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去孔子口中的冷猪肉

五四运动过去86年了。五四运动的本质有两点，一是新文化启蒙运动；二是爱国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在文化上的功绩，主要第一次全面、猛烈的抨击了孔子和传统的儒家道德学说。86年后的今天，孔老二又端坐在宗庙里享受冷猪肉。有的人也发出“鹰儒与腐儒分水岭”的说法。但蝎子始终认为，儒学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历史进步的规律的。

一、【没落贵族的挣扎·儒学之初】

“周礼”并不是平常意义的礼节、礼仪。“周礼”是在周朝初确定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和仪节。周礼的基本特征，是晚期氏族统治阶级对原始巫术礼仪和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是一套宗法制的统治体系。

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部分是在保卫“周礼”。《论语》中多次提到“礼”，明确的表现出孔子对“礼”的竭力维护。在春秋时代，众多的氏族小国家不断的被吞并或消灭，许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不断贫困。而部分氏族贵族则抛弃陈规，以土地私有和经营商业为基础，成为新兴阶级，迅速富裕壮大。新兴阶级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在政治上要求夺权，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终于造成氏族部落联盟——周的彻底崩溃。孔子明确的反对新兴阶级赤裸裸的压迫剥削和战争主张。《论语·子张》中说到：“民散久矣”，意思是说：自由民离开世代相沿的公社共同体很长时间了。表现出孔子对“礼坏乐崩”的痛心疾首。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新兴阶级以财富为实力，要求“以耕战为本”，以君主集权代替氏族贵族的统治，使国家制度从早期的宗法制走向地域国家制，是历史的必然。在春秋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孔子明确的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反映出当时很大一部分没落贵族的生存状态。历史越是前进，批评者越是喜欢用美化过去的黄金空想来对照现实和反对现实。孔子之时感叹“天下无道”，孟子则是猛烈抨击它。孔子的典范人物是周公，孟子则口口声声不离尧、舜、文王。孟子对“仁政王道”是这样解释：“因为看见牛将被宰杀而心有不忍，这种同情心只要推于百姓，就是仁政王道了。”尽管孔子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想要恢复周礼，却依然四处碰壁，无力挽回氏族贵族被财富打败，走向没落的命运。

儒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孔子虽然一再责备管仲，但是同时也对管仲的变法图强称道：“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表现出孔子对管仲外在事功的赞赏态度。孟子、荀子都尽量的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在秦汉时期，出现了“新儒”的说法，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自觉的企图综合百家，统一思想。在《吕氏春秋·执一》中论述道：“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有一执，所以博之也。”就是明确要求结束百家的争论，取得思想的统一，以便于施政的统一。

汉初以“黄老学说”为代表的道法家（黄老学说即孙子、老子、韩非子合一）盛极一时，并巧妙的渗透在儒家思想里，借“儒”的“壳”行统治之实。《吕氏春秋·劝学》中“先王之教，莫荣于显，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荣显，人子人臣所甚愿也”。从表面上看，它和原始儒学相似都在讲“忠孝”，但实际上有很大区别。这个区别有两点：1、原始儒学从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和巩固宗法纽带立论，《吕氏春秋》从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的统治秩序立论；2、原始儒学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上，具有伦理感情。《吕氏春秋》要求服务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法家的精神。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学以生俱来的落后性却被法家巧妙利用，来了个“借尸还魂”。

二、【扼杀进步·宋明理学】

如果说儒学在孔子时代还有一些“经世致用”理念，那么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完全是“空谈心性”了。宋明理学的三大代表：张载、朱熹、王阳明分别是宋明理学奠基、成熟和瓦解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庸》和《大学》则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强调“修身”、“治平”“慎独”。在宋明理学这里，“内在修养”成了唯一的理论，追求外在事业功利则是错误的行为。因而曾子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禁欲主义大肆横行。

宋明理学家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其提出的理论：小程积极参与党争，有洛党之称；朱熹也大谈政治，颇微注意时务；而王阳明本人也有赫赫的功绩。翻开这些人的著作如《朱子语录》，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他们所讲的“学”、所授的“业”，主要是内省修身，而极少有经世致用的探讨和研究。王阳明更是提倡“用心来主宰一切”，明显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修养和体验。但正是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后来的儒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逐渐脱离现实和实际事务。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空谈心性，满足于心灵修养的所谓境界，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只好以“一死”来表达平日的修养。中国在宋朝以后，道德要求压倒了一切，少问甚至不问行政才能和政绩如何，日益丧失本来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而这正是理学带来的后果。

春秋战国的商鞅、管仲等人在儒家的规范中属于“不仁之人”；汉代许多不符合儒学标准的“酷吏”英雄；唐代也有许多名臣贤相，如李沁、刘宴等，他们也都名重一时。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所以在理学家的眼中，他们不属于“异端”就是“霸道”。或多或少被贬斥。但在宋朝以后，也就没有秦、汉、唐时期的显赫功绩，连名相都少有。范仲淹昙花一现，王安石没有成功。明代张居正被儒家排斥，骂其为法家。这就是理学“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以“修身、齐家”来指导“平天下”的后果。

宋明理学统治的数百年，书写了一部广大民众被荼毒的血泪史。“三纲五常”的观念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树立并巩固。理学家无一列外的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翻阅刘宗周的《人类谱记》，理学家的愚昧、迂腐和残忍触目惊心。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使多少妇女孤灯挑尽未能眠，如今各地都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无一不是扼杀妇女的罪证。在“五四运动”时期，连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记得有一篇《我的剪发经历》，记载了一个成都女子，因为自己剪发，其母亲大哭大闹，几乎要“辞别神灵，自杀去了”。

扣帽子也是宋明理学扼杀进步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凡有志于改革进步的人，被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幽灵还常常改头换面，在世还魂。“发乎情止乎礼”，使人的感情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不能充分痛快的倾泻出来，似乎是民族性格的长处，但逆来顺受、“张公百忍”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性格。

虽然这些并不能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实和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鲁迅伟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尖锐的批判“国民性”问题。他假借批判阿Q，揭露和斥责种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贫困、反对空谈“精神文明”等等。

三、【“斗”的人生观·毛泽东】

贵我，勇斗。是毛泽东的特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便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人生观。青年毛泽东没有简单的抨击儒学，他是彻彻底底“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伦理学原理》中有一段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这段话的评价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毛泽东对动乱、差异、对立、冲突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强调斗争不息。在这样的思想下，毛泽东的自我修养与儒家大不一样。他强调体能上的锻炼，反对“空谈心性”。《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著作，毛泽东说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在他1920年给罗荣熙的信中又说道：“我现在很想做工，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门用体力去做工就好了”。无一不显示出对自身的刻意锤炼。无独有偶，谭嗣同在仁学理念中也着重体魄活动，并尚武。

在理念上。毛泽东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和幻想未来。指出要使理想变为现实，必须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一反儒家清谈之风，并指出“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吃饱穿暖”。正是这样实事求是的看待百姓的基本需求，毛泽东才比其他任何人物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史。五四运动过去86年了。五四运动的本质有两点，一是新文化启蒙运动；二是爱国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在文化上的功绩，主要第一次全面、猛烈的抨击了孔子和传统的儒家道德学说。86年后的今天，孔老二又端坐在宗庙里享受冷猪肉。有的人也发出“鹰儒与腐儒分水岭”的说法。但蝎子始终认为，儒学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历史进步的规律的。

一、【没落贵族的挣扎·儒学之初】

“周礼”并不是平常意义的礼节、礼仪。“周礼”是在周朝初确定的一套典章、制度、规矩和仪节。周礼的基本特征，是晚期氏族统治阶级对原始巫术礼仪和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是一套宗法制的统治体系。

孔子的学说有很大部分是在保卫“周礼”。《论语》中多次提到“礼”，明确的表现出孔子对“礼”的竭力维护。在春秋时代，众多的氏族小国家不断的被吞并或消灭，许多氏族贵族保不住传统的世袭地位，不断贫困。而部分氏族贵族则抛弃陈规，以土地私有和经营商业为基础，成为新兴阶级，迅速富裕壮大。新兴阶级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在政治上要求夺权，在军事上要求兼并侵吞，终于造成氏族部落联盟——周的彻底崩溃。孔子明确的反对新兴阶级赤裸裸的压迫剥削和战争主张。《论语·子张》中说到：“民散久矣”，意思是说：自由民离开世代相沿的公社共同体很长时间了。表现出孔子对“礼坏乐崩”的痛心疾首。

在历史的长河中，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新兴阶级以财富为实力，要求“以耕战为本”，以君主集权代替氏族贵族的统治，使国家制度从早期的宗法制走向地域国家制，是历史的必然。在春秋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孔子明确的站在保守、落后的一方，反映出当时很大一部分没落贵族的生存状态。历史越是前进，批评者越是喜欢用美化过去的黄金空想来对照现实和反对现实。孔子之时感叹“天下无道”，孟子则是猛烈抨击它。孔子的典范人物是周公，孟子则口口声声不离尧、舜、文王。孟子对“仁政王道”是这样解释：“因为看见牛将被宰杀而心有不忍，这种同情心只要推于百姓，就是仁政王道了。”尽管孔子东奔西走，周游列国，想要恢复周礼，却依然四处碰壁，无力挽回氏族贵族被财富打败，走向没落的命运。

儒学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孔子虽然一再责备管仲，但是同时也对管仲的变法图强称道：“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表现出孔子对管仲外在事功的赞赏态度。孟子、荀子都尽量的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在秦汉时期，出现了“新儒”的说法，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自觉的企图综合百家，统一思想。在《吕氏春秋·执一》中论述道：“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有一执，所以博之也。”就是明确要求结束百家的争论，取得思想的统一，以便于施政的统一。

汉初以“黄老学说”为代表的道法家（黄老学说即孙子、老子、韩非子合一）盛极一时，并巧妙的渗透在儒家思想里，借“儒”的“壳”行统治之实。《吕氏春秋·劝学》中“先王之教，莫荣于显，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荣显，人子人臣所甚愿也”。从表面上看，它和原始儒学相似都在讲“忠孝”，但实际上有很大区别。这个区别有两点：1、原始儒学从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和巩固宗法纽带立论，《吕氏春秋》从统一帝国和专制君主的统治秩序立论；2、原始儒学建立在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上，具有伦理感情。《吕氏春秋》要求服务于皇家统治的政治目的，渗透法家的精神。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儒学以生俱来的落后性却被法家巧妙利用，来了个“借尸还魂”。

二、【扼杀进步·宋明理学】

如果说儒学在孔子时代还有一些“经世致用”理念，那么发展到宋明理学则完全是“空谈心性”了。宋明理学的三大代表：张载、朱熹、王阳明分别是宋明理学奠基、成熟和瓦解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庸》和《大学》则是宋明理学的根本经典。强调“修身”、“治平”“慎独”。在宋明理学这里，“内在修养”成了唯一的理论，追求外在事业功利则是错误的行为。因而曾子式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禁欲主义大肆横行。

宋明理学家的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其提出的理论：小程积极参与党争，有洛党之称；朱熹也大谈政治，颇微注意时务；而王阳明本人也有赫赫的功绩。翻开这些人的著作如《朱子语录》，可以十分清楚的看见他们所讲的“学”、所授的“业”，主要是内省修身，而极少有经世致用的探讨和研究。王阳明更是提倡“用心来主宰一切”，明显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修养和体验。但正是这种表里不一，导致了后来的儒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逐渐脱离现实和实际事务。由于鄙弃事功，脱离现实，空谈心性，满足于心灵修养的所谓境界，结果一遇危难，便束手无策，只好以“一死”来表达平日的修养。中国在宋朝以后，道德要求压倒了一切，少问甚至不问行政才能和政绩如何，日益丧失本来就不高的行政效能，而这正是理学带来的后果。

春秋战国的商鞅、管仲等人在儒家的规范中属于“不仁之人”；汉代许多不符合儒学标准的“酷吏”英雄；唐代也有许多名臣贤相，如李沁、刘宴等，他们也都名重一时。这些人的成功并不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所以在理学家的眼中，他们不属于“异端”就是“霸道”。或多或少被贬斥。但在宋朝以后，也就没有秦、汉、唐时期的显赫功绩，连名相都少有。范仲淹昙花一现，王安石没有成功。明代张居正被儒家排斥，骂其为法家。这就是理学“崇礼仪、尊经术，欲复二帝三王”，以“修身、齐家”来指导“平天下”的后果。

宋明理学统治的数百年，书写了一部广大民众被荼毒的血泪史。“三纲五常”的观念在这一时期被重新树立并巩固。理学家无一列外的用等级森严、禁欲主义等等封建规范对人进行全面压制。翻阅刘宗周的《人类谱记》，理学家的愚昧、迂腐和残忍触目惊心。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曾使多少妇女孤灯挑尽未能眠，如今各地都有贞节牌坊、烈女牌坊，无一不是扼杀妇女的罪证。在“五四运动”时期，连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是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记得有一篇《我的剪发经历》，记载了一个成都女子，因为自己剪发，其母亲大哭大闹，几乎要“辞别神灵，自杀去了”。

扣帽子也是宋明理学扼杀进步思想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凡有志于改革进步的人，被扣上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直到今天这个历时千年的幽灵还常常改头换面，在世还魂。“发乎情止乎礼”，使人的感情长期处于自我压抑状态，不能充分痛快的倾泻出来，似乎是民族性格的长处，但逆来顺受、“张公百忍”等等，则是地地道道的奴隶性格。

虽然这些并不能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实和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鲁迅伟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尖锐的批判“国民性”问题。他假借批判阿Q，揭露和斥责种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贫困、反对空谈“精神文明”等等。

三、【“斗”的人生观·毛泽东】

贵我，勇斗。是毛泽东的特征。“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便是青年时期毛泽东的人生观。青年毛泽东没有简单的抨击儒学，他是彻彻底底“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伦理学原理》中有一段话“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毛泽东对这段话的评价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毛泽东对动乱、差异、对立、冲突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强调斗争不息。在这样的思想下，毛泽东的自我修养与儒家大不一样。他强调体能上的锻炼，反对“空谈心性”。《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著作，毛泽东说道：“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在他1920年给罗荣熙的信中又说道：“我现在很想做工，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门用体力去做工就好了”。无一不显示出对自身的刻意锤炼。无独有偶，谭嗣同在仁学理念中也着重体魄活动，并尚武。

在理念上。毛泽东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和幻想未来。指出要使理想变为现实，必须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一反儒家清谈之风，并指出“人最基本的要求是吃饱穿暖”。正是这样实事求是的看待百姓的基本需求，毛泽东才比其他任何人物都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