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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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高危人群？
[来源:华声在线][作者:王保生]时间：2011-11-09 08: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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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好累，让我去照顾我有病的妈妈吧!”“请把我安埋在老妈的后边!”11月5日上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李步安，写完给妻子和大哥大嫂的遗书，便从自家住所二层阳台纵身跳下身亡。从警方现场勘查和遗书表明，李步安系自杀。(11月6日《南方日报》)
据了解，李步安现年43岁，2003年10月从清远调到江门中院工作，老婆和孩子也一同迁至江门。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曾获“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此前他的工作生活一直都很正常，并未有异常表现。家人和同事曾多次听他说过工作压力大，但从未想到他会自杀。没想到的却发生了。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受到社会关注，引起官场震动。李步安英年自杀也是如此。
笔者手头有一篇题为《“抑郁”重创中国官场》(10月14日香港《成报》)的文章统计，2003年至2011年中国有超过62名官员自杀。李步安自杀事件为第63起。该文粗略统计，自杀事件涉及的官员中，厅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29名，科级以下干部(算上李步安)15名，自杀的方式包括上吊自缢，跳楼、开枪自杀、撞火车、喝农药、割腕、溺亡……年纪基本都在43岁到58岁。而死因，2003年到2005年多为“畏罪自杀”、“与经济问题有关”，但在最近两三年，死因最常见的是“抑郁”。因此，有人说官员成了“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从李步安分别写给自己的家人和好友的遗书内容及有关部门介绍，李步安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再加之工作压力大，“我好累”。由此可以推测，李自杀的原因亦可以归为“抑郁”。
关于官员是抑郁高危人群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许多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对一些定为自杀的案件也颇多异议。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戏谑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这不能全怪民众不相信警方的调查。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有关方面多给出“抑郁症”的结论，有的的确有些牵强附会，不得不引起民众将信将疑。因为警方调查不透明，再加之社会传言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疑神疑鬼”，跟着传言走。
尽管如此，民众也不能对自杀官员有“抑郁症”的说法，深疑不信，全盘否定。在我们官员队伍中，有抑郁症者确实不乏其人。笔者在机关做组织工作时，曾见到一个材料(可惜遗失了)，某组织部门对全区上千名处、科级官员做过心理调查和测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为数不少，约占20%(凭记忆)。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曾谈到，“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官场存在妒贤嫉能现象，致使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不得不绞尽脑汁地 “装孙子”，掩饰才华、锋芒不露。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位官员曾感叹：“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人家才不会排挤你。”一个聪明能干、思想活跃、能力不俗的官员，不敢表现自己的聪明、显露自己的思想，整天闷不作声，逆来顺受，当然心情不会舒畅，做人不敢坦荡，天天心口不一，处处阳蠢阴聪，久而久之，岂不抑郁寡欢，心理不调!其次是处理关系劳心费神，致使一些官员人前说话细声细气，与人交往慎之又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所以，许多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捉摸人上而非事上，而捉摸人比干事更累。再次是工作确实有压力。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官员的压力来自于五个方面，即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繁重，升职困难重重，目睹腐败现象。
一般官员是这样，升到高位的官员也亦复如此，而且位越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越大。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为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暴自弃。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患上抑郁症。尤其现在干部年轻化都划出年龄杠杠，致使许多官员眼看过杠还升不上去，心情忧虑、焦虑，最后便抑郁了。还有遇上心理不健康的上司，简直可以使下属郁闷死。我一个朋友诉苦说，他的上司简直就是精神病患者，在他手下工作左不是右不是，没有一件事、一句话令其顺心的。再不换上司他就换单位，单位换不成就辞职走人或“自杀”。
按照目前的公开资料，每年自杀官员数目并不大，仅占全国自杀者的0.005%。数目不大而影响却大。公务员是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是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实践者，这个群体的集体心理状态应该更受关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林维认为，“大众看待官员自杀的视角和态度确实反映了公众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与其说人们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言之有理!
官员成为抑郁等心理疾病重伤的人群，应引起社会研究者与组织人事部门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建立和谐的官场文化，加强相互之间的谈心交心，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部属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化解误会，尤其将“暗流”变为“明流”。反对潜规则，倡导明规则;反对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正气。另一方面，要进行官员心理干预的调研和尝试工作，在公务员招收中增加对应试者心理健康的测试。这些当然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之策，而最根本的是抓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官员从“潜规则”中解放出来，精神昂扬、心情舒畅、义无反顾地去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身心扑在工作上，精力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
李步安法官的纵身一跳，再次警示我们，解决和防止官员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问题，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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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好累，让我去照顾我有病的妈妈吧!”“请把我安埋在老妈的后边!”11月5日上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李步安，写完给妻子和大哥大嫂的遗书，便从自家住所二层阳台纵身跳下身亡。从警方现场勘查和遗书表明，李步安系自杀。(11月6日《南方日报》)
据了解，李步安现年43岁，2003年10月从清远调到江门中院工作，老婆和孩子也一同迁至江门。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曾获“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此前他的工作生活一直都很正常，并未有异常表现。家人和同事曾多次听他说过工作压力大，但从未想到他会自杀。没想到的却发生了。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受到社会关注，引起官场震动。李步安英年自杀也是如此。
笔者手头有一篇题为《“抑郁”重创中国官场》(10月14日香港《成报》)的文章统计，2003年至2011年中国有超过62名官员自杀。李步安自杀事件为第63起。该文粗略统计，自杀事件涉及的官员中，厅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29名，科级以下干部(算上李步安)15名，自杀的方式包括上吊自缢，跳楼、开枪自杀、撞火车、喝农药、割腕、溺亡……年纪基本都在43岁到58岁。而死因，2003年到2005年多为“畏罪自杀”、“与经济问题有关”，但在最近两三年，死因最常见的是“抑郁”。因此，有人说官员成了“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从李步安分别写给自己的家人和好友的遗书内容及有关部门介绍，李步安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再加之工作压力大，“我好累”。由此可以推测，李自杀的原因亦可以归为“抑郁”。
关于官员是抑郁高危人群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许多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对一些定为自杀的案件也颇多异议。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戏谑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这不能全怪民众不相信警方的调查。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有关方面多给出“抑郁症”的结论，有的的确有些牵强附会，不得不引起民众将信将疑。因为警方调查不透明，再加之社会传言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疑神疑鬼”，跟着传言走。
尽管如此，民众也不能对自杀官员有“抑郁症”的说法，深疑不信，全盘否定。在我们官员队伍中，有抑郁症者确实不乏其人。笔者在机关做组织工作时，曾见到一个材料(可惜遗失了)，某组织部门对全区上千名处、科级官员做过心理调查和测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为数不少，约占20%(凭记忆)。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曾谈到，“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官场存在妒贤嫉能现象，致使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不得不绞尽脑汁地 “装孙子”，掩饰才华、锋芒不露。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位官员曾感叹：“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人家才不会排挤你。”一个聪明能干、思想活跃、能力不俗的官员，不敢表现自己的聪明、显露自己的思想，整天闷不作声，逆来顺受，当然心情不会舒畅，做人不敢坦荡，天天心口不一，处处阳蠢阴聪，久而久之，岂不抑郁寡欢，心理不调!其次是处理关系劳心费神，致使一些官员人前说话细声细气，与人交往慎之又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所以，许多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捉摸人上而非事上，而捉摸人比干事更累。再次是工作确实有压力。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官员的压力来自于五个方面，即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繁重，升职困难重重，目睹腐败现象。
一般官员是这样，升到高位的官员也亦复如此，而且位越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越大。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为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暴自弃。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患上抑郁症。尤其现在干部年轻化都划出年龄杠杠，致使许多官员眼看过杠还升不上去，心情忧虑、焦虑，最后便抑郁了。还有遇上心理不健康的上司，简直可以使下属郁闷死。我一个朋友诉苦说，他的上司简直就是精神病患者，在他手下工作左不是右不是，没有一件事、一句话令其顺心的。再不换上司他就换单位，单位换不成就辞职走人或“自杀”。
按照目前的公开资料，每年自杀官员数目并不大，仅占全国自杀者的0.005%。数目不大而影响却大。公务员是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是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实践者，这个群体的集体心理状态应该更受关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林维认为，“大众看待官员自杀的视角和态度确实反映了公众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与其说人们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言之有理!
官员成为抑郁等心理疾病重伤的人群，应引起社会研究者与组织人事部门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建立和谐的官场文化，加强相互之间的谈心交心，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部属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化解误会，尤其将“暗流”变为“明流”。反对潜规则，倡导明规则;反对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正气。另一方面，要进行官员心理干预的调研和尝试工作，在公务员招收中增加对应试者心理健康的测试。这些当然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之策，而最根本的是抓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官员从“潜规则”中解放出来，精神昂扬、心情舒畅、义无反顾地去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身心扑在工作上，精力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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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李步安现年43岁，2003年10月从清远调到江门中院工作，老婆和孩子也一同迁至江门。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曾获“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此前他的工作生活一直都很正常，并未有异常表现。家人和同事曾多次听他说过工作压力大，但从未想到他会自杀。没想到的却发生了。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受到社会关注，引起官场震动。李步安英年自杀也是如此。
笔者手头有一篇题为《“抑郁”重创中国官场》(10月14日香港《成报》)的文章统计，2003年至2011年中国有超过62名官员自杀。李步安自杀事件为第63起。该文粗略统计，自杀事件涉及的官员中，厅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29名，科级以下干部(算上李步安)15名，自杀的方式包括上吊自缢，跳楼、开枪自杀、撞火车、喝农药、割腕、溺亡……年纪基本都在43岁到58岁。而死因，2003年到2005年多为“畏罪自杀”、“与经济问题有关”，但在最近两三年，死因最常见的是“抑郁”。因此，有人说官员成了“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从李步安分别写给自己的家人和好友的遗书内容及有关部门介绍，李步安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再加之工作压力大，“我好累”。由此可以推测，李自杀的原因亦可以归为“抑郁”。
关于官员是抑郁高危人群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许多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对一些定为自杀的案件也颇多异议。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戏谑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这不能全怪民众不相信警方的调查。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有关方面多给出“抑郁症”的结论，有的的确有些牵强附会，不得不引起民众将信将疑。因为警方调查不透明，再加之社会传言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疑神疑鬼”，跟着传言走。
尽管如此，民众也不能对自杀官员有“抑郁症”的说法，深疑不信，全盘否定。在我们官员队伍中，有抑郁症者确实不乏其人。笔者在机关做组织工作时，曾见到一个材料(可惜遗失了)，某组织部门对全区上千名处、科级官员做过心理调查和测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为数不少，约占20%(凭记忆)。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曾谈到，“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官场存在妒贤嫉能现象，致使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不得不绞尽脑汁地 “装孙子”，掩饰才华、锋芒不露。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位官员曾感叹：“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人家才不会排挤你。”一个聪明能干、思想活跃、能力不俗的官员，不敢表现自己的聪明、显露自己的思想，整天闷不作声，逆来顺受，当然心情不会舒畅，做人不敢坦荡，天天心口不一，处处阳蠢阴聪，久而久之，岂不抑郁寡欢，心理不调!其次是处理关系劳心费神，致使一些官员人前说话细声细气，与人交往慎之又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所以，许多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捉摸人上而非事上，而捉摸人比干事更累。再次是工作确实有压力。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官员的压力来自于五个方面，即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繁重，升职困难重重，目睹腐败现象。
一般官员是这样，升到高位的官员也亦复如此，而且位越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越大。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为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暴自弃。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患上抑郁症。尤其现在干部年轻化都划出年龄杠杠，致使许多官员眼看过杠还升不上去，心情忧虑、焦虑，最后便抑郁了。还有遇上心理不健康的上司，简直可以使下属郁闷死。我一个朋友诉苦说，他的上司简直就是精神病患者，在他手下工作左不是右不是，没有一件事、一句话令其顺心的。再不换上司他就换单位，单位换不成就辞职走人或“自杀”。
按照目前的公开资料，每年自杀官员数目并不大，仅占全国自杀者的0.005%。数目不大而影响却大。公务员是国家公权力的执行者，是党的宗旨、执政为民的实践者，这个群体的集体心理状态应该更受关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林维认为，“大众看待官员自杀的视角和态度确实反映了公众看待社会现实的立场。与其说人们是在评判那个死去的官员，不如说是在判断那些活着的官员。”言之有理!
官员成为抑郁等心理疾病重伤的人群，应引起社会研究者与组织人事部门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建立和谐的官场文化，加强相互之间的谈心交心，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部属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化解误会，尤其将“暗流”变为“明流”。反对潜规则，倡导明规则;反对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正气。另一方面，要进行官员心理干预的调研和尝试工作，在公务员招收中增加对应试者心理健康的测试。这些当然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之策，而最根本的是抓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官员从“潜规则”中解放出来，精神昂扬、心情舒畅、义无反顾地去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身心扑在工作上，精力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
李步安法官的纵身一跳，再次警示我们，解决和防止官员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问题，已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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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李步安现年43岁，2003年10月从清远调到江门中院工作，老婆和孩子也一同迁至江门。他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曾获“江门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但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此前他的工作生活一直都很正常，并未有异常表现。家人和同事曾多次听他说过工作压力大，但从未想到他会自杀。没想到的却发生了。近年，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受到社会关注，引起官场震动。李步安英年自杀也是如此。
笔者手头有一篇题为《“抑郁”重创中国官场》(10月14日香港《成报》)的文章统计，2003年至2011年中国有超过62名官员自杀。李步安自杀事件为第63起。该文粗略统计，自杀事件涉及的官员中，厅级干部19名，处级干部29名，科级以下干部(算上李步安)15名，自杀的方式包括上吊自缢，跳楼、开枪自杀、撞火车、喝农药、割腕、溺亡……年纪基本都在43岁到58岁。而死因，2003年到2005年多为“畏罪自杀”、“与经济问题有关”，但在最近两三年，死因最常见的是“抑郁”。因此，有人说官员成了“抑郁症”的高危人群。从李步安分别写给自己的家人和好友的遗书内容及有关部门介绍，李步安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再加之工作压力大，“我好累”。由此可以推测，李自杀的原因亦可以归为“抑郁”。
关于官员是抑郁高危人群的说法，一直存在争议，而且许多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抑郁症结论表示怀疑，对一些定为自杀的案件也颇多异议。有人半是调侃半是戏谑云：自杀官员多抑郁，上访群众都神经。这不能全怪民众不相信警方的调查。官员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有关方面多给出“抑郁症”的结论，有的的确有些牵强附会，不得不引起民众将信将疑。因为警方调查不透明，再加之社会传言沸沸扬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致使许多民众不得不“疑神疑鬼”，跟着传言走。
尽管如此，民众也不能对自杀官员有“抑郁症”的说法，深疑不信，全盘否定。在我们官员队伍中，有抑郁症者确实不乏其人。笔者在机关做组织工作时，曾见到一个材料(可惜遗失了)，某组织部门对全区上千名处、科级官员做过心理调查和测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为数不少，约占20%(凭记忆)。2006年至2007年，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曾对参加培训的来自中央部委局办和全国各地的400多名厅局级学员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发现这些中高机领导干部中大多数人具有积极健全的人格特征，消极人格特质所占比例很小，但该人群中确有少数人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患，多表现为心理生理异常，比例在6%左右。 浙江省首席精神卫生专家许毅曾谈到，“官员确实是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
官员为何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呢?首先是官场存在妒贤嫉能现象，致使一些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不得不绞尽脑汁地 “装孙子”，掩饰才华、锋芒不露。沿海经济发达城市的一位官员曾感叹：“你不要有思想，不要发表什么高见;人与人之间要学会装笨蛋……人家才不会排挤你。”一个聪明能干、思想活跃、能力不俗的官员，不敢表现自己的聪明、显露自己的思想，整天闷不作声，逆来顺受，当然心情不会舒畅，做人不敢坦荡，天天心口不一，处处阳蠢阴聪，久而久之，岂不抑郁寡欢，心理不调!其次是处理关系劳心费神，致使一些官员人前说话细声细气，与人交往慎之又慎。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说，从事行政工作要处理好规则和潜规则的关系，“做官需要灵活性、策略性、艺术性地去处理问题，高度警觉地处理微妙关系，这是东方文化特色，也是令官员们感到烦、累和无奈的地方。”所以，许多官员把主要精力放在捉摸人上而非事上，而捉摸人比干事更累。再次是工作确实有压力。一项针对某部委干部职工的调查发现，官员的压力来自于五个方面，即工作责任重大，民众期望值高，工作量大繁重，升职困难重重，目睹腐败现象。
一般官员是这样，升到高位的官员也亦复如此，而且位越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越大。譬如有些官员与“一把手”关系搞不好，压力很大;有人自身能力不足，疲于应付，遇到事业低潮期，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为生怀疑，自我贬低，并自暴自弃。经不住体制内折腾的官员，有的心志不健全，患上抑郁症。尤其现在干部年轻化都划出年龄杠杠，致使许多官员眼看过杠还升不上去，心情忧虑、焦虑，最后便抑郁了。还有遇上心理不健康的上司，简直可以使下属郁闷死。我一个朋友诉苦说，他的上司简直就是精神病患者，在他手下工作左不是右不是，没有一件事、一句话令其顺心的。再不换上司他就换单位，单位换不成就辞职走人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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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成为抑郁等心理疾病重伤的人群，应引起社会研究者与组织人事部门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在干部队伍中建立和谐的官场文化，加强相互之间的谈心交心，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部属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沟通思想，化解误会，尤其将“暗流”变为“明流”。反对潜规则，倡导明规则;反对歪风邪气，树立新风正气。另一方面，要进行官员心理干预的调研和尝试工作，在公务员招收中增加对应试者心理健康的测试。这些当然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之策，而最根本的是抓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官员从“潜规则”中解放出来，精神昂扬、心情舒畅、义无反顾地去聚精会神干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把身心扑在工作上，精力用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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