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戚继光剿灭倭寇多为中国人

有明一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便施行海禁政策，不准民众私自出海，同时也不允许外国商人前来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就只有依靠传统的朝贡贸易。然而规模十分有限的朝贡贸易终究无法满足全球化贸易的浪潮，因此海上走私贸易逐渐兴起，随之引发沿海的“倭寇”之患。
历史上“嘉靖大倭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是“真倭”还是“假倭”？所谓“倭寇”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较量的结局如何？最终明朝怎样实现对外开放？12月2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就相关话题作了报告发言。


全球化贸易浪潮下的海禁与朝贡

“现在很多人都有误解，以为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其实它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樊树志从明朝所处的世界贸易格局开始讲起。伴随着欧洲人的对外殖民扩张，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全球化贸易浪潮必然要席卷到中国，但当时明朝对外实行的却是海禁政策。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海外各国交往，当然也包括民间贸易往来。那么，当时对外贸易的渠道就只剩下历史悠久的“朝贡”，即历代中原王朝把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展至对待周边国家的关系，藩属国国王会定期派遣使节奉送贡品，同时接受中国皇帝的“回赐”，这种传统朝贡体系所附带的贸易就是“朝贡贸易”。
明朝当时所谓的官方贸易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此后虽然一度关闭了这三个市舶司，但在永乐元年（1403）它们又重新开放，并在这三个市舶司所在地，设置宾馆招待外国朝贡使节。这些宾馆的职责，除了接待朝贡使节，还附带转运朝贡方物，安排随船外国商人与当地中国商人在宾馆附近进行有限的小额贸易。
通常各国朝贡使节北上完成任务之后，还可以让外国商人在礼部设置的招待所“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当时最畅销的就是长江三角洲出产的生丝，第二位是绸缎，第三位是棉布，当然后来茶叶超过了生丝”。但小额的朝贡贸易终究无法满足民间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尤其在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下，海禁政策就显得不合时宜。
于是，民间就逐渐产生了“走私贸易”这种试图冲破海禁的经济活动。“明朝的走私贸易和现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样，由于当时没有海关，所有民间贸易都没有合法渠道，因而又被称为‘私贩’，与之相对的就是朝贡带来的‘公贩’。”樊树志特别强调了明朝的走私与现代海关制度下的走私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走私VS海禁：朱纨的悲剧

在海禁政策的束缚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愈加兴旺，当时比较突出的两个走私贸易基地，一个是漳州的月港，另一个是宁波的双屿港。月港的走私贸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已十分发达，长期的积累为其带来了“小苏杭”的称号。
面对日益严重的走私现象，当时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见是要加强海禁，虽然有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主张开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之后。所谓宁波争贡事件，是指嘉靖二年（1523），日本两大家族势力各自派出一支朝贡队伍，结果他们在宁波为了争夺贸易主导权而发生武力冲突。结果，这个事件被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员抓住了口实，最终导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这样一来，走私贸易无疑更加猖獗。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任福建军务提督，他是一位主张加强海禁的官员，他为了杜绝走私，上任后不仅捣毁了双屿港的陆上设施并填塞港口，而且制定了严厉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等海禁措施。
“由于走私贸易需要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船只在港口海面进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后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如果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那就等于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所以，朱纨的一系列行为不但触怒了海上贸易的商人，而且招致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地方豪强和士大夫的反感，他们纷纷弹劾朱纨，导致皇帝下旨逮捕他至京讯问，朱纨得知消息后无比悲愤，最终自杀身死。
“朱纨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贸易形势一无所知，以为凭借高压就可以堵塞海外贸易的潮流，但他显然低估了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严厉的海禁措施激化了既得利益者与官方的矛盾。”可以说，朱纨就是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的牺牲品。


真倭？假倭？

相比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福建、浙江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尤其宁波市舶司关闭之后，海上贸易供求失衡的问题尖锐地凸显出来，更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他们都配备有武装。由于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因此又被明朝官方称为“倭寇”，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徽商出身的王直。
2005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势下，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来到安徽歙县，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 图为至今矗立在日本平户市街心的王直铜像。
关于明朝的倭寇，是樊树志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嘉靖大倭寇”（后期倭寇），在学术界也是争议不断。譬如，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而这一定义长期以来也保存在大部分普通人的历史认知中。
然而樊树志通过阅读嘉兴人李日华和太仓人王士骐留下的文章，发现他们作为嘉靖倭患的亲历者，都早已指出“倭寇”海盗其实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商。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都是所谓‘假倭’，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促使祸乱更加严重”。除此外，时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也有类似精辟的认识。
樊树志认为当时内阁大学士的话最值得注意。徐阶在一次与皇帝奏对时说，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但是最近经过详细调查后才知道，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
因此，所谓“嘉靖大倭寇”，日本人参加的数量实际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传统上我们把倭寇简单定义为“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种看法和历史真相是存在距离的。


变“堵”为“疏”，开放海禁

渐渐地，朝廷上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造成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过严，因此决定采取“疏”，而不是“堵”的办法解决倭患问题。当时平倭总督胡宗宪就决定放弃武力围剿，转而使用招抚“倭寇王”王直的手段，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胡宗宪的人品很坏，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为他是主张开放海禁的。”樊树志强调说，“胡宗宪虽然想开放海禁，但是他不敢公然亮明自己招抚王直的底牌，只能请求皇帝派遣使节‘宣谕日本国王’，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他的本意就是要招抚王直。”
“如果招抚王直成功，也许开放海禁就会提前”，但可惜的是招抚并没有成功，由于胡宗宪平时贪赃枉法，他的政敌就控告他接受了王直的巨额贿赂。最终胡宗宪为了自保，只好违背先前的诺言，向朝廷提请处死已经跟随他前来接受“招抚”的王直。
此后，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建言之下，开放海禁已是大势所趋。终于等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的政见很有关系，徐阶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情。”
海禁开放的影响极大，因为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内，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它们原本与中国没有朝贡关系，它们把中国的商品销往全世界。“当时海上贸易使得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白银资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非常了不起，反过来说，假如‘海禁-朝贡’体制在明末没有突破，那么这种辉煌就不可能出现。”樊树志总结道。



有明一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便施行海禁政策，不准民众私自出海，同时也不允许外国商人前来贸易，中国对外贸易的途径就只有依靠传统的朝贡贸易。然而规模十分有限的朝贡贸易终究无法满足全球化贸易的浪潮，因此海上走私贸易逐渐兴起，随之引发沿海的“倭寇”之患。
历史上“嘉靖大倭寇”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是“真倭”还是“假倭”？所谓“倭寇”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政策较量的结局如何？最终明朝怎样实现对外开放？12月20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变化中的明清江南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史专家樊树志教授就相关话题作了报告发言。


全球化贸易浪潮下的海禁与朝贡

“现在很多人都有误解，以为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其实它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樊树志从明朝所处的世界贸易格局开始讲起。伴随着欧洲人的对外殖民扩张，整个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全球化贸易浪潮必然要席卷到中国，但当时明朝对外实行的却是海禁政策。
所谓“海禁”，就是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海外各国交往，当然也包括民间贸易往来。那么，当时对外贸易的渠道就只剩下历史悠久的“朝贡”，即历代中原王朝把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展至对待周边国家的关系，藩属国国王会定期派遣使节奉送贡品，同时接受中国皇帝的“回赐”，这种传统朝贡体系所附带的贸易就是“朝贡贸易”。
明朝当时所谓的官方贸易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此后虽然一度关闭了这三个市舶司，但在永乐元年（1403）它们又重新开放，并在这三个市舶司所在地，设置宾馆招待外国朝贡使节。这些宾馆的职责，除了接待朝贡使节，还附带转运朝贡方物，安排随船外国商人与当地中国商人在宾馆附近进行有限的小额贸易。
通常各国朝贡使节北上完成任务之后，还可以让外国商人在礼部设置的招待所“会同馆”附近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当时最畅销的就是长江三角洲出产的生丝，第二位是绸缎，第三位是棉布，当然后来茶叶超过了生丝”。但小额的朝贡贸易终究无法满足民间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尤其在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下，海禁政策就显得不合时宜。
于是，民间就逐渐产生了“走私贸易”这种试图冲破海禁的经济活动。“明朝的走私贸易和现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样，由于当时没有海关，所有民间贸易都没有合法渠道，因而又被称为‘私贩’，与之相对的就是朝贡带来的‘公贩’。”樊树志特别强调了明朝的走私与现代海关制度下的走私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走私VS海禁：朱纨的悲剧

在海禁政策的束缚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贸易愈加兴旺，当时比较突出的两个走私贸易基地，一个是漳州的月港，另一个是宁波的双屿港。月港的走私贸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间就已十分发达，长期的积累为其带来了“小苏杭”的称号。
面对日益严重的走私现象，当时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见是要加强海禁，虽然有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主张开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别是在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之后。所谓宁波争贡事件，是指嘉靖二年（1523），日本两大家族势力各自派出一支朝贡队伍，结果他们在宁波为了争夺贸易主导权而发生武力冲突。结果，这个事件被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实行海禁政策的官员抓住了口实，最终导致宁波市舶司的关闭，这样一来，走私贸易无疑更加猖獗。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任福建军务提督，他是一位主张加强海禁的官员，他为了杜绝走私，上任后不仅捣毁了双屿港的陆上设施并填塞港口，而且制定了严厉的“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等海禁措施。
“由于走私贸易需要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的船只在港口海面进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后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和利益共同体。如果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那就等于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所以，朱纨的一系列行为不但触怒了海上贸易的商人，而且招致与海商关系密切的地方豪强和士大夫的反感，他们纷纷弹劾朱纨，导致皇帝下旨逮捕他至京讯问，朱纨得知消息后无比悲愤，最终自杀身死。
“朱纨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他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贸易形势一无所知，以为凭借高压就可以堵塞海外贸易的潮流，但他显然低估了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盘根错节的强大势力，严厉的海禁措施激化了既得利益者与官方的矛盾。”可以说，朱纨就是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的牺牲品。


真倭？假倭？

相比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福建、浙江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尤其宁波市舶司关闭之后，海上贸易供求失衡的问题尖锐地凸显出来，更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他们都配备有武装。由于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因此又被明朝官方称为“倭寇”，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徽商出身的王直。
2005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势下，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名教师趁着夜色来到安徽歙县，将刻有王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 图为至今矗立在日本平户市街心的王直铜像。
关于明朝的倭寇，是樊树志持续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嘉靖大倭寇”（后期倭寇），在学术界也是争议不断。譬如，1990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倭寇”条说，倭寇是指“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而这一定义长期以来也保存在大部分普通人的历史认知中。
然而樊树志通过阅读嘉兴人李日华和太仓人王士骐留下的文章，发现他们作为嘉靖倭患的亲历者，都早已指出“倭寇”海盗其实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商。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人，都是所谓‘假倭’，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促使祸乱更加严重”。除此外，时任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的郑晓也有类似精辟的认识。
樊树志认为当时内阁大学士的话最值得注意。徐阶在一次与皇帝奏对时说，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但是最近经过详细调查后才知道，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
因此，所谓“嘉靖大倭寇”，日本人参加的数量实际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以及追随他们的各色人等，传统上我们把倭寇简单定义为“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种看法和历史真相是存在距离的。


变“堵”为“疏”，开放海禁

渐渐地，朝廷上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造成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过严，因此决定采取“疏”，而不是“堵”的办法解决倭患问题。当时平倭总督胡宗宪就决定放弃武力围剿，转而使用招抚“倭寇王”王直的手段，而招抚必须以开港通市作为交换条件，开放海禁便成了无法绕开的话题。
“胡宗宪的人品很坏，但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为他是主张开放海禁的。”樊树志强调说，“胡宗宪虽然想开放海禁，但是他不敢公然亮明自己招抚王直的底牌，只能请求皇帝派遣使节‘宣谕日本国王’，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他的本意就是要招抚王直。”
“如果招抚王直成功，也许开放海禁就会提前”，但可惜的是招抚并没有成功，由于胡宗宪平时贪赃枉法，他的政敌就控告他接受了王直的巨额贿赂。最终胡宗宪为了自保，只好违背先前的诺言，向朝廷提请处死已经跟随他前来接受“招抚”的王直。
此后，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建言之下，开放海禁已是大势所趋。终于等到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我认为这和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的政见很有关系，徐阶其实做了很多好事情。”
海禁开放的影响极大，因为在随后的两个世纪内，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它们原本与中国没有朝贡关系，它们把中国的商品销往全世界。“当时海上贸易使得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白银资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非常了不起，反过来说，假如‘海禁-朝贡’体制在明末没有突破，那么这种辉煌就不可能出现。”樊树志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