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现在依然是中华帝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6:41:38
袁世凯死了，对于民国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肯定都会说好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啊！
但是，假如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普通的寻常人家，可能真的就不会这么说了，事实很明显，袁世凯没被搞垮之前，中国不管怎样全国还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国家。
但我门再看看，袁世凯下台后呐！国已不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为一己私利，相互攻伐，整个中国混乱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危险。
我门再来看一看是哪些人在反袁，一群披着革命外衣的地方势力军阀，他们靠着辛亥革民发了政治财，把自身篡夺的地方行政权，用革命的外衣让其合法化了。
他们之所以要反袁，仅仅也只是为了保证自己既得利益。
此时，袁世凯称不称帝已经并不重要了，称帝只是其白捡的一个借口，让他们能够站在道德的一个神助攻。
纵使袁世凯不称帝，那些地方实力派也不会给袁世凯好脸色，很简单，只要袁世凯要想把中国弄上正轨，中央收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央收权就躲不开的要侵犯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不会乖乖就擒，一定会殊死搏斗。
所以说，那场地方和中央的军事与政治的决斗注定了不可避免。
只过代表中央的袁世凯集团，在政治决斗中，打了一手烂牌，让整个中央，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受到文人墨客的口诛笔伐。
哪些既得利益体们，在“革命”的外衣下，高喊着“为乐尊严、为了人格，为乐信仰而战”，绑架民意，开始了合法化动乱，把中国人民又一次拉进了战争漩涡。
那百姓真的需要这所谓的“革命”吗？我想不是，他们要的是和平，没有杀戮的日子。
哪些所谓的革命，其实大多数都是哪些政客们玩的文字游戏，真正的革民者早已淹没在无良政客的洪流中了，普通民众从“革命”中，并没有得到了什么自由和平、仁慈博爱。
以前是大清鞑子的奴才，现在是大官人的奴才，只不过现在改了个时髦的名字“公民”。
生活也没多大的改变，硬要说就是不用跪拜磕头了，但这真的是百姓需要的吗？
无休止的杀戮、恐慌换来也就仅仅是这个……
我们现在课本对于这件事件是这么说的：一切试图倒行逆施称帝复辟的痴心妄想都不会成功，中国人民不是天生的奴才，新的一页确然是揭开了。
但是，事实上真的掀开了吗？
没有！答案非常的肯定。
袁世凯的离开，仅仅是反袁势力的政治胜利，军事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战绩。
所以，北洋集团并没有挂掉，仅仅是他们抛弃了旧主子，内部搞了个分裂。
所谓的反袁运动，作用不管说的有多高大上，其实说到实际一点，就是让民国初年的中国更乱了……袁世凯死了，对于民国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肯定都会说好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啊！
但是，假如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普通的寻常人家，可能真的就不会这么说了，事实很明显，袁世凯没被搞垮之前，中国不管怎样全国还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国家。
但我门再看看，袁世凯下台后呐！国已不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为一己私利，相互攻伐，整个中国混乱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危险。
我门再来看一看是哪些人在反袁，一群披着革命外衣的地方势力军阀，他们靠着辛亥革民发了政治财，把自身篡夺的地方行政权，用革命的外衣让其合法化了。
他们之所以要反袁，仅仅也只是为了保证自己既得利益。
此时，袁世凯称不称帝已经并不重要了，称帝只是其白捡的一个借口，让他们能够站在道德的一个神助攻。
纵使袁世凯不称帝，那些地方实力派也不会给袁世凯好脸色，很简单，只要袁世凯要想把中国弄上正轨，中央收权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央收权就躲不开的要侵犯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不会乖乖就擒，一定会殊死搏斗。
所以说，那场地方和中央的军事与政治的决斗注定了不可避免。
只过代表中央的袁世凯集团，在政治决斗中，打了一手烂牌，让整个中央，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受到文人墨客的口诛笔伐。
哪些既得利益体们，在“革命”的外衣下，高喊着“为乐尊严、为了人格，为乐信仰而战”，绑架民意，开始了合法化动乱，把中国人民又一次拉进了战争漩涡。
那百姓真的需要这所谓的“革命”吗？我想不是，他们要的是和平，没有杀戮的日子。
哪些所谓的革命，其实大多数都是哪些政客们玩的文字游戏，真正的革民者早已淹没在无良政客的洪流中了，普通民众从“革命”中，并没有得到了什么自由和平、仁慈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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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也没多大的改变，硬要说就是不用跪拜磕头了，但这真的是百姓需要的吗？
无休止的杀戮、恐慌换来也就仅仅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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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上真的掀开了吗？
没有！答案非常的肯定。
袁世凯的离开，仅仅是反袁势力的政治胜利，军事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战绩。
所以，北洋集团并没有挂掉，仅仅是他们抛弃了旧主子，内部搞了个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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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普通的寻常人家，可能真的就不会这么说了，事实很明显，袁世凯没被搞垮之前，中国不管怎样全国还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国家。
但我门再看看，袁世凯下台后呐！国已不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为一己私利，相互攻伐，整个中国混乱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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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袁世凯称不称帝已经并不重要了，称帝只是其白捡的一个借口，让他们能够站在道德的一个神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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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集团肯定不会乖乖就擒，一定会殊死搏斗。
所以说，那场地方和中央的军事与政治的决斗注定了不可避免。
只过代表中央的袁世凯集团，在政治决斗中，打了一手烂牌，让整个中央，失去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并受到文人墨客的口诛笔伐。
哪些既得利益体们，在“革命”的外衣下，高喊着“为乐尊严、为了人格，为乐信仰而战”，绑架民意，开始了合法化动乱，把中国人民又一次拉进了战争漩涡。
那百姓真的需要这所谓的“革命”吗？我想不是，他们要的是和平，没有杀戮的日子。
哪些所谓的革命，其实大多数都是哪些政客们玩的文字游戏，真正的革民者早已淹没在无良政客的洪流中了，普通民众从“革命”中，并没有得到了什么自由和平、仁慈博爱。
以前是大清鞑子的奴才，现在是大官人的奴才，只不过现在改了个时髦的名字“公民”。
生活也没多大的改变，硬要说就是不用跪拜磕头了，但这真的是百姓需要的吗？
无休止的杀戮、恐慌换来也就仅仅是这个……
我们现在课本对于这件事件是这么说的：一切试图倒行逆施称帝复辟的痴心妄想都不会成功，中国人民不是天生的奴才，新的一页确然是揭开了。
但是，事实上真的掀开了吗？
没有！答案非常的肯定。
袁世凯的离开，仅仅是反袁势力的政治胜利，军事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战绩。
所以，北洋集团并没有挂掉，仅仅是他们抛弃了旧主子，内部搞了个分裂。
所谓的反袁运动，作用不管说的有多高大上，其实说到实际一点，就是让民国初年的中国更乱了……袁世凯死了，对于民国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想大家肯定都会说好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啊！
但是，假如我们穿越回那个时代，成为一名普通的寻常人家，可能真的就不会这么说了，事实很明显，袁世凯没被搞垮之前，中国不管怎样全国还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国家。
但我门再看看，袁世凯下台后呐！国已不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为一己私利，相互攻伐，整个中国混乱不堪，随时都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危险。
我门再来看一看是哪些人在反袁，一群披着革命外衣的地方势力军阀，他们靠着辛亥革民发了政治财，把自身篡夺的地方行政权，用革命的外衣让其合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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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离开，仅仅是反袁势力的政治胜利，军事上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战绩。
所以，北洋集团并没有挂掉，仅仅是他们抛弃了旧主子，内部搞了个分裂。
所谓的反袁运动，作用不管说的有多高大上，其实说到实际一点，就是让民国初年的中国更乱了……
有一点点道理。。
呵呵，楼主指望以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北洋政权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工业化。
梁启超一百年前都知道袁世凯内不能真正削藩外不能对抗列强称帝必然失败，楼主一百年后依然看不透。
梁启超一百年前都知道袁世凯内不能真正削藩外不能对抗列强称帝必然失败，楼主一百年后依然看不透。
作者：杨爱红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相对来说，袁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但是，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1407万余元，6月支出1349万余元。因此，财政更困难。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200元以上至300元者暂减一成，300至500者减二成，500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600万元”。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200多万元。 如此庞大的支出费用，尤其是巨额的赔款、外债以及军费，迫使袁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挽救其经济上的窘迫。
一．1912年-1913年，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1913年间，袁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260余万元。（1912年10月以前为170多万两。）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305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255万余元）。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177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350~360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478万余元。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258万余元。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5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100多万元。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2000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的。
……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 …… ……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英镑；年息5.95%，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为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
（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中央税款。
此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附有的政治性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次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有限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 从此，续海关税之后，盐税也被银行团控制。 周辞职后，梁士诒在5月16日上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 ……自1913年底起，袁世凯本人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
二．1914年-1915年，袁政府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为度经济难关，袁世凯在直接经管财政事务后， ……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欧洲金融市场吃紧，外债来源断绝，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于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而，袁世凯政府利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得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
总体来看，1914年-1915年，袁政府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50万元。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35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2000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1600万元，九四折，六厘息，12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800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1000万元。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
在支出方面，袁世凯自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300万元，政费220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299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57万余元；政费仅支银290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65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1200余万元"。至此，财政情况开始好转。……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年）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5000万元以上。……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
而且，哀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 …… …… ……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三．袁政府时期几项重大的税收制度概况和变革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归总税务司经征。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订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巩财政，外昭国信”。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
三．田赋。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下、漕米改征银元。……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麟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清丈”。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
四．厘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4747万余元。
五．常关税。……
六．验契和契税。……
七．烟酒税。……
除以上主要税收，其他捐税尚有当税、牙税、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间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四．金融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着手统一货币，几经研究于1914年规定新币1元重7钱2分，成色为89，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零8毫加铜铸成1元，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为“袁头币”（即「袁大头」——杨爱红按）。…… 在统一银币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顿。……由于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信用坚挺，商民都乐于兑换，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正当币制改革稳步进行之际，袁世凯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京钞风潮”。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为筹备登极大典花去的经费超过2000万元。不久，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袁世凯为对滇用兵，急于筹措军费，使国库开支陡然困迫起来。支出方面，仅军队每月加饷需要560余万元;收入方面， 各省或宣布独立，或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强行截款，使袁世凯失去了各省的财路。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袁世凯失势，也纷纷撕毁进行中的各项经济合同，断绝了对袁世凯的一切援助。袁在内外财源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伸手。
此时，袁世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岌岌可危。中、交两行准备日渐空虚，于是便出现挤兑问题。首先是京城官宦大贾至中、交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之商民人等也纷纷争相兑现持票。至1916年5月上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挤兑，致使中、交两行无法招架。从而，北洋政府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在梁士诒、周自齐的主张下，决定中、交两行自5月12日起停止兑现。 ……袁世凯……于停兑令发出二十余日后忧惧而死。然而，“京钞风潮”却并未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的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直至1920年以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概括起来讲，袁项城的北洋政府，从一开始就靠着外债续命，等到一战爆发、外债不好借了，财政就迅速走向总崩溃了。在此期间，袁项城固然是采取了一系列续命手段，可是他没法儿打破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从地主和旧式盐商虎口夺食（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盐政改革妥协和清丈田亩失败），就只好在商品流通环节和金融领域做文章、在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上文中提到的交通系和张謇）那儿强行化缘，甚至还把军队撒出去就食，于是便坐实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封建军阀」的判词——呃，95后、00后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这种词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实事求是地讲，袁项城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得要向地主和旧式盐商之流多收点税，他也知道要投资工业。可是，他的北洋军和北洋政府就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他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袁项城绕来绕去都不可能给「自己人」放血。即使他想借称帝来重塑中央权威，也已经无力回天了，反而加速了总崩溃的到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叫「阶级属性」。
袁项城的北洋政府，其封建军阀政权或者说地主阶级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力也无愿触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就无法从广大农村汲取剩余产品投入到工业化中，也就无力开辟新的、更可靠的财源，也就无法应对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也就必然不断走向崩溃。从这个意见上讲，「卖国」就是封建军阀们的固有属性——除了「卖国」，别的生意搞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们维持统治。与之相比，孙文好歹还敢提出征收财产累进税，对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大力投资工业的地主阶级开刀，这就叫进步性。袁项城以及后继的军头们，可能确实是有「爱国心」的；可他们的「爱国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卖国的时候用来讨价还价，以便把「国」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相对来说，袁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但是，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1407万余元，6月支出1349万余元。因此，财政更困难。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200元以上至300元者暂减一成，300至500者减二成，500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600万元”。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200多万元。 如此庞大的支出费用，尤其是巨额的赔款、外债以及军费，迫使袁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挽救其经济上的窘迫。
一．1912年-1913年，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1913年间，袁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260余万元。（1912年10月以前为170多万两。）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305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255万余元）。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177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350~360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478万余元。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258万余元。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5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100多万元。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2000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的。
……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 …… ……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英镑；年息5.95%，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为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
（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中央税款。
此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附有的政治性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次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有限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 从此，续海关税之后，盐税也被银行团控制。 周辞职后，梁士诒在5月16日上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 ……自1913年底起，袁世凯本人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
二．1914年-1915年，袁政府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为度经济难关，袁世凯在直接经管财政事务后， ……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欧洲金融市场吃紧，外债来源断绝，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于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而，袁世凯政府利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得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
总体来看，1914年-1915年，袁政府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50万元。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35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2000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1600万元，九四折，六厘息，12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800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1000万元。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
在支出方面，袁世凯自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300万元，政费220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299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57万余元；政费仅支银290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65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1200余万元"。至此，财政情况开始好转。……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年）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5000万元以上。……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
而且，哀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 …… …… ……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三．袁政府时期几项重大的税收制度概况和变革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归总税务司经征。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订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巩财政，外昭国信”。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
三．田赋。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下、漕米改征银元。……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麟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清丈”。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
四．厘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4747万余元。
五．常关税。……
六．验契和契税。……
七．烟酒税。……
除以上主要税收，其他捐税尚有当税、牙税、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间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四．金融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着手统一货币，几经研究于1914年规定新币1元重7钱2分，成色为89，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零8毫加铜铸成1元，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为“袁头币”（即「袁大头」——杨爱红按）。…… 在统一银币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顿。……由于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信用坚挺，商民都乐于兑换，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正当币制改革稳步进行之际，袁世凯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京钞风潮”。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为筹备登极大典花去的经费超过2000万元。不久，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袁世凯为对滇用兵，急于筹措军费，使国库开支陡然困迫起来。支出方面，仅军队每月加饷需要560余万元;收入方面， 各省或宣布独立，或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强行截款，使袁世凯失去了各省的财路。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袁世凯失势，也纷纷撕毁进行中的各项经济合同，断绝了对袁世凯的一切援助。袁在内外财源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伸手。
此时，袁世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岌岌可危。中、交两行准备日渐空虚，于是便出现挤兑问题。首先是京城官宦大贾至中、交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之商民人等也纷纷争相兑现持票。至1916年5月上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挤兑，致使中、交两行无法招架。从而，北洋政府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在梁士诒、周自齐的主张下，决定中、交两行自5月12日起停止兑现。 ……袁世凯……于停兑令发出二十余日后忧惧而死。然而，“京钞风潮”却并未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的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直至1920年以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概括起来讲，袁项城的北洋政府，从一开始就靠着外债续命，等到一战爆发、外债不好借了，财政就迅速走向总崩溃了。在此期间，袁项城固然是采取了一系列续命手段，可是他没法儿打破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从地主和旧式盐商虎口夺食（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盐政改革妥协和清丈田亩失败），就只好在商品流通环节和金融领域做文章、在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上文中提到的交通系和张謇）那儿强行化缘，甚至还把军队撒出去就食，于是便坐实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封建军阀」的判词——呃，95后、00后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这种词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实事求是地讲，袁项城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得要向地主和旧式盐商之流多收点税，他也知道要投资工业。可是，他的北洋军和北洋政府就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他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袁项城绕来绕去都不可能给「自己人」放血。即使他想借称帝来重塑中央权威，也已经无力回天了，反而加速了总崩溃的到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叫「阶级属性」。
袁项城的北洋政府，其封建军阀政权或者说地主阶级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力也无愿触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就无法从广大农村汲取剩余产品投入到工业化中，也就无力开辟新的、更可靠的财源，也就无法应对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也就必然不断走向崩溃。从这个意见上讲，「卖国」就是封建军阀们的固有属性——除了「卖国」，别的生意搞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们维持统治。与之相比，孙文好歹还敢提出征收财产累进税，对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大力投资工业的地主阶级开刀，这就叫进步性。袁项城以及后继的军头们，可能确实是有「爱国心」的；可他们的「爱国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卖国的时候用来讨价还价，以便把「国」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不可能，在清初黄宗羲等人已经对帝制开始质疑了，按照中国人的世俗化传统，一旦接受了外来思想的冲击，再反思自己的处境，必然会把帝制往死里整。
有贺长雄就是用和楼主同样的理论把袁世凯带上死路的。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大阪人。188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4年初任枢密院书记官。1886—1887年留学德、奥，获得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回日本后仍任枢密院书记官，与日本元老颇有交往。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有贺长雄担任日本陆军大将、陆军大臣兼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伯爵的国际法顾问官。
甲午战争中，有贺长雄及其同僚们创作了诸如《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法语）、《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英语）等国际法作品。为日军洗地。
“日本发布了保护停留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法令，这在上文已述及。她克制自己不去使用志愿者，因为这些人不属于正规军。她禁止使用私掠船作为报复，并严禁甚至是最轻微种类的抢劫。此外，她对受伤战俘照料得如同自己军人一样好。她给予所有战俘以最大的宽容。她有效地治理着占领地的人民，并释放了上千战斗人员，这些人已在威海卫投降。我们不敢冒险去列举完这类例子，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
同样在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国际法著作里，有贺长雄们竭力将中国描述成了一个“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中国士兵对日军伤病俘虏施加虐待；中国士兵依然保持着割取敌军尸体首级的野蛮习惯；中国士兵甚至虐杀并肢解日军俘虏；中国政府在宣战诏书要求将所有日本帆船；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中国的非战斗人员……总而言之，正如有贺长雄所总结的那样，“日清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此次战争的某种特异性质，在这场战争中，交战两国中的一方严格尊奉着战争法惯例，而另一方却严重违反了它。”
因为这些作品，有贺长雄在世界上声名鹊起。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题为《欧美政治要义》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就是由有贺长雄捉刀完成的。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有贺长雄又担任了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的国际法顾问。日俄战争结束后，有贺长雄出版了《日俄战后国际法论》、《满洲委任统治论》等著作，再次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辩护，向日本政府献“处分满洲”之策。在《满洲委任统治论》一书中，有贺长雄主张日本在满洲实行“委任统治”，即“满洲仍属中国之主权，而日本天皇受中国之委任，以统治其地。”他认为，日本对于满洲行使局部保护权，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即代理统治主义、联合行政主义和监督行政主义。在以上三种方法中，以代理统治主义最为理想。他说：“为日本计，则代理统治主义其最有利益者也。盖日本为满洲之事已掷多大之人命与财产，则其偿之也，亦不可不有多大之利益。若联合行政主义则日本之利益已与中国共之。监督行政主义则举其利益之全部拱手以奉中国，日本所供之牺牲尽掷于虚牝。且以俄国之大，虽割土地赔军费，犹不足制其野心。日本苟不扼其咽喉，则今日日本退，明日俄国来，战胜之利益犹之未也。故以报酬言，日本之代理统治尤其最廉者也。”他还说：“清国以满洲之统治委于日本，决无丝毫伤及其主权，何以故？ 清国以自由之意志缔结条约，故犹土耳其以昔布里斯委英，以坡赫两地委奥，无丝毫伤土之主权。何以故？土耳其以自由意志缔结条约故。”对于有贺长雄的这种轻描淡写的强盗逻辑，梁启超评论道：“呜呼！吾不知有贺氏为此言，将以欺世界耶？抑还自欺也？自欺则何必欺世界，又安能彼直以一手掩我四万万人目云尔！”
袁世凯聘请莫理循为政治顾问是1912年8月1日，莫理循向袁世凯推荐有贺长雄为顾问，应当就在此后不久，不过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打算聘用有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刚刚迁至北京不久，孙中山即将北上与袁世凯举行历史性会面，稍后黄兴亦北上与孙、袁等一起商谈国事，双方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很热络，此时聘请有贺长雄这样一个来自“君主政体性质的国家”的人为政府顾问，自然不合时宜。不过，据日方所藏资料，在12月24日仓知外务次官致福原文部次官的信中，曾谈到袁世凯发布招聘法律学者通告的事情，说明袁世凯的想法至迟到1912年底已经发生变化。有贺后来在回顾应聘始末时，也说1913年1月的时候，袁世凯曾打电报给驻日公使汪大燮，请汪与大隈重信联系，督促有贺应聘。1913年3月有贺到北京时，形势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国会即将于4月份召开，袁世凯急需法律顾问，以便在制定法律特别是起草宪法时，能够发出声音，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正急剧恶化。就在有贺到京5天后，即3月13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国民党和袁世凯撕破脸皮，此时袁世凯公开任命有贺长雄为顾问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有关资料表明，聘请有贺长雄为法制顾问一事，中日之间通过外交途径往返商榷达数月之久，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有贺长雄在顾问任上的待遇问题。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坚持要求袁世凯给有贺长雄每年 4000英镑的薪金，并且一次订立长达5年的合同。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最后中日双方商定有贺氏的年俸金是38000日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1英镑相当于9.796日元，约相当于中国银元10 元。照此换算，中国银元与日元之比值大约为1∶0.9796；那么，有贺长雄的年薪应为38790银元，此一数字远远高出中国国务总理的收入， 仅次于大总统袁世凯。有贺长雄在6年多的顾问任期内，仅法定薪水一项，就捞走了中国人23万多银元的血汗钱，袁世凯给予他的额外赏赐还不在内。
袁世凯称帝前，先是袁氏的洋顾问古德诺发表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公然声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然后又有袁氏聘请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杜撰出一种“国权授受说”
——按照有贺长雄的说法，“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换句话说，既然民国的成立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清帝逊位所致，则《临时约法》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都不能成立，必须重修一部“主权在国”在约法。
而“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恰恰是中华民国“共和”的基础，否定了这两条，则民国无“民”，共和不“和”，政体只能转向集权与独裁——1914年袁氏的独裁约法，正是按照有贺长雄的理论打造出来的。
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大阪人。188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84年初任枢密院书记官。1886—1887年留学德、奥，获得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回日本后仍任枢密院书记官，与日本元老颇有交往。
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有贺长雄担任日本陆军大将、陆军大臣兼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伯爵的国际法顾问官。
甲午战争中，有贺长雄及其同僚们创作了诸如《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法语）、《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英语）等国际法作品。为日军洗地。
“日本发布了保护停留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法令，这在上文已述及。她克制自己不去使用志愿者，因为这些人不属于正规军。她禁止使用私掠船作为报复，并严禁甚至是最轻微种类的抢劫。此外，她对受伤战俘照料得如同自己军人一样好。她给予所有战俘以最大的宽容。她有效地治理着占领地的人民，并释放了上千战斗人员，这些人已在威海卫投降。我们不敢冒险去列举完这类例子，因为它们实在太多了……”
同样在这些面向西方读者的国际法著作里，有贺长雄们竭力将中国描述成了一个“未开化”的野蛮国家——中国士兵对日军伤病俘虏施加虐待；中国士兵依然保持着割取敌军尸体首级的野蛮习惯；中国士兵甚至虐杀并肢解日军俘虏；中国政府在宣战诏书要求将所有日本帆船；国不仅杀害战斗人员，还杀害战争爆发后滞留在中国的非战斗人员……总而言之，正如有贺长雄所总结的那样，“日清战役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此次战争的某种特异性质，在这场战争中，交战两国中的一方严格尊奉着战争法惯例，而另一方却严重违反了它。”
因为这些作品，有贺长雄在世界上声名鹊起。1905年，清政府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国后向朝廷提交了题为《欧美政治要义》的报告书，这份报告书就是由有贺长雄捉刀完成的。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有贺长雄又担任了日本陆军第三军司令官乃木希典的国际法顾问。日俄战争结束后，有贺长雄出版了《日俄战后国际法论》、《满洲委任统治论》等著作，再次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辩护，向日本政府献“处分满洲”之策。在《满洲委任统治论》一书中，有贺长雄主张日本在满洲实行“委任统治”，即“满洲仍属中国之主权，而日本天皇受中国之委任，以统治其地。”他认为，日本对于满洲行使局部保护权，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法，即代理统治主义、联合行政主义和监督行政主义。在以上三种方法中，以代理统治主义最为理想。他说：“为日本计，则代理统治主义其最有利益者也。盖日本为满洲之事已掷多大之人命与财产，则其偿之也，亦不可不有多大之利益。若联合行政主义则日本之利益已与中国共之。监督行政主义则举其利益之全部拱手以奉中国，日本所供之牺牲尽掷于虚牝。且以俄国之大，虽割土地赔军费，犹不足制其野心。日本苟不扼其咽喉，则今日日本退，明日俄国来，战胜之利益犹之未也。故以报酬言，日本之代理统治尤其最廉者也。”他还说：“清国以满洲之统治委于日本，决无丝毫伤及其主权，何以故？ 清国以自由之意志缔结条约，故犹土耳其以昔布里斯委英，以坡赫两地委奥，无丝毫伤土之主权。何以故？土耳其以自由意志缔结条约故。”对于有贺长雄的这种轻描淡写的强盗逻辑，梁启超评论道：“呜呼！吾不知有贺氏为此言，将以欺世界耶？抑还自欺也？自欺则何必欺世界，又安能彼直以一手掩我四万万人目云尔！”
袁世凯聘请莫理循为政治顾问是1912年8月1日，莫理循向袁世凯推荐有贺长雄为顾问，应当就在此后不久，不过当时袁世凯并没有打算聘用有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刚刚迁至北京不久，孙中山即将北上与袁世凯举行历史性会面，稍后黄兴亦北上与孙、袁等一起商谈国事，双方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很热络，此时聘请有贺长雄这样一个来自“君主政体性质的国家”的人为政府顾问，自然不合时宜。不过，据日方所藏资料，在12月24日仓知外务次官致福原文部次官的信中，曾谈到袁世凯发布招聘法律学者通告的事情，说明袁世凯的想法至迟到1912年底已经发生变化。有贺后来在回顾应聘始末时，也说1913年1月的时候，袁世凯曾打电报给驻日公使汪大燮，请汪与大隈重信联系，督促有贺应聘。1913年3月有贺到北京时，形势已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国会即将于4月份召开，袁世凯急需法律顾问，以便在制定法律特别是起草宪法时，能够发出声音，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关系正急剧恶化。就在有贺到京5天后，即3月13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国民党和袁世凯撕破脸皮，此时袁世凯公开任命有贺长雄为顾问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有关资料表明，聘请有贺长雄为法制顾问一事，中日之间通过外交途径往返商榷达数月之久，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有贺长雄在顾问任上的待遇问题。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坚持要求袁世凯给有贺长雄每年 4000英镑的薪金，并且一次订立长达5年的合同。日本方面的资料显示，最后中日双方商定有贺氏的年俸金是38000日元。据有关资料显示，当时1英镑相当于9.796日元，约相当于中国银元10 元。照此换算，中国银元与日元之比值大约为1∶0.9796；那么，有贺长雄的年薪应为38790银元，此一数字远远高出中国国务总理的收入， 仅次于大总统袁世凯。有贺长雄在6年多的顾问任期内，仅法定薪水一项，就捞走了中国人23万多银元的血汗钱，袁世凯给予他的额外赏赐还不在内。
袁世凯称帝前，先是袁氏的洋顾问古德诺发表文章《共和与君主论》，公然声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然后又有袁氏聘请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以“资深政治家”的身份杜撰出一种“国权授受说”
——按照有贺长雄的说法，“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换句话说，既然民国的成立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清帝逊位所致，则《临时约法》所谓的“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都不能成立，必须重修一部“主权在国”在约法。
而“主权在民”、“立法权在民”，恰恰是中华民国“共和”的基础，否定了这两条，则民国无“民”，共和不“和”，政体只能转向集权与独裁——1914年袁氏的独裁约法，正是按照有贺长雄的理论打造出来的。
老袁想要成功，就必须先反对他自己所在的阶级------------而这恰恰他做不到的
袁的问题在于。。。。他本人再有能力太再强大，但他没有足够力量的继承者啊。。。他即使能多活十年削平天下，他还是个军政府啊，他儿子又不行。。。称不称帝实际都白扯。要稳定国家必先诛冯段曹等再上宋教仁辈。。。。玛德，说着说着我怎么就忽然想到彭林刘等了。。。（无意，勿多想）
袁的问题在于。。。。他本人再有能力太再强大，但他没有足够力量的继承者啊。。。他即使能多活十年削平天下，他还是个军政府啊，他儿子又不行。。。称不称帝实际都白扯。要稳定国家必先诛冯段曹等再上宋教仁辈。。。。玛德，说着说着我怎么就忽然想到彭林刘等了。。。（无意，勿多想）
马甲-社会主义好 发表于 2015-11-8 00:42
袁的问题在于。。。。他本人再有能力太再强大，但他没有足够力量的继承者啊。。。他即使能多活十年削平天下 ...
武则天发来贺电
袁的问题在于。。。。他本人再有能力太再强大，但他没有足够力量的继承者啊。。。他即使能多活十年削平天下 ...
武则天发来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