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腐儒之士大夫的活该！ZT

士大夫的活该，华夏的悲哀，痛！！！！！
（没事别和我提儒家瘟化，不爱听）
毛主席最烦言必称希腊的腐儒，痛恨党八股。
郭沫若有自己的龌龊心理，又没骨气，还不如陈布雷。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
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
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
在世界近代史上，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
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
正是这些冒险家，使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就是因为士大夫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秦末，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
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萧何却拒绝出头，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如果起义失败，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居然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
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
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
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
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
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司马光的党羽最多，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斩以谢天下。
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汹汹然表示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
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
“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大礼仪事件。
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居然发生。
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
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
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
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他们誓言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哭声决不停止。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不再出席早朝，。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一个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
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八二九年，牛僧儒担任宰相。
李德裕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
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
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
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    国完全失去控制。
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
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
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
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
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育！
    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
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旧党”。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四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
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秦王国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
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
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
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
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

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

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
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
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

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

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
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
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末了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
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
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
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
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
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
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

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
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远不止他一人...............................................  




[em05][em05][em05]士大夫的活该，华夏的悲哀，痛！！！！！
（没事别和我提儒家瘟化，不爱听）
毛主席最烦言必称希腊的腐儒，痛恨党八股。
郭沫若有自己的龌龊心理，又没骨气，还不如陈布雷。
            
                 
    在中华文明史上，士大夫扮演着受压制受迫害的角色，一旦与其它权力集团发生利害冲突，失败的总是士大夫，明末“东林党”的惨剧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尤其是到了近代，知识分子连最后的一点自尊也毁灭殆尽。
士大夫的悲剧，当权者的责任不容推卸，他们认为读书人不好糊弄，而统治者或多或少都有点愚民的倾向，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排斥知识分子；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自身的品格缺陷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尚冒险，对自己的生命过于珍视。
   冒险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财富，
富于冒险的民族一定是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民族。
在世界近代史上，歌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仑驾着帆船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的，为西方世界掠夺东方土地财富开辟了道路。
冒险精神对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至关重要。
正是这些冒险家，使基督教国家加速度地富裕强大，成为近代世界的主人。

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事关大局的场合总是把个人的安危进退摆在第一位，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搏个没有危险的功名。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一个是士大夫出身，就是因为士大夫贪生怕死不敢迈出第一步。等到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之流的市井流氓捷足先登坐上帝王宝座时，他们又开始在心理上大大地不平衡，抱怨上天不长眼睛。

   秦末，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武装起来攻杀秦帝国的地方行政长官。萧何是沛县的一名文官，他策动民众暴动，率领暴民攻入县衙，杀掉了他的上司沛县县令，夺取了沛县的统治权。
民众一致推举他当头领，萧何却拒绝出头，而是别有用心地推荐沛县犯了死罪的地痞流氓头目刘邦代替他的位置。如果起义失败，头领将第一个掉脑袋，不如让意识不到严重后果的大老粗刘邦来顶缸。没想到刘邦居然坐上了帝王宝座，萧何则心不甘情不愿地作他的后勤部长，并为保住这个部长耗费了毕生的心血。
如果他当初多一点冒险精神，这个帝王宝座就非他莫属了。
    士大夫的懒散也是有目共睹的。
士大夫在取得功名之前，独守寒窗苦读，既勤奋又能吃苦；一朝进士及第，除了升官发财外，没有人想到在学识和能力上作更高的超越，只满足于饱食终日，拥妻抱子，应付好到手的恍恍惚惚，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官位。
部分知识分子功名还未到手就出奇地懒散，除了读书外什么也不干，一幅颓塌潦倒的落泊相。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一劣根性，读中学时废寝忘食，几乎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千辛万苦应付高考；一旦考上大学，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就万事大吉，很多人一年到头不写一封信，不看一页书，对抹牌赌博等不动脑筋的消闲到有很高的兴头。

不辩是非轻重，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过于认真

   宋王朝的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他堂兄的儿子赵曙为儿子，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一０六三年，赵受益去世，赵曙即位，朝庭发生了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曙应该称呼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什么？
大臣欧阳修、韩琦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生身老爹（赵允让）为伯父。
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司马光的党羽最多，党羽之一的监察部长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曙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咨议部长蔡伉进见赵曙时跪下来痛苦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吕诲和监察部委员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请求把欧阳修、韩琦二人处斩以谢天下。
当赵曙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竟汹汹然表示要集体辞职。

   象司马光这样的国家大臣，应该以国家大事为第一要务，当时宋帝国的大事很多，边界兵连祸结，宋军连吃败仗，国家财政负担日重，仅向外国缴纳岁币一项每年就达五十万两（辽帝国三十万两，西夏帝国二十万两）。
广大农民在沉重捐税和士大夫地主强烈兼并下纷纷破产，国家税源日益枯竭。这些士大夫应该关心的问题，司马光等人却不以为意，巴不得把这些棘手的事推得越远越好。
“濮仪”本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是大臣不应该过问的皇家私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下来的关系帝国存亡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被迫每年纳贡还要重要。充分暴露了士大夫本末倒置，没有辩别轻重是非能力的特质。
   司马光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素质还算最高的，他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他的见识尚且如此，其他的士大夫就更不用说了。
   
   明王朝第十一任帝朱厚照死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骢继位。朱厚骢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大礼仪事件。
大礼仪事件的现任皇帝朱厚骢只是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两人从未见过面。依人伦常理判断，濮仪事件所发生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它居然发生。
儒家系统的士大夫翻开古老的儒书，拣出一条荒唐的逻辑：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朱厚骢虽无法作朱厚照的儿子，但必须作朱厚照的父亲朱佑樘的儿子，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依此推断，朱厚骢应该改变称谓，称伯父朱佑樘为父亲，称伯母朱佑樘的妻子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改称自己的母亲为叔母。

   这一次跟濮仪事件不同的是，政府全体官员的见解完全一致，说明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在四百年中有很大的滑坡。
朱厚骢当时只有十五岁，只好向士大夫官员屈服。
四年后，朱厚骢认为帝位已稳，就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
士大夫官员大为震动，一个个如中风狂走，象是到了世界末日。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大喊朱元璋和朱佑樘的帝王称号，然后放声大哭。痛心千古伦常和国家命脉都已频于毁灭前夕，他们誓言朱厚骢不改称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哭声决不停止。
   朱厚骢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第二天再补行逮捕九十余人，全部在早朝的大殿上当众打屁股，其中十九位士大夫没有福气承受这种“养士”的待遇，竟死在杖下。杨慎、王元正幸而不死，于廷杖后贬窜蛮荒。
   一五四０年，朱厚骢为了修炼成仙，不再出席早朝，。自一五四０年到一五六六年逝世，二十七年间总共只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每七年出席早朝一次。象这样关系帝国命运的大事，士大夫他们居然没有去哭谏，一个也没有。
    心胸狭隘，自视过高，互不买帐，拉帮结党，讲派性不讲原则。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
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八二九年，牛僧儒担任宰相。
李德裕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
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
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
安吏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    国完全失去控制。
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
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官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的象征。
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
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政府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
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昏聩糊涂。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牛僧儒、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真不知道他们当初读的什么书，受的什么教育！
    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
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官员称为“旧党”。旧党的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都疯狂地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亲红糟白予以反击。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得胜的旧党一下子失去了攻讦的对手，一党一派一条心的日子士大夫是过不下去的，于是内部又分裂为“洛党”、“蜀党”和“朔党”三党，彼此之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分歧互相谩骂，势同水火，比当初同新党的斗争还要激烈。
    ——思想保守，从骨子深处仇视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只限于儒家学派的四本儒书，而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尊祖崇古，强调祖宗的法度不可变。
由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也就自然而然地保守固执，表现在学术上是机械地照搬儒书上的教条；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任何古代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除了秦王国商鞅变法外，中国的变法都是失败的。
尤其是中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和近代戊戌维新的失败，令后世的中国人扼腕叹息。
只要这两个变法中的一个取得成功，今天的中国将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
在国外，阻碍变法的往往是最高统治者，中国则不然，最高统治者皇帝往往是变法的支持者和领导者，如宋神宗赵顼和光绪皇帝就是这两次变法运动的护法神。中国变法的失败，既得利益阶层是当仁不让的罪魁祸首，除此之外，士大夫也站在变法的对立面，他们本能地反对任何祖宗法典里没有的新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以司马光为领袖的“旧党”士大夫最重要的“政绩”之一。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死死地抱住祖宗的法度不放手，他和皇帝赵顼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了他的保守思想。赵顼曾问他：“纪元前二世纪的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即令纪元前二十四世纪的那些帝王，和他们的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汉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要有任何改变。”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二人属同时代人，前期关系一直不错，后期反目为仇则起因于苏东坡对新法的排斥和抵制。
苏东坡是一个品格光明磊落的人，作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思想保守的通病；但他的灵魂比其他士大夫要高贵一些，判断力不受党派的局限，能够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看问题。

他后来发现了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所以在司马光当权后下令撤消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募役法”时，苏东坡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因此怒不可遏。

士大夫的顽固抵制，中世纪这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半途而废，北宋王朝也随之寿终正寝，站在胜利一方的的士大夫这才发现他们胜利的果实是如此的苦涩——作亡国奴的滋味着实不是好味。

   十九世纪末期，除极少数士大夫队伍中的精英人物外，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对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之流恨入骨髓，极力撺掇哪拉兰儿把那场有望使中国脱颖而出的变法运动扼杀在血泊之中。
中国也自此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混战。士大夫在乱世是最可怜的群体，他们怀抱的儒书在刀光剑影的战场狗屁不值，别说作上等人发号施令，连混口饭吃都极为困难，甚至成为武夫为显示优越感而实施屠杀的最理想的对象。
可这又能怪谁呢？还不是士大夫自作自受。
    戊戌变法前三十年，日本政府也发动了震悍世界的变法运动，即著名的“明治维新”。这个比中国要落后几个世纪的草昧小国变法成功，一跃而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

日本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日本政府航行的大海是宽阔的，只要领导人决心改变航向，它就可以改变，不会遇到象中国领导人遭遇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对抗。

士大夫所受的全部教育是两千年前的儒书，儒家学派强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质，养成士大夫最突出的冥顽性格，八股文的机械训练，更使士大夫脑瓜里残存的想象力荡然无存。士大夫习惯于不用自己的思想，对社会现象从不去作冷静的思考，因此对任何社会变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都狂热地对抗，养成一种不切实际发高烧的毛病。
日本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毛病，但病情要轻得多，大多数能冷静思考自己国家的缺点，虚怀若谷地接受能促使个人和家国富强进步的文化。所以日本变法能够成功，日本能够强大起来。
   两次伟大变法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和康有为都属于士大夫阶层。王安石、康有为虽然是士大夫出身，也属于儒家学派，但他们超越了他们的阶级，解除了儒家加给他们的束缚，事实上他们已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士大夫队伍中的叛逆人物。
    一盘散沙，没有团结御侮的意识，好喧哗取闹，成则独擅其功，败则彼此推诿。

  人人都知道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

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秀才贪生怕死，不敢冒大的风险，尤其是拿生命做代价的风险。
二是秀才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不能团结有共同志向的同盟军。
三是秀才好喧哗取闹，喊得多动得少，大敌当前时总是用大言不惭的口号鼓动别人向前冲，自己则缩头缩脑地站在队伍后面最安全的地方。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就是秀才造反的一个典范代表。没有容纳英雄豪杰的胸怀，对上梁山投奔他的人，如果被认为能力高于他就一概拒绝接纳。末了林冲在忍无可忍之余一刀把他砍死，梁山才开始兴旺起来。

   蒙古帝国统治中国期间，元政府依职业性质，把帝国人民划分为十个等级。
一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识分子士大夫被列为第九等，比儒家所最卑视的娼妓都不如，仅只稍稍胜过乞丐。

在蒙古人眼中，士大夫是彻头彻尾的寄生虫，对国家社会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在蒙古故土的沙漠地区，每一个人，包括妇女儿童，都要从事生产劳动，在他们知识领域内，实在想不通世界上还有专门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这种行业。
基于这个成见，元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也不准蒙古人读中国书，尤其不准读儒书。
   科举制度和儒书是士大夫的命根子，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就失去了活命发迹的本钱，不但不能升官发财，连勉强活下去都很困难。无论是从民族尊严还是个人出路士大夫都应率先揭杆而起反抗蒙古统治者；
但基于上述的原因，他们没有“犯上作乱”，而是卑躬屈膝地作蒙古人驯服的奴隶，连妻子女儿被蒙古人糟蹋也忍气吞声，实在忍受不了时就在背地里小声发上两句连自己都听不清的牢骚。
蒙古帝国末期，汉民族向蒙古人发动了复仇式的攻击，变民领袖都是平民，不是盐贩布商就是教主算命先生，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士大夫不团结的劣根性在今天的知识分子身上仍有很深的烙印。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人际关系都相当紧张，人与人之间要能相处得好才是怪事，结果人人都活得很累，
    ——皓首穷经，变节求官，官性大于人性，“官本位”价值观深入骨髓。
   清王朝的天才作家吴敬梓写了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儒林外史》，对士大夫阶级作了一幅全方位的画像。
吴敬梓笔下的士大夫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科举考试死啃儒书，一头埋在故纸堆里不问世事，甚至于连妻子儿女也不闻不问。
只要没有考中举人进士，就是胡子拖到膝盖也抱着儒书伊呀呤哦。
除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外，他们什么也不干，养家糊口好象与他们无干，不惜让柔弱的妻子去操劳只有男人才能胜任的体力活。由于一门心思应付科举的缘故，他们的人格或多或少有点变态，对亲属的感情极为淡漠，连儿子饿死在堂也不肯放下儒书。

一朝科考得中，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如山洪溃堤，以至丑态百出，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闹剧。如穷秀才范进直到五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接到喜报时竟欢喜得发了疯，披头散发跑到大街上大喊“中了！”“中了！”
象范进这样的儒生在远不止他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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