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化民在文化大革命中 纪念世叔的父亲李化民将军诞辰一 ...

李 化 民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李化民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文章之一
1915-2015
作者 李小怀

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每个经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有极强的体会，也都有自己的表现和态度。现在回看，不仅文化大革命可圈可点，而且经过的同志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因为这是历史。
李化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表现，就是这中间的一朵浪花。有个性、有特点、有闪光，值得一提，值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知晓。
广州军区
1963年，李化民由四十七军军长调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负责部队训练。
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已经波及部队。社会上的群众组织经常到军区来串联、宣传、鼓动、策划，让军队表态支持他们，甚至支持军人造反，形势比较紧张。当时部队也不安定，也有风浪。
李化民此时是司令部党委副书记，其中主管司令部直属队，同时负责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处于一个敏感的位置。
1965年，他在广州军区批判罗瑞卿，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会议上，持不同意见。在发言中，不同意某些人发言中，把军区领导温玉成等说成单纯军事观点，认为没有那么多单纯军事观点。他说：军区领导有缺点，但都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如温副司令员（温玉成）脾气不好，但工作责任心强，敢说敢当，这道好（很好）。引起主持会议的政治部领导不满。而后，给在北京开会的黄司令、刘政委、温副司令等军区领导打专题报告，向说他反对军区领导。军区领导没有调查，偏听偏信，从此对他冷落，另眼相看，不予重用。他虽然是较早担任副参谋长的，可是几个后任副参谋长都提拔了，他还在原位置。特别是二次大的全军的训练会议，明明是他主持全程，可是后来做总结报告和上报材料的负责人都是别人。知情人都知道李化民冤枉，李化民也知道自己被政治部打了报告，引起军区领导误解，但他没有任何表示。
在文革初期，军区政治部主要领导等，因故被打成“反党分子”。知情者都以为，此时李化民会采取行动，澄清事实。可是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动作。
后来军区领导知道了事情原委，黄永胜、温玉成亲自找他谈话，当面承认误会，把问题说清楚了。这才水落石出，还他一个清白。参加整理他材料的一个政治部领导，后来两次向他赔礼道歉。另一个主要领导始终没有向他道歉，以为他不知道。
在他负责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不久，他的美尼尔斯综合症发作，脑子眩晕，天旋地转，在办公室吐了一地，后来住了三个月医院。出院后，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负责人已换成了另外一个副参谋长。他继续负责部队训练。他因祸得福，避开了直接、正面与群众运动接触，避开了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武汉军区
1967年，湖北武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20事件，武汉军区首当其中。随后，中央调整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离任。曾思玉、刘丰接任司令、政委。
1967年武汉军区新领导上任后，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地方党委、政府从上到下都已经瘫痪；武汉军区的原领导大部分都处于检查、靠边站的状态；造反派群众正在得势的高峰，非常风光；百万雄狮的广大群众、干部处于不解、迷茫和悲愤的状态。
根据中央部署，武汉军区新领导班子结合“三支两军”工作，出面领导、组织、协调湖北全省的工作。
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武汉军区领导曾思玉、刘丰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张体学、韩宁夫、姜一、赵修等老同志被结合。
    在这前后，中央还从外地调了几个军队干部到武汉军区任职。
    1968年夏天，李化民从广州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离开了那个后来发生那么多是是非非的地方，可能这是他的一个福分。
    在武汉军区，由于他是外来干部，与7.20事件无关，他很快就介入三支两军工作。在曾思玉司令、刘丰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武汉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案例）。
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地方老同志、和群众代表组成。武汉军区新领导一方面给了造反派一些地位、荣誉和权力，同时也控制住造反派的气势，没有让他们掌握实际权利，也没有放任他们恣意妄为，经常敲敲打打。甚至还把一些有问题的，搞打砸抢的坏头头逮捕法办，如公开逮捕浠水县“巴河一司”的坏头头王仁舟等。
另一方面也没有打压过去所谓的保守派群众，反而让他们以革命群众的身份，在新的组织里继续存在。还把他们中的原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大胆启用，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如杂技演员夏菊花，歌剧演员王玉珍、歌唱演员吴雁泽、工人模范马学礼、劳动模范丁凤英、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陈爱娥等。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在湖北还先后完成了几个战略工程，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如：修建焦枝铁路，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武钢4号高炉，修建葛洲坝，开发江汉油田，改造沉湖农场等。得到湖北人民的肯定和欢迎。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在全国前面的大手笔。
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湖北的造反派不满意没有实权的现状，编了顺口溜：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前三排，汽车一叫就来，党票挂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确实是这个样子。因此造反派经常对军队和老同志发难，企图像上海造反派一样，解决造反派入党问题，掌握实际权力……等等。在当时的大气候里，经常掀起一些浪花，最后闹到了中央，在北京解决问题。
李化民自述
李化民在2002 年去世前，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与子女谈话里是这样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根据李化民录音编辑整理 ) ：
文化大革命中 , 只要我认为是对的 , 我就敢讲，错了我负责任。有的人不敢说 ,怕犯错误 , 我不怕。
我刚到武汉军区时,有一次接待一批外地的群众,好像是黄岗的 , 有造反派也有许多群众,还有老人、妇女、小孩,有几千人。很多人啥也不懂,把武汉闹的乱七八糟。当时司令政委不好处理,就开群众大会做工作,他们讲了半天,太软没有效果。我一看不行,我不管那一套 , 我站起来一拍桌子,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毛主席号召我们 “ 抓革命促生产 ”,你们应该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在当地革命，你们应该回去,不能在武汉。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立即回去,我们欢迎你们回去。我狠狠的批评了他们,讲的很严厉。后来他们造反派问:这个讲话的是什么人 ？当时我刚从广州调来武汉 , 许多人不认识我。有人讲 : 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我们的人说 : 李副司令真敢讲 , 司令政委认为我捅乱子了 , 可是后来群众很快就回去了。
军宣队工宣队进武汉大学后,没有同造反派学生商量,把一个在武斗中打死的造反派学生小头头在校园的墓给扒了。造反派学生一下子不干了,与军宣队工宣队闹的很僵,要上街游行,抗议军宣队工宣队镇压造反派。我正好去武汉大学检查工作,我们支左的人向我汇报此事。我问,他们学生有什么不对的吗 ？支左的人讲,他们把毛主席像与学生一起下葬了。我说:行了有办法了,把他们代表找来。
我召集会议 , 给学生讲 : 把这个孩子放在校园不合适 , 换个地方是可以的 。但我们军宣队工宣队没有与你们商量 , 把这个孩子的墓给扒了 , 这不对。但是你们也不对 , 犯了大错误 。你们不能把毛主席像与死人一起也下葬 , 这个问题不应该 。如果你们上街 , 我们也揭发你们 , 你们怎么下台 , 我们这么做也是纠正这个错误。学生一下不啃气了 , 当时这是个大问题。我说 : 这样吧 , 你们不要上街 , 找个地方把这个孩子迁出 , 也要把毛主席像拿出。 学生一阵鼓掌通过 , 他们不再纠缠了 , 同意迁出 , 同时把毛主席像拿出。我们也没有再上纲上线与他们为难 , 这件事平和解决了。
武汉华中理工学院发生了一起一个学生要投水自杀的事件 , 当时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做了许多工作没有做通。原来这个学生家庭出身是地主 , 在学校受到歧视和批判 , 受了委屈 , 想不通 , 想投水以死来解决问题 , 衣服口袋里装满了石头。
后来我去了 , 与这个学生谈心。我说 : 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你的责任 , 你父亲是你父亲 , 你是你 , 地主不是你 , 你的道路你自己走。我们党的政策是 : 重在表现。他们那些人那样对待你是错误的 , 他们不明白不懂党的政策 , 我也批评了他们。你没有害人 , 你要是跳了水死了 , 你就太冤枉了 , 因为你没有错。经过工作 , 他答应想一想 , 后来终于想通了。我们先后谈了三次。同志们誇我 : 还是李副司令有办法 , 能说服人。这个孩子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
军队支左，北京搞六厂二校典型，武汉搞六厂一校，分配我管武昌造船厂 。
武昌造船厂是我国的潜艇生产厂,当时领导干部、技术人员都靠边,技术没人掌舵,生产停顿。有个女副书记 在苏联留过学,技术很好 , 造反派就是不让解放结合，很讨厌。我灵机一动 , 找到孔庆德副司令 , 他当时是省革委会的副书记 , 也是军区副司令 。我说 : 你们省委应该支持解放军 , 你到武船做做工作 , 帮一帮。孔副司令答应了 。那天开大会，我们怕他跑题 , 给他写了个提纲。在武船的大会上 , 孔副司令讲的很好 , 很有气魄 , 当他一拍桌子发怒地说道 :造不出潜艇你们谁敢负责任？一下就把会场镇住了, 静悄悄的没人吭气。以后工作就好做了 , 老同志、技术干部站出来了 , 生产开展了。        
当时我经常去武船 , 我下到潜艇的内部 , 七个仓都看过。现在武船的领导都变了 , 老的可能都不在位了 。
九大时 , 湖北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陈爱娥不仅是九大代表 , 还成了主席团成员 , 名字在报纸上公布了 。 当时湖北正在反复旧 , 湖北的造反派不干了 , 借此对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不满 , 说什么 : 老保地位太高了 , 翻天了 。
我去武汉重型机床厂讲话 , 做工作。我说 : 陈爱娥选九大代表是我们湖北选的 , 各方讨论通过的。九大主席团不是我们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定的 , 是在北京九大代表选的 , 毛主席定的 , 你们反对陈爱娥当主席团成员 , 你们反对谁？ 基本就把形势控制住了 。 后来九大把我选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 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1969 年春 , 武汉造反派反复旧 , 他们对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意见很大 , 认为把他们造反派给架空了 , 他们想把他们控制的工代会也变成权力机构。当时山东王效禹搞反复旧 , 湖北也跟着掀起了浪潮 , 九大前就闹了一段时间 。我们2个军代表把我一个内部讲话给造反派公布了，他们给我整理了 18 条罪状 , 都捅到中央去了 。
4 月底九大结束后 , 中央轮流处理一些省市的问题 , 其中山东、济南军区和湖北省、武汉军区的军区领导、省革委会老干部及造反派都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我和曾思玉、刘丰在北京开完九届一中全会后也留在北京开会 , 张玉华等在武汉看家。北京总共一百多人。周总理、康生、黄永胜等人集体处理问题。
第一次总理接见湖北人员的会议 , 曾思玉、刘丰不让我去 , 怕我放炮 , 给他们惹事捅篓子 , 让我看家。所以第一次总理接见我没有去 ,会上基本都是造反派告状。
第二次总理接见我参加了 , 曾思玉、刘丰让我只听不说。会议一开始又是造反派告状 , 后来总理批评曾思玉、刘丰 : 你们成天检讨 , 你们全是错的 , 没有一点对的 ？ 他们不吭气。这时我忍不住了 , 说 : 我们没有错 , 我们都对了 。 我们调查了 31 个工厂 , 军宣队、工宣队抓革命促生产都干得很好。总理一听马上问 : 那你们为什么不说 , 材料呢 ？ 曾与刘不吭气。总理又说 : 快拿来呀 ？ 还是没人吭气。最后总理让我们赶快把材料报给中央 。
散会后 , 曾刘对我说 : 老李你捅了乱子了 , 让我负责整理材料 。我说 : 我看过 7 个 , 其它的不熟 , 没把握。后来 , 北京与武汉一起动手 , 加班加点整理材料。武汉那边张玉华副政委、刘志副主任忙开了 。 后来材料报送给中央。
第三次总理接见会议,又是造反派先讲,总理说:老是你们讲, 也听听部队支左的同志讲讲。总理讲:康生同志，你念念军队的材料。康生念完材料,造反派理屈了,哭着承认错误,承认说了假话。其实他们大概也听到了山东王效禹的反复旧也受到中央的批评。
散会后总理等首长留我们军队同志说 : 他们承认错误了 , 问题解决了 , 搞个文件 , 晚上通过 , 明天回去。
晚上10点多,总理召集会议说:你们都讲了,该有个文件了。康生同志你念念。康生念了。大家鼓掌欢迎。这就是:中央5月27号颁发的关于武汉反复旧的文件。文件肯定了军宣队、工宣队的大方向 ,肯定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强调了这是中央的部署决定,批评了反复旧的错误行为 。
这下我们军队的同志可高兴了 , 过去的忧郁一扫而光。
北京会议开了一个多月 , 中央先后光接见了我们武汉的代表就五次 , 总理可累了 。
在政治运动中 , 我没有整过人。
我有一个原则 : 咱不害人 , 我没有害过一个人 , 有话当面说 , 不要瞎告状。
在别人困难时 , 不要给别人出难题。
文革初期 , 我还在广州军区当副参谋长 ,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到广州军区找我调查张震同志 。他们说 : 张震是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人 , 是三反分子 ,反党的 , 让我揭发。我对来人说 : 张震是不是彭德怀的人我不清楚 ,我们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 他是我们的学习小组长 , 他学习好 , 工作认真负责 , 团结同志是个好同志。
后来张震分到武汉工厂劳动 , 我不知道 , 后来见面了 , 才知道他来武汉了 。 后来张震在武汉军区分配了工作 , 当副司令 。 张震在武汉军区与我重逢后 , 当面谢过我 ,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
林彪问题出来后 , 空军来人找我调查邓东哲 ( 原 32 团政委 , 保一旅政委 ,130 师政委 , 后福建军区空军副政委 , 国家计委副主任 ) 。来人说 : 邓东哲是吴法宪的人 , 让我揭发。我说 : 吴法宪与邓东哲根本没有关系 , 吴法宪只是邓东哲的上级 , 他对邓东哲的了解还不如我。邓东哲的爱人还是我爱人的同学 , 是我爱人介绍的 。 我们抗战、解放战争都在一起 , 他是个有能力 , 有原则的好人。他六十年代想去地方工作 , 不找领导吴法宪找谁？ 这个人是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人。
九一三后 , 中央军委派宋时轮 ( 老上将 ) 来武汉军区调查相关问题 , 其中含调查了解 43军127 师是否有问题 , 我代表武汉军区参加。
因为 9-13 林彪阴谋政变中 ,43 军 127 师政委关广烈（原林彪秘书）上了林彪贼船 , 成了林立国小舰队的成员 , 参与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而那时127师师长是张万年。当时那种情况比较紧张 , 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一天在饭桌上 , 宋时轮与张万年话不投机 , 两人吵了起来。饭后 , 宋时轮来找我说 : 我说他不是好人 , 你还说他是好人 , 你看他今天暴露了。我劝解说 : 张万年他年轻 , 不冷静 , 饭桌上的话别当真 , 一会他会给你赔礼道歉的。
当晚我马上给张万年打电话 , 警卫员接的电话 , 说张万年睡了 。 第二天我又给张万年打电话 , 让他赔礼道歉检讨 , 我还说 : 处理不好就是反革命了 。
当时还揭发了一个问题 : 林彪秘书曾坐直升飞机来河南 , 当时43军正开党委会 , 许多人坐直升飞机上天兜了兜风 , 过了把直升飞机的瘾。揭发时有人上纲上线认为 : 林立国他们是上贼船 , 你们这是上贼机。我下面给宋时轮说 : 当时林彪没有暴露 , 下面不知道林彪的事 , 不是有意的 , 不能上纲上线叫上贼机 , 如果当时我在场 , 我也会上天开洋荤的。
当时军王政委还因为一块布料 , 也被揭发了。但我们认为 : 这不是政治问题。
后来又到一军调查 , 宋时轮一去就说 : 你们一军没有问题。我私下给打圆场说 : 一军是没有问题 , 但也要调查一下。
后来我调到沈阳军区 , 宋时轮一次去视察沈阳军区 , 我全程陪同 ,关系很融洽。
（注：在张万年的传记里，对于这一段被调查往事，心酸地一笔匆匆带过，没有提到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是他遵守纪律不写，也可能是他不想提及。其实他最终安全过关，就是好事。
127师是一只优秀的部队，其老底子是孙中山广州政府时，共产党人领导的铁甲车队，后来北伐的叶挺独立团，是著名的铁军。朱德、叶挺、林彪、陈毅等许多著名将领都与他有历史渊源。
张万年原是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司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前曾在司令部某次春节忆苦思甜大会作忆苦报告，笔者全家听报告，吃忆苦饭，印象极深。会议由司令部副书记李化民副参谋长主持。）

9.13事件
1969年九大在北京召开，不是九大代表的李化民当选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在由武汉前赴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前，夫人高庆芝提醒他：你是炮筒子，第一次参加中央这么高级的会议，别乱放炮，别乱发言。
九届二中全会，李化民没有在小组会上着急发言。一是没人事先与他打招呼，二是，他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会议休息时还有人劝他赶快发言，否则没有发言机会了，他仍然没有着急发言。事后他说：当时我确实不明白，那些和我一样的大老粗，怎么突然大谈什么天才理论了。
但是在小组会议上，他们中南组集体鼓掌，通过了同意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小组建议。因此，他也算犯了错误，后来在武汉军区做过多次检查。
9.13清晨，周总理通知曾思玉司令战备。武汉军区只有曾思玉司令和刘丰政委知道林彪外跑的事情，其他人都是在执行司令、政委的口头战备命令。在军区战备指挥所里，李化民协助司令、政委，布置战备，调动部队，封锁空军机场……。上午，曾思玉得知三叉戟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李化民还在地图上，给他们找出温都尔汗这个地名。曾思玉看着地图上的温都尔汗讲：地球照样在转。刘丰接了一句：越转越好。他当时只觉得有大事，但不明白，也不好问其究竟。
9.13事件传达后，全党、全国、全军，全民，都受到极大震动，部队许多同志受到牵连和冲击。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因为把毛主席的南巡谈话内容告诉李作鹏，受到处理。曾思玉也受到揭发批判。但他只承认有错误，不承认上贼船，顶的很厉害。最后毛主席开会面谈，肯定曾思玉是活党，不是死党，保他过关。
李化民则因为是四野和广州军区出来的干部，也受到审查。因他主管作战，在9.13前的有关部队调动、演习等活动受到调查，最终证明都是根据军委的电报、命令执行，与9.13事件无关。
办公室一个秘书，大概想立功，他把李化民在东北当一三二师师长作战时，与东北野司的来往电报都查了个遍，企图查出他与林彪联系的一些蛛丝马迹。多年后这个秘书无意中对李化民的子女说：当年我查看了你父亲在东北所有的电报，你父亲在东北很能打仗，林彪很多电报直接发给他。（林彪作战时，经常不按常规指挥，直接越级，发电报指挥下属部队）。
其它一些与广州军区领导和战友的琐事，经过说明，证明不是原则问题，与9.13事件无关。
李化民通过了组织审查。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李化民再次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批林批孔
1972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曾思玉赴济南军区，杨得志到武汉军区，李化民代表武汉军区前往济南接、送二位司令对调。
1973年，湖北省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原省长张体学去世。
    1974年春，中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明眼人都看出这是一场四人帮掀起的，策划的，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全国剧烈动荡。主持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都消极对待，虚以应付，或养病、或沉默不语。
可是在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却呈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省委、军区主要领导带头，掀起了一场紧跟四人帮的批林批孔高潮。他们积极响应，坚决执行。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否定前任领导曾思玉在湖北的三支两军工作。他们一方面把军区、省委领导中，对曾思玉有工作意见的老同志发动起，批判、揭发曾思玉等同志，在省委、军区内部掀起了高潮；另一方面支持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全面否认曾思玉同志的工作，否认湖北省委以往的工作及武汉军区三支两军的成果。
从时间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
3月4号湖北省委发文，简称七条，肯定湖北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也指出有缺点错误。
3月15号湖北省委突然变脸，又发文6条，以纠正清查5.16有错误为名，全面否定湖北省委以往工作，还点了曾思玉司令的名字。并且把原来有问题的造反派头头平反，从狱中放出，还委以重任。同时在武汉军区内部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李化民与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同志。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一大批参与军队三支两军的干部。
一时间武汉军区、湖北省上上下下，动乱起来。这次动乱的最大特点是：革命委员会、党委带头造反，两派群众和领导都造反，都停工闹革命。过去是造反派造反革命，工农群众上班。现在大家一起造反、革命，谁也不上班。好像比赛造反，谁不造反，谁倒霉。
实际造反派想夺权，想真正掌权，要把几年中受压、无权的状况改变。他们对曾思玉在湖北期间没有给他们实权有怨恨。可是另一派工农群众及广大干部坚决不答应，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要维护军队及前一阶段的成果。
一时间武汉军区、湖北省、武汉市、局势大乱。大字报在省委、军区及武汉三镇铺天盖地的飞扬；大家上街敲锣打鼓，挥舞红旗，游行，造反，大造声势。 造反派搞了个“曾思玉在湖北的罪行100条”，不仅在湖北散发，还到山东、济南串联、散发，惟恐天下不乱。
在军区内部一些老同志也对曾思玉等有气，也折腾起来，对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全面否定。军区的司政后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许多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三支两军人员灰头土脸地检查自己、揭发真相、批判领导。其中有的知情人揭发：李化民布置他们收集造反派的活动情报，并要及时上报。然后提高到军区三办（三支两军办公室）是在搞特务活动。军区上上下下又呈现出7.20前的动乱、紧张气氛。
李化民回忆说:批林批孔时,他们整曾思玉、张玉华和我,在一次常委会上某人发言，很没有水平 , 他说 : 曾思玉是一方面军的,李化民是四野的 , 四野的干部没有好的。
我当时气地一拍桌子说 : 不能说林彪坏了 , 四野没好人了。当年张国涛叛变了 , 你能说四方面军干部全坏了 ？ 你的错误我知道 , 为了照顾你 , 我不揭发。
一时间军区许多原四方面军的领导都发言支持我 （武汉军区老首长中，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很多）, 同意我的意见 。孔庆德副司令第一个表态 : 老李说的对……。搞的某某下不来台 , 低头再也不说话了 。 后来另一个副司令替他向我赔礼道歉。
某某的问题是 :…… , 我不能说。
打人不打脸 , 揭人不揭短 , 我不能那样干。
这就是李化民，在自己处于危境时，不仅敢于反击，还照顾攻击他的老同志。其实那个问题当时也可能算是大问题，可能致人于困境，甚至是绝境！现在没什么了，可以公开了，那个问题不是那个首长一个人的问题。当年南京军区许多领导都参与了帮助林立果“选妃子”某某的工作，特别是政工干部，包括现军区政委，他们之间仅仅是介入程度深浅的不同。
这一时期，李化民家前，人员稀少，门可罗雀，连门诊部的医生、护士都躲着家人。李化民的秘书，纯朴、忠厚、老实、讲义气的陈元开也受到压力。军区党委办公室领导与他谈话，让他与首长划清界限，揭发批判。他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屈服。他冷静地表态：我是组织调来的，才一年多，没有发现首长有什么问题。虽然李化民文件停发了，他天天到军区各部看大字报，回来给首长汇报。
首长里只有张震副司令、林维先副司令，这二个老同志经常来家里看看，几乎天天。还陪李化民打扑克、聊天。李化民、高庆芝夫妇感动地对他们说：你们在南京刚挨过整，这次别把你们再牵连上，别来了。可是他们还是经常来探望。
对李化民的主要揭发还是9.13后审查过的事：因为他管作战，是第一副司令，9.13前，他负责领导、组织了几次部队的演习、调动。因此被上纲上线为，阴谋配合林彪政变；
还有：因为他曾是广州军区的干部，因而有一些与广州军区领导、战友间的生活琐事，被上纲上线为黄永胜线上的人；
新增加的问题是：在工作中，部分领导对李化民的工作意见。当时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落实干部政策，许多老同志都恢复工作，安排了职务。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武汉军区有1个司令，2 个政委，14个副司令，5个副政委，大部分是老红军。这么多的老同志，怎么能没有工作矛盾。因此许多工作纠纷，都作为问题在常委会议上提出。如一个老中将副司令说：为什么建司令部新办公大楼，我不知道？李化民不客气地顶道：这是党委常委复议通过的 ，你不知道党委知道。
但真正的核心问题是这次配合批林批孔新增加的：说李化民在三支两军中，紧跟曾思玉司令、刘丰政委，与副政委张玉华一起，形成一个小核心，是常委中的常委。在他们这个核心地领导下，打击、压制了造反派，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实际是，7.20后，武汉军区大部分领导靠边站，思想上还转不过来，刚刚上任的曾思玉、刘丰组织了一个短小精悍的指挥部（其中还有原武汉军区老同志有孔庆德、叶明），开展工作，这也是权宜之计。后来武汉军区机关和党委正常后，省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转入正常的工作状态。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
2月7日李化民因冰上滑倒，脚部外踝骨骨折，打了石膏，3月9日出院回家休息。
3月28号军区主要领导到李化民家中与李化民谈话，说：准备分别召开军区与省委的扩大会。4月2号军区开大会，4月4号省委开大会（据说省委有5千人）。让李化民与张玉华参加并且在军区大会做检查。因张在省委担任书记，所以要参加军区和省委两个大会，并且检查。某领导还说，到时候李化民脚不行，抬也要抬他到会场。
湖北省委、武汉军区还给中央发电称：准备召开两个批判大会，如果中央没有答复，他们将按时开会。
李化民一看必须做最后的斗争了，为了解决武汉批林批孔的错误方向，他要向中央反映问题。李化民让陈元开秘书秘密联系，紧急约见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住汉记者站反映问题，让他们向中央反映。他要求必须来两个人，否则不谈。
29号早上，李化民按党和军队纪律要求，让夫人高庆芝去找杨得志司令报告（他因脚伤打石膏，不便前往），告诉杨司令，并且只告诉杨司令一人：他今天上午要约见新华社、红旗杂志记者，要反映武汉批林批孔的问题，要让他们向上反映给中央。
高庆芝到杨司令住地茶港，正好碰见杨司令在外边活动，就告诉他：李化民今天要见新华社、红旗杂志记者，反映军区和省委批林批孔的问题，并且只报告给你杨司令一个人。杨司令讲：是呀，老李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那样整他。杨司令表示知道了，没有反对。
29日上午，两位记者来家里，李化民与他们在家里谈了2多个钟头，他要求记者紧急电告给中央。他说：我李化民打倒没有什么，7.20后刚刚稳定下来的武汉军区与湖北省、武汉市不能再乱了。
据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后来讲：他们在北京30号（谈话后第二天），就看见了新华社、红旗杂志住汉记者站上报的“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与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住汉记者谈话的报告”。
3月30日，军区主要领导召开省委常委会，常委及在汉中央委员参加，批判张玉华，从早上8.30 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2.40。还形成纪要，发到全省。这是继省委6条后，他们开始组织行动了，开始动真格的了。
3月31号上午，军区主要领导通知张玉华，准备参加两个批判大会，准备做检查。
3月31号下午，在军区主要领导，接见造反派头头时，宣布；揭开军区的盖子要从张玉华身上开刀。
3月31号，省委发通知，4月4号，省委召开5000人批判大会。，
4月1号下午，军区邀请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现场批判张玉华等军队支左同志。
4月1号（李化民与记者谈话后第三天），中央紧急来电让武汉军区、湖北省、湖北省军区三位主要领导去北京开会，汇报工作。
军区某主要领导兴高采烈地去北京开会，以为中央支持他的批林批孔安排，临行前还专门布置：两个批判大会继续准备，我们从北京回来再开。
但是，他们利令智昏，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曾思玉在武汉工作七年，毛主席多次到湖北视察。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十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谈话，给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指示，落实指示。周总理也多次亲自处理湖北问题。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对武汉的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对曾思玉同志的工作是肯定的，对他本人是信任的。曾思玉等同志的许多工作是在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给曾思玉的期望就是：稳定湖北。
到北京后他们才知不是他们期望的那回事，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首长亲自处理湖北问题，严肃地批评了武汉军区、湖北省委在批林批孔问题上的错误。
军区、省委领导到京第二天（4月2号）就急忙通知武汉军区、湖北省委，原定的两个批评大会停止准备，不开了。后来为了更好的解决湖北及武汉军区问题，中央又扩大参加汇报会议的人员，4月21、22号，共10人在京参加会议，其中有张玉华、张震等同志。
从4月1日领导去北京汇报，这一去北京就是50多天。军区、省委等领导在中央接受批评、检讨、反省。那位军区及省委主要领导，乱了方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检讨、承认错误。
当时社会上和省委、军区的批林批孔热潮还在继续发酵，李化民因停职在家养脚伤，也不知道这个内部变化。4月7号李化民又给中央领导写信，坚决反对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批判曾思玉司令。信的内容如下：
某某同志：您好！
我叫李化民，是武汉军区付司令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对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坚决拥护。
武汉地区和军区机关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本来是健康的，但最近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考虑了几天，感到您工作很忙，不该来信打扰，但又觉得有必要向您汇报一下。
前几天，因为脚骨折，不能行动，没有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军区领导（名字省略）找我谈话，说军区党委决定，要我集中精力作好揭发批判曾思玉、刘丰的准备，这实际上也是叫我靠边了。我的罪名是对曾思玉、刘丰揭批不够，捂了盖子。目前，军区司、政、后、国防工办等机关进行了动员，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挨他几万张大字报，准备在我批判发言时轰下台来，无非是搞臭。现在机关传达了军区党委的决定，某政委的动员提纲和接见群众代表的谈话纪要也已印发机关，只等一声炮响，参加批判大会。
某某同志，批判不够，或者就算是捂了盖子，未经中央批准，军区党委和军区政委，就能决定一个军区付司令、付政委（而且两人都是军区党委付书记）离职吗？更使我吃惊的是某政委在接见武汉三十多个单位的群众代表时宣布，张玉华同志捂了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阶级斗争盖子，是摇鹅毛扇子的，要从张玉华同志身上开刀。张玉华是省委书记，军区付政委、党委付书记，没有经过两个常委讨论，不报中央，就宣布罪状，为什么他们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毛主席再三叫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难道只是唱，不执行吗？他们不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办事，随便表态，随便发指示作决定，目的何在。还当众点了军区原来担任“三支两军”工作的六个同志的名。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大方向问题。是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对“三支两军”工作的态度问题。
要我批判刘丰，我坚决拥护，我从来也没说不批，实际也在经常批。但要我在武汉带头揭发批判曾思玉同志，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是不能执行他们这个决定的，因为曾思玉同志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了。毛主席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讲了，一个不批，一个不撤。某同志参加了毛主席接见，为什么把毛主席的指示抛在一边，这样大的事不经中央批准，自己草率决定；为什么硬逼着我们犯错误。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使武汉地区的大好形势受到影响。现在“三支两军”人员压力很大。
某某同志，是他们的做法错了，还是我的认识错了，恳请批评指示。
呈上某政委的两个讲话和机关的部分反映。
　　　　　　　　　　　　　　　　　此致
敬礼
　　　　　　　　　　　　　　　　职　　：
　　　　　　　　　　　　　　　　　　　　　李化民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
（注：这封信是李化民写给中央某领导的，后来某领导犯错误。李化民在武汉军区常委会上，宣读此信的留稿，做了说明和检查，并提出，是否需要向中央写检查。王平政委说，过去你没错，说清楚就行了，不必向中央写检查。）
在毛主席、周总理、叶帅、李先念等中央首长的领导、指挥下，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被纠正了。
4月15号，武汉军区开常委会，杨司令讲：要请张玉华同志回来参加常委会，以后作战问题还是李化民副司令批。
5月15号，军区常委听北京回来的领导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军区主要领导做了检查，张震同志全面、细致地传达了北京中央领导的多人、多次的批评、指示并且介绍了整个处理问题的过程，约2个小时。据李化民回忆：周总理批评最严厉的话是：从来没有人给中央发这样通牒式的电报，要求中央同意开会，如不回电也开会，这是要挟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说：你某某某放了个多弹头，炸了武汉炸济南。你把某某某拖下了水，某某某没有错。周总理的批评说：你辜负了毛主席的委托！我们看错了人！我们选错了！。
经过50多天的降温处理，中央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为了稳定湖北局势，防止大起大落，防止反复，文件强调“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批林批孔批刘丰，肯定原来的工作，也提到过去工作也有缺点、失误，扩大化，但不是方向性问题。为此中央派刘建勋同志在湖北具体传达、落实中央指示。在武汉军区首次传达时，绝对保密，不是军区常委都不能参加。还规定：谁泄漏了内容，就处分谁。
5月23号湖北省委发文改正错误。
5月25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此后李化民家门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一次他爱人带孩子去军区礼堂看电影时，事先她教育孩子，不要管别人的态度，我们只管看电影。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许多军区首长又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问候李化民的脚伤。反而是张震、林维先不再来家里聊天、打扑克了。
据武汉军区一位首长后来说：王洪文曾经在南京军区某军当过兵，文革中曾在南京军区任过职的某领导的秘书与王洪文的秘书有联系。批林批孔中王洪文的秘书，把批林批孔的“内部消息”，透露给这位在武汉军区任领导职务的秘书……，才引起这么大的波折。
在曾思玉的回忆录：“我的前一百年”里，他也提到，批林批孔开始时，北京军区陈锡联司令给他打电话，透漏了批林批孔的底，说：“他们搞批林批孔，实际是批周公（周恩来），批邓小平。”所以曾思玉在批林批孔中，稳稳当当，绝不跟着跑。
两个渠道，两个底，两个首长，两个态度，令人深思。
李化民后来做打油诗一首，反映当年的形势。
  武汉批林批孔有感
       表态支持造反派，批判支左胡乱来。
       本来形势很稳定，错误决定乱阵营。

       书记胡扔多弹头，湖北山东全炸乱。
        领导找我把话谈，扩大会上受批判。
   
         我看形势不太妙，密找记者放一炮。
         问题报到周总理，解决问题听汇报。

         中央开会批要害，湖北问题全揭开。
         方向问题迎刃解，回来检讨一礼拜。
李化民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充分反映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大局感强，判断准确，行动果敢，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气概。可惜无法找到当年李化民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报告，我们只能从他给中央领导的信中看出他的立场、观点和斗争谋略。他为扭转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为稳定形势，为避免更多干部犯错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展现了一个高级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治情操。
无须讳言，回过头看，湖北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如根据中央布置的清查5.16的工作上就错了，许多同志被错误处理，当时称为扩大化。现在看，根本就没有一个全国性的5.16组织。
其实李化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贯谨慎、严肃，有思想，不轻易表态。在战友有难时，实事求是，不跟风、不起哄，不落井下石，不表现自己。在他的老首长邓华同志遭遇不公对待时，他就坚持了这点。
李化民在回忆邓华的文章里提到：“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同时邓华同志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当时有人向我做工作，说我对邓华同志最了解，又是七纵的老同志，鼓动我批判邓华同志。我觉得，邓华同志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积极歼敌，立了战功的，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我没发现他有什么阴谋。我的态度是：你们要批你们去批，我没有什么可批的。”
几件大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化民参加的几件大事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水平。
李化民在湖北支左期间，有自知之明，不图虚名。当时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几次想让他兼任湖北省的领导职务，他都推辞了，他坚决不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他明白，地方工作复杂，关系复杂，自己是军人，喜欢简单明确。同时现在主管作战，责任重大，不可分心，不适合去地方再兼职工作，不能为名利而勉强。他后来向张体学推荐了文武双全，有外事经历，当过驻外武官，同时又在总部工作过，大局感强，见过世面的老红军潘振武副政委进入省委班子。
9.13后，李化民还参加了空军领导班子的整风。李化民的秘书陈元开在回忆录里写到：
1973年，中央军委决定抽调李化民同志去北京，参加空军领导班子整风运动。同时抽调的还有广州、兰州（李樾副政委）等几个大军区副职参加这次空军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帮助空军的领导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加强空军的领导班子建设。
在历时四十余天的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李德生同志具体负责。李化民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认真学习、理解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深入揭批原空军司令员-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吴法宪在空军的罪行。他认为：应该把小舰队的罪行与空军分开，把吴法宪与空军分开。必须与空军领导干部一起，揭批他们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空军的流毒和影响；要教育挽救一大批干部。
吴法宪长期担任空军司令员，空军所有高、中级领导干部许多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吴法宪一倒，许多干部思想包袱很重，怕受牵连。李化民同志认为，空军是党的空军，空军中的干部是党的干部。虽然长期受吴法宪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死党。也有左、中、右，好、中、坏之分。他主张把死党和有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引导犯错误的干部深入揭批吴法宪及其死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教育、挽救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李化民同志，分别和这些犯错误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整风运动结束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重新任命空军领导班子成员所体现的政策，与李化民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不谋而合。充分表明李化民同志的思想认识水平是高的，掌握干部政策水平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他长期受党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也是他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于党、忠于党的军队的结果。
沈阳军区：
在粉碎四人帮后， 1977年12月23日，李化民调任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与他谈话，交待与勉励。李化民离开了他工作10年的武汉军区。李德生司令员也欢迎他去沈阳军区。其实他与李德生同志不熟，战争年代，一个是华东部队，一个是东北部队。可能李德生在主持空军整风时，对参加会议的李化民的人品和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他刚到沈阳军区工作时，正直粉碎四人帮不久，辽宁省、沈阳军区也算是重灾区，比较复杂。毛远新等的影响比较大，李德生同志工作阻力较大。在拨乱反正中，需要认真、妥善解决许多问题。中央从外地先后调来甘渭汉政委、廖汉生政委和李化民等干部，好像也有参沙子的意思。
军区领导重视他，想让他这个新来的、外来的、比较超脱的军事干部，另外兼职负责纪检工作，想让他当纪检书记。他明白事理，知道轻重，有自知之明，坚决推让，坚持让军区甘渭汉政委当纪委书记，他可为副书记。
1979年3月13日 中央军委批准李化民为沈阳军区纪委副书记。
在纪委工作中，他协助司令、政委在政策上把关，实事求是地处理沈阳军区文革遗留大量难题，把毛远新的错误与其他人的工作错误有所区别。他们没有借机再整一批干部，把干部往坑里推。而是稳妥处理历史问题，同时爱护犯错误干部，为沈阳军区干部稳定做出贡献。
在对一个当时受审查想不开，自杀的副兵团级干部定性的问题上，他说服其他同志，坚持在结论里不提自杀，只提去世。他说：要给这个老同志的家庭今后生活留有余地。一个政策的火花，可以启发、照亮、温暖一片人的心房。
李化民关心老同志的感情是不一般的。谭甫仁是东北七纵时李化民的老上级，老战友。1970年底在任昆明军区政委时，谭甫仁夫妇遇害，案子久久未决，谣言满天飞，难以说清。李化民不管这些，他怕谭甫仁在昆明部队当兵的孩子受精神上及其它方面的影响，通过组织，把几个孩子调到武汉军区，给予安置。让他们在父亲曾经工作过多年的武汉军区找到温暖、亲情和信心。谭甫仁的子女后来都兢兢业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李化民对谭甫仁子女的关心照顾，在武汉军区传为美谈。
其实李化民在教育子女上，也是有原则的。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的大儿子，在西军电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工宣队当成阶级斗争盖子、反动学生揪出。在儿子被学院电报从家中催返校前，他感到不好，对儿子交待了三条：
1、        相信自己，相信党；
2、        自己有缺点可以承认、检查，不要给自己乱上纲上线；
3、        不要为了自己，乱说别人。
他的儿子遵从了父亲的告诫，没有出卖同学、朋友。
战友感谢
就是在李化民退位以后，还有战友找到他，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帮助，表示感谢。下见内蒙色音巴雅尔的信件摘抄
李化民同志：
    你好！86年6月我到武汉市去参观学习时，想去看看你，石川同志和你联系后说你很忙，所以我没有见了你，你可能不认识我，但经我自我介绍后，可能回忆起来了的。
   我姓王，名叫：色音巴雅尔。现任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时保三团的同志们知我蒙名的不多，叫王旗长的话知道的多些……。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的时候，在加玛图我决定要缴械乌兰花区中队时（企图叛变），我请驻在加玛图的保三团搞侦察工作的姓纪的参谋帮助我缴械，纪参谋答应帮助。正在进行缴械的时候，纪参谋命令他的战士，开机枪，抛手榴弹，造成我们旗大队战士死亡，受伤多人的事件。当时我们的战士们称之为纪参谋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夜，林耀先同志带领他的部队到加玛图处理这个事件。第二天我到保康保三团部和团领导同志们研究，讨论善后工作和事件的处理问题。在这个解决事件的会议上你也参加了，这是我和你第一次见面。
    时隔多年，在“文革”我被打成“黑帮”“反革命”时的罪行之一就是纪参谋事件。以后平反，被解放重新工作后，从专案组的同志们听说你出证做证明了，纪参谋事件的真实情况，对摘掉我的“反革命”帽子起了很大作用，我向你表示感谢……。
色音巴雅尔（ 1988.1.18  内蒙）
李化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广州军区、武汉军区、及沈阳军区的所作所为说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要有骨气、勇气和智慧的。
在关键时期，李化民能够先后两次被军委调到需要用人的军区，不简单！
在文革风浪中能够为后来的两位军委副主席及其他同志做公正的评价，不容易！
能够在湖北省、武汉军区反复旧和批林批孔两次大运动中，为转变局势做出重要贡献，不一般！
能够在长达23年里，历尽五代领导人，从1969年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连续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以大军区副职（少将）的身份进入只有大军区正职才能进入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三大又续任，直到1992年十四大中顾问委员会撤销，不平常！
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正派的、有水平的干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他，信任他！
结束语
最后摘录原武汉军区作战部长张志学，在他的回忆录“令人难忘的李化民老首长”里的一段文字，以部下和群众的角度对李化民为人的认识和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72年我跟他到五十四军一六二师检查工作，晚上在招待所聊天。他说：你们年轻人要认真学习我们的党史、军史，吸取成功的经验，接受失误的教训。一事当前，要想未来，看未来，不能瞎呼噜！
他接着说：1931年冯玉祥的部队26路军宁都暴动， 季振同、黄中岳是主要领导人，那时我当班长，跟着起义参加了红军。季、黄是有大功的人，后来被我们自己错杀了，直到现在想起来，都很痛心！
他说这些话，不言而喻，传递的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
众所周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数不清的政治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常常是“城门起火，殃及池鱼”，一个倒下，株连数个。按李副司令员来说，他与刘丰（宁都暴动者〉、黄永胜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他清者自清，不仅与刘、黄的事不粘不连，更没有陷于任何事件的旋涡之中。这是他一直以来凭借坚持党的原则，不违背传统道德良知这条底线处人处事的结果。……。
李小怀   初稿  2015年6月18日于北京
         中稿  2015年6月21日于北京
         终稿  2015年6月22日于北京
附录：李化民简历
李化民甘肃省临洮县人，1915年8月生，1928年参加西北军，1931年在江西随26路军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班长、宣传队队长、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排长、干事、营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广东水口、东黄陂、建昌等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部政治协理员、团通信参谋、支队政治委员、代理师政委、副营长、营长兼教导员、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香城固、黄崖洞、马子滩、林南等战役战斗以及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参加了四平、锦州、辽西、天津、湘赣、衡(阳)宝(庆)、解放广州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军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顾问等职。
战争年代，他服从命令，英勇作战，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战场指挥，机智、灵活、果断！作战意志，坚定、刚强，必胜！带出了一只勇于攻坚，敢于胜利的英雄部队：四十四军一三二师。
解放后和平年代，他努力学习文化及现代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与作战指挥能力；在政治运动中，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关心、保护同志、战友。
在担任军队的相关领导岗位上，他按照党的建军思想，带领部队。在具体工作中，他掌控大局，坚决执行、落实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及时指导、总结部队作战、训练、建设中的经验，解决部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坚持高标准地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为提高所属部队的战斗力贡献了力量。
1985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积极调查研究，提建议；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关心下一代，关心家乡建设；他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尽了一个老同志的责任。

李化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三大继续当选。
1955年李化民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2002年8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李化民同志在武汉逝世，终年88岁。
李 化 民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中
李化民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文章之一
1915-2015
作者 李小怀

文化大革命延续了十年，每个经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有极强的体会，也都有自己的表现和态度。现在回看，不仅文化大革命可圈可点，而且经过的同志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因为这是历史。
李化民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表现，就是这中间的一朵浪花。有个性、有特点、有闪光，值得一提，值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知晓。
广州军区
1963年，李化民由四十七军军长调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负责部队训练。
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运动已经波及部队。社会上的群众组织经常到军区来串联、宣传、鼓动、策划，让军队表态支持他们，甚至支持军人造反，形势比较紧张。当时部队也不安定，也有风浪。
李化民此时是司令部党委副书记，其中主管司令部直属队，同时负责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处于一个敏感的位置。
1965年，他在广州军区批判罗瑞卿，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会议上，持不同意见。在发言中，不同意某些人发言中，把军区领导温玉成等说成单纯军事观点，认为没有那么多单纯军事观点。他说：军区领导有缺点，但都不是单纯军事观点，如温副司令员（温玉成）脾气不好，但工作责任心强，敢说敢当，这道好（很好）。引起主持会议的政治部领导不满。而后，给在北京开会的黄司令、刘政委、温副司令等军区领导打专题报告，向说他反对军区领导。军区领导没有调查，偏听偏信，从此对他冷落，另眼相看，不予重用。他虽然是较早担任副参谋长的，可是几个后任副参谋长都提拔了，他还在原位置。特别是二次大的全军的训练会议，明明是他主持全程，可是后来做总结报告和上报材料的负责人都是别人。知情人都知道李化民冤枉，李化民也知道自己被政治部打了报告，引起军区领导误解，但他没有任何表示。
在文革初期，军区政治部主要领导等，因故被打成“反党分子”。知情者都以为，此时李化民会采取行动，澄清事实。可是他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动作。
后来军区领导知道了事情原委，黄永胜、温玉成亲自找他谈话，当面承认误会，把问题说清楚了。这才水落石出，还他一个清白。参加整理他材料的一个政治部领导，后来两次向他赔礼道歉。另一个主要领导始终没有向他道歉，以为他不知道。
在他负责司令部文化大革命不久，他的美尼尔斯综合症发作，脑子眩晕，天旋地转，在办公室吐了一地，后来住了三个月医院。出院后，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负责人已换成了另外一个副参谋长。他继续负责部队训练。他因祸得福，避开了直接、正面与群众运动接触，避开了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武汉军区
1967年，湖北武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7.20事件，武汉军区首当其中。随后，中央调整了武汉军区领导班子，陈再道司令、钟汉华政委离任。曾思玉、刘丰接任司令、政委。
1967年武汉军区新领导上任后，处境非常困难。当时地方党委、政府从上到下都已经瘫痪；武汉军区的原领导大部分都处于检查、靠边站的状态；造反派群众正在得势的高峰，非常风光；百万雄狮的广大群众、干部处于不解、迷茫和悲愤的状态。
根据中央部署，武汉军区新领导班子结合“三支两军”工作，出面领导、组织、协调湖北全省的工作。
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武汉军区领导曾思玉、刘丰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张体学、韩宁夫、姜一、赵修等老同志被结合。
    在这前后，中央还从外地调了几个军队干部到武汉军区任职。
    1968年夏天，李化民从广州军区调到武汉军区任副司令。离开了那个后来发生那么多是是非非的地方，可能这是他的一个福分。
    在武汉军区，由于他是外来干部，与7.20事件无关，他很快就介入三支两军工作。在曾思玉司令、刘丰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武汉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典型案例）。
1968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军队、地方老同志、和群众代表组成。武汉军区新领导一方面给了造反派一些地位、荣誉和权力，同时也控制住造反派的气势，没有让他们掌握实际权利，也没有放任他们恣意妄为，经常敲敲打打。甚至还把一些有问题的，搞打砸抢的坏头头逮捕法办，如公开逮捕浠水县“巴河一司”的坏头头王仁舟等。
另一方面也没有打压过去所谓的保守派群众，反而让他们以革命群众的身份，在新的组织里继续存在。还把他们中的原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大胆启用，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如杂技演员夏菊花，歌剧演员王玉珍、歌唱演员吴雁泽、工人模范马学礼、劳动模范丁凤英、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陈爱娥等。
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在湖北还先后完成了几个战略工程，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如：修建焦枝铁路，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武钢4号高炉，修建葛洲坝，开发江汉油田，改造沉湖农场等。得到湖北人民的肯定和欢迎。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在全国前面的大手笔。
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湖北的造反派不满意没有实权的现状，编了顺口溜：开会上主席台，看戏前三排，汽车一叫就来，党票挂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确实是这个样子。因此造反派经常对军队和老同志发难，企图像上海造反派一样，解决造反派入党问题，掌握实际权力……等等。在当时的大气候里，经常掀起一些浪花，最后闹到了中央，在北京解决问题。
李化民自述
李化民在2002 年去世前，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与子女谈话里是这样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活动( 根据李化民录音编辑整理 ) ：
文化大革命中 , 只要我认为是对的 , 我就敢讲，错了我负责任。有的人不敢说 ,怕犯错误 , 我不怕。
我刚到武汉军区时,有一次接待一批外地的群众,好像是黄岗的 , 有造反派也有许多群众,还有老人、妇女、小孩,有几千人。很多人啥也不懂,把武汉闹的乱七八糟。当时司令政委不好处理,就开群众大会做工作,他们讲了半天,太软没有效果。我一看不行,我不管那一套 , 我站起来一拍桌子,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毛主席号召我们 “ 抓革命促生产 ”,你们应该在当地抓革命促生产,在当地革命，你们应该回去,不能在武汉。你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立即回去,我们欢迎你们回去。我狠狠的批评了他们,讲的很严厉。后来他们造反派问:这个讲话的是什么人 ？当时我刚从广州调来武汉 , 许多人不认识我。有人讲 : 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我们的人说 : 李副司令真敢讲 , 司令政委认为我捅乱子了 , 可是后来群众很快就回去了。
军宣队工宣队进武汉大学后,没有同造反派学生商量,把一个在武斗中打死的造反派学生小头头在校园的墓给扒了。造反派学生一下子不干了,与军宣队工宣队闹的很僵,要上街游行,抗议军宣队工宣队镇压造反派。我正好去武汉大学检查工作,我们支左的人向我汇报此事。我问,他们学生有什么不对的吗 ？支左的人讲,他们把毛主席像与学生一起下葬了。我说:行了有办法了,把他们代表找来。
我召集会议 , 给学生讲 : 把这个孩子放在校园不合适 , 换个地方是可以的 。但我们军宣队工宣队没有与你们商量 , 把这个孩子的墓给扒了 , 这不对。但是你们也不对 , 犯了大错误 。你们不能把毛主席像与死人一起也下葬 , 这个问题不应该 。如果你们上街 , 我们也揭发你们 , 你们怎么下台 , 我们这么做也是纠正这个错误。学生一下不啃气了 , 当时这是个大问题。我说 : 这样吧 , 你们不要上街 , 找个地方把这个孩子迁出 , 也要把毛主席像拿出。 学生一阵鼓掌通过 , 他们不再纠缠了 , 同意迁出 , 同时把毛主席像拿出。我们也没有再上纲上线与他们为难 , 这件事平和解决了。
武汉华中理工学院发生了一起一个学生要投水自杀的事件 , 当时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做了许多工作没有做通。原来这个学生家庭出身是地主 , 在学校受到歧视和批判 , 受了委屈 , 想不通 , 想投水以死来解决问题 , 衣服口袋里装满了石头。
后来我去了 , 与这个学生谈心。我说 : 家庭出身不好不是你的责任 , 你父亲是你父亲 , 你是你 , 地主不是你 , 你的道路你自己走。我们党的政策是 : 重在表现。他们那些人那样对待你是错误的 , 他们不明白不懂党的政策 , 我也批评了他们。你没有害人 , 你要是跳了水死了 , 你就太冤枉了 , 因为你没有错。经过工作 , 他答应想一想 , 后来终于想通了。我们先后谈了三次。同志们誇我 : 还是李副司令有办法 , 能说服人。这个孩子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
军队支左，北京搞六厂二校典型，武汉搞六厂一校，分配我管武昌造船厂 。
武昌造船厂是我国的潜艇生产厂,当时领导干部、技术人员都靠边,技术没人掌舵,生产停顿。有个女副书记 在苏联留过学,技术很好 , 造反派就是不让解放结合，很讨厌。我灵机一动 , 找到孔庆德副司令 , 他当时是省革委会的副书记 , 也是军区副司令 。我说 : 你们省委应该支持解放军 , 你到武船做做工作 , 帮一帮。孔副司令答应了 。那天开大会，我们怕他跑题 , 给他写了个提纲。在武船的大会上 , 孔副司令讲的很好 , 很有气魄 , 当他一拍桌子发怒地说道 :造不出潜艇你们谁敢负责任？一下就把会场镇住了, 静悄悄的没人吭气。以后工作就好做了 , 老同志、技术干部站出来了 , 生产开展了。        
当时我经常去武船 , 我下到潜艇的内部 , 七个仓都看过。现在武船的领导都变了 , 老的可能都不在位了 。
九大时 , 湖北的学毛著积极分子陈爱娥不仅是九大代表 , 还成了主席团成员 , 名字在报纸上公布了 。 当时湖北正在反复旧 , 湖北的造反派不干了 , 借此对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不满 , 说什么 : 老保地位太高了 , 翻天了 。
我去武汉重型机床厂讲话 , 做工作。我说 : 陈爱娥选九大代表是我们湖北选的 , 各方讨论通过的。九大主席团不是我们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定的 , 是在北京九大代表选的 , 毛主席定的 , 你们反对陈爱娥当主席团成员 , 你们反对谁？ 基本就把形势控制住了 。 后来九大把我选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 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1969 年春 , 武汉造反派反复旧 , 他们对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意见很大 , 认为把他们造反派给架空了 , 他们想把他们控制的工代会也变成权力机构。当时山东王效禹搞反复旧 , 湖北也跟着掀起了浪潮 , 九大前就闹了一段时间 。我们2个军代表把我一个内部讲话给造反派公布了，他们给我整理了 18 条罪状 , 都捅到中央去了 。
4 月底九大结束后 , 中央轮流处理一些省市的问题 , 其中山东、济南军区和湖北省、武汉军区的军区领导、省革委会老干部及造反派都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我和曾思玉、刘丰在北京开完九届一中全会后也留在北京开会 , 张玉华等在武汉看家。北京总共一百多人。周总理、康生、黄永胜等人集体处理问题。
第一次总理接见湖北人员的会议 , 曾思玉、刘丰不让我去 , 怕我放炮 , 给他们惹事捅篓子 , 让我看家。所以第一次总理接见我没有去 ,会上基本都是造反派告状。
第二次总理接见我参加了 , 曾思玉、刘丰让我只听不说。会议一开始又是造反派告状 , 后来总理批评曾思玉、刘丰 : 你们成天检讨 , 你们全是错的 , 没有一点对的 ？ 他们不吭气。这时我忍不住了 , 说 : 我们没有错 , 我们都对了 。 我们调查了 31 个工厂 , 军宣队、工宣队抓革命促生产都干得很好。总理一听马上问 : 那你们为什么不说 , 材料呢 ？ 曾与刘不吭气。总理又说 : 快拿来呀 ？ 还是没人吭气。最后总理让我们赶快把材料报给中央 。
散会后 , 曾刘对我说 : 老李你捅了乱子了 , 让我负责整理材料 。我说 : 我看过 7 个 , 其它的不熟 , 没把握。后来 , 北京与武汉一起动手 , 加班加点整理材料。武汉那边张玉华副政委、刘志副主任忙开了 。 后来材料报送给中央。
第三次总理接见会议,又是造反派先讲,总理说:老是你们讲, 也听听部队支左的同志讲讲。总理讲:康生同志，你念念军队的材料。康生念完材料,造反派理屈了,哭着承认错误,承认说了假话。其实他们大概也听到了山东王效禹的反复旧也受到中央的批评。
散会后总理等首长留我们军队同志说 : 他们承认错误了 , 问题解决了 , 搞个文件 , 晚上通过 , 明天回去。
晚上10点多,总理召集会议说:你们都讲了,该有个文件了。康生同志你念念。康生念了。大家鼓掌欢迎。这就是:中央5月27号颁发的关于武汉反复旧的文件。文件肯定了军宣队、工宣队的大方向 ,肯定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强调了这是中央的部署决定,批评了反复旧的错误行为 。
这下我们军队的同志可高兴了 , 过去的忧郁一扫而光。
北京会议开了一个多月 , 中央先后光接见了我们武汉的代表就五次 , 总理可累了 。
在政治运动中 , 我没有整过人。
我有一个原则 : 咱不害人 , 我没有害过一个人 , 有话当面说 , 不要瞎告状。
在别人困难时 , 不要给别人出难题。
文革初期 , 我还在广州军区当副参谋长 , 当时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到广州军区找我调查张震同志 。他们说 : 张震是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人 , 是三反分子 ,反党的 , 让我揭发。我对来人说 : 张震是不是彭德怀的人我不清楚 ,我们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 他是我们的学习小组长 , 他学习好 , 工作认真负责 , 团结同志是个好同志。
后来张震分到武汉工厂劳动 , 我不知道 , 后来见面了 , 才知道他来武汉了 。 后来张震在武汉军区分配了工作 , 当副司令 。 张震在武汉军区与我重逢后 , 当面谢过我 ,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
林彪问题出来后 , 空军来人找我调查邓东哲 ( 原 32 团政委 , 保一旅政委 ,130 师政委 , 后福建军区空军副政委 , 国家计委副主任 ) 。来人说 : 邓东哲是吴法宪的人 , 让我揭发。我说 : 吴法宪与邓东哲根本没有关系 , 吴法宪只是邓东哲的上级 , 他对邓东哲的了解还不如我。邓东哲的爱人还是我爱人的同学 , 是我爱人介绍的 。 我们抗战、解放战争都在一起 , 他是个有能力 , 有原则的好人。他六十年代想去地方工作 , 不找领导吴法宪找谁？ 这个人是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人。
九一三后 , 中央军委派宋时轮 ( 老上将 ) 来武汉军区调查相关问题 , 其中含调查了解 43军127 师是否有问题 , 我代表武汉军区参加。
因为 9-13 林彪阴谋政变中 ,43 军 127 师政委关广烈（原林彪秘书）上了林彪贼船 , 成了林立国小舰队的成员 , 参与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而那时127师师长是张万年。当时那种情况比较紧张 , 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一天在饭桌上 , 宋时轮与张万年话不投机 , 两人吵了起来。饭后 , 宋时轮来找我说 : 我说他不是好人 , 你还说他是好人 , 你看他今天暴露了。我劝解说 : 张万年他年轻 , 不冷静 , 饭桌上的话别当真 , 一会他会给你赔礼道歉的。
当晚我马上给张万年打电话 , 警卫员接的电话 , 说张万年睡了 。 第二天我又给张万年打电话 , 让他赔礼道歉检讨 , 我还说 : 处理不好就是反革命了 。
当时还揭发了一个问题 : 林彪秘书曾坐直升飞机来河南 , 当时43军正开党委会 , 许多人坐直升飞机上天兜了兜风 , 过了把直升飞机的瘾。揭发时有人上纲上线认为 : 林立国他们是上贼船 , 你们这是上贼机。我下面给宋时轮说 : 当时林彪没有暴露 , 下面不知道林彪的事 , 不是有意的 , 不能上纲上线叫上贼机 , 如果当时我在场 , 我也会上天开洋荤的。
当时军王政委还因为一块布料 , 也被揭发了。但我们认为 : 这不是政治问题。
后来又到一军调查 , 宋时轮一去就说 : 你们一军没有问题。我私下给打圆场说 : 一军是没有问题 , 但也要调查一下。
后来我调到沈阳军区 , 宋时轮一次去视察沈阳军区 , 我全程陪同 ,关系很融洽。
（注：在张万年的传记里，对于这一段被调查往事，心酸地一笔匆匆带过，没有提到一个人，一件事，可能是他遵守纪律不写，也可能是他不想提及。其实他最终安全过关，就是好事。
127师是一只优秀的部队，其老底子是孙中山广州政府时，共产党人领导的铁甲车队，后来北伐的叶挺独立团，是著名的铁军。朱德、叶挺、林彪、陈毅等许多著名将领都与他有历史渊源。
张万年原是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司令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前曾在司令部某次春节忆苦思甜大会作忆苦报告，笔者全家听报告，吃忆苦饭，印象极深。会议由司令部副书记李化民副参谋长主持。）

9.13事件
1969年九大在北京召开，不是九大代表的李化民当选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在由武汉前赴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前，夫人高庆芝提醒他：你是炮筒子，第一次参加中央这么高级的会议，别乱放炮，别乱发言。
九届二中全会，李化民没有在小组会上着急发言。一是没人事先与他打招呼，二是，他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会议休息时还有人劝他赶快发言，否则没有发言机会了，他仍然没有着急发言。事后他说：当时我确实不明白，那些和我一样的大老粗，怎么突然大谈什么天才理论了。
但是在小组会议上，他们中南组集体鼓掌，通过了同意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小组建议。因此，他也算犯了错误，后来在武汉军区做过多次检查。
9.13清晨，周总理通知曾思玉司令战备。武汉军区只有曾思玉司令和刘丰政委知道林彪外跑的事情，其他人都是在执行司令、政委的口头战备命令。在军区战备指挥所里，李化民协助司令、政委，布置战备，调动部队，封锁空军机场……。上午，曾思玉得知三叉戟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后，李化民还在地图上，给他们找出温都尔汗这个地名。曾思玉看着地图上的温都尔汗讲：地球照样在转。刘丰接了一句：越转越好。他当时只觉得有大事，但不明白，也不好问其究竟。
9.13事件传达后，全党、全国、全军，全民，都受到极大震动，部队许多同志受到牵连和冲击。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因为把毛主席的南巡谈话内容告诉李作鹏，受到处理。曾思玉也受到揭发批判。但他只承认有错误，不承认上贼船，顶的很厉害。最后毛主席开会面谈，肯定曾思玉是活党，不是死党，保他过关。
李化民则因为是四野和广州军区出来的干部，也受到审查。因他主管作战，在9.13前的有关部队调动、演习等活动受到调查，最终证明都是根据军委的电报、命令执行，与9.13事件无关。
办公室一个秘书，大概想立功，他把李化民在东北当一三二师师长作战时，与东北野司的来往电报都查了个遍，企图查出他与林彪联系的一些蛛丝马迹。多年后这个秘书无意中对李化民的子女说：当年我查看了你父亲在东北所有的电报，你父亲在东北很能打仗，林彪很多电报直接发给他。（林彪作战时，经常不按常规指挥，直接越级，发电报指挥下属部队）。
其它一些与广州军区领导和战友的琐事，经过说明，证明不是原则问题，与9.13事件无关。
李化民通过了组织审查。
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李化民再次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批林批孔
1972年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曾思玉赴济南军区，杨得志到武汉军区，李化民代表武汉军区前往济南接、送二位司令对调。
1973年，湖北省地方主要负责同志、原省长张体学去世。
    1974年春，中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明眼人都看出这是一场四人帮掀起的，策划的，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全国剧烈动荡。主持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都消极对待，虚以应付，或养病、或沉默不语。
可是在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却呈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省委、军区主要领导带头，掀起了一场紧跟四人帮的批林批孔高潮。他们积极响应，坚决执行。在没有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否定前任领导曾思玉在湖北的三支两军工作。他们一方面把军区、省委领导中，对曾思玉有工作意见的老同志发动起，批判、揭发曾思玉等同志，在省委、军区内部掀起了高潮；另一方面支持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全面否认曾思玉同志的工作，否认湖北省委以往的工作及武汉军区三支两军的成果。
从时间的变化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变化是多么剧烈，多么复杂，多么不可思议。
3月4号湖北省委发文，简称七条，肯定湖北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也指出有缺点错误。
3月15号湖北省委突然变脸，又发文6条，以纠正清查5.16有错误为名，全面否定湖北省委以往工作，还点了曾思玉司令的名字。并且把原来有问题的造反派头头平反，从狱中放出，还委以重任。同时在武汉军区内部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李化民与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湖北省委书记张玉华同志。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一大批参与军队三支两军的干部。
一时间武汉军区、湖北省上上下下，动乱起来。这次动乱的最大特点是：革命委员会、党委带头造反，两派群众和领导都造反，都停工闹革命。过去是造反派造反革命，工农群众上班。现在大家一起造反、革命，谁也不上班。好像比赛造反，谁不造反，谁倒霉。
实际造反派想夺权，想真正掌权，要把几年中受压、无权的状况改变。他们对曾思玉在湖北期间没有给他们实权有怨恨。可是另一派工农群众及广大干部坚决不答应，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要维护军队及前一阶段的成果。
一时间武汉军区、湖北省、武汉市、局势大乱。大字报在省委、军区及武汉三镇铺天盖地的飞扬；大家上街敲锣打鼓，挥舞红旗，游行，造反，大造声势。 造反派搞了个“曾思玉在湖北的罪行100条”，不仅在湖北散发，还到山东、济南串联、散发，惟恐天下不乱。
在军区内部一些老同志也对曾思玉等有气，也折腾起来，对军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全面否定。军区的司政后机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许多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三支两军人员灰头土脸地检查自己、揭发真相、批判领导。其中有的知情人揭发：李化民布置他们收集造反派的活动情报，并要及时上报。然后提高到军区三办（三支两军办公室）是在搞特务活动。军区上上下下又呈现出7.20前的动乱、紧张气氛。
李化民回忆说:批林批孔时,他们整曾思玉、张玉华和我,在一次常委会上某人发言，很没有水平 , 他说 : 曾思玉是一方面军的,李化民是四野的 , 四野的干部没有好的。
我当时气地一拍桌子说 : 不能说林彪坏了 , 四野没好人了。当年张国涛叛变了 , 你能说四方面军干部全坏了 ？ 你的错误我知道 , 为了照顾你 , 我不揭发。
一时间军区许多原四方面军的领导都发言支持我 （武汉军区老首长中，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很多）, 同意我的意见 。孔庆德副司令第一个表态 : 老李说的对……。搞的某某下不来台 , 低头再也不说话了 。 后来另一个副司令替他向我赔礼道歉。
某某的问题是 :…… , 我不能说。
打人不打脸 , 揭人不揭短 , 我不能那样干。
这就是李化民，在自己处于危境时，不仅敢于反击，还照顾攻击他的老同志。其实那个问题当时也可能算是大问题，可能致人于困境，甚至是绝境！现在没什么了，可以公开了，那个问题不是那个首长一个人的问题。当年南京军区许多领导都参与了帮助林立果“选妃子”某某的工作，特别是政工干部，包括现军区政委，他们之间仅仅是介入程度深浅的不同。
这一时期，李化民家前，人员稀少，门可罗雀，连门诊部的医生、护士都躲着家人。李化民的秘书，纯朴、忠厚、老实、讲义气的陈元开也受到压力。军区党委办公室领导与他谈话，让他与首长划清界限，揭发批判。他不知天高地厚，没有屈服。他冷静地表态：我是组织调来的，才一年多，没有发现首长有什么问题。虽然李化民文件停发了，他天天到军区各部看大字报，回来给首长汇报。
首长里只有张震副司令、林维先副司令，这二个老同志经常来家里看看，几乎天天。还陪李化民打扑克、聊天。李化民、高庆芝夫妇感动地对他们说：你们在南京刚挨过整，这次别把你们再牵连上，别来了。可是他们还是经常来探望。
对李化民的主要揭发还是9.13后审查过的事：因为他管作战，是第一副司令，9.13前，他负责领导、组织了几次部队的演习、调动。因此被上纲上线为，阴谋配合林彪政变；
还有：因为他曾是广州军区的干部，因而有一些与广州军区领导、战友间的生活琐事，被上纲上线为黄永胜线上的人；
新增加的问题是：在工作中，部分领导对李化民的工作意见。当时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落实干部政策，许多老同志都恢复工作，安排了职务。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武汉军区有1个司令，2 个政委，14个副司令，5个副政委，大部分是老红军。这么多的老同志，怎么能没有工作矛盾。因此许多工作纠纷，都作为问题在常委会议上提出。如一个老中将副司令说：为什么建司令部新办公大楼，我不知道？李化民不客气地顶道：这是党委常委复议通过的 ，你不知道党委知道。
但真正的核心问题是这次配合批林批孔新增加的：说李化民在三支两军中，紧跟曾思玉司令、刘丰政委，与副政委张玉华一起，形成一个小核心，是常委中的常委。在他们这个核心地领导下，打击、压制了造反派，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实际是，7.20后，武汉军区大部分领导靠边站，思想上还转不过来，刚刚上任的曾思玉、刘丰组织了一个短小精悍的指挥部（其中还有原武汉军区老同志有孔庆德、叶明），开展工作，这也是权宜之计。后来武汉军区机关和党委正常后，省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转入正常的工作状态。这些都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
2月7日李化民因冰上滑倒，脚部外踝骨骨折，打了石膏，3月9日出院回家休息。
3月28号军区主要领导到李化民家中与李化民谈话，说：准备分别召开军区与省委的扩大会。4月2号军区开大会，4月4号省委开大会（据说省委有5千人）。让李化民与张玉华参加并且在军区大会做检查。因张在省委担任书记，所以要参加军区和省委两个大会，并且检查。某领导还说，到时候李化民脚不行，抬也要抬他到会场。
湖北省委、武汉军区还给中央发电称：准备召开两个批判大会，如果中央没有答复，他们将按时开会。
李化民一看必须做最后的斗争了，为了解决武汉批林批孔的错误方向，他要向中央反映问题。李化民让陈元开秘书秘密联系，紧急约见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住汉记者站反映问题，让他们向中央反映。他要求必须来两个人，否则不谈。
29号早上，李化民按党和军队纪律要求，让夫人高庆芝去找杨得志司令报告（他因脚伤打石膏，不便前往），告诉杨司令，并且只告诉杨司令一人：他今天上午要约见新华社、红旗杂志记者，要反映武汉批林批孔的问题，要让他们向上反映给中央。
高庆芝到杨司令住地茶港，正好碰见杨司令在外边活动，就告诉他：李化民今天要见新华社、红旗杂志记者，反映军区和省委批林批孔的问题，并且只报告给你杨司令一个人。杨司令讲：是呀，老李有什么错，他们为什么那样整他。杨司令表示知道了，没有反对。
29日上午，两位记者来家里，李化民与他们在家里谈了2多个钟头，他要求记者紧急电告给中央。他说：我李化民打倒没有什么，7.20后刚刚稳定下来的武汉军区与湖北省、武汉市不能再乱了。
据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张才千副总参谋长后来讲：他们在北京30号（谈话后第二天），就看见了新华社、红旗杂志住汉记者站上报的“武汉军区副司令李化民与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住汉记者谈话的报告”。
3月30日，军区主要领导召开省委常委会，常委及在汉中央委员参加，批判张玉华，从早上8.30 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2.40。还形成纪要，发到全省。这是继省委6条后，他们开始组织行动了，开始动真格的了。
3月31号上午，军区主要领导通知张玉华，准备参加两个批判大会，准备做检查。
3月31号下午，在军区主要领导，接见造反派头头时，宣布；揭开军区的盖子要从张玉华身上开刀。
3月31号，省委发通知，4月4号，省委召开5000人批判大会。，
4月1号下午，军区邀请造反派代表开座谈会，现场批判张玉华等军队支左同志。
4月1号（李化民与记者谈话后第三天），中央紧急来电让武汉军区、湖北省、湖北省军区三位主要领导去北京开会，汇报工作。
军区某主要领导兴高采烈地去北京开会，以为中央支持他的批林批孔安排，临行前还专门布置：两个批判大会继续准备，我们从北京回来再开。
但是，他们利令智昏，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曾思玉在武汉工作七年，毛主席多次到湖北视察。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十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谈话，给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指示，落实指示。周总理也多次亲自处理湖北问题。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对武汉的实际情况是非常了解的，对曾思玉同志的工作是肯定的，对他本人是信任的。曾思玉等同志的许多工作是在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周总理给曾思玉的期望就是：稳定湖北。
到北京后他们才知不是他们期望的那回事，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首长亲自处理湖北问题，严肃地批评了武汉军区、湖北省委在批林批孔问题上的错误。
军区、省委领导到京第二天（4月2号）就急忙通知武汉军区、湖北省委，原定的两个批评大会停止准备，不开了。后来为了更好的解决湖北及武汉军区问题，中央又扩大参加汇报会议的人员，4月21、22号，共10人在京参加会议，其中有张玉华、张震等同志。
从4月1日领导去北京汇报，这一去北京就是50多天。军区、省委等领导在中央接受批评、检讨、反省。那位军区及省委主要领导，乱了方寸，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检讨、承认错误。
当时社会上和省委、军区的批林批孔热潮还在继续发酵，李化民因停职在家养脚伤，也不知道这个内部变化。4月7号李化民又给中央领导写信，坚决反对湖北省委、武汉军区批判曾思玉司令。信的内容如下：
某某同志：您好！
我叫李化民，是武汉军区付司令员。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对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非常必要，非常及时，我坚决拥护。
武汉地区和军区机关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本来是健康的，但最近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考虑了几天，感到您工作很忙，不该来信打扰，但又觉得有必要向您汇报一下。
前几天，因为脚骨折，不能行动，没有参加军区党委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军区领导（名字省略）找我谈话，说军区党委决定，要我集中精力作好揭发批判曾思玉、刘丰的准备，这实际上也是叫我靠边了。我的罪名是对曾思玉、刘丰揭批不够，捂了盖子。目前，军区司、政、后、国防工办等机关进行了动员，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挨他几万张大字报，准备在我批判发言时轰下台来，无非是搞臭。现在机关传达了军区党委的决定，某政委的动员提纲和接见群众代表的谈话纪要也已印发机关，只等一声炮响，参加批判大会。
某某同志，批判不够，或者就算是捂了盖子，未经中央批准，军区党委和军区政委，就能决定一个军区付司令、付政委（而且两人都是军区党委付书记）离职吗？更使我吃惊的是某政委在接见武汉三十多个单位的群众代表时宣布，张玉华同志捂了湖北省委、武汉军区党委阶级斗争盖子，是摇鹅毛扇子的，要从张玉华同志身上开刀。张玉华是省委书记，军区付政委、党委付书记，没有经过两个常委讨论，不报中央，就宣布罪状，为什么他们先斩后奏，斩而不奏。毛主席再三叫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难道只是唱，不执行吗？他们不按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办事，随便表态，随便发指示作决定，目的何在。还当众点了军区原来担任“三支两军”工作的六个同志的名。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大方向问题。是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对“三支两军”工作的态度问题。
要我批判刘丰，我坚决拥护，我从来也没说不批，实际也在经常批。但要我在武汉带头揭发批判曾思玉同志，如果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是不能执行他们这个决定的，因为曾思玉同志已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了。毛主席在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讲了，一个不批，一个不撤。某同志参加了毛主席接见，为什么把毛主席的指示抛在一边，这样大的事不经中央批准，自己草率决定；为什么硬逼着我们犯错误。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使武汉地区的大好形势受到影响。现在“三支两军”人员压力很大。
某某同志，是他们的做法错了，还是我的认识错了，恳请批评指示。
呈上某政委的两个讲话和机关的部分反映。
　　　　　　　　　　　　　　　　　此致
敬礼
　　　　　　　　　　　　　　　　职　　：
　　　　　　　　　　　　　　　　　　　　　李化民
　　　　　　　　　　　　　　　　　　　　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
（注：这封信是李化民写给中央某领导的，后来某领导犯错误。李化民在武汉军区常委会上，宣读此信的留稿，做了说明和检查，并提出，是否需要向中央写检查。王平政委说，过去你没错，说清楚就行了，不必向中央写检查。）
在毛主席、周总理、叶帅、李先念等中央首长的领导、指挥下，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被纠正了。
4月15号，武汉军区开常委会，杨司令讲：要请张玉华同志回来参加常委会，以后作战问题还是李化民副司令批。
5月15号，军区常委听北京回来的领导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军区主要领导做了检查，张震同志全面、细致地传达了北京中央领导的多人、多次的批评、指示并且介绍了整个处理问题的过程，约2个小时。据李化民回忆：周总理批评最严厉的话是：从来没有人给中央发这样通牒式的电报，要求中央同意开会，如不回电也开会，这是要挟中央。叶剑英副主席说：你某某某放了个多弹头，炸了武汉炸济南。你把某某某拖下了水，某某某没有错。周总理的批评说：你辜负了毛主席的委托！我们看错了人！我们选错了！。
经过50多天的降温处理，中央起草了一个中央文件。为了稳定湖北局势，防止大起大落，防止反复，文件强调“批林批孔运动”主要是批林批孔批刘丰，肯定原来的工作，也提到过去工作也有缺点、失误，扩大化，但不是方向性问题。为此中央派刘建勋同志在湖北具体传达、落实中央指示。在武汉军区首次传达时，绝对保密，不是军区常委都不能参加。还规定：谁泄漏了内容，就处分谁。
5月23号湖北省委发文改正错误。
5月25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
此后李化民家门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一次他爱人带孩子去军区礼堂看电影时，事先她教育孩子，不要管别人的态度，我们只管看电影。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许多军区首长又热情地与他们打招呼，问候李化民的脚伤。反而是张震、林维先不再来家里聊天、打扑克了。
据武汉军区一位首长后来说：王洪文曾经在南京军区某军当过兵，文革中曾在南京军区任过职的某领导的秘书与王洪文的秘书有联系。批林批孔中王洪文的秘书，把批林批孔的“内部消息”，透露给这位在武汉军区任领导职务的秘书……，才引起这么大的波折。
在曾思玉的回忆录：“我的前一百年”里，他也提到，批林批孔开始时，北京军区陈锡联司令给他打电话，透漏了批林批孔的底，说：“他们搞批林批孔，实际是批周公（周恩来），批邓小平。”所以曾思玉在批林批孔中，稳稳当当，绝不跟着跑。
两个渠道，两个底，两个首长，两个态度，令人深思。
李化民后来做打油诗一首，反映当年的形势。
  武汉批林批孔有感
       表态支持造反派，批判支左胡乱来。
       本来形势很稳定，错误决定乱阵营。

       书记胡扔多弹头，湖北山东全炸乱。
        领导找我把话谈，扩大会上受批判。
   
         我看形势不太妙，密找记者放一炮。
         问题报到周总理，解决问题听汇报。

         中央开会批要害，湖北问题全揭开。
         方向问题迎刃解，回来检讨一礼拜。
李化民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充分反映了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大局感强，判断准确，行动果敢，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气概。可惜无法找到当年李化民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的报告，我们只能从他给中央领导的信中看出他的立场、观点和斗争谋略。他为扭转武汉军区、湖北省委批林批孔的大方向，为稳定形势，为避免更多干部犯错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展现了一个高级干部的思想素质和政治情操。
无须讳言，回过头看，湖北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如根据中央布置的清查5.16的工作上就错了，许多同志被错误处理，当时称为扩大化。现在看，根本就没有一个全国性的5.16组织。
其实李化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贯谨慎、严肃，有思想，不轻易表态。在战友有难时，实事求是，不跟风、不起哄，不落井下石，不表现自己。在他的老首长邓华同志遭遇不公对待时，他就坚持了这点。
李化民在回忆邓华的文章里提到：“在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同时邓华同志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当时有人向我做工作，说我对邓华同志最了解，又是七纵的老同志，鼓动我批判邓华同志。我觉得，邓华同志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积极歼敌，立了战功的，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我没发现他有什么阴谋。我的态度是：你们要批你们去批，我没有什么可批的。”
几件大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化民参加的几件大事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和水平。
李化民在湖北支左期间，有自知之明，不图虚名。当时曾思玉、刘丰、张体学几次想让他兼任湖北省的领导职务，他都推辞了，他坚决不担任地方领导职务。他明白，地方工作复杂，关系复杂，自己是军人，喜欢简单明确。同时现在主管作战，责任重大，不可分心，不适合去地方再兼职工作，不能为名利而勉强。他后来向张体学推荐了文武双全，有外事经历，当过驻外武官，同时又在总部工作过，大局感强，见过世面的老红军潘振武副政委进入省委班子。
9.13后，李化民还参加了空军领导班子的整风。李化民的秘书陈元开在回忆录里写到：
1973年，中央军委决定抽调李化民同志去北京，参加空军领导班子整风运动。同时抽调的还有广州、兰州（李樾副政委）等几个大军区副职参加这次空军整风运动。实际上就是帮助空军的领导深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加强空军的领导班子建设。
在历时四十余天的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李德生同志具体负责。李化民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认真学习、理解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深入揭批原空军司令员-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吴法宪在空军的罪行。他认为：应该把小舰队的罪行与空军分开，把吴法宪与空军分开。必须与空军领导干部一起，揭批他们的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空军的流毒和影响；要教育挽救一大批干部。
吴法宪长期担任空军司令员，空军所有高、中级领导干部许多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吴法宪一倒，许多干部思想包袱很重，怕受牵连。李化民同志认为，空军是党的空军，空军中的干部是党的干部。虽然长期受吴法宪的影响。但不一定都是死党。也有左、中、右，好、中、坏之分。他主张把死党和有错误的干部区分开来，引导犯错误的干部深入揭批吴法宪及其死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教育、挽救一大批犯错误的干部。李化民同志，分别和这些犯错误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整风运动结束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重新任命空军领导班子成员所体现的政策，与李化民同志的想法和主张，不谋而合。充分表明李化民同志的思想认识水平是高的，掌握干部政策水平是十分正确的。这是他长期受党的教育、培养的结果，也是他与毛主席、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于党、忠于党的军队的结果。
沈阳军区：
在粉碎四人帮后， 1977年12月23日，李化民调任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与他谈话，交待与勉励。李化民离开了他工作10年的武汉军区。李德生司令员也欢迎他去沈阳军区。其实他与李德生同志不熟，战争年代，一个是华东部队，一个是东北部队。可能李德生在主持空军整风时，对参加会议的李化民的人品和能力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他刚到沈阳军区工作时，正直粉碎四人帮不久，辽宁省、沈阳军区也算是重灾区，比较复杂。毛远新等的影响比较大，李德生同志工作阻力较大。在拨乱反正中，需要认真、妥善解决许多问题。中央从外地先后调来甘渭汉政委、廖汉生政委和李化民等干部，好像也有参沙子的意思。
军区领导重视他，想让他这个新来的、外来的、比较超脱的军事干部，另外兼职负责纪检工作，想让他当纪检书记。他明白事理，知道轻重，有自知之明，坚决推让，坚持让军区甘渭汉政委当纪委书记，他可为副书记。
1979年3月13日 中央军委批准李化民为沈阳军区纪委副书记。
在纪委工作中，他协助司令、政委在政策上把关，实事求是地处理沈阳军区文革遗留大量难题，把毛远新的错误与其他人的工作错误有所区别。他们没有借机再整一批干部，把干部往坑里推。而是稳妥处理历史问题，同时爱护犯错误干部，为沈阳军区干部稳定做出贡献。
在对一个当时受审查想不开，自杀的副兵团级干部定性的问题上，他说服其他同志，坚持在结论里不提自杀，只提去世。他说：要给这个老同志的家庭今后生活留有余地。一个政策的火花，可以启发、照亮、温暖一片人的心房。
李化民关心老同志的感情是不一般的。谭甫仁是东北七纵时李化民的老上级，老战友。1970年底在任昆明军区政委时，谭甫仁夫妇遇害，案子久久未决，谣言满天飞，难以说清。李化民不管这些，他怕谭甫仁在昆明部队当兵的孩子受精神上及其它方面的影响，通过组织，把几个孩子调到武汉军区，给予安置。让他们在父亲曾经工作过多年的武汉军区找到温暖、亲情和信心。谭甫仁的子女后来都兢兢业业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李化民对谭甫仁子女的关心照顾，在武汉军区传为美谈。
其实李化民在教育子女上，也是有原则的。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的大儿子，在西军电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工宣队当成阶级斗争盖子、反动学生揪出。在儿子被学院电报从家中催返校前，他感到不好，对儿子交待了三条：
1、        相信自己，相信党；
2、        自己有缺点可以承认、检查，不要给自己乱上纲上线；
3、        不要为了自己，乱说别人。
他的儿子遵从了父亲的告诫，没有出卖同学、朋友。
战友感谢
就是在李化民退位以后，还有战友找到他，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帮助，表示感谢。下见内蒙色音巴雅尔的信件摘抄
李化民同志：
    你好！86年6月我到武汉市去参观学习时，想去看看你，石川同志和你联系后说你很忙，所以我没有见了你，你可能不认识我，但经我自我介绍后，可能回忆起来了的。
   我姓王，名叫：色音巴雅尔。现任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时保三团的同志们知我蒙名的不多，叫王旗长的话知道的多些……。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的时候，在加玛图我决定要缴械乌兰花区中队时（企图叛变），我请驻在加玛图的保三团搞侦察工作的姓纪的参谋帮助我缴械，纪参谋答应帮助。正在进行缴械的时候，纪参谋命令他的战士，开机枪，抛手榴弹，造成我们旗大队战士死亡，受伤多人的事件。当时我们的战士们称之为纪参谋事件。
事件发生的当夜，林耀先同志带领他的部队到加玛图处理这个事件。第二天我到保康保三团部和团领导同志们研究，讨论善后工作和事件的处理问题。在这个解决事件的会议上你也参加了，这是我和你第一次见面。
    时隔多年，在“文革”我被打成“黑帮”“反革命”时的罪行之一就是纪参谋事件。以后平反，被解放重新工作后，从专案组的同志们听说你出证做证明了，纪参谋事件的真实情况，对摘掉我的“反革命”帽子起了很大作用，我向你表示感谢……。
色音巴雅尔（ 1988.1.18  内蒙）
李化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广州军区、武汉军区、及沈阳军区的所作所为说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要有骨气、勇气和智慧的。
在关键时期，李化民能够先后两次被军委调到需要用人的军区，不简单！
在文革风浪中能够为后来的两位军委副主席及其他同志做公正的评价，不容易！
能够在湖北省、武汉军区反复旧和批林批孔两次大运动中，为转变局势做出重要贡献，不一般！
能够在长达23年里，历尽五代领导人，从1969年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连续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以大军区副职（少将）的身份进入只有大军区正职才能进入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三大又续任，直到1992年十四大中顾问委员会撤销，不平常！
这一切说明他是一个正派的、有水平的干部，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他，信任他！
结束语
最后摘录原武汉军区作战部长张志学，在他的回忆录“令人难忘的李化民老首长”里的一段文字，以部下和群众的角度对李化民为人的认识和评价，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72年我跟他到五十四军一六二师检查工作，晚上在招待所聊天。他说：你们年轻人要认真学习我们的党史、军史，吸取成功的经验，接受失误的教训。一事当前，要想未来，看未来，不能瞎呼噜！
他接着说：1931年冯玉祥的部队26路军宁都暴动， 季振同、黄中岳是主要领导人，那时我当班长，跟着起义参加了红军。季、黄是有大功的人，后来被我们自己错杀了，直到现在想起来，都很痛心！
他说这些话，不言而喻，传递的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
众所周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数不清的政治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常常是“城门起火，殃及池鱼”，一个倒下，株连数个。按李副司令员来说，他与刘丰（宁都暴动者〉、黄永胜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他清者自清，不仅与刘、黄的事不粘不连，更没有陷于任何事件的旋涡之中。这是他一直以来凭借坚持党的原则，不违背传统道德良知这条底线处人处事的结果。……。
李小怀   初稿  2015年6月18日于北京
         中稿  2015年6月21日于北京
         终稿  2015年6月22日于北京
附录：李化民简历
李化民甘肃省临洮县人，1915年8月生，1928年参加西北军，1931年在江西随26路军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班长、宣传队队长、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排长、干事、营政治指导员等职。参加了广东水口、东黄陂、建昌等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部政治协理员、团通信参谋、支队政治委员、代理师政委、副营长、营长兼教导员、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香城固、黄崖洞、马子滩、林南等战役战斗以及太行山根据地反“扫荡”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参加了四平、锦州、辽西、天津、湘赣、衡(阳)宝(庆)、解放广州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军长、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顾问等职。
战争年代，他服从命令，英勇作战，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战场指挥，机智、灵活、果断！作战意志，坚定、刚强，必胜！带出了一只勇于攻坚，敢于胜利的英雄部队：四十四军一三二师。
解放后和平年代，他努力学习文化及现代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与作战指挥能力；在政治运动中，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关心、保护同志、战友。
在担任军队的相关领导岗位上，他按照党的建军思想，带领部队。在具体工作中，他掌控大局，坚决执行、落实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他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及时指导、总结部队作战、训练、建设中的经验，解决部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坚持高标准地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为提高所属部队的战斗力贡献了力量。
1985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国家和军队建设，积极调查研究，提建议；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关心下一代，关心家乡建设；他不遗余力发挥余热，尽了一个老同志的责任。

李化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十三大继续当选。
1955年李化民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2002年8月24日因病医治无效，李化民同志在武汉逝世，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