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超大转帖』消灾避邪与禁洋灭洋——义和拳民排洋现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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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9-23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任军
义和团运动是时代条件和乡土文化氛围共同孕育的产物。特别是义和拳民带有神秘色彩的强烈排外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义和拳民的排外不仅看成是盲目的，而且还看作是一种愚昧的、拒绝先进文明的表现，这样无疑就离开了拳民生存的时代和乡土文化的氛围。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义和拳民的强烈排外意识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观念和习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消灾避邪的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在生活民俗和岁时民俗之中。禁忌是一种消极巫术，是否定性教训在人们的意识中筑起的一道防线，以禁止某种行为，避免激怒神灵降灾惩罚。广义地讲，禁忌也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方法。在民俗中，五月被称之为“恶五月”，故人们的言行举止极其注意，犹忌恶言恶语和造作等事，认为这样会带来不祥。小儿出痘，“家人口戒不吉之语，谓恐得罪痘神”；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华北的各类民俗中大量存在着以物避邪的风俗。如清明扫墓后，“取柳枝编小圈连环七个，悬于屋隅，以除不祥”；端午节“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人皆饮黄酒，并用之书王字于儿额，或涂耳鼻，或抹墙壁，取意皆在禳不祥，避毒虫”；腊八节，以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外“以禳不祥”。①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这种巫术行为。如“邻有丧，须系红布于儿背，谓可避疫殃。遇瘟亦然，谓可免病避邪”。②正月元日这一天要“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服百鬼。”③“以五彩绳系臂，令人却邪不瘟”；④七月，“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二七粒，终岁无病。”⑤佩带物也有同样的功能。如春分后，宜佩“神明散，一人带之，一家无病”；⑥渡江河时，“朱书禹字佩之，能免风涛之厄”等等。⑦镇邪物的威力主要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神的力量和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比如“蒲”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⑧而“艾”也是西王母的专用仙药，⑨用它们来消灾避邪自然是会有威力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木、纸雕刻剪裁而成的某种形象具有更大的威力。如六朝梁肖绮伪撰的《拾遗记》中曾谈到一种“重明鸟”，说它“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但这种“精灵”并非时时护佑人们，而是往来不定期。因此，在“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只要“神”的形象在，就可以获得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鸟的神性不断扩大，刻木铸金亦显得麻烦，于是乎“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挑符其傍，百鬼畏之”。⑩简化为一纸画像同样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它避邪物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如由神荼、郁垒崇拜到桃树——桃木雕像——桃木小块——桃符——对联，其演变过程也是由繁到简，但其神力仍存，由此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关于“符”也是这样，应该说直接导源于文字崇拜和图形崇拜。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神秘性，尔后又有《河图》、《洛书》、《易经》八卦、《洪范》九畴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图形崇拜。相传黄帝东巡至海，遇到白泽神兽，它给黄帝讲述天下鬼神之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⑾把神兽的言形画为图像，仍具有神力。早在夏禹铸九鼎时，就在鼎上雕刻和图绘了许多避邪禽兽及山林川泽中的各种鬼神图像，其目的是使百姓出门施行时，想起它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准备，遇到邪崇，可以起到消灾免害的作用。⑿这些图形都是“符”的前身。此后在汉代被道家进一步发挥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巫蛊佛道及民间宗教都把“符”作为最常用最简便的法宝，遂使民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挂符消灾的现象。道家对符图的创造神化着墨尤多，成为道教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录入的大符名目就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大捍厄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厌怪符等等，其它小符还有很多。同时，他进一步将符神秘化，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明确指出“符”是神明所授，其神效自然是灵验的了。随着道教的不断民间化，道教的观念和法术也融进了乡里民众的信仰意识之中，与原有的观念相结合，形成用符避邪的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民俗中，消灾避邪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多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一切自然灾害、病痛祸患、不意的惊吓都会危胁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消除或避免灾害的降临。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消灭带来祸患的根源—鬼神。因此，孤魂恶鬼便自然地被人们看成是灾祸的载体，是不祥的根源。最先是躲避它们，用各种避邪物使鬼神不敢靠近；一旦鬼神已经侵入并带来了祸患，那就必须将其驱逐或消灭。人们普遍借助于巫蛊的力量，请来神明，用厌胜之法达到目的。在广大华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是民间熟知的封神榜上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神，只要有他在此就不用惮忌其它鬼神的捣乱和伤害。可见，消灾避邪并非完全是消极防御，一旦到了临界点，它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勇猛无畏的胆气和精神，在神的信仰支配下去战胜恶魔。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
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
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所产生的社会冲击远远大于南方早开放的数省，从而使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破裂，大批劳动者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业游民。华北民众精神上的支柱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割裂了乡村社会浑然一体的文化心理状态，促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明朗化。所有这些变动使华北地区的乡里民众莫明其妙地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和宁静生活的破坏，日益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①至于洋货店、洋书、洋器见者均行焚毁，拆铁路、拔电杆等现象极为普遍。时人对义和团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由各处来（北京）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②是什么力量促使拳民如此坚决而又广泛地禁洋、灭洋，甚至在武器如此简陋的情形下，万众一心、勇不可挡地和洋人在战场上拚杀呢？这种观念和行为导源于怎样的认识呢？我们认为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洋货、洋教的深入，破坏了华北民众和谐的生活，从而生存受到危胁、安全感丧失这样一个根本的客观经济和文化原因外，在拳民的主观意识上，人们把世道的变化、生计的丧失和天灾人祸的降临都看作是与“洋”有关的事务招致的，洋人变成了带来灾祸的“孤魂恶鬼”，成为人们生存与安宁的最大危胁和万恶之源。只有避洋、禁洋、驱洋、灭洋才能恢复往日的平静，避灾趋福。
19世纪末年，华北地区天灾不断，长年干旱不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侵入到华北内地，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时人这样描述华北民众的心理：“义民之起，国内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鸣，百计要求，积渐遏怒，不得伸泄。……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病入骨髓，民之所恶，天之所弃也。……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示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③这样的心理自然会把洋人、洋教看作是招致祸乱的罪魁，拳民们认为：“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④他们利用揭帖、传言等形式把这种认识和观念广为传播。时人这样记述道：“当时直隶苦旱，民情骚动，愈启其仇视外人之心。计自去年六月初至今，经年不雨，旱象已成，以致去秋无禾，今春无麦，民食早尽。秋来盼望雨泽，人心焦急，于是平素仇视外人之拳匪，乘机播散谣言，于各处遍布匿名揭帖，扬言天久不雨，当归咎于西人，若不灭尽洋，恐无下雨之日云云。”⑤农业是华北乡村的主要生计来源，严重的干旱自然会危及农业生产，从而也就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这就是最大的灾祸和不祥。所以拳民们在揭帖中总结说：“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息天怒。善行心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⑥这样“洋鬼子”的“恶魔”形象就形成和确立了。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⑦自然灾害伴随着洋人、洋教的入侵，强化了破坏的程度，不由得人们不把仇恨的眼光投向“异类”、“异物”，从而产生出一种弥漫性的、恐怖性的社会氛围。
为防止洋鬼子的伤害，达到消灾避邪的目的，只有利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避邪手段来对付这个新的“恶源”。当时风传“洋人教民，往井内下毒药，又言门上抹血、放纸人、放蚰蜒，都为害人，致人不安”。①于是便出现了各种避此邪的禁忌，如避毒药须“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水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②破洋人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③闭洋人火炮，要“众民不须动烟火”，“自八月初一日众民不须饮酒，如若饮酒，一家老少必受洋人之害。”④用这些办法就可以破坏洋人的妖术，这是对付“孤魂恶鬼”的消极办法。
在民俗中避邪镇物是多种多样的，都可以拿来对付洋鬼子。例如，义和团在街巷中战斗时往往“令各家……夜间各悬一红灯”，⑤或“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⑥认为可以避邪取胜。这种行为是岁时民俗中常见的一种风俗，一年中有两次张灯，一在年节时，“家家竿标楼阁，松柏枝荫之夜灯”，元月十三日，“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灯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⑦目的是驱鬼，使之无处停留。另一次是中元节放河灯送鬼。可见张灯亦是避邪送鬼的一种手段，拳民则直接用来对付洋人，明确地把洋人等同于“鬼”。当然，避邪的根本办法是将洋人驱逐或消灭。
带给义和团拳民坚强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源泉，除了降神附体、延请各路神明下凡外，更常见的是护符的广泛使用。从符的内容和形式看，拳民佩戴的符一般用黄纸制成，“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佛在予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⑧再配合特定内容的咒语，“谓持诵则枪炮不然”。⑨如前所述，“符”本身就带有神秘性，尤为重要的是“符”所代表的神力，在面对洋人船坚炮利的情况下，只有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才能实现“厌洋”的目的，于是义和团所用符的内容便丰富起来，将冷云、火佛、太上老君、菩萨、龙虎融于一符之中，无疑更增强了符的“威力”。“符”的使用给拳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日常生活中符就可以驱鬼消灾，用来对付和鬼一样的洋人更是不成问题。因此“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是辟易万人”，⑩还有什么“洋鬼”值得害怕呢！
义和团民近乎疯狂的排洋灭洋运动，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发现拳民的排外是有特定的指向性的。中国百姓的信仰目的十分现实，注重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追求。面对自然的挑战，在无法解释导致灾异出现的原因时，便把矛头指向了鬼神。一般不触怒它，而是采用各种方法防止它带来的邪气灾祸。然而一旦鬼神侵入则会马上利用祈禳厌胜之法将其击退或消灭。因此，惧怕与勇敢是有一个相对的界线的，并非一味惧怕，时而也会在神明的支持下勇敢地迎接恶鬼的挑战。鬼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们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深信它们就存在于身边，随时会出来捣乱。这种心理为19世纪末年的天灾人祸寻找原因提供了基础。人们的确看到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异类”闯进乡村社会后，生活便一天天地坏下去了，气候也日益地干燥起来，大批的人由安定的生活转变为生活无着。这样，无形的鬼魂慢慢地集中到了以教堂为据点伤害了乡土百姓传统感情的传教士和教民身上，集中到了洋人和洋物身上，人们似乎感到了洋人的“邪气”是祸乱的根源，因而时时提防，处处设禁，终于在神佛的“启示”和“鼓舞”下，佩戴上“神武”的符，诵念着神秘的“咒”，挥舞着原始的武器勇敢地奔赴了消灭灾祸之源的战场。
三、拳民的“劫变观”与禁忌行为
“劫变”的观念在义和拳民中流传很广，它是明清以来民间秘密教门普遍信奉的一种思想。“劫”是梵文Kalpa的音译，“劫波”的略称，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源于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沿用其说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劫波”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在劫难逃”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佛教的“劫”分为大、中、小，表示了长达128亿年一个轮回的世界开始—毁灭的过程，在每个劫期的末尾都会产生“劫变”的征兆，并伴随着诸如饥馑、疾疫、刀兵、水火风等灾难。因此，劫便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恐怖词汇。劫变观念被民间秘密教门加以改造和利用，极力强调末劫期一到现世要向未来世更替，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末劫看看到，个个要提防”，①极言末劫变异的可怕，“造孽之人堕在地狱，恶趣受苦，经此劫数，无量百千，不求解脱，永不翻身”，到时天灾、饥饿、瘟疫将会出现。有的教门甚至指出“劫难”发生的具体时间，“说下元，甲子年，末劫来临，辛已年，又不收，黎民饿死，癸未年，犯三辛，瘟疫流行。”②这种恐怖宣传造成了十分可怕的气氛，弥漫在乡村社会，一旦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会认为是“转劫”的开始，为躲避灾难只好加入教门。
义和团组织恰恰也运用了民间教门的传统手段。1899年朱红灯设拳场时“谓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③在义和团的许多宣传品中也充斥着“劫变”的宣传：“大劫临头，只在今秋”，④“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⑤“庚子年上刀兵起，十分大难死七分”等等。⑥拳首们用神秘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充满恐怖、灾异和动乱的年代。义和团时期“劫变”观念的内涵与民间教门的信仰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义和团的揭贴宣传了这样一种思想：世道大乱，入坛从善、齐心灭洋、挽救劫运，把晚清时期的天灾人祸、世道大乱统统归结为“鬼子闹中原”。揭贴宣称：“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①这表明在接受民间教门的“劫变”观念时有了重大的改造，“诸神救劫”、变换世界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对旧的统治秩序的抗议，而且还在于自觉承担了捍卫“大清一统靖江山”的历史使命。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和文化侵略在华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忧患、不满和愤懑，因此人们便把变乱的根源看成是“洋鬼子”入侵的结果。拳民们避劫的方法除了延用民间教门宣传的焚香、上供、上表、祷告、咒语以及入团、入坛等手段外，主要是以禁忌形式和民俗活动中一切避灾趋福的巫术性行为作为避劫消灾的手段。因此，禁忌的内容和目的都是灭洋避劫和免遭洋人巫术之害。据此可以把义和拳民的禁忌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积极性禁忌。即以自己的主动性巫术行为达到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是入团入坛灭洋避劫。如“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二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汝辈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②“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主，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③显然，只有习拳入坛，才能灭鬼子、消灾劫，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神谕的方式，既肯定了坛、团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又维护了组织的团结和稳固。其二是传递揭贴、告白、通告和佩戴灵符等。如《增福财神李告白》借财神之口宣传“扫除外国洋人，像（才）有细雨”，文后告诫说“见字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④通过字符、告白的传递就可消灾致福，这是由“符”的作用推演出的一种观念。“灵符”本身就带有二重性，既能制敌取胜，又可护身防灾，是拳民最普遍的佩戴物。例如，拳民在赴战场时“约三四千，均头扎红巾，贴朱书妖符，胸系红布兜，黑笔画八卦”，⑤认为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使自己刀枪不入，“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⑥符咒是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法器用物之一，普通民众对其深信不疑，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驾驭神秘的力量灭鬼消灾。因此，其鼓动作用相当大，“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以辟易万人。”⑦可见，“灵符”乃是一种物化和观念相结合的禁忌。其三是直接从民俗和民间信仰中借用来的各种禁忌。例如，在战斗进行的地区，“令各家……悬一红灯”，⑧“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⑨认为可以避邪取胜。此外就是以民间信仰中灵魂观念和感应观念为基础演化出的各种禁忌。如“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认为这样就可以将洋人杀死。还有一种煮洋魂的方法，“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①还有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②把根本没有关系的行为通过联想苟合在一起达到灭洋的目的。可见，积极性巫术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气氛和鼓舞士气，利用民间信仰中的基本观念，作出各种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规定，因此，这种禁忌带有攻击性。
第二类，消极性禁忌，即以保证自己不受侵害为原则，包括请神咒、禁烟火等一系列内容。请神咒所表达的观念与民间教门中请神避劫的含义是相同的。如“天地日月里，诸神俱降临，……十万恶人一扫平”；③“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十请托塔天王，……率领天上十万兵”等等。④禁烟火一是在七月七日牛郎会织女时，恐升火惊了二仙就不愿下凡救灾了，“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居民不许举火。无论男女皆红布缠首，如不信从，天必降灾。牛郎织女亦不能下降救万方灾难也。”⑤另一种是在盛传洋人在井中下药，为免其毒害而禁烟火。“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云云。⑥此外，还有专门对付洋人“巫术”的禁忌。如“洋鬼子治（制）造纸人、纸马，害中国庶民。仙传叫各家每坟头上插香一柱，由十二至十四晚章烧香三夜”；“传得洋鬼子摆下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等等。⑦这类禁忌以保护自己为出发点，其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极强，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略加规定而形成某种禁忌。禁忌之所以能够在乡里民众中盛行是与日常的信仰意识和民俗活动分不开的。乡村社会到处弥漫着巫觋信仰，由巫术性行为演变来的禁忌在节日民俗和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举凡卜筮、阴阳、堪舆、风水等行为都附带着一系列的禁忌。义和拳民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借用民俗中人们熟悉的方式来鼓舞人心，协调行动。发布时间：2005-09-23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任军
义和团运动是时代条件和乡土文化氛围共同孕育的产物。特别是义和拳民带有神秘色彩的强烈排外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义和拳民的排外不仅看成是盲目的，而且还看作是一种愚昧的、拒绝先进文明的表现，这样无疑就离开了拳民生存的时代和乡土文化的氛围。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义和拳民的强烈排外意识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观念和习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消灾避邪的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在生活民俗和岁时民俗之中。禁忌是一种消极巫术，是否定性教训在人们的意识中筑起的一道防线，以禁止某种行为，避免激怒神灵降灾惩罚。广义地讲，禁忌也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方法。在民俗中，五月被称之为“恶五月”，故人们的言行举止极其注意，犹忌恶言恶语和造作等事，认为这样会带来不祥。小儿出痘，“家人口戒不吉之语，谓恐得罪痘神”；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华北的各类民俗中大量存在着以物避邪的风俗。如清明扫墓后，“取柳枝编小圈连环七个，悬于屋隅，以除不祥”；端午节“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人皆饮黄酒，并用之书王字于儿额，或涂耳鼻，或抹墙壁，取意皆在禳不祥，避毒虫”；腊八节，以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外“以禳不祥”。①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这种巫术行为。如“邻有丧，须系红布于儿背，谓可避疫殃。遇瘟亦然，谓可免病避邪”。②正月元日这一天要“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服百鬼。”③“以五彩绳系臂，令人却邪不瘟”；④七月，“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二七粒，终岁无病。”⑤佩带物也有同样的功能。如春分后，宜佩“神明散，一人带之，一家无病”；⑥渡江河时，“朱书禹字佩之，能免风涛之厄”等等。⑦镇邪物的威力主要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神的力量和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比如“蒲”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⑧而“艾”也是西王母的专用仙药，⑨用它们来消灾避邪自然是会有威力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木、纸雕刻剪裁而成的某种形象具有更大的威力。如六朝梁肖绮伪撰的《拾遗记》中曾谈到一种“重明鸟”，说它“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但这种“精灵”并非时时护佑人们，而是往来不定期。因此，在“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只要“神”的形象在，就可以获得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鸟的神性不断扩大，刻木铸金亦显得麻烦，于是乎“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挑符其傍，百鬼畏之”。⑩简化为一纸画像同样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它避邪物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如由神荼、郁垒崇拜到桃树——桃木雕像——桃木小块——桃符——对联，其演变过程也是由繁到简，但其神力仍存，由此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关于“符”也是这样，应该说直接导源于文字崇拜和图形崇拜。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神秘性，尔后又有《河图》、《洛书》、《易经》八卦、《洪范》九畴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图形崇拜。相传黄帝东巡至海，遇到白泽神兽，它给黄帝讲述天下鬼神之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⑾把神兽的言形画为图像，仍具有神力。早在夏禹铸九鼎时，就在鼎上雕刻和图绘了许多避邪禽兽及山林川泽中的各种鬼神图像，其目的是使百姓出门施行时，想起它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准备，遇到邪崇，可以起到消灾免害的作用。⑿这些图形都是“符”的前身。此后在汉代被道家进一步发挥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巫蛊佛道及民间宗教都把“符”作为最常用最简便的法宝，遂使民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挂符消灾的现象。道家对符图的创造神化着墨尤多，成为道教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录入的大符名目就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大捍厄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厌怪符等等，其它小符还有很多。同时，他进一步将符神秘化，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明确指出“符”是神明所授，其神效自然是灵验的了。随着道教的不断民间化，道教的观念和法术也融进了乡里民众的信仰意识之中，与原有的观念相结合，形成用符避邪的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民俗中，消灾避邪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多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一切自然灾害、病痛祸患、不意的惊吓都会危胁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消除或避免灾害的降临。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消灭带来祸患的根源—鬼神。因此，孤魂恶鬼便自然地被人们看成是灾祸的载体，是不祥的根源。最先是躲避它们，用各种避邪物使鬼神不敢靠近；一旦鬼神已经侵入并带来了祸患，那就必须将其驱逐或消灭。人们普遍借助于巫蛊的力量，请来神明，用厌胜之法达到目的。在广大华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是民间熟知的封神榜上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神，只要有他在此就不用惮忌其它鬼神的捣乱和伤害。可见，消灾避邪并非完全是消极防御，一旦到了临界点，它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勇猛无畏的胆气和精神，在神的信仰支配下去战胜恶魔。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
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
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所产生的社会冲击远远大于南方早开放的数省，从而使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破裂，大批劳动者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业游民。华北民众精神上的支柱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割裂了乡村社会浑然一体的文化心理状态，促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明朗化。所有这些变动使华北地区的乡里民众莫明其妙地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和宁静生活的破坏，日益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①至于洋货店、洋书、洋器见者均行焚毁，拆铁路、拔电杆等现象极为普遍。时人对义和团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由各处来（北京）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②是什么力量促使拳民如此坚决而又广泛地禁洋、灭洋，甚至在武器如此简陋的情形下，万众一心、勇不可挡地和洋人在战场上拚杀呢？这种观念和行为导源于怎样的认识呢？我们认为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洋货、洋教的深入，破坏了华北民众和谐的生活，从而生存受到危胁、安全感丧失这样一个根本的客观经济和文化原因外，在拳民的主观意识上，人们把世道的变化、生计的丧失和天灾人祸的降临都看作是与“洋”有关的事务招致的，洋人变成了带来灾祸的“孤魂恶鬼”，成为人们生存与安宁的最大危胁和万恶之源。只有避洋、禁洋、驱洋、灭洋才能恢复往日的平静，避灾趋福。
19世纪末年，华北地区天灾不断，长年干旱不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侵入到华北内地，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时人这样描述华北民众的心理：“义民之起，国内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鸣，百计要求，积渐遏怒，不得伸泄。……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病入骨髓，民之所恶，天之所弃也。……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示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③这样的心理自然会把洋人、洋教看作是招致祸乱的罪魁，拳民们认为：“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④他们利用揭帖、传言等形式把这种认识和观念广为传播。时人这样记述道：“当时直隶苦旱，民情骚动，愈启其仇视外人之心。计自去年六月初至今，经年不雨，旱象已成，以致去秋无禾，今春无麦，民食早尽。秋来盼望雨泽，人心焦急，于是平素仇视外人之拳匪，乘机播散谣言，于各处遍布匿名揭帖，扬言天久不雨，当归咎于西人，若不灭尽洋，恐无下雨之日云云。”⑤农业是华北乡村的主要生计来源，严重的干旱自然会危及农业生产，从而也就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这就是最大的灾祸和不祥。所以拳民们在揭帖中总结说：“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息天怒。善行心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⑥这样“洋鬼子”的“恶魔”形象就形成和确立了。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⑦自然灾害伴随着洋人、洋教的入侵，强化了破坏的程度，不由得人们不把仇恨的眼光投向“异类”、“异物”，从而产生出一种弥漫性的、恐怖性的社会氛围。
为防止洋鬼子的伤害，达到消灾避邪的目的，只有利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避邪手段来对付这个新的“恶源”。当时风传“洋人教民，往井内下毒药，又言门上抹血、放纸人、放蚰蜒，都为害人，致人不安”。①于是便出现了各种避此邪的禁忌，如避毒药须“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水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②破洋人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③闭洋人火炮，要“众民不须动烟火”，“自八月初一日众民不须饮酒，如若饮酒，一家老少必受洋人之害。”④用这些办法就可以破坏洋人的妖术，这是对付“孤魂恶鬼”的消极办法。
在民俗中避邪镇物是多种多样的，都可以拿来对付洋鬼子。例如，义和团在街巷中战斗时往往“令各家……夜间各悬一红灯”，⑤或“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⑥认为可以避邪取胜。这种行为是岁时民俗中常见的一种风俗，一年中有两次张灯，一在年节时，“家家竿标楼阁，松柏枝荫之夜灯”，元月十三日，“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灯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⑦目的是驱鬼，使之无处停留。另一次是中元节放河灯送鬼。可见张灯亦是避邪送鬼的一种手段，拳民则直接用来对付洋人，明确地把洋人等同于“鬼”。当然，避邪的根本办法是将洋人驱逐或消灭。
带给义和团拳民坚强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源泉，除了降神附体、延请各路神明下凡外，更常见的是护符的广泛使用。从符的内容和形式看，拳民佩戴的符一般用黄纸制成，“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佛在予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⑧再配合特定内容的咒语，“谓持诵则枪炮不然”。⑨如前所述，“符”本身就带有神秘性，尤为重要的是“符”所代表的神力，在面对洋人船坚炮利的情况下，只有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才能实现“厌洋”的目的，于是义和团所用符的内容便丰富起来，将冷云、火佛、太上老君、菩萨、龙虎融于一符之中，无疑更增强了符的“威力”。“符”的使用给拳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日常生活中符就可以驱鬼消灾，用来对付和鬼一样的洋人更是不成问题。因此“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是辟易万人”，⑩还有什么“洋鬼”值得害怕呢！
义和团民近乎疯狂的排洋灭洋运动，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发现拳民的排外是有特定的指向性的。中国百姓的信仰目的十分现实，注重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追求。面对自然的挑战，在无法解释导致灾异出现的原因时，便把矛头指向了鬼神。一般不触怒它，而是采用各种方法防止它带来的邪气灾祸。然而一旦鬼神侵入则会马上利用祈禳厌胜之法将其击退或消灭。因此，惧怕与勇敢是有一个相对的界线的，并非一味惧怕，时而也会在神明的支持下勇敢地迎接恶鬼的挑战。鬼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们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深信它们就存在于身边，随时会出来捣乱。这种心理为19世纪末年的天灾人祸寻找原因提供了基础。人们的确看到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异类”闯进乡村社会后，生活便一天天地坏下去了，气候也日益地干燥起来，大批的人由安定的生活转变为生活无着。这样，无形的鬼魂慢慢地集中到了以教堂为据点伤害了乡土百姓传统感情的传教士和教民身上，集中到了洋人和洋物身上，人们似乎感到了洋人的“邪气”是祸乱的根源，因而时时提防，处处设禁，终于在神佛的“启示”和“鼓舞”下，佩戴上“神武”的符，诵念着神秘的“咒”，挥舞着原始的武器勇敢地奔赴了消灭灾祸之源的战场。
三、拳民的“劫变观”与禁忌行为
“劫变”的观念在义和拳民中流传很广，它是明清以来民间秘密教门普遍信奉的一种思想。“劫”是梵文Kalpa的音译，“劫波”的略称，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源于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沿用其说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劫波”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在劫难逃”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佛教的“劫”分为大、中、小，表示了长达128亿年一个轮回的世界开始—毁灭的过程，在每个劫期的末尾都会产生“劫变”的征兆，并伴随着诸如饥馑、疾疫、刀兵、水火风等灾难。因此，劫便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恐怖词汇。劫变观念被民间秘密教门加以改造和利用，极力强调末劫期一到现世要向未来世更替，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末劫看看到，个个要提防”，①极言末劫变异的可怕，“造孽之人堕在地狱，恶趣受苦，经此劫数，无量百千，不求解脱，永不翻身”，到时天灾、饥饿、瘟疫将会出现。有的教门甚至指出“劫难”发生的具体时间，“说下元，甲子年，末劫来临，辛已年，又不收，黎民饿死，癸未年，犯三辛，瘟疫流行。”②这种恐怖宣传造成了十分可怕的气氛，弥漫在乡村社会，一旦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会认为是“转劫”的开始，为躲避灾难只好加入教门。
义和团组织恰恰也运用了民间教门的传统手段。1899年朱红灯设拳场时“谓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③在义和团的许多宣传品中也充斥着“劫变”的宣传：“大劫临头，只在今秋”，④“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⑤“庚子年上刀兵起，十分大难死七分”等等。⑥拳首们用神秘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充满恐怖、灾异和动乱的年代。义和团时期“劫变”观念的内涵与民间教门的信仰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义和团的揭贴宣传了这样一种思想：世道大乱，入坛从善、齐心灭洋、挽救劫运，把晚清时期的天灾人祸、世道大乱统统归结为“鬼子闹中原”。揭贴宣称：“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①这表明在接受民间教门的“劫变”观念时有了重大的改造，“诸神救劫”、变换世界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对旧的统治秩序的抗议，而且还在于自觉承担了捍卫“大清一统靖江山”的历史使命。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和文化侵略在华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忧患、不满和愤懑，因此人们便把变乱的根源看成是“洋鬼子”入侵的结果。拳民们避劫的方法除了延用民间教门宣传的焚香、上供、上表、祷告、咒语以及入团、入坛等手段外，主要是以禁忌形式和民俗活动中一切避灾趋福的巫术性行为作为避劫消灾的手段。因此，禁忌的内容和目的都是灭洋避劫和免遭洋人巫术之害。据此可以把义和拳民的禁忌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积极性禁忌。即以自己的主动性巫术行为达到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是入团入坛灭洋避劫。如“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二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汝辈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②“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主，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③显然，只有习拳入坛，才能灭鬼子、消灾劫，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神谕的方式，既肯定了坛、团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又维护了组织的团结和稳固。其二是传递揭贴、告白、通告和佩戴灵符等。如《增福财神李告白》借财神之口宣传“扫除外国洋人，像（才）有细雨”，文后告诫说“见字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④通过字符、告白的传递就可消灾致福，这是由“符”的作用推演出的一种观念。“灵符”本身就带有二重性，既能制敌取胜，又可护身防灾，是拳民最普遍的佩戴物。例如，拳民在赴战场时“约三四千，均头扎红巾，贴朱书妖符，胸系红布兜，黑笔画八卦”，⑤认为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使自己刀枪不入，“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⑥符咒是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法器用物之一，普通民众对其深信不疑，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驾驭神秘的力量灭鬼消灾。因此，其鼓动作用相当大，“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以辟易万人。”⑦可见，“灵符”乃是一种物化和观念相结合的禁忌。其三是直接从民俗和民间信仰中借用来的各种禁忌。例如，在战斗进行的地区，“令各家……悬一红灯”，⑧“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⑨认为可以避邪取胜。此外就是以民间信仰中灵魂观念和感应观念为基础演化出的各种禁忌。如“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认为这样就可以将洋人杀死。还有一种煮洋魂的方法，“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①还有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②把根本没有关系的行为通过联想苟合在一起达到灭洋的目的。可见，积极性巫术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气氛和鼓舞士气，利用民间信仰中的基本观念，作出各种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规定，因此，这种禁忌带有攻击性。
第二类，消极性禁忌，即以保证自己不受侵害为原则，包括请神咒、禁烟火等一系列内容。请神咒所表达的观念与民间教门中请神避劫的含义是相同的。如“天地日月里，诸神俱降临，……十万恶人一扫平”；③“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十请托塔天王，……率领天上十万兵”等等。④禁烟火一是在七月七日牛郎会织女时，恐升火惊了二仙就不愿下凡救灾了，“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居民不许举火。无论男女皆红布缠首，如不信从，天必降灾。牛郎织女亦不能下降救万方灾难也。”⑤另一种是在盛传洋人在井中下药，为免其毒害而禁烟火。“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云云。⑥此外，还有专门对付洋人“巫术”的禁忌。如“洋鬼子治（制）造纸人、纸马，害中国庶民。仙传叫各家每坟头上插香一柱，由十二至十四晚章烧香三夜”；“传得洋鬼子摆下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等等。⑦这类禁忌以保护自己为出发点，其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极强，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略加规定而形成某种禁忌。禁忌之所以能够在乡里民众中盛行是与日常的信仰意识和民俗活动分不开的。乡村社会到处弥漫着巫觋信仰，由巫术性行为演变来的禁忌在节日民俗和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举凡卜筮、阴阳、堪舆、风水等行为都附带着一系列的禁忌。义和拳民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借用民俗中人们熟悉的方式来鼓舞人心，协调行动。
义和团运动是时代条件和乡土文化氛围共同孕育的产物。特别是义和拳民带有神秘色彩的强烈排外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义和拳民的排外不仅看成是盲目的，而且还看作是一种愚昧的、拒绝先进文明的表现，这样无疑就离开了拳民生存的时代和乡土文化的氛围。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义和拳民的强烈排外意识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观念和习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消灾避邪的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在生活民俗和岁时民俗之中。禁忌是一种消极巫术，是否定性教训在人们的意识中筑起的一道防线，以禁止某种行为，避免激怒神灵降灾惩罚。广义地讲，禁忌也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方法。在民俗中，五月被称之为“恶五月”，故人们的言行举止极其注意，犹忌恶言恶语和造作等事，认为这样会带来不祥。小儿出痘，“家人口戒不吉之语，谓恐得罪痘神”；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华北的各类民俗中大量存在着以物避邪的风俗。如清明扫墓后，“取柳枝编小圈连环七个，悬于屋隅，以除不祥”；端午节“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人皆饮黄酒，并用之书王字于儿额，或涂耳鼻，或抹墙壁，取意皆在禳不祥，避毒虫”；腊八节，以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外“以禳不祥”。①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这种巫术行为。如“邻有丧，须系红布于儿背，谓可避疫殃。遇瘟亦然，谓可免病避邪”。②正月元日这一天要“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服百鬼。”③“以五彩绳系臂，令人却邪不瘟”；④七月，“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二七粒，终岁无病。”⑤佩带物也有同样的功能。如春分后，宜佩“神明散，一人带之，一家无病”；⑥渡江河时，“朱书禹字佩之，能免风涛之厄”等等。⑦镇邪物的威力主要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神的力量和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比如“蒲”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⑧而“艾”也是西王母的专用仙药，⑨用它们来消灾避邪自然是会有威力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木、纸雕刻剪裁而成的某种形象具有更大的威力。如六朝梁肖绮伪撰的《拾遗记》中曾谈到一种“重明鸟”，说它“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但这种“精灵”并非时时护佑人们，而是往来不定期。因此，在“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只要“神”的形象在，就可以获得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鸟的神性不断扩大，刻木铸金亦显得麻烦，于是乎“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挑符其傍，百鬼畏之”。⑩简化为一纸画像同样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它避邪物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如由神荼、郁垒崇拜到桃树——桃木雕像——桃木小块——桃符——对联，其演变过程也是由繁到简，但其神力仍存，由此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关于“符”也是这样，应该说直接导源于文字崇拜和图形崇拜。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神秘性，尔后又有《河图》、《洛书》、《易经》八卦、《洪范》九畴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图形崇拜。相传黄帝东巡至海，遇到白泽神兽，它给黄帝讲述天下鬼神之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⑾把神兽的言形画为图像，仍具有神力。早在夏禹铸九鼎时，就在鼎上雕刻和图绘了许多避邪禽兽及山林川泽中的各种鬼神图像，其目的是使百姓出门施行时，想起它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准备，遇到邪崇，可以起到消灾免害的作用。⑿这些图形都是“符”的前身。此后在汉代被道家进一步发挥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巫蛊佛道及民间宗教都把“符”作为最常用最简便的法宝，遂使民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挂符消灾的现象。道家对符图的创造神化着墨尤多，成为道教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录入的大符名目就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大捍厄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厌怪符等等，其它小符还有很多。同时，他进一步将符神秘化，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明确指出“符”是神明所授，其神效自然是灵验的了。随着道教的不断民间化，道教的观念和法术也融进了乡里民众的信仰意识之中，与原有的观念相结合，形成用符避邪的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民俗中，消灾避邪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多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一切自然灾害、病痛祸患、不意的惊吓都会危胁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消除或避免灾害的降临。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消灭带来祸患的根源—鬼神。因此，孤魂恶鬼便自然地被人们看成是灾祸的载体，是不祥的根源。最先是躲避它们，用各种避邪物使鬼神不敢靠近；一旦鬼神已经侵入并带来了祸患，那就必须将其驱逐或消灭。人们普遍借助于巫蛊的力量，请来神明，用厌胜之法达到目的。在广大华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是民间熟知的封神榜上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神，只要有他在此就不用惮忌其它鬼神的捣乱和伤害。可见，消灾避邪并非完全是消极防御，一旦到了临界点，它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勇猛无畏的胆气和精神，在神的信仰支配下去战胜恶魔。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
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
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所产生的社会冲击远远大于南方早开放的数省，从而使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破裂，大批劳动者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业游民。华北民众精神上的支柱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割裂了乡村社会浑然一体的文化心理状态，促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明朗化。所有这些变动使华北地区的乡里民众莫明其妙地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和宁静生活的破坏，日益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①至于洋货店、洋书、洋器见者均行焚毁，拆铁路、拔电杆等现象极为普遍。时人对义和团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由各处来（北京）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②是什么力量促使拳民如此坚决而又广泛地禁洋、灭洋，甚至在武器如此简陋的情形下，万众一心、勇不可挡地和洋人在战场上拚杀呢？这种观念和行为导源于怎样的认识呢？我们认为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洋货、洋教的深入，破坏了华北民众和谐的生活，从而生存受到危胁、安全感丧失这样一个根本的客观经济和文化原因外，在拳民的主观意识上，人们把世道的变化、生计的丧失和天灾人祸的降临都看作是与“洋”有关的事务招致的，洋人变成了带来灾祸的“孤魂恶鬼”，成为人们生存与安宁的最大危胁和万恶之源。只有避洋、禁洋、驱洋、灭洋才能恢复往日的平静，避灾趋福。
19世纪末年，华北地区天灾不断，长年干旱不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侵入到华北内地，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时人这样描述华北民众的心理：“义民之起，国内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鸣，百计要求，积渐遏怒，不得伸泄。……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病入骨髓，民之所恶，天之所弃也。……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示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③这样的心理自然会把洋人、洋教看作是招致祸乱的罪魁，拳民们认为：“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④他们利用揭帖、传言等形式把这种认识和观念广为传播。时人这样记述道：“当时直隶苦旱，民情骚动，愈启其仇视外人之心。计自去年六月初至今，经年不雨，旱象已成，以致去秋无禾，今春无麦，民食早尽。秋来盼望雨泽，人心焦急，于是平素仇视外人之拳匪，乘机播散谣言，于各处遍布匿名揭帖，扬言天久不雨，当归咎于西人，若不灭尽洋，恐无下雨之日云云。”⑤农业是华北乡村的主要生计来源，严重的干旱自然会危及农业生产，从而也就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这就是最大的灾祸和不祥。所以拳民们在揭帖中总结说：“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息天怒。善行心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⑥这样“洋鬼子”的“恶魔”形象就形成和确立了。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⑦自然灾害伴随着洋人、洋教的入侵，强化了破坏的程度，不由得人们不把仇恨的眼光投向“异类”、“异物”，从而产生出一种弥漫性的、恐怖性的社会氛围。
为防止洋鬼子的伤害，达到消灾避邪的目的，只有利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避邪手段来对付这个新的“恶源”。当时风传“洋人教民，往井内下毒药，又言门上抹血、放纸人、放蚰蜒，都为害人，致人不安”。①于是便出现了各种避此邪的禁忌，如避毒药须“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水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②破洋人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③闭洋人火炮，要“众民不须动烟火”，“自八月初一日众民不须饮酒，如若饮酒，一家老少必受洋人之害。”④用这些办法就可以破坏洋人的妖术，这是对付“孤魂恶鬼”的消极办法。
在民俗中避邪镇物是多种多样的，都可以拿来对付洋鬼子。例如，义和团在街巷中战斗时往往“令各家……夜间各悬一红灯”，⑤或“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⑥认为可以避邪取胜。这种行为是岁时民俗中常见的一种风俗，一年中有两次张灯，一在年节时，“家家竿标楼阁，松柏枝荫之夜灯”，元月十三日，“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灯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⑦目的是驱鬼，使之无处停留。另一次是中元节放河灯送鬼。可见张灯亦是避邪送鬼的一种手段，拳民则直接用来对付洋人，明确地把洋人等同于“鬼”。当然，避邪的根本办法是将洋人驱逐或消灭。
带给义和团拳民坚强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源泉，除了降神附体、延请各路神明下凡外，更常见的是护符的广泛使用。从符的内容和形式看，拳民佩戴的符一般用黄纸制成，“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佛在予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⑧再配合特定内容的咒语，“谓持诵则枪炮不然”。⑨如前所述，“符”本身就带有神秘性，尤为重要的是“符”所代表的神力，在面对洋人船坚炮利的情况下，只有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才能实现“厌洋”的目的，于是义和团所用符的内容便丰富起来，将冷云、火佛、太上老君、菩萨、龙虎融于一符之中，无疑更增强了符的“威力”。“符”的使用给拳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日常生活中符就可以驱鬼消灾，用来对付和鬼一样的洋人更是不成问题。因此“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是辟易万人”，⑩还有什么“洋鬼”值得害怕呢！
义和团民近乎疯狂的排洋灭洋运动，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发现拳民的排外是有特定的指向性的。中国百姓的信仰目的十分现实，注重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追求。面对自然的挑战，在无法解释导致灾异出现的原因时，便把矛头指向了鬼神。一般不触怒它，而是采用各种方法防止它带来的邪气灾祸。然而一旦鬼神侵入则会马上利用祈禳厌胜之法将其击退或消灭。因此，惧怕与勇敢是有一个相对的界线的，并非一味惧怕，时而也会在神明的支持下勇敢地迎接恶鬼的挑战。鬼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们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深信它们就存在于身边，随时会出来捣乱。这种心理为19世纪末年的天灾人祸寻找原因提供了基础。人们的确看到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异类”闯进乡村社会后，生活便一天天地坏下去了，气候也日益地干燥起来，大批的人由安定的生活转变为生活无着。这样，无形的鬼魂慢慢地集中到了以教堂为据点伤害了乡土百姓传统感情的传教士和教民身上，集中到了洋人和洋物身上，人们似乎感到了洋人的“邪气”是祸乱的根源，因而时时提防，处处设禁，终于在神佛的“启示”和“鼓舞”下，佩戴上“神武”的符，诵念着神秘的“咒”，挥舞着原始的武器勇敢地奔赴了消灭灾祸之源的战场。
三、拳民的“劫变观”与禁忌行为
“劫变”的观念在义和拳民中流传很广，它是明清以来民间秘密教门普遍信奉的一种思想。“劫”是梵文Kalpa的音译，“劫波”的略称，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源于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沿用其说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劫波”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在劫难逃”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佛教的“劫”分为大、中、小，表示了长达128亿年一个轮回的世界开始—毁灭的过程，在每个劫期的末尾都会产生“劫变”的征兆，并伴随着诸如饥馑、疾疫、刀兵、水火风等灾难。因此，劫便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恐怖词汇。劫变观念被民间秘密教门加以改造和利用，极力强调末劫期一到现世要向未来世更替，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末劫看看到，个个要提防”，①极言末劫变异的可怕，“造孽之人堕在地狱，恶趣受苦，经此劫数，无量百千，不求解脱，永不翻身”，到时天灾、饥饿、瘟疫将会出现。有的教门甚至指出“劫难”发生的具体时间，“说下元，甲子年，末劫来临，辛已年，又不收，黎民饿死，癸未年，犯三辛，瘟疫流行。”②这种恐怖宣传造成了十分可怕的气氛，弥漫在乡村社会，一旦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会认为是“转劫”的开始，为躲避灾难只好加入教门。
义和团组织恰恰也运用了民间教门的传统手段。1899年朱红灯设拳场时“谓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③在义和团的许多宣传品中也充斥着“劫变”的宣传：“大劫临头，只在今秋”，④“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⑤“庚子年上刀兵起，十分大难死七分”等等。⑥拳首们用神秘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充满恐怖、灾异和动乱的年代。义和团时期“劫变”观念的内涵与民间教门的信仰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义和团的揭贴宣传了这样一种思想：世道大乱，入坛从善、齐心灭洋、挽救劫运，把晚清时期的天灾人祸、世道大乱统统归结为“鬼子闹中原”。揭贴宣称：“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①这表明在接受民间教门的“劫变”观念时有了重大的改造，“诸神救劫”、变换世界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对旧的统治秩序的抗议，而且还在于自觉承担了捍卫“大清一统靖江山”的历史使命。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和文化侵略在华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忧患、不满和愤懑，因此人们便把变乱的根源看成是“洋鬼子”入侵的结果。拳民们避劫的方法除了延用民间教门宣传的焚香、上供、上表、祷告、咒语以及入团、入坛等手段外，主要是以禁忌形式和民俗活动中一切避灾趋福的巫术性行为作为避劫消灾的手段。因此，禁忌的内容和目的都是灭洋避劫和免遭洋人巫术之害。据此可以把义和拳民的禁忌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积极性禁忌。即以自己的主动性巫术行为达到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是入团入坛灭洋避劫。如“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二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汝辈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②“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主，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③显然，只有习拳入坛，才能灭鬼子、消灾劫，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神谕的方式，既肯定了坛、团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又维护了组织的团结和稳固。其二是传递揭贴、告白、通告和佩戴灵符等。如《增福财神李告白》借财神之口宣传“扫除外国洋人，像（才）有细雨”，文后告诫说“见字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④通过字符、告白的传递就可消灾致福，这是由“符”的作用推演出的一种观念。“灵符”本身就带有二重性，既能制敌取胜，又可护身防灾，是拳民最普遍的佩戴物。例如，拳民在赴战场时“约三四千，均头扎红巾，贴朱书妖符，胸系红布兜，黑笔画八卦”，⑤认为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使自己刀枪不入，“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⑥符咒是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法器用物之一，普通民众对其深信不疑，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驾驭神秘的力量灭鬼消灾。因此，其鼓动作用相当大，“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以辟易万人。”⑦可见，“灵符”乃是一种物化和观念相结合的禁忌。其三是直接从民俗和民间信仰中借用来的各种禁忌。例如，在战斗进行的地区，“令各家……悬一红灯”，⑧“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⑨认为可以避邪取胜。此外就是以民间信仰中灵魂观念和感应观念为基础演化出的各种禁忌。如“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认为这样就可以将洋人杀死。还有一种煮洋魂的方法，“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①还有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②把根本没有关系的行为通过联想苟合在一起达到灭洋的目的。可见，积极性巫术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气氛和鼓舞士气，利用民间信仰中的基本观念，作出各种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规定，因此，这种禁忌带有攻击性。
第二类，消极性禁忌，即以保证自己不受侵害为原则，包括请神咒、禁烟火等一系列内容。请神咒所表达的观念与民间教门中请神避劫的含义是相同的。如“天地日月里，诸神俱降临，……十万恶人一扫平”；③“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十请托塔天王，……率领天上十万兵”等等。④禁烟火一是在七月七日牛郎会织女时，恐升火惊了二仙就不愿下凡救灾了，“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居民不许举火。无论男女皆红布缠首，如不信从，天必降灾。牛郎织女亦不能下降救万方灾难也。”⑤另一种是在盛传洋人在井中下药，为免其毒害而禁烟火。“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云云。⑥此外，还有专门对付洋人“巫术”的禁忌。如“洋鬼子治（制）造纸人、纸马，害中国庶民。仙传叫各家每坟头上插香一柱，由十二至十四晚章烧香三夜”；“传得洋鬼子摆下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等等。⑦这类禁忌以保护自己为出发点，其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极强，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略加规定而形成某种禁忌。禁忌之所以能够在乡里民众中盛行是与日常的信仰意识和民俗活动分不开的。乡村社会到处弥漫着巫觋信仰，由巫术性行为演变来的禁忌在节日民俗和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举凡卜筮、阴阳、堪舆、风水等行为都附带着一系列的禁忌。义和拳民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借用民俗中人们熟悉的方式来鼓舞人心，协调行动。发布时间：2005-09-23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任军
义和团运动是时代条件和乡土文化氛围共同孕育的产物。特别是义和拳民带有神秘色彩的强烈排外的行为，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把义和拳民的排外不仅看成是盲目的，而且还看作是一种愚昧的、拒绝先进文明的表现，这样无疑就离开了拳民生存的时代和乡土文化的氛围。本文试图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义和拳民的强烈排外意识进行一些分析，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理解。
一、华北的消灾避邪民俗
消灾避邪是华北信仰民俗中的主要目的。乡土民众信仰的神灵大致可分为“神”、“佛”、“仙”、“鬼”、“魔”、“煞”，一般说来，后三者往往与“不祥”、“灾难”相关联。鬼神崇拜在我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人们相信，幸福安乐是神明所赐，而灾祸不祥则为鬼魂所降。尤其是凶死的鬼魂得不归宿和安宁，就会到处游荡，作崇于人间，或传播瘟疫，或兴风作浪，或鬼火淫雨，或怪风洪水等等。这种观念深深地札根于民间，形成了各种避鬼消灾的风俗。如家有外出受惊吓而神志不清的病人，家中长者便夹衣抱鸡手挥草人火把，口念“雷神爷爷行法事，渴神饿鬼快回去”，①把鬼魂看作是灾病的附带者。在乡间普遍形成了畏鬼的观念，对鬼魂“不敢偷相欺狂，怵以鬼神则悚仄不宁”。②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宁就得想办法让鬼魂安宁，于是对亡灵进行崇拜、祭奠；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触怒鬼魂神灵，形成禁忌；进而以心目中的神圣物来防止或避免鬼魂的侵害；最后引入厌胜的观念，延请法力无比的神灵、道仙、巫婆神汉来制服鬼魂以达消灾的目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观念和习俗，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消灾避邪的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在生活民俗和岁时民俗之中。禁忌是一种消极巫术，是否定性教训在人们的意识中筑起的一道防线，以禁止某种行为，避免激怒神灵降灾惩罚。广义地讲，禁忌也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方法。在民俗中，五月被称之为“恶五月”，故人们的言行举止极其注意，犹忌恶言恶语和造作等事，认为这样会带来不祥。小儿出痘，“家人口戒不吉之语，谓恐得罪痘神”；③二月二日，俗称“龙抬头”，“妇女忌针黹，恐刺龙眼”，④怕刺伤龙眼导致自己眼瞎。这些都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通过联想而形成的心理现象，从而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在华北的各类民俗中大量存在着以物避邪的风俗。如清明扫墓后，“取柳枝编小圈连环七个，悬于屋隅，以除不祥”；端午节“门前插蒲艾，贴五雷天师符，以禳不祥，人皆饮黄酒，并用之书王字于儿额，或涂耳鼻，或抹墙壁，取意皆在禳不祥，避毒虫”；腊八节，以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外“以禳不祥”。①在日常生活中也到处呈现出这种巫术行为。如“邻有丧，须系红布于儿背，谓可避疫殃。遇瘟亦然，谓可免病避邪”。②正月元日这一天要“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能压伏邪气，制服百鬼。”③“以五彩绳系臂，令人却邪不瘟”；④七月，“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二七粒，终岁无病。”⑤佩带物也有同样的功能。如春分后，宜佩“神明散，一人带之，一家无病”；⑥渡江河时，“朱书禹字佩之，能免风涛之厄”等等。⑦镇邪物的威力主要来源于它们所代表的神的力量和本身的特质与功能。比如“蒲”就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⑧而“艾”也是西王母的专用仙药，⑨用它们来消灾避邪自然是会有威力的。然而，更重要的是由木、纸雕刻剪裁而成的某种形象具有更大的威力。如六朝梁肖绮伪撰的《拾遗记》中曾谈到一种“重明鸟”，说它“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但这种“精灵”并非时时护佑人们，而是往来不定期。因此，在“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只要“神”的形象在，就可以获得安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鸟的神性不断扩大，刻木铸金亦显得麻烦，于是乎“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挑符其傍，百鬼畏之”。⑩简化为一纸画像同样可以起到避邪的作用。其它避邪物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如由神荼、郁垒崇拜到桃树——桃木雕像——桃木小块——桃符——对联，其演变过程也是由繁到简，但其神力仍存，由此满足了人们的心理上的安全需要。关于“符”也是这样，应该说直接导源于文字崇拜和图形崇拜。我国最初的象形文字，本来就有艺术价值和神秘性，尔后又有《河图》、《洛书》、《易经》八卦、《洪范》九畴的出现，更加强了古人的文字图形崇拜。相传黄帝东巡至海，遇到白泽神兽，它给黄帝讲述天下鬼神之事，“帝令以图写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记之”，⑾把神兽的言形画为图像，仍具有神力。早在夏禹铸九鼎时，就在鼎上雕刻和图绘了许多避邪禽兽及山林川泽中的各种鬼神图像，其目的是使百姓出门施行时，想起它们心中有一个思想准备，遇到邪崇，可以起到消灾免害的作用。⑿这些图形都是“符”的前身。此后在汉代被道家进一步发挥才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起来，巫蛊佛道及民间宗教都把“符”作为最常用最简便的法宝，遂使民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挂符消灾的现象。道家对符图的创造神化着墨尤多，成为道教法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录入的大符名目就自来符、金光符、太玄符、黄帝符、延命神符、九天发兵符、大捍厄符、消灾符、雷电符、采女符、治百病符、厌怪符等等，其它小符还有很多。同时，他进一步将符神秘化，称：“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明确指出“符”是神明所授，其神效自然是灵验的了。随着道教的不断民间化，道教的观念和法术也融进了乡里民众的信仰意识之中，与原有的观念相结合，形成用符避邪的风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华北的民俗中，消灾避邪是人们信仰和崇拜多神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一切自然灾害、病痛祸患、不意的惊吓都会危胁到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因此，必须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消除或避免灾害的降临。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消灭带来祸患的根源—鬼神。因此，孤魂恶鬼便自然地被人们看成是灾祸的载体，是不祥的根源。最先是躲避它们，用各种避邪物使鬼神不敢靠近；一旦鬼神已经侵入并带来了祸患，那就必须将其驱逐或消灭。人们普遍借助于巫蛊的力量，请来神明，用厌胜之法达到目的。在广大华北地区有这样一句俗语“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太公是民间熟知的封神榜上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其他诸神，只要有他在此就不用惮忌其它鬼神的捣乱和伤害。可见，消灾避邪并非完全是消极防御，一旦到了临界点，它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勇猛无畏的胆气和精神，在神的信仰支配下去战胜恶魔。
二、义和拳民排洋灭洋的民俗基础
义和团运动初起于鲁西北，奔泻于华北平原，其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华北各地区，而这一地区在近代以来受外来冲击较晚（但十分强烈），原有文化氛围未遭较大破坏（但也引起了文化失衡现象），因此，人们熟悉的民俗信仰观念，一直是支配人们日常行为的精神源泉。
西方文明对华北地区的侵入大约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此后20年间以及其迅猛的速度，在商品倾销和文化渗透方面深入到了华北地区的穷乡僻壤，所产生的社会冲击远远大于南方早开放的数省，从而使华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破裂，大批劳动者被抛出惯常的生活轨道，成为无业游民。华北民众精神上的支柱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威胁和破坏，从而割裂了乡村社会浑然一体的文化心理状态，促使民教矛盾进一步明朗化。所有这些变动使华北地区的乡里民众莫明其妙地感受到了世道的变迁和宁静生活的破坏，日益感到生活的艰辛和精神上的压抑。人们不禁会思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索并不是从文明与先进的比较中出发的，而是沿着民俗信仰中所表现出的惯常思维方式而展开。
19世纪末期暴发的义和团运动，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持续高涨的禁洋、排洋和灭洋浪潮。拳民们“不但嫉视外人，抑且禁用洋货，甚至迁怒于西人所修之电线，所筑之铁路及所居之房屋等”，①因此，“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②不穿洋布，不用洋火、洋物，“禁民间著白衣，谓其近洋派也”，③“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①至于洋货店、洋书、洋器见者均行焚毁，拆铁路、拔电杆等现象极为普遍。时人对义和团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由各处来（北京）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②是什么力量促使拳民如此坚决而又广泛地禁洋、灭洋，甚至在武器如此简陋的情形下，万众一心、勇不可挡地和洋人在战场上拚杀呢？这种观念和行为导源于怎样的认识呢？我们认为除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洋货、洋教的深入，破坏了华北民众和谐的生活，从而生存受到危胁、安全感丧失这样一个根本的客观经济和文化原因外，在拳民的主观意识上，人们把世道的变化、生计的丧失和天灾人祸的降临都看作是与“洋”有关的事务招致的，洋人变成了带来灾祸的“孤魂恶鬼”，成为人们生存与安宁的最大危胁和万恶之源。只有避洋、禁洋、驱洋、灭洋才能恢复往日的平静，避灾趋福。
19世纪末年，华北地区天灾不断，长年干旱不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侵入到华北内地，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时人这样描述华北民众的心理：“义民之起，国内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鸣，百计要求，积渐遏怒，不得伸泄。……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病入骨髓，民之所恶，天之所弃也。……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示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③这样的心理自然会把洋人、洋教看作是招致祸乱的罪魁，拳民们认为：“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④他们利用揭帖、传言等形式把这种认识和观念广为传播。时人这样记述道：“当时直隶苦旱，民情骚动，愈启其仇视外人之心。计自去年六月初至今，经年不雨，旱象已成，以致去秋无禾，今春无麦，民食早尽。秋来盼望雨泽，人心焦急，于是平素仇视外人之拳匪，乘机播散谣言，于各处遍布匿名揭帖，扬言天久不雨，当归咎于西人，若不灭尽洋，恐无下雨之日云云。”⑤农业是华北乡村的主要生计来源，严重的干旱自然会危及农业生产，从而也就危及到了人们的生存，这就是最大的灾祸和不祥。所以拳民们在揭帖中总结说：“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息天怒。善行心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⑥这样“洋鬼子”的“恶魔”形象就形成和确立了。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⑦自然灾害伴随着洋人、洋教的入侵，强化了破坏的程度，不由得人们不把仇恨的眼光投向“异类”、“异物”，从而产生出一种弥漫性的、恐怖性的社会氛围。
为防止洋鬼子的伤害，达到消灾避邪的目的，只有利用日常生活中行之有效的避邪手段来对付这个新的“恶源”。当时风传“洋人教民，往井内下毒药，又言门上抹血、放纸人、放蚰蜒，都为害人，致人不安”。①于是便出现了各种避此邪的禁忌，如避毒药须“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水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②破洋人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③闭洋人火炮，要“众民不须动烟火”，“自八月初一日众民不须饮酒，如若饮酒，一家老少必受洋人之害。”④用这些办法就可以破坏洋人的妖术，这是对付“孤魂恶鬼”的消极办法。
在民俗中避邪镇物是多种多样的，都可以拿来对付洋鬼子。例如，义和团在街巷中战斗时往往“令各家……夜间各悬一红灯”，⑤或“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⑥认为可以避邪取胜。这种行为是岁时民俗中常见的一种风俗，一年中有两次张灯，一在年节时，“家家竿标楼阁，松柏枝荫之夜灯”，元月十三日，“家以小盏一百八枚，夜灯之，遍散井灶、门户、砧石”，⑦目的是驱鬼，使之无处停留。另一次是中元节放河灯送鬼。可见张灯亦是避邪送鬼的一种手段，拳民则直接用来对付洋人，明确地把洋人等同于“鬼”。当然，避邪的根本办法是将洋人驱逐或消灭。
带给义和团拳民坚强信念和精神力量的源泉，除了降神附体、延请各路神明下凡外，更常见的是护符的广泛使用。从符的内容和形式看，拳民佩戴的符一般用黄纸制成，“用朱砂画一像，非人非鬼，非神非妖，有头无足，面尖削，但有眉眼，顶上有四圆光，心下书秘字，其意若曰：我为冷云之佛，火佛在予前，太上老君在予之后。此外，又有菩萨龙虎等字，上面左端书请天兵天将，其右端书请瘟疫之神。”⑧再配合特定内容的咒语，“谓持诵则枪炮不然”。⑨如前所述，“符”本身就带有神秘性，尤为重要的是“符”所代表的神力，在面对洋人船坚炮利的情况下，只有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才能实现“厌洋”的目的，于是义和团所用符的内容便丰富起来，将冷云、火佛、太上老君、菩萨、龙虎融于一符之中，无疑更增强了符的“威力”。“符”的使用给拳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日常生活中符就可以驱鬼消灾，用来对付和鬼一样的洋人更是不成问题。因此“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是辟易万人”，⑩还有什么“洋鬼”值得害怕呢！
义和团民近乎疯狂的排洋灭洋运动，表面上看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则会发现拳民的排外是有特定的指向性的。中国百姓的信仰目的十分现实，注重对现实利益的维护和追求。面对自然的挑战，在无法解释导致灾异出现的原因时，便把矛头指向了鬼神。一般不触怒它，而是采用各种方法防止它带来的邪气灾祸。然而一旦鬼神侵入则会马上利用祈禳厌胜之法将其击退或消灭。因此，惧怕与勇敢是有一个相对的界线的，并非一味惧怕，时而也会在神明的支持下勇敢地迎接恶鬼的挑战。鬼神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们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人们深信它们就存在于身边，随时会出来捣乱。这种心理为19世纪末年的天灾人祸寻找原因提供了基础。人们的确看到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异类”闯进乡村社会后，生活便一天天地坏下去了，气候也日益地干燥起来，大批的人由安定的生活转变为生活无着。这样，无形的鬼魂慢慢地集中到了以教堂为据点伤害了乡土百姓传统感情的传教士和教民身上，集中到了洋人和洋物身上，人们似乎感到了洋人的“邪气”是祸乱的根源，因而时时提防，处处设禁，终于在神佛的“启示”和“鼓舞”下，佩戴上“神武”的符，诵念着神秘的“咒”，挥舞着原始的武器勇敢地奔赴了消灭灾祸之源的战场。
三、拳民的“劫变观”与禁忌行为
“劫变”的观念在义和拳民中流传很广，它是明清以来民间秘密教门普遍信奉的一种思想。“劫”是梵文Kalpa的音译，“劫波”的略称，意为极为久远的时节，源于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沿用其说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劫波”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在劫难逃”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佛教的“劫”分为大、中、小，表示了长达128亿年一个轮回的世界开始—毁灭的过程，在每个劫期的末尾都会产生“劫变”的征兆，并伴随着诸如饥馑、疾疫、刀兵、水火风等灾难。因此，劫便成了一种灾难性的恐怖词汇。劫变观念被民间秘密教门加以改造和利用，极力强调末劫期一到现世要向未来世更替，必然会出现大的灾难，“末劫看看到，个个要提防”，①极言末劫变异的可怕，“造孽之人堕在地狱，恶趣受苦，经此劫数，无量百千，不求解脱，永不翻身”，到时天灾、饥饿、瘟疫将会出现。有的教门甚至指出“劫难”发生的具体时间，“说下元，甲子年，末劫来临，辛已年，又不收，黎民饿死，癸未年，犯三辛，瘟疫流行。”②这种恐怖宣传造成了十分可怕的气氛，弥漫在乡村社会，一旦发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会认为是“转劫”的开始，为躲避灾难只好加入教门。
义和团组织恰恰也运用了民间教门的传统手段。1899年朱红灯设拳场时“谓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③在义和团的许多宣传品中也充斥着“劫变”的宣传：“大劫临头，只在今秋”，④“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⑤“庚子年上刀兵起，十分大难死七分”等等。⑥拳首们用神秘的话语，描绘了一个充满恐怖、灾异和动乱的年代。义和团时期“劫变”观念的内涵与民间教门的信仰即有联系又有区别，突出地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义和团的揭贴宣传了这样一种思想：世道大乱，入坛从善、齐心灭洋、挽救劫运，把晚清时期的天灾人祸、世道大乱统统归结为“鬼子闹中原”。揭贴宣称：“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①这表明在接受民间教门的“劫变”观念时有了重大的改造，“诸神救劫”、变换世界的观念不再仅仅是对旧的统治秩序的抗议，而且还在于自觉承担了捍卫“大清一统靖江山”的历史使命。这种变化反映了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和文化侵略在华北地区造成了普遍的忧患、不满和愤懑，因此人们便把变乱的根源看成是“洋鬼子”入侵的结果。拳民们避劫的方法除了延用民间教门宣传的焚香、上供、上表、祷告、咒语以及入团、入坛等手段外，主要是以禁忌形式和民俗活动中一切避灾趋福的巫术性行为作为避劫消灾的手段。因此，禁忌的内容和目的都是灭洋避劫和免遭洋人巫术之害。据此可以把义和拳民的禁忌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积极性禁忌。即以自己的主动性巫术行为达到目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其一是入团入坛灭洋避劫。如“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二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汝辈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②“兹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主，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缄默，以致吾等俱练习义和神拳，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截杀教民，以免生灵涂炭。”③显然，只有习拳入坛，才能灭鬼子、消灾劫，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神谕的方式，既肯定了坛、团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又维护了组织的团结和稳固。其二是传递揭贴、告白、通告和佩戴灵符等。如《增福财神李告白》借财神之口宣传“扫除外国洋人，像（才）有细雨”，文后告诫说“见字速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村之灾。”④通过字符、告白的传递就可消灾致福，这是由“符”的作用推演出的一种观念。“灵符”本身就带有二重性，既能制敌取胜，又可护身防灾，是拳民最普遍的佩戴物。例如，拳民在赴战场时“约三四千，均头扎红巾，贴朱书妖符，胸系红布兜，黑笔画八卦”，⑤认为可以使洋人枪炮不响，使自己刀枪不入，“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⑥符咒是民间信仰中最常见的法器用物之一，普通民众对其深信不疑，以为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驾驭神秘的力量灭鬼消灾。因此，其鼓动作用相当大，“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以辟易万人。”⑦可见，“灵符”乃是一种物化和观念相结合的禁忌。其三是直接从民俗和民间信仰中借用来的各种禁忌。例如，在战斗进行的地区，“令各家……悬一红灯”，⑧“每日家家夜晚挂红灯一个时辰”，⑨认为可以避邪取胜。此外就是以民间信仰中灵魂观念和感应观念为基础演化出的各种禁忌。如“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认为这样就可以将洋人杀死。还有一种煮洋魂的方法，“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①还有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②把根本没有关系的行为通过联想苟合在一起达到灭洋的目的。可见，积极性巫术行为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气氛和鼓舞士气，利用民间信仰中的基本观念，作出各种有利于克敌制胜的规定，因此，这种禁忌带有攻击性。
第二类，消极性禁忌，即以保证自己不受侵害为原则，包括请神咒、禁烟火等一系列内容。请神咒所表达的观念与民间教门中请神避劫的含义是相同的。如“天地日月里，诸神俱降临，……十万恶人一扫平”；③“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十请托塔天王，……率领天上十万兵”等等。④禁烟火一是在七月七日牛郎会织女时，恐升火惊了二仙就不愿下凡救灾了，“七月七日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期，居民不许举火。无论男女皆红布缠首，如不信从，天必降灾。牛郎织女亦不能下降救万方灾难也。”⑤另一种是在盛传洋人在井中下药，为免其毒害而禁烟火。“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三日毒药无可治”云云。⑥此外，还有专门对付洋人“巫术”的禁忌。如“洋鬼子治（制）造纸人、纸马，害中国庶民。仙传叫各家每坟头上插香一柱，由十二至十四晚章烧香三夜”；“传得洋鬼子摆下镇物，着弟子传于各处，叫妇女不许出门，由十四至二十紧忌如六日”等等。⑦这类禁忌以保护自己为出发点，其突出的特点是实用性极强，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略加规定而形成某种禁忌。禁忌之所以能够在乡里民众中盛行是与日常的信仰意识和民俗活动分不开的。乡村社会到处弥漫着巫觋信仰，由巫术性行为演变来的禁忌在节日民俗和日常生活中到处存在，举凡卜筮、阴阳、堪舆、风水等行为都附带着一系列的禁忌。义和拳民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借用民俗中人们熟悉的方式来鼓舞人心，协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