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五岳派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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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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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说的五岳派不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武林名门正派。笔者要谈的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他们喜欢用"秦岭”、"太行“、"泰山”命名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产品，再加上现任掌门人林左鸣江湖人称"左掌门”，因此得了这五岳派的封号。左掌门可是家大业大，手下好几家大学，十数家科研院所，上百家工厂企业，站出呼喇喇一大帮子，虽说武功比不上西帝北丐那几个绝顶高手，但也是江湖大派，威风八面、威震一方。
莱特兄弟1903年开着装上发动机的木制风筝飞上蓝天的时侯，我大清正值风雨飘摇之时，马上就要歇菜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些"多难兴邦"的大事，自然没有那份儿"航空兴国"的闲情逸致。
先总统空一格常凯申公纵横大陆二十余载，毕竟在东洋留过学，再加上娶了个中国脸美国心、汉语勉强能说、善于用英文思考的老婆，凯公对现代高科技还是心向往之的，人早在1946年就拨款80美元(其实是46年的10万法币，折合80美元)外加一座教堂去研究原子弹了，思想上和日记上可是领先老毛这些土鳖很多年的。
于是凯夫人美玲亲自出马，揣着2000万美元，亲自去美国买飞机，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总共采购了300来架各式飞机，然后聘请美国顾问，招募青年才俊，人称凯夫人为"中国空军之母"，伊言必称"我的空军"，颇为得意。不要以为300架飞机很多哦，那不是数亿美元一架的F22，主要机型是霍克II型战斗机，一种双层机翼、螺旋桨动力的小型战斗机，在那个以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飞机的月产量要是不弄个万儿八千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二十万架飞机，苏联在二战期间飞机的月产量曾经高达20000架，日本鬼子二战期间也生产了6万多架各式飞机。
凯公的账房先生，凯夫人的兄长，同样是中文勉强能讲，擅长英文思想，笔记公文全用英文的经济学专家、财政部长宋子文后来给自己的妹妹算了一笔账，说飞机那是高科技的玩意，更新换代极快，跟现在的CPU换代的速度差不多，你现在买了飞机，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还得再买新的；咱要是把买飞机的钱存进美国的银行，等用得着的时候，咱买最先进的飞机，这期间咱还可以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凯夫人深以为然，遂断了继续扩大机队规模的心思。现有的两三百架飞机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感觉足够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凯公没读完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老师加同学、校友、前辈率大队人马进攻中国，中国空军虽说英勇顽强，但好汉难敌四手，架不住对方装备质量的优势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淞沪、杭州湾、南京、武汉等地与日本空军空战数次之后，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中国的天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根本无法做任何有效的抵抗。当然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好伺候，高薪厚禄不说，还得小心谨慎地当大爷一样伺候着，逢年过节还要派太太小姐姨太太们陪着跳舞玩儿乐，直到美国空军在汉口闹出"景明大楼集体强奸名媛案"的高潮大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笔者准备在随后的几篇帖子里八一八航空工业系统中的主要的院校、研究所、工厂企业。纯粹都是闲谈野史，中间涉及到任何人物事件，都不保证其真实性，有心人请勿对号入座。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种子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其实不光二十一世纪，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聊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航空口的几所大学，尤其是北航、南航、西工大三家，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中，毕业于这三家大学的，那是绝对的主力。虽说现在航空部没了，三所大学的拨款从工信部和地方上拿，但"左盟主"来了还是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毕竟科研经费还是要从"左盟主"手里拿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1951年开始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2年又调整了一次，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加上其它几所大学的航空系，成立了专门的航空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才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由于院系调整，很多人高考时进的是这个大学门儿，毕业时出的却是另一个大学的门儿。比如，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49年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的航空系，1952年毕业时拿的却是清华的毕业证。
北航和清华的渊源极深，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考上的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毕业时却拿了个北航的毕业证。要搁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但那个年代不讲究这个。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华、北航都承认他们是校友。
北京有很多大院儿，北航占了整整一个街区(block)，面积不小，也算是个大院儿了。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对这些大院儿恨的牙痒痒，总是想修路从这些大院中穿过去，但这些大院都不好惹，最后修路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了。
北航在学院路上，不远就是西土城路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北电报名发榜的时候去看美女，从北航走路去就行了。
北航院子里有个航空馆，规模虽然不如小汤山航空博物馆，但也有不少好东西，以前去北京出差，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印象比较深的是展馆里有架八爷的木质模型，院子里有架英国产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八十年代和西方合伙对抗前苏联，与英国关系不错，曾经想买70－80架鹞式战斗机外加生产线，有人说英国人死活不卖生产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钱，或许是两种原因都有，总之这个事儿黄了，但是用一架拉-9式苏联战斗机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换来一架鹞式战斗机实物，北航肯定进行了相关研究，以后要是搞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机，也不是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航空馆里另一件儿好东西是美国产P－61B，绰号黑寡妇，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就是北航这架。P－61抗战期间在中国立过不少战功，这架P－61曾经在四川大学航空系做教材使用，后来院系调整，最后落在了北航手里。听说2008年北航修了新的航空馆，不知道完工没有。
据说北航现在有17位院士: 比如搞发动机的陈懋章、刘大响，搞空气动力学的李椿萱，搞惯性导航的冯培德，搞材料的杜善义、徐惠彬，搞信号的张彦仲。发明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的高歌一直没评上院士，估计也该退休了。貌似北航现任校长和前任校长都是码农出身，鼓捣计算机的，希望以后空气动力、隐身技术提高以后，北航能有个搞飞机的校长。
北航也有自己设计的飞机: 蜜蜂系列，比如“蜜蜂”-3C飞机是北航研制的双座超轻型飞机，上单翼、半封闭座舱、正常式尾翼、前三点固定式起落架、三轴操纵系统，价格只有20万至30万，比一辆好点儿的汽车还便宜。等中国开放低空的事儿搞定了，有银子的不妨买一架玩儿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创建于1952年，一开始叫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被列为八大国防工业重点院校之一，并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直到1993年改名为大学。
南航的老校区在明故宫遗址上，明故宫没剩下什么建筑了，只剩下午朝门的一段城墙。南航在南京老城的城墙里面，当年出了中山门就是郊区了。所以，以前和华东工学院(原兵器工业部所属大学)的同学吹牛聊天，总是以"你们住郊区，我们在市区"踩得对方无言以对。从南航步行十几分钟，出了中山门，城墙根下有一个挺大的湖，叫前湖，曾经是夏天游泳的好去处，但是后来养鱼的农民在里面加鸡粪，水质变差了，让喜欢游泳的同学愤恨了一阵，于是只好多走一段落，去半山腰上的紫霞湖游泳，虽然水面小很多，但水质很好。前几年去南京，前湖和紫霞湖都改造成了公园，怕是不让游泳了吧。前湖旁边是孙权墓，满山的梅花，叫做梅花山，过完寒假开学，正是梅花盛开的日子，天公往往作美，再下上一场雪，"踏雪寻梅"便是寒假后例行的节目。
南京是民国故都，大学很多，再加上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军事相关的院校就有一大批。上学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新街口的马路边上看过路的女兵，制服诱惑的魅力令人终生难忘。
南航的旁边儿就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年躺在南航的宿舍里就能听见隔壁通信工程学院的熄灯号和起床号声。南航的对面还有一所海军指挥学院，以前南航新生军训完阅兵的时候，总是请海指的将军(印象中校长是个少将)来检阅，学生们虽然没当过兵，但被真正的将军检阅一回也可以当成以后吹牛的资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航曾经设计了一架超轻型飞机"旅游者号"，在南航机械厂实习时，看到过停在院子里的旅游者号，全玻璃钢结构的小飞机，鸭式气动布局，所以中国第一架鸭式布局的飞机还真不是歼十哦，嘿嘿。南航在无人机方面颇有建树，最早是长空一号无人机，曾经是南航的骄傲，那时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就是长空一号。这些年，南航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无人机，想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无人机设计领域的牛人。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地处陕西西安，在读大学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时代，西安并不是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人对西工大不甚了解，甚至只知道西安交大，不知到西工大。但在五岳派的地位，西工大堪比华山派的风清扬，武功深不可测。
在笔者搜集到的国产各型飞机的总师、副总师共18人的名单中，出自西工大的有9位，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影响力。
下面这个名单是笔者从各种公开的新闻中搜集到的不甚完整的名单，欢迎各位补充。
宋文骢(歼10总设计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陈一坚(歼轰七"飞豹"总设计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顾诵芬(歼八总设计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杨伟(歼20总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李守泽(KJ-2000预警机总负责人)，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
唐长红(歼轰-7A战斗轰炸机"飞豹"总师)，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欧阳绍修(运八总设计师，KJ-200预警机总师)，1978年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力学专业毕业；
吕海(新舟60总设计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机械制造专业，1997获得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孙聪(歼-11系列飞机总师)，1983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风田(歼-8D/F总师)，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
方锦星(歼-7系列飞机总师)，成飞副总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自动器专业；
周振国(轰-6H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与导航专业，2001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石屏(教-8教练机总师)，洪都总设计师，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朝梁(直-8直升机总师)，直升机所副总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李家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副总设计师)，身兼直8海军型、直11及AC311直升机总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吴希明(武直十总设计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王希豹(直-9直升机总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表与测试专业；
张继高(歼-10副总师) ，611所副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北航博士；
有人说: "你不识数! 我数的明明只有7位"。没错，从西工大毕业或者在西工大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只有7位，但是我把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和杨风田两位也算进取了，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西工大的历史谈起了。
西工大最初是1957年由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而成的，而西安航空学院则是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后内迁的。1970年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了西工大。看到没? 严格地说，顾诵芬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都可以算成西工大的，我还少数了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设在哈尔滨，因此简称"哈军工"。哈军工是大将陈赓受命组建的。空军工程系是"一系"，可见其地位。
1952年，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按5个系的规模为哈军工派遣专家、顾问；苏联顾问团的团长奥列霍夫中将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的，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是他的校友，奥列霍夫1957年因心脏病客死在中国。
麻省理工毕业的梁守槃、美国加州理工毕业的庄逢甘、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任新民、在美国加州理工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罗时钧、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都曾经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想想看，是什么力量才能让这些大牛齐聚冰天雪地、条件艰苦的哈尔滨? 这种力量叫做"国家意志"! 是国家的坚定的发展重工业的决心让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也给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舞台。
苏联为哈军工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中国教员集中备课，再由中国的教员给学员们上大课。哈军工是得过毛子真传的，也难怪后来涌现出宋文骢等一大批牛人。
1966年哈军工被迫转业改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干了一仗，哈尔滨靠中苏边境太近，中央军委觉得重要的军工部门放在前线不保险，于是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哈军工被要求分拆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就是航空部)被并入西工大，风洞实验室成了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现在是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所，即627所)。
如今，西工大的毕业生遍布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再加上陕西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基地，飞豹、新轰六、运七、运八、新舟60系列、秦岭发动机都在陕西生产，西工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大大的好。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949年傅作义高举白裤衩，北平和平解放，土共进了北京城。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是陈云。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的组长就是吴大观，后来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1951年4月17日，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建立。1952年重工业部拆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中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吃了空军不给力的亏，所以憋着一股劲，肯定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颇有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意思，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苏联的援助下，一口气搞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航空占了12项，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甚至机轮轮胎，统统引进技术和设备自己生产，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哈飞、哈尔滨东安动力、沈飞、黎明、洪都、株洲航空动力，都是那时开始建设的。
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学苏联的。也不讲什么"知识产权"，各种图纸成火车的可劲儿从苏联往回拉。包括工厂的组织模式、厂房的设计、设备的布局排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产品设计、工艺规程、夹具模具设计，统统照着苏联对应的模板工厂复制过来，甚至连暖气片的位置都跟苏联的工厂里一样。机床操作工，每个岗位都有苏联师傅手把手地培训，刚放下锄把子的泥腿子学着开机床特带劲。所以中国军工厂的工人看苏联的反映工厂生活的老电影，那场景感觉就特别熟，跟自己身边儿一样。
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让中国抓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句话还真有点儿道理，不过老美说这话的意思是害怕其它国家学着中国的样儿跟他们作对，其实老美的担忧有点儿过了，其它国家(比如阿三)想学中国，还真是没法儿学，今天搞共产主义的祖宗都不玩儿共产主义了，阿三上哪儿去找这种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机会去?花钱买?阿三就是把爹买了，也买不起，更何况西方世界讲究"知识产权"，对技术盯得紧着呢，卖给你设备都要限定用途，派个人去盯着你怎么使，以民用为借口买得设备要是用作军用，人家就要找你麻烦。想想看，你要是买个避孕套，被人盯着看你的使用过程，是个什么感觉。
从毛子那里引进了全套技术资料生产，包括后来参照苏联原型机防制测绘的飞机有:歼五(米格17)、歼六(米格19)、歼七(米格21)、直五直升机(米4)、轰五轰炸机(伊尔28)、轰六轰炸机(图16)、运五运输机(安2)、运六运输机(仿伊尔14)、运七运输机(仿安24)、运八运输机(安12)。可以说，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米里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1950－1960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图纸包括制造工艺及工艺装备图纸，在中国都有个备份。这么多图纸是要用火车专列往中国运的，要是指望派间谍去偷，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阿汤哥本事大，给他两个麻袋让他背，他能背动多少？
中国与这些设计局之间，1970－1980年代几乎断绝了联系，直到1989年6.4之后，美国带着诸小弟制裁中国，中苏军事合作才又重启。那时候苏联经济上比较窘迫，也开始搞改革，玩儿“新思维”，开始和中国缓和关系。本来中国是准备购买西方战机对付苏联的，一制裁所有项目都泡汤了，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过脸来又和苏联旧情复燃，再次掀起购买苏联战机和技术的高潮。当时苏方积极推销米高扬的米格29,但中国却相中了更大型的苏霍伊设计局刚刚定型、苏军自己尚未大量装备的苏27。这都是后话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以中国的身板儿和胃口，就不是个给人当小弟的材料，也不是哪个老大能养得起的。除非象印度一样主动缩减食量，一天吃两顿饭就心满意足地去练瑜伽，你要想吃第三顿，再喝杯牛奶，日尔曼的默克尔大妈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既然中国有自立门户的心，那么有时候就不那么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那边厢赫鲁晓夫正要与美国缓和关系，这边厢土共就对着金门不停地打炮，"您那儿要和平，我这儿还没统一呢，要打还是要和，得我说了算"。那边厢1963年美苏刚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边厢老毛就开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吃多了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1964年，土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开始中苏双方只是因为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情发生口头上的争执，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后来矛盾越来越大，直至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样中国不得不独自对抗世界两大流氓，北部边境要防着苏联，东部沿海要防着美国。
没有了对外交流，五岳派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闭关修炼。这期间，虽然功力增长有限，但航空工业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四川成都、陕西汉中和贵州的大山里新建立了三个航空工业基地。要问为什么不建在经济发达、技术基础好、交通方便的东部地区?偏偏把这么多工厂企业建在偏僻的大山里，那就不能不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三线建设"。
五岳派的总舵叫三机部，是1963年成立的，全称是第三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航空工业。三机部这个名字用了将近20年，直到80年代改称航空工业部，即便是改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三机部。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三机部负责的。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的，所谓三线，大体上说，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是边防前线，算是一线，中间儿的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份算二线，而大西北和大西南等省份算三线。搞三线建设就是准备打仗，就算前两条线守不住，还有最后的防线。朱成虎少将曾说:"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核武器摧毁的准备",这句话美国佬没当回事，不过把公知们吓得尿了一裤子。其实朱成虎还真不是瞎说，中国真的做过这种准备，三线建设就是证明。不过，那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还不成熟，只好做被动挨打、龟缩防守的准备。现在中国手里也有大把的蘑菇，真玩儿全球核大战，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城市都种上蘑菇的能力咱也有。三线建设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多虑了，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论。
闭关期间，主要是抄作业，沈阳从毛子那里抄来的那本《米格19制造方法大全》在成都、陕西、南昌、贵州几个同学之间传抄。当然，自己也做了几个小习题，比如沈阳做的歼8，南昌做的强5和歼12。1980年代，太宗说：“时间到了，交卷子！没做完的同学不要做了！”结果成都同学的歼九、南昌同学的强六、上海同学的运十就杯具了，都只做了半道题，卷子没做完就被老师强行收走了。
太宗执政后，三线建设基本上都停了，很多铺的很大的摊子都烂尾了。三线企业有些内迁了，有些下马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痛苦地坚持了下来，比如陕飞、贵航等。
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正式提出"三线建设"之前的195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但主要的建设还是在三线期间完成的。现在的歼十、歼二十都出自成飞。
三线期间在贵州安顺建设了"011基地"，现在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就是那时打的底子。贵航最新的产品是高教9"山鹰"高级教练机，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山鹰采用DSI进气道(网友戏称腮腺炎)的照片，不论什么高技术，到了中国人手里都能玩儿成"白菜价"。
三线的另一个遗产是汉中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陕飞、西飞不是一家，很多人会搞混)，陕飞脱胎于三线期间的"012基地"。现在陕飞的主要产品是"运八"运输机,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可是空军的宝贝，还出口到巴基斯坦，陕飞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关于三线建设，各种评论都有，批评者认为建设地点太偏僻，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但也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儿，中西部地区的成飞、陕飞、贵航的地处偏远虽然不利于吸纳心向"北上广"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但是身处内陆也让它们抵御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艰难存活了下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厂可是被冲的渣儿都没剩。关于上海大厂的事，以后咱慢慢聊。现在网络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土共干点儿什么坏事儿，几秒钟就会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和物流的改善让人即使身处内陆也可以很方便地采购到各种最新的产品。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不是非挤在房地产价格吓死人的"北上广"不可。再加上各大学拼命地扩招，每年600万的海量毕业生中总会有不少人才流向中西部。现在成飞、陕飞、贵航的大门也不那么好进，人家对人才也可以挑挑拣拣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话说那年太宗继位，克成大统，昭告天下曰：“而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武林人士自当铸剑为犁，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于是当时的五岳派盟主召集大伙儿开会，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看家护院、保镖押运、打造兵器之类的传统活计越来越不景气，武功高不代表牛B，有钱的才是大爷。以后大家得自个挣钱养活自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尤其是恒山派的师太们，不能太死心眼，大好的资源闲置着饿肚子让人笑话，佛祖都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笑贫不要笑娼，接客也是一种修行，要解放思想。众人无奈，纷纷下山，有开店的，有改行做锅碗瓢盆的，师太们有些姿色的做头牌，没姿色的做老鸨，你别说，后来还真出了几个青楼名妓。
其实航空企业干民品不是头一回，一开始就干过，后来被批“把军品的材料用来干民品，忽视军品质量，是不务正业”，领导差点儿挨枪子儿，才开始一门儿心思干单一军品。
航空企业早期生产的民品中最拉风的是“长江750”摩托车，车身是南昌飞机制造厂造的，发动机由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长江750是一种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原型是纳粹德国的宝马R71，二战期间德国鬼子装备了好几万辆，二战电影里那玩意儿是德国鬼子的标志，就像吉普是美军的标志一样。老毛子看这玩意儿不错，于是抄作业，自己造了不少。后来又把作业本让中国抄。中国生产了很多配备给公齤安局，看老电影的话，抓特务的警齤察一准儿是三人一组骑一辆长江750。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到中国来，发现这种西方早已濒临绝迹的“古董”，不少人都要弄一辆回去。
刚开始接客的时候，一个是生存压力大，在一个也是没经验，也不挑客。啥活儿都干，有的弄点儿机械加工的零活儿干，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甚至哑铃、杠铃、篮球架这些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也生产。好在那是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好赖都能卖出去。后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逐渐被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抢占了市场，航空企业毕竟是国企，在偷税漏税和坑蒙拐骗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退休职工、幼儿园、学校、医院之类的负担，跟私营企业竞争肯定要被齤干趴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向上面报项目拿投资或贷款上大项目，摩托车、汽车之类的投资大，那个年代的私企没有这么大的本钱，李书福那时候还在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呢。
南京金城机械厂（511厂）是生产航空液压产品的，开始生产摩托车，先是仿制，后来引进日本铃木的技术，生产军品的企业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再加上有质量控制的传统，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候买摩托车得凭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只有那么几种乘用车，“红旗”是给中央一级的领导坐的，地方上的头头儿只能坐“上海”牌轿车，公检法一般是老式“北京吉普”。江西昌河的主业是直升机，但是直7难产胎死腹中，直八也是困难重重，难以量产，全厂数万张嘴要吃饭，指望每年生产几架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的直8肯定是不行。于是琢磨着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去了，下面加上四个轮子，开始造汽车。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儿，看着铃木的ST-90V面包车不错，一个小车能塞八个人，挺对国人的心思。于是想“引进”生产，结果一打听，图纸人家根本不卖，就是卖也是个天价，根本买不起。天上飞的咱能鼓捣出来，地上跑的还能难死不成？法国的超黄蜂直升机咱都山寨出来了，寨你个破面包车还不跟玩儿似的。于是买了一辆样车回来，组织技术人员，把样车大卸八百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编工艺，设计工装，建设生产线，两年以后第一辆昌河面包车下线，一下子就火了。开始是公检法、机关单位、邮政局这些公家单位大量采购，随后从北京开始，第一代北京“的哥”开着黄色的昌河面包满世界乱窜，人称“蝗虫”，紧接着就风靡全国，整个中国到处都是这种“蝗虫”。
河北的保定惠阳机械厂，主业是生产直升机螺旋桨的，开始生产冷却风机、发电风机等民品，后来抓住“新能源”概念，把风电机组卖到美国、德国，把欧美的同类企业挤兑得高举贸易保护的白裤衩。
1980-1990年代是航空企业民品大发展的年代，象哈飞汽车、沈飞客车、西安庆安空调压缩机，一大批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左盟主手里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真不是吹牛。
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五岳派的总产值中，与航空无关的民品占了70%，差不多真正做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炸馆事件之后，386加大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逆转。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引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29033
笔者所说的五岳派不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武林名门正派。笔者要谈的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他们喜欢用"秦岭”、"太行“、"泰山”命名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产品，再加上现任掌门人林左鸣江湖人称"左掌门”，因此得了这五岳派的封号。左掌门可是家大业大，手下好几家大学，十数家科研院所，上百家工厂企业，站出呼喇喇一大帮子，虽说武功比不上西帝北丐那几个绝顶高手，但也是江湖大派，威风八面、威震一方。
莱特兄弟1903年开着装上发动机的木制风筝飞上蓝天的时侯，我大清正值风雨飘摇之时，马上就要歇菜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些"多难兴邦"的大事，自然没有那份儿"航空兴国"的闲情逸致。
先总统空一格常凯申公纵横大陆二十余载，毕竟在东洋留过学，再加上娶了个中国脸美国心、汉语勉强能说、善于用英文思考的老婆，凯公对现代高科技还是心向往之的，人早在1946年就拨款80美元(其实是46年的10万法币，折合80美元)外加一座教堂去研究原子弹了，思想上和日记上可是领先老毛这些土鳖很多年的。
于是凯夫人美玲亲自出马，揣着2000万美元，亲自去美国买飞机，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总共采购了300来架各式飞机，然后聘请美国顾问，招募青年才俊，人称凯夫人为"中国空军之母"，伊言必称"我的空军"，颇为得意。不要以为300架飞机很多哦，那不是数亿美元一架的F22，主要机型是霍克II型战斗机，一种双层机翼、螺旋桨动力的小型战斗机，在那个以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飞机的月产量要是不弄个万儿八千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二十万架飞机，苏联在二战期间飞机的月产量曾经高达20000架，日本鬼子二战期间也生产了6万多架各式飞机。
凯公的账房先生，凯夫人的兄长，同样是中文勉强能讲，擅长英文思想，笔记公文全用英文的经济学专家、财政部长宋子文后来给自己的妹妹算了一笔账，说飞机那是高科技的玩意，更新换代极快，跟现在的CPU换代的速度差不多，你现在买了飞机，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还得再买新的；咱要是把买飞机的钱存进美国的银行，等用得着的时候，咱买最先进的飞机，这期间咱还可以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凯夫人深以为然，遂断了继续扩大机队规模的心思。现有的两三百架飞机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感觉足够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凯公没读完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老师加同学、校友、前辈率大队人马进攻中国，中国空军虽说英勇顽强，但好汉难敌四手，架不住对方装备质量的优势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淞沪、杭州湾、南京、武汉等地与日本空军空战数次之后，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中国的天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根本无法做任何有效的抵抗。当然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好伺候，高薪厚禄不说，还得小心谨慎地当大爷一样伺候着，逢年过节还要派太太小姐姨太太们陪着跳舞玩儿乐，直到美国空军在汉口闹出"景明大楼集体强奸名媛案"的高潮大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笔者准备在随后的几篇帖子里八一八航空工业系统中的主要的院校、研究所、工厂企业。纯粹都是闲谈野史，中间涉及到任何人物事件，都不保证其真实性，有心人请勿对号入座。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种子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其实不光二十一世纪，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聊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航空口的几所大学，尤其是北航、南航、西工大三家，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中，毕业于这三家大学的，那是绝对的主力。虽说现在航空部没了，三所大学的拨款从工信部和地方上拿，但"左盟主"来了还是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毕竟科研经费还是要从"左盟主"手里拿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1951年开始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2年又调整了一次，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加上其它几所大学的航空系，成立了专门的航空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才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由于院系调整，很多人高考时进的是这个大学门儿，毕业时出的却是另一个大学的门儿。比如，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49年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的航空系，1952年毕业时拿的却是清华的毕业证。
北航和清华的渊源极深，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考上的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毕业时却拿了个北航的毕业证。要搁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但那个年代不讲究这个。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华、北航都承认他们是校友。
北京有很多大院儿，北航占了整整一个街区(block)，面积不小，也算是个大院儿了。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对这些大院儿恨的牙痒痒，总是想修路从这些大院中穿过去，但这些大院都不好惹，最后修路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了。
北航在学院路上，不远就是西土城路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北电报名发榜的时候去看美女，从北航走路去就行了。
北航院子里有个航空馆，规模虽然不如小汤山航空博物馆，但也有不少好东西，以前去北京出差，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印象比较深的是展馆里有架八爷的木质模型，院子里有架英国产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八十年代和西方合伙对抗前苏联，与英国关系不错，曾经想买70－80架鹞式战斗机外加生产线，有人说英国人死活不卖生产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钱，或许是两种原因都有，总之这个事儿黄了，但是用一架拉-9式苏联战斗机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换来一架鹞式战斗机实物，北航肯定进行了相关研究，以后要是搞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机，也不是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航空馆里另一件儿好东西是美国产P－61B，绰号黑寡妇，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就是北航这架。P－61抗战期间在中国立过不少战功，这架P－61曾经在四川大学航空系做教材使用，后来院系调整，最后落在了北航手里。听说2008年北航修了新的航空馆，不知道完工没有。
据说北航现在有17位院士: 比如搞发动机的陈懋章、刘大响，搞空气动力学的李椿萱，搞惯性导航的冯培德，搞材料的杜善义、徐惠彬，搞信号的张彦仲。发明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的高歌一直没评上院士，估计也该退休了。貌似北航现任校长和前任校长都是码农出身，鼓捣计算机的，希望以后空气动力、隐身技术提高以后，北航能有个搞飞机的校长。
北航也有自己设计的飞机: 蜜蜂系列，比如“蜜蜂”-3C飞机是北航研制的双座超轻型飞机，上单翼、半封闭座舱、正常式尾翼、前三点固定式起落架、三轴操纵系统，价格只有20万至30万，比一辆好点儿的汽车还便宜。等中国开放低空的事儿搞定了，有银子的不妨买一架玩儿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创建于1952年，一开始叫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被列为八大国防工业重点院校之一，并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直到1993年改名为大学。
南航的老校区在明故宫遗址上，明故宫没剩下什么建筑了，只剩下午朝门的一段城墙。南航在南京老城的城墙里面，当年出了中山门就是郊区了。所以，以前和华东工学院(原兵器工业部所属大学)的同学吹牛聊天，总是以"你们住郊区，我们在市区"踩得对方无言以对。从南航步行十几分钟，出了中山门，城墙根下有一个挺大的湖，叫前湖，曾经是夏天游泳的好去处，但是后来养鱼的农民在里面加鸡粪，水质变差了，让喜欢游泳的同学愤恨了一阵，于是只好多走一段落，去半山腰上的紫霞湖游泳，虽然水面小很多，但水质很好。前几年去南京，前湖和紫霞湖都改造成了公园，怕是不让游泳了吧。前湖旁边是孙权墓，满山的梅花，叫做梅花山，过完寒假开学，正是梅花盛开的日子，天公往往作美，再下上一场雪，"踏雪寻梅"便是寒假后例行的节目。
南京是民国故都，大学很多，再加上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军事相关的院校就有一大批。上学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新街口的马路边上看过路的女兵，制服诱惑的魅力令人终生难忘。
南航的旁边儿就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年躺在南航的宿舍里就能听见隔壁通信工程学院的熄灯号和起床号声。南航的对面还有一所海军指挥学院，以前南航新生军训完阅兵的时候，总是请海指的将军(印象中校长是个少将)来检阅，学生们虽然没当过兵，但被真正的将军检阅一回也可以当成以后吹牛的资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航曾经设计了一架超轻型飞机"旅游者号"，在南航机械厂实习时，看到过停在院子里的旅游者号，全玻璃钢结构的小飞机，鸭式气动布局，所以中国第一架鸭式布局的飞机还真不是歼十哦，嘿嘿。南航在无人机方面颇有建树，最早是长空一号无人机，曾经是南航的骄傲，那时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就是长空一号。这些年，南航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无人机，想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无人机设计领域的牛人。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地处陕西西安，在读大学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时代，西安并不是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人对西工大不甚了解，甚至只知道西安交大，不知到西工大。但在五岳派的地位，西工大堪比华山派的风清扬，武功深不可测。
在笔者搜集到的国产各型飞机的总师、副总师共18人的名单中，出自西工大的有9位，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影响力。
下面这个名单是笔者从各种公开的新闻中搜集到的不甚完整的名单，欢迎各位补充。
宋文骢(歼10总设计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陈一坚(歼轰七"飞豹"总设计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顾诵芬(歼八总设计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杨伟(歼20总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李守泽(KJ-2000预警机总负责人)，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
唐长红(歼轰-7A战斗轰炸机"飞豹"总师)，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欧阳绍修(运八总设计师，KJ-200预警机总师)，1978年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力学专业毕业；
吕海(新舟60总设计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机械制造专业，1997获得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孙聪(歼-11系列飞机总师)，1983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风田(歼-8D/F总师)，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
方锦星(歼-7系列飞机总师)，成飞副总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自动器专业；
周振国(轰-6H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与导航专业，2001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石屏(教-8教练机总师)，洪都总设计师，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朝梁(直-8直升机总师)，直升机所副总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李家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副总设计师)，身兼直8海军型、直11及AC311直升机总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吴希明(武直十总设计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王希豹(直-9直升机总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表与测试专业；
张继高(歼-10副总师) ，611所副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北航博士；
有人说: "你不识数! 我数的明明只有7位"。没错，从西工大毕业或者在西工大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只有7位，但是我把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和杨风田两位也算进取了，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西工大的历史谈起了。
西工大最初是1957年由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而成的，而西安航空学院则是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后内迁的。1970年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了西工大。看到没? 严格地说，顾诵芬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都可以算成西工大的，我还少数了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设在哈尔滨，因此简称"哈军工"。哈军工是大将陈赓受命组建的。空军工程系是"一系"，可见其地位。
1952年，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按5个系的规模为哈军工派遣专家、顾问；苏联顾问团的团长奥列霍夫中将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的，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是他的校友，奥列霍夫1957年因心脏病客死在中国。
麻省理工毕业的梁守槃、美国加州理工毕业的庄逢甘、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任新民、在美国加州理工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罗时钧、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都曾经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想想看，是什么力量才能让这些大牛齐聚冰天雪地、条件艰苦的哈尔滨? 这种力量叫做"国家意志"! 是国家的坚定的发展重工业的决心让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也给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舞台。
苏联为哈军工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中国教员集中备课，再由中国的教员给学员们上大课。哈军工是得过毛子真传的，也难怪后来涌现出宋文骢等一大批牛人。
1966年哈军工被迫转业改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干了一仗，哈尔滨靠中苏边境太近，中央军委觉得重要的军工部门放在前线不保险，于是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哈军工被要求分拆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就是航空部)被并入西工大，风洞实验室成了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现在是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所，即627所)。
如今，西工大的毕业生遍布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再加上陕西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基地，飞豹、新轰六、运七、运八、新舟60系列、秦岭发动机都在陕西生产，西工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大大的好。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949年傅作义高举白裤衩，北平和平解放，土共进了北京城。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是陈云。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的组长就是吴大观，后来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1951年4月17日，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建立。1952年重工业部拆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中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吃了空军不给力的亏，所以憋着一股劲，肯定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颇有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意思，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苏联的援助下，一口气搞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航空占了12项，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甚至机轮轮胎，统统引进技术和设备自己生产，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哈飞、哈尔滨东安动力、沈飞、黎明、洪都、株洲航空动力，都是那时开始建设的。
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学苏联的。也不讲什么"知识产权"，各种图纸成火车的可劲儿从苏联往回拉。包括工厂的组织模式、厂房的设计、设备的布局排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产品设计、工艺规程、夹具模具设计，统统照着苏联对应的模板工厂复制过来，甚至连暖气片的位置都跟苏联的工厂里一样。机床操作工，每个岗位都有苏联师傅手把手地培训，刚放下锄把子的泥腿子学着开机床特带劲。所以中国军工厂的工人看苏联的反映工厂生活的老电影，那场景感觉就特别熟，跟自己身边儿一样。
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让中国抓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句话还真有点儿道理，不过老美说这话的意思是害怕其它国家学着中国的样儿跟他们作对，其实老美的担忧有点儿过了，其它国家(比如阿三)想学中国，还真是没法儿学，今天搞共产主义的祖宗都不玩儿共产主义了，阿三上哪儿去找这种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机会去?花钱买?阿三就是把爹买了，也买不起，更何况西方世界讲究"知识产权"，对技术盯得紧着呢，卖给你设备都要限定用途，派个人去盯着你怎么使，以民用为借口买得设备要是用作军用，人家就要找你麻烦。想想看，你要是买个避孕套，被人盯着看你的使用过程，是个什么感觉。
从毛子那里引进了全套技术资料生产，包括后来参照苏联原型机防制测绘的飞机有:歼五(米格17)、歼六(米格19)、歼七(米格21)、直五直升机(米4)、轰五轰炸机(伊尔28)、轰六轰炸机(图16)、运五运输机(安2)、运六运输机(仿伊尔14)、运七运输机(仿安24)、运八运输机(安12)。可以说，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米里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1950－1960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图纸包括制造工艺及工艺装备图纸，在中国都有个备份。这么多图纸是要用火车专列往中国运的，要是指望派间谍去偷，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阿汤哥本事大，给他两个麻袋让他背，他能背动多少？
中国与这些设计局之间，1970－1980年代几乎断绝了联系，直到1989年6.4之后，美国带着诸小弟制裁中国，中苏军事合作才又重启。那时候苏联经济上比较窘迫，也开始搞改革，玩儿“新思维”，开始和中国缓和关系。本来中国是准备购买西方战机对付苏联的，一制裁所有项目都泡汤了，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过脸来又和苏联旧情复燃，再次掀起购买苏联战机和技术的高潮。当时苏方积极推销米高扬的米格29,但中国却相中了更大型的苏霍伊设计局刚刚定型、苏军自己尚未大量装备的苏27。这都是后话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以中国的身板儿和胃口，就不是个给人当小弟的材料，也不是哪个老大能养得起的。除非象印度一样主动缩减食量，一天吃两顿饭就心满意足地去练瑜伽，你要想吃第三顿，再喝杯牛奶，日尔曼的默克尔大妈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既然中国有自立门户的心，那么有时候就不那么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那边厢赫鲁晓夫正要与美国缓和关系，这边厢土共就对着金门不停地打炮，"您那儿要和平，我这儿还没统一呢，要打还是要和，得我说了算"。那边厢1963年美苏刚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边厢老毛就开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吃多了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1964年，土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开始中苏双方只是因为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情发生口头上的争执，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后来矛盾越来越大，直至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样中国不得不独自对抗世界两大流氓，北部边境要防着苏联，东部沿海要防着美国。
没有了对外交流，五岳派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闭关修炼。这期间，虽然功力增长有限，但航空工业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四川成都、陕西汉中和贵州的大山里新建立了三个航空工业基地。要问为什么不建在经济发达、技术基础好、交通方便的东部地区?偏偏把这么多工厂企业建在偏僻的大山里，那就不能不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三线建设"。
五岳派的总舵叫三机部，是1963年成立的，全称是第三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航空工业。三机部这个名字用了将近20年，直到80年代改称航空工业部，即便是改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三机部。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三机部负责的。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的，所谓三线，大体上说，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是边防前线，算是一线，中间儿的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份算二线，而大西北和大西南等省份算三线。搞三线建设就是准备打仗，就算前两条线守不住，还有最后的防线。朱成虎少将曾说:"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核武器摧毁的准备",这句话美国佬没当回事，不过把公知们吓得尿了一裤子。其实朱成虎还真不是瞎说，中国真的做过这种准备，三线建设就是证明。不过，那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还不成熟，只好做被动挨打、龟缩防守的准备。现在中国手里也有大把的蘑菇，真玩儿全球核大战，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城市都种上蘑菇的能力咱也有。三线建设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多虑了，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论。
闭关期间，主要是抄作业，沈阳从毛子那里抄来的那本《米格19制造方法大全》在成都、陕西、南昌、贵州几个同学之间传抄。当然，自己也做了几个小习题，比如沈阳做的歼8，南昌做的强5和歼12。1980年代，太宗说：“时间到了，交卷子！没做完的同学不要做了！”结果成都同学的歼九、南昌同学的强六、上海同学的运十就杯具了，都只做了半道题，卷子没做完就被老师强行收走了。
太宗执政后，三线建设基本上都停了，很多铺的很大的摊子都烂尾了。三线企业有些内迁了，有些下马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痛苦地坚持了下来，比如陕飞、贵航等。
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正式提出"三线建设"之前的195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但主要的建设还是在三线期间完成的。现在的歼十、歼二十都出自成飞。
三线期间在贵州安顺建设了"011基地"，现在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就是那时打的底子。贵航最新的产品是高教9"山鹰"高级教练机，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山鹰采用DSI进气道(网友戏称腮腺炎)的照片，不论什么高技术，到了中国人手里都能玩儿成"白菜价"。
三线的另一个遗产是汉中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陕飞、西飞不是一家，很多人会搞混)，陕飞脱胎于三线期间的"012基地"。现在陕飞的主要产品是"运八"运输机,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可是空军的宝贝，还出口到巴基斯坦，陕飞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关于三线建设，各种评论都有，批评者认为建设地点太偏僻，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但也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儿，中西部地区的成飞、陕飞、贵航的地处偏远虽然不利于吸纳心向"北上广"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但是身处内陆也让它们抵御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艰难存活了下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厂可是被冲的渣儿都没剩。关于上海大厂的事，以后咱慢慢聊。现在网络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土共干点儿什么坏事儿，几秒钟就会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和物流的改善让人即使身处内陆也可以很方便地采购到各种最新的产品。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不是非挤在房地产价格吓死人的"北上广"不可。再加上各大学拼命地扩招，每年600万的海量毕业生中总会有不少人才流向中西部。现在成飞、陕飞、贵航的大门也不那么好进，人家对人才也可以挑挑拣拣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话说那年太宗继位，克成大统，昭告天下曰：“而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武林人士自当铸剑为犁，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于是当时的五岳派盟主召集大伙儿开会，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看家护院、保镖押运、打造兵器之类的传统活计越来越不景气，武功高不代表牛B，有钱的才是大爷。以后大家得自个挣钱养活自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尤其是恒山派的师太们，不能太死心眼，大好的资源闲置着饿肚子让人笑话，佛祖都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笑贫不要笑娼，接客也是一种修行，要解放思想。众人无奈，纷纷下山，有开店的，有改行做锅碗瓢盆的，师太们有些姿色的做头牌，没姿色的做老鸨，你别说，后来还真出了几个青楼名妓。
其实航空企业干民品不是头一回，一开始就干过，后来被批“把军品的材料用来干民品，忽视军品质量，是不务正业”，领导差点儿挨枪子儿，才开始一门儿心思干单一军品。
航空企业早期生产的民品中最拉风的是“长江750”摩托车，车身是南昌飞机制造厂造的，发动机由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长江750是一种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原型是纳粹德国的宝马R71，二战期间德国鬼子装备了好几万辆，二战电影里那玩意儿是德国鬼子的标志，就像吉普是美军的标志一样。老毛子看这玩意儿不错，于是抄作业，自己造了不少。后来又把作业本让中国抄。中国生产了很多配备给公齤安局，看老电影的话，抓特务的警齤察一准儿是三人一组骑一辆长江750。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到中国来，发现这种西方早已濒临绝迹的“古董”，不少人都要弄一辆回去。
刚开始接客的时候，一个是生存压力大，在一个也是没经验，也不挑客。啥活儿都干，有的弄点儿机械加工的零活儿干，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甚至哑铃、杠铃、篮球架这些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也生产。好在那是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好赖都能卖出去。后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逐渐被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抢占了市场，航空企业毕竟是国企，在偷税漏税和坑蒙拐骗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退休职工、幼儿园、学校、医院之类的负担，跟私营企业竞争肯定要被齤干趴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向上面报项目拿投资或贷款上大项目，摩托车、汽车之类的投资大，那个年代的私企没有这么大的本钱，李书福那时候还在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呢。
南京金城机械厂（511厂）是生产航空液压产品的，开始生产摩托车，先是仿制，后来引进日本铃木的技术，生产军品的企业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再加上有质量控制的传统，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候买摩托车得凭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只有那么几种乘用车，“红旗”是给中央一级的领导坐的，地方上的头头儿只能坐“上海”牌轿车，公检法一般是老式“北京吉普”。江西昌河的主业是直升机，但是直7难产胎死腹中，直八也是困难重重，难以量产，全厂数万张嘴要吃饭，指望每年生产几架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的直8肯定是不行。于是琢磨着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去了，下面加上四个轮子，开始造汽车。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儿，看着铃木的ST-90V面包车不错，一个小车能塞八个人，挺对国人的心思。于是想“引进”生产，结果一打听，图纸人家根本不卖，就是卖也是个天价，根本买不起。天上飞的咱能鼓捣出来，地上跑的还能难死不成？法国的超黄蜂直升机咱都山寨出来了，寨你个破面包车还不跟玩儿似的。于是买了一辆样车回来，组织技术人员，把样车大卸八百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编工艺，设计工装，建设生产线，两年以后第一辆昌河面包车下线，一下子就火了。开始是公检法、机关单位、邮政局这些公家单位大量采购，随后从北京开始，第一代北京“的哥”开着黄色的昌河面包满世界乱窜，人称“蝗虫”，紧接着就风靡全国，整个中国到处都是这种“蝗虫”。
河北的保定惠阳机械厂，主业是生产直升机螺旋桨的，开始生产冷却风机、发电风机等民品，后来抓住“新能源”概念，把风电机组卖到美国、德国，把欧美的同类企业挤兑得高举贸易保护的白裤衩。
1980-1990年代是航空企业民品大发展的年代，象哈飞汽车、沈飞客车、西安庆安空调压缩机，一大批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左盟主手里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真不是吹牛。
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五岳派的总产值中，与航空无关的民品占了70%，差不多真正做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炸馆事件之后，386加大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逆转。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29033
笔者所说的五岳派不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武林名门正派。笔者要谈的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他们喜欢用"秦岭”、"太行“、"泰山”命名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产品，再加上现任掌门人林左鸣江湖人称"左掌门”，因此得了这五岳派的封号。左掌门可是家大业大，手下好几家大学，十数家科研院所，上百家工厂企业，站出呼喇喇一大帮子，虽说武功比不上西帝北丐那几个绝顶高手，但也是江湖大派，威风八面、威震一方。
莱特兄弟1903年开着装上发动机的木制风筝飞上蓝天的时侯，我大清正值风雨飘摇之时，马上就要歇菜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些"多难兴邦"的大事，自然没有那份儿"航空兴国"的闲情逸致。
先总统空一格常凯申公纵横大陆二十余载，毕竟在东洋留过学，再加上娶了个中国脸美国心、汉语勉强能说、善于用英文思考的老婆，凯公对现代高科技还是心向往之的，人早在1946年就拨款80美元(其实是46年的10万法币，折合80美元)外加一座教堂去研究原子弹了，思想上和日记上可是领先老毛这些土鳖很多年的。
于是凯夫人美玲亲自出马，揣着2000万美元，亲自去美国买飞机，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总共采购了300来架各式飞机，然后聘请美国顾问，招募青年才俊，人称凯夫人为"中国空军之母"，伊言必称"我的空军"，颇为得意。不要以为300架飞机很多哦，那不是数亿美元一架的F22，主要机型是霍克II型战斗机，一种双层机翼、螺旋桨动力的小型战斗机，在那个以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飞机的月产量要是不弄个万儿八千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二十万架飞机，苏联在二战期间飞机的月产量曾经高达20000架，日本鬼子二战期间也生产了6万多架各式飞机。
凯公的账房先生，凯夫人的兄长，同样是中文勉强能讲，擅长英文思想，笔记公文全用英文的经济学专家、财政部长宋子文后来给自己的妹妹算了一笔账，说飞机那是高科技的玩意，更新换代极快，跟现在的CPU换代的速度差不多，你现在买了飞机，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还得再买新的；咱要是把买飞机的钱存进美国的银行，等用得着的时候，咱买最先进的飞机，这期间咱还可以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凯夫人深以为然，遂断了继续扩大机队规模的心思。现有的两三百架飞机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感觉足够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凯公没读完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老师加同学、校友、前辈率大队人马进攻中国，中国空军虽说英勇顽强，但好汉难敌四手，架不住对方装备质量的优势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淞沪、杭州湾、南京、武汉等地与日本空军空战数次之后，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中国的天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根本无法做任何有效的抵抗。当然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好伺候，高薪厚禄不说，还得小心谨慎地当大爷一样伺候着，逢年过节还要派太太小姐姨太太们陪着跳舞玩儿乐，直到美国空军在汉口闹出"景明大楼集体强奸名媛案"的高潮大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笔者准备在随后的几篇帖子里八一八航空工业系统中的主要的院校、研究所、工厂企业。纯粹都是闲谈野史，中间涉及到任何人物事件，都不保证其真实性，有心人请勿对号入座。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种子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其实不光二十一世纪，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聊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航空口的几所大学，尤其是北航、南航、西工大三家，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中，毕业于这三家大学的，那是绝对的主力。虽说现在航空部没了，三所大学的拨款从工信部和地方上拿，但"左盟主"来了还是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毕竟科研经费还是要从"左盟主"手里拿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1951年开始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2年又调整了一次，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加上其它几所大学的航空系，成立了专门的航空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才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由于院系调整，很多人高考时进的是这个大学门儿，毕业时出的却是另一个大学的门儿。比如，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49年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的航空系，1952年毕业时拿的却是清华的毕业证。
北航和清华的渊源极深，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考上的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毕业时却拿了个北航的毕业证。要搁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但那个年代不讲究这个。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华、北航都承认他们是校友。
北京有很多大院儿，北航占了整整一个街区(block)，面积不小，也算是个大院儿了。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对这些大院儿恨的牙痒痒，总是想修路从这些大院中穿过去，但这些大院都不好惹，最后修路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了。
北航在学院路上，不远就是西土城路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北电报名发榜的时候去看美女，从北航走路去就行了。
北航院子里有个航空馆，规模虽然不如小汤山航空博物馆，但也有不少好东西，以前去北京出差，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印象比较深的是展馆里有架八爷的木质模型，院子里有架英国产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八十年代和西方合伙对抗前苏联，与英国关系不错，曾经想买70－80架鹞式战斗机外加生产线，有人说英国人死活不卖生产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钱，或许是两种原因都有，总之这个事儿黄了，但是用一架拉-9式苏联战斗机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换来一架鹞式战斗机实物，北航肯定进行了相关研究，以后要是搞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机，也不是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航空馆里另一件儿好东西是美国产P－61B，绰号黑寡妇，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就是北航这架。P－61抗战期间在中国立过不少战功，这架P－61曾经在四川大学航空系做教材使用，后来院系调整，最后落在了北航手里。听说2008年北航修了新的航空馆，不知道完工没有。
据说北航现在有17位院士: 比如搞发动机的陈懋章、刘大响，搞空气动力学的李椿萱，搞惯性导航的冯培德，搞材料的杜善义、徐惠彬，搞信号的张彦仲。发明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的高歌一直没评上院士，估计也该退休了。貌似北航现任校长和前任校长都是码农出身，鼓捣计算机的，希望以后空气动力、隐身技术提高以后，北航能有个搞飞机的校长。
北航也有自己设计的飞机: 蜜蜂系列，比如“蜜蜂”-3C飞机是北航研制的双座超轻型飞机，上单翼、半封闭座舱、正常式尾翼、前三点固定式起落架、三轴操纵系统，价格只有20万至30万，比一辆好点儿的汽车还便宜。等中国开放低空的事儿搞定了，有银子的不妨买一架玩儿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创建于1952年，一开始叫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被列为八大国防工业重点院校之一，并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直到1993年改名为大学。
南航的老校区在明故宫遗址上，明故宫没剩下什么建筑了，只剩下午朝门的一段城墙。南航在南京老城的城墙里面，当年出了中山门就是郊区了。所以，以前和华东工学院(原兵器工业部所属大学)的同学吹牛聊天，总是以"你们住郊区，我们在市区"踩得对方无言以对。从南航步行十几分钟，出了中山门，城墙根下有一个挺大的湖，叫前湖，曾经是夏天游泳的好去处，但是后来养鱼的农民在里面加鸡粪，水质变差了，让喜欢游泳的同学愤恨了一阵，于是只好多走一段落，去半山腰上的紫霞湖游泳，虽然水面小很多，但水质很好。前几年去南京，前湖和紫霞湖都改造成了公园，怕是不让游泳了吧。前湖旁边是孙权墓，满山的梅花，叫做梅花山，过完寒假开学，正是梅花盛开的日子，天公往往作美，再下上一场雪，"踏雪寻梅"便是寒假后例行的节目。
南京是民国故都，大学很多，再加上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军事相关的院校就有一大批。上学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新街口的马路边上看过路的女兵，制服诱惑的魅力令人终生难忘。
南航的旁边儿就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年躺在南航的宿舍里就能听见隔壁通信工程学院的熄灯号和起床号声。南航的对面还有一所海军指挥学院，以前南航新生军训完阅兵的时候，总是请海指的将军(印象中校长是个少将)来检阅，学生们虽然没当过兵，但被真正的将军检阅一回也可以当成以后吹牛的资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航曾经设计了一架超轻型飞机"旅游者号"，在南航机械厂实习时，看到过停在院子里的旅游者号，全玻璃钢结构的小飞机，鸭式气动布局，所以中国第一架鸭式布局的飞机还真不是歼十哦，嘿嘿。南航在无人机方面颇有建树，最早是长空一号无人机，曾经是南航的骄傲，那时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就是长空一号。这些年，南航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无人机，想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无人机设计领域的牛人。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地处陕西西安，在读大学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时代，西安并不是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人对西工大不甚了解，甚至只知道西安交大，不知到西工大。但在五岳派的地位，西工大堪比华山派的风清扬，武功深不可测。
在笔者搜集到的国产各型飞机的总师、副总师共18人的名单中，出自西工大的有9位，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影响力。
下面这个名单是笔者从各种公开的新闻中搜集到的不甚完整的名单，欢迎各位补充。
宋文骢(歼10总设计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陈一坚(歼轰七"飞豹"总设计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顾诵芬(歼八总设计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杨伟(歼20总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李守泽(KJ-2000预警机总负责人)，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
唐长红(歼轰-7A战斗轰炸机"飞豹"总师)，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欧阳绍修(运八总设计师，KJ-200预警机总师)，1978年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力学专业毕业；
吕海(新舟60总设计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机械制造专业，1997获得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孙聪(歼-11系列飞机总师)，1983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风田(歼-8D/F总师)，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
方锦星(歼-7系列飞机总师)，成飞副总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自动器专业；
周振国(轰-6H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与导航专业，2001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石屏(教-8教练机总师)，洪都总设计师，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朝梁(直-8直升机总师)，直升机所副总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李家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副总设计师)，身兼直8海军型、直11及AC311直升机总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吴希明(武直十总设计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王希豹(直-9直升机总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表与测试专业；
张继高(歼-10副总师) ，611所副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北航博士；
有人说: "你不识数! 我数的明明只有7位"。没错，从西工大毕业或者在西工大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只有7位，但是我把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和杨风田两位也算进取了，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西工大的历史谈起了。
西工大最初是1957年由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而成的，而西安航空学院则是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后内迁的。1970年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了西工大。看到没? 严格地说，顾诵芬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都可以算成西工大的，我还少数了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设在哈尔滨，因此简称"哈军工"。哈军工是大将陈赓受命组建的。空军工程系是"一系"，可见其地位。
1952年，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按5个系的规模为哈军工派遣专家、顾问；苏联顾问团的团长奥列霍夫中将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的，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是他的校友，奥列霍夫1957年因心脏病客死在中国。
麻省理工毕业的梁守槃、美国加州理工毕业的庄逢甘、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任新民、在美国加州理工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罗时钧、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都曾经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想想看，是什么力量才能让这些大牛齐聚冰天雪地、条件艰苦的哈尔滨? 这种力量叫做"国家意志"! 是国家的坚定的发展重工业的决心让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也给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舞台。
苏联为哈军工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中国教员集中备课，再由中国的教员给学员们上大课。哈军工是得过毛子真传的，也难怪后来涌现出宋文骢等一大批牛人。
1966年哈军工被迫转业改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干了一仗，哈尔滨靠中苏边境太近，中央军委觉得重要的军工部门放在前线不保险，于是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哈军工被要求分拆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就是航空部)被并入西工大，风洞实验室成了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现在是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所，即627所)。
如今，西工大的毕业生遍布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再加上陕西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基地，飞豹、新轰六、运七、运八、新舟60系列、秦岭发动机都在陕西生产，西工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大大的好。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949年傅作义高举白裤衩，北平和平解放，土共进了北京城。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是陈云。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的组长就是吴大观，后来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1951年4月17日，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建立。1952年重工业部拆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中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吃了空军不给力的亏，所以憋着一股劲，肯定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颇有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意思，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苏联的援助下，一口气搞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航空占了12项，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甚至机轮轮胎，统统引进技术和设备自己生产，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哈飞、哈尔滨东安动力、沈飞、黎明、洪都、株洲航空动力，都是那时开始建设的。
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学苏联的。也不讲什么"知识产权"，各种图纸成火车的可劲儿从苏联往回拉。包括工厂的组织模式、厂房的设计、设备的布局排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产品设计、工艺规程、夹具模具设计，统统照着苏联对应的模板工厂复制过来，甚至连暖气片的位置都跟苏联的工厂里一样。机床操作工，每个岗位都有苏联师傅手把手地培训，刚放下锄把子的泥腿子学着开机床特带劲。所以中国军工厂的工人看苏联的反映工厂生活的老电影，那场景感觉就特别熟，跟自己身边儿一样。
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让中国抓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句话还真有点儿道理，不过老美说这话的意思是害怕其它国家学着中国的样儿跟他们作对，其实老美的担忧有点儿过了，其它国家(比如阿三)想学中国，还真是没法儿学，今天搞共产主义的祖宗都不玩儿共产主义了，阿三上哪儿去找这种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机会去?花钱买?阿三就是把爹买了，也买不起，更何况西方世界讲究"知识产权"，对技术盯得紧着呢，卖给你设备都要限定用途，派个人去盯着你怎么使，以民用为借口买得设备要是用作军用，人家就要找你麻烦。想想看，你要是买个避孕套，被人盯着看你的使用过程，是个什么感觉。
从毛子那里引进了全套技术资料生产，包括后来参照苏联原型机防制测绘的飞机有:歼五(米格17)、歼六(米格19)、歼七(米格21)、直五直升机(米4)、轰五轰炸机(伊尔28)、轰六轰炸机(图16)、运五运输机(安2)、运六运输机(仿伊尔14)、运七运输机(仿安24)、运八运输机(安12)。可以说，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米里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1950－1960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图纸包括制造工艺及工艺装备图纸，在中国都有个备份。这么多图纸是要用火车专列往中国运的，要是指望派间谍去偷，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阿汤哥本事大，给他两个麻袋让他背，他能背动多少？
中国与这些设计局之间，1970－1980年代几乎断绝了联系，直到1989年6.4之后，美国带着诸小弟制裁中国，中苏军事合作才又重启。那时候苏联经济上比较窘迫，也开始搞改革，玩儿“新思维”，开始和中国缓和关系。本来中国是准备购买西方战机对付苏联的，一制裁所有项目都泡汤了，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过脸来又和苏联旧情复燃，再次掀起购买苏联战机和技术的高潮。当时苏方积极推销米高扬的米格29,但中国却相中了更大型的苏霍伊设计局刚刚定型、苏军自己尚未大量装备的苏27。这都是后话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以中国的身板儿和胃口，就不是个给人当小弟的材料，也不是哪个老大能养得起的。除非象印度一样主动缩减食量，一天吃两顿饭就心满意足地去练瑜伽，你要想吃第三顿，再喝杯牛奶，日尔曼的默克尔大妈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既然中国有自立门户的心，那么有时候就不那么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那边厢赫鲁晓夫正要与美国缓和关系，这边厢土共就对着金门不停地打炮，"您那儿要和平，我这儿还没统一呢，要打还是要和，得我说了算"。那边厢1963年美苏刚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边厢老毛就开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吃多了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1964年，土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开始中苏双方只是因为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情发生口头上的争执，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后来矛盾越来越大，直至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样中国不得不独自对抗世界两大流氓，北部边境要防着苏联，东部沿海要防着美国。
没有了对外交流，五岳派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闭关修炼。这期间，虽然功力增长有限，但航空工业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四川成都、陕西汉中和贵州的大山里新建立了三个航空工业基地。要问为什么不建在经济发达、技术基础好、交通方便的东部地区?偏偏把这么多工厂企业建在偏僻的大山里，那就不能不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三线建设"。
五岳派的总舵叫三机部，是1963年成立的，全称是第三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航空工业。三机部这个名字用了将近20年，直到80年代改称航空工业部，即便是改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三机部。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三机部负责的。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的，所谓三线，大体上说，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是边防前线，算是一线，中间儿的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份算二线，而大西北和大西南等省份算三线。搞三线建设就是准备打仗，就算前两条线守不住，还有最后的防线。朱成虎少将曾说:"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核武器摧毁的准备",这句话美国佬没当回事，不过把公知们吓得尿了一裤子。其实朱成虎还真不是瞎说，中国真的做过这种准备，三线建设就是证明。不过，那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还不成熟，只好做被动挨打、龟缩防守的准备。现在中国手里也有大把的蘑菇，真玩儿全球核大战，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城市都种上蘑菇的能力咱也有。三线建设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多虑了，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论。
闭关期间，主要是抄作业，沈阳从毛子那里抄来的那本《米格19制造方法大全》在成都、陕西、南昌、贵州几个同学之间传抄。当然，自己也做了几个小习题，比如沈阳做的歼8，南昌做的强5和歼12。1980年代，太宗说：“时间到了，交卷子！没做完的同学不要做了！”结果成都同学的歼九、南昌同学的强六、上海同学的运十就杯具了，都只做了半道题，卷子没做完就被老师强行收走了。
太宗执政后，三线建设基本上都停了，很多铺的很大的摊子都烂尾了。三线企业有些内迁了，有些下马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痛苦地坚持了下来，比如陕飞、贵航等。
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正式提出"三线建设"之前的195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但主要的建设还是在三线期间完成的。现在的歼十、歼二十都出自成飞。
三线期间在贵州安顺建设了"011基地"，现在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就是那时打的底子。贵航最新的产品是高教9"山鹰"高级教练机，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山鹰采用DSI进气道(网友戏称腮腺炎)的照片，不论什么高技术，到了中国人手里都能玩儿成"白菜价"。
三线的另一个遗产是汉中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陕飞、西飞不是一家，很多人会搞混)，陕飞脱胎于三线期间的"012基地"。现在陕飞的主要产品是"运八"运输机,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可是空军的宝贝，还出口到巴基斯坦，陕飞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关于三线建设，各种评论都有，批评者认为建设地点太偏僻，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但也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儿，中西部地区的成飞、陕飞、贵航的地处偏远虽然不利于吸纳心向"北上广"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但是身处内陆也让它们抵御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艰难存活了下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厂可是被冲的渣儿都没剩。关于上海大厂的事，以后咱慢慢聊。现在网络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土共干点儿什么坏事儿，几秒钟就会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和物流的改善让人即使身处内陆也可以很方便地采购到各种最新的产品。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不是非挤在房地产价格吓死人的"北上广"不可。再加上各大学拼命地扩招，每年600万的海量毕业生中总会有不少人才流向中西部。现在成飞、陕飞、贵航的大门也不那么好进，人家对人才也可以挑挑拣拣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话说那年太宗继位，克成大统，昭告天下曰：“而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武林人士自当铸剑为犁，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于是当时的五岳派盟主召集大伙儿开会，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看家护院、保镖押运、打造兵器之类的传统活计越来越不景气，武功高不代表牛B，有钱的才是大爷。以后大家得自个挣钱养活自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尤其是恒山派的师太们，不能太死心眼，大好的资源闲置着饿肚子让人笑话，佛祖都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笑贫不要笑娼，接客也是一种修行，要解放思想。众人无奈，纷纷下山，有开店的，有改行做锅碗瓢盆的，师太们有些姿色的做头牌，没姿色的做老鸨，你别说，后来还真出了几个青楼名妓。
其实航空企业干民品不是头一回，一开始就干过，后来被批“把军品的材料用来干民品，忽视军品质量，是不务正业”，领导差点儿挨枪子儿，才开始一门儿心思干单一军品。
航空企业早期生产的民品中最拉风的是“长江750”摩托车，车身是南昌飞机制造厂造的，发动机由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长江750是一种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原型是纳粹德国的宝马R71，二战期间德国鬼子装备了好几万辆，二战电影里那玩意儿是德国鬼子的标志，就像吉普是美军的标志一样。老毛子看这玩意儿不错，于是抄作业，自己造了不少。后来又把作业本让中国抄。中国生产了很多配备给公齤安局，看老电影的话，抓特务的警齤察一准儿是三人一组骑一辆长江750。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到中国来，发现这种西方早已濒临绝迹的“古董”，不少人都要弄一辆回去。
刚开始接客的时候，一个是生存压力大，在一个也是没经验，也不挑客。啥活儿都干，有的弄点儿机械加工的零活儿干，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甚至哑铃、杠铃、篮球架这些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也生产。好在那是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好赖都能卖出去。后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逐渐被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抢占了市场，航空企业毕竟是国企，在偷税漏税和坑蒙拐骗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退休职工、幼儿园、学校、医院之类的负担，跟私营企业竞争肯定要被齤干趴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向上面报项目拿投资或贷款上大项目，摩托车、汽车之类的投资大，那个年代的私企没有这么大的本钱，李书福那时候还在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呢。
南京金城机械厂（511厂）是生产航空液压产品的，开始生产摩托车，先是仿制，后来引进日本铃木的技术，生产军品的企业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再加上有质量控制的传统，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候买摩托车得凭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只有那么几种乘用车，“红旗”是给中央一级的领导坐的，地方上的头头儿只能坐“上海”牌轿车，公检法一般是老式“北京吉普”。江西昌河的主业是直升机，但是直7难产胎死腹中，直八也是困难重重，难以量产，全厂数万张嘴要吃饭，指望每年生产几架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的直8肯定是不行。于是琢磨着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去了，下面加上四个轮子，开始造汽车。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儿，看着铃木的ST-90V面包车不错，一个小车能塞八个人，挺对国人的心思。于是想“引进”生产，结果一打听，图纸人家根本不卖，就是卖也是个天价，根本买不起。天上飞的咱能鼓捣出来，地上跑的还能难死不成？法国的超黄蜂直升机咱都山寨出来了，寨你个破面包车还不跟玩儿似的。于是买了一辆样车回来，组织技术人员，把样车大卸八百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编工艺，设计工装，建设生产线，两年以后第一辆昌河面包车下线，一下子就火了。开始是公检法、机关单位、邮政局这些公家单位大量采购，随后从北京开始，第一代北京“的哥”开着黄色的昌河面包满世界乱窜，人称“蝗虫”，紧接着就风靡全国，整个中国到处都是这种“蝗虫”。
河北的保定惠阳机械厂，主业是生产直升机螺旋桨的，开始生产冷却风机、发电风机等民品，后来抓住“新能源”概念，把风电机组卖到美国、德国，把欧美的同类企业挤兑得高举贸易保护的白裤衩。
1980-1990年代是航空企业民品大发展的年代，象哈飞汽车、沈飞客车、西安庆安空调压缩机，一大批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左盟主手里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真不是吹牛。
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五岳派的总产值中，与航空无关的民品占了70%，差不多真正做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炸馆事件之后，386加大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逆转。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引子
http://www.cchere.com/article/3729033
笔者所说的五岳派不是金庸老先生笔下的武林名门正派。笔者要谈的是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他们喜欢用"秦岭”、"太行“、"泰山”命名自己的航空发动机产品，再加上现任掌门人林左鸣江湖人称"左掌门”，因此得了这五岳派的封号。左掌门可是家大业大，手下好几家大学，十数家科研院所，上百家工厂企业，站出呼喇喇一大帮子，虽说武功比不上西帝北丐那几个绝顶高手，但也是江湖大派，威风八面、威震一方。
莱特兄弟1903年开着装上发动机的木制风筝飞上蓝天的时侯，我大清正值风雨飘摇之时，马上就要歇菜了，脑子里想的都是些"多难兴邦"的大事，自然没有那份儿"航空兴国"的闲情逸致。
先总统空一格常凯申公纵横大陆二十余载，毕竟在东洋留过学，再加上娶了个中国脸美国心、汉语勉强能说、善于用英文思考的老婆，凯公对现代高科技还是心向往之的，人早在1946年就拨款80美元(其实是46年的10万法币，折合80美元)外加一座教堂去研究原子弹了，思想上和日记上可是领先老毛这些土鳖很多年的。
于是凯夫人美玲亲自出马，揣着2000万美元，亲自去美国买飞机，截至1937年抗战爆发，总共采购了300来架各式飞机，然后聘请美国顾问，招募青年才俊，人称凯夫人为"中国空军之母"，伊言必称"我的空军"，颇为得意。不要以为300架飞机很多哦，那不是数亿美元一架的F22，主要机型是霍克II型战斗机，一种双层机翼、螺旋桨动力的小型战斗机，在那个以零部件标准化为基础的流水线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飞机的月产量要是不弄个万儿八千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美国在二战期间共生产了二十万架飞机，苏联在二战期间飞机的月产量曾经高达20000架，日本鬼子二战期间也生产了6万多架各式飞机。
凯公的账房先生，凯夫人的兄长，同样是中文勉强能讲，擅长英文思想，笔记公文全用英文的经济学专家、财政部长宋子文后来给自己的妹妹算了一笔账，说飞机那是高科技的玩意，更新换代极快，跟现在的CPU换代的速度差不多，你现在买了飞机，过不了几年就落后了，还得再买新的；咱要是把买飞机的钱存进美国的银行，等用得着的时候，咱买最先进的飞机，这期间咱还可以吃利息，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凯夫人深以为然，遂断了继续扩大机队规模的心思。现有的两三百架飞机逢年过节、迎来送往的时候出来露露脸，感觉足够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凯公没读完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校长、老师加同学、校友、前辈率大队人马进攻中国，中国空军虽说英勇顽强，但好汉难敌四手，架不住对方装备质量的优势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淞沪、杭州湾、南京、武汉等地与日本空军空战数次之后，基本上就所剩无几了。直到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中国的天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根本无法做任何有效的抵抗。当然美国人也不是那么好伺候，高薪厚禄不说，还得小心谨慎地当大爷一样伺候着，逢年过节还要派太太小姐姨太太们陪着跳舞玩儿乐，直到美国空军在汉口闹出"景明大楼集体强奸名媛案"的高潮大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航空工业开始起步，在随后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喜怒哀乐。笔者准备在随后的几篇帖子里八一八航空工业系统中的主要的院校、研究所、工厂企业。纯粹都是闲谈野史，中间涉及到任何人物事件，都不保证其真实性，有心人请勿对号入座。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种子
"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其实不光二十一世纪，自古以来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要聊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航空口的几所大学，尤其是北航、南航、西工大三家，在航空系统的科研院所工厂企业中，毕业于这三家大学的，那是绝对的主力。虽说现在航空部没了，三所大学的拨款从工信部和地方上拿，但"左盟主"来了还是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毕竟科研经费还是要从"左盟主"手里拿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1951年开始搞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西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了清华大学航空系。1952年又调整了一次，以清华航空系为基础，加上其它几所大学的航空系，成立了专门的航空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1988年才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由于院系调整，很多人高考时进的是这个大学门儿，毕业时出的却是另一个大学的门儿。比如，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1949年考上的是厦门大学的航空系，1952年毕业时拿的却是清华的毕业证。
北航和清华的渊源极深，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戚发轫，考上的是清华大学的航空系，毕业时却拿了个北航的毕业证。要搁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但那个年代不讲究这个。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华、北航都承认他们是校友。
北京有很多大院儿，北航占了整整一个街区(block)，面积不小，也算是个大院儿了。王岐山当北京市长的时候，对这些大院儿恨的牙痒痒，总是想修路从这些大院中穿过去，但这些大院都不好惹，最后修路的事儿还是不了了之了。
北航在学院路上，不远就是西土城路上的北京电影学院，每年北电报名发榜的时候去看美女，从北航走路去就行了。
北航院子里有个航空馆，规模虽然不如小汤山航空博物馆，但也有不少好东西，以前去北京出差，有时间总要去看看。印象比较深的是展馆里有架八爷的木质模型，院子里有架英国产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八十年代和西方合伙对抗前苏联，与英国关系不错，曾经想买70－80架鹞式战斗机外加生产线，有人说英国人死活不卖生产线，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没钱，或许是两种原因都有，总之这个事儿黄了，但是用一架拉-9式苏联战斗机与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换来一架鹞式战斗机实物，北航肯定进行了相关研究，以后要是搞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机，也不是一点儿基础都没有。航空馆里另一件儿好东西是美国产P－61B，绰号黑寡妇，目前世界上仅存有两架，一架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空军博物馆，另一架就是北航这架。P－61抗战期间在中国立过不少战功，这架P－61曾经在四川大学航空系做教材使用，后来院系调整，最后落在了北航手里。听说2008年北航修了新的航空馆，不知道完工没有。
据说北航现在有17位院士: 比如搞发动机的陈懋章、刘大响，搞空气动力学的李椿萱，搞惯性导航的冯培德，搞材料的杜善义、徐惠彬，搞信号的张彦仲。发明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的高歌一直没评上院士，估计也该退休了。貌似北航现任校长和前任校长都是码农出身，鼓捣计算机的，希望以后空气动力、隐身技术提高以后，北航能有个搞飞机的校长。
北航也有自己设计的飞机: 蜜蜂系列，比如“蜜蜂”-3C飞机是北航研制的双座超轻型飞机，上单翼、半封闭座舱、正常式尾翼、前三点固定式起落架、三轴操纵系统，价格只有20万至30万，比一辆好点儿的汽车还便宜。等中国开放低空的事儿搞定了，有银子的不妨买一架玩儿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航创建于1952年，一开始叫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1956年被列为八大国防工业重点院校之一，并更名为南京航空学院，直到1993年改名为大学。
南航的老校区在明故宫遗址上，明故宫没剩下什么建筑了，只剩下午朝门的一段城墙。南航在南京老城的城墙里面，当年出了中山门就是郊区了。所以，以前和华东工学院(原兵器工业部所属大学)的同学吹牛聊天，总是以"你们住郊区，我们在市区"踩得对方无言以对。从南航步行十几分钟，出了中山门，城墙根下有一个挺大的湖，叫前湖，曾经是夏天游泳的好去处，但是后来养鱼的农民在里面加鸡粪，水质变差了，让喜欢游泳的同学愤恨了一阵，于是只好多走一段落，去半山腰上的紫霞湖游泳，虽然水面小很多，但水质很好。前几年去南京，前湖和紫霞湖都改造成了公园，怕是不让游泳了吧。前湖旁边是孙权墓，满山的梅花，叫做梅花山，过完寒假开学，正是梅花盛开的日子，天公往往作美，再下上一场雪，"踏雪寻梅"便是寒假后例行的节目。
南京是民国故都，大学很多，再加上是南京军区所在地，军事相关的院校就有一大批。上学时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到新街口的马路边上看过路的女兵，制服诱惑的魅力令人终生难忘。
南航的旁边儿就是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当年躺在南航的宿舍里就能听见隔壁通信工程学院的熄灯号和起床号声。南航的对面还有一所海军指挥学院，以前南航新生军训完阅兵的时候，总是请海指的将军(印象中校长是个少将)来检阅，学生们虽然没当过兵，但被真正的将军检阅一回也可以当成以后吹牛的资本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南航曾经设计了一架超轻型飞机"旅游者号"，在南航机械厂实习时，看到过停在院子里的旅游者号，全玻璃钢结构的小飞机，鸭式气动布局，所以中国第一架鸭式布局的飞机还真不是歼十哦，嘿嘿。南航在无人机方面颇有建树，最早是长空一号无人机，曾经是南航的骄傲，那时新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印着的就是长空一号。这些年，南航发展出了一系列的各种用途的无人机，想必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无人机设计领域的牛人。
西北工业大学
西工大地处陕西西安，在读大学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时代，西安并不是学子最喜欢去的地方。很多人对西工大不甚了解，甚至只知道西安交大，不知到西工大。但在五岳派的地位，西工大堪比华山派的风清扬，武功深不可测。
在笔者搜集到的国产各型飞机的总师、副总师共18人的名单中，出自西工大的有9位，占了半壁江山，由此可见西工大在中国航空工业界的影响力。
下面这个名单是笔者从各种公开的新闻中搜集到的不甚完整的名单，欢迎各位补充。
宋文骢(歼10总设计师)，1960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陈一坚(歼轰七"飞豹"总设计师)，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
顾诵芬(歼八总设计师)，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杨伟(歼20总设计师)，1985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
李守泽(KJ-2000预警机总负责人)，1983年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
唐长红(歼轰-7A战斗轰炸机"飞豹"总师)，1982年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毕业；
欧阳绍修(运八总设计师，KJ-200预警机总师)，1978年西北工业大学导弹飞行力学专业毕业；
吕海(新舟60总设计师)，1986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航空机械制造专业，1997获得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硕士学位；
孙聪(歼-11系列飞机总师)，1983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风田(歼-8D/F总师)，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
方锦星(歼-7系列飞机总师)，成飞副总工程师，1968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航空自动器专业；
周振国(轰-6H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雷达与导航专业，2001年获得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石屏(教-8教练机总师)，洪都总设计师，1956年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徐朝梁(直-8直升机总师)，直升机所副总师，1987年7月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李家云(中航工业直升机所副总设计师)，身兼直8海军型、直11及AC311直升机总师，198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吴希明(武直十总设计师)，1984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直升机设计专业；
王希豹(直-9直升机总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仪表与测试专业；
张继高(歼-10副总师) ，611所副总师，198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硕士，北航博士；
有人说: "你不识数! 我数的明明只有7位"。没错，从西工大毕业或者在西工大拿过硕士博士学位的只有7位，但是我把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宋文骢和杨风田两位也算进取了，为什么呢? 那就要从西工大的历史谈起了。
西工大最初是1957年由西北工学院和西安航空学院合并而成的，而西安航空学院则是上海交大、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后内迁的。1970年哈军工的空军工程系整体并入了西工大。看到没? 严格地说，顾诵芬这个上海交大毕业的都可以算成西工大的，我还少数了呢!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其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设在哈尔滨，因此简称"哈军工"。哈军工是大将陈赓受命组建的。空军工程系是"一系"，可见其地位。
1952年，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按5个系的规模为哈军工派遣专家、顾问；苏联顾问团的团长奥列霍夫中将是苏联空军最高学府茹柯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的，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主任唐铎少将是他的校友，奥列霍夫1957年因心脏病客死在中国。
麻省理工毕业的梁守槃、美国加州理工毕业的庄逢甘、密西根大学毕业的任新民、在美国加州理工获得航空博士学位的罗时钧、航天计算机技术的开拓者朱正，都曾经在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想想看，是什么力量才能让这些大牛齐聚冰天雪地、条件艰苦的哈尔滨? 这种力量叫做"国家意志"! 是国家的坚定的发展重工业的决心让这些人才聚集在一起，同时也给了他们报效国家的舞台。
苏联为哈军工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专家顾问团，由苏联专家负责指导中国教员集中备课，再由中国的教员给学员们上大课。哈军工是得过毛子真传的，也难怪后来涌现出宋文骢等一大批牛人。
1966年哈军工被迫转业改制，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69年中国和前苏联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干了一仗，哈尔滨靠中苏边境太近，中央军委觉得重要的军工部门放在前线不保险，于是林彪发布关于战备的“一号命令”，哈军工被要求分拆内迁，1970年正式分迁，空军工程系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就是航空部)被并入西工大，风洞实验室成了三机部的一个研究所(现在是中航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所，即627所)。
如今，西工大的毕业生遍布中国的航空工业系统，再加上陕西是中国的航空工业基地，飞豹、新轰六、运七、运八、新舟60系列、秦岭发动机都在陕西生产，西工大的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是大大的好。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949年傅作义高举白裤衩，北平和平解放，土共进了北京城。随后召开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决定设立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是陈云。重工业部航空筹备组的组长就是吴大观，后来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1951年4月17日，政务院下发《关于航空工业建立的决定》，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随之成立，新中国航空工业正式建立。1952年重工业部拆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其中航空工业局的工作由第二机械工业部接管。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吃了空军不给力的亏，所以憋着一股劲，肯定是要大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颇有些"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意思，适逢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大笔资金，在苏联的援助下，一口气搞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其中航空占了12项，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发动机、航空仪表、甚至机轮轮胎，统统引进技术和设备自己生产，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哈飞、哈尔滨东安动力、沈飞、黎明、洪都、株洲航空动力，都是那时开始建设的。
那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什么都学苏联的。也不讲什么"知识产权"，各种图纸成火车的可劲儿从苏联往回拉。包括工厂的组织模式、厂房的设计、设备的布局排列、设备的规格型号、产品设计、工艺规程、夹具模具设计，统统照着苏联对应的模板工厂复制过来，甚至连暖气片的位置都跟苏联的工厂里一样。机床操作工，每个岗位都有苏联师傅手把手地培训，刚放下锄把子的泥腿子学着开机床特带劲。所以中国军工厂的工人看苏联的反映工厂生活的老电影，那场景感觉就特别熟，跟自己身边儿一样。
这种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这种千年等一回的机会让中国抓住了，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了。所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句话还真有点儿道理，不过老美说这话的意思是害怕其它国家学着中国的样儿跟他们作对，其实老美的担忧有点儿过了，其它国家(比如阿三)想学中国，还真是没法儿学，今天搞共产主义的祖宗都不玩儿共产主义了，阿三上哪儿去找这种大规模技术转移的机会去?花钱买?阿三就是把爹买了，也买不起，更何况西方世界讲究"知识产权"，对技术盯得紧着呢，卖给你设备都要限定用途，派个人去盯着你怎么使，以民用为借口买得设备要是用作军用，人家就要找你麻烦。想想看，你要是买个避孕套，被人盯着看你的使用过程，是个什么感觉。
从毛子那里引进了全套技术资料生产，包括后来参照苏联原型机防制测绘的飞机有:歼五(米格17)、歼六(米格19)、歼七(米格21)、直五直升机(米4)、轰五轰炸机(伊尔28)、轰六轰炸机(图16)、运五运输机(安2)、运六运输机(仿伊尔14)、运七运输机(仿安24)、运八运输机(安12)。可以说，前苏联米高扬设计局、伊留申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米里设计局、图波列夫设计局1950－1960年代几乎所有产品的图纸包括制造工艺及工艺装备图纸，在中国都有个备份。这么多图纸是要用火车专列往中国运的，要是指望派间谍去偷，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阿汤哥本事大，给他两个麻袋让他背，他能背动多少？
中国与这些设计局之间，1970－1980年代几乎断绝了联系，直到1989年6.4之后，美国带着诸小弟制裁中国，中苏军事合作才又重启。那时候苏联经济上比较窘迫，也开始搞改革，玩儿“新思维”，开始和中国缓和关系。本来中国是准备购买西方战机对付苏联的，一制裁所有项目都泡汤了，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转过脸来又和苏联旧情复燃，再次掀起购买苏联战机和技术的高潮。当时苏方积极推销米高扬的米格29,但中国却相中了更大型的苏霍伊设计局刚刚定型、苏军自己尚未大量装备的苏27。这都是后话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以中国的身板儿和胃口，就不是个给人当小弟的材料，也不是哪个老大能养得起的。除非象印度一样主动缩减食量，一天吃两顿饭就心满意足地去练瑜伽，你要想吃第三顿，再喝杯牛奶，日尔曼的默克尔大妈就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既然中国有自立门户的心，那么有时候就不那么听苏联老大哥的话。那边厢赫鲁晓夫正要与美国缓和关系，这边厢土共就对着金门不停地打炮，"您那儿要和平，我这儿还没统一呢，要打还是要和，得我说了算"。那边厢1963年美苏刚签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边厢老毛就开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吃多了不许放屁，试看天翻地覆。"1964年，土共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一开始中苏双方只是因为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事情发生口头上的争执，1959年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后来矛盾越来越大，直至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样中国不得不独自对抗世界两大流氓，北部边境要防着苏联，东部沿海要防着美国。
没有了对外交流，五岳派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闭关修炼。这期间，虽然功力增长有限，但航空工业的规模扩大了不少，在四川成都、陕西汉中和贵州的大山里新建立了三个航空工业基地。要问为什么不建在经济发达、技术基础好、交通方便的东部地区?偏偏把这么多工厂企业建在偏僻的大山里，那就不能不提中国经济史上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三线建设"。
五岳派的总舵叫三机部，是1963年成立的，全称是第三机械工业部，专门负责航空工业。三机部这个名字用了将近20年，直到80年代改称航空工业部，即便是改名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还是习惯叫三机部。航空工业的"三线建设"就是由三机部负责的。
三线建设是1964年开始的，所谓三线，大体上说，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是边防前线，算是一线，中间儿的安徽、湖南、江西等省份算二线，而大西北和大西南等省份算三线。搞三线建设就是准备打仗，就算前两条线守不住，还有最后的防线。朱成虎少将曾说:"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核武器摧毁的准备",这句话美国佬没当回事，不过把公知们吓得尿了一裤子。其实朱成虎还真不是瞎说，中国真的做过这种准备，三线建设就是证明。不过，那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还不成熟，只好做被动挨打、龟缩防守的准备。现在中国手里也有大把的蘑菇，真玩儿全球核大战，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城市都种上蘑菇的能力咱也有。三线建设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多虑了，但这也是事后诸葛亮之论。
闭关期间，主要是抄作业，沈阳从毛子那里抄来的那本《米格19制造方法大全》在成都、陕西、南昌、贵州几个同学之间传抄。当然，自己也做了几个小习题，比如沈阳做的歼8，南昌做的强5和歼12。1980年代，太宗说：“时间到了，交卷子！没做完的同学不要做了！”结果成都同学的歼九、南昌同学的强六、上海同学的运十就杯具了，都只做了半道题，卷子没做完就被老师强行收走了。
太宗执政后，三线建设基本上都停了，很多铺的很大的摊子都烂尾了。三线企业有些内迁了，有些下马倒闭了。但也有不少企业痛苦地坚持了下来，比如陕飞、贵航等。
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正式提出"三线建设"之前的1958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但主要的建设还是在三线期间完成的。现在的歼十、歼二十都出自成飞。
三线期间在贵州安顺建设了"011基地"，现在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就是那时打的底子。贵航最新的产品是高教9"山鹰"高级教练机，不久前网上流传出山鹰采用DSI进气道(网友戏称腮腺炎)的照片，不论什么高技术，到了中国人手里都能玩儿成"白菜价"。
三线的另一个遗产是汉中的陕西飞机制造公司(陕飞、西飞不是一家，很多人会搞混)，陕飞脱胎于三线期间的"012基地"。现在陕飞的主要产品是"运八"运输机,运八改装的预警机可是空军的宝贝，还出口到巴基斯坦，陕飞现在小日子过得还行。
关于三线建设，各种评论都有，批评者认为建设地点太偏僻，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浪费和不便。但也有人认为三线建设推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呢，凡事都有两面儿，中西部地区的成飞、陕飞、贵航的地处偏远虽然不利于吸纳心向"北上广"的新一代科技人才，但是身处内陆也让它们抵御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艰难存活了下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大厂可是被冲的渣儿都没剩。关于上海大厂的事，以后咱慢慢聊。现在网络的普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土共干点儿什么坏事儿，几秒钟就会传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交通和物流的改善让人即使身处内陆也可以很方便地采购到各种最新的产品。追求生活品质的话，也不是非挤在房地产价格吓死人的"北上广"不可。再加上各大学拼命地扩招，每年600万的海量毕业生中总会有不少人才流向中西部。现在成飞、陕飞、贵航的大门也不那么好进，人家对人才也可以挑挑拣拣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话说那年太宗继位，克成大统，昭告天下曰：“而今天下太平，万物安宁。武林人士自当铸剑为犁，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于是当时的五岳派盟主召集大伙儿开会，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太平了，今后看家护院、保镖押运、打造兵器之类的传统活计越来越不景气，武功高不代表牛B，有钱的才是大爷。以后大家得自个挣钱养活自己，要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尤其是恒山派的师太们，不能太死心眼，大好的资源闲置着饿肚子让人笑话，佛祖都说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笑贫不要笑娼，接客也是一种修行，要解放思想。众人无奈，纷纷下山，有开店的，有改行做锅碗瓢盆的，师太们有些姿色的做头牌，没姿色的做老鸨，你别说，后来还真出了几个青楼名妓。
其实航空企业干民品不是头一回，一开始就干过，后来被批“把军品的材料用来干民品，忽视军品质量，是不务正业”，领导差点儿挨枪子儿，才开始一门儿心思干单一军品。
航空企业早期生产的民品中最拉风的是“长江750”摩托车，车身是南昌飞机制造厂造的，发动机由株洲航空发动机公司生产。长江750是一种带边斗的三轮摩托车，原型是纳粹德国的宝马R71，二战期间德国鬼子装备了好几万辆，二战电影里那玩意儿是德国鬼子的标志，就像吉普是美军的标志一样。老毛子看这玩意儿不错，于是抄作业，自己造了不少。后来又把作业本让中国抄。中国生产了很多配备给公齤安局，看老电影的话，抓特务的警齤察一准儿是三人一组骑一辆长江750。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到中国来，发现这种西方早已濒临绝迹的“古董”，不少人都要弄一辆回去。
刚开始接客的时候，一个是生存压力大，在一个也是没经验，也不挑客。啥活儿都干，有的弄点儿机械加工的零活儿干，自行车、洗衣机、电风扇甚至哑铃、杠铃、篮球架这些最没技术含量的东西也生产。好在那是个短缺经济的时代，只要你能做出产品来，好赖都能卖出去。后来这些技术含量低的东西逐渐被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抢占了市场，航空企业毕竟是国企，在偷税漏税和坑蒙拐骗方面具有天然的劣势，再加上退休职工、幼儿园、学校、医院之类的负担，跟私营企业竞争肯定要被齤干趴下。但国企也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向上面报项目拿投资或贷款上大项目，摩托车、汽车之类的投资大，那个年代的私企没有这么大的本钱，李书福那时候还在背着照相机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呢。
南京金城机械厂（511厂）是生产航空液压产品的，开始生产摩托车，先是仿制，后来引进日本铃木的技术，生产军品的企业设备是国内最先进的，再加上有质量控制的传统，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那时候买摩托车得凭票，不是有钱就能买得着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中国只有那么几种乘用车，“红旗”是给中央一级的领导坐的，地方上的头头儿只能坐“上海”牌轿车，公检法一般是老式“北京吉普”。江西昌河的主业是直升机，但是直7难产胎死腹中，直八也是困难重重，难以量产，全厂数万张嘴要吃饭，指望每年生产几架随时可能会掉下来的直8肯定是不行。于是琢磨着把直升机的螺旋桨去了，下面加上四个轮子，开始造汽车。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儿，看着铃木的ST-90V面包车不错，一个小车能塞八个人，挺对国人的心思。于是想“引进”生产，结果一打听，图纸人家根本不卖，就是卖也是个天价，根本买不起。天上飞的咱能鼓捣出来，地上跑的还能难死不成？法国的超黄蜂直升机咱都山寨出来了，寨你个破面包车还不跟玩儿似的。于是买了一辆样车回来，组织技术人员，把样车大卸八百块，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编工艺，设计工装，建设生产线，两年以后第一辆昌河面包车下线，一下子就火了。开始是公检法、机关单位、邮政局这些公家单位大量采购，随后从北京开始，第一代北京“的哥”开着黄色的昌河面包满世界乱窜，人称“蝗虫”，紧接着就风靡全国，整个中国到处都是这种“蝗虫”。
河北的保定惠阳机械厂，主业是生产直升机螺旋桨的，开始生产冷却风机、发电风机等民品，后来抓住“新能源”概念，把风电机组卖到美国、德国，把欧美的同类企业挤兑得高举贸易保护的白裤衩。
1980-1990年代是航空企业民品大发展的年代，象哈飞汽车、沈飞客车、西安庆安空调压缩机，一大批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企业后来大多成了上市公司，左盟主手里控制着20多家上市公司，真不是吹牛。
到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五岳派的总产值中，与航空无关的民品占了70%，差不多真正做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炸馆事件之后，386加大了对航空工业的投资，这种情况才逐渐开始逆转。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大师兄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父死子继，张学良在老爹被炸死之后，接掌东北。张学良比较新潮，对航空非常感兴趣，他掌权之前是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买了50多架飞机，成立了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航空队，而且还创办了《东北航空》杂志传播航空知识。
张学良掌权后，通电全国，东北易帜，把原来悬挂的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空一格常凯申喜出望外，到处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华秋海棠叶归于一统”。各地军阀名义上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有自己的军队，而且互相掐架争地盘，不给中央交税，中央也根本指挥不动各地军阀。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一盘散沙，外敌来了稀里哗啦。凯申公早就忘了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打倒军阀。凯公的掌控能力有限，自己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军阀遍地，他撑死也就是个做省长的料。
少帅把几个航空大队合并，成立了东北边防军航空司令部，亲自兼任边防军空军司令，添置了不少飞机，总数达300多架。少帅扩建了沈阳东塔机场，兴建了葫芦岛和沈阳北陵两个新机场，还建立东北航空工厂，从荷兰福克公司引进技术生产飞机零部件，弄的挺红火，可惜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接着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遵守凯公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其实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归罪给凯申公有点儿不公平，你东北军阀把地盘儿丢了，怎么能怪罪我一个浙江军阀呢？甭管是谁的责任，三百多架飞机、机场、东北航空工厂，数以千计的机器设备和物资，统统归了日本人。
鬼子霸占了沈阳航空工厂和机场后，于1932年9月在奉天商埠地（和平区五经街3号）建立满洲航空株式会社。1938年6月迁址于北陵后改称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资金2000万元，主要从事日本军机的维修和部分零配件的制造。满飞这种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技术人员是清一色的鬼子，工人也是鬼子居多，并且用了不少盟军战俘当工人，中国工人数量很少，重要的生产环节禁止中国人触碰，核心技术中国人更是连边儿都摸不着。解放后土共接管工厂，满世界招收原“满飞”和“满航”工作过的工人，只凑到一百多人。
鬼子对满飞进行了扩建，到1940年，满飞资金超过一个亿，分发动机课、机体二课、机体三课、装配课等，每月可生产装配军用民用飞机几十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飞源源不断地生产各式飞机，参加与美军作战、轰炸中国各地。此时，张学良建设的北陵机场被鬼子改扩建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简称“满航”。
1944年12月驻守四川成都的美军第20航空队派出108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对伪满工业重镇奉天（即沈阳）进行空袭，主要轰炸目标是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等战略目标。几次轰炸过后，满飞损失惨重，基本上无法开工了。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百万关东军不战而降。东北的大批日本开拓民逃回日本。满飞的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逃遁四散，全部技术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毛子占领沈阳后，把满飞的设备大部分运回苏联。到国民党接受满飞时，基本上只剩下些断壁残垣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改称空军第三十八厂，生产嘛，就国民党那些废柴，当然是没法儿恢复了。
要聊中国空军和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东北老航校。
1945年日本投降，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在东北的势力都是约等于零。土共方面，周保中的抗联残部只有几千人；国民党方面就更惨，只有个把特务。东北被苏联控制着，于是土共动了独吞东北的心，给东北局的指示是“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王霸之气尽显。土共占了地利上的优势，从华北山东调集大批人马出关；国军大部龟缩在西南，于是跪求美国派军舰海运部队去东北。
在土共出关的队伍中，就有一批搞航空的，目标是去东北创建航空学校。带队的两个人是王弼和常乾坤，这俩人虽然是从延安的土窑洞里出来的，但绝对不是什么土包子。
王弼1925年加入土共，立马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选学了空军，在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毕业后在苏联空军干机械师。1933年考入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这个学校是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
常乾坤，黄埔三期毕业生，比林彪还早一届，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常乾坤黄埔毕业后也去了苏联，在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是土共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1933年考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
王弼和常乾坤在茹科夫斯基是同班同学，1938年两人毕业。那正是抗齤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俩人坚决要求回国。到了延安才发现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土共连枪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飞机。于是俩人只能在抗大教教书，纸上谈兵地讲讲航空理论，玩玩儿纸飞机。这一憋，就是七年。
俩人带队到东北后，到处划拉飞机和航空器材，搜集到120多架破旧飞机、200多台发动机，还有一批器材设备。在辽宁通化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校长，王弼是政委。
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关东军航空队，特别害怕毛子，躲进了深山。被毛子弄到西伯利亚去的日本战俘，多半儿死在了那里。林弥一郎他们在山里饿得受不了，于是下山向中国军队投降，但是把错把共军当成了国军。林彪和彭真一看这批人挺有用，于是给了航校做教员。
国共双方在东北鏖战三年，东北航校先后转战通化、牡丹江、东安等地。到1949年开国大典，东北老航校共培养了126名飞行员，322名机务，24名领航员，另有场站、气象、通信、参谋88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土共空军的骨干，在抗美援朝期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王海、林虎等人都出自东北老航校。
辽沈战役以后，航校派人随大军进沈阳，接收国军的航空机构。东塔机场是原来的“满航”，国齤民党接收后改为“空军257供应中队”，共军进驻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简称空军三厂。在铁西区新建了第四厂，做机械加工和铸造。北陵机场组建为飞机修理厂，是第五厂。三厂、四厂、五厂就是沈飞的老底子。
第五厂的厂长是熊焰，1937年毕业于南昌航空机械学校甲级班航空发动机专业。熊焰也是土共航空工业史上的著名人物，后来当过沈飞的厂长、阎良试飞研究所（试飞院前身）第一任所长，运十工程总指挥。
当时五厂里停放着一堆美制P-51野马战斗机的残骸，所以主要的任务是修理残机。七拼八凑的，居然让他们修出30多架。
1949年五厂归属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1951年改称国营112厂，112这个代号用了很多年，一提112，都知道是沈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派专家、顾问帮土共组建空军。苏联支援的米格-15是用火车运过来的。为了运输方便，他们把飞机的两个机翼、尾翼分解后立放在机身的两侧，装在大木箱子里运到中国。这样112厂的第一要务就是组装这批米格-15。中国工人把大木箱子运到厂房，然后由苏联来的人员开箱、装配、试车、试飞，再交付出厂。苏联派来了以总工程师顾问格涅辛为首的航空工业专家组，帮着112厂按照一个飞机制造厂的规模建立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
抗美援朝期间，112厂主要的任务就是组装苏联运来的飞机，以及修理战争中受损或故障的战机。另外还生产副油箱，毛子本来没把这玩意当回事，寻思这么简单个铝壳子中国肯定能自己搞定，没想到中国还真生产不了这玩意。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了，别看是个铝壳子，背后也得有探矿、采矿、冶炼、轧制、机械加工一整套设施撑着才能生产出来。跟韦小宝一样，必须从少林长拳开始练起，根本来不及呀。好在中国还有不少会用白铁皮做脸盆的工匠，一琢磨，也别用铝合金了，那玩意儿太贵咱用不起，干脆，拿白铁皮（也叫马口铁）用榔头敲吧。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中国的战机就是挂着白铁皮做的副油箱与美国佬作战的。
112厂通过组装、维修米格-15，对这个飞机的结构、性能各方面摸的比较熟。朝鲜停战后，慢慢就动了仿制米格-15的心思。
1953年，朝鲜战争打完了，签了停战协定。中国开始集中精力搞大规模工业建设。112厂定为飞机制造厂。但是围绕厂址问题开始争论起来，有人说沈阳离朝鲜太近，老美还赖在南朝鲜不走，112厂应该内迁，在内地选择新址建厂。也有人说沈阳基础好，在原址上扩建比较快。后来还是决定利用沈阳北陵已有的机场、厂房、设备扩建，新建一批厂房，尽快生产出飞机来才是关键。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就把112厂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开始大规模扩建，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苏联也派了大批专家顾问，手把手地教授。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用米格-15比较顺手，112厂又有维修经验，于是想仿制米格-15，苏联也同意了，于是中方开始准备。但是刚过了几个月，苏联就说，这个吧，米格-15已经落后了，你们还是仿米格-17吧，比米格-15先进多了。中国人这个感动啊，说这老大哥对咱是真不错，怕咱生产的飞机落后，让咱仿制最先进的飞机。
厂房建得很快，设备、图纸、样板、工具、夹具、标准件源源不断地运到112厂，这边是一边儿安装调试，一边儿派人去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学习。
共青城在苏联的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正是因为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位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二战期间德国佬鞭长莫及，所以共青城立了大功，在二战期间生产了数以万计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共青城是苏联的第一大飞机制造厂，第二大飞机制造厂是伊尔库兹克飞机制造厂，也在远东地区。
派到共青城学习的有7个人，包括熊焰和叶正大。叶正大是叶挺的儿子，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太祖访问苏联时接见留苏学生，发表著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演说那次，叶正大找太祖索要签名，太祖给了他一张“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的手谕，可惜当时是匆匆忙忙写在叶正大的笔记本上的，当时人多又拥挤，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否则早就刷得满大街都是了。
叶正大他们7个人到了共青城才发现，人家生产线上制造的都是米格-19的零件，开会研究的是米格-21的生产准备问题，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师傅教徒弟，没有不留一手的，自己白感动了一回。
仿制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从苏联运来的大部件装配，练习初装、总装，然后交试飞站学习地面准备、排故和试飞的技术；第二个阶段，用苏联来的组合件上型架铆接，练习部件装配，然后初装、总装、试飞；第三个阶段，用苏联来的零件上型架铆接成组合件和大部件，再初装、总装、试飞；第四个阶段，用苏联来的原材料和我国自己的原材料，根据工艺规程和各种工夹具加工成各种零件，然后再铆接装配成飞机，通过静力试验，达到技术要求后，进行试飞。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纯国产喷气式歼击机首飞，试飞员是吴克明。一开始叫“56式”，因为是56年试制成功的嘛，估计“56式步齤枪”也是这么个来历。后来定名为“歼五”，取“从无到有”之意，“无”——“五”同音嘛。后来这种定名方法在航空界沿用下来，编号都是从5开始，所以“运五”、“直五”、“轰五”都是这么命名的。
到1959年停产为止，歼五共生产了767架。
歼五刚刚试制成功，土共就开始琢磨自行设计的问题。1956年，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决定在112厂成立“第一飞机设计室”，以歼击机设计为主，熊焰主持组建工作。除了112厂原有的技术人员叶正大、沙正平等一批人以外，还从全国其它单位调集各路神仙去沈阳，包括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顾诵芬、管德等人。设计室主任是徐舜寿，副主任是黄志千、叶正大。
各路神仙齐聚沈阳，基本上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的设计力量。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开山祖师。
徐舜寿16岁考上清华，1937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工作，1944年到1946年间曾被派往美国韦德尔飞机公司和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工作，是见过市面的老资格航空人。徐舜寿后来去了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所长兼总设计师，创立了华山派。
陆孝彭是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那会儿，国民政府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与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合作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协议，派了陆孝彭和黄志千等人赴英国参加设计工作。他们研究过英国的“流星”式战斗机和EI44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资料，而且参与了机身后段的结构设计。陆孝彭和黄志千是真正看见过猪跑的。黄志千后来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非常可惜。陆孝彭后来去了南昌洪都机械厂主持设计“强五”，小强自出世以来一直是土共的主力对地攻击机，还出口到巴铁（巴基斯坦铁哥们）不少。貌似小强现在仍在服役。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几年后被任命为设计科科长。1956年，屠基达也被指名调往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机身组组长。屠基达后来去了成都132厂，峨眉派创始人之一，后来做到132厂总工程师，把歼七改到它妈都不认识了。屠基达也是枭龙的前身“超七”的总设计师。
陈一坚1952年从清华毕业后，也是先分配到哈飞，任设计科设计组组长。1956年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时，陈一坚被选中，奔赴沈阳。陈一坚后来也去了西安加入华山派，成为“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
程不时1951年毕业于清华，先是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建厂规划设计处工作，1956年，随徐舜寿被调到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程不时后来去了上海，运十副总设计师。
顾诵芬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一开始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工作，成立飞机设计室时被调往沈阳，任空气动力组组长。顾诵芬后来主持歼八的研制，人称“歼八之父”。
“第一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活儿就是设计喷气式教练机。当时土共空军的训练主要依靠雅克-11，一种螺旋桨活塞式后三点起落架的教练机。这玩意速度很慢，操控方式与歼五区别也很大，新飞行员学完雅克-11后直接上歼五，就跟刚学会骑自行车，马上就开摩托车的感觉一样，很容易出事故。
1956年10月，设计工作正式开始，当时被命名为“红专-503”，名字颇有时代特色，后来才定名为“歼教-1”。歼教1改米格机机头进气的方式为两侧进气，发动机也是在涡喷-5（歼五的发动机）基础上改进的新型号。歼教-1于1958年首飞，但只生产了两架，就下马了。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叶片折断等故障不断，再加上工厂任务繁忙无力顾及以及空军训练体制的改变，空军由初级教练-中级教练-高级教练的三级体制改为初级教练-高级教练两级体制。
其实歼教-1的下马与土共当时的心态有关。土共的想法是一下子就生一个18岁能下地干活的重劳力，没想到生出来是个拉屎拉尿都要人照顾，没事儿还得要“抱抱”的胖小子。结果嫌太麻烦，就直接扔尿盆了给淹死了。
歼教-1虽然下马了，但是对第一飞机设计室的90多名技术人员来说，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习题课。从此以后这批设计师都认识到，要想生个好儿子，打炮的快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随后一把屎一把尿的养活才是最重要的，这需要的坚忍和耐心。
其实中国1958年就拿到了米格-19的全套技术资料、样机、部分散装件和成品附件，但直到1964年第一批堪用的仿制品——“歼六”才交给空军。长达6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长的时间，相当于苏联一个型号的整个生命周期。
1958年，苏联的米格-19的生产接近尾声，米格-21已经上了生产线。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米格-19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了中国。
与前几代产品相比，米格-19是具有特殊性的，它是苏联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美国的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是F-100超级佩刀。二者几乎同时在1954年服役。
米格-19在苏联的服役时间很短，它很快就被马赫数高达2.0的米格-21取代。但它的中国仿制品“歼六”，直到2010年才退出空军编制序列，服役期长达50年，这将是一个很难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1958年土共拿到米格-19图纸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嘛，人们都有高超的思想觉悟，都很自觉，“质量检验”这种人监督人的制度，那是脱了裤子放屁，是极大的浪费，取消！热处理保温时间要14个小时，太长！改成8小时！图纸都是俄国方言，翻译太慢，不翻了！自己随便编！夹具要35000套，太多！自己弄5000套凑合一下不就行了！
总之，一通胡搞，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59年就鉴定验收了。1960年，西了呼噜生产了100多架，结果都不合格，空军一架也不要，说用你们那玩意儿，我们出了好多次重大事故，还死了人，发动机问题尤其严重，经常空中起火。贺龙把112厂和生产发动机的410厂的几个负责人找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如果他们不是延安过去的老人儿，估计就要被拉出去打靶了。
这一骂，都老实了，再加上大跃进失败，仓促上马的一大堆新设计，东风102、东风107什么的统统下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去研究吃透米格-19的技术资料。这一研究才发现，毛子的原始技术资料问题也不少，跑去找老毛子问：“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毛子说“米格-19停产了，现在生产米格-21，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听了，郁闷得不行。对于毛子来说，米格-19就是个过渡机型，他们自己也知道毛病不少，在设计米格21的时候做了很多改进。但是，土共那时候和毛子正吵架呢，米格-21的技术资料根本要不来。其实就算是要来了也白搭，土共那时候明摆着就是基础太差，对于飞机的设计制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稍微一点儿小小的改动都做不了。
没办法，只能回来自己慢慢研究试验，这一折腾就到了1964年，第一批合格的歼六才交付部队。
其实研究吃透一种机型，对于土共来说，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吃了不少苦头，但绝对是件好事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要是不摔上几跤，甚至弄的鼻青脸肿，根本就学不会走路。在后来的歼七（仿米格21）仿制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也不少，决不亚于歼六。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成长的烦恼”是个必经的过程。飞机制造是对整个工业生产系统能力的大检验，考验的是包括冶金、化工、仪器制造等等在内的各个行业。
比如说材料，工科院校的学生大多学过《工程材料学》，最简单的铁碳合金，要想清晰地了解这种材料的性能，就要对碳含量、热处理的加热温度、冷却时间等多个变量进行各种组合的试验研究，才能对材料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等各种性能有清楚的了解。想想看，得做多少次实验才能画出课本上那几条曲线啊。何况飞机包括发动机在内，使用的材料种类奇多，工艺复杂。这么多种材料，要想用的得心应手，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无数次实验，才能得到那些宝贵的性能曲线的。
土共吃透了歼六之后，一直生产了20多年，改了20多种型号，直到1986年才停产，总共生产了5000多架，其中出口到国外近800架。
番外
民国初，段祺瑞手里有几架飞机，张勋复辟时还开到故宫上空吓唬小皇帝来着，张作霖觉得这东西好玩，段祺瑞直皖战争下台后张作霖分了几架飞机当作战利品运回沈阳，在沈阳城东兵工厂附近修了东塔机场，建了飞机修理厂。不过老张当时对飞机的作用认识还不深，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被直军飞机轰炸，吃了大亏，开始痛下决心发展空军。以前奉军培养的飞行员都不太理想，于是老张让小张亲自负责选拔飞行员，借着这个机会小张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从此建立了东北空军。
老张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冯德麟，老冯本来是奉天的一把手，结果张勋复辟时老张忽悠他说，咱哥俩各踩一条船，你跑到北京去朝拜，我在奉天拥护共和怎么样？老冯傻乎乎的就上套了，到了北京他手里没军队，又是站队错误，就成了国民公敌，任人宰割，从此就失势了。不过老张自觉对不住老冯，给了他不少银子。老冯的儿子冯庸跟小张也是兄弟，连字都一样，都叫“汉卿”，他辅佐小张发展空军，后为东北空军司令。小冯和小张都主张工业救国，发展工业自然要先培养人才。老冯死后， 冯庸倾其所有（连老娘都要租房住）在沈阳西南揽军屯办了冯庸大学。小冯是空军出身，自然修了机场买了飞机建了航空系。九一八后冯庸要在学校组织义勇军，结果九二一这天鬼子军队就开进冯庸大学，冯庸被捕（不过小冯关系够硬的，找到了日本皇室出面说情，几周后被释放），学生逃亡到北京，大学被迫停办。鬼子在大学的原址上改建成飞机制造厂。
另一个重要发展则跟小三有关，少帅上台后包养赵四，不过碍于面子不敢在沈阳城里的大帅府明目张胆的包养，去哪呢？沈阳城北有皇太极的陵，称为北陵，皇家陵寝嘛，陵周围都是官地，现在自然就是归张家，不用征地，少帅就在此大搞开发，先是培养人才建了东北大学，顺便修了个别墅金屋藏娇，小张爱开飞机嘛，于是又建了个机场，不久又开始决定修飞机工厂汽车工厂（汽车厂位于沈阳北站附近），机器都买来了，结果九一八了。。。
鬼子来了一看，正好，机器都在，就建立了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同和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迁到长春）。满飞主要造运输机教练机，主要生产厂就是北陵东塔揽军屯三厂。二战后期美国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航空工业，于是又开始造战斗机，44年12月初，日本本土天气不好，从四川起飞的B29转而轰炸鞍山沈阳，飞机厂也被炸得够呛。鬼子一看沈阳也不安全，那就内迁吧，就迁到哈尔滨，不过到了哈尔滨没多久厂房刚修好鬼子就投降了。。。
土共占了东北不久就开始发展航空，成立了东北老航校，本来在吉林通化，后来国军逼得紧，就内迁到曾经的伪满东安省省会黑龙江密山，建立了飞机修理厂，辽沈战役以后东北全境解放没必要在偏僻地区呆着啦，当时沈阳形势还不稳定，正好哈尔滨有航空工业基础，于是把老航校的飞机修理厂迁到哈尔滨马家沟机场附近，为航校机务处一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在731细菌工厂原址附近建了哈飞，把一厂一块迁来造发动机，顺便把“东安”这名字也带来了。
沈阳解放后，东塔揽军屯北陵的满飞工厂也被接收，分别为航校机务处三厂四厂五厂，因为北陵厂的条件比较好，抗美援朝期间，开始组装米格15，从此有了沈飞。也是因为抗美援朝，东塔的兵工厂内迁齐齐哈尔，一五期间在兵工厂原址上把东塔厂扩大建立了发动机厂黎明。揽军屯这个厂则被移交到了国家体委，开始造滑翔机，培养航空人才，不是航空系统的，自然也就不太受重视，现在半死不活，机场早就被房地产开发了。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父死子继，张学良在老爹被炸死之后，接掌东北。张学良比较新潮，对航空非常感兴趣，他掌权之前是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买了50多架飞机，成立了飞龙、飞虎、飞鹏、飞鹰、飞豹5个航空队，而且还创办了《东北航空》杂志传播航空知识。
张学良掌权后，通电全国，东北易帜，把原来悬挂的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空一格常凯申喜出望外，到处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中华秋海棠叶归于一统”。各地军阀名义上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其实都有自己的军队，而且互相掐架争地盘，不给中央交税，中央也根本指挥不动各地军阀。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全国一盘散沙，外敌来了稀里哗啦。凯申公早就忘了北伐的一个重要目的——打倒军阀。凯公的掌控能力有限，自己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军阀遍地，他撑死也就是个做省长的料。
少帅把几个航空大队合并，成立了东北边防军航空司令部，亲自兼任边防军空军司令，添置了不少飞机，总数达300多架。少帅扩建了沈阳东塔机场，兴建了葫芦岛和沈阳北陵两个新机场，还建立东北航空工厂，从荷兰福克公司引进技术生产飞机零部件，弄的挺红火，可惜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接着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遵守凯公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其实把丢失东北的责任归罪给凯申公有点儿不公平，你东北军阀把地盘儿丢了，怎么能怪罪我一个浙江军阀呢？甭管是谁的责任，三百多架飞机、机场、东北航空工厂，数以千计的机器设备和物资，统统归了日本人。
鬼子霸占了沈阳航空工厂和机场后，于1932年9月在奉天商埠地（和平区五经街3号）建立满洲航空株式会社。1938年6月迁址于北陵后改称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资金2000万元，主要从事日本军机的维修和部分零配件的制造。满飞这种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技术人员是清一色的鬼子，工人也是鬼子居多，并且用了不少盟军战俘当工人，中国工人数量很少，重要的生产环节禁止中国人触碰，核心技术中国人更是连边儿都摸不着。解放后土共接管工厂，满世界招收原“满飞”和“满航”工作过的工人，只凑到一百多人。
鬼子对满飞进行了扩建，到1940年，满飞资金超过一个亿，分发动机课、机体二课、机体三课、装配课等，每月可生产装配军用民用飞机几十架。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飞源源不断地生产各式飞机，参加与美军作战、轰炸中国各地。此时，张学良建设的北陵机场被鬼子改扩建为满洲航空株式会社，简称“满航”。
1944年12月驻守四川成都的美军第20航空队派出108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对伪满工业重镇奉天（即沈阳）进行空袭，主要轰炸目标是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等战略目标。几次轰炸过后，满飞损失惨重，基本上无法开工了。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百万关东军不战而降。东北的大批日本开拓民逃回日本。满飞的日本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逃遁四散，全部技术资料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销毁。毛子占领沈阳后，把满飞的设备大部分运回苏联。到国民党接受满飞时，基本上只剩下些断壁残垣了。1946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改称空军第三十八厂，生产嘛，就国民党那些废柴，当然是没法儿恢复了。
要聊中国空军和中国的航空工业，就不能不提东北老航校。
1945年日本投降，对于国共双方来说，在东北的势力都是约等于零。土共方面，周保中的抗联残部只有几千人；国民党方面就更惨，只有个把特务。东北被苏联控制着，于是土共动了独吞东北的心，给东北局的指示是“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王霸之气尽显。土共占了地利上的优势，从华北山东调集大批人马出关；国军大部龟缩在西南，于是跪求美国派军舰海运部队去东北。
在土共出关的队伍中，就有一批搞航空的，目标是去东北创建航空学校。带队的两个人是王弼和常乾坤，这俩人虽然是从延安的土窑洞里出来的，但绝对不是什么土包子。
王弼1925年加入土共，立马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选学了空军，在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工程，毕业后在苏联空军干机械师。1933年考入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这个学校是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
常乾坤，黄埔三期毕业生，比林彪还早一届，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常乾坤黄埔毕业后也去了苏联，在红军航空学校学习，毕业后在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是土共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1933年考入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
王弼和常乾坤在茹科夫斯基是同班同学，1938年两人毕业。那正是抗齤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俩人坚决要求回国。到了延安才发现根本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土共连枪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飞机。于是俩人只能在抗大教教书，纸上谈兵地讲讲航空理论，玩玩儿纸飞机。这一憋，就是七年。
俩人带队到东北后，到处划拉飞机和航空器材，搜集到120多架破旧飞机、200多台发动机，还有一批器材设备。在辽宁通化创建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校长，王弼是政委。
林弥一郎率领的日本关东军航空队，特别害怕毛子，躲进了深山。被毛子弄到西伯利亚去的日本战俘，多半儿死在了那里。林弥一郎他们在山里饿得受不了，于是下山向中国军队投降，但是把错把共军当成了国军。林彪和彭真一看这批人挺有用，于是给了航校做教员。
国共双方在东北鏖战三年，东北航校先后转战通化、牡丹江、东安等地。到1949年开国大典，东北老航校共培养了126名飞行员，322名机务，24名领航员，另有场站、气象、通信、参谋88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土共空军的骨干，在抗美援朝期的时候，派上了大用场。王海、林虎等人都出自东北老航校。
辽沈战役以后，航校派人随大军进沈阳，接收国军的航空机构。东塔机场是原来的“满航”，国齤民党接收后改为“空军257供应中队”，共军进驻后，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简称空军三厂。在铁西区新建了第四厂，做机械加工和铸造。北陵机场组建为飞机修理厂，是第五厂。三厂、四厂、五厂就是沈飞的老底子。
第五厂的厂长是熊焰，1937年毕业于南昌航空机械学校甲级班航空发动机专业。熊焰也是土共航空工业史上的著名人物，后来当过沈飞的厂长、阎良试飞研究所（试飞院前身）第一任所长，运十工程总指挥。
当时五厂里停放着一堆美制P-51野马战斗机的残骸，所以主要的任务是修理残机。七拼八凑的，居然让他们修出30多架。
1949年五厂归属空军工程部东北修理总厂，1951年改称国营112厂，112这个代号用了很多年，一提112，都知道是沈飞。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派专家、顾问帮土共组建空军。苏联支援的米格-15是用火车运过来的。为了运输方便，他们把飞机的两个机翼、尾翼分解后立放在机身的两侧，装在大木箱子里运到中国。这样112厂的第一要务就是组装这批米格-15。中国工人把大木箱子运到厂房，然后由苏联来的人员开箱、装配、试车、试飞，再交付出厂。苏联派来了以总工程师顾问格涅辛为首的航空工业专家组，帮着112厂按照一个飞机制造厂的规模建立职能机构和生产车间。
抗美援朝期间，112厂主要的任务就是组装苏联运来的飞机，以及修理战争中受损或故障的战机。另外还生产副油箱，毛子本来没把这玩意当回事，寻思这么简单个铝壳子中国肯定能自己搞定，没想到中国还真生产不了这玩意。那时候中国的工业基础太差了，别看是个铝壳子，背后也得有探矿、采矿、冶炼、轧制、机械加工一整套设施撑着才能生产出来。跟韦小宝一样，必须从少林长拳开始练起，根本来不及呀。好在中国还有不少会用白铁皮做脸盆的工匠，一琢磨，也别用铝合金了，那玩意儿太贵咱用不起，干脆，拿白铁皮（也叫马口铁）用榔头敲吧。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中国的战机就是挂着白铁皮做的副油箱与美国佬作战的。
112厂通过组装、维修米格-15，对这个飞机的结构、性能各方面摸的比较熟。朝鲜停战后，慢慢就动了仿制米格-15的心思。
1953年，朝鲜战争打完了，签了停战协定。中国开始集中精力搞大规模工业建设。112厂定为飞机制造厂。但是围绕厂址问题开始争论起来，有人说沈阳离朝鲜太近，老美还赖在南朝鲜不走，112厂应该内迁，在内地选择新址建厂。也有人说沈阳基础好，在原址上扩建比较快。后来还是决定利用沈阳北陵已有的机场、厂房、设备扩建，新建一批厂房，尽快生产出飞机来才是关键。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就把112厂列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于是开始大规模扩建，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苏联也派了大批专家顾问，手把手地教授。
土共在朝鲜战场上用米格-15比较顺手，112厂又有维修经验，于是想仿制米格-15，苏联也同意了，于是中方开始准备。但是刚过了几个月，苏联就说，这个吧，米格-15已经落后了，你们还是仿米格-17吧，比米格-15先进多了。中国人这个感动啊，说这老大哥对咱是真不错，怕咱生产的飞机落后，让咱仿制最先进的飞机。
厂房建得很快，设备、图纸、样板、工具、夹具、标准件源源不断地运到112厂，这边是一边儿安装调试，一边儿派人去苏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学习。
共青城在苏联的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正是因为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位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二战期间德国佬鞭长莫及，所以共青城立了大功，在二战期间生产了数以万计的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共青城是苏联的第一大飞机制造厂，第二大飞机制造厂是伊尔库兹克飞机制造厂，也在远东地区。
派到共青城学习的有7个人，包括熊焰和叶正大。叶正大是叶挺的儿子，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制造系。太祖访问苏联时接见留苏学生，发表著名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演说那次，叶正大找太祖索要签名，太祖给了他一张“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的手谕，可惜当时是匆匆忙忙写在叶正大的笔记本上的，当时人多又拥挤，那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否则早就刷得满大街都是了。
叶正大他们7个人到了共青城才发现，人家生产线上制造的都是米格-19的零件，开会研究的是米格-21的生产准备问题，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师傅教徒弟，没有不留一手的，自己白感动了一回。
仿制过程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从苏联运来的大部件装配，练习初装、总装，然后交试飞站学习地面准备、排故和试飞的技术；第二个阶段，用苏联来的组合件上型架铆接，练习部件装配，然后初装、总装、试飞；第三个阶段，用苏联来的零件上型架铆接成组合件和大部件，再初装、总装、试飞；第四个阶段，用苏联来的原材料和我国自己的原材料，根据工艺规程和各种工夹具加工成各种零件，然后再铆接装配成飞机，通过静力试验，达到技术要求后，进行试飞。
1956年7月19日，第一架纯国产喷气式歼击机首飞，试飞员是吴克明。一开始叫“56式”，因为是56年试制成功的嘛，估计“56式步齤枪”也是这么个来历。后来定名为“歼五”，取“从无到有”之意，“无”——“五”同音嘛。后来这种定名方法在航空界沿用下来，编号都是从5开始，所以“运五”、“直五”、“轰五”都是这么命名的。
到1959年停产为止，歼五共生产了767架。
歼五刚刚试制成功，土共就开始琢磨自行设计的问题。1956年，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决定在112厂成立“第一飞机设计室”，以歼击机设计为主，熊焰主持组建工作。除了112厂原有的技术人员叶正大、沙正平等一批人以外，还从全国其它单位调集各路神仙去沈阳，包括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顾诵芬、管德等人。设计室主任是徐舜寿，副主任是黄志千、叶正大。
各路神仙齐聚沈阳，基本上汇聚了当时中国最强的设计力量。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开山祖师。
徐舜寿16岁考上清华，1937年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工作，1944年到1946年间曾被派往美国韦德尔飞机公司和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工作，是见过市面的老资格航空人。徐舜寿后来去了西安重型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所长兼总设计师，创立了华山派。
陆孝彭是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1946年抗战刚刚胜利那会儿，国民政府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与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公司签订了合作设计喷气式战斗机的协议，派了陆孝彭和黄志千等人赴英国参加设计工作。他们研究过英国的“流星”式战斗机和EI44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资料，而且参与了机身后段的结构设计。陆孝彭和黄志千是真正看见过猪跑的。黄志千后来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非常可惜。陆孝彭后来去了南昌洪都机械厂主持设计“强五”，小强自出世以来一直是土共的主力对地攻击机，还出口到巴铁（巴基斯坦铁哥们）不少。貌似小强现在仍在服役。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几年后被任命为设计科科长。1956年，屠基达也被指名调往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机身组组长。屠基达后来去了成都132厂，峨眉派创始人之一，后来做到132厂总工程师，把歼七改到它妈都不认识了。屠基达也是枭龙的前身“超七”的总设计师。
陈一坚1952年从清华毕业后，也是先分配到哈飞，任设计科设计组组长。1956年组建第一飞机设计室时，陈一坚被选中，奔赴沈阳。陈一坚后来也去了西安加入华山派，成为“歼轰七”飞豹的总设计师。
程不时1951年毕业于清华，先是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建厂规划设计处工作，1956年，随徐舜寿被调到112厂飞机设计室，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程不时后来去了上海，运十副总设计师。
顾诵芬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工程系，一开始在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工作，成立飞机设计室时被调往沈阳，任空气动力组组长。顾诵芬后来主持歼八的研制，人称“歼八之父”。
“第一飞机设计室”的第一个活儿就是设计喷气式教练机。当时土共空军的训练主要依靠雅克-11，一种螺旋桨活塞式后三点起落架的教练机。这玩意速度很慢，操控方式与歼五区别也很大，新飞行员学完雅克-11后直接上歼五，就跟刚学会骑自行车，马上就开摩托车的感觉一样，很容易出事故。
1956年10月，设计工作正式开始，当时被命名为“红专-503”，名字颇有时代特色，后来才定名为“歼教-1”。歼教1改米格机机头进气的方式为两侧进气，发动机也是在涡喷-5（歼五的发动机）基础上改进的新型号。歼教-1于1958年首飞，但只生产了两架，就下马了。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叶片折断等故障不断，再加上工厂任务繁忙无力顾及以及空军训练体制的改变，空军由初级教练-中级教练-高级教练的三级体制改为初级教练-高级教练两级体制。
其实歼教-1的下马与土共当时的心态有关。土共的想法是一下子就生一个18岁能下地干活的重劳力，没想到生出来是个拉屎拉尿都要人照顾，没事儿还得要“抱抱”的胖小子。结果嫌太麻烦，就直接扔尿盆了给淹死了。
歼教-1虽然下马了，但是对第一飞机设计室的90多名技术人员来说，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习题课。从此以后这批设计师都认识到，要想生个好儿子，打炮的快感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随后一把屎一把尿的养活才是最重要的，这需要的坚忍和耐心。
其实中国1958年就拿到了米格-19的全套技术资料、样机、部分散装件和成品附件，但直到1964年第一批堪用的仿制品——“歼六”才交给空军。长达6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么长的时间，相当于苏联一个型号的整个生命周期。
1958年，苏联的米格-19的生产接近尾声，米格-21已经上了生产线。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米格-19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了中国。
与前几代产品相比，米格-19是具有特殊性的，它是苏联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美国的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是F-100超级佩刀。二者几乎同时在1954年服役。
米格-19在苏联的服役时间很短，它很快就被马赫数高达2.0的米格-21取代。但它的中国仿制品“歼六”，直到2010年才退出空军编制序列，服役期长达50年，这将是一个很难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1958年土共拿到米格-19图纸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嘛，人们都有高超的思想觉悟，都很自觉，“质量检验”这种人监督人的制度，那是脱了裤子放屁，是极大的浪费，取消！热处理保温时间要14个小时，太长！改成8小时！图纸都是俄国方言，翻译太慢，不翻了！自己随便编！夹具要35000套，太多！自己弄5000套凑合一下不就行了！
总之，一通胡搞，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59年就鉴定验收了。1960年，西了呼噜生产了100多架，结果都不合格，空军一架也不要，说用你们那玩意儿，我们出了好多次重大事故，还死了人，发动机问题尤其严重，经常空中起火。贺龙把112厂和生产发动机的410厂的几个负责人找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如果他们不是延安过去的老人儿，估计就要被拉出去打靶了。
这一骂，都老实了，再加上大跃进失败，仓促上马的一大堆新设计，东风102、东风107什么的统统下马，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去研究吃透米格-19的技术资料。这一研究才发现，毛子的原始技术资料问题也不少，跑去找老毛子问：“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毛子说“米格-19停产了，现在生产米格-21，问题解决了。”中国人听了，郁闷得不行。对于毛子来说，米格-19就是个过渡机型，他们自己也知道毛病不少，在设计米格21的时候做了很多改进。但是，土共那时候和毛子正吵架呢，米格-21的技术资料根本要不来。其实就算是要来了也白搭，土共那时候明摆着就是基础太差，对于飞机的设计制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稍微一点儿小小的改动都做不了。
没办法，只能回来自己慢慢研究试验，这一折腾就到了1964年，第一批合格的歼六才交付部队。
其实研究吃透一种机型，对于土共来说，虽然花费了不少时间，吃了不少苦头，但绝对是件好事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要是不摔上几跤，甚至弄的鼻青脸肿，根本就学不会走路。在后来的歼七（仿米格21）仿制过程中，遇到的麻烦也不少，决不亚于歼六。
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成长的烦恼”是个必经的过程。飞机制造是对整个工业生产系统能力的大检验，考验的是包括冶金、化工、仪器制造等等在内的各个行业。
比如说材料，工科院校的学生大多学过《工程材料学》，最简单的铁碳合金，要想清晰地了解这种材料的性能，就要对碳含量、热处理的加热温度、冷却时间等多个变量进行各种组合的试验研究，才能对材料的强度、硬度、耐磨性等各种性能有清楚的了解。想想看，得做多少次实验才能画出课本上那几条曲线啊。何况飞机包括发动机在内，使用的材料种类奇多，工艺复杂。这么多种材料，要想用的得心应手，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进行无数次实验，才能得到那些宝贵的性能曲线的。
土共吃透了歼六之后，一直生产了20多年，改了20多种型号，直到1986年才停产，总共生产了5000多架，其中出口到国外近800架。
番外
民国初，段祺瑞手里有几架飞机，张勋复辟时还开到故宫上空吓唬小皇帝来着，张作霖觉得这东西好玩，段祺瑞直皖战争下台后张作霖分了几架飞机当作战利品运回沈阳，在沈阳城东兵工厂附近修了东塔机场，建了飞机修理厂。不过老张当时对飞机的作用认识还不深，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被直军飞机轰炸，吃了大亏，开始痛下决心发展空军。以前奉军培养的飞行员都不太理想，于是老张让小张亲自负责选拔飞行员，借着这个机会小张自己也学会了开飞机，从此建立了东北空军。
老张有个拜把子兄弟，叫冯德麟，老冯本来是奉天的一把手，结果张勋复辟时老张忽悠他说，咱哥俩各踩一条船，你跑到北京去朝拜，我在奉天拥护共和怎么样？老冯傻乎乎的就上套了，到了北京他手里没军队，又是站队错误，就成了国民公敌，任人宰割，从此就失势了。不过老张自觉对不住老冯，给了他不少银子。老冯的儿子冯庸跟小张也是兄弟，连字都一样，都叫“汉卿”，他辅佐小张发展空军，后为东北空军司令。小冯和小张都主张工业救国，发展工业自然要先培养人才。老冯死后， 冯庸倾其所有（连老娘都要租房住）在沈阳西南揽军屯办了冯庸大学。小冯是空军出身，自然修了机场买了飞机建了航空系。九一八后冯庸要在学校组织义勇军，结果九二一这天鬼子军队就开进冯庸大学，冯庸被捕（不过小冯关系够硬的，找到了日本皇室出面说情，几周后被释放），学生逃亡到北京，大学被迫停办。鬼子在大学的原址上改建成飞机制造厂。
另一个重要发展则跟小三有关，少帅上台后包养赵四，不过碍于面子不敢在沈阳城里的大帅府明目张胆的包养，去哪呢？沈阳城北有皇太极的陵，称为北陵，皇家陵寝嘛，陵周围都是官地，现在自然就是归张家，不用征地，少帅就在此大搞开发，先是培养人才建了东北大学，顺便修了个别墅金屋藏娇，小张爱开飞机嘛，于是又建了个机场，不久又开始决定修飞机工厂汽车工厂（汽车厂位于沈阳北站附近），机器都买来了，结果九一八了。。。
鬼子来了一看，正好，机器都在，就建立了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同和自动车株式会社（后来迁到长春）。满飞主要造运输机教练机，主要生产厂就是北陵东塔揽军屯三厂。二战后期美国开始轰炸日本本土航空工业，于是又开始造战斗机，44年12月初，日本本土天气不好，从四川起飞的B29转而轰炸鞍山沈阳，飞机厂也被炸得够呛。鬼子一看沈阳也不安全，那就内迁吧，就迁到哈尔滨，不过到了哈尔滨没多久厂房刚修好鬼子就投降了。。。
土共占了东北不久就开始发展航空，成立了东北老航校，本来在吉林通化，后来国军逼得紧，就内迁到曾经的伪满东安省省会黑龙江密山，建立了飞机修理厂，辽沈战役以后东北全境解放没必要在偏僻地区呆着啦，当时沈阳形势还不稳定，正好哈尔滨有航空工业基础，于是把老航校的飞机修理厂迁到哈尔滨马家沟机场附近，为航校机务处一厂，一五期间苏联援建，在731细菌工厂原址附近建了哈飞，把一厂一块迁来造发动机，顺便把“东安”这名字也带来了。
沈阳解放后，东塔揽军屯北陵的满飞工厂也被接收，分别为航校机务处三厂四厂五厂，因为北陵厂的条件比较好，抗美援朝期间，开始组装米格15，从此有了沈飞。也是因为抗美援朝，东塔的兵工厂内迁齐齐哈尔，一五期间在兵工厂原址上把东塔厂扩大建立了发动机厂黎明。揽军屯这个厂则被移交到了国家体委，开始造滑翔机，培养航空人才，不是航空系统的，自然也就不太受重视，现在半死不活，机场早就被房地产开发了。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
太祖说他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乃王霸之气，这个好理解。至于猴气，西方人的解释就五花八门了，甚至有所谓“权威的中国研究者”把猴气解释为“狡黠、机敏之意”。其实满拧，西方人没看过《西游记》，不知道孙猴子是何等人物，中国人则是打小儿听着西游记的故事长大的，自然知道孙猴子是“秩序的挑战者”。给他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即使安排他去干弼马温的活儿，他也会屁颠儿屁颠儿去赴任的。
土共为了弄这“齐天大圣”的封号，费了老鼻子劲了。首先，美苏两家 1963 年签订的《禁止核试验公约》是坚决不能承认，1964年先爆原子 弹，1967年再爆氢弹，1971年卫星上天，“两弹一星”是齐天大圣的必杀技，没这本事，就戴不了这帽子。有人说，原子 弹氢弹的威力可以理解，那颗卫星只能播放单调的东方红乐曲，嘛用都没有。其实不然，能把卫星送上天就意味着能把核弹扔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它代表着你的运载能力，至于卫星本身能干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是个铁疙瘩也无所谓。如果说核弹是子 弹，那运载火箭就是枪。枪和弹都有了，这大流氓的标准配备就齐活儿了。除了练功之外，就是拉票，亚非拉的穷哥们儿，统统的送礼。
土共1971年4月成功发射卫星，1971年10月就“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把常凯申那把常任理事国的椅子给抢过来了。土共终于从台下的看客变成了棋手，坐到棋桌上开始下棋了。太祖下的第一手棋居然是跟宿敌美帝握手，共同对付昔日的老大哥加盟友苏联，这让好多人大跌眼镜。其实不光太祖，尼克松也看到了这一步棋，所以说太祖和尼克松都是政治家，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只是个政客，这厮就是一维持会长，为了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拒绝与土共改善关系，苏联最后解体与这厮长达20年的僵化腐败执政关系密切。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航空界也开始接触西方技术，西方的技术体系与毛子差异巨大。西方的设计原则追求的是精度高、寿命长。毛子的设计思想是结构简单可靠、便于大批量生产，因为战时飞机的生存期都很短，几场战斗下来，一批飞机基本就打光了，新飞机必须尽快补充进来，能长期生存下来的飞行员都很少，更不用说飞机了，并不是每个毛子飞行员都是阔日杜布，飞行员起飞时根本就别做能活着回来的打算。二战时追求的是飞机的生产速度，至于寿命是50个小时还是1000个小时并不重要，反正大部分飞机10个飞行小时之内都会被击落，只要飞机生产的足够快，飞行员命大不阵亡，每次回来都开新飞机也能供得上。二战时，毛子就是靠这种大批量的“粗制滥造”把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国佬干趴下的。毛子这套手段在战时很管用，但在和平时期就不太灵了，和平时期精度高寿命长的产品使用成本低，有利于降低军费。
中国与西方公司的接触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刚开始购买的英国“三叉戟”客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林彪出逃时乘坐的就是其中一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来与西方关系缓和了，干脆直接从英国购买。三叉戟并不是一款特别成功的机型，一共只生产了170多架，却有30%在中国。但就是这西方末流的三叉戟在土共眼里也是神器，对三叉戟上寿命长可靠性高的发动机印象尤其深刻。开始跟英国商量着要引进三叉戟的发动机“斯贝(SPEY)”，英国佬只答应卖不带加力的民用版，土共说那算了，后来英国佬还是答应卖军 用版的。“斯贝”是1975年引进的，国产型号叫“秦岭（涡扇9）”。
土共1975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SA321超黄蜂直升机，后来自己仿制的型号叫“直8”。1980年代又从法国引进了“海豚直升机”的生产技术，国产型号为“直9”。如果说土共的固定翼飞机深受毛子的影响，那么直升机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则深受法国的影响。土共与法国的合作比较多，而且土共多次赞赏法国“具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这是官话，土话是“你们不太听美国老大的话，俺们很高兴”。1985年，沈阳601所研究在歼8II上挂中距弹，需要做风洞捕获轨迹试验（Captive Trajectory Test，CTS），当时国内风洞还不能做这种试验（这种风洞1988年才建成），是李天带队去法国宇航院的莫当1.75米跨超声速风洞做的试验。当时法国佬给了每人1500法郎“零用钱”，李天他们回国后都上缴了。法国佬给回扣的手段不比温州商人差，所以弯弯后来购买幻影2000闹出弊案也不奇怪。现在印度正准备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不知道又有多少红头阿三发大财。
1970年代，西方的航空电子产品更令土共开眼界，尤其是雷达和平视显示器。土共与英国的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法国的汤姆逊等航电公司都相过亲。后来决定从马可尼引进航电和平显等设备改装歼7，型号为歼7M。在此之前，土共只是有少数人听说过平视显示器，没有一架飞机上装这玩意儿，谈判前只能现找资料恶补。1979年屠基达等人去英国谈判，一共引进了7项设备，分别由国内的厂家定点生产，大气数据机由161厂（中航成都凯天电子）、雷达高度表由782厂（陕西长岭电子）、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天津通广）、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测距雷达由781厂（兰州长风）、平显由西安7171厂（电子及总装）和248厂（光学部件），分工定点生产。
1980年合同签完，600万英镑定金交了。结果空军说没钱，外汇紧张，不要了。张爱萍召集开会，决定“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负责谈判的屠基达当时就懵了，定金要不回来，加上国内的费用，损失将达到4000多万，这责任要是抗下来，不死也得丢半条命。屠基达只能做些说服工作，说平视显示器是发展趋势，而且毛子还在用瞄准具，F16才刚刚装上平显，这绝对是好东西，不要太可惜了。大领导们说，我们知道是好东西，但实在是没钱，真没办法。
就在这时候，救星来了，约旦要买歼7，而且要的很急，可以先付定金。土共一听，兜里正缺钱呢，财神就来了。于是这批加装英国航电的歼7直接卖给了约旦。其实约旦也不是真正的买家，真正的买家是伊拉克。那时候伊朗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打得正热闹，都忙着满世界购买武器。伊朗早前跟土共买过一批歼7，土共不好意思直接卖给伊拉克，所以让约旦过过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波斯人知道以后不愿意了，心说，我们俩打架，你个腹黑小白兔两边儿递刀子，太不地道了。后来伊朗以“售后服务不好”为由，把这批歼7处理给了苏丹。现在伊朗虽然极度缺乏战斗机，但打死也不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不知道是否与那时的经历有关。
不过伊朗是不知道土共的难处，那时候是真穷，没办法，吃饭要紧，道义只能先放一边儿。在1980年代初，航空企业的日子都很难过，工资都发不出来。成飞能拿到60架飞机、2亿多美元的大单子，其它企业都羡慕的不得了。
1983年，航空部开会，张爱萍副总理讲话，批评航空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斯贝发动机，第二是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机。屠基达听了，脖子后头凉飕飕的。
成飞这单生意完成之后，埃及、巴基斯坦也开始订货，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1986年，第一批可以挂PL-8导弹的歼7M交付空军，土共才第一次用上平显。
武林人士对于武功秘籍看得很重，无数人为了本儿《九阴真经》而丧命，而拿到手的人则秘不示人，甚至连老婆孩子都不让看。老美也不例外，为了防止秘籍被人偷看，把猪 朋 狗 友们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
巴统是1949年秘密成立的，一开始针对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禁运货品有三大类，包括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I号禁运货单为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核原料，II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III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违反规定的小弟，一律家法处置。1983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巴统规定，卖给毛子几台大型五轴联动数控铣床，让毛子的螺旋桨推进器噪音大大降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鬼子的一个雇员因为被解雇，对老板不满，于是跑到老美哪里告状，说老板良心大大地坏了，数控机床毛子地卖。老美知道以后大为光火，结结实实地给了鬼子几个大耳瓜子，东芝公司不仅要接受制裁，还要花上亿日元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登报“谢罪”，最后鬼子的首相出面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有趣的是，1952年巴统特意设置了“中国委员会”，专门对付土共。而且制定了针对土共的“中国特别禁单”，该禁单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的项目还多500余种。可见朝鲜战争的确打痛了老美，所以对土共特别地咬牙切齿。
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老美在西欧的诸小弟争相与土共建交。巴统开始放宽对土共的限制，后来又把对华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批，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 9 8 9年，直到6.4风波之后，老美与欧共体先后决定禁止对华军售。1980年代是所谓“中美蜜月期”，土共从欧洲引进了一大批军事技术与装备，在航空领域与老美也多有合作。不过，对老美来说，土共终归只是“非敌非友”，对盟友都防着一手的老美，当然不会对土共完全开放，始终只是有限制的接触罢了。巴统虽然于1994年解体了，但巴统的职能由欧盟接替，禁运与遏制的实质并未改变。
1970-1980年代，正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雷达、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及数据总线方面，老美是一枝独秀，就算是毛子，差距也不小。土共对此早就垂涎三尺，跟英国马可尼谈判的时候就要过雷达，马可尼申请不到出口许可证，只好作罢。
1980年代中，土共考虑过引进西方的战斗机，老美F-16 和法国的幻影2000都曾在考虑之列。参加巴黎航展时，歼7的首席试飞员葛文墉还曾试飞过幻影2000，对幻影2000的航电系统那是赞不绝口。不过，土共那时候囊中羞涩，大批量购买其实也没有能力。而且，只买产品的话，土共也不会干，必须是全套技术资料与生产工艺一起引进，那样西方也不会答应，他们传统上只卖孩子不卖媳妇儿，李书福对此就深有体会，老李花大价钱买了个洋媳妇儿，人家不让带回家不算，连摸一下都不行。退一万步讲，就算西方答应出售全套技术资料，那个费用也会是个天文数字，土共根本承受不起。
觉察到土共与法国人的接触，老美嗅到了钱的味道，于是与土共达成了用美国航电改装歼8-2的协议，美国佬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和平珍珠”，土共方面也叫“和平典范”。合同主要内容是为歼8-2加装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座舱显示系统、1553总线、新型火控计算机等，一共55套，合同金额5.5亿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按当时的价格，能买24架F-16。“和平珍珠”的美方主承包商是格鲁门公司。那个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是个好东西，F-16A/B block15上安装的就是这种雷达，当时土共自己只能生产单脉冲雷达，属于上一代的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自己搞不定。
土共与格鲁门公司早就有过合作。当时巴基斯坦每年都能拿到一笔美国的军事援助，巴方嫌美国飞机太贵，琢磨着用中国歼7的机体加上美国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攒一个比F-16便宜很多，但性能还算不错的战斗机，巴方把这个计划叫佩刀II，中方叫“超-7”。所以由巴方牵头，把成都132厂和格鲁门公司拉到一起，研究为巴基斯坦生产“穷人的F-16”。当时屠基达带着一帮技术人员一直在格鲁门公司进行“佩刀II”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资金由巴基斯坦支付，对于132厂来说这是笔不错的生意。“佩刀II”计划后来被巴基斯坦放弃了。但是132厂不死心，想继续这个计划，抢占低端出口市场，所以和格鲁门公司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其实对于土共来说，“和平珍珠”并不是什么太合算的买卖，美方只是销售产品，中方得到的只是“黑盒子”，能拿到的技术资料有限。老美为了防止泄密，设备的安装测试都不让中方干，土共必须把飞机运到美国，美国佬安装完设备测试好了，再运回中国。不过中方可以派20多名技术人员到格鲁门公司学习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设备的安装调试，也算有所收获。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 9 8 9年6.4之后，中美彻底反目。“超-7”和“和平典范”计划双双流产。“超-7”那边中方损失不大，反正只到了方案论证阶段，中方反而学到了不少东西。“和平典范”那边的损失就大了，运到美国的两架“歼8-2”被美方扣下，技术人员全部遣返中国。中方损失的不仅仅是前期投入的2亿美元，而且对于土共来说当时最先进的歼8-2的技术性能被美方了解了个透，蔡国庆被人前前后后摸了个遍还拍了裸 照，这个亏吃大了，这是一出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格鲁门公司表示，要继续这个项目土共必须追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放在美国的歼8-2必须交保管费。土共只好终止了这个项目。直到1992年老布什做出“简单了结”的决定，两架蔡国庆才回到中国。
在与老美的接触的10多年中，土共算是看到了《九阴真经》的目录，真正的经文是一点儿没看着。在西天取经的这些年中，真正对后来的技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斯贝”发动机，另一个是从法国引进的全套“海豚”直升机生产技术，这些咱们以后再慢慢聊。
1970年代末，太宗克成大统之后，大批军工科研项目下马，其中就包括已经定型的“直7”直升机。在勒令直7下马时，某高层曾经表示“六院是大肥猪，要宰而食之、食而化之”。六院即航空研究院，前身是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自研项目下马了，仿制苏联“米-4”直升机的国产“直5”因为性能太落后，也于1979年停产了，土共面临无直升机可用的窘境。1970年代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再加上很多地方等直升机急用，于是先后从美国、法国购买了一些直升机。
1973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超黄蜂”SA321直升机，后来成了土共的宝贝疙瘩，装备给海军航空兵，干了不少活儿。当时七机部要试射东风-5洲际导弹，想往太平洋中发射，需要远洋测量船，船上必须配备直升机，当时建设整个测量船队的工程叫“718工程”，超黄蜂就是为718工程配备的。1980年洲际导弹试射成功，超黄蜂是立了大功的。
装备海航的“超黄蜂”反潜直升机：
1975年，北京燕山石化建设30万吨乙烯工程，第二年一个火炬头烧坏了，必须更换，需要在125米高的火炬塔上安装直径1.2米、高4米、重3吨的火炬头，当初火炬塔是在地面安装好后整体吊装的，如果再次把火炬塔放到，管道、电线、仪表都要拆，工期会很长，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用直升机吊装，请求海军航空兵协助。超黄蜂直升机到达后，在地面模拟了几次没问题，吊装也很顺利，但火炬头就位后，绳子死活解不开了，本来直升机上有紧急断绳装置，但驾驶员没有使用，想再坚持一会儿，结果发动机过热，超黄蜂坠毁，飞行团长王新训罹难。
1970年代末，还从美国购买了8架贝尔212直升机，用起来感觉不错，但原装机价格太高，多了买不起，于是想引进技术自己生产。1979年，三机部在总参和中航技公司的安排下，派出考察组去美国贝尔、西科尔斯基和休斯三家直升机公司考察。中航技，全称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1980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各国防工业部门成立“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一是从国外进口产品，二是从国外揽点儿来料加工之类的活儿干，中航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考察组由三机部副部长崔光炜为团长，中航技柯德铭为秘书长，哈飞的总工程师齐志昆和曹竞南为技术小组，共12人。
此前，三机部部长吕东率代表团去法国看过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直升机，但法国佬“悍然”拒绝转让技术，于是只好作罢。
考察团到美国后，参观了几家公司的生产线，并与贝尔公司谈判，贝尔公司同意转让“贝尔212"直升机相关技术，但要价颇高。
法国佬听说生意被美国人抢了，急了，两个月内五次派团到中国谈判，还派了“海豚”的总设计师亲自来华洽谈，602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问了不少设计方面的问题，总设计师都做了回答，还给了不少技术资料。土共一看法国人表现不错，很有诚意，于是又派考察团去法国，还是去美国的那些人，又加上了602所的所长何文治，一共13人。海豚直升机性能很好，技术也更先进，国内各用户一致赞同选海豚作为引进机型。1980年，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意三机部提出的引进方案，386时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后来引进苏27时386拍板果断坚决也许与他这段经历有关。
1980年9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上报“关于三机部引进法国‘海豚’直升机人民币贷款的请示”，时任副总理的古牧批示“拟同意。请紫阳、万里、依林、爱萍同志批”，众头领均圈阅。
经过几次谈判，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365N/N1直升机技术转让4850万法郎，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赫耶涡轴发动机技术转让1100万法郎，50架份直升机和发动机的整机、零部件和原材料共25385万法郎，总共31335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折合7460万美元。比美国贝尔的报价便宜24%，贝尔的报价中还不包括发动机和燃油调节器的技术转让。
合同规定转让生产许可权，包括技术资料与技术秘密（Know how），允许中国向亚洲和非洲的非法语区出口。另外，中方生产的合格零部件还可以返销法国。
法方还同意提供他们将“海豚”改装成各种用途武装直升机的图纸、资料，包括装备导弹、火箭弹、机炮、搜索雷达、声纳、着舰鱼叉、反潜、反水面舰只各种装置的图纸、资料。为避免巴黎统筹委员会方面的麻烦，提供上述军用资料的内容没有写在合同文本内，法国另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法国佬与土共的幕后交易由来已久。
从1980年9月到1983年5月，中国方面共收到海豚SA365N直升机资料77批、586个包装箱、总重4235公斤，共51010分，230953页。
海豚直升机机体交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122厂）生产，阿赫耶涡轴发动机由湖南株洲的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331厂），主旋翼轴、尾轴、发动机连接轴主减速器和尾减速器（简称三轴两器）由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公司（120厂）生产，螺旋桨由河北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550厂）生产。
1982年2月4日，由哈飞总装的第一架“海豚”试装完毕。运到法国试飞后分解，运到北京后再次组装试飞，后交付民航使用。
1982年12月，6031号海豚直升机在122厂验收飞行中坠毁，正副驾驶和机械师三人遇难。6031号机是法方提供大部件和成品，122厂总装，空军第二试飞大队负责试飞的第三架飞机。在规定试飞科目试飞中一切正常，科目飞完后，飞行员自己增飞了一个“跃升翻转”机动动作，进入翻转异常状态，坠地爆炸烧毁。现场调查中，工业部门认为事故原因是飞行员对“海豚”技术未吃透，操纵不熟练，轻易做此高难度动作，缺乏应急处置能力，瞬间坠地，造成坠毁，事前法国专家曾有警告，但未予重视。
1983年10月，总参发文，海豚正式列入解放军装备序列，命名为“直9”，发动机命名为“涡轴8”。
涵道式尾桨是“海豚”的典型标志：
鼻子的确很像海豚：
多年后，再看当时引进法国技术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如果与美国合作，难保不出现第二个“和平典范”。迄今为止，土共仍未研制出技术上超越“涡轴8”的发动机。海豚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土共的直升机制造水平，而直九的全面国产化也使直九改装的武装直升机成了陆航的主力机型。
装备陆航的直九武装直升机：
网友拍到的直九的最新改进型WZ-19，网友戏称其为“阿帕豚”：
在这场交易中，法国也是极大的受益者，透博梅卡等法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株洲和西安发动机公司的外包业务很多都是透博梅卡公司的。以土共庞大的国内市场做后盾，法国30多年前种下的种子，将在今后有更大的收获。
“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这话出自周文正公之口。
1971年，文革闹的正汹，航空产品质量急剧下降，作战飞机机毁人亡的事故不断，援外飞机问题频频。朝鲜的飞机事故报告、巴基斯坦飞机质量报告、空军海军的飞机事故报告一摞一摞地堆在周文正公的办公桌上。于是周公指示叶剑英负责处理，中央军委甚至急令全国所有歼6一律停飞。叶剑英遂召集空军和三机部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
会议开到第8天，周公率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亲临会场。周公曰：“大家不要紧张，主要的责任在国务院，我向你们道歉。”于是众人释然，开始七嘴八舌地汇报情况、分析原因。有人试探着说约翰牛家里的“斯贝”质量很好，咱们买的“三叉戟”用的就是斯贝发动机，英国装备的F4鬼怪式战斗机用的就是带加力燃烧室的军用型斯贝MK202，所以MK202也被叫成“鬼怪斯贝”，不知道能否考虑引进。
周公曰：“发动机是飞机心脏，不管导弹、原子弹、氢弹都有发动机问题，航空工业更是如此。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要好好治治这个心脏病。”并表示引进英国斯贝的问题可以考虑。“心脏病”一说就是出自这次会议。
1971年7月，周公批准三机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斯贝”发动机。这叫“以民掩军”，就是名义上是民用、实际上是军用。以前为了规避巴统制裁、现在为了规避欧盟和老美的封锁，这种以民掩军的事儿土共没少干。土共的旺盛需求甚至在欧美催生了一批专门干这种事儿的公司，“战争之王”们的手段不可小觑，当然偶尔也会有走霉运的“战争之王”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甚至送进大牢。不过，土共也免不了要多出点儿血，价格比正常渠道高数倍都是有可能的。
1972年1月17日，住英国使馆商务参赞张建华约见“斯贝”的生产商罗罗公司，了解直接购买“斯贝”发动机乃至引进技术的可行性，张收到邀请参观了罗罗公司，同时罗罗的技术董事胡克提出访华要求。
看到大主顾上门儿，罗罗公司也很积极，甚至通过罗马尼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向叶剑英副主席传话，询问胡克能否访华。叶剑英招呼外贸部、三机部、空军、民用航空局会商。三机部决定购买60-70台斯贝，用于改装轰5改和轰6改各10架，这种改装是当时的想法，后来都没有实现。
1972年5月，罗罗公司技术董事胡克一行访华，期间介绍了“斯贝”等四种发动机的情况，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座谈，参观了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叶剑英多次指示“要从胡克那里挤出点儿东西来”，不知道那位先生当时有没有当奶牛的感觉。
1972年底英国同意向土共单独出售民用“斯贝”发动机。
1973年1月，三机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建议购买“斯贝”专利，两架猎兔狗飞机（现在一般叫“鹞式”战斗机）和一套发动机试验设备的方案。李先念批示拟同意，众头领圈阅，表示同意。
1973年3月，胡克和罗罗董事长基恩先后访华，土共一口咬定只要军用“斯贝”的专利，民用的不行。基恩说，巴统那边绕不过去，很麻烦，只能跟英国政府争取。
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去美国向尼克松大统领请示，征得美国同意后，罗罗公司约见中国住英国大使宋之光，表示英国政府已授权罗罗公司，谈判出售“军用”斯贝发动机。双方开始互派谈判和考察小组。
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606所）拿到斯贝的数据一看，说这玩意低空性能很好，但高空性能很差。当时土共军机够不着美国的高空侦察机，颇为恼火，所以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需求，606所说斯贝的高空性能还不如国产涡喷呢，用在歼击机上恐怕是没戏。三机部说斯贝油耗低、可靠性高、寿命长，歼击机上用不了，那就上强击机和轰炸机吧。
1974年，江青弄出个“蜗牛事件”。美国康宁公司送给土共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一些小礼品，是“玻璃蜗牛”，江青说“美国人这是骂我们爬行主义”，是“路线问题”。斯贝引进也被批为“卖国主义”、“引狼入室”，差点儿停止。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坚决顶住，斯贝引进才没有流产。
1975年，太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英双方经过六轮谈判，1975年12月签订引进“斯贝”专利的合同。内容包括购买军用斯贝航空发动机专利（4150万胖子）、50台套发动机整机购销合同（3097万胖子）和发动机辅机专利合同（432.5万胖子），合计7679万胖子。
斯贝的国产型号定为“涡扇-9”。
一开始想把斯贝安排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410厂，因为与香港歌星黎明同名，网友戏称其为“歌星厂”）生产，但黎明忙于试制涡扇6，不想要。于是只好安排在西安红旗航空发动机厂（430厂，也叫红旗厂）生产，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也从606所调到了430厂主管质量考核。红旗厂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700多台新设备，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估计歌星厂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红旗厂先后翻译复制了42万份技术资料。1979年下半年，分两批装出了4台发动机，并完成了150小时持久试车考核。1980年在英国完成了高空模拟试车，低温启动试车、疲劳强度试验，均符合技术要求。去英国做试验时，624所（燃气涡轮研究院）的刘大响也在其中，深入了解了牛牛的高空试车台和试验方法，回来后刘大响对此念念不忘，最后搞成了中国自己的高空试车台，那是后话。
斯贝1980年试制成功后却没有继续生产，所有技术资料包括购入的40多台原装发动机直接被封在仓库里无人问津了，因为与其配套的强6、轰改等军机项目统统下马了。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斯贝长期嫁不出去，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负责引进的人的一块儿“心病”。王震甚至亲自去找工程热物理专家吴仲华，让吴仲华院士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斯贝改成燃气轮机，做为舰用动力装置。直到吴仲华1992年去世，斯贝改燃气轮机的事儿也没成。
歼轰-7“飞豹”能够研制成功，这批躺在仓库里的“斯贝”是立了大功的，当时力主引进的几个大头目后来都位极人臣，这批货躺在那里对他们总是无形的压力，或许“飞豹”就是因此逃过了太宗的无影砍刀手，否则飞豹必死无疑。
直到歼轰7“飞豹”定型批生产之后，这批“斯贝”才走出仓库。1994年，海军空军抢着要飞豹，库存的斯贝不够使了，于是又去找英国人商量想再买一批，英国人说30多年前的东西早停产了，于是只好从英国人的手里买了一批退下来的“堪修”的旧货，七拼八凑的又弄了80多台发动机。还是不够使，这才又启动了斯贝国产化的项目，这时候只能一切从头开始，包括相关的原材料、工艺等也必须自己重新研制。
2003年，斯贝的国产型号“涡扇-9”定型，命名为“秦岭”。
太祖说他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虎气乃王霸之气，这个好理解。至于猴气，西方人的解释就五花八门了，甚至有所谓“权威的中国研究者”把猴气解释为“狡黠、机敏之意”。其实满拧，西方人没看过《西游记》，不知道孙猴子是何等人物，中国人则是打小儿听着西游记的故事长大的，自然知道孙猴子是“秩序的挑战者”。给他个齐天大圣的封号，即使安排他去干弼马温的活儿，他也会屁颠儿屁颠儿去赴任的。
土共为了弄这“齐天大圣”的封号，费了老鼻子劲了。首先，美苏两家 1963 年签订的《禁止核试验公约》是坚决不能承认，1964年先爆原子 弹，1967年再爆氢弹，1971年卫星上天，“两弹一星”是齐天大圣的必杀技，没这本事，就戴不了这帽子。有人说，原子 弹氢弹的威力可以理解，那颗卫星只能播放单调的东方红乐曲，嘛用都没有。其实不然，能把卫星送上天就意味着能把核弹扔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它代表着你的运载能力，至于卫星本身能干什么并不重要，就算是个铁疙瘩也无所谓。如果说核弹是子 弹，那运载火箭就是枪。枪和弹都有了，这大流氓的标准配备就齐活儿了。除了练功之外，就是拉票，亚非拉的穷哥们儿，统统的送礼。
土共1971年4月成功发射卫星，1971年10月就“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把常凯申那把常任理事国的椅子给抢过来了。土共终于从台下的看客变成了棋手，坐到棋桌上开始下棋了。太祖下的第一手棋居然是跟宿敌美帝握手，共同对付昔日的老大哥加盟友苏联，这让好多人大跌眼镜。其实不光太祖，尼克松也看到了这一步棋，所以说太祖和尼克松都是政治家，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只是个政客，这厮就是一维持会长，为了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拒绝与土共改善关系，苏联最后解体与这厮长达20年的僵化腐败执政关系密切。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航空界也开始接触西方技术，西方的技术体系与毛子差异巨大。西方的设计原则追求的是精度高、寿命长。毛子的设计思想是结构简单可靠、便于大批量生产，因为战时飞机的生存期都很短，几场战斗下来，一批飞机基本就打光了，新飞机必须尽快补充进来，能长期生存下来的飞行员都很少，更不用说飞机了，并不是每个毛子飞行员都是阔日杜布，飞行员起飞时根本就别做能活着回来的打算。二战时追求的是飞机的生产速度，至于寿命是50个小时还是1000个小时并不重要，反正大部分飞机10个飞行小时之内都会被击落，只要飞机生产的足够快，飞行员命大不阵亡，每次回来都开新飞机也能供得上。二战时，毛子就是靠这种大批量的“粗制滥造”把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国佬干趴下的。毛子这套手段在战时很管用，但在和平时期就不太灵了，和平时期精度高寿命长的产品使用成本低，有利于降低军费。
中国与西方公司的接触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刚开始购买的英国“三叉戟”客机是从巴基斯坦转手买来的，林彪出逃时乘坐的就是其中一架，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后来与西方关系缓和了，干脆直接从英国购买。三叉戟并不是一款特别成功的机型，一共只生产了170多架，却有30%在中国。但就是这西方末流的三叉戟在土共眼里也是神器，对三叉戟上寿命长可靠性高的发动机印象尤其深刻。开始跟英国商量着要引进三叉戟的发动机“斯贝(SPEY)”，英国佬只答应卖不带加力的民用版，土共说那算了，后来英国佬还是答应卖军 用版的。“斯贝”是1975年引进的，国产型号叫“秦岭（涡扇9）”。
土共1975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SA321超黄蜂直升机，后来自己仿制的型号叫“直8”。1980年代又从法国引进了“海豚直升机”的生产技术，国产型号为“直9”。如果说土共的固定翼飞机深受毛子的影响，那么直升机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则深受法国的影响。土共与法国的合作比较多，而且土共多次赞赏法国“具有独立的外交政策”，这是官话，土话是“你们不太听美国老大的话，俺们很高兴”。1985年，沈阳601所研究在歼8II上挂中距弹，需要做风洞捕获轨迹试验（Captive Trajectory Test，CTS），当时国内风洞还不能做这种试验（这种风洞1988年才建成），是李天带队去法国宇航院的莫当1.75米跨超声速风洞做的试验。当时法国佬给了每人1500法郎“零用钱”，李天他们回国后都上缴了。法国佬给回扣的手段不比温州商人差，所以弯弯后来购买幻影2000闹出弊案也不奇怪。现在印度正准备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斗机，不知道又有多少红头阿三发大财。
1970年代，西方的航空电子产品更令土共开眼界，尤其是雷达和平视显示器。土共与英国的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法国的汤姆逊等航电公司都相过亲。后来决定从马可尼引进航电和平显等设备改装歼7，型号为歼7M。在此之前，土共只是有少数人听说过平视显示器，没有一架飞机上装这玩意儿，谈判前只能现找资料恶补。1979年屠基达等人去英国谈判，一共引进了7项设备，分别由国内的厂家定点生产，大气数据机由161厂（中航成都凯天电子）、雷达高度表由782厂（陕西长岭电子）、电台及保密机由712厂（天津通广）、静止变流机由秦岭航空电气厂、照相枪由248厂（西安北方光电）、测距雷达由781厂（兰州长风）、平显由西安7171厂（电子及总装）和248厂（光学部件），分工定点生产。
1980年合同签完，600万英镑定金交了。结果空军说没钱，外汇紧张，不要了。张爱萍召集开会，决定“停止工程、撤销合同、不再谈判”。负责谈判的屠基达当时就懵了，定金要不回来，加上国内的费用，损失将达到4000多万，这责任要是抗下来，不死也得丢半条命。屠基达只能做些说服工作，说平视显示器是发展趋势，而且毛子还在用瞄准具，F16才刚刚装上平显，这绝对是好东西，不要太可惜了。大领导们说，我们知道是好东西，但实在是没钱，真没办法。
就在这时候，救星来了，约旦要买歼7，而且要的很急，可以先付定金。土共一听，兜里正缺钱呢，财神就来了。于是这批加装英国航电的歼7直接卖给了约旦。其实约旦也不是真正的买家，真正的买家是伊拉克。那时候伊朗伊拉克的“两伊战争”打得正热闹，都忙着满世界购买武器。伊朗早前跟土共买过一批歼7，土共不好意思直接卖给伊拉克，所以让约旦过过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波斯人知道以后不愿意了，心说，我们俩打架，你个腹黑小白兔两边儿递刀子，太不地道了。后来伊朗以“售后服务不好”为由，把这批歼7处理给了苏丹。现在伊朗虽然极度缺乏战斗机，但打死也不买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不知道是否与那时的经历有关。
不过伊朗是不知道土共的难处，那时候是真穷，没办法，吃饭要紧，道义只能先放一边儿。在1980年代初，航空企业的日子都很难过，工资都发不出来。成飞能拿到60架飞机、2亿多美元的大单子，其它企业都羡慕的不得了。
1983年，航空部开会，张爱萍副总理讲话，批评航空部引进上的三件大事是“三大洋马”，第一是斯贝发动机，第二是马可尼的航电、第三是海豚直升机。屠基达听了，脖子后头凉飕飕的。
成飞这单生意完成之后，埃及、巴基斯坦也开始订货，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1986年，第一批可以挂PL-8导弹的歼7M交付空军，土共才第一次用上平显。
武林人士对于武功秘籍看得很重，无数人为了本儿《九阴真经》而丧命，而拿到手的人则秘不示人，甚至连老婆孩子都不让看。老美也不例外，为了防止秘籍被人偷看，把猪 朋 狗 友们召集到一起，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也叫“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专门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
巴统是1949年秘密成立的，一开始针对的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禁运货品有三大类，包括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战略产品。I号禁运货单为绝对禁运者，如武器和核原料，II号货单属于数量管制，III号货单属于监视项目。违反规定的小弟，一律家法处置。1983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巴统规定，卖给毛子几台大型五轴联动数控铣床，让毛子的螺旋桨推进器噪音大大降低。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鬼子的一个雇员因为被解雇，对老板不满，于是跑到老美哪里告状，说老板良心大大地坏了，数控机床毛子地卖。老美知道以后大为光火，结结实实地给了鬼子几个大耳瓜子，东芝公司不仅要接受制裁，还要花上亿日元在美国50多家报纸上登报“谢罪”，最后鬼子的首相出面道歉，这事儿才算过去。
有趣的是，1952年巴统特意设置了“中国委员会”，专门对付土共。而且制定了针对土共的“中国特别禁单”，该禁单包括的项目比对苏联和东欧的项目还多500余种。可见朝鲜战争的确打痛了老美，所以对土共特别地咬牙切齿。
19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后，老美在西欧的诸小弟争相与土共建交。巴统开始放宽对土共的限制，后来又把对华出口审批权下放给各成员国，不再逐项报批，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 9 8 9年，直到6.4风波之后，老美与欧共体先后决定禁止对华军售。1980年代是所谓“中美蜜月期”，土共从欧洲引进了一大批军事技术与装备，在航空领域与老美也多有合作。不过，对老美来说，土共终归只是“非敌非友”，对盟友都防着一手的老美，当然不会对土共完全开放，始终只是有限制的接触罢了。巴统虽然于1994年解体了，但巴统的职能由欧盟接替，禁运与遏制的实质并未改变。
1970-1980年代，正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在雷达、导航系统、火控计算机及数据总线方面，老美是一枝独秀，就算是毛子，差距也不小。土共对此早就垂涎三尺，跟英国马可尼谈判的时候就要过雷达，马可尼申请不到出口许可证，只好作罢。
1980年代中，土共考虑过引进西方的战斗机，老美F-16 和法国的幻影2000都曾在考虑之列。参加巴黎航展时，歼7的首席试飞员葛文墉还曾试飞过幻影2000，对幻影2000的航电系统那是赞不绝口。不过，土共那时候囊中羞涩，大批量购买其实也没有能力。而且，只买产品的话，土共也不会干，必须是全套技术资料与生产工艺一起引进，那样西方也不会答应，他们传统上只卖孩子不卖媳妇儿，李书福对此就深有体会，老李花大价钱买了个洋媳妇儿，人家不让带回家不算，连摸一下都不行。退一万步讲，就算西方答应出售全套技术资料，那个费用也会是个天文数字，土共根本承受不起。
觉察到土共与法国人的接触，老美嗅到了钱的味道，于是与土共达成了用美国航电改装歼8-2的协议，美国佬给这个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和平珍珠”，土共方面也叫“和平典范”。合同主要内容是为歼8-2加装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座舱显示系统、1553总线、新型火控计算机等，一共55套，合同金额5.5亿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钱，按当时的价格，能买24架F-16。“和平珍珠”的美方主承包商是格鲁门公司。那个APG-66脉冲多普勒雷达是个好东西，F-16A/B block15上安装的就是这种雷达，当时土共自己只能生产单脉冲雷达，属于上一代的技术，脉冲多普勒雷达自己搞不定。
土共与格鲁门公司早就有过合作。当时巴基斯坦每年都能拿到一笔美国的军事援助，巴方嫌美国飞机太贵，琢磨着用中国歼7的机体加上美国的发动机和电子设备，攒一个比F-16便宜很多，但性能还算不错的战斗机，巴方把这个计划叫佩刀II，中方叫“超-7”。所以由巴方牵头，把成都132厂和格鲁门公司拉到一起，研究为巴基斯坦生产“穷人的F-16”。当时屠基达带着一帮技术人员一直在格鲁门公司进行“佩刀II”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资金由巴基斯坦支付，对于132厂来说这是笔不错的生意。“佩刀II”计划后来被巴基斯坦放弃了。但是132厂不死心，想继续这个计划，抢占低端出口市场，所以和格鲁门公司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
其实对于土共来说，“和平珍珠”并不是什么太合算的买卖，美方只是销售产品，中方得到的只是“黑盒子”，能拿到的技术资料有限。老美为了防止泄密，设备的安装测试都不让中方干，土共必须把飞机运到美国，美国佬安装完设备测试好了，再运回中国。不过中方可以派20多名技术人员到格鲁门公司学习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设备的安装调试，也算有所收获。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1 9 8 9年6.4之后，中美彻底反目。“超-7”和“和平典范”计划双双流产。“超-7”那边中方损失不大，反正只到了方案论证阶段，中方反而学到了不少东西。“和平典范”那边的损失就大了，运到美国的两架“歼8-2”被美方扣下，技术人员全部遣返中国。中方损失的不仅仅是前期投入的2亿美元，而且对于土共来说当时最先进的歼8-2的技术性能被美方了解了个透，蔡国庆被人前前后后摸了个遍还拍了裸 照，这个亏吃大了，这是一出真正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后来格鲁门公司表示，要继续这个项目土共必须追加2~3亿美元的投资，理由是放在美国的歼8-2必须交保管费。土共只好终止了这个项目。直到1992年老布什做出“简单了结”的决定，两架蔡国庆才回到中国。
在与老美的接触的10多年中，土共算是看到了《九阴真经》的目录，真正的经文是一点儿没看着。在西天取经的这些年中，真正对后来的技术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两个项目，一个是“斯贝”发动机，另一个是从法国引进的全套“海豚”直升机生产技术，这些咱们以后再慢慢聊。
1970年代末，太宗克成大统之后，大批军工科研项目下马，其中就包括已经定型的“直7”直升机。在勒令直7下马时，某高层曾经表示“六院是大肥猪，要宰而食之、食而化之”。六院即航空研究院，前身是国防部第六研究院。
自研项目下马了，仿制苏联“米-4”直升机的国产“直5”因为性能太落后，也于1979年停产了，土共面临无直升机可用的窘境。1970年代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再加上很多地方等直升机急用，于是先后从美国、法国购买了一些直升机。
1973年从法国购买了14架“超黄蜂”SA321直升机，后来成了土共的宝贝疙瘩，装备给海军航空兵，干了不少活儿。当时七机部要试射东风-5洲际导弹，想往太平洋中发射，需要远洋测量船，船上必须配备直升机，当时建设整个测量船队的工程叫“718工程”，超黄蜂就是为718工程配备的。1980年洲际导弹试射成功，超黄蜂是立了大功的。
装备海航的“超黄蜂”反潜直升机：
1975年，北京燕山石化建设30万吨乙烯工程，第二年一个火炬头烧坏了，必须更换，需要在125米高的火炬塔上安装直径1.2米、高4米、重3吨的火炬头，当初火炬塔是在地面安装好后整体吊装的，如果再次把火炬塔放到，管道、电线、仪表都要拆，工期会很长，于是有人提出能否用直升机吊装，请求海军航空兵协助。超黄蜂直升机到达后，在地面模拟了几次没问题，吊装也很顺利，但火炬头就位后，绳子死活解不开了，本来直升机上有紧急断绳装置，但驾驶员没有使用，想再坚持一会儿，结果发动机过热，超黄蜂坠毁，飞行团长王新训罹难。
1970年代末，还从美国购买了8架贝尔212直升机，用起来感觉不错，但原装机价格太高，多了买不起，于是想引进技术自己生产。1979年，三机部在总参和中航技公司的安排下，派出考察组去美国贝尔、西科尔斯基和休斯三家直升机公司考察。中航技，全称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1980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各国防工业部门成立“工贸结合”的进出口公司，一是从国外进口产品，二是从国外揽点儿来料加工之类的活儿干，中航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考察组由三机部副部长崔光炜为团长，中航技柯德铭为秘书长，哈飞的总工程师齐志昆和曹竞南为技术小组，共12人。
此前，三机部部长吕东率代表团去法国看过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直升机，但法国佬“悍然”拒绝转让技术，于是只好作罢。
考察团到美国后，参观了几家公司的生产线，并与贝尔公司谈判，贝尔公司同意转让“贝尔212"直升机相关技术，但要价颇高。
法国佬听说生意被美国人抢了，急了，两个月内五次派团到中国谈判，还派了“海豚”的总设计师亲自来华洽谈，602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问了不少设计方面的问题，总设计师都做了回答，还给了不少技术资料。土共一看法国人表现不错，很有诚意，于是又派考察团去法国，还是去美国的那些人，又加上了602所的所长何文治，一共13人。海豚直升机性能很好，技术也更先进，国内各用户一致赞同选海豚作为引进机型。1980年，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同意三机部提出的引进方案，386时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副主任，参加了有关的会议。后来引进苏27时386拍板果断坚决也许与他这段经历有关。
1980年9月，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上报“关于三机部引进法国‘海豚’直升机人民币贷款的请示”，时任副总理的古牧批示“拟同意。请紫阳、万里、依林、爱萍同志批”，众头领均圈阅。
经过几次谈判，与法国达成了协议，法国宇航公司的“海豚”365N/N1直升机技术转让4850万法郎，透博梅卡公司的阿赫耶涡轴发动机技术转让1100万法郎，50架份直升机和发动机的整机、零部件和原材料共25385万法郎，总共31335万法郎，按当时的汇率，折合7460万美元。比美国贝尔的报价便宜24%，贝尔的报价中还不包括发动机和燃油调节器的技术转让。
合同规定转让生产许可权，包括技术资料与技术秘密（Know how），允许中国向亚洲和非洲的非法语区出口。另外，中方生产的合格零部件还可以返销法国。
法方还同意提供他们将“海豚”改装成各种用途武装直升机的图纸、资料，包括装备导弹、火箭弹、机炮、搜索雷达、声纳、着舰鱼叉、反潜、反水面舰只各种装置的图纸、资料。为避免巴黎统筹委员会方面的麻烦，提供上述军用资料的内容没有写在合同文本内，法国另写一份保证书保证。法国佬与土共的幕后交易由来已久。
从1980年9月到1983年5月，中国方面共收到海豚SA365N直升机资料77批、586个包装箱、总重4235公斤，共51010分，230953页。
海豚直升机机体交由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122厂）生产，阿赫耶涡轴发动机由湖南株洲的南方航空动力机械公司（331厂），主旋翼轴、尾轴、发动机连接轴主减速器和尾减速器（简称三轴两器）由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公司（120厂）生产，螺旋桨由河北保定惠阳航空螺旋桨制造厂（550厂）生产。
1982年2月4日，由哈飞总装的第一架“海豚”试装完毕。运到法国试飞后分解，运到北京后再次组装试飞，后交付民航使用。
1982年12月，6031号海豚直升机在122厂验收飞行中坠毁，正副驾驶和机械师三人遇难。6031号机是法方提供大部件和成品，122厂总装，空军第二试飞大队负责试飞的第三架飞机。在规定试飞科目试飞中一切正常，科目飞完后，飞行员自己增飞了一个“跃升翻转”机动动作，进入翻转异常状态，坠地爆炸烧毁。现场调查中，工业部门认为事故原因是飞行员对“海豚”技术未吃透，操纵不熟练，轻易做此高难度动作，缺乏应急处置能力，瞬间坠地，造成坠毁，事前法国专家曾有警告，但未予重视。
1983年10月，总参发文，海豚正式列入解放军装备序列，命名为“直9”，发动机命名为“涡轴8”。
涵道式尾桨是“海豚”的典型标志：
鼻子的确很像海豚：
多年后，再看当时引进法国技术是非常正确的决定，如果与美国合作，难保不出现第二个“和平典范”。迄今为止，土共仍未研制出技术上超越“涡轴8”的发动机。海豚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土共的直升机制造水平，而直九的全面国产化也使直九改装的武装直升机成了陆航的主力机型。
装备陆航的直九武装直升机：
网友拍到的直九的最新改进型WZ-19，网友戏称其为“阿帕豚”：
在这场交易中，法国也是极大的受益者，透博梅卡等法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株洲和西安发动机公司的外包业务很多都是透博梅卡公司的。以土共庞大的国内市场做后盾，法国30多年前种下的种子，将在今后有更大的收获。
“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这话出自周文正公之口。
1971年，文革闹的正汹，航空产品质量急剧下降，作战飞机机毁人亡的事故不断，援外飞机问题频频。朝鲜的飞机事故报告、巴基斯坦飞机质量报告、空军海军的飞机事故报告一摞一摞地堆在周文正公的办公桌上。于是周公指示叶剑英负责处理，中央军委甚至急令全国所有歼6一律停飞。叶剑英遂召集空军和三机部召开“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
会议开到第8天，周公率李先念、余秋里、李德生等亲临会场。周公曰：“大家不要紧张，主要的责任在国务院，我向你们道歉。”于是众人释然，开始七嘴八舌地汇报情况、分析原因。有人试探着说约翰牛家里的“斯贝”质量很好，咱们买的“三叉戟”用的就是斯贝发动机，英国装备的F4鬼怪式战斗机用的就是带加力燃烧室的军用型斯贝MK202，所以MK202也被叫成“鬼怪斯贝”，不知道能否考虑引进。
周公曰：“发动机是飞机心脏，不管导弹、原子弹、氢弹都有发动机问题，航空工业更是如此。航空工业有心脏病，要好好治治这个心脏病。”并表示引进英国斯贝的问题可以考虑。“心脏病”一说就是出自这次会议。
1971年7月，周公批准三机部从英国进口16台民用“斯贝”发动机。这叫“以民掩军”，就是名义上是民用、实际上是军用。以前为了规避巴统制裁、现在为了规避欧盟和老美的封锁，这种以民掩军的事儿土共没少干。土共的旺盛需求甚至在欧美催生了一批专门干这种事儿的公司，“战争之王”们的手段不可小觑，当然偶尔也会有走霉运的“战争之王”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甚至送进大牢。不过，土共也免不了要多出点儿血，价格比正常渠道高数倍都是有可能的。
1972年1月17日，住英国使馆商务参赞张建华约见“斯贝”的生产商罗罗公司，了解直接购买“斯贝”发动机乃至引进技术的可行性，张收到邀请参观了罗罗公司，同时罗罗的技术董事胡克提出访华要求。
看到大主顾上门儿，罗罗公司也很积极，甚至通过罗马尼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向叶剑英副主席传话，询问胡克能否访华。叶剑英招呼外贸部、三机部、空军、民用航空局会商。三机部决定购买60-70台斯贝，用于改装轰5改和轰6改各10架，这种改装是当时的想法，后来都没有实现。
1972年5月，罗罗公司技术董事胡克一行访华，期间介绍了“斯贝”等四种发动机的情况，进行了技术交流和座谈，参观了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叶剑英多次指示“要从胡克那里挤出点儿东西来”，不知道那位先生当时有没有当奶牛的感觉。
1972年底英国同意向土共单独出售民用“斯贝”发动机。
1973年1月，三机部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报告，建议购买“斯贝”专利，两架猎兔狗飞机（现在一般叫“鹞式”战斗机）和一套发动机试验设备的方案。李先念批示拟同意，众头领圈阅，表示同意。
1973年3月，胡克和罗罗董事长基恩先后访华，土共一口咬定只要军用“斯贝”的专利，民用的不行。基恩说，巴统那边绕不过去，很麻烦，只能跟英国政府争取。
时任英国首相希思亲自去美国向尼克松大统领请示，征得美国同意后，罗罗公司约见中国住英国大使宋之光，表示英国政府已授权罗罗公司，谈判出售“军用”斯贝发动机。双方开始互派谈判和考察小组。
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606所）拿到斯贝的数据一看，说这玩意低空性能很好，但高空性能很差。当时土共军机够不着美国的高空侦察机，颇为恼火，所以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需求，606所说斯贝的高空性能还不如国产涡喷呢，用在歼击机上恐怕是没戏。三机部说斯贝油耗低、可靠性高、寿命长，歼击机上用不了，那就上强击机和轰炸机吧。
1974年，江青弄出个“蜗牛事件”。美国康宁公司送给土共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一些小礼品，是“玻璃蜗牛”，江青说“美国人这是骂我们爬行主义”，是“路线问题”。斯贝引进也被批为“卖国主义”、“引狼入室”，差点儿停止。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坚决顶住，斯贝引进才没有流产。
1975年，太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英双方经过六轮谈判，1975年12月签订引进“斯贝”专利的合同。内容包括购买军用斯贝航空发动机专利（4150万胖子）、50台套发动机整机购销合同（3097万胖子）和发动机辅机专利合同（432.5万胖子），合计7679万胖子。
斯贝的国产型号定为“涡扇-9”。
一开始想把斯贝安排在沈阳黎明发动机厂（410厂，因为与香港歌星黎明同名，网友戏称其为“歌星厂”）生产，但黎明忙于试制涡扇6，不想要。于是只好安排在西安红旗航空发动机厂（430厂，也叫红旗厂）生产，人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的吴大观也从606所调到了430厂主管质量考核。红旗厂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700多台新设备，狠狠地发了一笔横财，估计歌星厂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红旗厂先后翻译复制了42万份技术资料。1979年下半年，分两批装出了4台发动机，并完成了150小时持久试车考核。1980年在英国完成了高空模拟试车，低温启动试车、疲劳强度试验，均符合技术要求。去英国做试验时，624所（燃气涡轮研究院）的刘大响也在其中，深入了解了牛牛的高空试车台和试验方法，回来后刘大响对此念念不忘，最后搞成了中国自己的高空试车台，那是后话。
斯贝1980年试制成功后却没有继续生产，所有技术资料包括购入的40多台原装发动机直接被封在仓库里无人问津了，因为与其配套的强6、轰改等军机项目统统下马了。这一停就是十多年。
斯贝长期嫁不出去，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负责引进的人的一块儿“心病”。王震甚至亲自去找工程热物理专家吴仲华，让吴仲华院士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斯贝改成燃气轮机，做为舰用动力装置。直到吴仲华1992年去世，斯贝改燃气轮机的事儿也没成。
歼轰-7“飞豹”能够研制成功，这批躺在仓库里的“斯贝”是立了大功的，当时力主引进的几个大头目后来都位极人臣，这批货躺在那里对他们总是无形的压力，或许“飞豹”就是因此逃过了太宗的无影砍刀手，否则飞豹必死无疑。
直到歼轰7“飞豹”定型批生产之后，这批“斯贝”才走出仓库。1994年，海军空军抢着要飞豹，库存的斯贝不够使了，于是又去找英国人商量想再买一批，英国人说30多年前的东西早停产了，于是只好从英国人的手里买了一批退下来的“堪修”的旧货，七拼八凑的又弄了80多台发动机。还是不够使，这才又启动了斯贝国产化的项目，这时候只能一切从头开始，包括相关的原材料、工艺等也必须自己重新研制。
2003年，斯贝的国产型号“涡扇-9”定型，命名为“秦岭”。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六扇门儿
随着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五院”声名鹊起。五院的前身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钱学森。老五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但是提起老六，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毛子那本《九阴真经》不让土共看了。于是土共开始琢磨着建立自己的航空科研机构。1961年中 央 军 委决定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属于军队编制，全部穿军装，部队番号4847。六院主要的人员来源是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的科研部门、哈军工一部、沈飞的歼击机设计研究所、空军的科研单位、陆军守备22师师部等11个单位。六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唐延杰中将，政委王振乾少将，都是带兵出身的。
六院第一批成立的研究所有六院一所（歼击机设计所）、六院二所（发动机设计所）、六院三所（航空附件设计所）、六院四所（航空情报研究所）、六院五所（航空兵器设计所）、六院六所（航空材料研究所）、六院七所（空气动力研究所）、六院八所（试飞研究所）、六院九所（航空工艺研究所），稍后又成立了计量检定所、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航空标准化研究所等，形成了初步的科研能力。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为加强大型飞机设计，开展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在飞机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以及补充弹射救生等缺门。扩建了弹射救生研究所（609所），兴建了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水上飞机设计研究所（605所）、大型客机设计研究所（640所）、第二歼击机设计研究所（611所）、计算技术研究所（631所），以及航空部、厂所属的各研究所与设计所，形成了完整的航空科研体系。
六院的人先是1961年穿军装入伍，1965年又脱军装归三机部领导。几经辗转，现在发展到30多个研究所，总舵叫中国航空研究院，直属中航工业。
现在航空系统的研究所基本上都是“六”字开头的，我们先来看看六扇门儿在全国各地的分舵：
601所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602所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景德镇）
603所 中航第一飞机研究院（西安阎良）
605所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湖北荆门）
606所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607所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苏州）
608所 株洲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609所 中国航空附件研究所（湖北襄樊）
610所 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湖北襄樊）
611所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612所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
613所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614所 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无锡）
615所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
618所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620所 中国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
621所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622所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623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624所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院部成都，试验基地江油）
625所 中国航空工业制造工程研究所（北京）
626所 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627所 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
628所 中国航空信息中心（北京）
629所 结构热强度研究所（陕西长安）
630所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阎良）
631所 中国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西安）
633所 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4所 北京长城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7所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640所 上海飞机研究所
648所 贵州飞机设计所（贵州安顺）
649所 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原来在贵州平坝，现已迁至贵阳）
650所 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
其中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原沈飞设计室与哈军工一部分师生合建而成的，当时叫六院一所。所址是原沈阳炮兵侦察学校的营房，解放前那里是日伪的兵营。
大跃进时期，哈军工的师生搞了一个“东风-113”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5，升限25000米”所谓“双25”方案。而原112厂设计室搞了一个“东风-107”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6，升限26000”。反正都是吹牛，堪比“亩产万斤”。两拨人合并后一商量，两个项目指标接近，人手又都不足，干脆合成一个项目干吧。那时候，无论是理论基础、设计规范和方法、系统整合能力、设备研制能力、材料工业全都跟不上，项目的失败是必然的。大跃进过后，东风107、东风113双双夭折。
1961年，毛子同意转让米格-21的技术给中国。土共决定仿制，一开始定名为62式飞机，后来改称歼七飞机。土共达到了20架份米格-21的散装件和部分图纸及技术资料。后来因为中苏矛盾越来越大，米格-21的图纸并没有全部拿到手。
大跃进过后，601所的主要任务转为摸透米格-21，翻译、修正、补全图纸。
国防部六院一所（601所，也就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徐舜寿、叶正大都是副所长，黄志千是总设计师。
601所成立的时候，把哈军工参加“东风113”设计的师生合并进来，其中就有后来因成功研制“歼十”而大名鼎鼎的宋文骢，他当时担任气动布局组的组长。还有后来官拜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宋文骢研制“歼十”遇到困难时，谢光给了老宋两个锦囊，老宋回家打开一看，一个上面写的是“拖”，另一个写的是“熬”。
1961年，弯弯的一架美制RF-101“巫毒”式侦察机被福建高炮部队击落，飞行员吴宝智跳伞后被当地农民拿锄头俘虏。提起这件事儿，弯弯总是很委屈地说，大陆“野蛮地击落了我们手无寸铁的侦察机”。“巫毒”被击中后，在福州附近撞山坠毁，变成一堆废铁。当时宋文骢等人就被派去研究这一大块“铁”。虽说RF-101是电子侦察机，只安装了六台照相机，不过它是在F-101A歼击机基础上改装的，所以具有很强的歼击机设计的技术特点，对于宋文骢他们这样的歼击机设计人员很有参考价值。
1962年土共拿到米格-21的20套散装件和部分技术资料以后，没有贸然开始仿制，因为上次吃了仿制米格-19失败的亏。所以六扇门儿要求各分舵“摸透米格21，学习基本功”。于是上上下下开始熟读米格-21各册说明书、规范性能计算程序、研究气动布局和作战使用、深入研究各种布局参数以及改变参数的敏齤感性影响。总之，要找到米格-21身上所有的敏齤感区。这一摸，就摸了三年，前戏的时间“有够长”。
60年代，陆陆续续击落了一些弯弯的美制飞机，RF-101侦察机、P2V-7电子侦察机、U-2高空侦查机。另外徐廷泽起义从台湾飞来一架F-86，还有美国佬玩儿导弹击中了自己的F-4B，也落在我国领海。这些飞机残骸，601都派人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来还专门儿成立了“敌机残骸研究室”。
601整理完歼七（仿米格-21的国产型号）的技术资料，发下去图纸以后，就交给112厂负责了。112厂生产了一批歼七交付部队，但部队反映不积极，一个是新飞机小毛病多（这是一定的，啥时候都一样），再一个部队觉得这玩意儿比“歼六”强不了多少。1968年，歼七转给了成都的132厂，112厂不再参与歼七的工作。歼七真正大批量装备部队是80年代以后的事儿了，关于歼七和132厂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聊。
1964年，601开始着手自行设计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当时，U-2能飞到20000米，而歼六只能够着18000，打U-2非常吃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部队上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执着。1965年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批准了“双发、机头进气”的新歼击机方案，命名为“歼八”。
1965年，罗瑞卿让国防部六院（航空）、七院（舰艇）、十院（雷达电子），三个研究院十万人脱军装转业，划归各工业部领导，六院划归三机部（航空部）。所有人员下调两级工资，搞得很多人怨声载道。同一年，总设计师黄志千出国考察时，在开罗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这两件事儿，给了601所连续两记上勾拳，虽说牙没被打掉，但是难受了好一阵子。
1965年9月，歼八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飞机设计的计算工作量很大，一开始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摇，那确实是个“体力活儿”。后来买了电动计算机，虽然不用出汗了，但速度还是很慢。再后来用上了中科院研制的103计算机，601所出现了第一批“码农”。
1968年歼八01架、02架完成总装。02架做全机静力试验，加载到百分之九十时，机身在第38框拦腰折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齤命，代总师王南寿和主管试验的冯钟越、赵沛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后来查明原因，是制度不严，用错铆钉。1972年，03架才通过静力试验。
1969年7月5日，歼八01架首飞成功，试飞员是尹玉焕。歼八试飞前，很多人心怀疑虑，甚至明确反对，各种意见提了一大堆，后来是空军副司令曹里怀亲自拍板，下令首飞。
不过歼八定型却是10年之后的事儿了，后来又改进成两侧进气的歼八-2。歼八是601养大的第一个亲生儿子，所以怎么看怎么舒服、怎么看怎么顺眼，逢人就夸“我儿子是空中美男子”，但是遭到众网友的一致反对。那时候毛子和西方的三代机都满天飞了，众人说，“蔡国庆也是美男子，出去打架一准儿让人揍趴下”，于是“空中蔡国庆”的雅号就戴在了歼八-2的头上。
如果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衔玉而诞、众星捧月般的嫡长子，那么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则更像是姨娘养的，611生于乱世、成长坎坷。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611终成大器，而601所却像康熙的太子胤礽一样惨遭两度被废的厄运呢？
1964年讨论米格21改进和新歼击机研制计划的时候，实际上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双发动机的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主任王南寿负责，就是歼八；另一个是单发动机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副主任谢光负责，就是歼九。 双发方案的歼八实际上是宋文骢提出来的，他当时是气动布局组的组长。宋文骢和谢光的关系很铁，宋文骢刚结婚时没房子住，谢光军衔比老宋高，把自己的单间让给老宋，老宋才算安了家。
歼八的综合技术论证结束后，老宋被抽调出来主持歼九总体气动论证。歼八进行的比较顺利。歼九的方案却一改再改，搞了I、II、III、IV、V五种方案，后来全被否了。文革期间乱哄哄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航空科研机构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时不时就有人被送去种地，老宋也不例外，成了“五一六”分子。歼九的研制实际上被搁置了好几年。1969年601所被编为几个型号大队，研制歼八的是六大队，歼九是四大队。
1969年跟毛子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东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老毛说我睡不着觉，要搞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军工企业迁到大后方。1970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从601所抽调300多人，到成都组建一个新的歼击机研究所，一开始叫 601所成都分所，后来改叫第二歼击机设计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被抽调到成都的300多人中，就有负责研制歼九的四大队。王南寿被调到成都任总设计师，主持歼九的设计。据说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没有宋文骢，但老宋割舍不下歼九，于是带着老婆搬着行李自己跟着大队去了成都。
611所到了成都的第一件事儿，是争地盘儿抢房子。611所一开始被安排在空军第十三航校，地处成都南郊，与武侯祠仅一墙之隔。十三航校院子很大，院区西侧还有四十亩稻田地。土共走到哪儿都自己种地，那是传统，611所也不例外，自己组织生产队开荒种地、施肥插秧。每年都能分给职工每人几十斤粮食，十多斤菜油。1970年代生活困难，也算是改善了生活。那时候房子也不够用，还得自己组织建筑队盖房子。十三航校的营区原来属于空军，1970年601分迁三线时，空军已经同意把营区交给601分所使用，也办了移交手续。但是，1972年，空军成都指挥所又变卦了，给十三航校留守干部下命令：今后调走的人不再将空出的房子交给611所，由成指后勤部接收，并报告军委“后勤部已进驻大院”，军委只能同意十三航校营区由成指后勤部与611所合住。埋下了双方争地盘儿抢房子的祸根。双方甚至发生武斗，知识分子当然打不过当兵的，挨了揍，四十多人被打，三人重伤，其中一人脾脏被打破，做手术摘除了。一直闹到叶剑英派出调查组，给双方重新划定地盘儿才算把事儿了了。
歼九的设计目标经常变动，而且越来越高，甚至不切实际，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提出要搞“升限26000，马赫数2.6”的“双二六”方案。以当时土共的技术实力，根本达不到。但负责主持歼九设计的总师王寿南对下面的科研人员从来不说实现不了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建设队伍最重要，一旦队伍散了，就什么都完了。
611所主要的工作除了歼九的研制之外，还有歼七的改型工作。1976年，611所调整了歼九的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叫做歼九VI-II方案，特点是：鸭式布局、60度三角翼，两侧进气。是不是有点儿像歼十？没错，后来的歼十就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进的。
1980年，太宗耍大刀，削减军工项目，航空是重灾区，歼九、沈阳601所的歼13、南昌的强6攻击机、上海运十、黎明的涡扇6发动机、西安的涡扇9发动机等统统下马。歼九研制工作全面中止，共投入科研经费2000多万元。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峨嵋派
现在生产“歼十”、“歼二十”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以前有个挺土的名字叫“峨嵋机械厂”，代号132厂。其实航空系统的企业，出于保密的需要，对外都有个“XX机械厂”的名字，比如沈飞叫“松陵机械厂”，代号112厂；哈飞叫“伟建机器厂”，代号122厂，等等。
132厂是1958年开始建设的，厂址设在成都温江黄田坝。起初，132厂建厂的目的不是生产飞机，而是生产导弹。
按照1958年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协定，毛子向土共提供三种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542岸舰导弹、544舰舰导弹和1060潜地导弹。除提供导弹技术外，协议还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629潜艇、205导弹艇和183P鱼雷艇。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三弹三艇”协定。 其中的542导弹（苏联叫KS-1飞航式导弹，外号“小火山”，北约代号SSC-2B）是在米格-15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气动布局与米格-15战斗机基本相同。1959年中期开始，苏联向中国先后运送了导弹和相关的技术资料图纸。
这就是542导弹，跟米格-15非常相像：
正在往“图-16轰炸机”上挂载542：
“图-16轰炸机”发射542的情景：
成飞建厂的目的就是要仿制这种542导弹。当时南昌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仿制544导弹，544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冥河”反舰导弹，1967年埃以战争期间，埃齤及曾用4枚“冥河”击沉以色列最大的战舰“埃特拉”号驱逐舰，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阿三用“冥河”击沉巴基斯坦大型驱逐舰“开伯尔”号，另一艘驱逐舰的舰桥被导弹摧毁。阿三的导弹艇还用“冥河”袭击了卡拉奇港的岸上目标，摧毁了码头的贮油罐。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当技术员，仿制“伊尔28”，国产型号叫“轰五”。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设计科长，当时陈一坚是他的手下，是设计组组长。成立沈飞设计室时，屠基达和陈一坚都被调到沈阳。
屠基达的第一个作品是“初教六”，后来交给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直到今天结实耐用又便宜的“初教六”仍然是土共空军的初级教练机。
1960年，屠基达被调到成都132厂，当时132厂正在热火朝天地仿制542导弹，国产型号命名为“5079飞航式导弹”。结果第二年“大跃进”的大潮退去，成飞发现自己没穿裤衩，5079下马了。屠基达也很郁闷，主管过的东风107流产，参与过的东风113流产，现在刚到成飞第二个年头，5079导弹也流产了，估计屠老的头发就是那几年“习惯性流产”时开始掉的。
成飞还在基建阶段，铺了一大摊子，要是真没事儿干可就难看了，于是航空工业局下令，让成飞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毛子没给全天候型米格-17（给的是白昼型）的技术资料，只给了两架样机。
1962年“歼5甲”测绘完成，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01架运到沈飞做全机静力试验，02架运到西安阎良试飞，1964年11月11日光棍节首飞，只飞了19天就定型了。可见那时候空军要夜间型的急迫心情。歼5甲一共生产了124架。
空军当时用乌米格喷气式教练机，全是从苏联进口的，不够使而且越来越旧。沈飞自己研制的“歼教1”由因为发动机的问题下了马。所以空军急需喷气式教练机，而国内又没有厂家生产。于是屠基达建议在歼5甲的基础上改型生产教练机，这就是“歼教五”。歼教五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程荣生。
歼教五是成飞的“第一桶金”，到1984年，共生产了上千架。
土共1962年就从毛子那儿拿到了米格-21的设计资料，自己仿制的型号叫“歼7”。不过，土共拿到的只是白昼型的资料，所以早期生产的歼7不是全天候型的。
土共拿到米格21的设计资料后，先花了两三年时间翻译整理图纸，研究相关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摸透”。1964年由沈飞（112厂）开始生产，1965年完成全机静力试验，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葛文墉。基本型的歼7只生产了十几架，因为沈飞要全力试制歼8，所以1968年把歼7的生产全部转移到了成都132厂和贵州。
文革刚开始那会儿武斗，成都132厂是重灾区，市区的造反派在北京来的造反派鼓动下冲击132厂，132厂的造反派架起机齤枪就打，结果死了50多人，好多都是学生。后来老毛发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算稍微安定下来。屠基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进了劳改大队，1969年才“解放”。
132厂在歼7基本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加了左机炮，机头进气锥改成无级调节的（原型为三级可调），换装增大推力的发动机等，后来发现发动机毛病多，又改回老发动机。1970年试飞，称为“歼7I”型。歼7I的产量也不大，一共生产了188架，其中40架给了朝鲜。
后来，歼8用的涡喷7乙发动机成熟了，换装了新发动机（歼8用2台，歼7用1台）、安装了改进型弹射座椅的型号称为“歼7II”。歼7II生产的也不多，总共375架。
歼7基本型和早期的改进型，空军都不太待见。最大的问题是雷达。早期的歼7装的是雷达测距器，只能看到前方5-7公里的目标，而且不能给出方位。眼睛好一点儿的飞行员目视就能看到10公里，所以这个测距器聊胜于无。空军给歼7起了个外号叫“跑得飞快的近视眼”。
1970年代，毛子的出口型是米格-21MΦ,与原型相比已经做了很大的改进，土共艳羡不已。但是那时候跟毛子的关系很僵，叫人家“苏修”，拿不到技术资料。
土共跟朝鲜的关系还行，听说朝鲜买了米格-21MΦ，于是成飞派了技术人员去朝鲜又是看又是摸又是捏，测量了一些尺寸，要回来雷达、弹射座椅、发动机等实物还有一些技术资料。
埃及、罗马尼亚也有米格-21MΦ，那时候跟土共关系不错，屠基达等人参观的时候也测量了外部尺寸，还要了一部分文字资料。想想看，后来的工程院院士屠老先生拿着把卷尺测量人家飞机的情景，还蛮好笑的。
孟加拉国也装备了米格-21MΦ，土共与孟加拉国的高层领导人关系不错，屠基达带队去进行了测绘，那时候苏联专家也在孟加拉国，为了防止中苏两方面的人照面，所以中方只能在晚间戒严后去现场。两架米格-21MΦ停在机库，均不完整，一架无发动机，另一架仪表拆去甚多。孟加拉天气炎热，蚊子很厉害，条件相当艰苦，吃了不少苦头。屠基达他们拆开的地方，当晚必须恢复原装，有铅封的、或者拆开后必须换新件的地方，都不让拆。除了进行测绘，还要回来一堆说明书和十七项系统成品。
虽然有这些渠道可以让土共了解米格-21MΦ的情况，但没有样机就不能把飞机拆散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土共对这米格-21MΦ朝思暮想，终于让土共逮着个机会，把米格-21MΦ弄回了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美国的斡旋下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埃以和解，但是几乎所有阿拉伯小兄弟和苏联都表示反对，苏联逼埃及还债，萨达特一怒之下废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跟苏联决裂了。当时埃及手里有不少米格21和米格23，经过谈判，埃及把10架米格-21MΦ、6架米格-23、10枚AS-5“凯尔特人”空面导弹给了土共，以换取土共为其庞大的米格-21机队提供零部件和技术支持。美国也如法炮制，把剩下的米格-23和一些米格-21弄回了美国，作为训练和评估使用。萨达特后来遇刺身亡，主要原因也是与以色列和好。
样机到手了，土共开始测绘仿制，国产型号定名为歼7III。那时文革也结束了，军委要求加快生产歼7。
那时候屠基达是成飞的总工程师，手下是成飞的设计室，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原来属于国防部，后来划归航空部（三机部），与成飞不是一个单位，一个是厂，一个是所，互不隶属。一开始是屠基达主持仿制工作，由132厂、611所还有另外两个单位组成联合设计室。611所原来一直在研制歼9，为了研制歼7III，歼9的设计工作“全面暂停”，后来干脆下马了。
屠基达与611所的设计人员意见不太一致，屠基达主张“全面测绘”，611所一部分人主张测绘数据可以做参考，还是要自己研制。屠老说，那玩意儿时毛子60年代的技术，就算完全测绘，我们也晚了20年，要是等你们自己研制出来，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要自己研制你们可以去鼓捣自己的歼9。屠老在工厂呆的时间很长，先是在哈飞，又调到沈飞，在南昌干过“初教六”，在成飞搞过歼5夜间型和“歼教5”。屠老干事儿比较实际，看哪里不合适，直接打个补丁，有些结构，让设计人员去分析，根本找不到设计依据，按照码农的说法，这叫“dirty hack”。研究所的人则不同，很多人是从大学里出来直接进的研究所，做事儿比较教条，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儿，一般不干，对于工厂里的人“瞧不上”。
屠基达也指挥不动611所的人，毕竟不是一个单位的。三机部曾经发文，把611所合并到132厂，但也执行不下去，后来不了了之了。部里没办法，后来还是把歼7III的研制工作完全交给611所，联合飞机设计室解散，屠基达退出设计工作，但是设计原则还是按照屠基达的意见“完全测绘”。611所与132厂的磨合在后来研制歼10时好了一些，但从立项到首飞还是用了15年，双方真正找到最佳体位，还是现在的歼20研制过程中，歼20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5年多。
歼7III首飞是1984年，定型都到了1988年了。
后来歼7的改型工作一直在持续，歼7也出口到很多国家，买的最多的是巴铁。
歼7系列于2006年停产。
歼7的终极改进型“枭龙”将在巴基斯坦的天空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随着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五院”声名鹊起。五院的前身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钱学森。老五在江湖上威名赫赫，但是提起老六，很多人都说不知道。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毛子那本《九阴真经》不让土共看了。于是土共开始琢磨着建立自己的航空科研机构。1961年中 央 军 委决定成立“国防部第六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属于军队编制，全部穿军装，部队番号4847。六院主要的人员来源是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的科研部门、哈军工一部、沈飞的歼击机设计研究所、空军的科研单位、陆军守备22师师部等11个单位。六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唐延杰中将，政委王振乾少将，都是带兵出身的。
六院第一批成立的研究所有六院一所（歼击机设计所）、六院二所（发动机设计所）、六院三所（航空附件设计所）、六院四所（航空情报研究所）、六院五所（航空兵器设计所）、六院六所（航空材料研究所）、六院七所（空气动力研究所）、六院八所（试飞研究所）、六院九所（航空工艺研究所），稍后又成立了计量检定所、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航空标准化研究所等，形成了初步的科研能力。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前期，为加强大型飞机设计，开展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在飞机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以及补充弹射救生等缺门。扩建了弹射救生研究所（609所），兴建了大型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水上飞机设计研究所（605所）、大型客机设计研究所（640所）、第二歼击机设计研究所（611所）、计算技术研究所（631所），以及航空部、厂所属的各研究所与设计所，形成了完整的航空科研体系。
六院的人先是1961年穿军装入伍，1965年又脱军装归三机部领导。几经辗转，现在发展到30多个研究所，总舵叫中国航空研究院，直属中航工业。
现在航空系统的研究所基本上都是“六”字开头的，我们先来看看六扇门儿在全国各地的分舵：
601所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602所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景德镇）
603所 中航第一飞机研究院（西安阎良）
605所 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湖北荆门）
606所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607所 中航雷达与电子设备研究院（苏州）
608所 株洲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609所 中国航空附件研究所（湖北襄樊）
610所 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湖北襄樊）
611所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612所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
613所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614所 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无锡）
615所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上海）
618所 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620所 中国航空系统工程研究所（北京）
621所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622所 北京航空工艺研究所
623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西安）
624所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院部成都，试验基地江油）
625所 中国航空工业制造工程研究所（北京）
626所 沈阳空气动力研究所
627所 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
628所 中国航空信息中心（北京）
629所 结构热强度研究所（陕西长安）
630所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阎良）
631所 中国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西安）
633所 上海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4所 北京长城航空测控技术研究所
637所 济南特种结构研究所
640所 上海飞机研究所
648所 贵州飞机设计所（贵州安顺）
649所 贵州航空发动机设计所（原来在贵州平坝，现已迁至贵阳）
650所 南昌飞机设计研究所
其中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原沈飞设计室与哈军工一部分师生合建而成的，当时叫六院一所。所址是原沈阳炮兵侦察学校的营房，解放前那里是日伪的兵营。
大跃进时期，哈军工的师生搞了一个“东风-113”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5，升限25000米”所谓“双25”方案。而原112厂设计室搞了一个“东风-107”项目，设计目标是“最大马赫数2.6，升限26000”。反正都是吹牛，堪比“亩产万斤”。两拨人合并后一商量，两个项目指标接近，人手又都不足，干脆合成一个项目干吧。那时候，无论是理论基础、设计规范和方法、系统整合能力、设备研制能力、材料工业全都跟不上，项目的失败是必然的。大跃进过后，东风107、东风113双双夭折。
1961年，毛子同意转让米格-21的技术给中国。土共决定仿制，一开始定名为62式飞机，后来改称歼七飞机。土共达到了20架份米格-21的散装件和部分图纸及技术资料。后来因为中苏矛盾越来越大，米格-21的图纸并没有全部拿到手。
大跃进过后，601所的主要任务转为摸透米格-21，翻译、修正、补全图纸。
国防部六院一所（601所，也就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徐舜寿、叶正大都是副所长，黄志千是总设计师。
601所成立的时候，把哈军工参加“东风113”设计的师生合并进来，其中就有后来因成功研制“歼十”而大名鼎鼎的宋文骢，他当时担任气动布局组的组长。还有后来官拜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谢光，宋文骢研制“歼十”遇到困难时，谢光给了老宋两个锦囊，老宋回家打开一看，一个上面写的是“拖”，另一个写的是“熬”。
1961年，弯弯的一架美制RF-101“巫毒”式侦察机被福建高炮部队击落，飞行员吴宝智跳伞后被当地农民拿锄头俘虏。提起这件事儿，弯弯总是很委屈地说，大陆“野蛮地击落了我们手无寸铁的侦察机”。“巫毒”被击中后，在福州附近撞山坠毁，变成一堆废铁。当时宋文骢等人就被派去研究这一大块“铁”。虽说RF-101是电子侦察机，只安装了六台照相机，不过它是在F-101A歼击机基础上改装的，所以具有很强的歼击机设计的技术特点，对于宋文骢他们这样的歼击机设计人员很有参考价值。
1962年土共拿到米格-21的20套散装件和部分技术资料以后，没有贸然开始仿制，因为上次吃了仿制米格-19失败的亏。所以六扇门儿要求各分舵“摸透米格21，学习基本功”。于是上上下下开始熟读米格-21各册说明书、规范性能计算程序、研究气动布局和作战使用、深入研究各种布局参数以及改变参数的敏齤感性影响。总之，要找到米格-21身上所有的敏齤感区。这一摸，就摸了三年，前戏的时间“有够长”。
60年代，陆陆续续击落了一些弯弯的美制飞机，RF-101侦察机、P2V-7电子侦察机、U-2高空侦查机。另外徐廷泽起义从台湾飞来一架F-86，还有美国佬玩儿导弹击中了自己的F-4B，也落在我国领海。这些飞机残骸，601都派人进行了分析研究，后来还专门儿成立了“敌机残骸研究室”。
601整理完歼七（仿米格-21的国产型号）的技术资料，发下去图纸以后，就交给112厂负责了。112厂生产了一批歼七交付部队，但部队反映不积极，一个是新飞机小毛病多（这是一定的，啥时候都一样），再一个部队觉得这玩意儿比“歼六”强不了多少。1968年，歼七转给了成都的132厂，112厂不再参与歼七的工作。歼七真正大批量装备部队是80年代以后的事儿了，关于歼七和132厂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聊。
1964年，601开始着手自行设计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当时，U-2能飞到20000米，而歼六只能够着18000，打U-2非常吃力，吃了不少苦头，所以部队上对“高空高速”有近乎变态的执着。1965年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批准了“双发、机头进气”的新歼击机方案，命名为“歼八”。
1965年，罗瑞卿让国防部六院（航空）、七院（舰艇）、十院（雷达电子），三个研究院十万人脱军装转业，划归各工业部领导，六院划归三机部（航空部）。所有人员下调两级工资，搞得很多人怨声载道。同一年，总设计师黄志千出国考察时，在开罗上空因飞机失事遇难。这两件事儿，给了601所连续两记上勾拳，虽说牙没被打掉，但是难受了好一阵子。
1965年9月，歼八的设计工作全面展开。飞机设计的计算工作量很大，一开始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摇，那确实是个“体力活儿”。后来买了电动计算机，虽然不用出汗了，但速度还是很慢。再后来用上了中科院研制的103计算机，601所出现了第一批“码农”。
1968年歼八01架、02架完成总装。02架做全机静力试验，加载到百分之九十时，机身在第38框拦腰折断。当时正值文化大革齤命，代总师王南寿和主管试验的冯钟越、赵沛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后来查明原因，是制度不严，用错铆钉。1972年，03架才通过静力试验。
1969年7月5日，歼八01架首飞成功，试飞员是尹玉焕。歼八试飞前，很多人心怀疑虑，甚至明确反对，各种意见提了一大堆，后来是空军副司令曹里怀亲自拍板，下令首飞。
不过歼八定型却是10年之后的事儿了，后来又改进成两侧进气的歼八-2。歼八是601养大的第一个亲生儿子，所以怎么看怎么舒服、怎么看怎么顺眼，逢人就夸“我儿子是空中美男子”，但是遭到众网友的一致反对。那时候毛子和西方的三代机都满天飞了，众人说，“蔡国庆也是美男子，出去打架一准儿让人揍趴下”，于是“空中蔡国庆”的雅号就戴在了歼八-2的头上。
如果说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是衔玉而诞、众星捧月般的嫡长子，那么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则更像是姨娘养的，611生于乱世、成长坎坷。谁又能想到，几十年后611终成大器，而601所却像康熙的太子胤礽一样惨遭两度被废的厄运呢？
1964年讨论米格21改进和新歼击机研制计划的时候，实际上确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双发动机的方案，由601所总设计师黄志千和总体室主任王南寿负责，就是歼八；另一个是单发动机方案，由副所长叶正大和总体室副主任谢光负责，就是歼九。 双发方案的歼八实际上是宋文骢提出来的，他当时是气动布局组的组长。宋文骢和谢光的关系很铁，宋文骢刚结婚时没房子住，谢光军衔比老宋高，把自己的单间让给老宋，老宋才算安了家。
歼八的综合技术论证结束后，老宋被抽调出来主持歼九总体气动论证。歼八进行的比较顺利。歼九的方案却一改再改，搞了I、II、III、IV、V五种方案，后来全被否了。文革期间乱哄哄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航空科研机构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自然是重灾区，时不时就有人被送去种地，老宋也不例外，成了“五一六”分子。歼九的研制实际上被搁置了好几年。1969年601所被编为几个型号大队，研制歼八的是六大队，歼九是四大队。
1969年跟毛子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东北一下子变成了前线，老毛说我睡不着觉，要搞三线建设，把重要的军工企业迁到大后方。1970年，中央航空领导小组决定从601所抽调300多人，到成都组建一个新的歼击机研究所，一开始叫 601所成都分所，后来改叫第二歼击机设计所，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1研究所。被抽调到成都的300多人中，就有负责研制歼九的四大队。王南寿被调到成都任总设计师，主持歼九的设计。据说最初到成都的名单里没有宋文骢，但老宋割舍不下歼九，于是带着老婆搬着行李自己跟着大队去了成都。
611所到了成都的第一件事儿，是争地盘儿抢房子。611所一开始被安排在空军第十三航校，地处成都南郊，与武侯祠仅一墙之隔。十三航校院子很大，院区西侧还有四十亩稻田地。土共走到哪儿都自己种地，那是传统，611所也不例外，自己组织生产队开荒种地、施肥插秧。每年都能分给职工每人几十斤粮食，十多斤菜油。1970年代生活困难，也算是改善了生活。那时候房子也不够用，还得自己组织建筑队盖房子。十三航校的营区原来属于空军，1970年601分迁三线时，空军已经同意把营区交给601分所使用，也办了移交手续。但是，1972年，空军成都指挥所又变卦了，给十三航校留守干部下命令：今后调走的人不再将空出的房子交给611所，由成指后勤部接收，并报告军委“后勤部已进驻大院”，军委只能同意十三航校营区由成指后勤部与611所合住。埋下了双方争地盘儿抢房子的祸根。双方甚至发生武斗，知识分子当然打不过当兵的，挨了揍，四十多人被打，三人重伤，其中一人脾脏被打破，做手术摘除了。一直闹到叶剑英派出调查组，给双方重新划定地盘儿才算把事儿了了。
歼九的设计目标经常变动，而且越来越高，甚至不切实际，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甚至提出要搞“升限26000，马赫数2.6”的“双二六”方案。以当时土共的技术实力，根本达不到。但负责主持歼九设计的总师王寿南对下面的科研人员从来不说实现不了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建设队伍最重要，一旦队伍散了，就什么都完了。
611所主要的工作除了歼九的研制之外，还有歼七的改型工作。1976年，611所调整了歼九的总体气动布局和设计参数，叫做歼九VI-II方案，特点是：鸭式布局、60度三角翼，两侧进气。是不是有点儿像歼十？没错，后来的歼十就是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改进的。
1980年，太宗耍大刀，削减军工项目，航空是重灾区，歼九、沈阳601所的歼13、南昌的强6攻击机、上海运十、黎明的涡扇6发动机、西安的涡扇9发动机等统统下马。歼九研制工作全面中止，共投入科研经费2000多万元。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峨嵋派
现在生产“歼十”、“歼二十”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以前有个挺土的名字叫“峨嵋机械厂”，代号132厂。其实航空系统的企业，出于保密的需要，对外都有个“XX机械厂”的名字，比如沈飞叫“松陵机械厂”，代号112厂；哈飞叫“伟建机器厂”，代号122厂，等等。
132厂是1958年开始建设的，厂址设在成都温江黄田坝。起初，132厂建厂的目的不是生产飞机，而是生产导弹。
按照1958年中国与苏联签订的协定，毛子向土共提供三种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542岸舰导弹、544舰舰导弹和1060潜地导弹。除提供导弹技术外，协议还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629潜艇、205导弹艇和183P鱼雷艇。这就是当年著名的“三弹三艇”协定。 其中的542导弹（苏联叫KS-1飞航式导弹，外号“小火山”，北约代号SSC-2B）是在米格-15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气动布局与米格-15战斗机基本相同。1959年中期开始，苏联向中国先后运送了导弹和相关的技术资料图纸。
这就是542导弹，跟米格-15非常相像：
正在往“图-16轰炸机”上挂载542：
“图-16轰炸机”发射542的情景：
成飞建厂的目的就是要仿制这种542导弹。当时南昌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仿制544导弹，544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冥河”反舰导弹，1967年埃以战争期间，埃齤及曾用4枚“冥河”击沉以色列最大的战舰“埃特拉”号驱逐舰，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阿三用“冥河”击沉巴基斯坦大型驱逐舰“开伯尔”号，另一艘驱逐舰的舰桥被导弹摧毁。阿三的导弹艇还用“冥河”袭击了卡拉奇港的岸上目标，摧毁了码头的贮油罐。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当技术员，仿制“伊尔28”，国产型号叫“轰五”。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设计科长，当时陈一坚是他的手下，是设计组组长。成立沈飞设计室时，屠基达和陈一坚都被调到沈阳。
屠基达的第一个作品是“初教六”，后来交给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直到今天结实耐用又便宜的“初教六”仍然是土共空军的初级教练机。
1960年，屠基达被调到成都132厂，当时132厂正在热火朝天地仿制542导弹，国产型号命名为“5079飞航式导弹”。结果第二年“大跃进”的大潮退去，成飞发现自己没穿裤衩，5079下马了。屠基达也很郁闷，主管过的东风107流产，参与过的东风113流产，现在刚到成飞第二个年头，5079导弹也流产了，估计屠老的头发就是那几年“习惯性流产”时开始掉的。
成飞还在基建阶段，铺了一大摊子，要是真没事儿干可就难看了，于是航空工业局下令，让成飞测绘仿制“歼5甲”全天候歼击机。当时毛子没给全天候型米格-17（给的是白昼型）的技术资料，只给了两架样机。
1962年“歼5甲”测绘完成，共计15个月，测绘图纸占全机图纸的60%。01架运到沈飞做全机静力试验，02架运到西安阎良试飞，1964年11月11日光棍节首飞，只飞了19天就定型了。可见那时候空军要夜间型的急迫心情。歼5甲一共生产了124架。
空军当时用乌米格喷气式教练机，全是从苏联进口的，不够使而且越来越旧。沈飞自己研制的“歼教1”由因为发动机的问题下了马。所以空军急需喷气式教练机，而国内又没有厂家生产。于是屠基达建议在歼5甲的基础上改型生产教练机，这就是“歼教五”。歼教五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程荣生。
歼教五是成飞的“第一桶金”，到1984年，共生产了上千架。
土共1962年就从毛子那儿拿到了米格-21的设计资料，自己仿制的型号叫“歼7”。不过，土共拿到的只是白昼型的资料，所以早期生产的歼7不是全天候型的。
土共拿到米格21的设计资料后，先花了两三年时间翻译整理图纸，研究相关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摸透”。1964年由沈飞（112厂）开始生产，1965年完成全机静力试验，1966年首飞，试飞员是葛文墉。基本型的歼7只生产了十几架，因为沈飞要全力试制歼8，所以1968年把歼7的生产全部转移到了成都132厂和贵州。
文革刚开始那会儿武斗，成都132厂是重灾区，市区的造反派在北京来的造反派鼓动下冲击132厂，132厂的造反派架起机齤枪就打，结果死了50多人，好多都是学生。后来老毛发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算稍微安定下来。屠基达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进了劳改大队，1969年才“解放”。
132厂在歼7基本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加了左机炮，机头进气锥改成无级调节的（原型为三级可调），换装增大推力的发动机等，后来发现发动机毛病多，又改回老发动机。1970年试飞，称为“歼7I”型。歼7I的产量也不大，一共生产了188架，其中40架给了朝鲜。
后来，歼8用的涡喷7乙发动机成熟了，换装了新发动机（歼8用2台，歼7用1台）、安装了改进型弹射座椅的型号称为“歼7II”。歼7II生产的也不多，总共375架。
歼7基本型和早期的改进型，空军都不太待见。最大的问题是雷达。早期的歼7装的是雷达测距器，只能看到前方5-7公里的目标，而且不能给出方位。眼睛好一点儿的飞行员目视就能看到10公里，所以这个测距器聊胜于无。空军给歼7起了个外号叫“跑得飞快的近视眼”。
1970年代，毛子的出口型是米格-21MΦ,与原型相比已经做了很大的改进，土共艳羡不已。但是那时候跟毛子的关系很僵，叫人家“苏修”，拿不到技术资料。
土共跟朝鲜的关系还行，听说朝鲜买了米格-21MΦ，于是成飞派了技术人员去朝鲜又是看又是摸又是捏，测量了一些尺寸，要回来雷达、弹射座椅、发动机等实物还有一些技术资料。
埃及、罗马尼亚也有米格-21MΦ，那时候跟土共关系不错，屠基达等人参观的时候也测量了外部尺寸，还要了一部分文字资料。想想看，后来的工程院院士屠老先生拿着把卷尺测量人家飞机的情景，还蛮好笑的。
孟加拉国也装备了米格-21MΦ，土共与孟加拉国的高层领导人关系不错，屠基达带队去进行了测绘，那时候苏联专家也在孟加拉国，为了防止中苏两方面的人照面，所以中方只能在晚间戒严后去现场。两架米格-21MΦ停在机库，均不完整，一架无发动机，另一架仪表拆去甚多。孟加拉天气炎热，蚊子很厉害，条件相当艰苦，吃了不少苦头。屠基达他们拆开的地方，当晚必须恢复原装，有铅封的、或者拆开后必须换新件的地方，都不让拆。除了进行测绘，还要回来一堆说明书和十七项系统成品。
虽然有这些渠道可以让土共了解米格-21MΦ的情况，但没有样机就不能把飞机拆散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测绘。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土共对这米格-21MΦ朝思暮想，终于让土共逮着个机会，把米格-21MΦ弄回了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美国的斡旋下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埃以和解，但是几乎所有阿拉伯小兄弟和苏联都表示反对，苏联逼埃及还债，萨达特一怒之下废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跟苏联决裂了。当时埃及手里有不少米格21和米格23，经过谈判，埃及把10架米格-21MΦ、6架米格-23、10枚AS-5“凯尔特人”空面导弹给了土共，以换取土共为其庞大的米格-21机队提供零部件和技术支持。美国也如法炮制，把剩下的米格-23和一些米格-21弄回了美国，作为训练和评估使用。萨达特后来遇刺身亡，主要原因也是与以色列和好。
样机到手了，土共开始测绘仿制，国产型号定名为歼7III。那时文革也结束了，军委要求加快生产歼7。
那时候屠基达是成飞的总工程师，手下是成飞的设计室，而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611所）原来属于国防部，后来划归航空部（三机部），与成飞不是一个单位，一个是厂，一个是所，互不隶属。一开始是屠基达主持仿制工作，由132厂、611所还有另外两个单位组成联合设计室。611所原来一直在研制歼9，为了研制歼7III，歼9的设计工作“全面暂停”，后来干脆下马了。
屠基达与611所的设计人员意见不太一致，屠基达主张“全面测绘”，611所一部分人主张测绘数据可以做参考，还是要自己研制。屠老说，那玩意儿时毛子60年代的技术，就算完全测绘，我们也晚了20年，要是等你们自己研制出来，不知道得等到猴年马月，要自己研制你们可以去鼓捣自己的歼9。屠老在工厂呆的时间很长，先是在哈飞，又调到沈飞，在南昌干过“初教六”，在成飞搞过歼5夜间型和“歼教5”。屠老干事儿比较实际，看哪里不合适，直接打个补丁，有些结构，让设计人员去分析，根本找不到设计依据，按照码农的说法，这叫“dirty hack”。研究所的人则不同，很多人是从大学里出来直接进的研究所，做事儿比较教条，没有理论依据的事儿，一般不干，对于工厂里的人“瞧不上”。
屠基达也指挥不动611所的人，毕竟不是一个单位的。三机部曾经发文，把611所合并到132厂，但也执行不下去，后来不了了之了。部里没办法，后来还是把歼7III的研制工作完全交给611所，联合飞机设计室解散，屠基达退出设计工作，但是设计原则还是按照屠基达的意见“完全测绘”。611所与132厂的磨合在后来研制歼10时好了一些，但从立项到首飞还是用了15年，双方真正找到最佳体位，还是现在的歼20研制过程中，歼20从立项到首飞只用了5年多。
歼7III首飞是1984年，定型都到了1988年了。
后来歼7的改型工作一直在持续，歼7也出口到很多国家，买的最多的是巴铁。
歼7系列于2006年停产。
歼7的终极改进型“枭龙”将在巴基斯坦的天空创造一个新的奇迹。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从“上飞”到“商飞”
上海——土共的经济中心，曾经是大型民用客机的伤心之地，或许也将是大型客机的未来的希望之地。
1970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太祖认为上海的工业基础好，提议708的研制和协调总装基地放在上海。
三机部开始从全国抽调300多名航空专业技术人员支援上海，熊焰和马凤山为设计组负责人。
熊焰是航空工业的元老，曾经担任沈阳飞机制造厂（112厂）的厂长，后来奉命在西安组建了试飞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试飞院的前身，调去上海前他是试飞研究所的所长。
马凤山也是航空界的传奇人物，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去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122厂）工作。在哈飞，马凤山参加过轰五（苏联伊尔-28）的仿制，担任过轰六（苏联图-16）仿制的主任设计师。马凤山等人去生产图-16的苏联喀山工厂考察时，请苏联专家做报告，苏方说你们不用记笔记，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大部分人就专心听讲了，只有马凤山事无巨细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儿笔记。回国后才发现，运到中国的只有生产用的图纸，设计资料根本没有，询问苏方，苏方答复设计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喀山工厂只有生产用的资料，已经全部给你们了。在加上中苏关系逐渐冷却，轰六的设计数据，包括强度计算过程和计算报告，中国就再也拿不到了。但是以后改型改进，这些数据都是必须的，只好自己补编，这时候马凤山那本笔记就起大作用了。
1958年在西安阎良新建西安飞机制造厂（172厂），是哈飞的复制厂，也开始生产轰六。西飞负责补编轰六设计文件，“马凤山笔记”深藏在厂部的保密室中，属于绝密级文件，设计员要想看一眼，必须经过政审，层层审批。江湖传闻，笔记的第一句话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1964年马凤山从哈飞调到西飞担任设计科长。在西飞，马凤山主持过轰六携带原子弹和氢弹的改装。后来还担任过运8测绘设计的总负责人，指挥600多人的设计队伍开展工作。应该说在大飞机设计方面，马凤山是不可多得的专家之一，因此被调往上海708工程设计组（后来改称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即640所）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相当于总设计师，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1979年马凤山被任命为总设计师，1982年任640所所长。
程不时，1958年毕业于清华航空系，调往上海前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工作，1971年被调往上海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后来担任副总设计师。
运十于1972年审查通过飞机总体设计方案，1975年完成全部设计图纸。1976年第一架运十通过静力试验。因为与运十配套的涡扇-8发动机研制不顺利，第二架运十使用的发动机和部分航电来自进口的波音707的备件。
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大场机场，运十首飞成功。
1985年，为了完成第三架运十，上飞申请三千万经费，航空部没有给。运十工程只好停止，实际上是下马了，虽然没有任何文件明确说运十下马。
运十下马后一个月，1985年3月31日，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签订合作生产麦道-82的协议。640所的技术人员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没起到任何作用。
为了给总装麦道-82腾地方，上飞开展了拆除运十工艺装备的劳动竞赛，运十03架的备料被工人用来练习打铆钉。
上飞共组装了35架麦道-82。1992年与麦道签订合作生产40架麦道90的合同，但因中美双方对合同理解不同发生摩擦，有8400多项零件中方认为应由美方提供，但美方认为合同中没有列出的零件都应该由中方自己制造，这导致中国生产的麦道-90比直接进口还贵1000万美元，民航方面坚决不答应，最后中央同意每架财政补贴800万美元，民航勉强接受。1994年中美签订修改协议，购买20架份原材料、配套设备。
本来第一批4架麦道-90应该在1998年交货，但上飞低估了技术消化和内部协调的难度，进度一再推迟，资金计划一再被突破，引起上级不满。1998年6月有关部门再次评估，决定平仓止损，麦道90项目“同步停产”，最终麦道-90只生产了2架。这时美方供应的20架份原材料和配套设备还在不断供应，为避免更大损失，中方主动中止合同。有人说麦道项目下马是由于1997年波音兼并麦道，其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飞机找不到买家，既然是玩儿市场经济，质次价高的东西肯定是卖不动的。
上飞在麦道项目上投入的几十亿投资变成了“呆账”。此后背负沉重包袱的上飞只能靠给波音制造水平尾翼等外包项目和生产杂七杂八的民品艰难度日。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技术人才需求很大。经济拮据的上飞和640所很难留住人才。人总是要吃饭的，640所也得打点儿散工挣点儿钱买米，上海汽车那时候正热火朝天地大上项目，640所便揽上了为上汽培训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CATIA的活儿干，这一培训就把自己的骨干力量都培训没了，不少技术人员直接跳槽到了上汽。上汽甚至动了吃掉640所的心思，好在中国一航坚决不同意，640所才存活下来。活是活下来了，但丢了半条命，640所极为凄惨，除了临近退休的，年轻人基本上跑光了，江湖传言“640所只剩下几个大妈守着一堆过期的图纸”，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很形象地描述了640所的惨状。上海航空发动机厂在配套运十的涡扇8下马后，则挂羊头卖狗肉，主营汽车零部件了，上天的心早就没了，只有满地爬的心。
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大型喷气式客机，被称为三大“国之重器”。这三个山头土共都曾经组织过进攻，但先后都失败了。
最先提出来要搞远轰和大运的是林彪。1969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下达了研制远程大型运输机的任务（型号定为运9，称“10号任务），空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并周文正公提出将汉中歼击机基地（012基地）改建称为大型运输机基地的报告。半年之后，远轰又取代了大运，1970年6月10日，六院又向603所下达研制远轰的任务（称”12号任务“），空军党委、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周文正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递交《关于研制远程轰炸机的报告》，研制工作由西安飞机制造厂（172厂）和603所负责。
1970年，太祖视察上海后，军委和计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大客（运10飞机）的任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外蒙古坠机身亡，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关系改善。远轰研制突然变得没那么急迫了。1972年六院下文通知：远轰缓办，集中力量搞大客。
1985年太宗提出“军队要忍耐”，大批军工科研项目被砍，航空部是重灾区，大运也下马了。至此，土共在大运、远轰、大客三大战役中完败。
在民机制造领域，土共可以称得上是屡败屡战，套用某广告词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1988年西飞和西安603所与德国MBB公司（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合作，准备生产一种75座客机，叫做MPC-75。梅塞施密特公司在二战期间是德国空军最主要的飞机供应商，它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是纳粹德国的主力战机，总共生产了30000多架，二战后德国军工业被美国阉割，所以MBB的主要业务转向民用航空。MPC-75项目只停留在纸面上，但通过与MBB的合作，西飞的设计师第一次触及到了现代民机设计思路。MPC-75项目由于国内做出研制干线飞机的决定而被终止。项目的最终成果是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涉及8个方面32个专业内容，包括气动设计、结构动力学、性能构型控制、结构设计、修理、系统设计、材料与工艺、适航、可靠性、质量保障、产品支援、市场开发与研究等方面，还包括一个数据库、73个应用软件和852个人月的培训工作。1993年，在航空航天部支持下，西安603所将全套技术转让资料与软件向上海640所进行了推广。现在国内从事商用飞机研制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当年MPC-75项目培训出来的。
1993年，西飞和603所与韩国大宇公司合作，准备共同开发一款100座级新型支线客机，由603所设计，西飞制造，棒子参与有关设计工作，承担部分制造任务，并提供型号研制所需资金投入，飞机定名为AE-100（亚洲快车100）。后来棒子要求飞机必须在韩国总装，土共不答应，便中止了与棒子的合作，转向与新加坡合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用于AE-100项目的100亿元人民币“总理基金”划出中航工业总公司账户，AE-100项目宣告终结。不无巧合的是，印度尼西亚努桑达拉飞机工业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完全冲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援助印尼的附带条件就是“一分钱也不能往飞机上投”，结果印尼两届总统亲自挂帅，苦心经营的航空工业被西方温柔一掌便灰飞烟灭了。
1998年，国防科工委在20年产业规划报告中说：2010年之前，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此文件虽然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在航空工业界带来极大震动，人才流失加速，用一哄而散形容也不为过，一部分人去玩儿汽车，还有些人去开发游乐场的摩天轮和超级秋千。
上海640所和西安603所生活几乎陷入绝境，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603所为了保留设计队伍，只上半天班，省下的电费用来发工资。阎良的小贩都知道：“100座下马了，菜价上不去。”
1998年5月18日，603所总设计师王清平说服了时任603所所长的李洪毅，决定研发一种70座级、2+2布局、窄机身的支线飞机NRJ，西飞、哈飞、陕飞、上航、640所、603所各投资金10万元成立工作团队，在国内市场调研，意向订单达到98架。1999年他们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立项报告，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复。1999年1月，NRJ因资金链断裂而宣告失败。
国家不让上新项目，但没说不让改进现有产品。1999年西飞和603所对运7-200A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进，选用加拿大普惠的发动机、美国科林斯的航电、霍尼韦尔的导航系统、汉密尔顿的复合材料螺旋桨，这就是新舟60（MA60）。新舟60先后出口到津巴布韦、老挝、印尼、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现在，新舟60已有20多家客户，交付飞机70多架，手持订单180多架。
在开发民机的问题上有三大争论，“干支之争”、“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和“东西之争”，参与论战的利益集团也是多方面的。
所谓“干支之争”，指的是：直接上干线大飞机项目呢，还是先上支线客机练练手再上干线大型客机。
改开以后，五岳派的总坛几经变迁。1988年以前叫航空工业部，1988年与航天部合并组成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精简机构，从政府机关转制为企业，改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同时与航天再次分家，那边儿改称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总坛又被一帮脑门上刻着“自由竞争万岁”的人拆分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两家。生产战斗机和运输机的沈飞、西飞、成飞属于第一集团，南昌洪都和整个直升机系统属于第二集团。其实从产品上看，两家重合度并不高。
总坛不再是衙门，要自负盈亏，不能从中央财政直接拿钱，只能从资本市场上融资，拆分后调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总坛囊中羞涩，自然没有投资上百亿直接上大飞机的奢望，只想着从总理衙门要点儿，再加上自己凑点儿，先上比较小的支线客机比较有把握。但在上海，一帮原来搞运十的人不断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文章，为“运十”喊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土共“8亿条裤衩换一架飞机”的伤心事，“大客乘雷上天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随着无线电波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不上大客死不休”成了全民共识。俗话说，忽悠也是生产力，后来这事儿还真让他们忽悠成了，总理衙门后来真的在大飞机项目上砸下了巨款。
“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比较好理解，一方主张先从国外购买发动机、航电，尽快攒出飞机占领市场，再徐图国产化；另一方主张先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基础薄弱的领域，再上整机，避免受制于人。这个问题后来的意见相对比较统一，民机最重视的是安全，一旦出机毁人亡的事故，会对民机工业产生致命的打击。当年运7-100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中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2000年武汉空难后，全部停飞，彻底退出了支线客机市场。所以在采购成熟的国外发动机和航电的问题上，基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现在土共的民用飞机，比如哈飞的运12F、西飞的新舟60，景德镇的AC313直升机等，用的都是进口的发动机。
“东西之争”说的是整机研制与总装是放在基础比较好的西安，还是放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经过“歼轰7飞豹”和“新舟60”两个成功项目的锻炼，在大型飞机制造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齐装满员的设计开发队伍；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640所）在麦道项目下马后比较惨，只剩下“几个大妈守着一堆过期图纸”，但是上海方面说了，阿拉这里有吸引力啊，年轻人都往阿拉这里跑，只要有钱，就能招来人。
2000年，趟地雷的那位宰相终于同意支持国产涡扇支线客机项目。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简称中国一航）负责筹备，这就是ARJ-21项目（Advanced Reginal Jet for the 21st Century, 意为21世纪高级支线客机），时任副总理吴邦国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错过。”
2002年4月，ARJ项目正式立项。2002年9月，成立了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简称“商飞”，总部设在上海。“商飞”与“上飞”同音，可见上海人对原上海飞机工业的眷恋。诸位看官请注意，这个“商飞”并非现在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商飞”属于中国一航，仍是五岳派的弟子，所以也称“一航商飞”或者“小商飞”。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是2008年成立的，不再是五岳派弟子，而是自立门户，跟五岳派平起平坐的，所以也叫“大商飞”。
“小商飞”的成立虽然看似为“东西之争”和“干支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其实并非如此，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商飞”了。
从“小商飞”到“大商飞”的蜕变，与ARJ-21的研制过程掺杂在一起，经历了一段极为痛苦的过程，期间的利益之争、内斗、互相指责、口水横飞、尸横遍野，远远超越了一款飞机型号的研制，涉及到土共的产业布局、地区竞争、媒体掌控的方方面面，长达数年才尘埃落定，至今仍让很多人心有余悸。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哈飞
哈尔滨——一座常凯申从未染指过的城市。
我大清散伙以后，东三省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虽说地盘是老张的，但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约定以长春为界，北边儿是毛子的势力范围，南边儿是鬼子的势力范围，鬼子和毛子在东北都有驻军，两家老张都惹不起，实际上也是一出三国演义。
鬼子在皇姑屯炸死老张以后，张学良接了班，虽说小张唱了一出“东北易帜”扯下北洋政府的旗、改挂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让常凯申笑得合不拢嘴，但东北还是奉系军阀的地盘，常凯申是插不进手去的。
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小张一枪没放把部队撤进了关内，丢了东北，常凯申也并不心疼，照样剿他的共，反正丢的也不是他的地盘儿。虽说1931年以后整个东北就落在了鬼子手里，不过并不妨碍国粉们把日据时期东北修的铁路炼的钢算做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经济进步的伟大功绩，给凯申公脸上贴金。
1932年2月5日，鬼子侵占哈尔滨后，香坊区(包括动力、平房区)成了关东军的军事基地，臭名昭著的用活人做实验的731细菌部队就驻扎在这里。
关东军空军的8372部队也驻扎在平房和双榆树屯，1932至1933年这支部队抓了很多中国劳工在平房区的义发源、马家沟至小北屯一带修建了两个飞机场，负责运送军政要员和对华北、华东的对空作战，是关东军在满州空军的骨干力量。鬼子在这里建有机库和一个小型飞机修理厂。
1945年毛子在欧洲搞掂了德国鬼子之后，8月8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叫了去，二话不说，直接塞给他一份对日参战宣言，佐藤直接就傻眼了，回到使馆想向国内汇报，才发现电话线已经被毛子掐断了。7天之内，毛子就荡平了百万关东军。
土共一看苏联老大哥占据了东北，赶紧从山东河北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接管东北，哈尔滨自此落入了土共的手中就一直没丢过，虽然国军把土共赶到北满，抢走了长春和沈阳，但哈尔滨却一直稳稳地握在共军手中，是共军手里唯一的省会级大城市。
土共在哈尔滨平房区利用鬼子留下的机场和飞机修理厂，成立了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三厂，1949年初改为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
1949年1-10月，先后有佳木斯大华铁工厂、哈尔滨实验厂、哈尔滨星记工厂、大连10纵修机厂、石岘兵工厂、辑安兵工厂、冀东兵工厂、兴山兵工厂，牡丹江兵工厂、长春修械所、北安兵工厂、珲春兵工八厂等12个工厂的部分或全部迁入平房与直属三厂合并。1949年10月1日，直属三厂改为军工第21厂。1951年5月1日，划归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领导，改为121厂。从此，这个厂成为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的联合修理厂。
1952年4月1日，开始划分为两个厂，一个是122厂，负责飞机维修；另一个是120厂，负责航空发动机维修。122厂就是后来的哈尔滨飞机制造厂，120厂则是现在的哈尔滨东安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前身。
哈飞（122厂）一开始的任务主要是维修从苏联购买的图-2轰炸机，据说是图波列夫在监狱里设计出来的，是二战期间老毛子的轰炸机的主力。抗美援朝时，为了攻占大和岛，土共空军曾经驾驶“图-2”轰炸机体验了一把在美国佬头上扔炸齤弹的滋味。
土共的苏制图-2轰炸机：
在1952年确定的苏联援建的航空工业13个项目中，哈尔滨飞机厂和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并不是制造厂，只是扩大了其修理范围。
哈飞先后修理过图-2轰炸机、乌特伯-2轰炸教练机、伊尔10强击机、米-4直升机等很多机型，也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改装工作。1955年开始维修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后来土共的“轰5”就是仿制的伊尔-28。
航空工业界的很多老人都在哈飞工作过。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技术科工作。顾诵芬也是1951年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的，与屠基达是同学，不过顾被分配到了沈阳。屠基达在哈飞主持过伊尔-28全套图纸的复制工作，为后来仿制“轰5”打下了基础。他在哈飞工作了5年，1956年调到沈飞的飞机设计室。屠基达在哈飞、沈飞、南昌洪都、成飞都工作过，经历很丰富。
陈一坚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1956年调到沈飞飞机设计室，后来又调到西安飞机设计所，成为“飞豹之父“。
马凤山1952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提前毕业，被安排到哈飞工作。马凤山是屠基达和顾诵芬的学弟，只差一年。
刘国民195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俄语专修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哈飞从事资料翻译工作。刘国民后来成为中航技的创业人之一，把不少飞机出口到国外。
1955年，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陆纲被调到哈飞任厂长。直5的仿制是在陆纲任内进行的。1962年陆纲调任沈飞当厂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很可惜。
哈飞从飞机修理厂成为飞机制造厂，是从仿制米-4直升机开始的。1956年，土共决定从苏联引进米-4直升机及其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主机由哈飞负责生产，发动机由东安负责仿制。米-4国产型的代号是“直5”，其发动机的国产型代号为“活塞-7”。所以有人说1956年是“中国直升机元年”。
米-4属于世界上第一代直升机，是苏联著名设计师米里的作品。
哈飞先从修理米-4开始，熟悉直升机的结构特点，并制定了直-5试制的总方案。
1958年1月，米-4直升机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到厂，厂长陆纲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日夜赶工翻译学习资料，25天内描绘了25000张A4图纸，两个月完成了1000多套工装设计任务。1958年3月，航空工业局组织了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哈尔滨协助工作。
苏联派出了5人专家组到哈飞进行指导，专业分别是旋翼、自动倾斜器、试飞和设计，其中3人来自喀山第14厂、1人来自米里设计局、1人来自自动倾斜器厂，组长叫谢苗诺夫。其中试飞专家尼古拉.任是华裔，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贡献很大。
直5第零批共制造5架，1958年11月24日完场静力试验机，送沈飞强度室进行了静力试验。12月10日，第二架试飞用直5总装完成。12月14日下午4时，由试飞员钱广有、程绍英驾驶，首飞成功。
直5的试制正赶上“大跃进”，为求进度，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直至空军发生多次一等事故，贺龙震怒，开始进行质量整顿。哈飞1958-1960年三年没有生产出一架合格的直-5，已装成的15架直5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交付部队的3架全部返厂修理，连周恩来送给胡志明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架直-5也因质量问题，不得不滞留南宁。
哈飞和东安不得不从1961年起重新试制直5及其发动机。先后6次复查图纸资料，修正了上万个问题，补充大量工艺装备，不合格的工夹具全部返修。1963年3月15日第一架新直5总装完毕，随后进行了16个起落的试飞。1963年9月21日国家航空产品鉴定委员会鉴定合格、签字验收。
1966年哈飞的直5突破了年产百架的大关，产量达102架。直5的大批量生产延续了将近20年，直到1980年航空工业部停止下达直5生产和维修任务，1983年哈飞和东安的直5及其发动机生产线全部拆除。直-5总共生产了545架。
早期的直5旋翼的桨叶是由钢管梁和包有胶合板及蒙布的木质架组成。
需要消耗大量优质红松或云杉等优质木材。每年要砍伐二、三万立方米的珍贵木材，然后从中挑一小部分最好的用来生产桨叶。为了挑选云杉，需要登上海拔3700米的高峰，四川林业局甚至为此付出了牺牲3人的代价。
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一架毛子援助阿三的米-4直升机被击落，土共派科技人员研究残骸时发现旋翼已经改为金属旋翼，于是开始仿制，经过多次实验，摸索出了金属旋翼的全套生产工艺，于1966年生产出第一副金属旋翼，使直5的飞行高度、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大大提高，金属旋翼的寿命也比木质旋翼要高很多。1962年土共还从阿三那里缴获了一架美国制造的贝尔47G-3轻型直升机，1965年哈飞曾试图仿制，代号“701直升机”后来觉得用途不大，下马了。考证起来，阿三也算是为土共的直升机事业做过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人家。
直5也曾经走出国门，从1958年至1982年，土共援助了7个国家直5直升机共87架，其中，朝鲜40架；阿尔巴尼亚34架；越南1架；南也门3架；刚果布3架；马里3架；几内亚3架。
朝鲜战争期间，1951年轰炸大和岛时，土共用的还是采用活塞螺旋桨发动机的图-2轰炸机；朝鲜停战后，1955年夺取一江山岛的战役中，轰炸机的主力就是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了。
伊尔-28轻型前线战术轰炸机，是苏联伊留申飞机设计局的作品，1948年首飞，1950年开始装备苏联空海军航空兵部队。伊尔-28与同时代的美国B-57堪培拉轰炸机是同一个等级的，所以也被称为“共产党圈的堪培拉轰炸机”，这是一款很成功的设计，苏联曾生产了数千架。
土共进口的苏制伊尔-28，首批60架于1952年10月交付，单价68万人民币，因交付地点在齐齐哈尔，所以又称为“齐尔型”。至1956年，总共进口了171架，这些原装进口货被称为“苏轰五”，后来仿制的国产型被称为“国轰五”。
这些进口伊尔-28的维修任务，自然也是由哈飞负责的，1955年开始试修时，屠基达组织人马复制了伊尔-28的全套图纸。土共本打算获取毛子的授权引进伊尔-28的全套生产技术，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就改成自行仿制了。
伊尔-28的国产型代号是轰五，轰五采用两台涡喷-5发动机，与歼五的发动机相同，属于成熟发动机，因此仿制过程比较顺利。轰五于1963年开始仿制，1966年首飞，1967年量产。
土共曾经保有大批的轰五机队，轰五的各种改型也很多，比如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鱼雷机（也叫雷击机）等，还有可以投放照明弹的照明机。1964年6月11日夜，一架台湾P2V-7型电子侦察机窜入山东地区侦察，石振山机组驾驶轰五照明机投掷12枚90公斤照明弹，将敌机所在空域照成白昼，引导攻击机将P2V-7一举击落，13名机组人员毙命。从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弹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
别看轰五个头小，轰五改装的轰五甲可是核弹投放机，可以扔原子弹的。轰五甲核弹投放机的改装是文革期间在哈飞进行的，代号“2152工程”，1968年完成。土共从1971年开始分两批向罗马尼亚出口了12架轰五，后来又出口了2架轰教五教练机。
轰五于1984年停产。
与轰五的顺利仿制不同，轰六的仿制遇到的波折就比较多，国产化用了10年才完成。
1958年航空工业局决定仿制苏制图-16轰炸机，国内代号“轰六”，由哈飞、东安、西飞和西安发动机厂承担，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1959年1月16日，两架图-16由苏联飞抵哈飞，仿制工作正式开始。1959年国庆前夕，使用苏联零件装配的第一架轰六在哈尔滨首飞成功。当时西飞还在进行大规模基建，还不具备生产条件。西飞建成后，轰六的生产才逐渐转移到西飞。
1959年5月，马凤山作为设计技术骨干，被派往苏联喀山的图-16飞机生产厂实习静力试验，重点学习苏联的强度规范，以及图-16飞机强度计算及静力试验情况。有一回，苏联专家在作讲座报告时反复强调说，课堂上讲的这些你们不用记，这些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其它人于是专心听讲，但马凤山多了个心眼，记下了极为详细的笔记。后来，这些人回国后这些资料始终没有来，只好请驻苏联大齤使馆正式外交交涉，毛子的答复是这些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不是工厂的生产资料，不属于图-16飞机合同中应该提供的资料。于是马凤山的笔记本成了宝贝，人称“马凤山笔记”，必须经过复杂的批准手续才能借阅。1964年，西安飞机厂承担图-16改装为投掷原子弹的运载机的任务，领导让西飞提条件，西飞点名要一个人，就是马凤山。自此马凤山被调去了西安，离开了哈飞。
轰六飞机一开始是在哈飞试制的，哈飞发完了全机试制图纸、进行了第一架进口大部件的组装。在西安阎良新建的西安飞机厂1959年起也承担轰六的试制。那时，哈飞和西飞都有苏联专家驻厂指导。按照毛子的规则，为了抓住设计权并保持生产技术协调一致，苏联工厂是主制厂，中国是复制厂，而在中国，则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哈飞要派主制厂代表到西飞，西飞设计科对轰六的每一项一类或二类更改都要有哈飞驻厂设计代表签字同意。哈飞派出大量技术人员援建西飞，后来曾任运12总设计师的卢开仁就曾经当过哈飞驻西飞设计代表，一天要处理数十起各个专业的技术问题。
西飞于1966年完成第一架全国产的轰六静力试验机，1968年装配国产涡喷-8的轰六首飞成功，1969年批量投产。西飞至今仍在生产轰六的最新改进型轰六K。
从技术角度讲，直升机的设计和制造比固定翼飞机要难，土共对此应该是深有体会，因为土共有两个胎死腹中的直升机计划：哈飞的“直六”和景德镇的“直七”。
从毛子那里引进全套技术仿制的直五，算是世界上的第一代直升机，典型特征就是它的活塞发动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上的第二代直升机都改用涡轮轴发动机了。土共对这种新技术当然也是心向往之，1966年，当时的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向哈尔滨飞机厂（122厂）、哈尔滨东安航空发动机厂（120厂）下达了研制“直六”直升机及其配套发动机“涡轴五”的任务。
1966年9月哈飞开始了“直六”的设计工作，1967年3月完成样机，1967年12月末发出全部图纸和技术文件。
1968年，直六研制项目经太祖圈阅，周文正公批示，明确为国家任务，作为部队列装项目。
在直六研制如火如荼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969年3月，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哈尔滨本来是背靠“老大哥”的战略大后方，这下子突然变成前线了。
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当然不能放在“前线”，一定要后撤，1969年10月，周文正公和军委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在江西景德镇新建直升机厂的请示报告》。决定由哈飞、哈尔滨滨江航校包建江西昌河直升机厂（372厂）和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景德镇基地的主要产品确定为正在研制的“直六”，由哈飞负责提供工艺装备并建立生产线，一直到试制出产品并稳定地小批量生产为止。
三线建设时期，太祖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正好，景德镇的乐平县有两个天然大山洞：汪家岩和梅岩，于是直升机所和昌河厂就建在这两个大山洞和景德镇陶瓷厂的厂址上。
1970年3月，景德镇直升机基地的基本建设全面铺开，1972年基本建成。从此以后，景德镇人可以自豪地对外宣称，我们不仅造瓷器，我们还造直升机。
昌河的正门：
602所：
航空工业部（三机部）与航空研究院（六院）于1968年分了家。随着景德镇基地的基本建成，直六的设计工作也转给了景德镇602所。涡轴5发动机原来由哈尔滨东安负责设计，因为三线建设的需要，涡轴5的设计任务也转给了株洲发动机设计所（608所）承担。1969年2月，直六进行了静力试验。1969年12月1日，直六02架机进行了地面开车、7日首次悬停、10日首次升空，12月15日试飞员王培民进行了飞行表演。
1970年03号机在完成高温高原试飞任务后返回哈尔滨途中，经过唐山附近时输油管突然空中断裂，直升机被迫自旋着陆，机头触地，机上10人全部负伤住院，造成三等事故。
1972年8月7日，哈飞派02、03号机飞离哈尔滨前往南京试飞。03号机由飞行员傅贵法驾驶，刚刚过了长春，经过吉林公主岭附近的刘房子公社时，突然从1500米航线高度坠落，包括飞行员傅贵法在内的6人全部遇难。经过对残骸的分析，事故是发动机减速器抱轴引起的。
虽然国家与1977年2月批准直六直升机设计定型。但由于直6一直存在的“三高一振”（滑油系统、驾驶舱、动力舱温度高，振动大）等关键技术问题，始终无法量产，终于在1979年，国家决定直6停产。
自1966年至1979年，历时13年，土共在直六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因工业基础薄弱，直六终于未能成功。直六先后共生产了19架，其中哈飞生产了7架，江西1架，江苏11架。“直七”是1969年上马的大型直升机，景德镇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承担设计任务，研制方案是采用2台涡轴5，由株洲608所负责设计，采用6片旋翼，最大起飞重量14.4吨，商载3.5吨，最大航程350公里，实用升限6000米。
1970年末，直七主要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发出大部分图纸。1971年列为重点工程。随后几年，602所针对直7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1979年完成全机静力试验。但终因困难太多，加之当时更大型的直8已经上马，所以与直六的命运一样，直七也于1979年彻底下马。
上海——土共的经济中心，曾经是大型民用客机的伤心之地，或许也将是大型客机的未来的希望之地。
1970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太祖认为上海的工业基础好，提议708的研制和协调总装基地放在上海。
三机部开始从全国抽调300多名航空专业技术人员支援上海，熊焰和马凤山为设计组负责人。
熊焰是航空工业的元老，曾经担任沈阳飞机制造厂（112厂）的厂长，后来奉命在西安组建了试飞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试飞院的前身，调去上海前他是试飞研究所的所长。
马凤山也是航空界的传奇人物，毕业于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去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122厂）工作。在哈飞，马凤山参加过轰五（苏联伊尔-28）的仿制，担任过轰六（苏联图-16）仿制的主任设计师。马凤山等人去生产图-16的苏联喀山工厂考察时，请苏联专家做报告，苏方说你们不用记笔记，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大部分人就专心听讲了，只有马凤山事无巨细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儿笔记。回国后才发现，运到中国的只有生产用的图纸，设计资料根本没有，询问苏方，苏方答复设计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喀山工厂只有生产用的资料，已经全部给你们了。在加上中苏关系逐渐冷却，轰六的设计数据，包括强度计算过程和计算报告，中国就再也拿不到了。但是以后改型改进，这些数据都是必须的，只好自己补编，这时候马凤山那本笔记就起大作用了。
1958年在西安阎良新建西安飞机制造厂（172厂），是哈飞的复制厂，也开始生产轰六。西飞负责补编轰六设计文件，“马凤山笔记”深藏在厂部的保密室中，属于绝密级文件，设计员要想看一眼，必须经过政审，层层审批。江湖传闻，笔记的第一句话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1964年马凤山从哈飞调到西飞担任设计科长。在西飞，马凤山主持过轰六携带原子弹和氢弹的改装。后来还担任过运8测绘设计的总负责人，指挥600多人的设计队伍开展工作。应该说在大飞机设计方面，马凤山是不可多得的专家之一，因此被调往上海708工程设计组（后来改称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即640所）担任技术总负责人，相当于总设计师，只不过那时候不这么叫罢了。1979年马凤山被任命为总设计师，1982年任640所所长。
程不时，1958年毕业于清华航空系，调往上海前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工作，1971年被调往上海担任总体设计组组长，后来担任副总设计师。
运十于1972年审查通过飞机总体设计方案，1975年完成全部设计图纸。1976年第一架运十通过静力试验。因为与运十配套的涡扇-8发动机研制不顺利，第二架运十使用的发动机和部分航电来自进口的波音707的备件。
1980年9月26日，在上海大场机场，运十首飞成功。
1985年，为了完成第三架运十，上飞申请三千万经费，航空部没有给。运十工程只好停止，实际上是下马了，虽然没有任何文件明确说运十下马。
运十下马后一个月，1985年3月31日，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与美国麦道公司签订合作生产麦道-82的协议。640所的技术人员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但没起到任何作用。
为了给总装麦道-82腾地方，上飞开展了拆除运十工艺装备的劳动竞赛，运十03架的备料被工人用来练习打铆钉。
上飞共组装了35架麦道-82。1992年与麦道签订合作生产40架麦道90的合同，但因中美双方对合同理解不同发生摩擦，有8400多项零件中方认为应由美方提供，但美方认为合同中没有列出的零件都应该由中方自己制造，这导致中国生产的麦道-90比直接进口还贵1000万美元，民航方面坚决不答应，最后中央同意每架财政补贴800万美元，民航勉强接受。1994年中美签订修改协议，购买20架份原材料、配套设备。
本来第一批4架麦道-90应该在1998年交货，但上飞低估了技术消化和内部协调的难度，进度一再推迟，资金计划一再被突破，引起上级不满。1998年6月有关部门再次评估，决定平仓止损，麦道90项目“同步停产”，最终麦道-90只生产了2架。这时美方供应的20架份原材料和配套设备还在不断供应，为避免更大损失，中方主动中止合同。有人说麦道项目下马是由于1997年波音兼并麦道，其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飞机找不到买家，既然是玩儿市场经济，质次价高的东西肯定是卖不动的。
上飞在麦道项目上投入的几十亿投资变成了“呆账”。此后背负沉重包袱的上飞只能靠给波音制造水平尾翼等外包项目和生产杂七杂八的民品艰难度日。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技术人才需求很大。经济拮据的上飞和640所很难留住人才。人总是要吃饭的，640所也得打点儿散工挣点儿钱买米，上海汽车那时候正热火朝天地大上项目，640所便揽上了为上汽培训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CATIA的活儿干，这一培训就把自己的骨干力量都培训没了，不少技术人员直接跳槽到了上汽。上汽甚至动了吃掉640所的心思，好在中国一航坚决不同意，640所才存活下来。活是活下来了，但丢了半条命，640所极为凄惨，除了临近退休的，年轻人基本上跑光了，江湖传言“640所只剩下几个大妈守着一堆过期的图纸”，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很形象地描述了640所的惨状。上海航空发动机厂在配套运十的涡扇8下马后，则挂羊头卖狗肉，主营汽车零部件了，上天的心早就没了，只有满地爬的心。
远程大型运输机、远程大型轰炸机、大型喷气式客机，被称为三大“国之重器”。这三个山头土共都曾经组织过进攻，但先后都失败了。
最先提出来要搞远轰和大运的是林彪。1969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向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下达了研制远程大型运输机的任务（型号定为运9，称“10号任务），空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国防工办并周文正公提出将汉中歼击机基地（012基地）改建称为大型运输机基地的报告。半年之后，远轰又取代了大运，1970年6月10日，六院又向603所下达研制远轰的任务（称”12号任务“），空军党委、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向周文正公、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递交《关于研制远程轰炸机的报告》，研制工作由西安飞机制造厂（172厂）和603所负责。
1970年，太祖视察上海后，军委和计委向上海市下达了研制大客（运10飞机）的任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外蒙古坠机身亡，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关系改善。远轰研制突然变得没那么急迫了。1972年六院下文通知：远轰缓办，集中力量搞大客。
1985年太宗提出“军队要忍耐”，大批军工科研项目被砍，航空部是重灾区，大运也下马了。至此，土共在大运、远轰、大客三大战役中完败。
在民机制造领域，土共可以称得上是屡败屡战，套用某广告词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1988年西飞和西安603所与德国MBB公司（梅塞施密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合作，准备生产一种75座客机，叫做MPC-75。梅塞施密特公司在二战期间是德国空军最主要的飞机供应商，它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是纳粹德国的主力战机，总共生产了30000多架，二战后德国军工业被美国阉割，所以MBB的主要业务转向民用航空。MPC-75项目只停留在纸面上，但通过与MBB的合作，西飞的设计师第一次触及到了现代民机设计思路。MPC-75项目由于国内做出研制干线飞机的决定而被终止。项目的最终成果是2600万马克的技术转让合同，涉及8个方面32个专业内容，包括气动设计、结构动力学、性能构型控制、结构设计、修理、系统设计、材料与工艺、适航、可靠性、质量保障、产品支援、市场开发与研究等方面，还包括一个数据库、73个应用软件和852个人月的培训工作。1993年，在航空航天部支持下，西安603所将全套技术转让资料与软件向上海640所进行了推广。现在国内从事商用飞机研制的人，相当一部分是当年MPC-75项目培训出来的。
1993年，西飞和603所与韩国大宇公司合作，准备共同开发一款100座级新型支线客机，由603所设计，西飞制造，棒子参与有关设计工作，承担部分制造任务，并提供型号研制所需资金投入，飞机定名为AE-100（亚洲快车100）。后来棒子要求飞机必须在韩国总装，土共不答应，便中止了与棒子的合作，转向与新加坡合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用于AE-100项目的100亿元人民币“总理基金”划出中航工业总公司账户，AE-100项目宣告终结。不无巧合的是，印度尼西亚努桑达拉飞机工业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完全冲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援助印尼的附带条件就是“一分钱也不能往飞机上投”，结果印尼两届总统亲自挂帅，苦心经营的航空工业被西方温柔一掌便灰飞烟灭了。
1998年，国防科工委在20年产业规划报告中说：2010年之前，中国不再搞整机研发。此文件虽然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在航空工业界带来极大震动，人才流失加速，用一哄而散形容也不为过，一部分人去玩儿汽车，还有些人去开发游乐场的摩天轮和超级秋千。
上海640所和西安603所生活几乎陷入绝境，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603所为了保留设计队伍，只上半天班，省下的电费用来发工资。阎良的小贩都知道：“100座下马了，菜价上不去。”
1998年5月18日，603所总设计师王清平说服了时任603所所长的李洪毅，决定研发一种70座级、2+2布局、窄机身的支线飞机NRJ，西飞、哈飞、陕飞、上航、640所、603所各投资金10万元成立工作团队，在国内市场调研，意向订单达到98架。1999年他们向国防科工委提交立项报告，但最终没有得到批复。1999年1月，NRJ因资金链断裂而宣告失败。
国家不让上新项目，但没说不让改进现有产品。1999年西飞和603所对运7-200A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进，选用加拿大普惠的发动机、美国科林斯的航电、霍尼韦尔的导航系统、汉密尔顿的复合材料螺旋桨，这就是新舟60（MA60）。新舟60先后出口到津巴布韦、老挝、印尼、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现在，新舟60已有20多家客户，交付飞机70多架，手持订单180多架。
在开发民机的问题上有三大争论，“干支之争”、“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和“东西之争”，参与论战的利益集团也是多方面的。
所谓“干支之争”，指的是：直接上干线大飞机项目呢，还是先上支线客机练练手再上干线大型客机。
改开以后，五岳派的总坛几经变迁。1988年以前叫航空工业部，1988年与航天部合并组成航空航天工业部。1993年精简机构，从政府机关转制为企业，改称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同时与航天再次分家，那边儿改称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1999年，总坛又被一帮脑门上刻着“自由竞争万岁”的人拆分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两家。生产战斗机和运输机的沈飞、西飞、成飞属于第一集团，南昌洪都和整个直升机系统属于第二集团。其实从产品上看，两家重合度并不高。
总坛不再是衙门，要自负盈亏，不能从中央财政直接拿钱，只能从资本市场上融资，拆分后调动资源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总坛囊中羞涩，自然没有投资上百亿直接上大飞机的奢望，只想着从总理衙门要点儿，再加上自己凑点儿，先上比较小的支线客机比较有把握。但在上海，一帮原来搞运十的人不断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文章，为“运十”喊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土共“8亿条裤衩换一架飞机”的伤心事，“大客乘雷上天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随着无线电波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不上大客死不休”成了全民共识。俗话说，忽悠也是生产力，后来这事儿还真让他们忽悠成了，总理衙门后来真的在大飞机项目上砸下了巨款。
“对外合作与自主研制之争”比较好理解，一方主张先从国外购买发动机、航电，尽快攒出飞机占领市场，再徐图国产化；另一方主张先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基础薄弱的领域，再上整机，避免受制于人。这个问题后来的意见相对比较统一，民机最重视的是安全，一旦出机毁人亡的事故，会对民机工业产生致命的打击。当年运7-100先后有60多架投入使用，曾经是中国支线航空市场上最大的机群，2000年武汉空难后，全部停飞，彻底退出了支线客机市场。所以在采购成熟的国外发动机和航电的问题上，基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现在土共的民用飞机，比如哈飞的运12F、西飞的新舟60，景德镇的AC313直升机等，用的都是进口的发动机。
“东西之争”说的是整机研制与总装是放在基础比较好的西安，还是放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603所）经过“歼轰7飞豹”和“新舟60”两个成功项目的锻炼，在大型飞机制造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有齐装满员的设计开发队伍；而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640所）在麦道项目下马后比较惨，只剩下“几个大妈守着一堆过期图纸”，但是上海方面说了，阿拉这里有吸引力啊，年轻人都往阿拉这里跑，只要有钱，就能招来人。
2000年，趟地雷的那位宰相终于同意支持国产涡扇支线客机项目。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简称中国一航）负责筹备，这就是ARJ-21项目（Advanced Reginal Jet for the 21st Century, 意为21世纪高级支线客机），时任副总理吴邦国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错过。”
2002年4月，ARJ项目正式立项。2002年9月，成立了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简称“商飞”，总部设在上海。“商飞”与“上飞”同音，可见上海人对原上海飞机工业的眷恋。诸位看官请注意，这个“商飞”并非现在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商飞”属于中国一航，仍是五岳派的弟子，所以也称“一航商飞”或者“小商飞”。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是2008年成立的，不再是五岳派弟子，而是自立门户，跟五岳派平起平坐的，所以也叫“大商飞”。
“小商飞”的成立虽然看似为“东西之争”和“干支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但其实并非如此，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大商飞”了。
从“小商飞”到“大商飞”的蜕变，与ARJ-21的研制过程掺杂在一起，经历了一段极为痛苦的过程，期间的利益之争、内斗、互相指责、口水横飞、尸横遍野，远远超越了一款飞机型号的研制，涉及到土共的产业布局、地区竞争、媒体掌控的方方面面，长达数年才尘埃落定，至今仍让很多人心有余悸。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哈飞
哈尔滨——一座常凯申从未染指过的城市。
我大清散伙以后，东三省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虽说地盘是老张的，但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俄双方约定以长春为界，北边儿是毛子的势力范围，南边儿是鬼子的势力范围，鬼子和毛子在东北都有驻军，两家老张都惹不起，实际上也是一出三国演义。
鬼子在皇姑屯炸死老张以后，张学良接了班，虽说小张唱了一出“东北易帜”扯下北洋政府的旗、改挂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让常凯申笑得合不拢嘴，但东北还是奉系军阀的地盘，常凯申是插不进手去的。
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小张一枪没放把部队撤进了关内，丢了东北，常凯申也并不心疼，照样剿他的共，反正丢的也不是他的地盘儿。虽说1931年以后整个东北就落在了鬼子手里，不过并不妨碍国粉们把日据时期东北修的铁路炼的钢算做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经济进步的伟大功绩，给凯申公脸上贴金。
1932年2月5日，鬼子侵占哈尔滨后，香坊区(包括动力、平房区)成了关东军的军事基地，臭名昭著的用活人做实验的731细菌部队就驻扎在这里。
关东军空军的8372部队也驻扎在平房和双榆树屯，1932至1933年这支部队抓了很多中国劳工在平房区的义发源、马家沟至小北屯一带修建了两个飞机场，负责运送军政要员和对华北、华东的对空作战，是关东军在满州空军的骨干力量。鬼子在这里建有机库和一个小型飞机修理厂。
1945年毛子在欧洲搞掂了德国鬼子之后，8月8日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叫了去，二话不说，直接塞给他一份对日参战宣言，佐藤直接就傻眼了，回到使馆想向国内汇报，才发现电话线已经被毛子掐断了。7天之内，毛子就荡平了百万关东军。
土共一看苏联老大哥占据了东北，赶紧从山东河北抽调大批部队和干部接管东北，哈尔滨自此落入了土共的手中就一直没丢过，虽然国军把土共赶到北满，抢走了长春和沈阳，但哈尔滨却一直稳稳地握在共军手中，是共军手里唯一的省会级大城市。
土共在哈尔滨平房区利用鬼子留下的机场和飞机修理厂，成立了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三厂，1949年初改为东北军区军工部北满分部直属三厂。
1949年1-10月，先后有佳木斯大华铁工厂、哈尔滨实验厂、哈尔滨星记工厂、大连10纵修机厂、石岘兵工厂、辑安兵工厂、冀东兵工厂、兴山兵工厂，牡丹江兵工厂、长春修械所、北安兵工厂、珲春兵工八厂等12个工厂的部分或全部迁入平房与直属三厂合并。1949年10月1日，直属三厂改为军工第21厂。1951年5月1日，划归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领导，改为121厂。从此，这个厂成为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的联合修理厂。
1952年4月1日，开始划分为两个厂，一个是122厂，负责飞机维修；另一个是120厂，负责航空发动机维修。122厂就是后来的哈尔滨飞机制造厂，120厂则是现在的哈尔滨东安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前身。
哈飞（122厂）一开始的任务主要是维修从苏联购买的图-2轰炸机，据说是图波列夫在监狱里设计出来的，是二战期间老毛子的轰炸机的主力。抗美援朝时，为了攻占大和岛，土共空军曾经驾驶“图-2”轰炸机体验了一把在美国佬头上扔炸齤弹的滋味。
土共的苏制图-2轰炸机：
在1952年确定的苏联援建的航空工业13个项目中，哈尔滨飞机厂和哈尔滨东安发动机厂并不是制造厂，只是扩大了其修理范围。
哈飞先后修理过图-2轰炸机、乌特伯-2轰炸教练机、伊尔10强击机、米-4直升机等很多机型，也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改装工作。1955年开始维修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后来土共的“轰5”就是仿制的伊尔-28。
航空工业界的很多老人都在哈飞工作过。
屠基达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技术科工作。顾诵芬也是1951年上海交大航空系毕业的，与屠基达是同学，不过顾被分配到了沈阳。屠基达在哈飞主持过伊尔-28全套图纸的复制工作，为后来仿制“轰5”打下了基础。他在哈飞工作了5年，1956年调到沈飞的飞机设计室。屠基达在哈飞、沈飞、南昌洪都、成飞都工作过，经历很丰富。
陈一坚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哈尔滨飞机厂，1956年调到沈飞飞机设计室，后来又调到西安飞机设计所，成为“飞豹之父“。
马凤山1952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提前毕业，被安排到哈飞工作。马凤山是屠基达和顾诵芬的学弟，只差一年。
刘国民195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俄语专修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哈飞从事资料翻译工作。刘国民后来成为中航技的创业人之一，把不少飞机出口到国外。
1955年，原二机部办公厅主任陆纲被调到哈飞任厂长。直5的仿制是在陆纲任内进行的。1962年陆纲调任沈飞当厂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很可惜。
哈飞从飞机修理厂成为飞机制造厂，是从仿制米-4直升机开始的。1956年，土共决定从苏联引进米-4直升机及其发动机的制造技术，主机由哈飞负责生产，发动机由东安负责仿制。米-4国产型的代号是“直5”，其发动机的国产型代号为“活塞-7”。所以有人说1956年是“中国直升机元年”。
米-4属于世界上第一代直升机，是苏联著名设计师米里的作品。
哈飞先从修理米-4开始，熟悉直升机的结构特点，并制定了直-5试制的总方案。
1958年1月，米-4直升机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到厂，厂长陆纲立即组织技术人员日夜赶工翻译学习资料，25天内描绘了25000张A4图纸，两个月完成了1000多套工装设计任务。1958年3月，航空工业局组织了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到哈尔滨协助工作。
苏联派出了5人专家组到哈飞进行指导，专业分别是旋翼、自动倾斜器、试飞和设计，其中3人来自喀山第14厂、1人来自米里设计局、1人来自自动倾斜器厂，组长叫谢苗诺夫。其中试飞专家尼古拉.任是华裔，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贡献很大。
直5第零批共制造5架，1958年11月24日完场静力试验机，送沈飞强度室进行了静力试验。12月10日，第二架试飞用直5总装完成。12月14日下午4时，由试飞员钱广有、程绍英驾驶，首飞成功。
直5的试制正赶上“大跃进”，为求进度，航空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直至空军发生多次一等事故，贺龙震怒，开始进行质量整顿。哈飞1958-1960年三年没有生产出一架合格的直-5，已装成的15架直5因质量问题不能出厂，交付部队的3架全部返厂修理，连周恩来送给胡志明作为生日礼物的一架直-5也因质量问题，不得不滞留南宁。
哈飞和东安不得不从1961年起重新试制直5及其发动机。先后6次复查图纸资料，修正了上万个问题，补充大量工艺装备，不合格的工夹具全部返修。1963年3月15日第一架新直5总装完毕，随后进行了16个起落的试飞。1963年9月21日国家航空产品鉴定委员会鉴定合格、签字验收。
1966年哈飞的直5突破了年产百架的大关，产量达102架。直5的大批量生产延续了将近20年，直到1980年航空工业部停止下达直5生产和维修任务，1983年哈飞和东安的直5及其发动机生产线全部拆除。直-5总共生产了545架。
早期的直5旋翼的桨叶是由钢管梁和包有胶合板及蒙布的木质架组成。
需要消耗大量优质红松或云杉等优质木材。每年要砍伐二、三万立方米的珍贵木材，然后从中挑一小部分最好的用来生产桨叶。为了挑选云杉，需要登上海拔3700米的高峰，四川林业局甚至为此付出了牺牲3人的代价。
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一架毛子援助阿三的米-4直升机被击落，土共派科技人员研究残骸时发现旋翼已经改为金属旋翼，于是开始仿制，经过多次实验，摸索出了金属旋翼的全套生产工艺，于1966年生产出第一副金属旋翼，使直5的飞行高度、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大大提高，金属旋翼的寿命也比木质旋翼要高很多。1962年土共还从阿三那里缴获了一架美国制造的贝尔47G-3轻型直升机，1965年哈飞曾试图仿制，代号“701直升机”后来觉得用途不大，下马了。考证起来，阿三也算是为土共的直升机事业做过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人家。
直5也曾经走出国门，从1958年至1982年，土共援助了7个国家直5直升机共87架，其中，朝鲜40架；阿尔巴尼亚34架；越南1架；南也门3架；刚果布3架；马里3架；几内亚3架。
朝鲜战争期间，1951年轰炸大和岛时，土共用的还是采用活塞螺旋桨发动机的图-2轰炸机；朝鲜停战后，1955年夺取一江山岛的战役中，轰炸机的主力就是伊尔-28喷气式轰炸机了。
伊尔-28轻型前线战术轰炸机，是苏联伊留申飞机设计局的作品，1948年首飞，1950年开始装备苏联空海军航空兵部队。伊尔-28与同时代的美国B-57堪培拉轰炸机是同一个等级的，所以也被称为“共产党圈的堪培拉轰炸机”，这是一款很成功的设计，苏联曾生产了数千架。
土共进口的苏制伊尔-28，首批60架于1952年10月交付，单价68万人民币，因交付地点在齐齐哈尔，所以又称为“齐尔型”。至1956年，总共进口了171架，这些原装进口货被称为“苏轰五”，后来仿制的国产型被称为“国轰五”。
这些进口伊尔-28的维修任务，自然也是由哈飞负责的，1955年开始试修时，屠基达组织人马复制了伊尔-28的全套图纸。土共本打算获取毛子的授权引进伊尔-28的全套生产技术，但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就改成自行仿制了。
伊尔-28的国产型代号是轰五，轰五采用两台涡喷-5发动机，与歼五的发动机相同，属于成熟发动机，因此仿制过程比较顺利。轰五于1963年开始仿制，1966年首飞，1967年量产。
土共曾经保有大批的轰五机队，轰五的各种改型也很多，比如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电子干扰机、鱼雷机（也叫雷击机）等，还有可以投放照明弹的照明机。1964年6月11日夜，一架台湾P2V-7型电子侦察机窜入山东地区侦察，石振山机组驾驶轰五照明机投掷12枚90公斤照明弹，将敌机所在空域照成白昼，引导攻击机将P2V-7一举击落，13名机组人员毙命。从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弹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
别看轰五个头小，轰五改装的轰五甲可是核弹投放机，可以扔原子弹的。轰五甲核弹投放机的改装是文革期间在哈飞进行的，代号“2152工程”，1968年完成。土共从1971年开始分两批向罗马尼亚出口了12架轰五，后来又出口了2架轰教五教练机。
轰五于1984年停产。
与轰五的顺利仿制不同，轰六的仿制遇到的波折就比较多，国产化用了10年才完成。
1958年航空工业局决定仿制苏制图-16轰炸机，国内代号“轰六”，由哈飞、东安、西飞和西安发动机厂承担，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1959年1月16日，两架图-16由苏联飞抵哈飞，仿制工作正式开始。1959年国庆前夕，使用苏联零件装配的第一架轰六在哈尔滨首飞成功。当时西飞还在进行大规模基建，还不具备生产条件。西飞建成后，轰六的生产才逐渐转移到西飞。
1959年5月，马凤山作为设计技术骨干，被派往苏联喀山的图-16飞机生产厂实习静力试验，重点学习苏联的强度规范，以及图-16飞机强度计算及静力试验情况。有一回，苏联专家在作讲座报告时反复强调说，课堂上讲的这些你们不用记，这些资料会全本发往中国，其它人于是专心听讲，但马凤山多了个心眼，记下了极为详细的笔记。后来，这些人回国后这些资料始终没有来，只好请驻苏联大齤使馆正式外交交涉，毛子的答复是这些资料是苏联中央流体动力研究院编写的，不是工厂的生产资料，不属于图-16飞机合同中应该提供的资料。于是马凤山的笔记本成了宝贝，人称“马凤山笔记”，必须经过复杂的批准手续才能借阅。1964年，西安飞机厂承担图-16改装为投掷原子弹的运载机的任务，领导让西飞提条件，西飞点名要一个人，就是马凤山。自此马凤山被调去了西安，离开了哈飞。
轰六飞机一开始是在哈飞试制的，哈飞发完了全机试制图纸、进行了第一架进口大部件的组装。在西安阎良新建的西安飞机厂1959年起也承担轰六的试制。那时，哈飞和西飞都有苏联专家驻厂指导。按照毛子的规则，为了抓住设计权并保持生产技术协调一致，苏联工厂是主制厂，中国是复制厂，而在中国，则哈飞是主制厂，西飞是复制厂。哈飞要派主制厂代表到西飞，西飞设计科对轰六的每一项一类或二类更改都要有哈飞驻厂设计代表签字同意。哈飞派出大量技术人员援建西飞，后来曾任运12总设计师的卢开仁就曾经当过哈飞驻西飞设计代表，一天要处理数十起各个专业的技术问题。
西飞于1966年完成第一架全国产的轰六静力试验机，1968年装配国产涡喷-8的轰六首飞成功，1969年批量投产。西飞至今仍在生产轰六的最新改进型轰六K。
从技术角度讲，直升机的设计和制造比固定翼飞机要难，土共对此应该是深有体会，因为土共有两个胎死腹中的直升机计划：哈飞的“直六”和景德镇的“直七”。
从毛子那里引进全套技术仿制的直五，算是世界上的第一代直升机，典型特征就是它的活塞发动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上的第二代直升机都改用涡轮轴发动机了。土共对这种新技术当然也是心向往之，1966年，当时的三机部（航空工业部）向哈尔滨飞机厂（122厂）、哈尔滨东安航空发动机厂（120厂）下达了研制“直六”直升机及其配套发动机“涡轴五”的任务。
1966年9月哈飞开始了“直六”的设计工作，1967年3月完成样机，1967年12月末发出全部图纸和技术文件。
1968年，直六研制项目经太祖圈阅，周文正公批示，明确为国家任务，作为部队列装项目。
在直六研制如火如荼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969年3月，双方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哈尔滨本来是背靠“老大哥”的战略大后方，这下子突然变成前线了。
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当然不能放在“前线”，一定要后撤，1969年10月，周文正公和军委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在江西景德镇新建直升机厂的请示报告》。决定由哈飞、哈尔滨滨江航校包建江西昌河直升机厂（372厂）和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景德镇基地的主要产品确定为正在研制的“直六”，由哈飞负责提供工艺装备并建立生产线，一直到试制出产品并稳定地小批量生产为止。
三线建设时期，太祖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正好，景德镇的乐平县有两个天然大山洞：汪家岩和梅岩，于是直升机所和昌河厂就建在这两个大山洞和景德镇陶瓷厂的厂址上。
1970年3月，景德镇直升机基地的基本建设全面铺开，1972年基本建成。从此以后，景德镇人可以自豪地对外宣称，我们不仅造瓷器，我们还造直升机。
昌河的正门：
602所：
航空工业部（三机部）与航空研究院（六院）于1968年分了家。随着景德镇基地的基本建成，直六的设计工作也转给了景德镇602所。涡轴5发动机原来由哈尔滨东安负责设计，因为三线建设的需要，涡轴5的设计任务也转给了株洲发动机设计所（608所）承担。1969年2月，直六进行了静力试验。1969年12月1日，直六02架机进行了地面开车、7日首次悬停、10日首次升空，12月15日试飞员王培民进行了飞行表演。
1970年03号机在完成高温高原试飞任务后返回哈尔滨途中，经过唐山附近时输油管突然空中断裂，直升机被迫自旋着陆，机头触地，机上10人全部负伤住院，造成三等事故。
1972年8月7日，哈飞派02、03号机飞离哈尔滨前往南京试飞。03号机由飞行员傅贵法驾驶，刚刚过了长春，经过吉林公主岭附近的刘房子公社时，突然从1500米航线高度坠落，包括飞行员傅贵法在内的6人全部遇难。经过对残骸的分析，事故是发动机减速器抱轴引起的。
虽然国家与1977年2月批准直六直升机设计定型。但由于直6一直存在的“三高一振”（滑油系统、驾驶舱、动力舱温度高，振动大）等关键技术问题，始终无法量产，终于在1979年，国家决定直6停产。
自1966年至1979年，历时13年，土共在直六项目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因工业基础薄弱，直六终于未能成功。直六先后共生产了19架，其中哈飞生产了7架，江西1架，江苏11架。“直七”是1969年上马的大型直升机，景德镇的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602所）承担设计任务，研制方案是采用2台涡轴5，由株洲608所负责设计，采用6片旋翼，最大起飞重量14.4吨，商载3.5吨，最大航程350公里，实用升限6000米。
1970年末，直七主要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发出大部分图纸。1971年列为重点工程。随后几年，602所针对直7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1979年完成全机静力试验。但终因困难太多，加之当时更大型的直8已经上马，所以与直六的命运一样，直七也于1979年彻底下马。
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陕飞
国庆期间“运九”的照片现身江湖，勾起了洒家对陕飞的兴趣，所以咱们把商飞先放一边儿回头再聊，先聊聊陕飞。
汉中，北面是秦岭，南边儿是大巴山脉，汉江从中川流而过。虽然行政上属于陕西省，但与干旱缺水的陕北黄土高原不同，汉中气候温润、风调雨顺。所以汉中盆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大粮仓。
昔日汉高祖刘邦和项羽约定“先入咸阳为王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结果虽然刘邦先攻入了咸阳，却因项羽势大，只好尊项羽为西楚霸王，自己受封当了汉中王，在去汉中的路上把沿途的栈道都放火烧了，以显示自己只想舒舒服服躲在汉中过小日子，不打算出来争夺天下了。等到刘邦在汉中攒得兵精粮足，玩了一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拿下关中，进而十面埋伏打败项羽，夺了天下。
掰扯这段儿往事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汉中这地方虽然气候很好，农业收成不错，但交通闭塞，要想出入汉中，要么走山中险峻的栈道，要么只能走山沟中崎岖的陈仓道，总之，进出汉中都不容易。这种交通困难的状况直到2007年西安至汉中的高速公路通车才有所改观，即便采用现代科技，这条高速公路还是修了五年才通车，中间桥梁隧道无数。
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陕飞，就在汉中。
陕飞这个运输机生产基地之所以建在汉中，是因为“三线建设”。
1960年代，共产党与美苏两大流氓同时反目，于是“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把大量的工厂企业内迁，准备打仗。与其它鸟不拉屎、山穷水恶民刁的地方不同，汉中虽属三线，但气候宜人、水草丰美、民风淳朴，绝对是好地方，于是总参、总后、二炮、中科院、国防科委、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冶金部、石油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七机部，一古脑儿拥向汉中圈地，请示报告堆满了周公的办公桌，公曰：“三个胖子挤一个门，进得去吗？总要一个一个进，先上铁路嘛”，于是先修阳安铁路（阳平关至安康），再把甘肃刘家峡水电站、湖北丹江口水电站到汉中的高压输电线路修通，修路通电的同时，各企业在汉中的建设也大规模展开。
1964年汉中航空工业基地（012基地）开始规划、踏勘、筹建，一开始准备建的是“汉中歼击机”基地，后来又改为“汉中大型运输机基地”，即为陕飞。
1969年初，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和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开始测绘仿制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安-12”四发涡桨军用运输机，定名为“运八”，设计测绘用了2年零4个月时间，于1972年2月发出全套设计图纸、技术条件和计算报告，接着开始零件制造和装配。01号原型机于1974年12月10日完成总装，12月15日首飞。随后，西飞把02、03号原型机散件及运八飞机全部技术资料和专用工艺装备转交给汉中基地，陕飞一边基建、一边研制，1975年12月20日，02号原型机在汉中城固机场首飞成功，1976年9月通过全机静力试验，1977年1月03号原型机首飞；1980年2月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
运八最大起飞重量60吨，最大商载20吨，与美帝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代名机“C-130大力神运输机”属于同一个级别，当然在技术水平上比C-130差着一条街。水平低不要紧，徐图改进就是了，先解决有无最重要。象伊尔-76这种200吨级的运输机，共产党自己没有，只能进口，美帝不卖，只好找毛子买。毛子连存货带家底，一共凑了20多架，共产党还想要，再签了34架的合同，毛子往地下一躺：“尼玛，各加盟共和国都独立了，生产厂都不在咱家，打死我也造不出来了。想要的话，加钱！”共产党一看，就算给你钱，等你建好厂，生产完了交货也得等到驴年，拉倒吧。
前两天，毛子的“伊尔-76”改进型“伊尔-476”首飞，普京大帝亲自到场，眼睛虽然看着飞机，其实心里惦记着共产党的腰包。共产党这里也在纠结：“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运-20’就快首飞了，但从试飞到定型，怎么着也得三五年，这个空挡期怎么过？这伊尔-476我是不买呢还是不买呢？”
200吨级的四发喷气式大型军用运输机，土共是搞过的。
1969年林彪提出“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于是三机部指示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开始着手设计大运，当时被称为“运九”，要求能运载两个加强连约350名士兵，最大起飞重量200吨，机长54米，机高16.7米，翼展58米。
为了承接“运九”的生产，汉中012基地也从“歼击机基地”改成了“大型喷气式运输机生产基地”。为了能满足运九的总装空间要求，012基地总装厂修建了整个亚洲最大的总装厂房，厂房长200米，宽74.5米，内部净跨度达72米，高度32.5米，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高度相当于10层楼。厂房上部安装有15吨的吊车。可以满足3架运九同时进行总装作业。后来改为生产运八，在这个车间里同时总装6架运八，地方还很宽敞。
1971年，林彪的座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摔了，当时运九还在图纸上，也就跟着“摔了”。运九下马了，012基地一下子没了产品，三机部于是把西安的运八转给了012基地。
太祖、周公先后驾鹤西去之后，太宗克成大统，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幅削减军费开支，汉中的一堆半拉子三线军工企业下马的下马、撤销的撤销，呼啦啦做鸟兽散了。因为有运八这个产品，军方陆陆续续还有少量订货，陕飞得以苟延残喘，艰难地挺过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前20年，没有如同上海飞机制造厂一样倒掉，期间几多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运八的原型机，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式结构，机舱分为前、中、后、尾四段，前段前半部是驾驶舱，配有正、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师坐席，有机玻璃机头便于领航员观察；机组乘员包括尾炮射击员共6人。前段后半部为押运舱，可乘坐14人。整个前段为密封舱。中段为货仓，可运载重型武器装备和大型货物，地板下有两个副油箱仓。货仓为非密封舱，但有加温和低空通风设备，运送人员时，可以迅速装上伞兵座椅，机上有跳伞钢索等空降设备，一次可运送全副武装士兵96名或空降伞兵82名，或运载60副担架，加3名医护人员。后段前部是货舱大门，后部与尾翼相连，货仓大门有三扇，“一扇上开，两扇内开”，货仓大门关闭后，从外面看缝隙是“T型”。尾段也是密封舱，装有两门自卫机炮，设有射击员坐席。
运八采用平直梯形悬臂式上单翼，双梁箱式结构，低阻层流翼型。机翼由中央翼、中外翼和外翼三部分组成。相对于中央翼，中外翼有1度上反角；相对于中外翼，外翼有3度下反角，整个机翼呈“海鸥”式。采用双逢后退式襟翼，襟翼外侧为差动式副翼。中外翼前后梁之间安置了26个橡胶软油箱，外翼内部为整体结构油箱。
运八的动力装置为四台株洲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生产的涡桨-6（WJ-6）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单台最大功率3120KW，即4250当量马力。株洲南方与1969年8月开始研制涡桨-6，1970年9月上台架运转，1973年4月首次上天试飞，1976年定型。1982年改进设计，功率提高到3350kw，即4550当量马力，降低油耗并提高寿命。
运八从机体到机载设备，也就是前苏联60年代的水平，可靠性差和故障率高，投产前几年就因质量问题造成两次大面积停飞，可以用一个字形容运八，那就是“渣”。1980年代土共与美帝蜜月期时，也曾买过两架C-130，不过土共囊中羞涩，多了买不起，再加上1989年美帝的制裁来得及时，运八才避免了下马的厄运，土共空军只好继续“吃渣”，陕飞的职工才能有钱买点儿萝卜白菜度日，运八也才能“坚持下去”，还搞了几个改型。
1984年，运八海上巡逻机交付部队。
1985年，为了把从美国进口黑鹰直升机运到西藏，专门研制了运-8A型“黑鹰”直升机载机。货仓大门改为“一扇上开、一扇下开”，下开的一扇大门兼做货桥。因此运-8A的大门关闭后，从外面看，缝隙是“一”字型。
运-8C型是全气密型多用途运输机，原型机的货仓是非气密舱，不方便运送人员或鲜活货物。运-8C在改为全气密货仓时，从安全角度考虑取消了地板下的副油箱，最大载油量从22.9吨减少到14.6吨，航程和续航时间大幅缩短。
运-8D型是民用出口型货机。1987年，两架运8-D出口到斯里兰卡。
运-8E型是无人侦察机母鸡，可以携带两架北航研制的“长虹一号”无人侦察机。1988年交付部队。
运-8F是“运羊机”，为了运送新齤疆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活羊专门研制的。
运-8F100，运-8F200，运-8F400均为民用货机。用户包括中国邮政、坦桑尼亚、广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
1996年的“台齤海危机”，尤其是1999年的“5.8炸馆事件”之后，陕飞和运-8终于熬过了苦难岁月，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国防预算大幅削减，军队的订货逐年减少，再加上运-8性能不济，在民机市场上也不招人待见，尤其是1990年代前几年，陕飞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队伍虽然没有散掉，但出走的年轻技术人员也不少，新人更是招不进来。在那种情况下，陕飞自然没有多余的资金对运-8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转机出现在1996年“台海危机”以后，国家军费投入大幅增加，以运-8为载机的一系列“高新工程”特种飞机相继上马。1999年5.8大齤使馆被炸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费尔康”预警机采购未果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土共。“高新工程”系列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研制经费的拨付及其它各种支持的力度很大，陕飞投入巨资对生产厂房和设备进行了大幅度改造，科研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提高。
在一系列“高新工程”特种飞机的研制过程中，运-8飞机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运-8J警戒机：
高新一号战场监视机：
高新二号电子侦察机：
高新三号电子干扰机：
高新四号指挥通信机：
高新五号空警200预警机：
高新六号反潜机：
高新七号心理战飞机：
出口到巴基斯坦的ZDK
国庆期间“运九”的照片现身江湖，勾起了洒家对陕飞的兴趣，所以咱们把商飞先放一边儿回头再聊，先聊聊陕飞。
汉中，北面是秦岭，南边儿是大巴山脉，汉江从中川流而过。虽然行政上属于陕西省，但与干旱缺水的陕北黄土高原不同，汉中气候温润、风调雨顺。所以汉中盆地自古就是中国的一大粮仓。
昔日汉高祖刘邦和项羽约定“先入咸阳为王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结果虽然刘邦先攻入了咸阳，却因项羽势大，只好尊项羽为西楚霸王，自己受封当了汉中王，在去汉中的路上把沿途的栈道都放火烧了，以显示自己只想舒舒服服躲在汉中过小日子，不打算出来争夺天下了。等到刘邦在汉中攒得兵精粮足，玩了一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拿下关中，进而十面埋伏打败项羽，夺了天下。
掰扯这段儿往事的意思是想告诉大家，汉中这地方虽然气候很好，农业收成不错，但交通闭塞，要想出入汉中，要么走山中险峻的栈道，要么只能走山沟中崎岖的陈仓道，总之，进出汉中都不容易。这种交通困难的状况直到2007年西安至汉中的高速公路通车才有所改观，即便采用现代科技，这条高速公路还是修了五年才通车，中间桥梁隧道无数。
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公司，简称陕飞，就在汉中。
陕飞这个运输机生产基地之所以建在汉中，是因为“三线建设”。
1960年代，共产党与美苏两大流氓同时反目，于是“备战备荒”大搞三线建设，把大量的工厂企业内迁，准备打仗。与其它鸟不拉屎、山穷水恶民刁的地方不同，汉中虽属三线，但气候宜人、水草丰美、民风淳朴，绝对是好地方，于是总参、总后、二炮、中科院、国防科委、教育部、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冶金部、石油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七机部，一古脑儿拥向汉中圈地，请示报告堆满了周公的办公桌，公曰：“三个胖子挤一个门，进得去吗？总要一个一个进，先上铁路嘛”，于是先修阳安铁路（阳平关至安康），再把甘肃刘家峡水电站、湖北丹江口水电站到汉中的高压输电线路修通，修路通电的同时，各企业在汉中的建设也大规模展开。
1964年汉中航空工业基地（012基地）开始规划、踏勘、筹建，一开始准备建的是“汉中歼击机”基地，后来又改为“汉中大型运输机基地”，即为陕飞。
1969年初，西安飞机工业公司和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开始测绘仿制前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的“安-12”四发涡桨军用运输机，定名为“运八”，设计测绘用了2年零4个月时间，于1972年2月发出全套设计图纸、技术条件和计算报告，接着开始零件制造和装配。01号原型机于1974年12月10日完成总装，12月15日首飞。随后，西飞把02、03号原型机散件及运八飞机全部技术资料和专用工艺装备转交给汉中基地，陕飞一边基建、一边研制，1975年12月20日，02号原型机在汉中城固机场首飞成功，1976年9月通过全机静力试验，1977年1月03号原型机首飞；1980年2月定型并投入批量生产。
运八最大起飞重量60吨，最大商载20吨，与美帝洛克希德公司的一代名机“C-130大力神运输机”属于同一个级别，当然在技术水平上比C-130差着一条街。水平低不要紧，徐图改进就是了，先解决有无最重要。象伊尔-76这种200吨级的运输机，共产党自己没有，只能进口，美帝不卖，只好找毛子买。毛子连存货带家底，一共凑了20多架，共产党还想要，再签了34架的合同，毛子往地下一躺：“尼玛，各加盟共和国都独立了，生产厂都不在咱家，打死我也造不出来了。想要的话，加钱！”共产党一看，就算给你钱，等你建好厂，生产完了交货也得等到驴年，拉倒吧。
前两天，毛子的“伊尔-76”改进型“伊尔-476”首飞，普京大帝亲自到场，眼睛虽然看着飞机，其实心里惦记着共产党的腰包。共产党这里也在纠结：“自己的大型运输机‘运-20’就快首飞了，但从试飞到定型，怎么着也得三五年，这个空挡期怎么过？这伊尔-476我是不买呢还是不买呢？”
200吨级的四发喷气式大型军用运输机，土共是搞过的。
1969年林彪提出“大搞运输机、大搞直升机”，于是三机部指示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开始着手设计大运，当时被称为“运九”，要求能运载两个加强连约350名士兵，最大起飞重量200吨，机长54米，机高16.7米，翼展58米。
为了承接“运九”的生产，汉中012基地也从“歼击机基地”改成了“大型喷气式运输机生产基地”。为了能满足运九的总装空间要求，012基地总装厂修建了整个亚洲最大的总装厂房，厂房长200米，宽74.5米，内部净跨度达72米，高度32.5米，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相当于两个足球场，高度相当于10层楼。厂房上部安装有15吨的吊车。可以满足3架运九同时进行总装作业。后来改为生产运八，在这个车间里同时总装6架运八，地方还很宽敞。
1971年，林彪的座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摔了，当时运九还在图纸上，也就跟着“摔了”。运九下马了，012基地一下子没了产品，三机部于是把西安的运八转给了012基地。
太祖、周公先后驾鹤西去之后，太宗克成大统，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幅削减军费开支，汉中的一堆半拉子三线军工企业下马的下马、撤销的撤销，呼啦啦做鸟兽散了。因为有运八这个产品，军方陆陆续续还有少量订货，陕飞得以苟延残喘，艰难地挺过了经济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的前20年，没有如同上海飞机制造厂一样倒掉，期间几多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运八的原型机，机身为全金属半硬壳式结构，机舱分为前、中、后、尾四段，前段前半部是驾驶舱，配有正、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师坐席，有机玻璃机头便于领航员观察；机组乘员包括尾炮射击员共6人。前段后半部为押运舱，可乘坐14人。整个前段为密封舱。中段为货仓，可运载重型武器装备和大型货物，地板下有两个副油箱仓。货仓为非密封舱，但有加温和低空通风设备，运送人员时，可以迅速装上伞兵座椅，机上有跳伞钢索等空降设备，一次可运送全副武装士兵96名或空降伞兵82名，或运载60副担架，加3名医护人员。后段前部是货舱大门，后部与尾翼相连，货仓大门有三扇，“一扇上开，两扇内开”，货仓大门关闭后，从外面看缝隙是“T型”。尾段也是密封舱，装有两门自卫机炮，设有射击员坐席。
运八采用平直梯形悬臂式上单翼，双梁箱式结构，低阻层流翼型。机翼由中央翼、中外翼和外翼三部分组成。相对于中央翼，中外翼有1度上反角；相对于中外翼，外翼有3度下反角，整个机翼呈“海鸥”式。采用双逢后退式襟翼，襟翼外侧为差动式副翼。中外翼前后梁之间安置了26个橡胶软油箱，外翼内部为整体结构油箱。
运八的动力装置为四台株洲南方航空动力公司生产的涡桨-6（WJ-6）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单台最大功率3120KW，即4250当量马力。株洲南方与1969年8月开始研制涡桨-6，1970年9月上台架运转，1973年4月首次上天试飞，1976年定型。1982年改进设计，功率提高到3350kw，即4550当量马力，降低油耗并提高寿命。
运八从机体到机载设备，也就是前苏联60年代的水平，可靠性差和故障率高，投产前几年就因质量问题造成两次大面积停飞，可以用一个字形容运八，那就是“渣”。1980年代土共与美帝蜜月期时，也曾买过两架C-130，不过土共囊中羞涩，多了买不起，再加上1989年美帝的制裁来得及时，运八才避免了下马的厄运，土共空军只好继续“吃渣”，陕飞的职工才能有钱买点儿萝卜白菜度日，运八也才能“坚持下去”，还搞了几个改型。
1984年，运八海上巡逻机交付部队。
1985年，为了把从美国进口黑鹰直升机运到西藏，专门研制了运-8A型“黑鹰”直升机载机。货仓大门改为“一扇上开、一扇下开”，下开的一扇大门兼做货桥。因此运-8A的大门关闭后，从外面看，缝隙是“一”字型。
运-8C型是全气密型多用途运输机，原型机的货仓是非气密舱，不方便运送人员或鲜活货物。运-8C在改为全气密货仓时，从安全角度考虑取消了地板下的副油箱，最大载油量从22.9吨减少到14.6吨，航程和续航时间大幅缩短。
运-8D型是民用出口型货机。1987年，两架运8-D出口到斯里兰卡。
运-8E型是无人侦察机母鸡，可以携带两架北航研制的“长虹一号”无人侦察机。1988年交付部队。
运-8F是“运羊机”，为了运送新齤疆出口到阿拉伯地区的活羊专门研制的。
运-8F100，运-8F200，运-8F400均为民用货机。用户包括中国邮政、坦桑尼亚、广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等。
1996年的“台齤海危机”，尤其是1999年的“5.8炸馆事件”之后，陕飞和运-8终于熬过了苦难岁月，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整个20世纪80-90年代，国防预算大幅削减，军队的订货逐年减少，再加上运-8性能不济，在民机市场上也不招人待见，尤其是1990年代前几年，陕飞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队伍虽然没有散掉，但出走的年轻技术人员也不少，新人更是招不进来。在那种情况下，陕飞自然没有多余的资金对运-8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转机出现在1996年“台海危机”以后，国家军费投入大幅增加，以运-8为载机的一系列“高新工程”特种飞机相继上马。1999年5.8大齤使馆被炸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费尔康”预警机采购未果事件，进一步刺激了土共。“高新工程”系列成了国家重点项目，研制经费的拨付及其它各种支持的力度很大，陕飞投入巨资对生产厂房和设备进行了大幅度改造，科研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提高。
在一系列“高新工程”特种飞机的研制过程中，运-8飞机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
运-8J警戒机：
高新一号战场监视机：
高新二号电子侦察机：
高新三号电子干扰机：
高新四号指挥通信机：
高新五号空警200预警机：
高新六号反潜机：
高新七号心理战飞机：
出口到巴基斯坦的ZDK
楼主的帖子 我认真的看了 非常好 学习了 感谢楼主 不过帖子字实在是太多了 呵呵
坐等楼主更新
看了近两个小时。
膜拜一下，这要写多久啊？
如此大作，看的我头昏眼花，先顶一个再说！
九点到十二点多，居然看完了，唏嘘不已，呜呼哀哉。很多事情最后就是国家意志问题。
看了一半，想着该霸个楼以后好说话，结果往下拉着拉着就看到罗阳这个名字了。（蛋花哭）
前排占座，看得我好累
这哪里是五岳派啊，分明是丐帮嘛
火前留名，难得的好文章
好文，再大的困难，我们也把火种留下了。
好文，顶一个
九点到十二点多，居然看完了，唏嘘不已，呜呼哀哉。很多事情最后就是国家意志问题。
问题就在于 国家 意志 究竟shi多久，怎样一个意志？
问题就在于 国家 意志 究竟shi多久，怎样一个意志？
围观楼上一群火星来客——12年的东西也，西西河的链接都打不开了，而且原文在西西河的跟帖才叫有料
围观楼上一群火星来客——12年的东西也，西西河的链接都打不开了，而且原文在西西河的跟帖才叫有料
贴一个别人搬运的链接http://bbs.ghtt.net/thread-1904841-1-1.html
帖子索引
1楼：写在前面
2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1）
3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2）
4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3）
5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取经（4）
6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从“上飞”到“商飞”（1）
7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从“上飞”到“商飞” (2)
8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从“上飞”到“商飞”（3）
9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创业
10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闭关
11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接客
12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高校篇(1)
13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高校篇(2)
14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大师兄沈飞
15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六扇门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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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峨嵋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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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五岳派的前世今生——峨眉派（2）
好文学习了！
自从航空档案不对外发行，这是我看过的最详细介绍中国航空工业的文章，支持一下。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问题就在于 国家 意志 究竟shi多久，怎样一个意志？
意志就是类似最高领导人造两弹一星的决心与勇气，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毅力。
意志就是类似最高领导人造两弹一星的决心与勇气，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毅力。
说白了还是需求不够。
膜拜楼主，写的真不错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不是我写的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不是我写的
先感谢一下，然后慢慢看
看了一段就直接回帖，宋的确大牛，一个拖，一个熬，整出了一款争气机！
这个好贴不回对不起楼主。
看了一段就直接回帖，宋的确大牛，一个拖，一个熬，整出了一款争气机！
随时都可以看见你来冒酸水，受刺激了是吧
随时都可以看见你来冒酸水，受刺激了是吧
这航空工业就是扔钱啊，多庞大的队伍啊，研究所都排到50了，厅级单位估计上百。产出真够可怜的，质量还差得很。
国家意志应该是搞出能卖出去的，高质量的，赚钱的产品，不能老想着国家投资。
国家意志应该是搞出能卖出去的，高质量的，赚钱的产品，不能老想着国家投资。
我居然跳着看完了
额，原来是转帖。。。。。。
搞得真清楚，做个记号先
马克留名。有空再看。。。
o(≧口≦)o
o(≧口≦)o
曼哈顿工程 发表于 2015-10-27 01:58
这哪里是五岳派啊，分明是丐帮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
这哪里是五岳派啊，分明是丐帮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
很好，很好，从昨晚到现在陆续看完。
看了一个下午+一个上午，虽然大部分都知道，但看起来仍然是好文，
期待补齐了，不错的航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