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公务车改革箭在弦上 系列问题出路在何方?

公车开支居高不下，一直为社会诟病：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被人们称之为“车轮上的腐败”。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出现车改设想，当时，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花费3000多亿元人民币，大大超过国防开支。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全国用在公车上的支出不抑反扬，公车改革呼声日盛，然而，整个进程却仍如“摸石头过河”，深浅难测。
“车改”箭在弦上
长期以来，公车浪费一直是公开的污点，记者采访的海南省澄迈县68个行政车改单位，2002年有公车174辆，用于公车的费用共计1418.28万元；2003年车辆增加到183辆，费用1483.93万元，如果2004年11月没有启动车改，全年费用将超过1500万元。重庆市党政机关养车、购车和养驾驶员的费用，每年增长25％左右，2004年达20亿元，数额之巨令人吃惊。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先后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目前，全国已有上海、浙江、广东、江苏、湖北、江西、黑龙江、辽宁等14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
1997年，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从自发改革到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从个别、分散的试点，到一个县、一个市区域内全面推进。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同时，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2001年，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开始，扩展到300多个乡镇。从去年开始，江苏省已在部分市、县机关进行车改试点，车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初，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工作”……
当前，全国各地车改呈百家争鸣之势：公车拍卖；集中公车搞市场运营；采取货币化方式，对“私车公用”给予补贴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蛋糕”如何切分
如果把公共财政开支比作“蛋糕”，车改就是将蛋糕重新切分——重新调整利益分配。许多车改试点地区的通用办法是，给公务员发放“公务活动交通包干费”，又称“车补”。但是，车改从一开始，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就是车补标准，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车补等于变相加薪”。“蛋糕”该怎么切才合理，成为车改最需要解决的课题。
目前，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车补标准。海南省澄迈县的车补标准是：正县级（正处）领导干部每月补助3200元，正局级（正科）实职官员每月补助2200元，科员和办事员每月补助250元。而昆明市的车补标准是：正处级1500元，正科级1000元，科员、办事员月500元，工勤人员300元。珠海市市直机关的车补标准则为：正处级3000元、正科级1700元、科员和办事员700元、职工300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澄迈县，科级以上干部领取的车补反比昆明、珠海高，而办事员的车补则比昆明、珠海少。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车补是多了还是少了，如何切分才算恰当，没有一个科学标准衡量。
“车补”怪现象
公车改革试点地区出台车补标准后，出现了一些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车补发放数额差别过大。澄迈县车补最低与最高标准相差12.8倍；山东省威海市的车补相差12倍。这种落差造成工勤人员心理不平衡。
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车补按行政级别发放，凸显了官本位意识，不一定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但要人人均等，也许谁都买不起车，也不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车补是按工作需求量发放还是职务大小给付，成为车改“货币化”过程中争议最多的问题。
车补远高于工资。目前，海南省澄迈县公务员的月工资水平，正科级1500元左右，正处级1700左右，而车补每月分别高达2200元和3200元，远高于工资。这种怪现象，在全国许多试点地区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部分公务员又反映车补不够用。一些地区的巡警、交警、治安等方面干警，以及出差较多的农业、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均反映了车补不足问题。车补标准用什么衡量，没有一个让人心服的杠杠。
廖逊说，车补需要一个渐进认识过程，“过去的暗补，要比现在明补数额大，现在对人们讲实话了，却反而受不了，这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
车补按月发放等于变相加薪。有一种声音认为，没有公务活动，就不该发放车补。学者则说，按月发放车补可能使官员规避因公外出。“因公外出要自掏腰包，怎比在办公室闲着，到月底还有丰厚‘回报’划算？”这就可能带来逆向激励，使勤政的干部得到的实际车贴“实惠”少，懒惰的干部得到“实惠”多，最终违背改革的初衷。
廖逊认为，车补“按月发放，超支不补，节余归己”的管理办法，还可能带来监督危机，“车补变成钞票，什么东西都可以换，拿它换家具、衣柜，不用在公务活动上，谁来监督？不好好干活了，能否撤我的职？你的监督成本又有多高？”
实践中，也确实出现监督不到位的事情。海南省澄迈县车改办一位同志说：“按月放发后，车补谁来监督执行是个问题。车改实施办法没有写明由谁来执行、怎么执行。车改办是临时机构，不可能长期管这个事。”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一些人士对车改的公平性提出怀疑，进而蔓延成对车改“成绩”的诘问。
据了解，公车改革试点地区要实现的“成绩”之一，是减少财政开支。为此，一些地方在设计车改方案时，先将财政开支缩减1/3，再根据剩下“蛋糕”的大小，制定车补标准，重新切分。从成绩看，各地财政开支的确比车改前节省了30％以上。但一些人士认为，这看似“成绩”的蛋糕缩小，其实掩盖了一些不合理内容：
一， 原有车辆已经超编。按照中央的精神，乡镇一级公务用车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改革前，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远远超编，在一些省市，一个乡镇有十多辆车是普遍现象，在超标的基础上谈车改节约多少，没有意义。
二， 原有车辆已经超标。按国家有关规定，除了正部长级可配专用公用车，其他职务不能专配公用车，只是派用公用车。可是，一些试点地区科长、股长级都配有专车，超标现象严重。在超标基础上估价发放车补，就成了“哭得响的孩子有奶吃”，承认了原先违规待遇和对公车的不当占有。
三， 原有人员超编。如果超编人员不清除，而是在此基础上换算蛋糕大小，就使得超编人员成为车改获益者，所谓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打了折扣。
四，“蛋糕”压缩幅度没有到位。车改前，公车2/3时间被领导干部和司机私用，费用算在财政帐上，车改就应缩减2/3的财政开支。但是，许多试点地区的车改仅缩减1/3，剩下的蛋糕仍较大，切分余地也大，官员分享的车补多，车补标准也就高。这就相当于把原来“公车私用”时浪费的部分费用，车改后“合理”地转付给了个人。
上述不合理内容的存在，给现行车补标准科学与否打上了问号。车补的标准基数该是多少？人们呼吁，政府在制定车补标准前，应争取社会各界参与，召开听证会，倾听纳税人的意见，共同制定车补标准。业内人士认为，车改至少应该做到：节省财力，缩小“蛋糕”，遏制节节攀升的财政开支；促进和谐发展，公务员与社会民众的收入差距不应过大；有利于激励公务人员下基层工作。权威人士认为，我国车改仍是“摸着石头过河”，困难和问题总会遇到，但办法比困难多，某个问题经常出现，那是制度有漏洞，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李生东 赵叶苹）公车开支居高不下，一直为社会诟病：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被人们称之为“车轮上的腐败”。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开始出现车改设想，当时，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花费3000多亿元人民币，大大超过国防开支。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全国用在公车上的支出不抑反扬，公车改革呼声日盛，然而，整个进程却仍如“摸石头过河”，深浅难测。
“车改”箭在弦上
长期以来，公车浪费一直是公开的污点，记者采访的海南省澄迈县68个行政车改单位，2002年有公车174辆，用于公车的费用共计1418.28万元；2003年车辆增加到183辆，费用1483.93万元，如果2004年11月没有启动车改，全年费用将超过1500万元。重庆市党政机关养车、购车和养驾驶员的费用，每年增长25％左右，2004年达20亿元，数额之巨令人吃惊。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先后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目前，全国已有上海、浙江、广东、江苏、湖北、江西、黑龙江、辽宁等14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
1997年，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从自发改革到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从个别、分散的试点，到一个县、一个市区域内全面推进。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同时，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2001年，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开始，扩展到300多个乡镇。从去年开始，江苏省已在部分市、县机关进行车改试点，车改由点到面稳步推进。2003年初，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积极稳妥地进行公务接待、公务用车和公务员福利制度改革工作”……
当前，全国各地车改呈百家争鸣之势：公车拍卖；集中公车搞市场运营；采取货币化方式，对“私车公用”给予补贴等等，取得了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蛋糕”如何切分
如果把公共财政开支比作“蛋糕”，车改就是将蛋糕重新切分——重新调整利益分配。许多车改试点地区的通用办法是，给公务员发放“公务活动交通包干费”，又称“车补”。但是，车改从一开始，争议最大、问题最多的就是车补标准，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车补等于变相加薪”。“蛋糕”该怎么切才合理，成为车改最需要解决的课题。
目前，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车补标准。海南省澄迈县的车补标准是：正县级（正处）领导干部每月补助3200元，正局级（正科）实职官员每月补助2200元，科员和办事员每月补助250元。而昆明市的车补标准是：正处级1500元，正科级1000元，科员、办事员月500元，工勤人员300元。珠海市市直机关的车补标准则为：正处级3000元、正科级1700元、科员和办事员700元、职工300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澄迈县，科级以上干部领取的车补反比昆明、珠海高，而办事员的车补则比昆明、珠海少。三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均不相同，车补是多了还是少了，如何切分才算恰当，没有一个科学标准衡量。
“车补”怪现象
公车改革试点地区出台车补标准后，出现了一些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车补发放数额差别过大。澄迈县车补最低与最高标准相差12.8倍；山东省威海市的车补相差12倍。这种落差造成工勤人员心理不平衡。
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认为，车补按行政级别发放，凸显了官本位意识，不一定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但要人人均等，也许谁都买不起车，也不能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车补是按工作需求量发放还是职务大小给付，成为车改“货币化”过程中争议最多的问题。
车补远高于工资。目前，海南省澄迈县公务员的月工资水平，正科级1500元左右，正处级1700左右，而车补每月分别高达2200元和3200元，远高于工资。这种怪现象，在全国许多试点地区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部分公务员又反映车补不够用。一些地区的巡警、交警、治安等方面干警，以及出差较多的农业、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均反映了车补不足问题。车补标准用什么衡量，没有一个让人心服的杠杠。
廖逊说，车补需要一个渐进认识过程，“过去的暗补，要比现在明补数额大，现在对人们讲实话了，却反而受不了，这反映了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
车补按月发放等于变相加薪。有一种声音认为，没有公务活动，就不该发放车补。学者则说，按月发放车补可能使官员规避因公外出。“因公外出要自掏腰包，怎比在办公室闲着，到月底还有丰厚‘回报’划算？”这就可能带来逆向激励，使勤政的干部得到的实际车贴“实惠”少，懒惰的干部得到“实惠”多，最终违背改革的初衷。
廖逊认为，车补“按月发放，超支不补，节余归己”的管理办法，还可能带来监督危机，“车补变成钞票，什么东西都可以换，拿它换家具、衣柜，不用在公务活动上，谁来监督？不好好干活了，能否撤我的职？你的监督成本又有多高？”
实践中，也确实出现监督不到位的事情。海南省澄迈县车改办一位同志说：“按月放发后，车补谁来监督执行是个问题。车改实施办法没有写明由谁来执行、怎么执行。车改办是临时机构，不可能长期管这个事。”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一些人士对车改的公平性提出怀疑，进而蔓延成对车改“成绩”的诘问。
据了解，公车改革试点地区要实现的“成绩”之一，是减少财政开支。为此，一些地方在设计车改方案时，先将财政开支缩减1/3，再根据剩下“蛋糕”的大小，制定车补标准，重新切分。从成绩看，各地财政开支的确比车改前节省了30％以上。但一些人士认为，这看似“成绩”的蛋糕缩小，其实掩盖了一些不合理内容：
一， 原有车辆已经超编。按照中央的精神，乡镇一级公务用车是有严格规定的，但改革前，很多地方其实已经远远超编，在一些省市，一个乡镇有十多辆车是普遍现象，在超标的基础上谈车改节约多少，没有意义。
二， 原有车辆已经超标。按国家有关规定，除了正部长级可配专用公用车，其他职务不能专配公用车，只是派用公用车。可是，一些试点地区科长、股长级都配有专车，超标现象严重。在超标基础上估价发放车补，就成了“哭得响的孩子有奶吃”，承认了原先违规待遇和对公车的不当占有。
三， 原有人员超编。如果超编人员不清除，而是在此基础上换算蛋糕大小，就使得超编人员成为车改获益者，所谓提高政府行政效能打了折扣。
四，“蛋糕”压缩幅度没有到位。车改前，公车2/3时间被领导干部和司机私用，费用算在财政帐上，车改就应缩减2/3的财政开支。但是，许多试点地区的车改仅缩减1/3，剩下的蛋糕仍较大，切分余地也大，官员分享的车补多，车补标准也就高。这就相当于把原来“公车私用”时浪费的部分费用，车改后“合理”地转付给了个人。
上述不合理内容的存在，给现行车补标准科学与否打上了问号。车补的标准基数该是多少？人们呼吁，政府在制定车补标准前，应争取社会各界参与，召开听证会，倾听纳税人的意见，共同制定车补标准。业内人士认为，车改至少应该做到：节省财力，缩小“蛋糕”，遏制节节攀升的财政开支；促进和谐发展，公务员与社会民众的收入差距不应过大；有利于激励公务人员下基层工作。权威人士认为，我国车改仍是“摸着石头过河”，困难和问题总会遇到，但办法比困难多，某个问题经常出现，那是制度有漏洞，可以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李生东 赵叶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