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外交”使日本“不战自败”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 ... 18052-20160204.html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9日在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致辞，表示想在亚洲推进力图与拥有民主、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的“价值观外交”。安倍强调“在亚洲，一个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尊重法治的时代将拉开大幕。日本将继续成为其中的一员”。

　　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强化与共享尊重民主主义和人权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的外交方针。

　　按照日本的外务省说明，就是“基于普遍的价值（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的统治、市场经济）的外交”。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创始人Irving Kristol（1920年-2009年）提出的,而日本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等人受其影响,建立了一种日本的外交观。

　　2006年11月30日，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演讲时，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当时外务省官员表示，这将成为今后20年日本外交一大方针。

　　麻生在演讲中指出，日本本来有两个主要外交基轴，第一是“强化日美同盟”，第二是“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现在是多添一个新基轴的时候了。其理念是，向国际社会推展“价值外交”，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为此，日本将在欧亚大陆外围，积极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弧带。

　　所谓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就是对东西冷战以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也就是从东北亚开始，经过中亚、高加索、中、东欧，一直到巴尔干半岛那些开始走向民主主义的各国进行支援，包括“继续支援柬埔寨、老挝、越南”，“支持中亚自主发展和阿富汗稳定”，帮助“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课题。麻生说日本要成为他们“没有终点的民主主义马拉松的伴跑者”。

　　虽然麻生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但所谓“价值观外交”的思想，在安倍晋三的著作《走向美丽的日本》中就提出来了。他在2006年7月出版的著作《走向美丽之国》中指出：如果日、美、澳、印四国首脑或外交部长能在一起开会，讨论从战略的观点出发，将我们的普世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律的统治)为亚洲共有，那将是多么好的事呀!日本应该为实现这种讨论发挥领导作用。(《走向美丽之国》，日文版，160页)。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络上发表，深化了他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的思想。他在文章提出了“钻石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声称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中，南海正在成为“中国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要连成钻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线包围网，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行自由。

　　笔者认为，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十分不成熟的外交模式。Irving Kristol作为学者提出来这种观点无可非议，但是将此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外交方针，则对这个国家很不利。

　　首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相比，进行外交的需求度和难度比较低，比如欧盟，因为具有同样的价值观，最后就不太需要外交了，而是连接成一个国家共同体,而外交的需求度大的国家，正是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由于价值观不同，需要与其细致磨合，反复磋商，互相解释，加深理解。一般认为，外交是“国家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与他国的交涉行为”，但是，在目前国际化的潮流下，国家、民族、地区正从一个个分散而孤立的族群走向在世界规模的舞台上分工合作，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互利共赢，现在的中、日、美及世界其他的重要地区，早已结成一个丝丝入扣、节节相联、起承转合、缺一不可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一损皆损，休戚与共，如果反目动武，每一发打向对方的炮弹都如同打在自己头上；每一次封锁对方的行动都是作茧自缚。
而这样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不是以共有的“价值观”为纽带连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体性经济布局中的“国际分工”来连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双赢”的原则，而要取得双赢，在欧盟那样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之间比较容易进行，所谓“外交浓度”的需求量较低，因此外交的重点正是那些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其次，所谓“价值观外交”，容易使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是“善”，而与日本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是“恶”的感觉，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则是承认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不同的国家。首先有了“善”与“恶”的外交价值定位，就会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与距离，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未战先败”。

　　第三，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适应自然的手段，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与目的性，这种目的需要一种载体去表现和实现，而这种载体，作为动物，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本能；作为人类，则体现为本能和文化两个方面。黑格尔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自然界本身是一个有着目的性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认识世界运动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及其内在关系，这种认识的结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条件产生的文化，就是对不同目的性和规律的认识的直接的、间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连绵不断地繁衍和扩大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决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种宿命，文化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它拒绝统一的价值尺度的评价，它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以外的另一种遗传基因，它是隐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而“价值观外交”，会给人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性”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进行外交活动，很难使对方，特别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对方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而日本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不利于亚洲的稳定，也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据共同社1月24日获悉，中国对就朝鲜问题举行日中外长电话会谈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会谈的实施尚无眉目。熟悉日中关系的消息人士推测称“与在中国国内不受好评的安倍政府就核问题合作到何种程度，政府内部意见还没有统一”，提议举行电话会谈的日方则对此感到不满。

　　笔者认为：这种结果很可能与安倍最近主张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有关。最近日本加紧与韩国改善关系，安倍在1月18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强调，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对于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义”，在19日又强调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大有团结韩国对付中朝的意味，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想到安倍“价值观外交”中“中国包围网”的主要内涵，因此从地缘政治学力学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会在多大程度回应日本“共同对应朝鲜问题”的要求，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价值观外交”使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鲜处于安定状态时，就宣扬建立“中国包围网”，一但朝鲜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求中国和日本等联合起来对付朝鲜，但是这两个外交命题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关系，是使日本在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上“不战自败”的模式。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 ... 18052-20160204.html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9日在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发表致辞，表示想在亚洲推进力图与拥有民主、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携手的“价值观外交”。安倍强调“在亚洲，一个拥抱自由、人权、民主，尊重法治的时代将拉开大幕。日本将继续成为其中的一员”。

　　所谓“价值观外交”，就是强化与共享尊重民主主义和人权价值观的国家的关系的外交方针。

　　按照日本的外务省说明，就是“基于普遍的价值（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的统治、市场经济）的外交”。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创始人Irving Kristol（1920年-2009年）提出的,而日本的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等人受其影响,建立了一种日本的外交观。

　　2006年11月30日，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演讲时，首次提出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当时外务省官员表示，这将成为今后20年日本外交一大方针。

　　麻生在演讲中指出，日本本来有两个主要外交基轴，第一是“强化日美同盟”，第二是“强化与中国、韩国、俄罗斯等邻国的关系”，现在是多添一个新基轴的时候了。其理念是，向国际社会推展“价值外交”，宣扬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普遍价值”。为此，日本将在欧亚大陆外围，积极推动建立一条名为“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弧带。

　　所谓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就是对东西冷战以后、体制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也就是从东北亚开始，经过中亚、高加索、中、东欧，一直到巴尔干半岛那些开始走向民主主义的各国进行支援，包括“继续支援柬埔寨、老挝、越南”，“支持中亚自主发展和阿富汗稳定”，帮助“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课题。麻生说日本要成为他们“没有终点的民主主义马拉松的伴跑者”。

　　虽然麻生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但所谓“价值观外交”的思想，在安倍晋三的著作《走向美丽的日本》中就提出来了。他在2006年7月出版的著作《走向美丽之国》中指出：如果日、美、澳、印四国首脑或外交部长能在一起开会，讨论从战略的观点出发，将我们的普世价值观(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律的统治)为亚洲共有，那将是多么好的事呀!日本应该为实现这种讨论发挥领导作用。(《走向美丽之国》，日文版，160页)。

　　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络上发表，深化了他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的思想。他在文章提出了“钻石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声称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中，南海正在成为“中国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要连成钻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线包围网，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行自由。

　　笔者认为，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十分不成熟的外交模式。Irving Kristol作为学者提出来这种观点无可非议，但是将此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外交方针，则对这个国家很不利。

　　首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和没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相比，进行外交的需求度和难度比较低，比如欧盟，因为具有同样的价值观，最后就不太需要外交了，而是连接成一个国家共同体,而外交的需求度大的国家，正是价值观不同的国家。由于价值观不同，需要与其细致磨合，反复磋商，互相解释，加深理解。一般认为，外交是“国家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与他国的交涉行为”，但是，在目前国际化的潮流下，国家、民族、地区正从一个个分散而孤立的族群走向在世界规模的舞台上分工合作，互相竞争互相促进，互为补充互利共赢，现在的中、日、美及世界其他的重要地区，早已结成一个丝丝入扣、节节相联、起承转合、缺一不可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一损皆损，休戚与共，如果反目动武，每一发打向对方的炮弹都如同打在自己头上；每一次封锁对方的行动都是作茧自缚。
而这样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不是以共有的“价值观”为纽带连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体性经济布局中的“国际分工”来连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双赢”的原则，而要取得双赢，在欧盟那样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之间比较容易进行，所谓“外交浓度”的需求量较低，因此外交的重点正是那些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其次，所谓“价值观外交”，容易使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是“善”，而与日本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是“恶”的感觉，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则是承认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不同的国家。首先有了“善”与“恶”的外交价值定位，就会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与距离，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未战先败”。

　　第三，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适应自然的手段，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与目的性，这种目的需要一种载体去表现和实现，而这种载体，作为动物，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本能；作为人类，则体现为本能和文化两个方面。黑格尔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自然界本身是一个有着目的性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认识世界运动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及其内在关系，这种认识的结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条件产生的文化，就是对不同目的性和规律的认识的直接的、间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连绵不断地繁衍和扩大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决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种宿命，文化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它拒绝统一的价值尺度的评价，它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以外的另一种遗传基因，它是隐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而“价值观外交”，会给人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性”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进行外交活动，很难使对方，特别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对方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而日本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不利于亚洲的稳定，也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据共同社1月24日获悉，中国对就朝鲜问题举行日中外长电话会谈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会谈的实施尚无眉目。熟悉日中关系的消息人士推测称“与在中国国内不受好评的安倍政府就核问题合作到何种程度，政府内部意见还没有统一”，提议举行电话会谈的日方则对此感到不满。

　　笔者认为：这种结果很可能与安倍最近主张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有关。最近日本加紧与韩国改善关系，安倍在1月18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强调，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对于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义”，在19日又强调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大有团结韩国对付中朝的意味，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想到安倍“价值观外交”中“中国包围网”的主要内涵，因此从地缘政治学力学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会在多大程度回应日本“共同对应朝鲜问题”的要求，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价值观外交”使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鲜处于安定状态时，就宣扬建立“中国包围网”，一但朝鲜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求中国和日本等联合起来对付朝鲜，但是这两个外交命题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关系，是使日本在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上“不战自败”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