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国防基石 做民族脊梁{有料八股}

   陈俊祥，四川广安人，1933年12月23日生；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1995年退休。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历任技术员、组长、科研室支部书记、副所长、常务剐所长、所科技委主任、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等职。2000年参加解放军总装备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

    同学们，有幸参加武汉理工大学合并10周年校庆，我十分高兴。趁这个机会祝贺理工大学合并10周年校庆：“大江东去浪淘沙，珞山盛开理工花，黄鹤归来看白云，鸿儒满座叙华夏，今十年桃李满天下，再十载栋梁盈中华。”祝理工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今天我带来的不是我个人的东西，是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老一代科学家为国奉献的精神，鼓励年轻学子好好学习，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来叫九院，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这是老一代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九院当代的一块金字招牌，是老一代为我们树立的丰碑。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座丰碑下的故事，把同学们带到1950年代那一种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是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是后来才有的，谁能造出原子弹就称得上世界大国。1945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也想搞原子弹，他找了数理化方面的三位大科学家，华罗庚、吴大猷、曾昭伦，对他们说：“你们只要能搞出原子弹，要什么给什么，房子、钱、地都给，你们缺什么嘛！”三位科学家说：“我们缺人。”蒋介石说：“人吗？你们到大学里去找。”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是西南联大，于是三位科学家到西南联大选了五位青年人，他们是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王瑞、孙本旺。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到美国去学搞原子弹。没想到美国政府不买蒋介石的账，根本不接待。这八个人只好解散，自谋出路。
    蒋介石之所以搞不出原子弹，是他的路线不对，完全依靠外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刚开始没想到要搞原子弹，因为那时饭都吃不饱，抗美援朝战争又打起来了，哪顾得上搞原子弹。当时中国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科技又落后，哪还能想搞原子弹。后来为什么要搞呢？这是被迫的，也是被逼的。我用4句话来概括这个过程：再一再二被挑战，有三有四下决心，“五九六”逼上梁山，“七八九”巨大成功。再一再二被挑战，就是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在这两次战场上，帝国主义就打出原子弹这张王牌向我们挑战，说要用原子弹轰炸中国，让中国撤兵，让志愿军回去，让共产党尝尝原子弹的厉害。那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那个学期根本没读书，整天就上街宣传“抗美援朝”，把“恐美、崇美”变为“鄙美、蔑美”。后来我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反正书也读不成。美国拿原子弹恐吓我们，毛泽东同志就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吓人的。彭德怀对战士们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坑道战，你有原子弹，我有山药蛋，上甘岭我们就来比比看。结果在上甘岭打了个平手，他们进不了我们也走不动，后来进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帮助我们保卫鸭绿江大桥，用了它好多炮弹，好多门大炮，后来苏联跟我们要钱，那时还不起，搞得我们非常困难。陈赓大将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战争我们是胜利了，但是牺牲很大，中朝一方损失30多万，美国只牺牲了5万多，代价太大，就是因为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建议发展国防工业，所以1953年成立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战争结束了，我们也得认真总结。敌人老打原子弹这张王牌，怎么对付？原子弹这个东西我们从战略上藐视它，但从战术上还要重视它，要认真对待。党中央后来得出一条结论，那就是“你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有原子弹。”(这也是一位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的好意，居里夫人知道毛泽东同志反对原子弹，那时杨承宗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回来时，她对杨承宗说，你回去向毛泽东讲，你要反对原子弹，你还得要自己有原子弹。)但原子弹不是想有就有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有条件时也要搞原子弹。这就是再一再二被挑战的结果，我们搞原子弹是被迫的。
    毛泽东同志在什么条件下下的决心呢？下面我讲“有三有四下决心”。我说的“三”是钱三强，“四”是李四光。毛泽东同志在听了钱三强和李四光的汇报后下了决心。1954年1月15日，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带去铀矿石标本，用纸包着放在桌子上，那些政治局委员听到嗒、嗒的响声，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什么，不知道是旁边有个计数器的声音。毛泽东同志说，还是请三强同志给我们上一堂课吧。钱三强就讲了什么叫原子，什么叫原子核，什么叫裂变，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等等。汇报完，毛泽东同志就说：“我们跟苏联友好，他们会援助我们，我们一定会搞好！就是他们不援助，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同志讲这几句话，充分表明了他是立足于自己的专家、自己的资源，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像蒋介石那样完全依靠外国。
    当然，我们也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但这是非常困难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大庆，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赫鲁晓夫，发表了“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非常高兴，欣然答应了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所以很快在1958年年底签订了一个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但这个协定也只是帮助我们选择核试验基地，建设实验工号和厂房，并没有什么制造技术的内容。
    在1958年苏联派来了几个专家，到全国跑了一大圈，最后把我们的实验基地选在青海，试验靶场先是选在敦煌那边，后来我们定在新疆孑L雀河畔。1959年我们派一些人到苏联搞工厂设计，到了三四月份他们帮助我们设计的事就有些变卦了。在1959年6月苏共中央给我们党中央发来一封信，就说要停止援助，什么原因以后再讲。当时下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还在向苏联专家要“教学模型”，苏联专家叫我们修模型厅，我们和工人一块把路搞得平平的，围墙建得高高的，苏联专家几次检查总算通过了。但是问他教学模型什么时候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绝密，你们只有到北京去打听。我们派人跑了好多次，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部里通知我们不要跑了，他们根本就不给了。这下可把我们这一帮“穷秀才”惹火了，气极了，骂那个专家骗我们，耍我们。
    更令人生气的是1959年国庆节，建国10周年大庆，记者在北京机场问赫鲁晓夫：“苏联老大哥，赫鲁晓夫总书记，这次您给我们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带来了什么礼物？(指援助项目)。”赫鲁晓夫大摇大摆地说，我给你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两代和平”，什么两代和平？那时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推销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搞什么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开辟历史新纪元，搞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他的意思是想说我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很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世世代代的和平。其实他是空着手来的，他连莫斯科都没回，是直接从戴维营飞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是来解释1959年6月给我们党中央那封信，为什么不能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当我们的民兵方阵，雄赳赳气昂昂，飒爽英姿，一片红色的海洋走过天安门时，城楼上的贵宾都在鼓掌喝彩，唯独赫鲁晓夫没有鼓掌，反而自言自语地悄悄地说了一句侮辱我们的话，这句话却被站在他旁边的翻译听到了，翻译心中很气愤，回去告诉了毛泽东同志。第二天，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说原子弹我们苏联有嘛，你们就不要搞了，国防建设我还是帮你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比如旅大海军基地，我们再回来帮你们建设；中苏边境搞长波电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搞。他不但不支持我们搞原子弹，反而还想控制我们的国防建设。毛泽东同志早就知道他这次来是不怀好意的，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本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不慌不忙地说：“原子弹你们不给，我们自己搞嘛，我们相信中国人自己能搞出来，我们不要苏联的核保护伞；海军根据地、长波电台我们也自己建嘛，今天建不起来明天建嘛，我们不做苏联的殖民地”。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
    在我们九院的那个专家，临走那天，院长还是礼节性地组织了一个欢送会。这位专家平时不说话，大家都叫他哑巴和尚，可是在这个欢送会上，他却说话了，说了一句嘲笑我们的话，他说：“离开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工厂里的那些设备将成为一堆废铁”。当时翻译没料到专家会讲出这种话来，迟迟不知如何翻译是好，我们院长一看就觉得不是滋味，马上对翻译说：“怎么了？你也哑巴了？跟我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翻译员着急地说：“他说离开了他们，我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还说我们的设备要成一堆废铁。”我们院长李觉本是一位虎将，一听就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你去通知干部集合，到会议室，聚大义！”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句话，“‘五九六’逼上梁山”的故事。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研究如何调整国民经济计划，邓小平同志说，其他都可以下，国防尖端项目不能下。赫鲁晓夫这样一逼，中央更加坚定了决心，立即发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所以我说中国搞原子弹是被迫的，也是被逼出来的。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部党委发了文件“为彻底自力更生而斗争”。同学们注意，这个文件自力更生前面加了“彻底”两个字，后面提的不是号召，而是“斗争”，意味深长啊！我们九院人从此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甩掉洋拐棍，走自己的路。当初，邓稼先领导理论室，从读3本书开始，3本书就是《爆炸物理》、《中子输运理论》、《超音速流与冲击波》。邓稼先指导大家，翻译一段，讨论一段。冬天屋外结着冰，办公室冷得坐不住，老邓就和大家到马路对面副食店火炉旁，暖暖手再回来读。实验室的同志们“一把铝壶闹革命”，土法上马，自己动手浇药柱，把铝壶焊成双层结构，夹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牛皮纸、马粪纸做模具，在爆轰现场随时浇铸炸药件。理论与实验配合，经过两年努力，好不容易设计了一个原子弹理论模型。当时，为了给第一颗原子弹取个好听的名字，大家讨论很热烈，半天统一不了意见。李觉院长走过来说，就叫“五九六”！我们决不能忘记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这个日子。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代号的来历。
    “五九六”既是代号也是口号，鼓舞着我们顶着压力干，要以“争朝夕”的精神早日搞出原子弹。1963年正当我们到青海进行大会战的时候，赫鲁晓夫把美国和英国叫到莫斯科，急忙签订了一个条约，不准在大气层搞核试验。还叫嚣要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我们在青海一边做实验，一边挖防空洞，晚上搞防空演习。在工号做实验时，每当接到电话——“注意隐蔽，现在不能打炮”，我们就知道这是美国U一2飞机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就这样日夜奋战，终于迎来了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其实我们在国庆节前就准备好了，在试验场天天都在盼望爆炸的时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据说有个杨技术员那天跑去跟邓院长说：“邓院长，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白头仙翁告诉我，三个‘十五’要出现奇迹”。邓院长问：“什么三个‘十五’？”杨技术员也说不出来。10月16日下午3点原子弹爆炸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直到晚上这位技术员醒来，突然想到了三个“十五”的意义：第一个“十五”指1949到1964年建国后15年；第二个“十五”是10月1日到16日国庆节后第15天；第三个“十五”是当天15点准时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这批年轻人心中的激情和希望。
    原子弹爆炸那天，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通知在京的中央领导都到人民大会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下午3点，前线指挥张爱萍将军拿起电话报告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的原子弹准时爆炸成功了。周恩来同志马上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激动，他说：“恩来，你去问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啊？莫是一堆炸药一轰也会一团黑云上天，这可开不得国际玩笑啊。”周恩来同志拿起电话说：“毛泽东同志问你们是不是真的原子爆炸？”张爱萍不好立即回答，就问坐在前面的那些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急着说：“真的，真的，肯定是真的。”没有讲出向领导汇报的根据。还是实验核物理学家说得清楚，他说：“请报告总理，我们是真的原子爆炸，我们有照片为证，根据火球的大小，火球的亮度，火球上升的高度，火球维持的时间，我们都有光学摄影的照片”。周恩来一一都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了，这下毛泽东同志很满意，也很高兴。隔了一会，毛泽东同志跟周恩来说，是不是把这个好消息向在场的同志们报告一下，周恩来同志说，不是规定晚上8点才发表新闻公报吗？毛泽东同志说，光我们两个人先高兴不行哕，让看节目的这些同志也先高兴高兴吧。于是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全场欢腾，经久不息，唱呀，跳呀，演员们把人都抛起来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1964年10月16日，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到全国人民，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四海之外，凡是炎黄子孙，无不扬眉吐气。北京街头《人民日报》的“号外”卖个不停，举国上下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五九六”这一逼，逼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这不仅是逼出了一个“弹”，而且更重要的是逼出了一条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自己一步一步地探索出来的技术路线，有根有底，根深叶茂，以后发展就快了。所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泽东同志说过，应该给赫鲁晓夫挂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是他逼着我们丢掉洋拐棍，挺直腰杆迈步前进。
    科技强国，民族复兴，是我们炎黄子孙长期的愿望。当杨利伟从天上飞回来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挺起来了，2003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飞起来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里程碑，10月16日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
    我要讲的第四句话是“七八九巨大成功”，是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我们马不停蹄，接着搞氢弹、中子弹、武器化、小型化，一鼓作气攻克了七大关，赶上了先进核国家80％的设计水平，同时用我们的心血和智慧塑造了“九院精神”。
    我重点说一下“突破氢弹原理”。氢弹可以说是急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加10年就是1968年，转眼就快到了。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马上搞氢弹。彭公(彭桓武)挂帅，周(周光召)、于(于敏)领兵，请群众当诸葛亮，当时美其名日“大鸣大放”。突破氢弹是九院发扬技术民主、组织集体攻关的黄金时代，也是科学研究成果最大、进步最快的阶段。
    1967年6月17日上午10点，万里晴空，风和日丽，忽地闪光耀眼，火球升腾，金光四射。田间老农抬头惊叹：“莫非是天上升起了两个太阳！这是吉祥的征召，一定会给我们新疆人民带来好时光。”
    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张天下奇景，留下了历史长河中光辉的一瞥。如果我们把这张图片与美国第一次原子爆炸留下的图片进行比较，可以发人深省：我们的图片是“与光明和谐”。而他们的图片是“圣灵逞威”。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不由得想起了印度的一首古诗：“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他们把爆炸零时选在凌晨5点，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刚爆炸的原子火光与漆黑的背景相比，显得特别亮，比1000个太阳还亮。总之我觉得美国这张照片是“与黑暗争辉”，而我们那张照片真是“与光明和谐”。
    赶上80％的水平，是讲设计技术，包括体积、重量、比威力、聚变裂变比、炸药用量、核材料用量等等指标的综合比较。公开说是接近同档次的水平，我们把80分到100分算作一档，那我们至少有80分。
    水平不是靠自己吹，而是看国外怎么评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美国人从云尘微粒分析中得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用的是铀一235，而且是“内爆型”，他们不得不承认比投到日本的原子弹设计得好。时隔不久，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用的是固体轻材料，而美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用的是液态氘。这次试验威力330万吨TNT当量，而其社会影响却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英国用了4年半，法国用了8年半，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个速度发展之快，中国创造了世界之最。
    英国《泰晤士报》惊呼：“中国由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超过了法国。”
    法新社报道：“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这3句话接连发出了5个惊叹。
    所以我说攻克原子弹是为中国人争气，突破氢弹却是为中国人争光。中国氢弹如此之快之好，现在外国人还觉得是个谜。氢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科学家声名大振，世人翘首相望，纷纷来华访问和交流。
    氢弹爆炸以后，国家很少公布。但是我们的进展，并没有停步。1999年美国出笼的《考克斯报告》说，美国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却研制出在技术上与美国相近的先进的热核弹头。考克斯之流不相信中国人会搞得这样快，就诬蔑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的机密。为了说明事实真相，1999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郑重宣布：“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他说：“中国作为一个早就掌握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的国家，掌握中子弹技术是极其自然的。”
    核武器有5种杀伤因素，中子弹只是突出其中贯穿辐射的杀伤因素而已。可以说中子弹是一种特殊性能的小氢弹，它的威力不大，但是它有一种特异功能，产生的中子流特别强，距爆心800米处能穿透30厘米厚的钢板，杀死坦克里的人员，而坦克还可以用，所以人们称中子弹为坦克克星。
    由于我们对氢弹技术摸得比较透，所以很快便找到了设计中子弹的途径。考克斯想不到中国科学家竟是这样的聪明，就别有用心地说是偷的技术。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考克斯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克林顿政府不得不下令处分了与此案有关的3名官员。
    “七八九”的“九”，指的是塑造了“九院精神”。九院是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来的名称，叫国防部第九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设计研究院。一些外国人不理解中国核武器技术为什么发展这样快，是他们不懂得精神变物质的道理。
    从1964年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为止，我们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是美国核试验次数的4.4％；我们的研制经费，以最高的“八五”期间为例，仅为美国3个核武器实验室同期投入的1.4％。这两个百分比很低，而我们的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从国外公开报道的信息看，已经与美国接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这两个简单的数据，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江总书记亲临九院视察，亲笔题词称之为“两弹精神”。它是我们这支队伍用心血和智慧凝结起来的伟大精神成果。
    关于两弹精神，我感受最深的有四点。第一点，这支队伍最根本的素质是“热爱祖国，发奋图强”。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等，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和物质待遇，毅然归来图祖国之强。他们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培养了整个科技队伍的气质。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元勋中，有10位是核科技专家，其中9位出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他们为这支队伍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稼先是1958年调入九院的第一个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当时34岁，担任理论部主任。他是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还包括中子弹。在世界核武器科学家中，接连担负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设计技术领导工作的，要数邓稼先，只有他接连创造了几次人生的辉煌。邓稼先深受广大科技人员爱戴，他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力量是无穷的。他领导氢弹设计还有一段小故事。正当氢弹攻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的派系斗争把队伍搞得四分五裂。邓稼先急得团团转，把“裂变”变成“聚变”，不仅是他的科学难题，而且成了他组织队伍的最大难题。有一天他在外文期刊上看到一条消息，法国准备1967年底试验氢弹。他实在坐不住了，马上叫人通知群众组织，说有重大消息传达。那时人们最爱听消息传达，到了会议室，问“老邓”有什么重要新闻？邓稼先说：“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闻，法国同行早已行动了，他们要在1967年底爆炸氢弹。他们如果成功，就是老四，我们如果赶不过他们，只好当小五了。我为这件事着急，想请大家出个主意，加一把油，早日搞出我们的氢弹方案，力争撵上法国，超过法国！”邓稼先没有想到，这几句话竟成了大家为民族尊严而战的集体宣言。邓稼先的一片忠心，燃起了同志们的爱国情焰。大家不分哪一派，团结起来搞氢弹。“赶上法国，超过法国”，立刻传遍了中国氢弹研制系统和核试验基地，成为当时最令人奋进的口号。终于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仅2年零2个月。邓稼先操劳过度，身患癌症，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领导来问他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想坐着轮椅去天安门再看一次。邓稼先是在写完“加快核试验”计划之后住院的，他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这位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可以说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他带着对祖国像对母亲一样的无限怀念离开了我们。
    于敏院士青年时期从事理论核物理研究。1960年在原子能所开展聚变反应研究。1965年研制氢弹时调人九院。在氢弹多路探索中，最后采用了于敏领导的技术方案。他对氢弹突破和核武器小型化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他既没有出国留学，也没在国外工作过。日本人称他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他的成才就像许多有成就的人那样，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于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他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于敏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常常对年轻人说：“核武器是保障我们中华民族再不受外来侵略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共同写好这篇大文章。”他获得“求是科技基金会”奖金100万元，上交了1万元特殊党费，又在中物院建立了“于敏数理科学奖励基金”，鼓励青年从事科学研究。他的成长道路和奋斗精神，对年轻人很有影响。他是我们队伍中最突出的代表。
    第二点，这支队伍最坚强的意志是“艰苦奋斗，知难而进”。我们从长城脚下转移到青海高原，又从青海高原转移到四川大山区。生活于深山峡谷之中，工作在密林山洞之内，长期与炸药、放射性等危险作业打交道，每年都有几个月奋战在冷热无情的戈壁沙场。回忆事业的初期，可以说艰苦到了极点。生活困难时伙食标准是所谓的“2611”，就是每月26斤粮、每天1钱油、1角钱干菜汤。由于营养缺乏，大多数同志身体浮肿，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主动加夜班。中央领导知道后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专门请了一次客，让九院的科学家吃一顿肉。聂老总募捐，陈毅元帅化缘，请各大军区支援，调来了黄豆、土豆等当年最珍贵的食品。陈老总当时对着话筒对各大军区首长说：“各路诸侯，我陈毅向大家作揖啦！请军队支援我们的科学家，他们在挨饿啊！我陈毅要靠科学家撑腰呵，搞出尖端来，我的腰杆就硬了，原子弹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嗓门就更响喽。”
    为了早日搞出“争气弹”，越是艰苦越要去。我们在北京的同志把参加草原会战看成是一生最大的光荣。大家顾虑的不是离开温暖的家，也不是舍不得离开北京城，而是生怕离开这个战斗的集体。当时张爱萍将军到九所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他是一位将军又是一位诗人，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情感。他问谁还记得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一位青年站起来背诵：“渭城朝雨沮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接着又问谁会背诵王之焕的《凉州词》，又一位站起来朗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张爱萍听了高兴地说，大家的诗兴很浓嘛，不过我认为这两首诗未免有点凄凉。我建议把“春风不度玉门关”改为“春风已度玉门关”，把“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党和国家需要同志们去青海会战，搞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那里的同志欢迎你们。我最喜欢王昌龄的《从军行》，他把辽阔的大西北、青海、新疆都装在胸中，写得慷慨激昂。我奉送给大家：“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顿时，全场一片热烈掌声，我们的院长李觉将军激动得站了起来，大声呼喊：“走呵！到前方去呵！”顿时全场热血沸腾，掌声雷鸣。当年真有那么一股劲，就像上前线一样，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别情，没有一个人掉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心头。
    第三点，这支队伍最浓厚的氛围是“团结友爱，集体攻关”。在这个集体里，大家互相关心友爱，领导身先士卒，蔚然成风。刚上青海高原，领导带头住帐篷，把仅有的两座楼房腾出来给科研人员住。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李觉院长陪同到插完最后一只雷管，他手里拿着起爆台的钥匙，告诉操作人员不要紧张，这就是镇静剂。试验场的巍巍铁塔，象征着无比坚强的力量。有一天突然刮起11级大风，铁塔摇晃30多个小时，卷扬机不能开，可是上面还有几位同志下不来，没吃没喝，头昏眼花。全场为之心急如焚，怎么办？当时安装总队有一位王师傅坚决要求，舍命也要爬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摸着爬了上去，塔上的同志将他团团抱住，热泪夺眶而出，顿时说不出一句话来。
    同志爱，战友情，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集体攻关的作风。在完成任务中，你一个启发，我一个主意，逐步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四点，这支队伍最可贵的品质是“不计名利，献身事业”。老专家，隐姓埋名，许身报国。
    郭永怀为了避免美方的阻挠，竟将十几年写的文稿投入篝火之中，朋友们为他惋惜，他说：“不要紧，装在脑子里的是属于自己的，美国人无法扣下，回去用它为祖国服务”。郭永怀满怀救国之志出国学习，美国移民局劝他不要回国，并无理取闹传讯他妻子一年多，台湾也派人劝他，郭永怀激愤地与那人争论几个小时，坚定地回答：“我的理想在新中国”。他把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和排风扇都交给了科学院作为科研之用。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搭乘夜班飞机赶回北京，5日凌晨飞机临地面400米时失去平衡，扎向了苞谷地。清理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时，从中间掉出了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然完好无损。周恩来同志得知后悲痛不已，眼眶噙着泪水。钱学森更是伤感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在我国空气动力学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永怀亭，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为了中国核武器事业而捐躯的元勋。
    彭桓武对于祖国始终怀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有人问他：“你当初为什么回国？”他非常生气地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他酷爱钻研学问，可以说是痴心人迷，不考虑生活，不考虑家庭，40多岁了还没结婚。困难时期不愿排队买饭，常买干粮充饥。彭桓武先生是发展我国理论物理研究的第一人。1948年他已经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了。他在生活上朴素、简单，无欲无求。彭桓武82岁开始学电脑，虚心好学，“不懂的从不乱说”。对于名利，他总是推让与回避。在九所他是第一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把本该自己收藏的奖章和奖状送到所里，并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他认为这个荣誉是大家齐心协力，用革命加拼命所取得的，应该归功于集体。对于学生，彭桓武先生从来都把他们当做朋友对待，有学生上门讨教，不是一同去公园，就是请吃饭，或在一起“神聊”，潜移默化地指引他们健康成长。
    王淦昌是世界知名的实验核物理学家，驻杜布拉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专家组组长，听说苏联背信弃义，撤退专家，他义愤填膺坚决申请回国投身核武器事业。部长说你是国际知名人物不好保密，搞我们这一行要隐姓埋名。王老毅然决定隐姓埋名，改名王京。从此王淦昌找不着了。
    中青年知识分子，舍家忘我，呕心沥血。高级工程师宋大本，1988年51岁患了癌症。他在生命的最后81天，坚持要把手中的方案搞出个好结果，以超人的毅力忍着剧烈的疼痛，几次往返北京、昆明、绵阳之间，几天几夜咬着牙守在计算机前，拼尽了最后的精力，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他在昆明接到老母病重的电报，一心想干完了再回去伺候。谁知沉重的担子把他累垮了，当他拖着难以支持的身躯，从绵阳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说我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同志们搀扶他回到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啊，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他躺在医院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千里之外的核试验。室主任朱建士从场区归来直奔医院去看他，带去了战友们的慰问，告诉他试验成功了。宋大本此时已说不出话来，只见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倦容。几天后，宋大本同志带着事业的成功含笑而去，离开了我们。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做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是高兴的。”直到今天，一提起宋大本同志英年早逝，全院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在九院，像宋大本这样舍家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一人。这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群体。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我们的队伍仍然保持那种可贵的精神，一切为了核武器事业的信念没有动摇，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的传统没有丢。我们深深地了解，核禁试从来就是一场斗争，总是禁止那些自己可以不做而别人还必须做的核试验，以束缚别人的手脚。核禁试对研制核武器，只是画了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现在转入实验室研究，转入“零当量”试验，要求更高了，技术更难了。我们这支队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深深体会到，用“两弹精神”凝聚起来的队伍，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决定性因素。祝两弹精神发扬光大；愿九院事业兴旺发达。谢谢大家！
    (2010年5月26日于武汉理工大学南湖教学区新1-506教室，理学院承办，根据录音整理)

摘自《理工讲堂录6 行业发展与企业实践》，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86页   陈俊祥，四川广安人，1933年12月23日生；1951年2月参加抗美援朝，1957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1995年退休。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历任技术员、组长、科研室支部书记、副所长、常务剐所长、所科技委主任、冲击波物理与爆轰物理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等职。2000年参加解放军总装备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

    同学们，有幸参加武汉理工大学合并10周年校庆，我十分高兴。趁这个机会祝贺理工大学合并10周年校庆：“大江东去浪淘沙，珞山盛开理工花，黄鹤归来看白云，鸿儒满座叙华夏，今十年桃李满天下，再十载栋梁盈中华。”祝理工兴旺发达，人才辈出。
    今天我带来的不是我个人的东西，是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老一代科学家为国奉献的精神，鼓励年轻学子好好学习，为我们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来叫九院，九院人的核心价值观就是“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这是老一代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九院当代的一块金字招牌，是老一代为我们树立的丰碑。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座丰碑下的故事，把同学们带到1950年代那一种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是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是后来才有的，谁能造出原子弹就称得上世界大国。1945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也想搞原子弹，他找了数理化方面的三位大科学家，华罗庚、吴大猷、曾昭伦，对他们说：“你们只要能搞出原子弹，要什么给什么，房子、钱、地都给，你们缺什么嘛！”三位科学家说：“我们缺人。”蒋介石说：“人吗？你们到大学里去找。”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是西南联大，于是三位科学家到西南联大选了五位青年人，他们是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王瑞、孙本旺。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叫他们到美国去学搞原子弹。没想到美国政府不买蒋介石的账，根本不接待。这八个人只好解散，自谋出路。
    蒋介石之所以搞不出原子弹，是他的路线不对，完全依靠外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刚开始没想到要搞原子弹，因为那时饭都吃不饱，抗美援朝战争又打起来了，哪顾得上搞原子弹。当时中国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科技又落后，哪还能想搞原子弹。后来为什么要搞呢？这是被迫的，也是被逼的。我用4句话来概括这个过程：再一再二被挑战，有三有四下决心，“五九六”逼上梁山，“七八九”巨大成功。再一再二被挑战，就是朝鲜战场、越南战场，在这两次战场上，帝国主义就打出原子弹这张王牌向我们挑战，说要用原子弹轰炸中国，让中国撤兵，让志愿军回去，让共产党尝尝原子弹的厉害。那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那个学期根本没读书，整天就上街宣传“抗美援朝”，把“恐美、崇美”变为“鄙美、蔑美”。后来我就参加了抗美援朝，反正书也读不成。美国拿原子弹恐吓我们，毛泽东同志就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吓人的。彭德怀对战士们说，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坑道战，你有原子弹，我有山药蛋，上甘岭我们就来比比看。结果在上甘岭打了个平手，他们进不了我们也走不动，后来进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帮助我们保卫鸭绿江大桥，用了它好多炮弹，好多门大炮，后来苏联跟我们要钱，那时还不起，搞得我们非常困难。陈赓大将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战争我们是胜利了，但是牺牲很大，中朝一方损失30多万，美国只牺牲了5万多，代价太大，就是因为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建议发展国防工业，所以1953年成立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战争结束了，我们也得认真总结。敌人老打原子弹这张王牌，怎么对付？原子弹这个东西我们从战略上藐视它，但从战术上还要重视它，要认真对待。党中央后来得出一条结论，那就是“你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有原子弹。”(这也是一位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的好意，居里夫人知道毛泽东同志反对原子弹，那时杨承宗从法国居里实验室回来时，她对杨承宗说，你回去向毛泽东讲，你要反对原子弹，你还得要自己有原子弹。)但原子弹不是想有就有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最后的结论是我们有条件时也要搞原子弹。这就是再一再二被挑战的结果，我们搞原子弹是被迫的。
    毛泽东同志在什么条件下下的决心呢？下面我讲“有三有四下决心”。我说的“三”是钱三强，“四”是李四光。毛泽东同志在听了钱三强和李四光的汇报后下了决心。1954年1月15日，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带去铀矿石标本，用纸包着放在桌子上，那些政治局委员听到嗒、嗒的响声，围着桌子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什么，不知道是旁边有个计数器的声音。毛泽东同志说，还是请三强同志给我们上一堂课吧。钱三强就讲了什么叫原子，什么叫原子核，什么叫裂变，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威力等等。汇报完，毛泽东同志就说：“我们跟苏联友好，他们会援助我们，我们一定会搞好！就是他们不援助，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同志讲这几句话，充分表明了他是立足于自己的专家、自己的资源，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像蒋介石那样完全依靠外国。
    当然，我们也要争取苏联的援助，但这是非常困难的。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大庆，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赫鲁晓夫，发表了“莫斯科宣言”。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非常高兴，欣然答应了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所以很快在1958年年底签订了一个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但这个协定也只是帮助我们选择核试验基地，建设实验工号和厂房，并没有什么制造技术的内容。
    在1958年苏联派来了几个专家，到全国跑了一大圈，最后把我们的实验基地选在青海，试验靶场先是选在敦煌那边，后来我们定在新疆孑L雀河畔。1959年我们派一些人到苏联搞工厂设计，到了三四月份他们帮助我们设计的事就有些变卦了。在1959年6月苏共中央给我们党中央发来一封信，就说要停止援助，什么原因以后再讲。当时下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还在向苏联专家要“教学模型”，苏联专家叫我们修模型厅，我们和工人一块把路搞得平平的，围墙建得高高的，苏联专家几次检查总算通过了。但是问他教学模型什么时候来，他说他也不知道，这是绝密，你们只有到北京去打听。我们派人跑了好多次，一点消息都没有，后来部里通知我们不要跑了，他们根本就不给了。这下可把我们这一帮“穷秀才”惹火了，气极了，骂那个专家骗我们，耍我们。
    更令人生气的是1959年国庆节，建国10周年大庆，记者在北京机场问赫鲁晓夫：“苏联老大哥，赫鲁晓夫总书记，这次您给我们中国人民盛大的节日带来了什么礼物？(指援助项目)。”赫鲁晓夫大摇大摆地说，我给你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两代和平”，什么两代和平？那时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推销他的修正主义纲领，搞什么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开辟历史新纪元，搞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没有武器的世界。他的意思是想说我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很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世世代代的和平。其实他是空着手来的，他连莫斯科都没回，是直接从戴维营飞到北京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是来解释1959年6月给我们党中央那封信，为什么不能援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当我们的民兵方阵，雄赳赳气昂昂，飒爽英姿，一片红色的海洋走过天安门时，城楼上的贵宾都在鼓掌喝彩，唯独赫鲁晓夫没有鼓掌，反而自言自语地悄悄地说了一句侮辱我们的话，这句话却被站在他旁边的翻译听到了，翻译心中很气愤，回去告诉了毛泽东同志。第二天，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说原子弹我们苏联有嘛，你们就不要搞了，国防建设我还是帮你们，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防，比如旅大海军基地，我们再回来帮你们建设；中苏边境搞长波电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这些我们都可以帮你们搞。他不但不支持我们搞原子弹，反而还想控制我们的国防建设。毛泽东同志早就知道他这次来是不怀好意的，会谈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本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不慌不忙地说：“原子弹你们不给，我们自己搞嘛，我们相信中国人自己能搞出来，我们不要苏联的核保护伞；海军根据地、长波电台我们也自己建嘛，今天建不起来明天建嘛，我们不做苏联的殖民地”。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苏联毁约停援，撤走专家。
    在我们九院的那个专家，临走那天，院长还是礼节性地组织了一个欢送会。这位专家平时不说话，大家都叫他哑巴和尚，可是在这个欢送会上，他却说话了，说了一句嘲笑我们的话，他说：“离开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工厂里的那些设备将成为一堆废铁”。当时翻译没料到专家会讲出这种话来，迟迟不知如何翻译是好，我们院长一看就觉得不是滋味，马上对翻译说：“怎么了？你也哑巴了？跟我讲，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翻译员着急地说：“他说离开了他们，我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还说我们的设备要成一堆废铁。”我们院长李觉本是一位虎将，一听就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你去通知干部集合，到会议室，聚大义！”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句话，“‘五九六’逼上梁山”的故事。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央研究如何调整国民经济计划，邓小平同志说，其他都可以下，国防尖端项目不能下。赫鲁晓夫这样一逼，中央更加坚定了决心，立即发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所以我说中国搞原子弹是被迫的，也是被逼出来的。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部党委发了文件“为彻底自力更生而斗争”。同学们注意，这个文件自力更生前面加了“彻底”两个字，后面提的不是号召，而是“斗争”，意味深长啊！我们九院人从此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甩掉洋拐棍，走自己的路。当初，邓稼先领导理论室，从读3本书开始，3本书就是《爆炸物理》、《中子输运理论》、《超音速流与冲击波》。邓稼先指导大家，翻译一段，讨论一段。冬天屋外结着冰，办公室冷得坐不住，老邓就和大家到马路对面副食店火炉旁，暖暖手再回来读。实验室的同志们“一把铝壶闹革命”，土法上马，自己动手浇药柱，把铝壶焊成双层结构，夹层通蒸汽，里面熔化炸药，用牛皮纸、马粪纸做模具，在爆轰现场随时浇铸炸药件。理论与实验配合，经过两年努力，好不容易设计了一个原子弹理论模型。当时，为了给第一颗原子弹取个好听的名字，大家讨论很热烈，半天统一不了意见。李觉院长走过来说，就叫“五九六”！我们决不能忘记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这个日子。这就是第一颗原子弹代号的来历。
    “五九六”既是代号也是口号，鼓舞着我们顶着压力干，要以“争朝夕”的精神早日搞出原子弹。1963年正当我们到青海进行大会战的时候，赫鲁晓夫把美国和英国叫到莫斯科，急忙签订了一个条约，不准在大气层搞核试验。还叫嚣要摧毁中国的核试验基地。我们在青海一边做实验，一边挖防空洞，晚上搞防空演习。在工号做实验时，每当接到电话——“注意隐蔽，现在不能打炮”，我们就知道这是美国U一2飞机正从我们头上飞过。就这样日夜奋战，终于迎来了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其实我们在国庆节前就准备好了，在试验场天天都在盼望爆炸的时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据说有个杨技术员那天跑去跟邓院长说：“邓院长，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白头仙翁告诉我，三个‘十五’要出现奇迹”。邓院长问：“什么三个‘十五’？”杨技术员也说不出来。10月16日下午3点原子弹爆炸后，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直到晚上这位技术员醒来，突然想到了三个“十五”的意义：第一个“十五”指1949到1964年建国后15年；第二个“十五”是10月1日到16日国庆节后第15天；第三个“十五”是当天15点准时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故事说明了当时这批年轻人心中的激情和希望。
    原子弹爆炸那天，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通知在京的中央领导都到人民大会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下午3点，前线指挥张爱萍将军拿起电话报告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的原子弹准时爆炸成功了。周恩来同志马上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激动，他说：“恩来，你去问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啊？莫是一堆炸药一轰也会一团黑云上天，这可开不得国际玩笑啊。”周恩来同志拿起电话说：“毛泽东同志问你们是不是真的原子爆炸？”张爱萍不好立即回答，就问坐在前面的那些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急着说：“真的，真的，肯定是真的。”没有讲出向领导汇报的根据。还是实验核物理学家说得清楚，他说：“请报告总理，我们是真的原子爆炸，我们有照片为证，根据火球的大小，火球的亮度，火球上升的高度，火球维持的时间，我们都有光学摄影的照片”。周恩来一一都向毛泽东同志说清楚了，这下毛泽东同志很满意，也很高兴。隔了一会，毛泽东同志跟周恩来说，是不是把这个好消息向在场的同志们报告一下，周恩来同志说，不是规定晚上8点才发表新闻公报吗？毛泽东同志说，光我们两个人先高兴不行哕，让看节目的这些同志也先高兴高兴吧。于是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同志们，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全场欢腾，经久不息，唱呀，跳呀，演员们把人都抛起来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1964年10月16日，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日子，从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到全国人民，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四海之外，凡是炎黄子孙，无不扬眉吐气。北京街头《人民日报》的“号外”卖个不停，举国上下敲锣打鼓游行庆祝。
    “五九六”这一逼，逼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这不仅是逼出了一个“弹”，而且更重要的是逼出了一条路，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路。自己一步一步地探索出来的技术路线，有根有底，根深叶茂，以后发展就快了。所以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泽东同志说过，应该给赫鲁晓夫挂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是他逼着我们丢掉洋拐棍，挺直腰杆迈步前进。
    科技强国，民族复兴，是我们炎黄子孙长期的愿望。当杨利伟从天上飞回来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挺起来了，2003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飞起来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日子，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里程碑，10月16日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日子。
    我要讲的第四句话是“七八九巨大成功”，是说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我们马不停蹄，接着搞氢弹、中子弹、武器化、小型化，一鼓作气攻克了七大关，赶上了先进核国家80％的设计水平，同时用我们的心血和智慧塑造了“九院精神”。
    我重点说一下“突破氢弹原理”。氢弹可以说是急出来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加10年就是1968年，转眼就快到了。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马上搞氢弹。彭公(彭桓武)挂帅，周(周光召)、于(于敏)领兵，请群众当诸葛亮，当时美其名日“大鸣大放”。突破氢弹是九院发扬技术民主、组织集体攻关的黄金时代，也是科学研究成果最大、进步最快的阶段。
    1967年6月17日上午10点，万里晴空，风和日丽，忽地闪光耀眼，火球升腾，金光四射。田间老农抬头惊叹：“莫非是天上升起了两个太阳！这是吉祥的征召，一定会给我们新疆人民带来好时光。”
    摄影记者拍下了这张天下奇景，留下了历史长河中光辉的一瞥。如果我们把这张图片与美国第一次原子爆炸留下的图片进行比较，可以发人深省：我们的图片是“与光明和谐”。而他们的图片是“圣灵逞威”。
    1945年7月16日凌晨5点，美国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奥本·海默不由得想起了印度的一首古诗：“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我是死神，我是世界的毁灭者。”
    他们把爆炸零时选在凌晨5点，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刚爆炸的原子火光与漆黑的背景相比，显得特别亮，比1000个太阳还亮。总之我觉得美国这张照片是“与黑暗争辉”，而我们那张照片真是“与光明和谐”。
    赶上80％的水平，是讲设计技术，包括体积、重量、比威力、聚变裂变比、炸药用量、核材料用量等等指标的综合比较。公开说是接近同档次的水平，我们把80分到100分算作一档，那我们至少有80分。
    水平不是靠自己吹，而是看国外怎么评价。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美国人从云尘微粒分析中得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用的是铀一235，而且是“内爆型”，他们不得不承认比投到日本的原子弹设计得好。时隔不久，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用的是固体轻材料，而美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用的是液态氘。这次试验威力330万吨TNT当量，而其社会影响却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英国用了4年半，法国用了8年半，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个速度发展之快，中国创造了世界之最。
    英国《泰晤士报》惊呼：“中国由原子武器到制造热核武器所用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国家都短，现在已经超过了法国。”
    法新社报道：“中国人民爆炸热核炸弹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再次使全世界专家感到吃惊。惊奇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个成就的惊人速度。中国在核方面的成就，使世界震惊不已。”这3句话接连发出了5个惊叹。
    所以我说攻克原子弹是为中国人争气，突破氢弹却是为中国人争光。中国氢弹如此之快之好，现在外国人还觉得是个谜。氢弹爆炸成功之后，中国科学家声名大振，世人翘首相望，纷纷来华访问和交流。
    氢弹爆炸以后，国家很少公布。但是我们的进展，并没有停步。1999年美国出笼的《考克斯报告》说，美国进行了1030次核试验，而中国只进行了45次核试验，却研制出在技术上与美国相近的先进的热核弹头。考克斯之流不相信中国人会搞得这样快，就诬蔑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小型化和中子弹的机密。为了说明事实真相，1999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郑重宣布：“中国早已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他说：“中国作为一个早就掌握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的国家，掌握中子弹技术是极其自然的。”
    核武器有5种杀伤因素，中子弹只是突出其中贯穿辐射的杀伤因素而已。可以说中子弹是一种特殊性能的小氢弹，它的威力不大，但是它有一种特异功能，产生的中子流特别强，距爆心800米处能穿透30厘米厚的钢板，杀死坦克里的人员，而坦克还可以用，所以人们称中子弹为坦克克星。
    由于我们对氢弹技术摸得比较透，所以很快便找到了设计中子弹的途径。考克斯想不到中国科学家竟是这样的聪明，就别有用心地说是偷的技术。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考克斯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克林顿政府不得不下令处分了与此案有关的3名官员。
    “七八九”的“九”，指的是塑造了“九院精神”。九院是我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来的名称，叫国防部第九研究院，是我国唯一的核武器设计研究院。一些外国人不理解中国核武器技术为什么发展这样快，是他们不懂得精神变物质的道理。
    从1964年到1996年暂停核试验为止，我们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是美国核试验次数的4.4％；我们的研制经费，以最高的“八五”期间为例，仅为美国3个核武器实验室同期投入的1.4％。这两个百分比很低，而我们的设计水平是不低的，从国外公开报道的信息看，已经与美国接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这两个简单的数据，显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江总书记亲临九院视察，亲笔题词称之为“两弹精神”。它是我们这支队伍用心血和智慧凝结起来的伟大精神成果。
    关于两弹精神，我感受最深的有四点。第一点，这支队伍最根本的素质是“热爱祖国，发奋图强”。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等，放弃国外的优厚条件和物质待遇，毅然归来图祖国之强。他们带领大家勇往直前，培养了整个科技队伍的气质。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元勋中，有10位是核科技专家，其中9位出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他们为这支队伍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邓稼先是1958年调入九院的第一个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当时34岁，担任理论部主任。他是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还包括中子弹。在世界核武器科学家中，接连担负原子弹、氢弹、中子弹设计技术领导工作的，要数邓稼先，只有他接连创造了几次人生的辉煌。邓稼先深受广大科技人员爱戴，他的高贵品质和人格力量是无穷的。他领导氢弹设计还有一段小故事。正当氢弹攻关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时的派系斗争把队伍搞得四分五裂。邓稼先急得团团转，把“裂变”变成“聚变”，不仅是他的科学难题，而且成了他组织队伍的最大难题。有一天他在外文期刊上看到一条消息，法国准备1967年底试验氢弹。他实在坐不住了，马上叫人通知群众组织，说有重大消息传达。那时人们最爱听消息传达，到了会议室，问“老邓”有什么重要新闻？邓稼先说：“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闻，法国同行早已行动了，他们要在1967年底爆炸氢弹。他们如果成功，就是老四，我们如果赶不过他们，只好当小五了。我为这件事着急，想请大家出个主意，加一把油，早日搞出我们的氢弹方案，力争撵上法国，超过法国！”邓稼先没有想到，这几句话竟成了大家为民族尊严而战的集体宣言。邓稼先的一片忠心，燃起了同志们的爱国情焰。大家不分哪一派，团结起来搞氢弹。“赶上法国，超过法国”，立刻传遍了中国氢弹研制系统和核试验基地，成为当时最令人奋进的口号。终于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仅2年零2个月。邓稼先操劳过度，身患癌症，在生命垂危的时候，领导来问他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想坐着轮椅去天安门再看一次。邓稼先是在写完“加快核试验”计划之后住院的，他去世的时候只有62岁。这位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可以说他把毕生的心血都献给了祖国，他带着对祖国像对母亲一样的无限怀念离开了我们。
    于敏院士青年时期从事理论核物理研究。1960年在原子能所开展聚变反应研究。1965年研制氢弹时调人九院。在氢弹多路探索中，最后采用了于敏领导的技术方案。他对氢弹突破和核武器小型化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他既没有出国留学，也没在国外工作过。日本人称他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他的成才就像许多有成就的人那样，具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于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榜样，他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于敏十分重视培养人才，常常对年轻人说：“核武器是保障我们中华民族再不受外来侵略的一种手段，我们要共同写好这篇大文章。”他获得“求是科技基金会”奖金100万元，上交了1万元特殊党费，又在中物院建立了“于敏数理科学奖励基金”，鼓励青年从事科学研究。他的成长道路和奋斗精神，对年轻人很有影响。他是我们队伍中最突出的代表。
    第二点，这支队伍最坚强的意志是“艰苦奋斗，知难而进”。我们从长城脚下转移到青海高原，又从青海高原转移到四川大山区。生活于深山峡谷之中，工作在密林山洞之内，长期与炸药、放射性等危险作业打交道，每年都有几个月奋战在冷热无情的戈壁沙场。回忆事业的初期，可以说艰苦到了极点。生活困难时伙食标准是所谓的“2611”，就是每月26斤粮、每天1钱油、1角钱干菜汤。由于营养缺乏，大多数同志身体浮肿，上楼梯两手扶栏杆，蹲厕所两眼冒金花。就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主动加夜班。中央领导知道后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专门请了一次客，让九院的科学家吃一顿肉。聂老总募捐，陈毅元帅化缘，请各大军区支援，调来了黄豆、土豆等当年最珍贵的食品。陈老总当时对着话筒对各大军区首长说：“各路诸侯，我陈毅向大家作揖啦！请军队支援我们的科学家，他们在挨饿啊！我陈毅要靠科学家撑腰呵，搞出尖端来，我的腰杆就硬了，原子弹响了，我这个外交部长的嗓门就更响喽。”
    为了早日搞出“争气弹”，越是艰苦越要去。我们在北京的同志把参加草原会战看成是一生最大的光荣。大家顾虑的不是离开温暖的家，也不是舍不得离开北京城，而是生怕离开这个战斗的集体。当时张爱萍将军到九所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动员。他是一位将军又是一位诗人，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情感。他问谁还记得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唐诗，一位青年站起来背诵：“渭城朝雨沮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接着又问谁会背诵王之焕的《凉州词》，又一位站起来朗诵：“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张爱萍听了高兴地说，大家的诗兴很浓嘛，不过我认为这两首诗未免有点凄凉。我建议把“春风不度玉门关”改为“春风已度玉门关”，把“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西出阳关有故人”。党和国家需要同志们去青海会战，搞我们自己的原子弹，那里的同志欢迎你们。我最喜欢王昌龄的《从军行》，他把辽阔的大西北、青海、新疆都装在胸中，写得慷慨激昂。我奉送给大家：“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顿时，全场一片热烈掌声，我们的院长李觉将军激动得站了起来，大声呼喊：“走呵！到前方去呵！”顿时全场热血沸腾，掌声雷鸣。当年真有那么一股劲，就像上前线一样，从战出征，辞老别幼，亲人送行，北京站依依离别情，没有一个人掉眼泪，只有一腔报国的热血激荡心头。
    第三点，这支队伍最浓厚的氛围是“团结友爱，集体攻关”。在这个集体里，大家互相关心友爱，领导身先士卒，蔚然成风。刚上青海高原，领导带头住帐篷，把仅有的两座楼房腾出来给科研人员住。在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百米铁塔上，李觉院长陪同到插完最后一只雷管，他手里拿着起爆台的钥匙，告诉操作人员不要紧张，这就是镇静剂。试验场的巍巍铁塔，象征着无比坚强的力量。有一天突然刮起11级大风，铁塔摇晃30多个小时，卷扬机不能开，可是上面还有几位同志下不来，没吃没喝，头昏眼花。全场为之心急如焚，怎么办？当时安装总队有一位王师傅坚决要求，舍命也要爬上去送水送面包。大风刮得他睁不开眼，一步一步摸着爬了上去，塔上的同志将他团团抱住，热泪夺眶而出，顿时说不出一句话来。
    同志爱，战友情，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集体攻关的作风。在完成任务中，你一个启发，我一个主意，逐步形成了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四点，这支队伍最可贵的品质是“不计名利，献身事业”。老专家，隐姓埋名，许身报国。
    郭永怀为了避免美方的阻挠，竟将十几年写的文稿投入篝火之中，朋友们为他惋惜，他说：“不要紧，装在脑子里的是属于自己的，美国人无法扣下，回去用它为祖国服务”。郭永怀满怀救国之志出国学习，美国移民局劝他不要回国，并无理取闹传讯他妻子一年多，台湾也派人劝他，郭永怀激愤地与那人争论几个小时，坚定地回答：“我的理想在新中国”。他把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和排风扇都交给了科学院作为科研之用。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搭乘夜班飞机赶回北京，5日凌晨飞机临地面400米时失去平衡，扎向了苞谷地。清理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时，从中间掉出了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然完好无损。周恩来同志得知后悲痛不已，眼眶噙着泪水。钱学森更是伤感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在我国空气动力学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永怀亭，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为了中国核武器事业而捐躯的元勋。
    彭桓武对于祖国始终怀有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有人问他：“你当初为什么回国？”他非常生气地回答：“你应该问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学成不回国才应该问个为什么。”他酷爱钻研学问，可以说是痴心人迷，不考虑生活，不考虑家庭，40多岁了还没结婚。困难时期不愿排队买饭，常买干粮充饥。彭桓武先生是发展我国理论物理研究的第一人。1948年他已经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了。他在生活上朴素、简单，无欲无求。彭桓武82岁开始学电脑，虚心好学，“不懂的从不乱说”。对于名利，他总是推让与回避。在九所他是第一个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把本该自己收藏的奖章和奖状送到所里，并写了一副对联：“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他认为这个荣誉是大家齐心协力，用革命加拼命所取得的，应该归功于集体。对于学生，彭桓武先生从来都把他们当做朋友对待，有学生上门讨教，不是一同去公园，就是请吃饭，或在一起“神聊”，潜移默化地指引他们健康成长。
    王淦昌是世界知名的实验核物理学家，驻杜布拉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国专家组组长，听说苏联背信弃义，撤退专家，他义愤填膺坚决申请回国投身核武器事业。部长说你是国际知名人物不好保密，搞我们这一行要隐姓埋名。王老毅然决定隐姓埋名，改名王京。从此王淦昌找不着了。
    中青年知识分子，舍家忘我，呕心沥血。高级工程师宋大本，1988年51岁患了癌症。他在生命的最后81天，坚持要把手中的方案搞出个好结果，以超人的毅力忍着剧烈的疼痛，几次往返北京、昆明、绵阳之间，几天几夜咬着牙守在计算机前，拼尽了最后的精力，直到得出满意的答案。他在昆明接到老母病重的电报，一心想干完了再回去伺候。谁知沉重的担子把他累垮了，当他拖着难以支持的身躯，从绵阳回到北京，一下火车，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他说我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同志们搀扶他回到家，妻子泪流满面地苦苦哀求着：“老宋啊，你就……为了这个家……多活几天吧！”他躺在医院弥留之际，仍然惦记着千里之外的核试验。室主任朱建士从场区归来直奔医院去看他，带去了战友们的慰问，告诉他试验成功了。宋大本此时已说不出话来，只见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倦容。几天后，宋大本同志带着事业的成功含笑而去，离开了我们。他在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儿这一辈子，是进取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没有给老人家丢脸。对不起，我对家照顾少了，但也念着父母，我担子很重，在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做贡献。我这样做了，我想你们是高兴的。”直到今天，一提起宋大本同志英年早逝，全院的人无不为之惋惜。
    在九院，像宋大本这样舍家忘我，以身许国的，又何止一人。这是一个无私奉献的群体。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我们的队伍仍然保持那种可贵的精神，一切为了核武器事业的信念没有动摇，团结协作、集体攻关的传统没有丢。我们深深地了解，核禁试从来就是一场斗争，总是禁止那些自己可以不做而别人还必须做的核试验，以束缚别人的手脚。核禁试对研制核武器，只是画了一个分号，而不是句号。现在转入实验室研究，转入“零当量”试验，要求更高了，技术更难了。我们这支队伍仍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深深体会到，用“两弹精神”凝聚起来的队伍，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将是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决定性因素。祝两弹精神发扬光大；愿九院事业兴旺发达。谢谢大家！
    (2010年5月26日于武汉理工大学南湖教学区新1-506教室，理学院承办，根据录音整理)

摘自《理工讲堂录6 行业发展与企业实践》，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4-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