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洋军阀们和日本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2:37:43


有很多人以为北洋军阀反日,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跟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北洋军阀何能例外?


青木宣纯、有贺长雄和袁世凯的密切关系。 青木宣纯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就和北洋密切合作,有贺长雄则是袁世凯称帝的两大设计师之一(另一个是杨度,古德诺是被袁氏利用了)


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张作霖靠关东军打败郭松龄。 为了请关东军出马,张作霖答应了当时日本方面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包括日本人觊觎已久的增筑铁路线,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


最后说说很多人吹嘘的吴佩孚。

1939年,中国死了两个很有名的人:1939年12月4日,前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因牙病死于当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此前不久,1939年11月12日,一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医生,因为手术中划破手指,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死于抗战前线。

死于沦陷区而且拿着伪政府补贴的吴佩孚,却得到了死在抗战前线的白求恩望尘莫及的哀荣。吴佩孚的葬礼据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最隆重的一次。装殓吴佩孚尸体的棺材,是金丝楠木做成的,号称北方第一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大人物,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华北日占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而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亦对其深表哀悼,不仅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还为吴佩孚举办了盛大的追悼大会。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发表谈话对吴佩孚大加赞扬。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同时,关于吴佩孚被日本人谋杀的说法,也开始被大肆渲染。

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吴佩孚虽然身陷敌后,但坚贞不屈,坚决不被日本人利用,最后日本人招安不成,起了杀心——趁吴佩孚患牙病之机,派日本医生将吴佩孚杀死。
谋杀说无疑最符合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一个坚决不被日本人收买,坚决不做汉奸,宁死不屈,最后以死报国的大英雄大豪杰,无疑对激励国民的斗志有巨大的作用。吴佩孚是不是被日本人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国人,国民政府需要他是被日本人杀的,所以最后他就只能是被日本人杀的。


实际上,仔细推敲一下的话,这种“谋杀说”其实站不住脚。

首先日本人没有杀他的必要。
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吴佩孚保持大节算是没错的,但如果说他有多坚贞,那却也未必。与吴佩孚同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面对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毅然选择了从天津南下,脱离日本人控制,投奔国民政府,受到了蒋介石的厚待。而吴佩孚却始终在日占区待着没动。
吴佩孚当时的表现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质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也通电反对伪满洲国;但另一方面,他明知道自己是日伪拉拢的对象,却依然留在北京不走,他的旧部齐燮元出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他也没断了交往。伪政权聘他为顾问,每月送车马费4000元,他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
说白了,吴佩孚是读书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拉不下脸来做汉奸是真的。但是他的气节,却远没有国民政府吹嘘的那么坚定。他不愿坏了名声,同时又明哲保身,在这种情况下,日伪政权除掉他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日本人来说,杀掉吴佩孚绝对是有害无益的。吴佩孚虽然下台,但北洋旧部众多,杀掉吴佩孚,显然不利于日本的拉拢工作。而且,杀掉一个毫无实权的吴佩孚给中国人制造一个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榜样,对日本也绝非好事。

最后,即使日本人真的要杀吴佩孚,有这么杀的吗?如果想杀吴佩孚立威,那就不如痛痛快快公开杀;如果想杀吴佩孚除隐患,那就应该悄悄地动手尽量不着痕迹;如果想立威又不便公开干,那暗杀于街头就是了。找个医生跑到人家里,在家人全在场的情况下一刀捅死,这不是存心把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吗?日本人哪有这么傻!

那么,吴佩孚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吴佩孚死前的病情记载有很多,其中有颇多矛盾之处。比较靠谱的,应该是吴佩孚幕僚汪祟屏先生的采访记录——《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还有吴佩孚后人吴运乾和吴运坤写的《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抛开记录中的个人倾向,我们尽量客观地将吴佩孚的病史还原一下。
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羊肉水饺时,一块碎骨渣或者沙粒之类的东西不巧嵌入左边一只镶有金牙套的槽牙的牙缝里,家人请了一个日本牙医到家里诊治,医生替吴佩孚拔出了这颗坏牙。既然镶着牙套,想来这颗牙早已坏得够呛,有严重的龋病。这次难以忍受的疼痛,应该是异物刺激引起的急性牙髓炎或者牙周的感染。
不幸的是,拔除这颗牙并没有缓解吴佩孚的病痛,相反,拔牙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吴佩孚左腭肿疼,粥水难咽,“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
在这段时间里,吴佩孚和家人病急乱投医,先后请了三名中医治疗,效果不佳。吴佩孚一会儿浑身发冷,一会儿发热。后来又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德国医生检查后,发现吴佩孚白细胞太少,建议输血和手术,但由于吴佩孚反对,最终也没有开刀输血。到12月3日,吴佩孚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开始嘱托后事。
12月4日早晨,德国西医再次建议入院开刀,吴佩孚依然坚决不肯去,他的家人开始准备后事。这时候,那个倒霉的日本医生来了,而且是吴佩孚的旧部齐燮元陪着来的。
吴佩孚不让德国医生治,自然也坚决拒绝日本医生治疗。最后在齐燮元的一再坚持下,同意让日本军医试一试,这位日本军医也同意试一试。据吴佩孚后人记载,当时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大家注意,日本医生的手术切口并非在口腔内进行,而是在腮部下方,这个手术切口的位置对于我们的病情分析非常重要。

实际上,吴佩孚死亡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牙科并发症:路德维希咽峡炎(Ludwig’s angina)。


路德维希咽峡炎,也称脓性颌下炎,也称口底多间隙感染,又称口底蜂窝织炎,多由口腔或牙根感染引起,以拔牙后多见。病原菌除咽部常见的溶血性链球菌外,多为厌氧菌,是口腔内感染在口底蜂窝组织内蔓延扩散的结果。
由于感染在口底间隙的蔓延和扩散,患者首先会出现颌周(腮部)自发性剧痛,灼热感,皮肤表面粗糙而红肿坚硬。病变初期,肿胀多在一侧,如炎症继续发展,会扩散至颌周整个口底间隙。患者语言不清,吞咽困难,不能正常进食。如肿胀向舌根、会厌或颈前发展,则可阻塞呼吸道,出现呼吸困难,并有发生窒息的危险。
在出现严重的局部感染症状的同时,由于大量的毒素和细菌入血,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症状和脓毒症表现,包括寒战、发热、白细胞计数升高或者下降。脓毒症发展到最后,会出现休克、昏迷、呼吸衰竭等表现,并最终导致患者多脏器衰竭死亡。

我们了解了路德维希咽峡炎的表现,再和吴佩孚当时的情况对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符合?

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德国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是科学合理的。一方面输血纠正患者全身情况,一方面手术处理感染病灶。感染病灶的处理方法是切开脓肿进行引流,让脓液流出,减轻组织内压力,避免感染进一步扩散和细菌、毒素继续不断地进入血液。路德维希咽峡炎的引流手术一般是在下颌骨下缘做横行切口,切开颈阔肌及深筋膜,然后在两侧下颌舌骨肌间做一垂直切口,向上分离进入舌下隙,做扩腔引流。从吴佩孚后人描述的那个日本军医的切口位置看,对方正是要做这种引流手术。事实上,如果吴佩孚听从德国医生的话及时处理,他还是有生还机会的。可惜吴佩孚一再自误,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至于那位倒霉的日本军医,说实话,他当时敢给吴佩孚做切开引流手术,胆子实在不是一般的大。从治疗角度,他选择给吴佩孚做手术并没有错,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患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毕竟还有一线机会可以争取,强过等死。
但是从风险角度,这个手术几乎把医生最忌讳的事情都占全了。
首先是手术风险非常大。手术虽然是救命的,但手术是有创治疗,本身就是一种损伤。脓毒血症的病情进展是非常快的,会短时间内对包括心肺在内的多个脏器造成严重损伤。吴佩孚已经66岁,本身就年老体弱,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手术耐受能力极差,手术刺激很容易引起患者出现意外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即使手术中能挺过来,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条件下,吴佩孚能否最终活下来依然是未知数。
其次是患者及家属都反对手术。这种风险极大的手术,如果家属和患者不强烈要求或者至少表示支持,几乎是没有医生敢做的,否则一旦患者死亡,那就等着家属当医闹吧。
最后,吴佩孚名气太大。如果搞砸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干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事实上最后也确实没洗清。吴佩孚死后,这个医生差点没被吴家人当场拿枪打死,而且背了个害死吴佩孚的名声直到现在。
果不其然,这个脑袋一根筋、毫无医患纠纷防范意识的日本医生一刀下去,吴佩孚就不行了。

为什么吴佩孚会术中死亡呢?路德维希咽峡炎的感染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咽喉部肿胀和呼吸道阻塞。在这种情况下,手术的牵拉挤压以及手术对迷走神经的刺激,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咽喉部和气管痉挛,引起患者出现严重窒息,而窒息一旦发生,在没有抢救设备和措施的情况下,患者短时间内就会死亡。
同时,作为高龄患者,吴佩孚心脏功能本来就差,脓毒症也会对心脏造成严重损害。在局部炎症严重的情况下,麻醉药物效果有限,手术中的疼痛刺激可引起患者突发心脏病死亡。而手术对迷走神经的刺激,也可诱发心搏骤停,导致患者死亡。
吴佩孚死前3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去世。他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导致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一个牙齿,断送了一代枭雄;一根手指,断送了一代名医。


有很多人以为北洋军阀反日,这当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民国时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跟日本人毫无关系的。北洋军阀何能例外?


青木宣纯、有贺长雄和袁世凯的密切关系。 青木宣纯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就和北洋密切合作,有贺长雄则是袁世凯称帝的两大设计师之一(另一个是杨度,古德诺是被袁氏利用了)


段祺瑞的西原借款。 寺内正毅曾得意地说,通过向中国借款,日本所攫取的政治、经济特权“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张作霖靠关东军打败郭松龄。 为了请关东军出马,张作霖答应了当时日本方面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包括日本人觊觎已久的增筑铁路线,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


最后说说很多人吹嘘的吴佩孚。

1939年,中国死了两个很有名的人:1939年12月4日,前北洋军阀巨头吴佩孚因牙病死于当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此前不久,1939年11月12日,一个叫白求恩的加拿大医生,因为手术中划破手指,伤口感染导致败血症,死于抗战前线。

死于沦陷区而且拿着伪政府补贴的吴佩孚,却得到了死在抗战前线的白求恩望尘莫及的哀荣。吴佩孚的葬礼据说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最隆重的一次。装殓吴佩孚尸体的棺材,是金丝楠木做成的,号称北方第一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大人物,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华北日占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而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亦对其深表哀悼,不仅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还为吴佩孚举办了盛大的追悼大会。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发表谈话对吴佩孚大加赞扬。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同时,关于吴佩孚被日本人谋杀的说法,也开始被大肆渲染。

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吴佩孚虽然身陷敌后,但坚贞不屈,坚决不被日本人利用,最后日本人招安不成,起了杀心——趁吴佩孚患牙病之机,派日本医生将吴佩孚杀死。
谋杀说无疑最符合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一个坚决不被日本人收买,坚决不做汉奸,宁死不屈,最后以死报国的大英雄大豪杰,无疑对激励国民的斗志有巨大的作用。吴佩孚是不是被日本人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激励国人,国民政府需要他是被日本人杀的,所以最后他就只能是被日本人杀的。


实际上,仔细推敲一下的话,这种“谋杀说”其实站不住脚。

首先日本人没有杀他的必要。
面对日本人的诱降,吴佩孚保持大节算是没错的,但如果说他有多坚贞,那却也未必。与吴佩孚同为北洋三杰的段祺瑞,面对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毅然选择了从天津南下,脱离日本人控制,投奔国民政府,受到了蒋介石的厚待。而吴佩孚却始终在日占区待着没动。
吴佩孚当时的表现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质问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也通电反对伪满洲国;但另一方面,他明知道自己是日伪拉拢的对象,却依然留在北京不走,他的旧部齐燮元出任伪京津卫戍司令,他也没断了交往。伪政权聘他为顾问,每月送车马费4000元,他也不声不响地收下了。
说白了,吴佩孚是读书人,年纪也大了,实在拉不下脸来做汉奸是真的。但是他的气节,却远没有国民政府吹嘘的那么坚定。他不愿坏了名声,同时又明哲保身,在这种情况下,日伪政权除掉他的理由并不充分。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日本人来说,杀掉吴佩孚绝对是有害无益的。吴佩孚虽然下台,但北洋旧部众多,杀掉吴佩孚,显然不利于日本的拉拢工作。而且,杀掉一个毫无实权的吴佩孚给中国人制造一个坚贞不屈的民族英雄榜样,对日本也绝非好事。

最后,即使日本人真的要杀吴佩孚,有这么杀的吗?如果想杀吴佩孚立威,那就不如痛痛快快公开杀;如果想杀吴佩孚除隐患,那就应该悄悄地动手尽量不着痕迹;如果想立威又不便公开干,那暗杀于街头就是了。找个医生跑到人家里,在家人全在场的情况下一刀捅死,这不是存心把屎盆子往自己脑门上扣吗?日本人哪有这么傻!

那么,吴佩孚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关于吴佩孚死前的病情记载有很多,其中有颇多矛盾之处。比较靠谱的,应该是吴佩孚幕僚汪祟屏先生的采访记录——《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还有吴佩孚后人吴运乾和吴运坤写的《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抛开记录中的个人倾向,我们尽量客观地将吴佩孚的病史还原一下。
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吃羊肉水饺时,一块碎骨渣或者沙粒之类的东西不巧嵌入左边一只镶有金牙套的槽牙的牙缝里,家人请了一个日本牙医到家里诊治,医生替吴佩孚拔出了这颗坏牙。既然镶着牙套,想来这颗牙早已坏得够呛,有严重的龋病。这次难以忍受的疼痛,应该是异物刺激引起的急性牙髓炎或者牙周的感染。
不幸的是,拔除这颗牙并没有缓解吴佩孚的病痛,相反,拔牙后出现了严重的感染,吴佩孚左腭肿疼,粥水难咽,“腮部肿胀,继而高烧昏迷”。
在这段时间里,吴佩孚和家人病急乱投医,先后请了三名中医治疗,效果不佳。吴佩孚一会儿浑身发冷,一会儿发热。后来又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德国医生检查后,发现吴佩孚白细胞太少,建议输血和手术,但由于吴佩孚反对,最终也没有开刀输血。到12月3日,吴佩孚觉得自己要不行了,开始嘱托后事。
12月4日早晨,德国西医再次建议入院开刀,吴佩孚依然坚决不肯去,他的家人开始准备后事。这时候,那个倒霉的日本医生来了,而且是吴佩孚的旧部齐燮元陪着来的。
吴佩孚不让德国医生治,自然也坚决拒绝日本医生治疗。最后在齐燮元的一再坚持下,同意让日本军医试一试,这位日本军医也同意试一试。据吴佩孚后人记载,当时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大家注意,日本医生的手术切口并非在口腔内进行,而是在腮部下方,这个手术切口的位置对于我们的病情分析非常重要。

实际上,吴佩孚死亡的根本原因,应该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牙科并发症:路德维希咽峡炎(Ludwig’s angina)。


路德维希咽峡炎,也称脓性颌下炎,也称口底多间隙感染,又称口底蜂窝织炎,多由口腔或牙根感染引起,以拔牙后多见。病原菌除咽部常见的溶血性链球菌外,多为厌氧菌,是口腔内感染在口底蜂窝组织内蔓延扩散的结果。
由于感染在口底间隙的蔓延和扩散,患者首先会出现颌周(腮部)自发性剧痛,灼热感,皮肤表面粗糙而红肿坚硬。病变初期,肿胀多在一侧,如炎症继续发展,会扩散至颌周整个口底间隙。患者语言不清,吞咽困难,不能正常进食。如肿胀向舌根、会厌或颈前发展,则可阻塞呼吸道,出现呼吸困难,并有发生窒息的危险。
在出现严重的局部感染症状的同时,由于大量的毒素和细菌入血,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全身感染症状和脓毒症表现,包括寒战、发热、白细胞计数升高或者下降。脓毒症发展到最后,会出现休克、昏迷、呼吸衰竭等表现,并最终导致患者多脏器衰竭死亡。

我们了解了路德维希咽峡炎的表现,再和吴佩孚当时的情况对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符合?

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德国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是科学合理的。一方面输血纠正患者全身情况,一方面手术处理感染病灶。感染病灶的处理方法是切开脓肿进行引流,让脓液流出,减轻组织内压力,避免感染进一步扩散和细菌、毒素继续不断地进入血液。路德维希咽峡炎的引流手术一般是在下颌骨下缘做横行切口,切开颈阔肌及深筋膜,然后在两侧下颌舌骨肌间做一垂直切口,向上分离进入舌下隙,做扩腔引流。从吴佩孚后人描述的那个日本军医的切口位置看,对方正是要做这种引流手术。事实上,如果吴佩孚听从德国医生的话及时处理,他还是有生还机会的。可惜吴佩孚一再自误,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至于那位倒霉的日本军医,说实话,他当时敢给吴佩孚做切开引流手术,胆子实在不是一般的大。从治疗角度,他选择给吴佩孚做手术并没有错,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患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毕竟还有一线机会可以争取,强过等死。
但是从风险角度,这个手术几乎把医生最忌讳的事情都占全了。
首先是手术风险非常大。手术虽然是救命的,但手术是有创治疗,本身就是一种损伤。脓毒血症的病情进展是非常快的,会短时间内对包括心肺在内的多个脏器造成严重损伤。吴佩孚已经66岁,本身就年老体弱,再加上疾病的折磨,手术耐受能力极差,手术刺激很容易引起患者出现意外甚至导致患者死亡。即使手术中能挺过来,在当时没有抗生素的条件下,吴佩孚能否最终活下来依然是未知数。
其次是患者及家属都反对手术。这种风险极大的手术,如果家属和患者不强烈要求或者至少表示支持,几乎是没有医生敢做的,否则一旦患者死亡,那就等着家属当医闹吧。
最后,吴佩孚名气太大。如果搞砸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你干的,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事实上最后也确实没洗清。吴佩孚死后,这个医生差点没被吴家人当场拿枪打死,而且背了个害死吴佩孚的名声直到现在。
果不其然,这个脑袋一根筋、毫无医患纠纷防范意识的日本医生一刀下去,吴佩孚就不行了。

为什么吴佩孚会术中死亡呢?路德维希咽峡炎的感染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咽喉部肿胀和呼吸道阻塞。在这种情况下,手术的牵拉挤压以及手术对迷走神经的刺激,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咽喉部和气管痉挛,引起患者出现严重窒息,而窒息一旦发生,在没有抢救设备和措施的情况下,患者短时间内就会死亡。
同时,作为高龄患者,吴佩孚心脏功能本来就差,脓毒症也会对心脏造成严重损害。在局部炎症严重的情况下,麻醉药物效果有限,手术中的疼痛刺激可引起患者突发心脏病死亡。而手术对迷走神经的刺激,也可诱发心搏骤停,导致患者死亡。
吴佩孚死前3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去世。他1939年10月下旬在涞源县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后给一个伤员做手术时受感染,导致伤势恶化,转为败血症,于11月12日凌晨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

一个牙齿,断送了一代枭雄;一根手指,断送了一代名医。


作者:杨爱红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相对来说,袁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
但是,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1407万余元,6月支出1349万余元。因此,财政更困难。

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200元以上至300元者暂减一成,300至500者减二成,500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600万元”。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200多万元。      

如此庞大的支出费用,尤其是巨额的赔款、外债以及军费,迫使袁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挽救其经济上的窘迫。

一.1912年-1913年,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1913年间,袁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260余万元。(1912年10月以前为170多万两。)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305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255万余元)。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177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350~360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478万余元。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258万余元。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5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100多万元。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2000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的。     ……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

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  ……  ……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英镑;年息5.95%,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为47年。

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    (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中央税款。

此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附有的政治性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次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有限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      

从此,续海关税之后,盐税也被银行团控制。      周辞职后,梁士诒在5月16日上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
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     ……自1913年底起,袁世凯本人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



作者:杨爱红

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赔款和外债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南北统一时,民国财政的另一沉重负担,是军费支出的膨胀。……     
镇压二次革命的战争费用,是又一笔沉重的财政负担。……      
相对来说,袁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十分拮据。除必不可少的支出,诸如举办实业、推广教育、司法行政诸费外,大多落空。
但是,1913年春,国会召开,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党人,收买议员,各项政费膨胀。1913年5月,中央军政费用支出1407万余元,6月支出1349万余元。因此,财政更困难。

中央政府于7月间不得不实行减政主义,裁汰冗员,裁并不重要的各司和中央直辖机关,并实行减俸。自1913年8月份起,薪饷搭放公债票,旋改有利国库券。11月后军务告竣,停止搭放,改为凡在京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人员,月俸自200元以上至300元者暂减一成,300至500者减二成,500以上者减三成的办法。熊希龄任总理兼财政总长时,中央政府“每月仅仅开支600万元”。扣去军费,行政费仍然只有200多万元。      

如此庞大的支出费用,尤其是巨额的赔款、外债以及军费,迫使袁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财政措施来挽救其经济上的窘迫。

一.1912年-1913年,袁政府的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1912—1913年间,袁中央政府除外债外,收入状况大致如下:
    (一)各省解款:从1912年5月到1913年10月,收入260余万元。(1912年10月以前为170多万两。)
    (二)国民捐:至1913年6月,收入305万余元(其中1912年为255万余元)。
    (三)崇文门、张家口、杀虎口、左右两翼等税务收入:这几个由中央直接经征的常关税收,按“宣统四年”预算约为177万余元,两年收入估计总在350~360万元左右。
    (四)盐税:除各地截留盐税不计外,长芦、山东、河东、奉天、两淮等地盐税,1912年5月到1913年6月,解款共478万余元。
    (五)交通部路航邮电收入:1912—1913年间,交通部代财政部拨款258万余元。
    (六)其他:如新辟印花税1913年间收入5万元,华侨爱国捐几十万元,等等,为数不大。
    (七)国内银行垫款:银行借垫,在1912—1913年间,一般为短期往来性质,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一些垫款也属有借无还。据孙多森呈,至1913年初,财政部已向中行借垫100多万元。不过,这一时期,中、交银行的垫款还不算多。     

上述各项收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过2000万元左右,远远不能满足军政各费的需要的。     ……孙中山、黄兴主张在国内筹集资金,通过提倡国民捐、发行不兑换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同盟会由黄兴出面提出的国民捐方案,规定财产在500元以上累进征收,工薪在10元以上者,捐纳十分之一,以三个月为限,带有强迫性质,并非自愿认捐。同盟会的方案得到国务总理唐绍仪的同情。但是,袁世凯、熊希龄以及共和党、统一党等都不赞成。

袁世凯在参议院正副议长进谒时明确表示:“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与仆建设民国、确定共和政体之初心大背。闻前日唐总理亲以此意商诸贵院诸君,故仆今日亦为诸君言之,聊表区区之意耳。”在袁世凯主持下,熊希龄和后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实行单纯依赖外债的政策,使民国元、二年间的财政,不能不为列强所牵制和操纵。     ……  ……  ……      

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不顾国会及各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同五国银行团签定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英镑;年息5.95%,净收额不下于84%;年限为47年。

借款的担保有三项:    (1)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    (2)关税中除应付款项外的余款;    (3)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中央税款。

此次借款除了照例经济性的榨取外,附有的政治性条件,根据合同规定主要有三项:
    (1)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次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有限权;
    (2)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
    (3)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除中国总办外,有洋会办一员,共同主管所有发给引票,汇编各项收入之报告及表册各事。      

从此,续海关税之后,盐税也被银行团控制。      周辞职后,梁士诒在5月16日上任财政部次长,暂时代理部务。
在梁士诒任内,首次运用铁路借款的名义来筹措军费,显示了交通系在财政上的实力。……     ……自1913年底起,袁世凯本人就开始直接控制财政事务。

二.1914年-1915年,袁政府财政状况及财政方针
     
1914年初的财政局面,基本上尚未改观。为度经济难关,袁世凯在直接经管财政事务后, ……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欧洲金融市场吃紧,外债来源断绝,由于外债靠不住,袁世凯直接掌管财政后,力图从国内筹措财政费用,"誓不复借外债"。……于是,任梁士诒为内国公债局总理,靠发行内国公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而,袁世凯政府利用加强国内搜括的办法,使得财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     
总体来看,1914年-1915年,袁政府在增加收入方面,首先将常关税收划归中央,加强了中央的直接收入。自1913年底起,各省举办验契以及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增收、烟酒税增收等作为中央专款,直解中央。其次,在财政会议上,核实了各省收支实数,命各省将收支盈余解归中央。袁世凯在批复"财政部呈酌拟各省认解洋赔各款及京饷处分条例,请准施行一案"时,强调说:"环视各省秩序大定,财力渐充,所有以前应解京饷、洋赔各款,除向盐关两项拨解之数外,自应如数照解。"第三,强向交通部筹款。交通部经管的铁路系统,是当时最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据叶恭绰说:"自项城听某某之言,强迫接济政费",于是,责成该部每月筹拨50万元。第四,筹办内国公债。1914年3月间增设筹办公债所,印刷民国元年六厘公债票,预备发行。但民元六厘公债期限长达35年之久,难以发行。故债票仅印刷2000万元,"酌发各处抵付欠款约四百余万元,并按期认付利息外,并未实在发售"。至欧战爆发,遂于1914年8月3日发布《民国三年内国公债条例》,总额1600万元,九四折,六厘息,12年还清。由于发息还本比较可靠,用途较广,期限较短,而资产阶级也支持袁世凯"维持治安,巩固邦基",因而发行顺利,增额甚多。于是至年底又增加发行额800万元。1914年10月又成立新华储蓄银行,发行有奖储蓄票1000万元。此外,盐税经整顿后,收入不断增加。      
在支出方面,袁世凯自直接经管财政后,对支出亲自核定和分配,并将北洋军队分布到南方就地筹饷,这使中央军政费用得以减缩下来。1914年3月,袁"批军费定300万元,政费220万元……是月军费仅支银299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57万余元;政费仅支银290万余元,较原请之数,实减65万余元。全年约略推算,可减银1200余万元"。      至此,财政情况开始好转。……     
即使如此,财政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4年底,财政部就民四(1915年)财政进行概算,不敷达5000万元以上。……实际上财政紧张的局面并未根本改善,更说不上充裕。      
而且,哀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不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还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的流通,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其他阶层的强烈不满。      ……  ……  ……      

1915年3月5日,袁世凯任周学熙署理财政总长,起用皖系,来压抑势力膨胀的以梁士诒为首的粤系,部署称帝。但周学熙在筹办帝制经费方面,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需要,因而"以筹款维艰四字,受不知大体之申斥"。而梁士诒则积极为袁世凯筹划帝制经费,得以东山再起。然而,超强度的搜括,最终导致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崩溃。

三.袁政府时期几项重大的税收制度概况和变革

      一.海关税 。海关税包括海关税和距海关五十里内的常关税,均归总税务司经征。海关税收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快就恢复和发展起来,超过了前清的收入,但欧战以后,此项税收大为减少。      由于1902年订立的《通商进口税则》十年期满,从1912年8月开始,北京政府即与列强商议改订税则,希望把税则由值百抽五提高到值百抽一二·五,同时免除内地厘金,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便利商品流通。鉴于十年来商品价格上涨颇多,即使不提高税则,只要从实核定商品价值,确实做到值百抽五,也可以大大增加关税收入。然而,由于列强一再拖延,直到欧战爆发,始终没有能达成协议。欧战之后,连谈判都搁置下来。
      二.盐税。前清盐法,头绪纷繁,弊病百出。辛亥革命中,各地截留税款,甚至动用军队强运,以筹军饷。民国以后,关于盐政改革问题,虽经一再讨论,但因盐政过于繁杂,难以下手,因而议而不决,迄无结果。      鉴于拟议中的善后借款行将成立,而盐税为预定的抵押品,袁世凯于1913年1月6日发布命令,自是年1月份起将盐务收入各款专款存储,“无论何事,概不得挪移动用,庶几内巩财政,外昭国信”。善后借款成立后,按照合同成立了盐务署,以财政总长为督办,财政次长为署长,聘洋员为顾问。下设稽核总所,以次长兼总办,聘洋员为会办。各地设立分所,设华经理一员,洋协理一员。盐税交由五国银行团存储,遂为列强控制。      盐务署顾问及稽核总所会办丁恩就任后,为确保盐税增收,以备抵还善后借款等外债,主张“将商人运售盐觔之引权一律取消,改行自由贸易之制,以期上益政府,下益人民”。这个主张是企图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封建性极强的盐政,结果遭到盐商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也认为“此事不宜采用激烈手段”。因此,盐务的改革只是逐步采取在产盐地方征收盐税(就场征税)的改革办法,并规定每百斤抽二元五角,这样既可以增加税率,又可使各地高低悬殊的税率逐渐趋于平均。这项改革办法虽在1913年12月24日公布的《盐税条例》中作了规定,但事实上也没有全面实行。……
     三.田赋。由于中国工商业不发达,田赋历来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前清田赋征收凌乱无章,弊病百出。辛亥以后,对前清旧制有所改革,大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一)地下、漕米改征银元。……     (二)征收田赋附加税。……     (三)准备清丈。前清田赋鱼麟册经过历次内乱,散失无存,征收田赋缺乏确凿根据。民国成立,朝野人士都主张实行清丈。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健全,各地都不敢贸然进行,只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稍作改良,以期增加财政收入。如浙江“先从清厘户粮、整理旧册入手,以为将来清丈之预备”,只是对现行的实际征收情况进行登记整理,而不丈量田亩。1914年12月,袁世凯政府设立了经界局,“先由京兆区域筹办清丈”。但经界局缺乏经费,而各地阻力重重,且屡起反抗清赋、清丈风潮。1916年春,经界局虽在涿县、良乡两县试办,但因袁世凯政府摇摇欲坠,害怕发生风潮,遂于1916年5月24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及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着一律缓办”。
      四.厘金。……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在1914、1915年间,当局用提高税率及对征收官严加考核的办法,使厘金收入大幅度增加,至1916年,核定比较数高达4747万余元。
      五.常关税。……
      六.验契和契税。……
     七.烟酒税。……      除以上主要税收,其他捐税尚有当税、牙税、糖税、矿税、茶税、渔业税、牲畜屠宰税等等,年收入各有几十万、上百万不等。      

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苛捐杂税,张謇于1916年4月20日愤懑地写信告诉梁士诒说:“惟时间商民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而已……商之于税,重可忍而烦不可忍;官之于民,信可谅而欺不可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袁世凯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


四.金融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着手统一货币,几经研究于1914年规定新币1元重7钱2分,成色为89,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零8毫加铜铸成1元,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为“袁头币”(即「袁大头」——杨爱红按)。……      在统一银币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顿。……由于中、交两行(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信用坚挺,商民都乐于兑换,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正当币制改革稳步进行之际,袁世凯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京钞风潮”。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为筹备登极大典花去的经费超过2000万元。不久,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袁世凯为对滇用兵,急于筹措军费,使国库开支陡然困迫起来。支出方面,仅军队每月加饷需要560余万元;收入方面, 各省或宣布独立,或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强行截款,使袁世凯失去了各省的财路。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袁世凯失势,也纷纷撕毁进行中的各项经济合同,断绝了对袁世凯的一切援助。袁在内外财源断绝的情况下,只好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伸手。      
此时,袁世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岌岌可危。中、交两行准备日渐空虚,于是便出现挤兑问题。首先是京城官宦大贾至中、交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之商民人等也纷纷争相兑现持票。至1916年5月上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挤兑,致使中、交两行无法招架。从而,北洋政府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在梁士诒、周自齐的主张下,决定中、交两行自5月12日起停止兑现。     ……袁世凯……于停兑令发出二十余日后忧惧而死。然而,“京钞风潮”却并未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的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直至1920年以后才逐渐平息下来。概括起来讲,袁项城的北洋政府,从一开始就靠着外债续命,等到一战爆发、外债不好借了,财政就迅速走向总崩溃了。在此期间,袁项城固然是采取了一系列续命手段,可是他没法儿打破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从地主和旧式盐商虎口夺食(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盐政改革妥协和清丈田亩失败),就只好在商品流通环节和金融领域做文章、在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上文中提到的交通系和张謇)那儿强行化缘,甚至还把军队撒出去就食,于是便坐实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封建军阀」的判词——呃,95后、00后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这种词已经越来越罕见了。


实事求是地讲,袁项城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得要向地主和旧式盐商之流多收点税,他也知道要投资工业。可是,他的北洋军和北洋政府就是靠这些人撑起来的,他就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袁项城绕来绕去都不可能给「自己人」放血。即使他想借称帝来重塑中央权威,也已经无力回天了,反而加速了总崩溃的到来,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就叫「阶级属性」。

袁项城的北洋政府,其封建军阀政权或者说地主阶级政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无力也无愿触动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也就无法从广大农村汲取剩余产品投入到工业化中,也就无力开辟新的、更可靠的财源,也就无法应对20世纪初的风云变幻,也就必然不断走向崩溃。从这个意见上讲,「卖国」就是封建军阀们的固有属性——除了「卖国」,别的生意搞来的那点钱根本不够他们维持统治。与之相比,孙文好歹还敢提出征收财产累进税,对占有大量财富却不大力投资工业的地主阶级开刀,这就叫进步性。袁项城以及后继的军头们,可能确实是有「爱国心」的;可他们的「爱国心」,唯一的用处就是在卖国的时候用来讨价还价,以便把「国」卖出个更好的价钱。
袁世凯的暗杀记录:

1、参与刺杀金玉均
  
1885年10月11日他在谒见朝鲜国王时的笔谈写道:“据说日本政府亦很讨厌金玉均,此时若收买一壮士将其刺死,日人既不能办朝鲜人,自必送交外署加以远配,搪塞日本人,此事不难办成。”国王写道:“关于玉贼之事,果是明见之论,当见机行事。”(见甲午悲歌:金玉均之死郑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有关文史研究所还藏有多封袁世凯在光绪十二年至李鸿章的电稿,内容涉及如何遣使赴日暗杀金玉均一事。(见《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2、涉嫌暗杀良弼
袁世凯有可能协助了彭家珍,另有一说袁世凯送毒酒毒死的
   

3、暗杀吴禄贞
   
4、与唐继尧合谋暗杀张文光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53/11193/1012294.html

http://ccwb.yunnan.cn/html/2011-09/02/content_433950.htm

时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任大理镇守使谢汝翼“深忌文光滇西之潜势力尚在也必欲致之欲死而甘心焉”,假杨春魁事件“诬文光同谋”。谢汝翼“电继尧,继尧以告中央,中央袁世凯令捕文光。”“实则春魁之乱文光未与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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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在暗杀前早已知情,而且还下过命令."继尧以告中央,中央袁世凯令捕文光"
袁世凯复电称:张文光“前属乱党,与匪同谋,仰即设法诛除”。


5、涉嫌谋害赵秉均
现在有人说赵是自然病死的,但依据仅仅是1998年赵孙子写给别人的一封信,已距离赵死已超过70年,赵秉均死时赵孙子出没出世都是个问题,但赵的遗言中有“以葬身陵麓,近先帝为嘱”这句话,可以明确推断出赵对袁的不满和对清廷的愧疚,而且当时的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怀疑赵死与袁世凯有关

6、暗杀林述庆【福州市档案局http://www.fzda.gov.cn/tslmshow.asp?id=3101】

7、暗杀陈其美
《北洋军阀史话》有详细记载

8、暗杀蔡锷未遂

http://honghe.yunnan.cn/html/2010-04/22/content_1152511.htm
此外,《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中有一篇张一澧写的张一麟(音)传记。其中有关于张一澧的亲兄弟(张一麟堂弟)张一鲲执迷不悟,与周沆暗杀蔡锷并最终被唐继尧枪毙之事的完整描述。对照《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王印源的回忆文章,两者基本一致。张一澧当时在场,对张一鲲进行过营救,是整个事件的亲历者,王印源是事件的参与者,张一鲲暗杀蔡将军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张一澧并没有为这件事回避,这桩公案应该明确了。以上两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不难买到,大家可以去买自行判断。


9、暗杀孙中山未遂






10、涉嫌谋害陆欲勋

陆裕勋在武汉暴毙,当时很多人认为是袁世凯对陆荣廷的报复,陆荣廷对此也有怀疑,这也是导致陆荣廷最后反袁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洋军阀史话》亦有提及


上海滩当时华洋杂处,亲北洋和亲国民党的帮派都有,袁克文后来就当过青帮的老头子,说明袁家和青帮早有渊源。
这种理性分析的文章现在太少了,历史发明家倒是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印象中好像是有人吹捧汉奸作家开始的吧?那个嘛,死在美国那个。
吴佩孚真的是这样吗?那是谁这么无耻的为他唱赞歌呢?
北洋军阀们和日本关东军就是狼和狈的关系!
吴佩孚真的是这样吗?那是谁这么无耻的为他唱赞歌呢?
北洋军阀们和日本关东军就是狼和狈的关系!
这是一本什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