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大陆官员成抑郁症高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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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资讯 > 大陆 > 正文大陆官员成抑郁症高发群体2011年05月30日 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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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年的大陆媒体上，官员自杀的新闻越来越频繁出现，“抑郁症”成为最常见死因。官员是否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仍在争议中。已有地方政府悄然应变，进行官员心理干预的调研和尝试。
许毅医生跟他的病人都在五楼，楼梯过道左边是有50个床位的精神病患者住院部。
与这幢楼其他几层整天面对生离死别、哭闹喧天的住院病区相比，这个楼层格外安静。这里收治的多是非重性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之外的精神疾患），不具攻击性。其中很多人是拥有公职的大陆公务人员，他们因患有轻性强迫症或抑郁症，在此接受短期治疗后，很快将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浙江第一医院城站分院的这幢小楼至少有50年以上的历史，许毅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整幢小楼外表破败陈旧，但所处隐蔽，周边环境极为安静，外人不经指点很难找到。正因如此，许毅的住院区很少有空床，那些特殊的客人既冲着许“浙江大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室主任”的名头慕名前来，也冲着这个医院闹中取静，不怕人打扰。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苦楚。从精神医学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它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据统计，大陆大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不过医院系统的窗口仅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就诊率，大多人都在“熬着过日子”。
而抑郁症患者中的公职人员，又是大陆精神病患者中的最隐秘者。病耻感，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感受尤甚。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然而许多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不过，一位精神卫生专家肯定地告诉本刊记者：“我所知道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在国家层面，“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目前，在浙江等少数省份，有关调研和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已悄然启动，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
“自绝于人民的人”
“抑郁症”这个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大陆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
“这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患，各种社会阶层都可能发生。”卫生部专家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分析，“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必然上升。”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似乎呈现在这个群体蔓延的态势。近年来，大陆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官阶不等的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许毅这里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因为失眠头疼等自诉症状形似其他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结果细一诊断，是因抑郁症引起。
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而在今天，如果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对于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官员死后实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
出于人性关怀角度，有开明的地方政府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官方关于官员自杀的传统认识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变。斯人已逝，家人却将长久生活在阴影下。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都会加重官员的病耻感和疾病压力。其实，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许毅遇到过一些官员，郁郁不平地找到心理医生，提出不干了辞官的想法，许毅会劝其“官先当着，给我一点时间治疗”，有些人不听，坚决辞职。“等抑郁症治好了，那些人又后悔了。”
许毅表示，官员抑郁症发生高峰多在职务升迁和身居高位时期，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我抛弃。
不过对于大陆官场而言，“官场自闭症”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官场做人的必要条件。大陆沿海一经济发达市的官员对本刊记者慨叹：“到政府机关本来就是没有灵魂地用躯体干活，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哪怕自己知道，也要去问别人，给人谦虚的印象，人家才不会排挤你。”
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难免情绪焦虑低落，患上抑郁症，在许的心理门诊病人中，有官至副省级以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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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跳楼背后·官员自杀皆因抑郁? 或是晋升压力或是丟卒保车·抑郁症反思录：一个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早前报道：·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坠楼身亡·视频：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坠楼身亡·拍客：洛阳公安局纪委书记坠楼 死因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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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医生跟他的病人都在五楼，楼梯过道左边是有50个床位的精神病患者住院部。
与这幢楼其他几层整天面对生离死别、哭闹喧天的住院病区相比，这个楼层格外安静。这里收治的多是非重性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之外的精神疾患），不具攻击性。其中很多人是拥有公职的大陆公务人员，他们因患有轻性强迫症或抑郁症，在此接受短期治疗后，很快将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浙江第一医院城站分院的这幢小楼至少有50年以上的历史，许毅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整幢小楼外表破败陈旧，但所处隐蔽，周边环境极为安静，外人不经指点很难找到。正因如此，许毅的住院区很少有空床，那些特殊的客人既冲着许“浙江大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室主任”的名头慕名前来，也冲着这个医院闹中取静，不怕人打扰。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苦楚。从精神医学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它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据统计，大陆大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不过医院系统的窗口仅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就诊率，大多人都在“熬着过日子”。
而抑郁症患者中的公职人员，又是大陆精神病患者中的最隐秘者。病耻感，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感受尤甚。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然而许多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不过，一位精神卫生专家肯定地告诉本刊记者：“我所知道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在国家层面，“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目前，在浙江等少数省份，有关调研和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已悄然启动，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
“自绝于人民的人”
“抑郁症”这个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大陆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
“这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患，各种社会阶层都可能发生。”卫生部专家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分析，“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必然上升。”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似乎呈现在这个群体蔓延的态势。近年来，大陆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官阶不等的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许毅这里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因为失眠头疼等自诉症状形似其他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结果细一诊断，是因抑郁症引起。
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而在今天，如果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对于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官员死后实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
出于人性关怀角度，有开明的地方政府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官方关于官员自杀的传统认识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变。斯人已逝，家人却将长久生活在阴影下。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都会加重官员的病耻感和疾病压力。其实，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许毅遇到过一些官员，郁郁不平地找到心理医生，提出不干了辞官的想法，许毅会劝其“官先当着，给我一点时间治疗”，有些人不听，坚决辞职。“等抑郁症治好了，那些人又后悔了。”
许毅表示，官员抑郁症发生高峰多在职务升迁和身居高位时期，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我抛弃。
不过对于大陆官场而言，“官场自闭症”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官场做人的必要条件。大陆沿海一经济发达市的官员对本刊记者慨叹：“到政府机关本来就是没有灵魂地用躯体干活，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哪怕自己知道，也要去问别人，给人谦虚的印象，人家才不会排挤你。”
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难免情绪焦虑低落，患上抑郁症，在许的心理门诊病人中，有官至副省级以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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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医生跟他的病人都在五楼，楼梯过道左边是有50个床位的精神病患者住院部。
与这幢楼其他几层整天面对生离死别、哭闹喧天的住院病区相比，这个楼层格外安静。这里收治的多是非重性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之外的精神疾患），不具攻击性。其中很多人是拥有公职的大陆公务人员，他们因患有轻性强迫症或抑郁症，在此接受短期治疗后，很快将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浙江第一医院城站分院的这幢小楼至少有50年以上的历史，许毅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整幢小楼外表破败陈旧，但所处隐蔽，周边环境极为安静，外人不经指点很难找到。正因如此，许毅的住院区很少有空床，那些特殊的客人既冲着许“浙江大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室主任”的名头慕名前来，也冲着这个医院闹中取静，不怕人打扰。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苦楚。从精神医学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它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据统计，大陆大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不过医院系统的窗口仅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就诊率，大多人都在“熬着过日子”。
而抑郁症患者中的公职人员，又是大陆精神病患者中的最隐秘者。病耻感，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感受尤甚。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然而许多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不过，一位精神卫生专家肯定地告诉本刊记者：“我所知道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在国家层面，“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目前，在浙江等少数省份，有关调研和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已悄然启动，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
“自绝于人民的人”
“抑郁症”这个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大陆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
“这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患，各种社会阶层都可能发生。”卫生部专家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分析，“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必然上升。”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似乎呈现在这个群体蔓延的态势。近年来，大陆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官阶不等的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许毅这里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因为失眠头疼等自诉症状形似其他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结果细一诊断，是因抑郁症引起。
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而在今天，如果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对于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官员死后实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
出于人性关怀角度，有开明的地方政府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官方关于官员自杀的传统认识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变。斯人已逝，家人却将长久生活在阴影下。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都会加重官员的病耻感和疾病压力。其实，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许毅遇到过一些官员，郁郁不平地找到心理医生，提出不干了辞官的想法，许毅会劝其“官先当着，给我一点时间治疗”，有些人不听，坚决辞职。“等抑郁症治好了，那些人又后悔了。”
许毅表示，官员抑郁症发生高峰多在职务升迁和身居高位时期，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我抛弃。
不过对于大陆官场而言，“官场自闭症”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官场做人的必要条件。大陆沿海一经济发达市的官员对本刊记者慨叹：“到政府机关本来就是没有灵魂地用躯体干活，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哪怕自己知道，也要去问别人，给人谦虚的印象，人家才不会排挤你。”
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难免情绪焦虑低落，患上抑郁症，在许的心理门诊病人中，有官至副省级以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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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毅医生跟他的病人都在五楼，楼梯过道左边是有50个床位的精神病患者住院部。
与这幢楼其他几层整天面对生离死别、哭闹喧天的住院病区相比，这个楼层格外安静。这里收治的多是非重性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之外的精神疾患），不具攻击性。其中很多人是拥有公职的大陆公务人员，他们因患有轻性强迫症或抑郁症，在此接受短期治疗后，很快将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浙江第一医院城站分院的这幢小楼至少有50年以上的历史，许毅于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整幢小楼外表破败陈旧，但所处隐蔽，周边环境极为安静，外人不经指点很难找到。正因如此，许毅的住院区很少有空床，那些特殊的客人既冲着许“浙江大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室主任”的名头慕名前来，也冲着这个医院闹中取静，不怕人打扰。
身为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很能理解抑郁症等精神患者的苦楚。从精神医学的科学角度来分析，抑郁症是一种成因复杂的“心病”，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但它发作时，令人痛不欲生。据统计，大陆大约有5000万人患精神抑郁症，不过医院系统的窗口仅有十分之一不到的就诊率，大多人都在“熬着过日子”。
而抑郁症患者中的公职人员，又是大陆精神病患者中的最隐秘者。病耻感，在这个特殊群体身上，感受尤甚。
在越来越多的大陆官媒报道中，官员似乎成为抑郁症的主角，然而许多民众对官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不过，一位精神卫生专家肯定地告诉本刊记者：“我所知道几起官员自杀事件，都属于典型的抑郁症。官方抛出司法精神鉴定的背后，一定有医生的影子在那里。”只不过，无论是诊疗医生、病患家属还是鉴定机构，谁都不想站上舆论的“暴风眼”，面对外界的反应，通常都不会出面解释。
在国家层面，“5·12”汶川地震之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目前，在浙江等少数省份，有关调研和对官员的心理干预已悄然启动，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
“自绝于人民的人”
“抑郁症”这个医学名词频繁出现，在大陆还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
“这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患，各种社会阶层都可能发生。”卫生部专家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赵国秋教授分析，“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必然上升。”
官员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则是本世纪初，抑郁症似乎呈现在这个群体蔓延的态势。近年来，大陆媒体每年都会报道官阶不等的官员抑郁自杀事件。“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来许毅这里看病的抑郁症患者，很多是因为失眠头疼等自诉症状形似其他器质性疾病的病人，结果细一诊断，是因抑郁症引起。
官员患抑郁症，早期在大陆被视为“思想病”，被认为是其革命觉悟不如人，而对自身和社会不满的结果。而在今天，如果有官员抑郁症自杀，大陆民众往往将其与腐败划上等号，总之“自杀总是有罪”。
对于官员不确定原因的自杀行为，大陆官场基本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只要是官员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跟党脱离，不想坚强地活下去”。官员死后实行“三不”原则：不开追悼会，组织上不致悼词，领导班子成员不参加。
出于人性关怀角度，有开明的地方政府允许官员家属自行召开追悼会，死者生前友好可以私人身份前往，但官方关于官员自杀的传统认识已经约定俗成，没有改变。斯人已逝，家人却将长久生活在阴影下。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都会加重官员的病耻感和疾病压力。其实，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许毅遇到过一些官员，郁郁不平地找到心理医生，提出不干了辞官的想法，许毅会劝其“官先当着，给我一点时间治疗”，有些人不听，坚决辞职。“等抑郁症治好了，那些人又后悔了。”
许毅表示，官员抑郁症发生高峰多在职务升迁和身居高位时期，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我抛弃。
不过对于大陆官场而言，“官场自闭症”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官场做人的必要条件。大陆沿海一经济发达市的官员对本刊记者慨叹：“到政府机关本来就是没有灵魂地用躯体干活，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哪怕自己知道，也要去问别人，给人谦虚的印象，人家才不会排挤你。”
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难免情绪焦虑低落，患上抑郁症，在许的心理门诊病人中，有官至副省级以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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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病是机密
卫生部专家委员、心理专家赵国秋每周半天的专家心理门诊，专家挂号费200元，找他看心理问题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人，还需要提前3—4周预约，很多外地官员网上找到赵的联系电话之后，一般提前一天飞过来，住在杭州，第二天找赵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打道回府。
陌生的抑郁症病人来访，一开始谈，一般会说晚上睡不着觉、想自杀等症状。赵会详细咨询其从小的成长环境、遗传因素、性格类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创伤，同时对其创伤进行再评估，然后考虑现阶段该症状对社会功能有多少负面影响。而对其身份和职务，赵国秋绝口不问，除非抑郁的原因与此有关，病患必须说出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可以伤害病人，这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
在许毅的精神卫生病区，每个患者的姓名、工作单位、任职情况等情况也一概不能示人，患抑郁症的病人也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许毅还担负着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心理咨询讲座，这是一种菜单式的官员培训教学法，由前来培训的官员点题咨询。“中午课间休息时，学员中便会有人给我名片，过两天他的咨询电话就来了。”许毅说，心理疾病是个人隐私，官员更为内敛，他们不愿意当众告诉别人他在抑郁症状中。
有些经常上电视的官员，不便亲自到医院精神卫生科看诊，会叫秘书电话预约许毅吃个饭或喝个茶。“领导的病是机密，我当然明白什么用意，过去一听，果然是抑郁症。”
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会远远避开，以免与其打招呼。“他身边朋友一定会怀疑，咦，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这会让对方尴尬。”
对资深的精神卫生医生来说，相对其他重性精神病患，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困难。最大难关是患者有没有勇气来找心理医生，能不能克服病耻感。“很多官员都有病耻感，尽管他朦胧地知道自己有抑郁的可能，但由于不经诊疗，以至于到自杀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
官员抑郁的司法鉴定是怎么出来的
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所有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病人中，官员的自杀影响最大，处理起来也最为棘手。大陆近几年曝光的每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旦官方公布死因被鉴定为“抑郁症”，民众更会猜测这个“鉴定”背后有无猫腻，是否是官场用来遮蔽内幕的。
前述大陆精神卫生专家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抑郁症根本不需要司法鉴定，只要是心理职业医师，从医学的角度就能给予正确诊断签字。只有在其杀人或放火，法官要判其死罪的情况下，才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个时候叫司法医学精神鉴定。
如果官员已经自杀死亡，从严格的精神卫生医学的角度，一般也无法再进行抑郁症的鉴定，医生只能根据生前家属提供的病历记载、周围人的旁证叙述，得出一些结论。但用词严谨的医生不会下诊断说其因抑郁症自杀，最多做个“可能是抑郁症”的回顾性诊断。不过，如果病人生前进行过诊断治疗，特别是曾因抑郁症入院治疗，患者自杀后，根据病历、医生证明及死者死前遗嘱、临死前与周边人士的谈话、对生前财产的处理等，还是能做出因抑郁自杀的司法精神鉴定的。“因为抑郁症病期漫漫，住院病历很难伪造。”
“官员抑郁自杀后，很多时候家属自己或者受组织所托，会找到鉴定机构来，寻求鉴定。有时候，机构不会配合，人都死掉了，机构不愿意做。”上述专家说，但司法医学鉴定开放后，各地能进行精神医学鉴定的机构很多，一个省都有好几十家。这家不行，可以另找一家，最后一定能找到愿意做的。双方再达成默契，不公布鉴定过程和机构名称，更不公布医生姓名。“医生的名字一旦被抛出，活儿就没法干了。”
政府开启官员心理干预和调研
2008年，浙江慈溪市曾在财税局、纪委等直属单位推行机关干部心理缓助计划，事后，“心理咨询师叮嘱每一个参加心理拓展训练的官员经常写写信，信里什么都可以说”，慈溪市委一位官员坦诚，这个心理缓助计划的目的是提升官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团队的凝聚力。然而，咨询师走后，该项目自动终止。
在赵国秋教授眼里，给官员做心理干预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对抑郁症这样的情况，官员异常敏感。
关于抑郁症患者官员群体的大小，是一个持续的悬疑，长期在不同立场的大陆精神卫生和心理研究学家之间引发争议。
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这个比例符合正常的抑郁症人群发病率，负责此测试的该院领导人，心理与素质测评研究所赵世明所长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总体心理健康还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官员的这两项指标并没有比其他人群更恶化，属于正常范畴。”他据此认为，实际上官员心理素质问题，被媒体捕捉，然后放大了。
但大陆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受访的一位大陆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公务员现在所处的政治生态前所未有的恶劣，上下级官僚之间，工作压力层层加码，无法找到正常的宣泄渠道，导致抑郁等精神疾患。
“很多蹲机关的官员都有各种心理疾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许毅认为，应当在一些县市适当及早进行官员的早期心理干预活动。大陆精神卫生医学研究领域的春天，事实上已经到来了。在国家卫生部、科技部等层面，有关医学研究方面的经费课题等已大范围向精神卫生倾斜。全国范围对重性精神病人免费治疗、社会关怀的“686”计划进行至今已五年。除了重性精神病外，研究层次也慢慢拓展到非重性精神病人，包括抑郁症在内。
而对官员群体的早期心理干预，在大陆东部沿海的一些经济地区已悄然展开。“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庞大的资源去做调研。”年届6旬的赵国秋5月初向本刊记者透露，一个由其领衔、涉及浙江省范围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调研活动将启动，“省委书记赵洪祝连续批示，令各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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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病是机密
卫生部专家委员、心理专家赵国秋每周半天的专家心理门诊，专家挂号费200元，找他看心理问题的不是有权的就是有钱的人，还需要提前3—4周预约，很多外地官员网上找到赵的联系电话之后，一般提前一天飞过来，住在杭州，第二天找赵聊上几个小时，配点药，打道回府。
陌生的抑郁症病人来访，一开始谈，一般会说晚上睡不着觉、想自杀等症状。赵会详细咨询其从小的成长环境、遗传因素、性格类型，以及受到的刺激创伤，同时对其创伤进行再评估，然后考虑现阶段该症状对社会功能有多少负面影响。而对其身份和职务，赵国秋绝口不问，除非抑郁的原因与此有关，病患必须说出来。
保护病人的隐私，不可以伤害病人，这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基本原则。
在许毅的精神卫生病区，每个患者的姓名、工作单位、任职情况等情况也一概不能示人，患抑郁症的病人也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许毅还担负着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心理咨询讲座，这是一种菜单式的官员培训教学法，由前来培训的官员点题咨询。“中午课间休息时，学员中便会有人给我名片，过两天他的咨询电话就来了。”许毅说，心理疾病是个人隐私，官员更为内敛，他们不愿意当众告诉别人他在抑郁症状中。
有些经常上电视的官员，不便亲自到医院精神卫生科看诊，会叫秘书电话预约许毅吃个饭或喝个茶。“领导的病是机密，我当然明白什么用意，过去一听，果然是抑郁症。”
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会远远避开，以免与其打招呼。“他身边朋友一定会怀疑，咦，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这会让对方尴尬。”
对资深的精神卫生医生来说，相对其他重性精神病患，抑郁症的治疗并不困难。最大难关是患者有没有勇气来找心理医生，能不能克服病耻感。“很多官员都有病耻感，尽管他朦胧地知道自己有抑郁的可能，但由于不经诊疗，以至于到自杀都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
官员抑郁的司法鉴定是怎么出来的
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所有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病人中，官员的自杀影响最大，处理起来也最为棘手。大陆近几年曝光的每一起官员自杀事件，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旦官方公布死因被鉴定为“抑郁症”，民众更会猜测这个“鉴定”背后有无猫腻，是否是官场用来遮蔽内幕的。
前述大陆精神卫生专家告诉记者，正常情况下，抑郁症根本不需要司法鉴定，只要是心理职业医师，从医学的角度就能给予正确诊断签字。只有在其杀人或放火，法官要判其死罪的情况下，才涉及到司法鉴定，这个时候叫司法医学精神鉴定。
如果官员已经自杀死亡，从严格的精神卫生医学的角度，一般也无法再进行抑郁症的鉴定，医生只能根据生前家属提供的病历记载、周围人的旁证叙述，得出一些结论。但用词严谨的医生不会下诊断说其因抑郁症自杀，最多做个“可能是抑郁症”的回顾性诊断。不过，如果病人生前进行过诊断治疗，特别是曾因抑郁症入院治疗，患者自杀后，根据病历、医生证明及死者死前遗嘱、临死前与周边人士的谈话、对生前财产的处理等，还是能做出因抑郁自杀的司法精神鉴定的。“因为抑郁症病期漫漫，住院病历很难伪造。”
“官员抑郁自杀后，很多时候家属自己或者受组织所托，会找到鉴定机构来，寻求鉴定。有时候，机构不会配合，人都死掉了，机构不愿意做。”上述专家说，但司法医学鉴定开放后，各地能进行精神医学鉴定的机构很多，一个省都有好几十家。这家不行，可以另找一家，最后一定能找到愿意做的。双方再达成默契，不公布鉴定过程和机构名称，更不公布医生姓名。“医生的名字一旦被抛出，活儿就没法干了。”
政府开启官员心理干预和调研
2008年，浙江慈溪市曾在财税局、纪委等直属单位推行机关干部心理缓助计划，事后，“心理咨询师叮嘱每一个参加心理拓展训练的官员经常写写信，信里什么都可以说”，慈溪市委一位官员坦诚，这个心理缓助计划的目的是提升官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团队的凝聚力。然而，咨询师走后，该项目自动终止。
在赵国秋教授眼里，给官员做心理干预是个极其复杂的事情，对抑郁症这样的情况，官员异常敏感。
关于抑郁症患者官员群体的大小，是一个持续的悬疑，长期在不同立场的大陆精神卫生和心理研究学家之间引发争议。
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这个比例符合正常的抑郁症人群发病率，负责此测试的该院领导人，心理与素质测评研究所赵世明所长称，“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总体心理健康还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官员的这两项指标并没有比其他人群更恶化，属于正常范畴。”他据此认为，实际上官员心理素质问题，被媒体捕捉，然后放大了。
但大陆官员的精神干预和心理疏导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受访的一位大陆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公务员现在所处的政治生态前所未有的恶劣，上下级官僚之间，工作压力层层加码，无法找到正常的宣泄渠道，导致抑郁等精神疾患。
“很多蹲机关的官员都有各种心理疾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许毅认为，应当在一些县市适当及早进行官员的早期心理干预活动。大陆精神卫生医学研究领域的春天，事实上已经到来了。在国家卫生部、科技部等层面，有关医学研究方面的经费课题等已大范围向精神卫生倾斜。全国范围对重性精神病人免费治疗、社会关怀的“686”计划进行至今已五年。除了重性精神病外，研究层次也慢慢拓展到非重性精神病人，包括抑郁症在内。
而对官员群体的早期心理干预，在大陆东部沿海的一些经济地区已悄然展开。“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庞大的资源去做调研。”年届6旬的赵国秋5月初向本刊记者透露，一个由其领衔、涉及浙江省范围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调研活动将启动，“省委书记赵洪祝连续批示，令各部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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