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空军创始人走遍中国说平生

韩国空军创始人 一个“中国人”
——一位韩国人走遍中国说平生
　　2002年1月18日，我从仁川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飞临南京上空，一场瑞雪覆盖了古城南京，风光无限，我的心情也如这白雪一样清新平静。不久前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劝我不要再这样忙碌，我告诉她，我到南京是会会朋友的，她听了立刻赞同。这是我的第40次中国之行。
　　我今年80岁，总是会想起遥远的事。大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的乡下读小学，那里是穷乡僻壤，我在与小伙伴玩的时候时不时会冒出一句“我们上海”、“我的上海”，祖母曾笑话过我说，不能因为生在上海，就可以说“我们上海”了。现在我每走在上海街头，都会想到：这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少年时代的流亡地，是我的亡妻的出生地，是我母亲的安息地，是我父亲白凡金九为大韩独立的战斗地！――中国朋友知道了我的故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生活中会有“我的上海”这样的话了。岂止是上海，整个中国，都萦绕着我的一生。
　　说“第40次来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当说，这是1988年我重返大陆后，第40次到中国大陆。从1922年生于上海，1925年母亲去世后被送回国，1933年再次到中国，1948年回国，1962年至1971年我奉派出使台湾，又在中国生活了8年。――想一想，我在中国生活了多久？
　　有人喊我“中国通”，我则更喜欢人们称我“老朋友”。我的普通话与中国人说得差不多，够得上“半个中国人了”。我曾戏言，等我走遍中国时，我要写一篇文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2001年，我在走遍包括台港澳在内的34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后，只剩西藏没去了。我到成都的一家旅行社去申请，一听我已经80岁，死活不敢办，说有的青壮年都吃不消，有去无回，你老先生健康我们不敢保证。后来对其他旅行社撒谎说才过七十，也不行。这些旅行社都是比较负责的。可是他负责，我就没法实现我的梦。想当年我当飞行员，飞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现在上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都没人肯帮忙，真是无奈。后来找到一家生意不太好的小旅行社，他们一口答应，我就这样实现了梦想，看到了向往了六七十年的布达拉宫。飞机降落在拉萨，当我在贡嘎机场走下飞机，踏上西藏的土地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终于走遍了中国，实现了我的理想！
　　13年间，我饱览大好河山的秀丽风光，胸中像是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我遍访老朋友，结识了无数的新朋友，感到自己是活在友情中。从古都西安到古都南京，从新疆天山的天池到长白山天池，从北国哈尔滨到南疆的海口三亚，从内蒙古草原到春城昆明……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中国大地上旅行了多少万公里，我也记不住被新老朋友请吃了多少风味各异的饭菜，但是我记住的是友情与信任，我已经融进了中国！
  　虽然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在韩中两国也不算多（按中国通常的说法，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当在家颐养天年，“不该到处乱跑”），可是如果真正了解我对中国的感情，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让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读者谈中国的风土人情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我爱中国，说句不见外的话，我比许多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1988年我首次重返中国大陆，见了程思远、叶子龙先生等人，商谈完事情之后，有关方面问我想到哪里走一走，我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我要拜孔夫子。父亲在世时对我说过，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在孔子墓前，我行跪拜礼，我对儿子金振说：“你也来拜一拜。”当时陪同我去的一些官员都站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父子行跪拜大礼，也许他们很不理解，搞不懂我们这一套是哪里来的。后来我向有关方面建议定期祭孔，有些学者提出，大陆经过多年批孔之后，已经没有人了解祭孔的仪式程序了，我就建议他们到韩国汉城成均馆去观摩。经过“文化革命”等动乱，我发现，传统道德被冲击了，中国人变得不会说“谢谢”了；在公共场合，男子根本不照顾女子，女子照样敢当众吵骂……这些，比经济落后更可怕。韩国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是从中国学了去的，现在看看老师竟然不如学生，我比中国人还要急。所以在北京，我就直率地向高层人士提出看法。――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中国，我会这样做吗？
　　也因为我的直言不讳，许多中国朋友从不拿我当外人。我也乐于向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B]父亲是我人生的一盏灯[/B]
　　1962年9月，我被任命为驻台湾大使。10月9日递交国书。那天早上，台湾方面派了24辆白色的摩托车开道，护卫着我的座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车上，忽然鼻子发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一年我40岁，作为韩国年轻一代，我没能为民族独立做过什么杰出的贡献，却享受这样的殊荣；先辈流血牺牲，才有国家的今天，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要是父亲知道我今天奉节出使的情形，他会多么欣慰啊！
　　我出生时，父亲为我取名“信”，希望我忠诚于祖国；我的中国名字则叫“金申江”。当时父亲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警务局长，终日奔走于抗日革命，家里的生活困窘到极点。我刚一岁，母亲便与世长辞，临终前，母亲提出把我送到孤儿院，因为她知道我父亲从事抗日运动不能再有后顾之忧，而祖母也已是６４岁的老人了。但是祖母舍不得可怜的我，两次又从孤儿院把我找回来，晚上，我常常是噙着祖母干瘪的乳头入睡的！我那可怜祖母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多是靠朋友接济，她经常到菜市场拣垃圾堆里的菜帮子做泡菜度日。生活越来越艰难，而抗日运动也处于低潮，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父亲鼓励战友们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请祖母把两岁的我带回黄海道乡下老家抚养。那段时间里，祖母为我们弟兄的安危操尽了心，要不是她老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命运！
　　就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的1932年，父亲指挥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皇，不幸未果，但此举令日本举国震惊；接着，父亲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地行刺了狂妄庆祝天长节和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日本侵略军头目，毙伤日酋多人，日寇更加震恐，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搜捕，曾悬赏60万大洋“买金九人头”。而在海州老家，祖母带着我们正过着贫困的生活，日本占领当局经常到我家来打探消息。为防日寇报复，1933年，父亲派人秘密地回国将祖母和我们兄弟二人接到中国，就这样我12岁起，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
　　我们是从新义州出境的，日特一路追踪搜捕。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令上，赫然写着祖母和我的姓名，――谁能想到，我13岁时姓名就出现在日本占领者的通令上了，这是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上明文记载的。后来我到南京重读小学时，为防日特迫害，仍不得不化名“关信”，――这一切，已经很能说明我的少年时代过的是什么日子！
　　辗转到了嘉兴南湖边的一处民宅内，当时父亲在中国朋友褚辅成家避难。我记得，我们住的屋后便是湖，湖边系着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刻上船，躲到湖中去。有一天，门开了，一位高大健壮的黑脸汉子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喊“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着：“信！快过来，这就是你的父亲！”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15年的父亲！父亲用他的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信儿，你长得这么大了！”――这是我有印象以来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我开始了解父亲的事业，了解他的人生，被他那气贯长虹的民族精神所感动。父亲一生为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其间所遭受的艰难困苦，非人世所堪：18岁，参加东学党起义，跃马横戈任先锋；21岁，为国母闵妃报仇，奋起杀死倭寇军官，怒饮其血，成为死囚－－这个年纪，按中国古代的说法，还属于“弱冠”，而父亲那时已成为名扬全国的民族义士了；36岁，在太平盛世，或者对一个能苟安的人来说，是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小天地的年龄，而他又一次因抗日而身系囹圄，受尽酷刑后，又被判处17年徒刑；44岁，这是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年龄，他却开始了长达26年的流亡生活；1945年光复，他已是古稀老人，即便不说他一生的奋斗业绩，就凭他的高龄，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应当去安度晚年了，然而他仍在不辞劳苦地为民族的统一而奔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一生，没有过一天的安宁，有的只是饥饿、酷刑、苦役、流亡……父亲在狱中改号为“白凡”，意即“平凡的匹夫”，希望同胞和自己一样有爱国心。他的作为，使人不能不想到“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赴汤蹈火的人往往都是被视为卑贱者的最普通的人。父亲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希望在国家独立之后，他能在政府中做一名清洁工或是门卫，这足以说明他在出生入死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这种爱国主义，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要是问谁是我至死难忘的人，毫无疑问，是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三度入狱，几十年流亡，他图什么？就是为了子子孙孙能在自由的国土上生活！他不愿意子孙成为亡国奴，不愿意子孙过那种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他是父亲，也是我人生的导师。在韩国抗日革命最困难的二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写下了有遗书性质的《白凡逸志》，准备留下教育哥哥和我；1947年，他在光复了的祖国又写完续篇，其时金家只剩父亲和我了，我家三代人——祖母、母亲、哥哥均已长眠在中国。1949年，父亲被亲日势力暗杀，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白凡逸志》所记载的一部开国血史，已成为韩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国家将其列为中学公民课的读物。父亲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奋斗的一生，像一盏不灭的灯，永远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

　　[B]最珍贵的遗产 [/B]
　　到了耄耋之年，我常想，父亲到底给我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父亲从1894年参加黄海道东学党起义，1896年他因韩国闵妃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而奋起复仇，杀死了日本军官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又因被指控策划暗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而被捕，判处徒刑17年，后遇赦减刑。十多年的牢狱酷刑，更坚定了他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已经12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当时流亡在夏威夷的韩人给庄园主做苦工，工钱只有仅够糊口的１美元，就在这种情况下，侨胞节省每一个铜板，你三元我五元地捐出来，终于积蓄了几百元，把它寄到了在上海的临时政府。这笔钱，就藏在父亲身上的破衣烂裳中，他在自己没饭吃的时候都没用过其中的一分钱！1932年初，他用这笔经费，派遣李奉昌去东京行剌天皇，不幸功亏一篑；同年4月29日，尹奉吉成功地在虹口公园举事，炸死炸伤日酋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重大行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处境大大改善，临时政府不仅在韩人中，就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影响，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正是用这夏威夷同胞省下的血汗钱，扭转了局面。父亲曾表示，一定要铭记美洲和夏威夷同胞的贡献。六十多年后，我历经周折，在夏威夷找到了这些侨胞的后代，回国后我向政府建议，他们终于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建国功劳勋章。
　　我在重庆读书，休假时曾在父亲那里看到过一块镀金怀表，当时很想拿去玩一玩，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尹奉吉义士留下的表，你不要随便碰。”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我父亲派遣，前去虹口公园行剌日本占领军白川大将，临行前，他掏出怀表，对我父亲说：“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你的表只值两元钱，再过两个小时，我这块表就用不到啦，我们换换吧。”父亲送他上了车，只说了一声“黄泉下相见”，——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悲壮的一幕！两个小时后，尹奉吉干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尹义士被捕后被押往东京杀害。1945年光复后，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监狱方面也交回了那块怀表。这两块表记录了韩国开国血史悲壮的一页，也记录了前辈民族至上的伟大的情感。父亲回国后，曾专程去尹奉吉的老家祭拜。我与尹家后代也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前几年，尹奉吉唯一的孙子尹柱雄结婚，由于他父亲已经过世，按习俗，请柬上应当有男性当家人署名，尹家在为难之中想到我，请求以我的名义发请柬，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尹家的婚礼相当隆重，这是足可以告慰尹义士在天之灵的。
　　1947年，父亲巡访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当地群众几万人集会欢迎，父亲在会上对当年越狱后受全罗道老百姓掩护帮助表示感恩，他大声地问：“在场的有没有宝城金家某某人的后人？有的话请上来！”结果真的有人走上来行礼。父亲就这样对帮助过韩国独立运动的所有人一一报答。
　　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回他们的岛上去了，可是亲日派还很有势力。光复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局不但没有清除亲日分子，反而让这些人继续掌握了一部分大权，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坚，甚至无处谋生，连吃饭都困难，子女更是没钱上学，以致“亲日卖国三代兴，抗日革命三代亡”的顺口溜也流行了起来！那一段时期，出于对独立运动领袖的热爱，有许多人捐款捐物给我父亲，但父亲分毫不取。全罗道的民众曾捐献了许多金银手饰，父亲把这包金银手饰全都转给全罗道的道长（相当于省长），请他用这些钱款赈济灾民。一次，旅居夏威夷的同胞送他一块名贵的金表，可是没两天就发现已经不在他身上，我问他，他才说出：找到一位抗日革命者的后人，看到他们太穷，无物可赠，就把表给他们了。父亲把同情支持者送给他的物品全都转送给最困难的同志，自己什么也不留。遇难后，他的箱子空空如也，――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送人了。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他人格风范的写照。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可是他给我留下了世间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这就是永远地为民族和国家献身。
　　父亲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反对各自单独成立政府。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他越过三八线前，曾手录友人诗明志－－“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我陪侍父亲北行，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我父亲执后辈礼，尊称“抗日的老前辈”，那一年，金日成37岁，而我父亲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一个月后，南北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府，祖国就这样处在了分裂状态，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
　　1949年6月26日，父亲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一年以后的1950年6月25日，同族相残的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父亲青年时代就仰慕中国的儒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大忠之人。他以一介布衣，为民族解放，艰难跋涉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非人世之所堪，万死不辞，终于迎来大韩的独立，使我真正体会到“匹夫有重于社稷”的含义。他又是位大孝之子，在我祖父病重时，他曾效仿古人，割肉啖亲。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时，生活极度困难，祖母让父亲去找一份工作养家，父亲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大门一步！”祖母震怒，命我父亲跪下，用鞭子责打他。当时安重根的母亲时常送东西接济我家，看到祖母在责打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也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官员，你怎么能打他呢？祖母这才让他站起来。常言称忠孝不能两全，在我看来，父亲是大忠大孝之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没有家族的平安。如今，南北两方都尊奉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他的远见卓识。好多年了，每天早晨，当我从国家电视台开始曲的图像中看到父亲的伟大形象时，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叫“金信”，不叫“金钱”。父亲一生不爱钱，他为我取名“信”，就是要我诚信做人。少年时我在中国就读过《三国演义》，受了很大的影响，前些年我到洛阳时还特地去关林寺拜谒关羽的庙。一个人如果对国家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正由于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我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中国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为国家奉献，人们都认为是应当的；如果我做了错事，账就不会只记到我头上，人们就会说“金九的儿子怎么怎么着”，那就会玷污先父英名，有辱门风。所以我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生怕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迷失方向，现在他们都已独立门户，在这些方面都很谨慎。
　　我在从空军总长卸任的当天，就脱下军装，把副官、卫兵、司机和勤务兵全召集起来，先感谢他们跟随多年，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是平民了，你们不必再跟着我，现在立即收拾行装归队。部下很难过，但是我斩钉截铁，要他们立刻把公家的汽车开回去，把公家的电话拆下来带回去，凡是公家的东西，一样不能留下。我在总长任上，曾对一些高级军官占用公物的行为提出过批评，我认为前辈为国家赴汤蹈火，后辈人却想尽方法占国家的便宜，是可耻的行为。我生性不会拐弯抹角，因而得罪过一些人，也有人曾出言威胁过我。面对指责和威胁，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上一天，我就照制度执行。卸任之后，我立刻和军队脱离了关系。除了规定的纪念活动，我一般不到部队去，我不想干扰别人。
　　多年来，我不过生日。因为父亲在流亡期间，从不做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都亡了，还过什么生日？”他的属下知道他的性格，有时逢他生日，至多悄悄地给他面前放一碗他爱吃的冷面，或多放一些泡菜，还不敢告诉他。在这些地方，我都学习父亲。为官几十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清廉，二是勤奋，三是严谨。如果做官只想到谋私，上有负祖宗，下愧对子孙，最是一件无谓的事。
　　暗杀我父亲的暴徒叫安斗熙，他只被短暂地关押后便逍遥法外，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主子是谁。但安斗熙活得太艰难，成为人人唾骂的恶人，经常有人找到安斗熙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询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记者们问我对安斗熙本人的命运有何看法，我说：他提心吊胆地多活了几十年，受尽世人詈骂，比死还要难受，这不也是很公正吗？当年有很多人要帮我复仇，我何尝不痛恨这杀父仇人？但是我想过，如果内乱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见父亲于地下？
　　走父亲的道路，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磨练。
韩国空军创始人 一个“中国人”
——一位韩国人走遍中国说平生
　　2002年1月18日，我从仁川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飞临南京上空，一场瑞雪覆盖了古城南京，风光无限，我的心情也如这白雪一样清新平静。不久前女儿从美国打来电话，劝我不要再这样忙碌，我告诉她，我到南京是会会朋友的，她听了立刻赞同。这是我的第40次中国之行。
　　我今年80岁，总是会想起遥远的事。大约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在黄海道海州老家的乡下读小学，那里是穷乡僻壤，我在与小伙伴玩的时候时不时会冒出一句“我们上海”、“我的上海”，祖母曾笑话过我说，不能因为生在上海，就可以说“我们上海”了。现在我每走在上海街头，都会想到：这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少年时代的流亡地，是我的亡妻的出生地，是我母亲的安息地，是我父亲白凡金九为大韩独立的战斗地！――中国朋友知道了我的故事，就会理解为什么我的生活中会有“我的上海”这样的话了。岂止是上海，整个中国，都萦绕着我的一生。
　　说“第40次来中国”，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应当说，这是1988年我重返大陆后，第40次到中国大陆。从1922年生于上海，1925年母亲去世后被送回国，1933年再次到中国，1948年回国，1962年至1971年我奉派出使台湾，又在中国生活了8年。――想一想，我在中国生活了多久？
　　有人喊我“中国通”，我则更喜欢人们称我“老朋友”。我的普通话与中国人说得差不多，够得上“半个中国人了”。我曾戏言，等我走遍中国时，我要写一篇文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2001年，我在走遍包括台港澳在内的34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后，只剩西藏没去了。我到成都的一家旅行社去申请，一听我已经80岁，死活不敢办，说有的青壮年都吃不消，有去无回，你老先生健康我们不敢保证。后来对其他旅行社撒谎说才过七十，也不行。这些旅行社都是比较负责的。可是他负责，我就没法实现我的梦。想当年我当飞行员，飞得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现在上一个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都没人肯帮忙，真是无奈。后来找到一家生意不太好的小旅行社，他们一口答应，我就这样实现了梦想，看到了向往了六七十年的布达拉宫。飞机降落在拉萨，当我在贡嘎机场走下飞机，踏上西藏的土地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终于走遍了中国，实现了我的理想！
　　13年间，我饱览大好河山的秀丽风光，胸中像是有了一片新的天地；我遍访老朋友，结识了无数的新朋友，感到自己是活在友情中。从古都西安到古都南京，从新疆天山的天池到长白山天池，从北国哈尔滨到南疆的海口三亚，从内蒙古草原到春城昆明……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中国大地上旅行了多少万公里，我也记不住被新老朋友请吃了多少风味各异的饭菜，但是我记住的是友情与信任，我已经融进了中国！
  　虽然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在韩中两国也不算多（按中国通常的说法，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当在家颐养天年，“不该到处乱跑”），可是如果真正了解我对中国的感情，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让我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读者谈中国的风土人情显然是没有必要的，我想说的，是我爱中国，说句不见外的话，我比许多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1988年我首次重返中国大陆，见了程思远、叶子龙先生等人，商谈完事情之后，有关方面问我想到哪里走一走，我提出先到山东曲阜去，我要拜孔夫子。父亲在世时对我说过，世上最伟大的人是孔夫子，比耶稣还要早五百年！在孔子墓前，我行跪拜礼，我对儿子金振说：“你也来拜一拜。”当时陪同我去的一些官员都站在一旁抽着烟看我们父子行跪拜大礼，也许他们很不理解，搞不懂我们这一套是哪里来的。后来我向有关方面建议定期祭孔，有些学者提出，大陆经过多年批孔之后，已经没有人了解祭孔的仪式程序了，我就建议他们到韩国汉城成均馆去观摩。经过“文化革命”等动乱，我发现，传统道德被冲击了，中国人变得不会说“谢谢”了；在公共场合，男子根本不照顾女子，女子照样敢当众吵骂……这些，比经济落后更可怕。韩国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是从中国学了去的，现在看看老师竟然不如学生，我比中国人还要急。所以在北京，我就直率地向高层人士提出看法。――如果不是因为我爱中国，我会这样做吗？
　　也因为我的直言不讳，许多中国朋友从不拿我当外人。我也乐于向大家说说我的故事。

[B]父亲是我人生的一盏灯[/B]
　　1962年9月，我被任命为驻台湾大使。10月9日递交国书。那天早上，台湾方面派了24辆白色的摩托车开道，护卫着我的座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车上，忽然鼻子发酸，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这一年我40岁，作为韩国年轻一代，我没能为民族独立做过什么杰出的贡献，却享受这样的殊荣；先辈流血牺牲，才有国家的今天，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要是父亲知道我今天奉节出使的情形，他会多么欣慰啊！
　　我出生时，父亲为我取名“信”，希望我忠诚于祖国；我的中国名字则叫“金申江”。当时父亲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中任警务局长，终日奔走于抗日革命，家里的生活困窘到极点。我刚一岁，母亲便与世长辞，临终前，母亲提出把我送到孤儿院，因为她知道我父亲从事抗日运动不能再有后顾之忧，而祖母也已是６４岁的老人了。但是祖母舍不得可怜的我，两次又从孤儿院把我找回来，晚上，我常常是噙着祖母干瘪的乳头入睡的！我那可怜祖母几乎没有生活来源，多是靠朋友接济，她经常到菜市场拣垃圾堆里的菜帮子做泡菜度日。生活越来越艰难，而抗日运动也处于低潮，一些人开始动摇，有的投降了日本人，回国享福去了。父亲鼓励战友们说：如果我们都不干，抗日复国的火种就会熄灭，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父亲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站在独立运动的最前列。他请祖母把两岁的我带回黄海道乡下老家抚养。那段时间里，祖母为我们弟兄的安危操尽了心，要不是她老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命运！
　　就在抗日运动处于低潮的1932年，父亲指挥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皇，不幸未果，但此举令日本举国震惊；接着，父亲又指挥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成功地行刺了狂妄庆祝天长节和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日本侵略军头目，毙伤日酋多人，日寇更加震恐，加紧了对我父亲的搜捕，曾悬赏60万大洋“买金九人头”。而在海州老家，祖母带着我们正过着贫困的生活，日本占领当局经常到我家来打探消息。为防日寇报复，1933年，父亲派人秘密地回国将祖母和我们兄弟二人接到中国，就这样我12岁起，开始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
　　我们是从新义州出境的，日特一路追踪搜捕。在日本军部和日本总督府的通令上，赫然写着祖母和我的姓名，――谁能想到，我13岁时姓名就出现在日本占领者的通令上了，这是战后解密的日本档案上明文记载的。后来我到南京重读小学时，为防日特迫害，仍不得不化名“关信”，――这一切，已经很能说明我的少年时代过的是什么日子！
　　辗转到了嘉兴南湖边的一处民宅内，当时父亲在中国朋友褚辅成家避难。我记得，我们住的屋后便是湖，湖边系着小船，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就立刻上船，躲到湖中去。有一天，门开了，一位高大健壮的黑脸汉子在三四个人的护卫下匆匆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祖母面前喊“妈妈”，祖母流着热泪喊着：“信！快过来，这就是你的父亲！”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已在中国流亡了15年的父亲！父亲用他的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信儿，你长得这么大了！”――这是我有印象以来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我开始了解父亲的事业，了解他的人生，被他那气贯长虹的民族精神所感动。父亲一生为民族的命运奔走呼号，其间所遭受的艰难困苦，非人世所堪：18岁，参加东学党起义，跃马横戈任先锋；21岁，为国母闵妃报仇，奋起杀死倭寇军官，怒饮其血，成为死囚－－这个年纪，按中国古代的说法，还属于“弱冠”，而父亲那时已成为名扬全国的民族义士了；36岁，在太平盛世，或者对一个能苟安的人来说，是可以建立一个个人的小天地的年龄，而他又一次因抗日而身系囹圄，受尽酷刑后，又被判处17年徒刑；44岁，这是个可以安居乐业的年龄，他却开始了长达26年的流亡生活；1945年光复，他已是古稀老人，即便不说他一生的奋斗业绩，就凭他的高龄，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应当去安度晚年了，然而他仍在不辞劳苦地为民族的统一而奔走，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的一生，没有过一天的安宁，有的只是饥饿、酷刑、苦役、流亡……父亲在狱中改号为“白凡”，意即“平凡的匹夫”，希望同胞和自己一样有爱国心。他的作为，使人不能不想到“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赴汤蹈火的人往往都是被视为卑贱者的最普通的人。父亲在他的自传中写到：希望在国家独立之后，他能在政府中做一名清洁工或是门卫，这足以说明他在出生入死的半个多世纪中，是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的。这种爱国主义，才是最伟大最彻底的。
　　要是问谁是我至死难忘的人，毫无疑问，是父亲！在半个多世纪中，他三度入狱，几十年流亡，他图什么？就是为了子子孙孙能在自由的国土上生活！他不愿意子孙成为亡国奴，不愿意子孙过那种没有尊严的屈辱生活。他是父亲，也是我人生的导师。在韩国抗日革命最困难的二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写下了有遗书性质的《白凡逸志》，准备留下教育哥哥和我；1947年，他在光复了的祖国又写完续篇，其时金家只剩父亲和我了，我家三代人——祖母、母亲、哥哥均已长眠在中国。1949年，父亲被亲日势力暗杀，为民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白凡逸志》所记载的一部开国血史，已成为韩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国家将其列为中学公民课的读物。父亲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奋斗的一生，像一盏不灭的灯，永远照亮着我的人生之路。

　　[B]最珍贵的遗产 [/B]
　　到了耄耋之年，我常想，父亲到底给我留下了怎样的遗产？父亲从1894年参加黄海道东学党起义，1896年他因韩国闵妃被日本侵略者杀害而奋起复仇，杀死了日本军官土田让亮，被判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后越狱）；又因被指控策划暗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而被捕，判处徒刑17年，后遇赦减刑。十多年的牢狱酷刑，更坚定了他为祖国独立事业献身的决心。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已经12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当时流亡在夏威夷的韩人给庄园主做苦工，工钱只有仅够糊口的１美元，就在这种情况下，侨胞节省每一个铜板，你三元我五元地捐出来，终于积蓄了几百元，把它寄到了在上海的临时政府。这笔钱，就藏在父亲身上的破衣烂裳中，他在自己没饭吃的时候都没用过其中的一分钱！1932年初，他用这笔经费，派遣李奉昌去东京行剌天皇，不幸功亏一篑；同年4月29日，尹奉吉成功地在虹口公园举事，炸死炸伤日酋多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次重大行动，韩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处境大大改善，临时政府不仅在韩人中，就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影响，证明了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正是用这夏威夷同胞省下的血汗钱，扭转了局面。父亲曾表示，一定要铭记美洲和夏威夷同胞的贡献。六十多年后，我历经周折，在夏威夷找到了这些侨胞的后代，回国后我向政府建议，他们终于得到了政府颁发的建国功劳勋章。
　　我在重庆读书，休假时曾在父亲那里看到过一块镀金怀表，当时很想拿去玩一玩，可是父亲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是尹奉吉义士留下的表，你不要随便碰。”1932年4月29日，尹奉吉受我父亲派遣，前去虹口公园行剌日本占领军白川大将，临行前，他掏出怀表，对我父亲说：“我的表是六元钱买的，你的表只值两元钱，再过两个小时，我这块表就用不到啦，我们换换吧。”父亲送他上了车，只说了一声“黄泉下相见”，——可以想见，那是多么悲壮的一幕！两个小时后，尹奉吉干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尹义士被捕后被押往东京杀害。1945年光复后，韩国从日本挖掘出他的忠骨，日本监狱方面也交回了那块怀表。这两块表记录了韩国开国血史悲壮的一页，也记录了前辈民族至上的伟大的情感。父亲回国后，曾专程去尹奉吉的老家祭拜。我与尹家后代也结下了深厚的情义。前几年，尹奉吉唯一的孙子尹柱雄结婚，由于他父亲已经过世，按习俗，请柬上应当有男性当家人署名，尹家在为难之中想到我，请求以我的名义发请柬，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尹家的婚礼相当隆重，这是足可以告慰尹义士在天之灵的。
　　1947年，父亲巡访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当地群众几万人集会欢迎，父亲在会上对当年越狱后受全罗道老百姓掩护帮助表示感恩，他大声地问：“在场的有没有宝城金家某某人的后人？有的话请上来！”结果真的有人走上来行礼。父亲就这样对帮助过韩国独立运动的所有人一一报答。
　　二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回他们的岛上去了，可是亲日派还很有势力。光复后，奇怪的事发生了，当局不但没有清除亲日分子，反而让这些人继续掌握了一部分大权，继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非但没有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坚，甚至无处谋生，连吃饭都困难，子女更是没钱上学，以致“亲日卖国三代兴，抗日革命三代亡”的顺口溜也流行了起来！那一段时期，出于对独立运动领袖的热爱，有许多人捐款捐物给我父亲，但父亲分毫不取。全罗道的民众曾捐献了许多金银手饰，父亲把这包金银手饰全都转给全罗道的道长（相当于省长），请他用这些钱款赈济灾民。一次，旅居夏威夷的同胞送他一块名贵的金表，可是没两天就发现已经不在他身上，我问他，他才说出：找到一位抗日革命者的后人，看到他们太穷，无物可赠，就把表给他们了。父亲把同情支持者送给他的物品全都转送给最困难的同志，自己什么也不留。遇难后，他的箱子空空如也，――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都送人了。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是他人格风范的写照。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钱财，可是他给我留下了世间至高无上的精神财产，这就是永远地为民族和国家献身。
　　父亲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南北和平统一，反对各自单独成立政府。1948年4月，他力排万难，不顾危险，为了国家的统一毅然北上平壤，他越过三八线前，曾手录友人诗明志－－“踏雪野中去，不须胡乱行。今日我行迹，遂作后人程”。我陪侍父亲北行，在平壤会见了金日成，金日成对我父亲执后辈礼，尊称“抗日的老前辈”，那一年，金日成37岁，而我父亲已经73岁高龄了。但是一个月后，南北分别成立了各自的政府，祖国就这样处在了分裂状态，而且长达半个多世纪！
　　1949年6月26日，父亲被亲日的极右势力暗杀。一年以后的1950年6月25日，同族相残的朝鲜战争爆发，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父亲青年时代就仰慕中国的儒学，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位大忠之人。他以一介布衣，为民族解放，艰难跋涉一生，所经历的一切，非人世之所堪，万死不辞，终于迎来大韩的独立，使我真正体会到“匹夫有重于社稷”的含义。他又是位大孝之子，在我祖父病重时，他曾效仿古人，割肉啖亲。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时，生活极度困难，祖母让父亲去找一份工作养家，父亲说：“我死也不离开临时政府大门一步！”祖母震怒，命我父亲跪下，用鞭子责打他。当时安重根的母亲时常送东西接济我家，看到祖母在责打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也是我们临时政府的官员，你怎么能打他呢？祖母这才让他站起来。常言称忠孝不能两全，在我看来，父亲是大忠大孝之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也就没有家族的平安。如今，南北两方都尊奉他为伟大的爱国者，人们越来越体会到他的远见卓识。好多年了，每天早晨，当我从国家电视台开始曲的图像中看到父亲的伟大形象时，我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我叫“金信”，不叫“金钱”。父亲一生不爱钱，他为我取名“信”，就是要我诚信做人。少年时我在中国就读过《三国演义》，受了很大的影响，前些年我到洛阳时还特地去关林寺拜谒关羽的庙。一个人如果对国家不忠，他就失去了起码的做人资格。正由于有这样的家族背景，我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中国话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为国家奉献，人们都认为是应当的；如果我做了错事，账就不会只记到我头上，人们就会说“金九的儿子怎么怎么着”，那就会玷污先父英名，有辱门风。所以我对子女要求也非常严格，生怕他们在复杂的社会中迷失方向，现在他们都已独立门户，在这些方面都很谨慎。
　　我在从空军总长卸任的当天，就脱下军装，把副官、卫兵、司机和勤务兵全召集起来，先感谢他们跟随多年，然后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是平民了，你们不必再跟着我，现在立即收拾行装归队。部下很难过，但是我斩钉截铁，要他们立刻把公家的汽车开回去，把公家的电话拆下来带回去，凡是公家的东西，一样不能留下。我在总长任上，曾对一些高级军官占用公物的行为提出过批评，我认为前辈为国家赴汤蹈火，后辈人却想尽方法占国家的便宜，是可耻的行为。我生性不会拐弯抹角，因而得罪过一些人，也有人曾出言威胁过我。面对指责和威胁，我很坦然，只要我在任上一天，我就照制度执行。卸任之后，我立刻和军队脱离了关系。除了规定的纪念活动，我一般不到部队去，我不想干扰别人。
　　多年来，我不过生日。因为父亲在流亡期间，从不做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国家都亡了，还过什么生日？”他的属下知道他的性格，有时逢他生日，至多悄悄地给他面前放一碗他爱吃的冷面，或多放一些泡菜，还不敢告诉他。在这些地方，我都学习父亲。为官几十年，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是清廉，二是勤奋，三是严谨。如果做官只想到谋私，上有负祖宗，下愧对子孙，最是一件无谓的事。
　　暗杀我父亲的暴徒叫安斗熙，他只被短暂地关押后便逍遥法外，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这就足以说明他的主子是谁。但安斗熙活得太艰难，成为人人唾骂的恶人，经常有人找到安斗熙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金九遇刺一案，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询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记者们问我对安斗熙本人的命运有何看法，我说：他提心吊胆地多活了几十年，受尽世人詈骂，比死还要难受，这不也是很公正吗？当年有很多人要帮我复仇，我何尝不痛恨这杀父仇人？但是我想过，如果内乱由此而生，我有何面目见父亲于地下？
　　走父亲的道路，最难，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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