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红卫兵领袖回忆文革：毛主席为人民鸣不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22:44:45
本文转自网易，本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奇怪。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 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 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 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 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http://war.163.com/15/1022/07/B6H0BURJ00014OVF.html本文转自网易，本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奇怪。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 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 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 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 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http://war.163.com/15/1022/07/B6H0BURJ00014OVF.html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 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 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 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 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http://war.163.com/15/1022/07/B6H0BURJ00014OVF.html本文转自网易，本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不知道也不清楚，只是觉得奇怪。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东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县人，父亲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时，李东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发起并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1967 年，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李东民当选市委常委。
1968 年，李东民下乡插队到了内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军。
1973年，李东民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机械厂当工人。
1977 年，李东民因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入狱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东民创办大陆第一家社会调查机构--北京社会调查事务所，现为该所所长。
贴大字报，是为了释放压抑
1960年，我进入北京25中读书，25中是当时北京较好的学校之一。我当时觉得，教育，也就是课程内的那些 东西，实在和现实生活相差太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对于学生天性的压抑是很大的。把我一个学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从1949年建国 到1966年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说是一种社会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种专政。形成了许多新的压迫，这些禁锢了人民，而人民无法抗拒这种制度上的压迫 和禁锢。实际的许多利益被剥夺，天生的创造力被压抑，这些负面的东西都在积累。忽然，毛主席会为人民鸣不平，告诉大家，你可以贴大字报，用大字报的形式诉 说自己和身边的不平。当毛主席号召的时候，尤其是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来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沸腾了。
我至今觉得红卫兵的很多诉求，不是错的，而是一种天性的释放。不要总觉得我们是被利用了、上了当。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对工作组，我拿出了《宪法》
1966年，社会上已经开始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已经初现端倪。我便积极活动，到校外串联。1966年6月7日，学生夺了学校领导的权，开始宣传我们对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时，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课桌上睡3－4个小时。6月8日，工作组来到了25中，两天后学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工作组要求每天上课8小时，同学们的热情一下子就下去了。这时侯工作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当权。谁家官大，谁家的孩子就当权。
我写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就成了斗争的导火索。文章写好之后，同学们凑了钢板、铁笔、蜡纸，可是没有油印机没法印，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用学校的油印机，而工作组就是不让。晚上在同学家里，我就随手翻了一个大家都不看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条，“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国家应给予支持，并给予物质上的便利”。第二天，我们就拿着《宪法》和工作组再去要油印机。最后对工作组说：“你们不同意我也要印，你们必须支持我们的！”工作组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吓唬我说“那你们就印去吧！但是责任你们自己负。”“当然是我们自己负责”，我回答。
工作组坐镇，把我打成“反革命”
这次冲突之后，工作组就开始用特务的办法对付我们，一方面是抓《呼吁书》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记下我们说了什么、甚至偷听我们的电话。到了6月16日，工作组突然发难，攻击我们是“反革命”。又过了一天，工作组召开了全校斗争大会，当时叫“辩论会”，学校几千人，斗4个学生，被斗的一个是团总支书记，两个班的团支部书记，还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来就开会，工作组坐镇，用他们收集的材料攻击我们，不让我们吃午饭，一直斗到太阳下山，晚上我们吃一点饭，又继续开会，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课了才散。这场 “辩论会”，还没有动手打人，但是有些学生向我们扔石头子，工作组故作文明地说：“不许破坏学校秩序”，其实我们知道，这都是工作组安排的。
团总支书记就低着脑袋不说话，另一个学生斗着斗着就哭了。而我这个人脖子硬，他们攻击我们的造谣言论，我就据理反驳，始终没有低头。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红卫兵组织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校师生代表。江青说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回去！”第二天，工作组被赶走了。工作组走了之后，25中的红卫兵当权派还是那些干部子弟，他们跟风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利用“血统论”，急于争夺学生中的领导权。而反对血统论，我是比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几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正式打出旗号。
国庆节前，我到东北串联，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时北京就很乱了，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提出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一个叫秦希昌的同学，不遗余力地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跑，他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名义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区县的联络站，建立了一个有效的联络系统。我们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组织。
江青对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中央文革就找我们，江青召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座谈会。那天下午，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19个红卫兵，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别的同学都老老实实坐着等，我就满处溜达，看见中央文革的领导走过来，我就迎上去和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进来。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动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见过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没见过我。”她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首长，您是我们亿万群众的旗手，我要是见过您一定记忆犹新，可是您见过的群众成千上万，您可不一定记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说：“这个人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座谈会。
第一次见江青之后，我们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实在走不开。于是，我就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个条子，说：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实我很想去见您，可是实在没办法，特和您请假。假条写得很诚恳。据说，江青看到假条之后还说：“李东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过来啊！”其实，要是没有这个假条，江青也未必记得起我。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还有一次，我们首都兵团的一个红卫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汇报。她马上就把谢富治叫来说：“小李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谢富治自然很重视，很快也就解决了。
12月16日，我们牵头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请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领导参加，江青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更加壮大起来。
“四·三派”与“四·四派”交锋
1966年12月夺权后，到1967年5－6月间，几乎每天我们都到人民大会堂开例会，这一段时间，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学生座谈会。
1967年1月，谢富治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谢富治还没吃饭，他问我吃没吃，我说我也没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条，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说：“小李啊，主席有这么一个建议，现在这个情况要成立一个临时的权力机构吧！”我说：“好，应该的”。“主席建议，由你们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解放军，再加上表现好的有经验的干部结合起来，搞个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说：“可以啊。”就这样成立了北京市革委会。3月25日，我把我们中学生红卫兵召集起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会，当时除了主席、林彪没有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都来了，开了一个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我是组长。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这一时期我作为常委主要就是联络中小学的学生和老师。我主张恢复上课，但封资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动下搞了一个新教材的编写小组，在东四附近弄了个院子。我来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联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军搞军训，在解放军的支持下，把学生先招呼回来学毛选、学报纸，逐渐恢复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较左的学生开了个座谈会，他们反对军训，反对恢复秩序，说解放军支持老红卫兵。他们告了解放军的状，炮轰负责军训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说他是镇压革命学生。这批学生就成为“四·三派”。会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说：“首长，您今天听到的只是一面之词”。4月4号，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谈会，我赞扬了解放军，赞扬秩序恢复的好、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有成绩，我说，“要讲稳定”，“不能再乱了”。我们成了“四·四派”。当时，江青就火了，拿起话筒训斥我：“你是个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
最后，陈伯达和江青表了态，定了调子，解放军有问题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学生要团结。陈伯达说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劳动节、国庆节，两次天安门上见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们这些红卫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去观礼花。大约是晚上6点，我们就上了天安门，这时，中央领导还没有上城楼。我比较小、好动，就窜来窜去，正好撞见毛主席从楼梯往上走，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见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兴的，微笑着主动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我也赶紧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经对上了，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工人粗壮的手伸了过来，抢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这一举动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点尴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动，就跑到天安门城楼最上面一层去了，差点错过北京市革委会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国庆节，我再一次作为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时候已经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时候，那么多红卫兵登上天安门。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个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汉白玉栏杆上面坐着，群众游行之后，大约到10点或11点，周总理就引着毛主席走过来了，到了我们跟前的时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总理就拉着毛主席，第一个就介绍我：“这是中学的李东民”，1967年，周总理和我在工作上打过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处理北京饭店事件时，都是我报的信儿。毛主席就伸出手说：“噢！你的兵多得很嘛！”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没想到毛主席会和我开玩笑，灵机一动：“我们都是您的兵，没有解放军不行，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行！我们都听您的话。”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我和毛主席说话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过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刚才的对话，这时候主席就走远了。
离开北京：“不插队，不当兵，就种地”
1967年上面在评价红卫兵领袖的时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主席说，群众领袖里有三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学的谭厚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兵团战报》，毛主席看了觉得很有些想法，曾对身边的人说：“这份小报不俗啊！没有怪言语，也不搞丑化”。1966年，我就应该高中毕业，可是因为“闹革命”到1967年也没有毕业，这一年已经有许多同学陆续到各地“上山下乡”，1968年，我主动提出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谢富治就对我说：“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啊？”于是我就没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报名了，谢富治还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将台人民公社插队吧！这样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说：“同学们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没过多久，北京市革委会领导安排我下部队农场锻炼。下边部队对我这样一个“大人物”还是很重视，而我不想张扬，改名叫李国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内蒙古65军194师580团开始我的“种地”生活了。http://war.163.com/15/1022/07/B6H0BURJ00014OVF.html
文革的问题在本朝很难有个客观评价的，各种利益纠葛的群体还活着，百年以后再说吧
红卫兵中的官二代们都在忏悔，但是底层子弟眼中的红卫兵则是另一个样子。事情本就是如此。
鸣完不平哟，继续大发疯哟。
等几个朝代以后再看看怎么评价这段历史 ~
红卫兵中的官二代们都在忏悔，但是底层子弟眼中的红卫兵则是另一个样子。事情本就是如此。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hong100hong 发表于 2015-10-22 12:32
等几个朝代以后再看看怎么评价这段历史 ~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等几个朝代以后再看看怎么评价这段历史 ~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怎样才能让他们接受人民的监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投靠资本和权贵？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不排除，但那不是事情的全部
不排除，但那不是事情的全部
不管什么理念，总会被一些人利用发挥做苟且之事，还偏离甚至违反了初衷。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未必吧，张怎么解释？ 分田和市场经济自由化怎么解释？我们看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未必吧，张怎么解释？ 分田和市场经济自由化怎么解释？我们看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斗死的哪个不是人民？是那几十万右派不是人民还是武斗里被打死的人不是人民？怎么没见毛为这些人鸣不平呢？还是说斗之前是人民，斗的时候就不是人民？
lx870321 发表于 2015-10-22 12:33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同意。如今再看，伟人是有远见的。但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出了问题。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同意。如今再看，伟人是有远见的。但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出了问题。
网上说凤凰网采访王光美，她说：现在看，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 不知是真是假
晃悠 发表于 2015-10-22 12:35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历史没有定论一说。几千年后都可能再翻案。
秦始皇都定为负面人物，毛给其平了反，统一中国，大大的功臣。
当年，基辛格（？）曾问毛，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他就说，200年时间太短，无法评价。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历史没有定论一说。几千年后都可能再翻案。
秦始皇都定为负面人物，毛给其平了反，统一中国，大大的功臣。
当年，基辛格（？）曾问毛，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他就说，200年时间太短，无法评价。
网上说凤凰网采访王光美，她说：现在看，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 不知是真是假
这是假的，毛左造谣的，凤凰网对王的采访根本没谈及这方面，不信你找找出处
这是假的，毛左造谣的，凤凰网对王的采访根本没谈及这方面，不信你找找出处
直接说文革是为了反腐，是为了公平，是为了自由，是为了让人们不被饿死，是为了让人们不被斗死，是为了破除个人崇拜，总之，文革就是个好东西，说不好的都是极右派，是美国人的走狗，是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汉奸，我们要对这些说毛主席不对的人进行批斗。
这是假的，毛左造谣的，凤凰网对王的采访根本没谈及这方面，不信你找找出处
我以前也查过，有的链接有有这样说，有的没有说
我以前也查过，有的链接有有这样说，有的没有说
等几个朝代以后再看看怎么评价这段历史 ~
坏人坏事并未彻底清算，同样灾难本朝就难免再现，不需等几个朝代
坏人坏事并未彻底清算，同样灾难本朝就难免再现，不需等几个朝代
幻影4000 发表于 2015-10-22 12:48
网上说凤凰网采访王光美，她说：现在看，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 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属实 那他还是革命者
网上说凤凰网采访王光美，她说：现在看，主席发动文革是对的。 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属实 那他还是革命者
同意。如今再看，伟人是有远见的。但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出了问题。
八亿人民俱尧舜，呵呵
能不出问题吗？
八亿人民俱尧舜，呵呵
能不出问题吗？
人民万岁。
赞一个先！！
lx870321 发表于 2015-10-22 12:33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手段与方法严重错误的人到底是那些二代还是这些底层子弟呢？对于这些底层子弟来说当年他们的敌人犯下令人发指的错误的就是这些二代，然而指责错误享受成果的依然是这些二代。他们犯下罪行，他们指责罪行，然后他们依然高高在上
lx870321 发表于 2015-10-22 12:33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手段与方法严重错误的人到底是那些二代还是这些底层子弟呢？对于这些底层子弟来说当年他们的敌人犯下令人发指的错误的就是这些二代，然而指责错误享受成果的依然是这些二代。他们犯下罪行，他们指责罪行，然后他们依然高高在上
文革说明讲民主也要讲法制和秩序。。官员一定要让人民合法监督政府，否则早晚人亡政息，脱离人民的政权迟早会被历史抛弃，老毛绝对看到中国历史王朝轮回的死结了。。
来自:关于超级大本营
文革在中国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如果没有文革，看看现在的印度就明白了，其实印度更需要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文革
晃悠 发表于 2015-10-22 12:35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百年之后必然有更客观的评论，待到后朝修史必然完全放弃客观，天朝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朝纲混乱社会大倒退文化崩溃就是千年以后的中国人看到的史书记载，其恶政估计超过暴秦甚至商纣。
胡执政时已经有定论了，还算客观
百年之后必然有更客观的评论，待到后朝修史必然完全放弃客观，天朝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朝纲混乱社会大倒退文化崩溃就是千年以后的中国人看到的史书记载，其恶政估计超过暴秦甚至商纣。
鼓动底层造反，结果是啥呢，打砸抢，任何比自己有钱有文化有地位的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结果是高考都停了，选派积极分子上大学，这不就是察举制嘛？结果底层的上升渠道反而被堵死，大大是怎么去清华的？
百年之后必然有更客观的评论，待到后朝修史必然完全放弃客观，天朝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朝纲混乱社会大倒退文 ...
计划生育政策必将成为重要的章节，改变十几亿人的命运的政策，强制绝育，强制流产达到巅峰的政策，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必将成为重要的章节，改变十几亿人的命运的政策，强制绝育，强制流产达到巅峰的政策，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策。
鼓动底层造反，结果是啥呢，打砸抢，任何比自己有钱有文化有地位的都是反动派，阶级敌人，结果是高考都停了 ...
你说的是乌克兰和利比亚吗？对不起，那叫民主。
你说的是乌克兰和利比亚吗？对不起，那叫民主。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还能有啥正确的手段和方法？你说来听听
还能有啥正确的手段和方法？你说来听听
而后来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动机正确，手段和方法严重错误。。因此也是灾难
现在看动机也是非常不符合实际，脑子都快脱离中国现状了，怎么可能产生正确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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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能脱离束缚那叫天才 原地打转的叫奴才
思想能脱离束缚那叫天才 原地打转的叫奴才
我以前也查过，有的链接有有这样说，有的没有说
我查过凤凰官网，你可以去看下
之前有人把这个搬出来，被我举报造谣，版主让他拿出依据，几天都找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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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量力 发表于 2015-10-22 13:36
计划生育政策必将成为重要的章节，改变十几亿人的命运的政策，强制绝育，强制流产达到巅峰的政策，人类历 ...
大发疯时斗老师杀学者，焚书籍毁文物，冲击瘫痪政府机关，大食堂大炼钢，从古至今的昏暴之君里要找个能比肩的真地可能只有从上古传说里找了。何不食肉糜这类的好无辜纯洁的
计划生育政策必将成为重要的章节，改变十几亿人的命运的政策，强制绝育，强制流产达到巅峰的政策，人类历 ...
大发疯时斗老师杀学者，焚书籍毁文物，冲击瘫痪政府机关，大食堂大炼钢，从古至今的昏暴之君里要找个能比肩的真地可能只有从上古传说里找了。何不食肉糜这类的好无辜纯洁的
思想能脱离束缚那叫天才 原地打转的叫奴才
顶你这句，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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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功臣集团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隐患，必须清理。本朝的功臣集团过于强大，因此清理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文革。
大发疯时斗老师杀学者，焚书籍毁文物，冲击瘫痪政府机关，大食堂大炼钢，从古至今的昏暴之君里要找个能比 ...
说得好像强制孕妇流产，强制绝育是某人自己亲手干的一样。
说得好像强制孕妇流产，强制绝育是某人自己亲手干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