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访谈

问：你幼年时在四川马尔康地区生活，当时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哪些作家和书籍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生活在马尔康下面的乡村，属于藏语里的嘉绒方言区。我们在家说藏语，学校里学习汉语。那时没有双语学校。学校里只有两三个汉族老师，二三十个藏族学生，能看到《人民日报》，居然还有《参考消息》。初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真实的经历使得我非常厌恶所谓的知青文学，城里的知青下乡就是受苦，就值得叽叽歪歪，那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难道就不是受苦？抑或我们命该受这样的苦？知青文学在本质上就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了贵贱之分，认定城乡差别是天然正确的，对知青的遭遇充满同情，但对当地百姓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非常漠视，这非常荒唐，充满偏见。
那时的教育并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我都是自己找书来读。但当时资源有限，我喜欢的作家和书籍与自己成长的过程有关。年轻时我喜欢过海明威和托尔斯泰。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伤痕文学，控诉多，但很少反思。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Resurrection)时非常震惊，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居然用那样的方式获得新生。这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复活，完全超越我当时的认知。再比如，海明威，今天看来，他塑造的硬汉形象有些矫情，但是，跟当时的知青文学比起来，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我读了海明威，就对当时中国文学里泛滥的抒情厌倦了。
问：你是如何跨越汉语与藏语之间的距离的？你最著名的作品《尘埃落定》最早是用汉语写的还是用藏语写的？
答：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我说普通话时四川口音就不重。可以说，两种语言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在藏语地区长大，但上学就开始学习汉语，这两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写作肯定是汉语主导，但在写与西藏相关的作品时，我会经常用藏语思维。《尘埃落定》的写作过程中，有时用汉语写不下去，就在脑子里用藏语构思，然后翻译，里面有些句子有非汉语的痕迹。
汉语是极其丰富的语言，我正在读的佛经，很多是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汉语的反切注音、四声的确立、词汇、新造字词等都跟佛经的翻译相关。在我看来，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汉语”字面意思是汉族的语言，这个意思在当下显得过于狭隘。其实还在有更好的提法：国语、华语。这些新提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亲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我反对普通话在文学作品中的至高地位，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的作品，带方言特征的作品在语言质感上明显水平高，普通话太平淡，而且普通话的基础北方方言本身就比较贫乏。从创作实践来说，如今南方作家的成就超越北方作家。
问：你个人的情感更多来自哪个民族？
答：不能抽离语境说民族，人的感情实际上来自地区，通过家庭和家族建立的地区概念。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爱家乡的陈词滥调？如果把我们被歌唱的家乡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无论是否适合人类居住，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全被这些陈词滥调占领，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地方是穷山恶水，显然至少有一半人在撒谎。我们在书写中，在歌唱中，说了多少自欺欺人的话？
我知道你想问民族问题。从建国至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最大，甚至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要说是唯一没有丝毫变化的，就是民族政策。中国当初是跟随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将中国的民族粗放地划分为56个，且不说这种划分法是否科学，我最反感的是，至今还要在各种户籍和表格上填写自己的民族，这完全是人为阻碍民族的融合，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被提醒你的民族是什么？如果你的父母来自不同的民族，那你必须在其中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将少数民族学生选到汉族学校进行教育，也许初衷不错，但是，那些学生们到汉族地区后集中在一起圈起，反而比在民族聚居地更加抱团，更加不愿意自由地融合，本来可以平等参与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被剥夺了，不利于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这些过渡性的政策，居然60多年了也没改变，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西藏地区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在美国时，去印地安那大学的藏学中心参观，那是美国很大的藏学基地，里面有个展览，照片上都是破破烂烂的乡村学校。我问他们，西藏解放前，有没有这样一所学校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当初上学时的水平，现在这种规模的学校，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一直在援建，而对当地文化的破坏，可能还没有对自己汉文化的破坏大吧。我们还留有布达拉宫，汉人自己的东西还有几样留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针对某个民族，而是这个政府的水平，就是这么低下。西藏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个，只能寄托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慢慢来。
问：你最喜欢藏族文化中的哪个部分？而汉文化中又最喜欢哪个部分？
答：我最喜欢自然状态下，非宗教状态下的藏文化，那里有非常完整的大山大水，我常在那里露营。
外人总是首先想到西藏的宗教信仰。西藏有200万人口，其中30-40万是汉人。藏族中有6万是完全不事生产的僧侣，这个数字已经高于西藏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人数的5万。这些僧侣全是青壮士年。想想西藏劳动力之缺乏吧。僧侣比学生人数多，你让它怎么发展？吐蕃历史上非常强大，一直打到了长安城。有几支军队能打到长安城？但唐代佛教传入后，西藏的发展基本停滞了。宗教力量太大的地方，不可能现代化。
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独立的西藏，以这种自然条件，根本不可能独立生存下去，只能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样国家有什么意义吗？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曾经那么狂热鼓吹津巴布韦的独立与自由，但真正取得独立与自由后的津巴布韦是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是多丽丝·莱辛心目中的理想所在？
而汉族文化中，我最热爱的，就是它的语言文字。古典诗词，极富情趣。中国古典文学对语言的训练效果极强，但现代白话文很粗陋。
问：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不要轻易带人进入书房，因为这会让人一下子把你看透。假如你带我们去你的书房参观，书架上会有什么书让我们感到喜出望外吗？
答：周作人说过这句话吗？我没有读到过这句，但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带一个人进书房，把等于是把主人所有的思想资源都现出来了。这是一种非常隐秘的资源。现在的人读书，常常是为了某个沙龙，为了与别人对话，太揣摩潮流了。
我读书进入到某个境地，只读自己的，与文学界、知识界流行的书有距离。一开始还怕自己被孤立，现在觉得无所谓。我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加入其他民主党派。我就是我自己。
我的书房中，没有特别仔细地分过类，但肯定是外国书比中国的多。中国的基本都是古典的。
问：你目前在读哪类书？
答：我不会开书单，只是讲讲我自己目前在读的书。当下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很高涨，我自己的关注点也在此，在写此类作品，最近读的都是这类书。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我还在读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印度作家的书，如奈保尔、库切等人。佛经也在读。而中国古典诗词则是我反复读的，对我的语言感觉是个训练。我最喜欢《诗经》、杜甫和苏轼，特别是后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达到极致高度。
问：你案头书桌上一般放置哪类书？
答：一般都是耐读的，中国古典的，不需要思考，比较轻松愉悦的，比较安静的。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书包里现在正在读的书：《妙法莲华经》、《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这本书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台版、《林钦差与鸦片战争》、《LSD——我那惹事生非的孩子》(LSD，My Problem Child)。我不给人开书单，只是正好读到这几本。
问：你作品的语言瑰丽，场景也如此，你天性对美敏感吗？
答：中国人生活中的美消失得很快，对我来说，我无法忍受文字的粗陋，中国人对传统最大的背叛就是语言。《诗经》多么优美、雅致、庄重，但现在一切都很粗鲁。如今开始重建，无论是文化还是思想上，回是回不去的，但重建是必需的。《论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儒家文化就是以德服人。慢慢重建吧。
问：假如安排你去采访一位作家，你最想采访哪位？想了解他的什么？
答：我不想采访作家，我就是个作家，对同行好奇心不多，我宁可采访一位球员或者妓女。
我对作家的好奇心体现在他的作品上，了解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那是作家真实自我的全面呈现。
问：有没有哪些书是你想读但读不下去的？
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还能读，比如《都柏林人》(Dubliners)，他的长篇读不下去。普鲁斯特也读不下去。
《红楼梦》读一两遍就够，这书被神化了。《三国演义》、《三国志》本来讲历史规律，但都被读成权谋术。
难道只有长篇才能成为经典，其实我更喜欢《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能力较弱，其营养在于它的抒情达意。
问：你做过《科幻世界》的总编辑，中国科幻小说近年来比较热，特别是最近《三体》获了雨果奖，你觉得这对中国的科幻水平整体会有提高吗？
答：作为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的写作其实是有难度的。中国的科幻小说10多年前刚兴起，但后来迅速就没落了。因为读者受消费浪潮影响，实际上目前最热的是玄幻类，而不是科幻类。作者和读者的科学素养都不高，也没有现实的验证。读者读科幻小说，不是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就是纯粹消闲。某几本书的突然走红，对中国的科幻类型文学的整体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http://m.guancha.cn/culture/2015_11_04_339986.shtml问：你幼年时在四川马尔康地区生活，当时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哪些作家和书籍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我生活在马尔康下面的乡村，属于藏语里的嘉绒方言区。我们在家说藏语，学校里学习汉语。那时没有双语学校。学校里只有两三个汉族老师，二三十个藏族学生，能看到《人民日报》，居然还有《参考消息》。初中毕业后我就回乡务农。真实的经历使得我非常厌恶所谓的知青文学，城里的知青下乡就是受苦，就值得叽叽歪歪，那我们出生在农村的人，难道就不是受苦？抑或我们命该受这样的苦？知青文学在本质上就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作了贵贱之分，认定城乡差别是天然正确的，对知青的遭遇充满同情，但对当地百姓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非常漠视，这非常荒唐，充满偏见。
那时的教育并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我都是自己找书来读。但当时资源有限，我喜欢的作家和书籍与自己成长的过程有关。年轻时我喜欢过海明威和托尔斯泰。当时国内流行的是伤痕文学，控诉多，但很少反思。我读托尔斯泰的《复活》(Resurrection)时非常震惊，聂赫留道夫和玛丝洛娃居然用那样的方式获得新生。这种宗教和道德上的复活，完全超越我当时的认知。再比如，海明威，今天看来，他塑造的硬汉形象有些矫情，但是，跟当时的知青文学比起来，真是响当当的男子汉。我读了海明威，就对当时中国文学里泛滥的抒情厌倦了。
问：你是如何跨越汉语与藏语之间的距离的？你最著名的作品《尘埃落定》最早是用汉语写的还是用藏语写的？
答：我的语言能力不错，我说普通话时四川口音就不重。可以说，两种语言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在藏语地区长大，但上学就开始学习汉语，这两种语言都是我的母语。写作肯定是汉语主导，但在写与西藏相关的作品时，我会经常用藏语思维。《尘埃落定》的写作过程中，有时用汉语写不下去，就在脑子里用藏语构思，然后翻译，里面有些句子有非汉语的痕迹。
汉语是极其丰富的语言，我正在读的佛经，很多是魏晋南北朝时引进，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汉语的反切注音、四声的确立、词汇、新造字词等都跟佛经的翻译相关。在我看来，汉语发展至今，不是某个民族的语言，而是一种多元共建的公共表达空间。“汉语”字面意思是汉族的语言，这个意思在当下显得过于狭隘。其实还在有更好的提法：国语、华语。这些新提法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亲近感和凝聚力，跨越了民族和国界。
我反对普通话在文学作品中的至高地位，说实在的，我们现在的作品，带方言特征的作品在语言质感上明显水平高，普通话太平淡，而且普通话的基础北方方言本身就比较贫乏。从创作实践来说，如今南方作家的成就超越北方作家。
问：你个人的情感更多来自哪个民族？
答：不能抽离语境说民族，人的感情实际上来自地区，通过家庭和家族建立的地区概念。
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爱家乡的陈词滥调？如果把我们被歌唱的家乡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会发现无论是否适合人类居住，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全被这些陈词滥调占领，实际上，至少有一半地方是穷山恶水，显然至少有一半人在撒谎。我们在书写中，在歌唱中，说了多少自欺欺人的话？
我知道你想问民族问题。从建国至今天，中国的经济政策变化最大，甚至政治制度都有一定的变化，要说是唯一没有丝毫变化的，就是民族政策。中国当初是跟随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将中国的民族粗放地划分为56个，且不说这种划分法是否科学，我最反感的是，至今还要在各种户籍和表格上填写自己的民族，这完全是人为阻碍民族的融合，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被提醒你的民族是什么？如果你的父母来自不同的民族，那你必须在其中选择一个，否定另一个。将少数民族学生选到汉族学校进行教育，也许初衷不错，但是，那些学生们到汉族地区后集中在一起圈起，反而比在民族聚居地更加抱团，更加不愿意自由地融合，本来可以平等参与竞争和自由发展的机会被剥夺了，不利于形成共同的国家意识。这些过渡性的政策，居然60多年了也没改变，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西藏地区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在美国时，去印地安那大学的藏学中心参观，那是美国很大的藏学基地，里面有个展览，照片上都是破破烂烂的乡村学校。我问他们，西藏解放前，有没有这样一所学校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当初上学时的水平，现在这种规模的学校，已经基本上见不到了。中央政府对西藏一直在援建，而对当地文化的破坏，可能还没有对自己汉文化的破坏大吧。我们还留有布达拉宫，汉人自己的东西还有几样留下来？我一直认为，中央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是针对某个民族，而是这个政府的水平，就是这么低下。西藏目前的问题，更多的是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的问题。这个，只能寄托于社会的整体发展，慢慢来。
问：你最喜欢藏族文化中的哪个部分？而汉文化中又最喜欢哪个部分？
答：我最喜欢自然状态下，非宗教状态下的藏文化，那里有非常完整的大山大水，我常在那里露营。
外人总是首先想到西藏的宗教信仰。西藏有200万人口，其中30-40万是汉人。藏族中有6万是完全不事生产的僧侣，这个数字已经高于西藏从小学到大学受教育人数的5万。这些僧侣全是青壮士年。想想西藏劳动力之缺乏吧。僧侣比学生人数多，你让它怎么发展？吐蕃历史上非常强大，一直打到了长安城。有几支军队能打到长安城？但唐代佛教传入后，西藏的发展基本停滞了。宗教力量太大的地方，不可能现代化。
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独立的西藏，以这种自然条件，根本不可能独立生存下去，只能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样国家有什么意义吗？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曾经那么狂热鼓吹津巴布韦的独立与自由，但真正取得独立与自由后的津巴布韦是什么样的状况？难道是多丽丝·莱辛心目中的理想所在？
而汉族文化中，我最热爱的，就是它的语言文字。古典诗词，极富情趣。中国古典文学对语言的训练效果极强，但现代白话文很粗陋。
问：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不要轻易带人进入书房，因为这会让人一下子把你看透。假如你带我们去你的书房参观，书架上会有什么书让我们感到喜出望外吗？
答：周作人说过这句话吗？我没有读到过这句，但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带一个人进书房，把等于是把主人所有的思想资源都现出来了。这是一种非常隐秘的资源。现在的人读书，常常是为了某个沙龙，为了与别人对话，太揣摩潮流了。
我读书进入到某个境地，只读自己的，与文学界、知识界流行的书有距离。一开始还怕自己被孤立，现在觉得无所谓。我既不是党员，也没有加入其他民主党派。我就是我自己。
我的书房中，没有特别仔细地分过类，但肯定是外国书比中国的多。中国的基本都是古典的。
问：你目前在读哪类书？
答：我不会开书单，只是讲讲我自己目前在读的书。当下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很高涨，我自己的关注点也在此，在写此类作品，最近读的都是这类书。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我还在读塞尔维亚、巴基斯坦、印度作家的书，如奈保尔、库切等人。佛经也在读。而中国古典诗词则是我反复读的，对我的语言感觉是个训练。我最喜欢《诗经》、杜甫和苏轼，特别是后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都达到极致高度。
问：你案头书桌上一般放置哪类书？
答：一般都是耐读的，中国古典的，不需要思考，比较轻松愉悦的，比较安静的。我可以给你看看我书包里现在正在读的书：《妙法莲华经》、《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这本书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台版、《林钦差与鸦片战争》、《LSD——我那惹事生非的孩子》(LSD，My Problem Child)。我不给人开书单，只是正好读到这几本。
问：你作品的语言瑰丽，场景也如此，你天性对美敏感吗？
答：中国人生活中的美消失得很快，对我来说，我无法忍受文字的粗陋，中国人对传统最大的背叛就是语言。《诗经》多么优美、雅致、庄重，但现在一切都很粗鲁。如今开始重建，无论是文化还是思想上，回是回不去的，但重建是必需的。《论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儒家文化就是以德服人。慢慢重建吧。
问：假如安排你去采访一位作家，你最想采访哪位？想了解他的什么？
答：我不想采访作家，我就是个作家，对同行好奇心不多，我宁可采访一位球员或者妓女。
我对作家的好奇心体现在他的作品上，了解作家的最好方式就是读他的作品，那是作家真实自我的全面呈现。
问：有没有哪些书是你想读但读不下去的？
答：詹姆斯乔伊斯的短篇还能读，比如《都柏林人》(Dubliners)，他的长篇读不下去。普鲁斯特也读不下去。
《红楼梦》读一两遍就够，这书被神化了。《三国演义》、《三国志》本来讲历史规律，但都被读成权谋术。
难道只有长篇才能成为经典，其实我更喜欢《聊斋志异》这样的短篇。中国传统文学的叙事能力较弱，其营养在于它的抒情达意。
问：你做过《科幻世界》的总编辑，中国科幻小说近年来比较热，特别是最近《三体》获了雨果奖，你觉得这对中国的科幻水平整体会有提高吗？
答：作为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的写作其实是有难度的。中国的科幻小说10多年前刚兴起，但后来迅速就没落了。因为读者受消费浪潮影响，实际上目前最热的是玄幻类，而不是科幻类。作者和读者的科学素养都不高，也没有现实的验证。读者读科幻小说，不是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就是纯粹消闲。某几本书的突然走红，对中国的科幻类型文学的整体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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