争的巨大破坏，各敌后根据地物资日渐匮乏，物价不断上涨。到1942年，太行地区物价水平涨到了棉衣1套108元，棉被1床76元，大衣1件96元，单衣1套48元，衬衣1套33.5元，单帽1顶4.2元，绑腿1付9.6元，挂包1个9.5元，米袋1条4.7元，子弹袋1条19.2元，机棉1件76元，布靯1双7.6元，布袜1双8.5元，皮带1条5元，1颗金鸡纳霜药丸5元，牲畜每匹2000元以上。
生活资料不便宜，军用物资器材就更贵了：1个真空管1000至5000元，1筒圆电池160元，1块方电池800元，1只中大型电容器1000至2000元，1卷电线150元，1桶汽油500元，1部马达5000元，1部电话机3000元，1把钳子30元，1把粗锉10元。平原根据地购买子弹，平均1发1元，八路军自制的枪弹，不算材料费，仅工资每发就要0.3至0.35元。
粗略算下来，供养1名八路军指战员的费用，已经涨到了每年需1000元以上。
而各根据地由于战争的长期消耗，历年积累的公粮、公产越来越少。就连地主积蓄如粮食，现钞也大为减少。人民群众的负担极重，根据地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
为切实减轻人民负担，1940年底，八路军总部规定：八路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人员2%，党政人员不超过1%。在财政开支上提出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量入为出，并规定了军二政一的开支比例。
八路总部直属队带头精兵简政：各级首长均不用17岁以下的勤务员，大批干部战士送进学校学习。年青力壮的战士与机关工作人员充实战斗部队。部分青年投入生产事业，学艺实习，半工半读，增加根据地生产。老弱病残等不适宜继续在军队工作的，如系本地域人，给予部分优待遣其回家。如家不在本区，则由民主政府设法安置。精减之烊，八路军总部直属队由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不仅缩小了目标，大大提高了总部机关在反扫荡中的机动性，也极大减轻了人民负担。在八路军总部的率先垂范下，各军区各部队纷纷效仿，精简合并指挥机关，充实战斗连队。
不仅精减人员，八路军各部队还在原本就不充裕的基础上，进一步节约物资，紧缩军费支出，减轻人民负担。1942年，冀鲁豫军区只给新战士发放2套单军衣、1套衬衣；老战士发1套单军衣，1套衬衣。团级直属队直到旅师级直属队、后方机关、无论干部战士都只发1套单军衣。如可不发单军衣者，则发衬衣1套。可维持过去者，则采取动员方式，自动不领。至于单军帽，只补充新战士，其余的则要戴去年收存的旧单军帽。至于冬服，只有穿满使用期限且不能再用者，才能领新的。至于新被子、大衣、绑腿、挂包则一律不发。
1943年2月24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关于棉衣、夏衣收缴与保管》的训令，规定每年只发1套单衣，不做新棉衣，把旧棉衣交上来，由供给部进行拆洗和缝补，再发给部队继续穿。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发给部队2万双靯布底，为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军区后勤部决定把这批布换做棉衣面料，把换下来的旧棉衣面做成鞋底。如此一来，就节约了很大一笔开销。
1943年4月1日和27日，八路军总部两次指示总部直属队各单位，要求将每人每日口粮减为1斤，节约下来的2两小米用以救济饥民。还规定北方局和总部干部每人每天采0.75公斤树叶、野菜交炊事班与粮食掺做。晋冀豫军区也号召部队每天每天节省1两米。冀中区党政军机关一律改一天两餐，每天每天定量由1公斤减为0.8公斤。各党政部门工作人员自动取消津贴费，以减轻人民负担。
为节约开支，八路军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和办公使用的墨水，都是用颜料自己配制的。没有笔就用子弹壳自制成钢笔。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或用旧报纸自己糊信封用。医院的纱布用了洗，洗了消毒反复用。部队穿的旧靯也要收集起来，送到造纸厂造纸。没有炕席，部队打草自己编。没有毛巾，就用粗白布。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是从驻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留守处等部队开始的。早在1938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在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就提出了把开展生产作为三大任务之一。从当年7月起，后方留守处的一些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组织干部战士喂猪、养羊、种菜、织衣、做鞋，开展农副业生产，明显改善了生活。这一做法立即推广到后方留守处的所有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
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抗日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同年春，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并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要求各部队根据不同环境和条件，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从此，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陕甘宁边区军民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经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亲自开垦出一块土地，浇水、拔草、种菜。周恩来、任弼时经常盘腿而坐，手摇纺车，成为纺纱高手。
1943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000余匹，养猪1万余头。
在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359旅。该旅于1941年初开赴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屯田。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把一个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五谷丰登的米粮川。1941年至1943年底，359旅共开荒13.8万亩，粮食自给率由79。5%达到完全自给有余，经费自给率上升到93.3%。在开荒的同时，359旅还兴建了纺织厂、肥皂厂、开办了作坊和商店，制订严格管理制度和生产计划，厉行节约，实行盈利分红与奖励制度，调动生产积极性。1944年，该旅不仅实现了粮食和日用品全部自给，而且实现了“耕二余一”，开始向边区政府上交粮食。
前方部队也积极响应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1942年，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所在的太行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热潮。总部直属队开荒1.2万多亩，人均2.8亩。
129师增设了生产部，领导部队开荒种地，兴修农田水利。刘邓亲率机关和部队在旱灾严重的涉县筑起一条10余公里的漳南渠，解决了数百亩农田的灌溉需要。太行军区开荒10.2万多亩，连同手工业、畜牧业收入，共折合小米485多万公斤，可自给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部队行政费用全部由生产收入中解决，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1944年，全区增产粮食4500万公斤。
120师各军分区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并在团一级组成专业生产队。除了开荒种粮种菜，饲养禽畜外，还办了许多工厂、作坊。1941年，晋西北抗日军民共垦荒30余万亩，其中部队开垦7.3万亩，收细粮9万公斤，蔬菜28.5万公斤，养猪4000头、牛羊2000头。1944年，120师生产粮食蔬菜各80万公斤，土豆185万公斤，棉麻2万余公斤，全年经费自给率达30%。
山东军区积极开荒种粮、养猪种菜、开作坊、搞运输、自制日用品。1942年，115师部队做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和1斤菜。1943年，山东军区生产总值达4700万元。1944年，仅胶东和鲁中部队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垦区部队每人种地1.5亩。为不与民争地，沿海地区部队积极开发盐田。仅1943年，山东部队就开垦盐田2000余亩。全军区部队生活大大改善，有效减轻了人民负担。鲁南军区统计，1944年人民负担较1942年减轻15%-20%，1945年又比1944年减轻了25%。
晋察冀军区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起，就开展了生产运动。军区供给部和各军分区增编军用经济科，开办榨油厂、皮革厂、造纸厂、肥皂厂和饲养场，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利用山区的杏仁、核桃、胡麻籽等原料榨油。利用树皮、废纸和旧麻强生产边区紧缺的纸张。许多山多草多的条件开办饲养场。冀西山区的各军分区根据各自的条件，办了许多饲养场。养了许多羊，解决了机关部队过年过节的吃肉问题。1942年，晋察冀军区军队共收获粮食220余万公斤，大部分单位做到了每人每天3钱盐、2钱油。1944年，全区又垦荒6.1756万亩，收粮食2000多万公斤。
1944年4月1日，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生产和厉行节约的指示，八路军总部颁布了《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制”的方针，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具体规定为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的奖励分红办法，号召人人动手种菜种粮，机关力争做到1年或半年粮食自给，部队做到3个月粮食自给，停发或少发公杂费。方案具体规定总部各伙食单位和个人生产节约奖励与分红原则：凡今年完成3个月粮食生产者，公家只收80%，余下20%作为单位完成生产任务的奖励。从事手工业生产者，以工资折合交足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以上者，自得70%，余30%归伙食单位。在规定范围内节约办公用吕，按市价分红，八成归公，三成归私。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生产粮棉、蔬菜，饲养家畜，发展到开设作坊生产肥皂、毛巾、纸张、布匹、药品之类的工业产品。到抗战后期，晋冀豫区和总部所辖工厂基本做到了主要必需品半自给，如军队纺织厂供给部队所需毛巾的70%。纸厂解决了印书报所需的全部纸张。其他如被服、印刷、工具、化学、制药厂也能部分或全部满足边区军民所需。
结语
抗战八年，八路军后勤部门以自力更生、依靠群众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粉碎了日伪顽的封锁，基本满足了规模不断扩大的部队军需供给需求，为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才是忘情 发表于 2016-2-26 12:59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下）
（续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下）
（续中）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楼主能不能科普下国军的后勤组织，
此文甚好！希望下面也介绍介绍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的情况，全面展现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力更生发展历程！
本版块版主出来高亮支持。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中）
（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好文，希望再说说新四军的后勤工作
忘情是铁路专家，对历史也有很深的研究
土共得天下，在于此
共产党当年搞经济的手段还是很逆天的啊，怎么现在反而不会了当年的本事了
100mm 发表于 2016-2-26 14:59
共产党当年搞经济的手段还是很逆天的啊，怎么现在反而不会了当年的本事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共产党当年搞经济的手段还是很逆天的啊，怎么现在反而不会了当年的本事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因为 等待审核，有两段回复发重了
看到八路军自己组织生产针剂感觉屌的一逼啊。。。
现在总算现代化后勤了
共产党当年搞经济的手段还是很逆天的啊，怎么现在反而不会了当年的本事了
不是逆天，制药厂这些东西的确起了大作用，但水平也就是一个黑作坊水平，还是点个赞吧。
不是逆天，制药厂这些东西的确起了大作用，但水平也就是一个黑作坊水平，还是点个赞吧。
看到八路军自己组织生产针剂感觉屌的一逼啊。。。
其实就是一黑作坊水平，卫生情况堪忧。
其实就是一黑作坊水平，卫生情况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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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救过来一个兔子算一个~已经很不错了
能救过来一个兔子算一个~已经很不错了
真是难得的好文
看前先问有下了吗？
不是逆天，制药厂这些东西的确起了大作用，但水平也就是一个黑作坊水平，还是点个赞吧。
不是吧？我记得老共很注重消毒杀菌的。
不是吧？我记得老共很注重消毒杀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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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按照《药品管理法》和《医疗器械监督条例》能达标不？虽然对前辈没必要这么苛责。
你觉得按照《药品管理法》和《医疗器械监督条例》能达标不？虽然对前辈没必要这么苛责。
其实就是一黑作坊水平，卫生情况堪忧。
黑作坊能生产注射药剂级别纯度的化学品水平也算是可以了，何况当时那条件
黑作坊能生产注射药剂级别纯度的化学品水平也算是可以了，何况当时那条件
共产党当年搞经济的手段还是很逆天的啊，怎么现在反而不会了当年的本事了
现在的经济规模岂是当年能比的，那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现在的经济规模岂是当年能比的，那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不错忘情我顶你
其实打仗就是打后勤啊，没粮没弹，还干个俅啊
楼主高能，赞一个！
白杨M导弹 发表于 2016-2-27 16:23
黑作坊能生产注射药剂级别纯度的化学品水平也算是可以了，何况当时那条件
只是生产了用于注射的药剂，至于达不达到注射的标准。。。。。。
黑作坊能生产注射药剂级别纯度的化学品水平也算是可以了，何况当时那条件
只是生产了用于注射的药剂，至于达不达到注射的标准。。。。。。
Nikki暖暖 发表于 2016-2-26 13:15
楼主能不能科普下国军的后勤组织，
国军也有后勤组织？
楼主能不能科普下国军的后勤组织，
国军也有后勤组织？
飞翔的迦楼罗 发表于 2016-2-27 12:28
你觉得按照《药品管理法》和《医疗器械监督条例》能达标不？虽然对前辈没必要这么苛责。
当时是什么环境什么条件？是白白等死好还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好？ 净说些没味儿的话
你觉得按照《药品管理法》和《医疗器械监督条例》能达标不？虽然对前辈没必要这么苛责。
当时是什么环境什么条件？是白白等死好还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好？ 净说些没味儿的话
讨论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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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你写铁路题材的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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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容易~~~~~~~~~~~~~~
因为 等待审核，有两段回复发重了
现在国内高铁的前景出口高铁的前景怎样？铁总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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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是忘情 发表于 2016-2-26 12:59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下）
（续中）
这些文章很好看。版主应该加精。
感觉新四军的情况比八路要好一些，特别是苏浙沪一代，相对物产要丰富得多，人口也多。
天道酬勤——八路军的后勤供给工作（下）
（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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