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韩国国父金九之子走遍中国说平生-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0:27:28
]]
]]
全斗焕当政时代，我已经退出政界，1987年2月，发生了涉及朝日韩关系的严重的外交事件（具体经过我以后会在回忆录里细说），需要台湾出面作中介。我国外长当天约我商谈，请我出马立刻到台湾去一趟，找经国先生想办法。我想也只有我去能说说话，当天就去了台北。我与沈昌焕先生也是朋友，他一见我就问：“你作为全总统的特使，带没带委派书？”我说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办。他说没有也罢，说着就与经国先生联系。我想我这张面孔在台北还是很有人缘的。次日。经国先生接见了我，没说几分钟，就主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我一下子如释重负，――他帮了韩国政府一个大忙。当时韩国与台湾关系已经趋向冷淡，经国先生这样大度，令我钦佩，也令我感动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我的蓝天之梦
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读小学时，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好在一些教师受过我父亲影响，同情革命者家属，总是想方设法为我解决困难。有一次学校组织远足到平壤去，要每人交3元钱，我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交得出？同桌的女孩回家告诉她父亲，她的父亲金庸大立刻来到我家，送给我3元钱，说： “孩子，你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终于能和同学们一同去了平壤。平壤是当时的大城市，我参观了工厂后，又被带到飞机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当螺旋桨的双翼机轰鸣着飞上天时，我很振奋，想：是男人就得干这个！然而当时祖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在祖国的蓝天上，还没有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1937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那天在城东，我亲眼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从机腹滑下几个小黑点，尖利的啸叫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硝烟弥漫……我就这样亲眼见到日本鬼子的炸弹扔在中国人头上！大概是因为猝不急防，当时街上的军警、宪兵纷纷举着各种枪向飞机射击，可哪里能打得到！以后在武汉，在长沙，在柳州，在重庆，我逃到哪里那飞机炸到哪里，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1944年底，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动，我还记得那时的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我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我也报名参军，我记起当年在日寇轰炸下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当飞行员，“学万人敌”，开着飞机去和敌人拼命，于是我报名当空军。
我考进了中国空军官校，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想到我家五世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于是我写信给父亲，提出回到他身边，父亲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 ――这番训诲，坚定了我翱翔蓝天的理想。后来我转到印度的拉合尔基地训练，以后又为接收战机去了美国并受训，虽然我还没来得及驾机参战，但是蓝天上终于有了韩国人驾驶的飞机！
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一年，我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作为韩国的第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我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我在空军总长任上时，曾给飞行部队下过一个命令，让部队每年挑选优秀的小学生，组建夏令营，用飞机带他们上天遨游。我的部下有疑虑，我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可能不懂。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在飞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机上，当机长得知乘客中有我时，立刻来到我面前，邀请我到驾驶舱就座。－－这位机长，就是当年参加夏令营乘飞机上天的小学生中的一个。
我爱飞行，我在中国飞过，在印度飞过，在美国飞过，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丽的祖国上空飞行。我爱祖国的万里碧空，俯瞰三千里江山，想到前辈为独立自由流下的血汗，想到我的家族为此付出的牺牲，我特别明白自己的责任。
在我的飞行生涯中，有一次永生难忘的飞行。1949年6月26日早上，我突然被派出执行飞行任务。当时我有不祥的预感。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亲日的极右势力威胁恐吓要暗杀我父亲，风声越来越紧。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的两位下属来报信，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在这两天动手，他们劝我父亲赶快转移，或者出国，或者避居医院，我也劝父亲隐蔽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平静地说：我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险中度过，我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顾惜的了。然而我出航后，心里还在想着返航后怎样劝父亲隐蔽。中午一时许，我正在三八线附近的一处机场，忽然收到汉城通知：“立即返回。发生重大事件。”我立刻驾机回汉城，正准备在城内的机场降落时，冥冥之中像是有什么在预示我，我想还是先往家的方向去看一看。我驾机飞到自己家上空时，看到了震撼天地的一幕：通向我家的大街小巷，已是一片缟素！无数闻讯赶来吊唁的人挤满了街衢……飞机轰鸣，可是敬爱的父亲再也看不到翱翔蓝天的儿子了！――写到这里心里真难过，不说了罢。
1962年，我作为空军总长任期届满，卸任的这一天，也是我离开军队的日子。在汉城的空军基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从普通飞行员一直当到空军总长，今天，我就要告别朝夕相处的机群，解甲归家了。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乐，新任总长从我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仪式上宣读了对我的嘉奖令，政府为我授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蓝天上忽然如电闪雷鸣，27架喷气式飞机分为三批，风驰电掣地从机场低空掠过，致以敬礼，我热泪滚滚，庄重地面对蓝天，向部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汽车把我送回家时，夫人在门口迎接。多少年来，每当我从军营归来，夫人总是这样在迎接我。我军务繁忙，经常数周不归，为了让我能尽职尽责，夫人独立支持这个家，一个人带着三儿一女，节俭度日，连孩子的毛衣，也都由她一针针地织出来。从今天起，我是个平民了，不至于再有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数月不归的事了。我把勋章挂在了夫人的胸前，深情地说：“感谢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没法安心为国家服务。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我到亡妻的坟上去，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故去20多年了，我常常这样与她倾诉，宛如青年时代的私语。我告诉她：你现在是寂寞了一些，可是我把人间的事忙完了的那天，我就会来与你相聚，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以前不服老，做什么事都雄心勃勃，现在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两年“白凡金九纪念事业会”的工作非常多，特别是奉政府指令，政府拨款加民间自发捐献，在汉城的孝昌公园建立“白凡金九先生纪念馆”，金大中总统参加了奠基仪式。我最近忙于这项工作，我估计忙完了这件大事，大概可以写我的回忆录了。
我看到了中国巨变
我少年时就到过中国的十几个省，那是随祖母逃往中国，然后又随中国人逃难，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我坐过木船，汽车，有的时候还得步行。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最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今天我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到人们平静充实的生活，我比中国人更感到欣慰，回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真让人百感交集。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我逃难去过不少地方。中国很大，所到之处，我看够了中国人的贫穷与苦难。记得我第一次到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下船，看到有一条街，两边全是鸦片馆，烟民面黄饥瘦，弱不禁风。而即使不抽大烟，也没见谁是精神振奋的。
虽然我当年还是个孩子，但是一些现象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就是每到一处，所用的钱币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各地军队的服装也不一样，装备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虽然表面上都隶属民国政府，但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形同割据。现在的青年也许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混乱。民国时的税多如牛毛，军阀胡作非为，有的地方征税竟然连十几年之后的税也征去了！抗战之后，这些割据现象才逐步改善而趋于团结对外。
1944年在西南联大时，我患伤寒病，回重庆治病时，在云贵交界的山区，汽车被一群土匪拦劫，他们抢去了我身上的全部钱物，我哀求他们，他们才给我留下一件旧夹克，否则我肯定会冻死。这些强盗大概也是穷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的。也是在那个地区，有一次黄昏时赶路，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竹竿上结着像西瓜一样的东西，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是许多人头！原来是官府处决犯人后枭首示众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在我青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
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日本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我记得炮火下流离失所的逃难老人和妇女，我也忘不了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丧生的儿童。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有的时候实行的是“疲劳轰炸”，即飞机连续不断地来，使群众无法正常生活，有时候一连在防空洞里呆上十几个小时，当时重庆的许多防空洞还没建成，有的是死洞，不通风，所以“五三”、“五四”大轰炸，市民死伤惨重，我记得有一次轰炸结束后，我从防空洞出来，亲眼见到街市上死尸残肢狼籍，电线杆上挂着人的内脏，惨不忍睹！有一次看到嘉陵江边处理防空洞中运出来的尸体，一排排的码得整整齐齐，让人看了悲从中来。
我在中大附中读书时，米饭中常有砂粒、稗子甚至老鼠屎，我们戏称“八宝饭”，晚上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泥巴，像风波亭。――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过不上！
1947年我回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有40年没能踏上大陆一步。可是出使台湾的8年多，我经常到金门岛向大陆眺望，我一直注意看两边的报纸，注意大陆发生的一切。看到大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总是要“搞运动”？为什么刘少奇也被打倒了？为什么孔夫子也成了“四旧”？老百姓日子将怎么过？……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因为我有苦难的记忆。当然，我认为当时两边的宣传都有片面之处。现在我可以告诉大陆的朋友：蒋先生得知大陆“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是比较兴奋的，他认为还有机会。好在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多年搞运动的后遗症还在，我初返大陆的那几年，好多人不敢与我接触，心有余悸。他们发现我没变，倒是我发现他们变了，变得多疑多虑，从中可以看到“运动”对人的迫害。
50多年过去了，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到之处，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这都是改革政策的成效。
改革刚开始没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街上行人的衣服颜色差不多，想找一家像样的饭店都比较难。可是一年年下来，变化惊人，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变得我都快认不得了。前些年到处都只看到官员公费消费，今年我到南京，朋友带我去了一些很不错的中等饭店，看到许多普通市民全家在用饭，济济一堂，我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流落在西南地区，看到过衣不蔽体的山民，在嘉陵江上看到过赤裸着的纤夫，现在人们衣着打扮比以前有天壤之别，走在中国的大城市，时尚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青年还“前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化习俗上。而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似乎更注重文化品位，注重自身的教养。
我钦佩邓小平，在他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走向富强。1994年，我在上海宴请中国朋友，海峡两岸的朋友欢聚在一起，大家对中国的未来作了一些预期，我说：“我希望中国顶天立地站起来。几百年来，世界上的有些国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成了强国；现在，太阳照耀着中国，中国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了！一定要抓往这个发展的机会，把中国建设成和平进步的强国，也让我们黄种人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是，太阳照到头上，不等于就可以坐待其成，还应有正确的政策措施，还应当艰苦奋斗。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要放过这一最好的发展时机啊！”――今天，我仍旧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在我心中太重要了。
1992年中韩建交前，韩国方面考虑派我去台北打招呼，我觉得不大好意思，官方认为我去“最合适”，可是我认为我“最不合适”。――我相信海峡两岸所有的人都会理解我复杂的心情。1975年蒋先生谢世，1987年经国先生谢世，我都专程去台北参加葬礼。我到奉化溪口旅游时，在蒋氏宗祠献花鞠躬，引起了许多游客的注意，也许他们把我当成台湾来的了，我很想讲一讲我家对蒋家的感情，但是有谁还会对这样的故事有兴趣呢？会不会引起误解呢？我没有把握。
我的蓝天之梦
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读小学时，是班上最穷的学生，连最低标准的学费也交不起，好在一些教师受过我父亲影响，同情革命者家属，总是想方设法为我解决困难。有一次学校组织远足到平壤去，要每人交3元钱，我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交得出？同桌的女孩回家告诉她父亲，她的父亲金庸大立刻来到我家，送给我3元钱，说： “孩子，你父亲为了抗日，到中国去了，你也该出去见见世面。”我终于能和同学们一同去了平壤。平壤是当时的大城市，我参观了工厂后，又被带到飞机场，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飞机，当螺旋桨的双翼机轰鸣着飞上天时，我很振奋，想：是男人就得干这个！然而当时祖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在祖国的蓝天上，还没有一架属于韩国的飞机。
1937年秋天，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那天在城东，我亲眼看见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连膏药旗也看得一清二楚，就在这时，从机腹滑下几个小黑点，尖利的啸叫划破了城市的平静，轰然而起的巨响惊天动地，硝烟弥漫……我就这样亲眼见到日本鬼子的炸弹扔在中国人头上！大概是因为猝不急防，当时街上的军警、宪兵纷纷举着各种枪向飞机射击，可哪里能打得到！以后在武汉，在长沙，在柳州，在重庆，我逃到哪里那飞机炸到哪里，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1944年底，日寇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了独山，重庆震动，我还记得那时的口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许多热血同学都投笔从戎了，我想：我是韩国人，是日本侵略者把我逼到了中国，如果中国灭亡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于是我也报名参军，我记起当年在日寇轰炸下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当飞行员，“学万人敌”，开着飞机去和敌人拼命，于是我报名当空军。
我考进了中国空军官校，实现了自己的蓝天梦。由于当时训练设备简陋，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袭扰，学飞行的危险性很大。就在这时，哥哥金仁病逝的噩耗传来，想到我家五世单传，自己成了金家唯一的后代，于是我写信给父亲，提出回到他身边，父亲回信说：革命就是把生命交给民族，军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有国无家！ ――这番训诲，坚定了我翱翔蓝天的理想。后来我转到印度的拉合尔基地训练，以后又为接收战机去了美国并受训，虽然我还没来得及驾机参战，但是蓝天上终于有了韩国人驾驶的飞机！
1947年，中国内战爆发，父亲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到中国去是为了抗日，不能参加中国的内战。这一年，我从中国军队退役，回到祖国。作为韩国的第一个战斗机驾驶员，我参加了韩国空军的创建，后来又担任了空军参谋总长。我在空军总长任上时，曾给飞行部队下过一个命令，让部队每年挑选优秀的小学生，组建夏令营，用飞机带他们上天遨游。我的部下有疑虑，我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可能不懂。几十年过去了，有一次，在飞越太平洋的大型客机上，当机长得知乘客中有我时，立刻来到我面前，邀请我到驾驶舱就座。－－这位机长，就是当年参加夏令营乘飞机上天的小学生中的一个。
我爱飞行，我在中国飞过，在印度飞过，在美国飞过，可是最自豪的，是在美丽的祖国上空飞行。我爱祖国的万里碧空，俯瞰三千里江山，想到前辈为独立自由流下的血汗，想到我的家族为此付出的牺牲，我特别明白自己的责任。
在我的飞行生涯中，有一次永生难忘的飞行。1949年6月26日早上，我突然被派出执行飞行任务。当时我有不祥的预感。因为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亲日的极右势力威胁恐吓要暗杀我父亲，风声越来越紧。就在前一天晚上，父亲的两位下属来报信，他们得到可靠消息，有人要在这两天动手，他们劝我父亲赶快转移，或者出国，或者避居医院，我也劝父亲隐蔽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父亲平静地说：我这一生中，每一天都在危险中度过，我个人的生命没有什么可顾惜的了。然而我出航后，心里还在想着返航后怎样劝父亲隐蔽。中午一时许，我正在三八线附近的一处机场，忽然收到汉城通知：“立即返回。发生重大事件。”我立刻驾机回汉城，正准备在城内的机场降落时，冥冥之中像是有什么在预示我，我想还是先往家的方向去看一看。我驾机飞到自己家上空时，看到了震撼天地的一幕：通向我家的大街小巷，已是一片缟素！无数闻讯赶来吊唁的人挤满了街衢……飞机轰鸣，可是敬爱的父亲再也看不到翱翔蓝天的儿子了！――写到这里心里真难过，不说了罢。
1962年，我作为空军总长任期届满，卸任的这一天，也是我离开军队的日子。在汉城的空军基地上，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我从普通飞行员一直当到空军总长，今天，我就要告别朝夕相处的机群，解甲归家了。乐队奏响了雄壮的军乐，新任总长从我的手中接过了指挥权，仪式上宣读了对我的嘉奖令，政府为我授勋。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蓝天上忽然如电闪雷鸣，27架喷气式飞机分为三批，风驰电掣地从机场低空掠过，致以敬礼，我热泪滚滚，庄重地面对蓝天，向部下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汽车把我送回家时，夫人在门口迎接。多少年来，每当我从军营归来，夫人总是这样在迎接我。我军务繁忙，经常数周不归，为了让我能尽职尽责，夫人独立支持这个家，一个人带着三儿一女，节俭度日，连孩子的毛衣，也都由她一针针地织出来。从今天起，我是个平民了，不至于再有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数月不归的事了。我把勋章挂在了夫人的胸前，深情地说：“感谢你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也没法安心为国家服务。从今天起，我每天都和你在一起了。”
前些日子，我到亡妻的坟上去，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她故去20多年了，我常常这样与她倾诉，宛如青年时代的私语。我告诉她：你现在是寂寞了一些，可是我把人间的事忙完了的那天，我就会来与你相聚，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我以前不服老，做什么事都雄心勃勃，现在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两年“白凡金九纪念事业会”的工作非常多，特别是奉政府指令，政府拨款加民间自发捐献，在汉城的孝昌公园建立“白凡金九先生纪念馆”，金大中总统参加了奠基仪式。我最近忙于这项工作，我估计忙完了这件大事，大概可以写我的回忆录了。
我看到了中国巨变
我少年时就到过中国的十几个省，那是随祖母逃往中国，然后又随中国人逃难，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流亡，我坐过木船，汽车，有的时候还得步行。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最难忘的青少年时代。
今天我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看到人们平静充实的生活，我比中国人更感到欣慰，回想六十多年前的那一幕幕，真让人百感交集。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我逃难去过不少地方。中国很大，所到之处，我看够了中国人的贫穷与苦难。记得我第一次到重庆，在朝天门码头下船，看到有一条街，两边全是鸦片馆，烟民面黄饥瘦，弱不禁风。而即使不抽大烟，也没见谁是精神振奋的。
虽然我当年还是个孩子，但是一些现象引起过我的注意，这就是每到一处，所用的钱币都不一样，更奇怪的是各地军队的服装也不一样，装备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虽然表面上都隶属民国政府，但是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形同割据。现在的青年也许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混乱。民国时的税多如牛毛，军阀胡作非为，有的地方征税竟然连十几年之后的税也征去了！抗战之后，这些割据现象才逐步改善而趋于团结对外。
1944年在西南联大时，我患伤寒病，回重庆治病时，在云贵交界的山区，汽车被一群土匪拦劫，他们抢去了我身上的全部钱物，我哀求他们，他们才给我留下一件旧夹克，否则我肯定会冻死。这些强盗大概也是穷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的。也是在那个地区，有一次黄昏时赶路，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竹竿上结着像西瓜一样的东西，走近一看吓了一大跳，是许多人头！原来是官府处决犯人后枭首示众的。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在我青少年时代留下的印象是太深了！
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日本的侵略更是雪上加霜，我记得炮火下流离失所的逃难老人和妇女，我也忘不了在日本飞机轰炸下丧生的儿童。在重庆的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有的时候实行的是“疲劳轰炸”，即飞机连续不断地来，使群众无法正常生活，有时候一连在防空洞里呆上十几个小时，当时重庆的许多防空洞还没建成，有的是死洞，不通风，所以“五三”、“五四”大轰炸，市民死伤惨重，我记得有一次轰炸结束后，我从防空洞出来，亲眼见到街市上死尸残肢狼籍，电线杆上挂着人的内脏，惨不忍睹！有一次看到嘉陵江边处理防空洞中运出来的尸体，一排排的码得整整齐齐，让人看了悲从中来。
我在中大附中读书时，米饭中常有砂粒、稗子甚至老鼠屎，我们戏称“八宝饭”，晚上上自习，点的是桐油灯，校舍是竹篱笆搭的，外面糊上泥巴，像风波亭。――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还过不上！
1947年我回国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有40年没能踏上大陆一步。可是出使台湾的8年多，我经常到金门岛向大陆眺望，我一直注意看两边的报纸，注意大陆发生的一切。看到大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革命”，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总是要“搞运动”？为什么刘少奇也被打倒了？为什么孔夫子也成了“四旧”？老百姓日子将怎么过？……我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因为我有苦难的记忆。当然，我认为当时两边的宣传都有片面之处。现在我可以告诉大陆的朋友：蒋先生得知大陆“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是比较兴奋的，他认为还有机会。好在一切都结束了。不过，多年搞运动的后遗症还在，我初返大陆的那几年，好多人不敢与我接触，心有余悸。他们发现我没变，倒是我发现他们变了，变得多疑多虑，从中可以看到“运动”对人的迫害。
50多年过去了，中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所到之处，看到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这都是改革政策的成效。
改革刚开始没几年，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街上行人的衣服颜色差不多，想找一家像样的饭店都比较难。可是一年年下来，变化惊人，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变得我都快认不得了。前些年到处都只看到官员公费消费，今年我到南京，朋友带我去了一些很不错的中等饭店，看到许多普通市民全家在用饭，济济一堂，我心里特别高兴。以前我流落在西南地区，看到过衣不蔽体的山民，在嘉陵江上看到过赤裸着的纤夫，现在人们衣着打扮比以前有天壤之别，走在中国的大城市，时尚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青年还“前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化习俗上。而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似乎更注重文化品位，注重自身的教养。
我钦佩邓小平，在他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开始走向富强。1994年，我在上海宴请中国朋友，海峡两岸的朋友欢聚在一起，大家对中国的未来作了一些预期，我说：“我希望中国顶天立地站起来。几百年来，世界上的有些国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成了强国；现在，太阳照耀着中国，中国人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来到了！一定要抓往这个发展的机会，把中国建设成和平进步的强国，也让我们黄种人有扬眉吐气的一天！但是，太阳照到头上，不等于就可以坐待其成，还应有正确的政策措施，还应当艰苦奋斗。无论如何，中国都不要放过这一最好的发展时机啊！”――今天，我仍旧要说这样的话，因为中国在我心中太重要了。
有价值，定一个
对韩国人来说，多亏了二战，要不然他们的独立要等要太阳从西边出来
高丽棒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qqqqqqqqq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