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外交战略

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裹足不前，从而使其在与我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故，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手的如意算盘，积极维护我国利益。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外交方略的得与失。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公理并不能总是战胜强权。国际关系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体现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因此，我们的外交方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宣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实践毛泽东.我国在外交上一个典型的思维逻辑就是：不能轻易得罪谁，否则就会影响周边环境，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如果我们对外强硬，则会被人指责为"中国威胁论"。照此逻辑，当今这个世界上应当风行"美国威胁论"。这种思维逻辑在实践中（对强国不敢对抗，对弱国不敢得罪）成了掩饰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谋略、软弱无能的一个借口，是现代的"友邦惊诧论"。它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海外华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黄子孙在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后至今已半个世纪，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为泱泱中华大国国民应有的尊严和自豪。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那么就不仅不能真正赢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我们所片面强调的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手段。在国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国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因此，过分强调"政治解决"的唯一性，实际上是减少了自己的可选择方案，自缚手脚。
　　外交斗争就象在对弈，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化是各国外交不断"博弈"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的当事各方相互影响、彼此斗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单方面地主动去挑战另一方，或者说，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另一方的影响。国际斗争并不是仅仅通过外交场合进行，还有诸如心理战、情报战和舆论宣传（国际公关）等。如何巧妙地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要看一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过来看，"中国威胁论"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舆论手段开展针对中国的心理战，目的是使中国产生判断上的错误，裹足不前，从而使其在与我国的竞争中占据上风。故，中国的"不作为"在有些国家的眼里并不见得是"无威胁"，而中国的"有所为"，反倒可能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这完全在于我们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打破对手的如意算盘，积极维护我国利益。
周边环境的稳定构成一国良好的国际生存空间，然而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动态的。七十年代我国放弃对日战争索赔；五十年代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将我国视为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印度认定中国是其头号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建国以来我国外交方略的得与失。以我国家之大，影响之巨，可使用之手段远比小国要多。一味迁就退让，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只会令我丧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强国藐视于我。现在，甚至周围的蕞尔小国都胆敢对我寻衅，这在世界大国中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中国是庞然大物，它一旦强硬，足以令人胆寒。周边小国面对强邻无非有两种选择：或交好逢迎，或结成反华同盟。对前者可取怀柔之策，对后者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故示敌以强，则敌敬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
　　中国的外交逻辑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极易使我陷入被动。周边一些国家必然会在强国的支持或怂恿下，加紧侵夺我国利益。他们都会觉得中国软弱，多半会姑息让步，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实，并将问题国际化，来逼中国认可。中国人忙于内政，又爱面子，到时一定会妥协。而西方国家向来以其利益为标准决定外交方针，待冲突明朗时，谁也不会翻开历史书，查看它曾于某年某月承认过中国对某一地域拥有主权，届时它将考虑的则是如何实现地区力量的均衡并从中谋取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只要有国家利益存在，公理并不能总是战胜强权。国际关系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体现了"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因此，我们的外交方略应当是顺势而为，以万变应万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直企图将中国纳入自己的一整套游戏规则之中，而我们也一直强调遵循国际惯例。这是一种巧合，还是我们被诱入了西方的陷阱？这是一种我们自以为主动的被动，抑或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问题在于所谓的游戏规则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国家制定的，它主要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斗争。因此，从政治意义上讲，我国的外交如不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仅仅是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必然会引起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就有丧失这些国家政治支持之虞。

三.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
　　外交战略旨在实现国家重大的长远的利益。建国后前三十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雄才伟略，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外交空间。中国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和敢于抗击并战胜强权的勇气和智慧，不仅使我国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还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积累了雄厚的外交资源，在国际斗争中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经济和主权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究其原因：既有对于国际关系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权衡上的失当。重大利（国家利益）舍小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主权属大利，不能轻易让与，而经济利益则可以适当地让步。不过，无论哪种利益的让与，都必须确保我国在当时或一定时期内得到相应利益的补偿，即所谓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开始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中国外交向务实方向转化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以实用主义指导外交实践。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国对美国国家本性过分的幻想，对于国家安全的分析判断被严重静态化，"帝国主义"被当成了过时的概念；发展经济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对外斗争和意识形态上应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逐步"空壳化"，"发展主义"被奉为圭臬，片面的经济发展论成为内外工作的最高指针。这既反映了文革后百废待兴、需要休养生息的一种自然的政策选择，更暴露出在当时的执政者中大思想家断档、无力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及面对社会精神危机时的无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在全民族"一致向钱看"的大潮中，国门的打开更增强了民族自卑心理，导致了崇洋媚外之风盛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对西方的憧憬渐成社会时尚，相应地，"重北轻南"以及对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孙子战略"以换取经济上的实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据，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上述背景催生了关于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流"的论断。如果说，八十年代中国利用了美苏对抗保持了超脱的战略地位和相对安全的处境，是该论断成立的一个牵强的理由，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至今的十余年仍反复坚持这一论断，则是严重漠视了新形势下国际斗争的严酷现实：美国积极重整军备，采取从经济制裁、政治颠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种手段对变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了一场"新殖民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同时，由于失去大国均势制约，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间因民族矛盾或为了争夺区域主导权频频爆发战争；再者，发展中国家在美苏均势时期保有的相对和平和发展的空间以及战略回旋余地均大大缩小，发展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显然是十分严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经济发展论和和平发展主流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国际忧患意识严重不足，国防建设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国防技术的研制工作废弛，甚至在"主流论"的影响、同时又在美日等国的压力下，签署了核禁试条约，终止了我国核武器现代化的努力，因而与美国等西方军事强国的差距越拉越大，这就使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武力干涉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大增。
九十年代是中国外交自建国以来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对美国的文功武吓，中国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外，几乎无所作为。及至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国领导人绥靖外交的迷梦，偏安绥靖仍是中国"大国外交"不变的宗旨。其症结在于发展主义哲学对外交战略的困扰：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经济上的不够发展所致。因此，唯一的办法是不管国际上如何风吹浪打，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这一逻辑的荒谬不仅有违其口头上一贯信奉的唯物辩证法，也为国际关系史和毛泽东时代的大国外交所证明，是外交指导思想上的"闭关锁国"！
　　况且，经济能否发展决定于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改革开放全面加强民族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这样国家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而政治实用主义追求短期经济增长，为此不惜掠夺式地耗用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并不顾后果地透支生态环境。原有的民族工业体系在政治腐败、非国有化和外来资本的三重打击下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加剧，失业人数日增，国民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陷入严重衰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的滞后、司法腐败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场分割，造成商业信用的倒退和商业伦理的严重扭曲，严重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劣币驱逐良币"）。多数企业缺乏长远目标和远大抱负，无意于管理革命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醉心于利用现有体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经济利益。社会的动荡更加深了人们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资本外逃日益严重，国内企业投资增长踯躅不前。对国家多年积累和资源的分光吃净、过度的行政分权和权力市场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财政困难和政府的"软政权化"，政府再无力量兼顾早已严重分化的各个社会利益群体，而越来越依从强势集团的意愿，从而深陷社会矛盾的核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由于政府无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整肃腐败、调控不合理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统一国内市场以动员国内经济（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其长期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内需），而港澳台资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达到增长极限，最后只有靠大规模引进西方跨国资本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缓解眼下的政治经济困难。但西方跨国公司是为东道国市场而来，是东道国民族企业的强大敌人，与东道国政府有着权力政治上的明争暗斗，它们是西方强权推进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容忍外资控制本国经济，摧垮民族产业，都会努力将其纳入本国发展战略并加以控制，这与开放与否无关。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圣化，成了一种新的迷信和话语霸权，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改革开放主观目标的神圣性并不表明改革开放具体措施的必然正确性。把改革开放本身当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落后和精神的贫困，也构成真正解放思想的体制障碍。中国固然可以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中不断挖掘出"主动性"扩大开放的理论依据，但国内经济的窘境和对西方经济越来越深的依赖，使政府在被迫扩大的经济开放中很难与西方国家周旋，达成真正的双赢。不惜一切加入世贸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表明发展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走入绝境，当局苦无治国良策而寄希望于借助外国经济势力作振兴中国经济的最后一博。不幸的是，始于1995年的中国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减少收入预期、增加支出预期的社会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会购买力和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成本。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弱点早就洞若观火，他们利用中国的急切心理和战术上的严重失误§，成功地迫使中国为加入世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孤立进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时需相互取舍，以达到外交战略总体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国为分化苏联集团，将实行计划经济的波兰和匈牙利拉入关贸总协定。1998年底中国一反常态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贸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进入不了，其后五年世贸组织将讨论新规则而不再接纳新的成员；若五年后再入，中国势必要作出更大让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所谓时间因素对中国的不利，而在于：中国当局没有正确的战略意识，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无能力励精图治振兴国家，通过自身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国对我妥协。相反却怀着赌一把的心理和将改革开放带入一个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虚幻的成就感和"历史感"，期待着能出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在谈判的战术上，中方撇开国别谈判初期要价不高的欧盟，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与条件最苛刻的美国达成协议，以为这样入世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决；不幸的是，这一做法既使欧盟感到嫉妒和愤怒，又激起它转而提出比美国更高的要价，因为欧盟已从中国对美谈判的态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点：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让步。而让步业已作出后，中方绝不会为再作出一些"边际让步"而使入世功亏一篑。事实果然如此，欧盟如愿以偿。而美国和其他谈判方根据普遍适用原则又自动享有欧盟所攫取的"额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国根本就未信守与中方约定的有关保守协议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将协议全文通报欧盟。这不是什么中美之间或中欧之间的"双赢"，而是美国与欧盟的"双赢"。中方不了解发达国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对付发展中国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实质，却希冀"以夷制夷"，结果反被列强所联手反制。中方战略上的短视和战术上的愚蠢不仅陷自己于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动，又削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谈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国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图谋，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趋恶化。战主要来自东南海疆，而非西北边塞，因此稳定中俄关系符合我国的战略利益。此外，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压力将是我国最严重的内政问题，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国土资源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但争夺海上资源的斗争并非几十年后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就明确了"确保一千海里海上交通线"畅通的国策。韩国和西太平洋各国从七、八十年代开始，都纷纷采取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种手段，加紧将国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资源的重要性使得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各国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目标与争夺海洋资源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将导致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并有可能发生局部战争。
任何国家在经济开放的过程中都难免受到更发达国家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正确的对策是既要积极大胆地吸收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须从国家权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国外"软权力"对民族精神的侵蚀（甚至像法国这样的次强发达国家都对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跨国公司传播的消费主义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巧妙结合，在西方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战略的紧密配合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形成强大的渗透力和摧毁力，民族生存竞争空前激烈。在此情况下，民族主义是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武器。没有民族主义作为平衡器，就容易产生民族虚无主义一边倒的情况。没有建立在正确的发展战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必然堕入经济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买办化，外交上的势利、偏安、绥靖，和民族精神严重衰落的危险歧途。中国外交早已失去高瞻远瞩、大气磅礴的大国雄风，而只能以"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管闲事"来聊以自慰。国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当主权危机降临时，不要说抵抗的实力，恐怕连反抗的意志都将大打折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们必须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国外交以及决定这种外交思想的全部内政基础。只有这样，中国的外交才能重现辉煌。


宣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实践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