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新式间谍：是无心还是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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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新式间谍：是无心还是有意？
2014-06-13 23:22:01
作者/YUDHIJIT BHATTACHARJEE 编译/杜略思语 李想 徐典 仲欣媛 刘畅 苏珮珊 钟平 编辑/傅颖聪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的时候，钟东蕃（Greg Chung）正在家中。儿子杰弗里(Jeffrey)打电话告诉他：飞机返回地球时解体，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这可不能开玩笑，”钟说道。钟是美籍华人，和妻子王陵嘉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市。他几个月前刚刚退休，此前一直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航天飞机计划工作。他的一系列工作包括帮助设计“哥伦比亚”号的乘员舱。意识到杰弗里说的是真的，他挂掉电话，潸然泪下。


1972年，美国航天局将航天飞机的设计开发外包给了洛克维尔公司(Rockwell Corporation)，该公司后来被波音(Boeing)收购。三十年来，钟一直都是应力解析组的结构工程师。虽然工作繁复，但他乐在其中。即使要喝咖啡他也很少离开办公室；他总是坐在桌前，运行计算机模型，预测机身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承受能力。

在“哥伦比亚”号事故之后，美国宇航局要求波音加强下一代航天飞机的设计。钟曾经是组里最出色的分析师之一，他之前的主管希望返聘他做分包人。虽然年至古稀，但他非常乐意推迟退休时间。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很晚才回家吃饭，之后又工作到深夜。他并不是为了升职加薪，而仅仅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他会告诉我自己为波音省了多少钱，”王陵嘉后来和我说，“我总和他开玩笑说：‘你家的波音，你家的波音。’”

2006年4月，两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来到钟的家中。奥兰治的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包括一个他和王陵嘉搭的露天平台。在宽敞的前院，钟种了柠檬树和番茄，他用淋浴给它们浇水。两个儿子——杰弗里和哥哥谢恩(Shane)——和各自的家人住在附近。

钟身材高大，脸颊瘦削，面无表情，他让特工进到家里。特工问他有关麦大志的事宜，麦大志(Chi Mak)几个月前被逮捕，和钟是熟人。麦大志70年代从香港移居加州，在给海军提供配电系统的Power Paragon做工程师。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海军舰队的现代化，联邦调查局怀疑麦大志是中国情报部门训练并派到美国的间谍。

麦大志被捕的前一年，联邦特工就开始跟踪麦大志，窃听他的电话。有一次麦大志和他的妻子正在阿拉斯加度假，特工深夜潜入他们家。特工非常小心，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连客厅里的蜘蛛网在一番搜查之后都完好无损——他们照下了麦大志成百份的文件，包括一个通讯簿，上面写着几个美籍华人工程师的名字，钟东蕃就在其中。

钟东蕃40年前抵美后改名为格雷格(Greg)。他和联邦特工说，自己和王陵嘉每年会和麦大志吃一两次饭，但因为麦大志是电力工程师，而非结构工程师，他们从未谈过工作。特工向钟致谢后离开了。他们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看不出钟有什么问题。

几周后，联邦特工再次搜查麦大志的家。在一堆旧的银行对账单里，他们发现了一封中国航空航天部官员顾伟豪的中文复印信，写在北京一家宾馆的信纸上。时间是1987年，收信人不是麦大志，而是王陵嘉和钟东蕃。

联邦调查局给我看了几份文件，在其中的一封信上，顾要求钟收集信息帮助中国发展太空计划。中国政府已经开启了建立地球轨道空间站的计划，顾正在寻找相关的技术知识。“如果你在收集或购买信息的过程中需要经费，我会想办法亲自付给你现金，你也可以带钱出境”,顾写道。他邀请钟到广州和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小地方”谈谈技术事宜。因为钟是美国公民，顾建议他申请旅游签证，申请表上写“到中国探亲”。顾最后写道，“能实现你奉献自己服务祖国的愿望既是你的荣幸，也是中国之幸”。

钟现在有了间谍嫌疑。联邦调查局在特工凯文·莫伯利(Kevin Moberly)的带领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莫伯利四十出头，体格强健，短发，留着整洁的山羊胡子。2006年8月的一个晚上，莫伯利凌晨两点起床，穿戴整齐。他和另一位特工比尔•鲍尔金(Bill Baoerjin)开车前往奥兰治，停在了离钟家不到90米的 Grovewood 巷。他们在车上坐了20分钟，查看四周，让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然后，他们用红色滤镜盖着手电筒，让光线不那么显眼，接着两个人翻遍了钟家大门外的两个垃圾箱。他们找到了一捆中文报纸，带回了办公室。

几页来自洛克维尔和波音公司的技术文件从报纸间滑出。莫伯利在加入联邦调查局前是空军的情报官，马上认出“O.V.”是“轨道飞行器”的缩写，“S.T.S.”是“太空运输系统”的缩写。没有证据证明钟想要建立一个情报秘密传递点，他似乎只是由于得知了麦大志的案子，想处理掉一些敏感文件，那时麦大志的案子已经报道了几个月了。

第二周，莫伯利和鲍尔金回到钟家附近展开新一轮调查。这一次，因为一个邻居凌晨四点开车路过，这些特工不得不躲在垃圾箱后面。莫伯利认为在路边翻箱倒柜太冒险了，于是他和收垃圾的人约好：从钟家的居民区到垃圾处理中心的途中，垃圾车会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停靠；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会从垃圾中选择并挑走他们所需的东西，并且不会泄露他们所调查的住户。

第三周日出后不久，钟推着一个大的可回收垃圾箱出门，把它放在了两个他昨晚推出来的垃圾箱旁边。然后他走进了前院的矮树丛，望着街道等待了一会儿才回屋。当特工重新取出垃圾箱里的东西时，他们发现了画着图标和线条的六百多页波音文件，其中几页上写着“专利所有”或“商业机密”。

九月，莫伯利和一名海军刑事调查机构的特工冈纳·纽奎斯特（Gunnar Newquist）一起去了钟的住所，进行了又一次讯问。这两名特工坐在一个白沙发上，钟坐在大咖啡桌的另一端，表情轻松。刚开始莫伯利随意问了几个关于麦大志的问题。一小时之后，他话锋一转，将谈话的内容引向了中国航空部官员顾伟豪。钟说他是在1985年回国的时候认识顾的，后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又见了一次面。

“他有没有要求你做什么？”莫伯利问道。

“没有。”钟答道。

钟起身去厨房拿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落座的时候，莫伯利拿出一封顾写的信，放在了咖啡桌上。他请钟用英语大声朗读信的内容。钟支支吾吾地翻译了那封信。

“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你不该有的文件呢？”莫伯利问。他递给钟一份搜查同意书，钟签了名。

莫伯利把待命了一早的特工小队召进屋来。王陵嘉刚刚带着他们的孙儿回家，于是，十几个特工在4000平米的房前屋后搜查，三个人在一旁沉默不语。

一名特工在屋后的露台上发现了一个被木头挡住的小门。他打开门，沿着木头阶梯向下，发现了一个只能匍匐前进的狭小空间向屋外延伸。一开始，他可以直立行走，但是往里走，那布满灰尘的地板向上倾斜。从房屋内部是无法到达这个地方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未建完的地下室，连照明都用的是简陋的灯泡。其中一端被废弃物——旧床垫、三轮脚踏车和木料填满。面向前屋，木质刨花板隔断的背后，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落地木书架，书架上塞满了活页夹。
  
那个特工把莫伯利带到了下面的狭小空间。活页夹里有成百上千的文件，包括许多和美国军用飞机相关的设计手册——B1轰炸机，C17军用货机，F15战斗机，切努克47以及48直升机。“那简直就像走进了所罗门国王的矿藏”，莫伯利后来告诉我。他不知道钟是否违反了某些法律条款，但是他很确定钟确实触犯了某些底线。

莫伯利拿起一个活页夹，跑上楼，把它丢在咖啡桌上。“你为何不告诉我们你有这些东西？”他问。钟转过头，沉默不语。

电话响了，钟走进餐厅去接听。莫伯利的同事杰西·默里（Jessie Murray），搜查队伍里唯一一个懂汉语的特工，偷听到了钟在电话这头说的话。他正在和他大儿子肖恩（Shane）通话。“他们会来找你谈话”，钟说。“他们会问你关于学校组织去北京旅行的事”——1985年钟遇见顾伟豪的那次旅行。“告诉他们你不记得了。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默里抓过电话，一把挂断，警告钟说他可以因妨碍司法公正起诉他。搜查进行了一整天，特工们在壁炉里找到了被烧毁一部分的文件，还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更多的文件。到了晚上，他们已经带走了150多箱文件。当莫伯利离开房子的时候，他说，他在路上遇到了肖恩。“我爸过分心系中国了”，肖恩告诉他，“他需要改变自己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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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新式间谍：是无心还是有意？
2014-06-13 23:22:01
作者/YUDHIJIT BHATTACHARJEE 编译/杜略思语 李想 徐典 仲欣媛 刘畅 苏珮珊 钟平 编辑/傅颖聪

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的时候，钟东蕃（Greg Chung）正在家中。儿子杰弗里(Jeffrey)打电话告诉他：飞机返回地球时解体，机上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这可不能开玩笑，”钟说道。钟是美籍华人，和妻子王陵嘉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市。他几个月前刚刚退休，此前一直为美国宇航局(NASA)的航天飞机计划工作。他的一系列工作包括帮助设计“哥伦比亚”号的乘员舱。意识到杰弗里说的是真的，他挂掉电话，潸然泪下。


1972年，美国航天局将航天飞机的设计开发外包给了洛克维尔公司(Rockwell Corporation)，该公司后来被波音(Boeing)收购。三十年来，钟一直都是应力解析组的结构工程师。虽然工作繁复，但他乐在其中。即使要喝咖啡他也很少离开办公室；他总是坐在桌前，运行计算机模型，预测机身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的承受能力。

在“哥伦比亚”号事故之后，美国宇航局要求波音加强下一代航天飞机的设计。钟曾经是组里最出色的分析师之一，他之前的主管希望返聘他做分包人。虽然年至古稀，但他非常乐意推迟退休时间。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很晚才回家吃饭，之后又工作到深夜。他并不是为了升职加薪，而仅仅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他会告诉我自己为波音省了多少钱，”王陵嘉后来和我说，“我总和他开玩笑说：‘你家的波音，你家的波音。’”

2006年4月，两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来到钟的家中。奥兰治的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包括一个他和王陵嘉搭的露天平台。在宽敞的前院，钟种了柠檬树和番茄，他用淋浴给它们浇水。两个儿子——杰弗里和哥哥谢恩(Shane)——和各自的家人住在附近。

钟身材高大，脸颊瘦削，面无表情，他让特工进到家里。特工问他有关麦大志的事宜，麦大志(Chi Mak)几个月前被逮捕，和钟是熟人。麦大志70年代从香港移居加州，在给海军提供配电系统的Power Paragon做工程师。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海军舰队的现代化，联邦调查局怀疑麦大志是中国情报部门训练并派到美国的间谍。

麦大志被捕的前一年，联邦特工就开始跟踪麦大志，窃听他的电话。有一次麦大志和他的妻子正在阿拉斯加度假，特工深夜潜入他们家。特工非常小心，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连客厅里的蜘蛛网在一番搜查之后都完好无损——他们照下了麦大志成百份的文件，包括一个通讯簿，上面写着几个美籍华人工程师的名字，钟东蕃就在其中。

钟东蕃40年前抵美后改名为格雷格(Greg)。他和联邦特工说，自己和王陵嘉每年会和麦大志吃一两次饭，但因为麦大志是电力工程师，而非结构工程师，他们从未谈过工作。特工向钟致谢后离开了。他们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但看不出钟有什么问题。

几周后，联邦特工再次搜查麦大志的家。在一堆旧的银行对账单里，他们发现了一封中国航空航天部官员顾伟豪的中文复印信，写在北京一家宾馆的信纸上。时间是1987年，收信人不是麦大志，而是王陵嘉和钟东蕃。

联邦调查局给我看了几份文件，在其中的一封信上，顾要求钟收集信息帮助中国发展太空计划。中国政府已经开启了建立地球轨道空间站的计划，顾正在寻找相关的技术知识。“如果你在收集或购买信息的过程中需要经费，我会想办法亲自付给你现金，你也可以带钱出境”,顾写道。他邀请钟到广州和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小地方”谈谈技术事宜。因为钟是美国公民，顾建议他申请旅游签证，申请表上写“到中国探亲”。顾最后写道，“能实现你奉献自己服务祖国的愿望既是你的荣幸，也是中国之幸”。

钟现在有了间谍嫌疑。联邦调查局在特工凯文·莫伯利(Kevin Moberly)的带领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莫伯利四十出头，体格强健，短发，留着整洁的山羊胡子。2006年8月的一个晚上，莫伯利凌晨两点起床，穿戴整齐。他和另一位特工比尔•鲍尔金(Bill Baoerjin)开车前往奥兰治，停在了离钟家不到90米的 Grovewood 巷。他们在车上坐了20分钟，查看四周，让眼睛适应黑暗的环境。然后，他们用红色滤镜盖着手电筒，让光线不那么显眼，接着两个人翻遍了钟家大门外的两个垃圾箱。他们找到了一捆中文报纸，带回了办公室。

几页来自洛克维尔和波音公司的技术文件从报纸间滑出。莫伯利在加入联邦调查局前是空军的情报官，马上认出“O.V.”是“轨道飞行器”的缩写，“S.T.S.”是“太空运输系统”的缩写。没有证据证明钟想要建立一个情报秘密传递点，他似乎只是由于得知了麦大志的案子，想处理掉一些敏感文件，那时麦大志的案子已经报道了几个月了。

第二周，莫伯利和鲍尔金回到钟家附近展开新一轮调查。这一次，因为一个邻居凌晨四点开车路过，这些特工不得不躲在垃圾箱后面。莫伯利认为在路边翻箱倒柜太冒险了，于是他和收垃圾的人约好：从钟家的居民区到垃圾处理中心的途中，垃圾车会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地点停靠；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会从垃圾中选择并挑走他们所需的东西，并且不会泄露他们所调查的住户。

第三周日出后不久，钟推着一个大的可回收垃圾箱出门，把它放在了两个他昨晚推出来的垃圾箱旁边。然后他走进了前院的矮树丛，望着街道等待了一会儿才回屋。当特工重新取出垃圾箱里的东西时，他们发现了画着图标和线条的六百多页波音文件，其中几页上写着“专利所有”或“商业机密”。

九月，莫伯利和一名海军刑事调查机构的特工冈纳·纽奎斯特（Gunnar Newquist）一起去了钟的住所，进行了又一次讯问。这两名特工坐在一个白沙发上，钟坐在大咖啡桌的另一端，表情轻松。刚开始莫伯利随意问了几个关于麦大志的问题。一小时之后，他话锋一转，将谈话的内容引向了中国航空部官员顾伟豪。钟说他是在1985年回国的时候认识顾的，后来在九十年代初期又见了一次面。

“他有没有要求你做什么？”莫伯利问道。

“没有。”钟答道。

钟起身去厨房拿了一杯水。当他再次落座的时候，莫伯利拿出一封顾写的信，放在了咖啡桌上。他请钟用英语大声朗读信的内容。钟支支吾吾地翻译了那封信。

“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你不该有的文件呢？”莫伯利问。他递给钟一份搜查同意书，钟签了名。

莫伯利把待命了一早的特工小队召进屋来。王陵嘉刚刚带着他们的孙儿回家，于是，十几个特工在4000平米的房前屋后搜查，三个人在一旁沉默不语。

一名特工在屋后的露台上发现了一个被木头挡住的小门。他打开门，沿着木头阶梯向下，发现了一个只能匍匐前进的狭小空间向屋外延伸。一开始，他可以直立行走，但是往里走，那布满灰尘的地板向上倾斜。从房屋内部是无法到达这个地方的。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未建完的地下室，连照明都用的是简陋的灯泡。其中一端被废弃物——旧床垫、三轮脚踏车和木料填满。面向前屋，木质刨花板隔断的背后，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有几个顶着天花板的落地木书架，书架上塞满了活页夹。
  
那个特工把莫伯利带到了下面的狭小空间。活页夹里有成百上千的文件，包括许多和美国军用飞机相关的设计手册——B1轰炸机，C17军用货机，F15战斗机，切努克47以及48直升机。“那简直就像走进了所罗门国王的矿藏”，莫伯利后来告诉我。他不知道钟是否违反了某些法律条款，但是他很确定钟确实触犯了某些底线。

莫伯利拿起一个活页夹，跑上楼，把它丢在咖啡桌上。“你为何不告诉我们你有这些东西？”他问。钟转过头，沉默不语。

电话响了，钟走进餐厅去接听。莫伯利的同事杰西·默里（Jessie Murray），搜查队伍里唯一一个懂汉语的特工，偷听到了钟在电话这头说的话。他正在和他大儿子肖恩（Shane）通话。“他们会来找你谈话”，钟说。“他们会问你关于学校组织去北京旅行的事”——1985年钟遇见顾伟豪的那次旅行。“告诉他们你不记得了。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默里抓过电话，一把挂断，警告钟说他可以因妨碍司法公正起诉他。搜查进行了一整天，特工们在壁炉里找到了被烧毁一部分的文件，还在楼上的办公室里找到了更多的文件。到了晚上，他们已经带走了150多箱文件。当莫伯利离开房子的时候，他说，他在路上遇到了肖恩。“我爸过分心系中国了”，肖恩告诉他，“他需要改变自己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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