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案无罪辩护的证据审查（律师案例）

作者：李常永、李潜律师
分别为天津行高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副主任
来源：鸿鹄之辩、为你辩护网

案情

《起诉书》指控：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告人D某受朋友之邀约，与网友（多为女性）数人前往郊区游玩。入住农家院，晚餐数人均饮用大量白酒，K女士酒醉。被告人D某遂起羞羞之念，进入K女士房间，趁其醉酒不能反抗之际强行奸淫。其后，K女士报警。

以“强奸罪”立案后，笔者作为辩护人介入此案。

供述

会见时，被告人D某坚称二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云雨之后，K女士要钱不遂而报警。经阅卷，发现其前后供述稳定、一致，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前后供述不一致，既有有罪供述，又有无罪辩解的，其真实性不能保证，可信度降低；其无罪辩解的部分，也就不能排除是为开脱罪责、逃避法律责任而作出。因此，被告人供述的稳定、一致性，是本案无罪辩护的基础。

然而，刑辩律师做无罪辩护要极其慎重，不能轻言无罪。审查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是否成立，不仅要看笔录，而且要将其放置于全案证据体系以及本人的性格阅历、家庭背景中予以综合评价。通过观察发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被告人D某具有好面子、爱玩耍的特点，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妻子，多年来夫妻感情融洽，且坚信丈夫“不是那种人”；被告人的女儿彬彬有礼，有良好的修养。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人无罪辩解趋近“客观事实”的程度很高，辩护人决定支持其作无罪辩护。

分析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于案发当晚发生了性关系，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DNA鉴定予以证实，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发生性关系时，是否伴随着“暴力”，即是否“违背女方意志”。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

一、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可信度的考量

被害人K女士的笔录前后不稳定、不一致，变化的趋势可疑，可信度不高。报案初期，K女士笔录称自己是“被强奸”；其后有若干次笔录称是“自愿”；再后来的所有笔录均称自己是“被强奸”，并逐渐固定了全案的细节。相比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的言词质量明显较低。

二、“暴力”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从卷宗上看，被害人所称的“暴力”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缺少《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原因是K女士拒绝配合侦查机关工作。缺少被害人身体损伤情况的相关病例、诊断证明，没有赶赴医院就医的记录。《现场勘验笔录》载明现场是“变动现场”，不是原始现场；“床头柜上放一条牛仔裤，南边床上有一乳罩”，但两件衣物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根据《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所示，侦查机关未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发后第二天，被害人拍摄《照片》显示左手背有划痕、脖颈下方微红，但拍摄照片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十小时，仅靠《照片》并不能确定是由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致。

三、细节比对，不能得出“违背女方意志”的结论

辩护人以客观性最强的监控录像（门外）、被害人《通话记录》等证据为主轴，结合同行的网友、宾馆服务人员等证人证言，根据时间顺序做横向的细节比对，对“违背女方意志”的细节逐一质疑。

A：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被告人及其朋友率先进入608房间，将衣物放于屋内，然后下楼吃饭，K女士明知这一点。证明“608是K女士选定的休息房间”之陈述不可信。

B：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K女士与被告人在吃饭期间举动亲密，多次主动耳语、搂抱、亲吻被告人。K女士初期笔录不承认有亲密举止，其后笔录改称“东北人性格热情豪爽”，不拘小节。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指出：有亲密举止而不承认，说明其可信度低；根据生活经验，东北女性热情而有礼、豪爽不轻浮，与陌生男性初次见面时，一般不会主动耳语、搂抱、亲吻，以东北人性格作解释并不符合常理。

C：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被告人与K女士是相拥、自愿进入608房间，被告人没有强制、诱导动作。证明K女士“被告人将自己架进房间”的陈述不可信。

D：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结合多名证人证言陈述的细节，锁定二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段，并以此对照《通话记录》、《报警记录》显示的K女士首次拨打110报警的时间，间隔时间达一个多小时。证明K女士所称“被强奸过程中趁机拨打110报警”的陈述不可信。

最终，法院采纳了无罪辩护的观点及说理。

结语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强奸案的审查与认定，常常存在着武断的做法：只要能够证明发生了性关系，且被害人说自己当时不愿意，就判定有罪。这显然不符合刑事法治的“严格证据标准”。应客观、全面、细致地审查证据体系，审慎判断“违背女方意志”能否成立。据以证明“暴力”的证据严重不足、指向不明，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不高，又与其他客观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则应依法判决无罪。作者：李常永、李潜律师
分别为天津行高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副主任
来源：鸿鹄之辩、为你辩护网

案情

《起诉书》指控：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被告人D某受朋友之邀约，与网友（多为女性）数人前往郊区游玩。入住农家院，晚餐数人均饮用大量白酒，K女士酒醉。被告人D某遂起羞羞之念，进入K女士房间，趁其醉酒不能反抗之际强行奸淫。其后，K女士报警。

以“强奸罪”立案后，笔者作为辩护人介入此案。

供述

会见时，被告人D某坚称二人发生性关系是你情我愿；云雨之后，K女士要钱不遂而报警。经阅卷，发现其前后供述稳定、一致，具备较高的可信度。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前后供述不一致，既有有罪供述，又有无罪辩解的，其真实性不能保证，可信度降低；其无罪辩解的部分，也就不能排除是为开脱罪责、逃避法律责任而作出。因此，被告人供述的稳定、一致性，是本案无罪辩护的基础。

然而，刑辩律师做无罪辩护要极其慎重，不能轻言无罪。审查被告人的无罪辩解是否成立，不仅要看笔录，而且要将其放置于全案证据体系以及本人的性格阅历、家庭背景中予以综合评价。通过观察发现：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被告人D某具有好面子、爱玩耍的特点，但是并没有暴力倾向；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妻子，多年来夫妻感情融洽，且坚信丈夫“不是那种人”；被告人的女儿彬彬有礼，有良好的修养。

综合考虑上述因素，被告人无罪辩解趋近“客观事实”的程度很高，辩护人决定支持其作无罪辩护。

分析

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是否于案发当晚发生了性关系，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DNA鉴定予以证实，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罪与非罪的关键在于：发生性关系时，是否伴随着“暴力”，即是否“违背女方意志”。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从三个层面展开了分析。

一、被害人陈述真实性、可信度的考量

被害人K女士的笔录前后不稳定、不一致，变化的趋势可疑，可信度不高。报案初期，K女士笔录称自己是“被强奸”；其后有若干次笔录称是“自愿”；再后来的所有笔录均称自己是“被强奸”，并逐渐固定了全案的细节。相比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的言词质量明显较低。

二、“暴力”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撑

从卷宗上看，被害人所称的“暴力”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缺少《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原因是K女士拒绝配合侦查机关工作。缺少被害人身体损伤情况的相关病例、诊断证明，没有赶赴医院就医的记录。《现场勘验笔录》载明现场是“变动现场”，不是原始现场；“床头柜上放一条牛仔裤，南边床上有一乳罩”，但两件衣物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根据《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所示，侦查机关未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案发后第二天，被害人拍摄《照片》显示左手背有划痕、脖颈下方微红，但拍摄照片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十小时，仅靠《照片》并不能确定是由被告人的暴力行为所致。

三、细节比对，不能得出“违背女方意志”的结论

辩护人以客观性最强的监控录像（门外）、被害人《通话记录》等证据为主轴，结合同行的网友、宾馆服务人员等证人证言，根据时间顺序做横向的细节比对，对“违背女方意志”的细节逐一质疑。

A：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被告人及其朋友率先进入608房间，将衣物放于屋内，然后下楼吃饭，K女士明知这一点。证明“608是K女士选定的休息房间”之陈述不可信。

B：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K女士与被告人在吃饭期间举动亲密，多次主动耳语、搂抱、亲吻被告人。K女士初期笔录不承认有亲密举止，其后笔录改称“东北人性格热情豪爽”，不拘小节。在法庭审理时，辩护人指出：有亲密举止而不承认，说明其可信度低；根据生活经验，东北女性热情而有礼、豪爽不轻浮，与陌生男性初次见面时，一般不会主动耳语、搂抱、亲吻，以东北人性格作解释并不符合常理。

C：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显示被告人与K女士是相拥、自愿进入608房间，被告人没有强制、诱导动作。证明K女士“被告人将自己架进房间”的陈述不可信。

D：选取《监控录像》若干节点，结合多名证人证言陈述的细节，锁定二人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段，并以此对照《通话记录》、《报警记录》显示的K女士首次拨打110报警的时间，间隔时间达一个多小时。证明K女士所称“被强奸过程中趁机拨打110报警”的陈述不可信。

最终，法院采纳了无罪辩护的观点及说理。

结语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强奸案的审查与认定，常常存在着武断的做法：只要能够证明发生了性关系，且被害人说自己当时不愿意，就判定有罪。这显然不符合刑事法治的“严格证据标准”。应客观、全面、细致地审查证据体系，审慎判断“违背女方意志”能否成立。据以证明“暴力”的证据严重不足、指向不明，被害人陈述的可信度不高，又与其他客观证据存在明显矛盾的，则应依法判决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