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郭沫若对儿子见死不救:我也为了中国好

郭沫若向金日成将军献花
    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文革”中仅存的文化大家，其它同时代的文化人几乎都去了牛棚或者蹲了监狱，或者命归黄泉，唯有他似乎依然风光无限地做着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
    从一般意义上说，深得当时领袖赏识和信任的郭沫若，在那个狂热的时代里，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从反面向人们昭示，郭沫若内心深处，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六个儿子中最有才华的孩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X诗社。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被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致死，当时年仅二十六岁。
    如所共知，郭沫若一辈子充当“歌德派”，因而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却有两个儿子因不满现实而屈死。郭沫若的歌功颂德态度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保全家人的性命。
    郭世英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就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起是“X诗社”。一九六二年岁末，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等人结成诗社。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郭世英曾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母亲诉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后来，诗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
    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把他们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有关方面慑于郭沫若的地位，对他儿子从轻发落。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五年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们的非人折磨，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儿子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打击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和人生态度。尤其当他临死的时候，竟然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但是，毫无疑问，郭沫若从自己儿子的死亡当中得到顿悟和突然清醒。从儿子死后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闭门不出，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宣泄自己内心的苦痛。我们从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书法笔迹刚劲，一丝不苟，其内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40116/18292102.html
郭沫若向金日成将军献花
    郭沫若可以说是中国“文革”中仅存的文化大家，其它同时代的文化人几乎都去了牛棚或者蹲了监狱，或者命归黄泉，唯有他似乎依然风光无限地做着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和旗帜。
    从一般意义上说，深得当时领袖赏识和信任的郭沫若，在那个狂热的时代里，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却从反面向人们昭示，郭沫若内心深处，却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悲苦。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也是他六个儿子中最有才华的孩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世英在北京大中学校组织了X诗社。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早晨，被非法绑架关押迫害致死，当时年仅二十六岁。
    如所共知，郭沫若一辈子充当“歌德派”，因而享尽荣华富贵，但是他却有两个儿子因不满现实而屈死。郭沫若的歌功颂德态度虽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却没有保全家人的性命。
    郭世英一九四二年出生，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就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起是“X诗社”。一九六二年岁末，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等人结成诗社。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
    郭世英曾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母亲诉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后来，诗社被定性为反动组织。
    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把他们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有关方面慑于郭沫若的地位，对他儿子从轻发落。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一九六五年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
    殊不料不到一年“文革”开场。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郭世英忍受不了他们的非人折磨，从关押他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毅然赴死。
    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儿子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外表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打击所致，郭世英之死则是对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郭沫若竟然回答：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尽管，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不能理解作为一代文化巨擘的郭沫若在“文革”中的很多行为和人生态度。尤其当他临死的时候，竟然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大寨的虎头山上！但是，毫无疑问，郭沫若从自己儿子的死亡当中得到顿悟和突然清醒。从儿子死后的次日，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闭门不出，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宣泄自己内心的苦痛。我们从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中可以看到老人家书法笔迹刚劲，一丝不苟，其内心的巨大悲苦昭然若揭！
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 ... 40116/182921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