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抚今思昔

红卫兵领袖抚今思昔 ——高干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头头，纷纷成为“第三梯队”得到重用；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叱咤风云，历尽沧桑，列入“三种人”，政治上难再超生。

　　现在几乎一切有关文革的书刊，都把红卫兵描绘为暴徒。其实红卫兵是个统称，当年的大、中学生大多参加过各种群众组织，都可以看作是“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运动初期成立的，即“老红卫兵”，另一类则是后来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他们当中为首的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然而文革开始后不足半年，运动的火烧到自家老子头上，他们就成了“保守派”。那些组成“联动”（北京市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更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尽管是“红色恐怖”的主要肇事者，但在文革结束后很少受到追究。这是因为当年他们多为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因为他们有高干的家庭背景。今天，这种身份仍然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谭力夫可算是老红卫兵的风云人物，高级干部子弟。六六年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赞赏“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从而名噪全国。不久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批判，关进监狱，更名为谭斌。文革结束以后，他曾在邓小平儿子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职，在武装警察部队任军官，现在是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兼党委书记。

　　文革初期，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曾经威风一时，它的头头多为高级干部子女。文革后，在中共元老陈云的直接干预下，西纠和联动案得到平反。它们的一些头头或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或与高层领导子女有密切关系，同时自身又具备一定能力，纷纷成为“第三梯队”（接班人）成员，得到重用。著名的光大、中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就有原西纠的头头。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中，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现为解放军将军，已故原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现出任驻芬兰大使。

　　但并非所有高干子弟都是“保守派”红卫兵。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前北京《光明日报》女记者戴晴当年就是个“造反派”。她表示，当年“造反派”确有不少失误，而“造反派”在文革后一度成为“坏人”的代名词，但她本人不认为当过造反派有什么可耻。她认为：“许多曾被造反派打倒的中共元老在文革后控诉如何被迫害，但这些老干部其实也有一定责任，正是他们协助毛泽东巩固权力，老干部可说在文革期间自食其果。”

　　不过，造反派的领袖大多不是高干子弟，而来自群众以及一般干部家庭，他们在文革中主要冲击当权的党政领导。为此，在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被列入“三种人”（打砸抢、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不得重用，有些人受到法律追究。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可以算作代表。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叱咤风云两年多，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七零年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七八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八三年判处十七年徒刑，刑期自七零年算起。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八七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九二年应聘到山东蓬莱市的乡镇企业任工程师。九三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蒯大富走到哪里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既有清华大学旧“战友”，也有文革时的对立派别的一类。不少文革的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同时又表示理解，因为那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失误和迷失。而蒯大富为此已经承受了至少十七年的监禁，一些人认为，论惩罚也足够了，他有权利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首都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七一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八三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八六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九０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聂元梓被当做红卫兵领袖原本有些滑稽。她是抗日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六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四十五岁已是作红卫兵妈妈的年龄。她因为领衔签署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举成名。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她受到批判，但六九年中共“九大”上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一年又受隔离审查，七八年被逮捕。八三年她被判十七年徒刑。据说她于八四年获假释，以后化名王兰，“下海”经商。她运用与一些领导干部的老关系为生意打开了局面。她致富之余，资助家乡建设，赢得了一些赞誉。当然，她不会忘记文革，并说她有意撰写回忆录。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先被关押，七八年正式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八三年释放，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近年也“下海”经商。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关押期间于八二年患癌病死于狱中。死后一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她的审判结论是：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较轻，免予起诉。

　　李冬民的情况与上述几位有所不同。他在文革之初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六八年参军，七零年被审查，后来复员到北京一家工厂作工人。七六年参加清明节悼念周恩来逝世、抨击“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七七年清明节前夕，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罪而逮捕，次年无罪释放。

　　获释后李冬民先经考试在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自己创建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九八九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被民众推翻后，他上书中央，称罗马尼亚以及东欧的政治剧变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而不是罗马尼亚和东欧的选择，并批评中共中央的政策“右倾”。但这种左的反对意见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

　　　　　　　　∞　∞　∞　∞　∞　∞　∞　∞　∞　∞

　　　　　　　　　　　　　文革“红人”今安在？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几乎同时被毛泽东抛弃。他们坐牢　　　　多年后，现都已返回社会，反省并评说文革，但对毛泽东仍心怀敬畏。

　　广州的《南方周末》三月十五日发表杂文家何满子的文章《“文革悍将”的复出》，并配有一幅颇为触目惊心的漫画：棺材打开，“文革悍将”坐了起来，神气活现地向人们招手。何文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专指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具体指的是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劳动报》发表叶永烈写的《从历史中走出——王力在上海》。

　　何的文章认为，王力再次亮相，时机选择在文革三十周年的前夕，是要表示“你们不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吗？我这悍将照样招摇过市，让大家看看”。

　　他对王力的抨击也够猛烈的，“被宽大赦免了的人，也该知道点天高地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但他认为，王力却是个“极不本分、不甘寂寞的人”，老是“探头探脑地窥测时机，以图一逞”。

　　九五年秋冬，王力去了江苏、山东、四川、上海等省市探亲兼做考察，确有不甘寂寞的劲头。高高瘦瘦的老人来到上海时，身穿黑西装，戴一顶带有白帽圈的黑色礼帽，这是他一九五六年出访南美洲时的“出国装”。当他脱下礼帽，便露出光亮的秃顶和一圈雪白的细发。

　　王力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不包括他当年作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下榻锦江饭店。王力曾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中，王力赫赫有名，尤其是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曾遭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绑架和殴打，回到北京被当作英雄欢迎。但四十天后，王力在中南海钓鱼台一次会议上与另一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一起遭批判。先被软禁在钓鱼台，后关押在西山，六八年一月由秦城监狱收监。王力、关锋以及稍后被“揪”出来的戚本禹一起成为“反党乱军”的代表人物，合称“王、关、戚”。

◇　王力拥毛拥邓又拥江

　　王力命运的奇特之处是，专案组人员从不审讯王力。因为他长期在中央部门起草文件，对核心的重大决策了解太多，越交代麻烦越多，不如让他闭嘴。八０年“四人帮”受审时，他也没有被押上法庭。八二年一月王力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八四年二月他被开除党籍。

　　八九年初，香港《大公报》和上海《联合时报》（原文如此——编注）同时推出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文中提及了邓小平对王力的一段评价。这是王力自六七年八月倒台后首次接受采访，也是他经过二十一年沉默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文革受害者的愤慨。其实，王力还写过文革长篇回忆文章。他还准备写作《王力回忆邓小平》。

　　王力的谈话依然不离政治。他最近用三句话概括他当今的政治观点：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邓小平这面旗帜不能倒；对“江泽民核心”要拥护，要保护。一年前，王力应一些文献研究部门之邀，谈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他说：“对毛泽东，神化不对，鬼化更不对；美化不对，丑化更不对。至于造谣诬蔑，那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的违法行为。”

　　他说：“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从主观的好心出发，走向迷误，越陷越深，一直不回头。他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

　　王力谈起毛泽东，也就提及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他不仅看过这本书，家里也有这本书。王力认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他说，他写《王力回忆毛泽东》就是要纠正这本书中一些错误。王力还准备写中苏论战回忆录。因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王力是挑大梁的角色。在中共中央批判苏共的著名“九评”中，王力参与写作了其中的八篇。他本人也“十下莫斯科”，参加与苏共的谈判。

　　不少人认为王力的回忆录值得一读。王力毕竟自五九年以来一直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六０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进入钓鱼台写作班子，知道许多高层内情。对许多历史问题，他能说出别人不太清楚的背景。不过，他写惯了政论，再加上别人酷评，下笔异常小心谨慎，所以他的回忆录显得过分拘谨以至干涩。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为自己辩护。

　　王力曾这样评论文革：“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

◇　关锋潜心古籍研究

　　文革三十周年之际，人们对当年风云人物近况都怀有强烈兴趣。对协助毛泽东推展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称之为“大三”，而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称为“小三”。

　　出狱重返社会的关锋，不象王力那般在社会上活跃。关锋不接触记者，不谈现实问题，更不谈文革，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九一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夫人周瑛合作的《老子通》，这部八十万字著作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他近年撰写或合作的还有《惠施及先秦名学》、《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关发表的学术论著一般都用“古棣”（一个县的地名）笔名，他与人合作的学术论文递交给国内外的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也总是他的合作者，因为他不愿抛头露面。

　　今年六十五岁的戚本禹，三十六岁开始坐牢。八三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宣判时，戚已关押了十六年，出狱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如今已退休。他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一阵风波。因书的封面印着作者戚文（另有一合作者），而书里的版权页上作者却是戚本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独到见解，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　戚本禹恩怨分明

　　戚本禹对《亚洲周刊》说，一个民族没有伟人是可悲的，一个民族有了伟人而不崇敬伟人同样是可悲的。他至今依然认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人。

　　他说，“毛泽东是我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的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坐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是在最后关头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跟他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

　　他也读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虽然书中多处为戚本禹辩护，但是戚本禹以自己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亲历，驳斥李在书中“随意编造谎言”。

　　戚本禹出狱后深居简出，回避记者，少谈政事，也不写回忆录。退休后他钻研学问，也讲学，近年甚至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他说，能办一个民办银行是他的心愿。

　　关锋和戚本禹虽然长年坐监，但身体还不错。而七十五岁的王力，九年前曾被确诊患贲门癌，后来又发现癌扩散，但病情受到了控制。他的家人告诉《亚洲周刊》，今年五月八日王力在北京动胰腺手术，他的胃、鼻、嘴都插满了管子，“情况不大好了”。红卫兵领袖抚今思昔 ——高干子女为主的老红卫兵头头，纷纷成为“第三梯队”得到重用；造反派红卫兵领袖叱咤风云，历尽沧桑，列入“三种人”，政治上难再超生。

　　现在几乎一切有关文革的书刊，都把红卫兵描绘为暴徒。其实红卫兵是个统称，当年的大、中学生大多参加过各种群众组织，都可以看作是“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运动初期成立的，即“老红卫兵”，另一类则是后来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产生的造反派红卫兵。

　　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他们当中为首的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然而文革开始后不足半年，运动的火烧到自家老子头上，他们就成了“保守派”。那些组成“联动”（北京市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攻击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红卫兵，更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尽管是“红色恐怖”的主要肇事者，但在文革结束后很少受到追究。这是因为当年他们多为未成年的中学生，也因为他们有高干的家庭背景。今天，这种身份仍然是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的重要资源。

　　谭力夫可算是老红卫兵的风云人物，高级干部子弟。六六年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赞赏“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从而名噪全国。不久又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批判，关进监狱，更名为谭斌。文革结束以后，他曾在邓小平儿子邓朴方麾下的康华公司任职，在武装警察部队任军官，现在是北京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兼党委书记。

　　文革初期，北京市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曾经威风一时，它的头头多为高级干部子女。文革后，在中共元老陈云的直接干预下，西纠和联动案得到平反。它们的一些头头或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子女，或与高层领导子女有密切关系，同时自身又具备一定能力，纷纷成为“第三梯队”（接班人）成员，得到重用。著名的光大、中信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就有原西纠的头头。清华大学红卫兵主要负责人中，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现为解放军将军，已故原外交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现出任驻芬兰大使。

　　但并非所有高干子弟都是“保守派”红卫兵。叶剑英元帅的养女、前北京《光明日报》女记者戴晴当年就是个“造反派”。她表示，当年“造反派”确有不少失误，而“造反派”在文革后一度成为“坏人”的代名词，但她本人不认为当过造反派有什么可耻。她认为：“许多曾被造反派打倒的中共元老在文革后控诉如何被迫害，但这些老干部其实也有一定责任，正是他们协助毛泽东巩固权力，老干部可说在文革期间自食其果。”

　　不过，造反派的领袖大多不是高干子弟，而来自群众以及一般干部家庭，他们在文革中主要冲击当权的党政领导。为此，在文革后，他们中很多人被列入“三种人”（打砸抢、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不得重用，有些人受到法律追究。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可以算作代表。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六六年至六八年他叱咤风云两年多，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七零年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七八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八三年判处十七年徒刑，刑期自七零年算起。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八七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九二年应聘到山东蓬莱市的乡镇企业任工程师。九三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蒯大富走到哪里都有不少朋友，其中既有清华大学旧“战友”，也有文革时的对立派别的一类。不少文革的过来人对他的过去持批评态度，同时又表示理解，因为那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的失误和迷失。而蒯大富为此已经承受了至少十七年的监禁，一些人认为，论惩罚也足够了，他有权利开辟新的人生道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头头、首都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七一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七八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八三年被判十五年徒刑，八六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九０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聂元梓被当做红卫兵领袖原本有些滑稽。她是抗日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干部，六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四十五岁已是作红卫兵妈妈的年龄。她因为领衔签署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举成名。六八年工宣队进校后她受到批判，但六九年中共“九大”上却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一年又受隔离审查，七八年被逮捕。八三年她被判十七年徒刑。据说她于八四年获假释，以后化名王兰，“下海”经商。她运用与一些领导干部的老关系为生意打开了局面。她致富之余，资助家乡建设，赢得了一些赞誉。当然，她不会忘记文革，并说她有意撰写回忆录。

　　当年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王大宾先被关押，七八年正式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八三年释放，回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近年也“下海”经商。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关押期间于八二年患癌病死于狱中。死后一年，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她的审判结论是：认罪态度较好，犯罪情节较轻，免予起诉。

　　李冬民的情况与上述几位有所不同。他在文革之初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生，北京市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六八年参军，七零年被审查，后来复员到北京一家工厂作工人。七六年参加清明节悼念周恩来逝世、抨击“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七七年清明节前夕，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罪而逮捕，次年无罪释放。

　　获释后李冬民先经考试在北京市社会科学所工作，后来自己创建了民办的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一九八九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被民众推翻后，他上书中央，称罗马尼亚以及东欧的政治剧变是帝国主义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而不是罗马尼亚和东欧的选择，并批评中共中央的政策“右倾”。但这种左的反对意见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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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红人”今安在？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几乎同时被毛泽东抛弃。他们坐牢　　　　多年后，现都已返回社会，反省并评说文革，但对毛泽东仍心怀敬畏。

　　广州的《南方周末》三月十五日发表杂文家何满子的文章《“文革悍将”的复出》，并配有一幅颇为触目惊心的漫画：棺材打开，“文革悍将”坐了起来，神气活现地向人们招手。何文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专指大名鼎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具体指的是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劳动报》发表叶永烈写的《从历史中走出——王力在上海》。

　　何的文章认为，王力再次亮相，时机选择在文革三十周年的前夕，是要表示“你们不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吗？我这悍将照样招摇过市，让大家看看”。

　　他对王力的抨击也够猛烈的，“被宽大赦免了的人，也该知道点天高地厚，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但他认为，王力却是个“极不本分、不甘寂寞的人”，老是“探头探脑地窥测时机，以图一逞”。

　　九五年秋冬，王力去了江苏、山东、四川、上海等省市探亲兼做考察，确有不甘寂寞的劲头。高高瘦瘦的老人来到上海时，身穿黑西装，戴一顶带有白帽圈的黑色礼帽，这是他一九五六年出访南美洲时的“出国装”。当他脱下礼帽，便露出光亮的秃顶和一圈雪白的细发。

　　王力说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年没有来上海了——当然不包括他当年作中央大员匆匆路过上海，下榻锦江饭店。王力曾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主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文革中，王力赫赫有名，尤其是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事件”曾遭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绑架和殴打，回到北京被当作英雄欢迎。但四十天后，王力在中南海钓鱼台一次会议上与另一中央文革成员关锋一起遭批判。先被软禁在钓鱼台，后关押在西山，六八年一月由秦城监狱收监。王力、关锋以及稍后被“揪”出来的戚本禹一起成为“反党乱军”的代表人物，合称“王、关、戚”。

◇　王力拥毛拥邓又拥江

　　王力命运的奇特之处是，专案组人员从不审讯王力。因为他长期在中央部门起草文件，对核心的重大决策了解太多，越交代麻烦越多，不如让他闭嘴。八０年“四人帮”受审时，他也没有被押上法庭。八二年一月王力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八四年二月他被开除党籍。

　　八九年初，香港《大公报》和上海《联合时报》（原文如此——编注）同时推出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文中提及了邓小平对王力的一段评价。这是王力自六七年八月倒台后首次接受采访，也是他经过二十一年沉默后的首次公开亮相。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许多文革受害者的愤慨。其实，王力还写过文革长篇回忆文章。他还准备写作《王力回忆邓小平》。

　　王力的谈话依然不离政治。他最近用三句话概括他当今的政治观点：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邓小平这面旗帜不能倒；对“江泽民核心”要拥护，要保护。一年前，王力应一些文献研究部门之邀，谈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他说：“对毛泽东，神化不对，鬼化更不对；美化不对，丑化更不对。至于造谣诬蔑，那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允许的违法行为。”

　　他说：“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从主观的好心出发，走向迷误，越陷越深，一直不回头。他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

　　王力谈起毛泽东，也就提及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他不仅看过这本书，家里也有这本书。王力认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不符合事实。他说，他写《王力回忆毛泽东》就是要纠正这本书中一些错误。王力还准备写中苏论战回忆录。因为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王力是挑大梁的角色。在中共中央批判苏共的著名“九评”中，王力参与写作了其中的八篇。他本人也“十下莫斯科”，参加与苏共的谈判。

　　不少人认为王力的回忆录值得一读。王力毕竟自五九年以来一直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六０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进入钓鱼台写作班子，知道许多高层内情。对许多历史问题，他能说出别人不太清楚的背景。不过，他写惯了政论，再加上别人酷评，下笔异常小心谨慎，所以他的回忆录显得过分拘谨以至干涩。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为自己辩护。

　　王力曾这样评论文革：“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

◇　关锋潜心古籍研究

　　文革三十周年之际，人们对当年风云人物近况都怀有强烈兴趣。对协助毛泽东推展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称之为“大三”，而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称为“小三”。

　　出狱重返社会的关锋，不象王力那般在社会上活跃。关锋不接触记者，不谈现实问题，更不谈文革，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九一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夫人周瑛合作的《老子通》，这部八十万字著作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他近年撰写或合作的还有《惠施及先秦名学》、《老子十日谈》、《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关发表的学术论著一般都用“古棣”（一个县的地名）笔名，他与人合作的学术论文递交给国内外的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也总是他的合作者，因为他不愿抛头露面。

　　今年六十五岁的戚本禹，三十六岁开始坐牢。八三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宣判时，戚已关押了十六年，出狱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如今已退休。他与人合作的《大人物的变态心理》由吉林省时代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一阵风波。因书的封面印着作者戚文（另有一合作者），而书里的版权页上作者却是戚本禹。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独到见解，曾与人主编了二百余万字九大卷《中华易学大辞典》，并研究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为真禅法师等人的著书作序。

◇　戚本禹恩怨分明

　　戚本禹对《亚洲周刊》说，一个民族没有伟人是可悲的，一个民族有了伟人而不崇敬伟人同样是可悲的。他至今依然认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伟人。

　　他说，“毛泽东是我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的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坐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是在最后关头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跟他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

　　他也读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虽然书中多处为戚本禹辩护，但是戚本禹以自己曾任毛泽东秘书的亲历，驳斥李在书中“随意编造谎言”。

　　戚本禹出狱后深居简出，回避记者，少谈政事，也不写回忆录。退休后他钻研学问，也讲学，近年甚至涉足商海，对金融和银行特别有兴趣。他说，能办一个民办银行是他的心愿。

　　关锋和戚本禹虽然长年坐监，但身体还不错。而七十五岁的王力，九年前曾被确诊患贲门癌，后来又发现癌扩散，但病情受到了控制。他的家人告诉《亚洲周刊》，今年五月八日王力在北京动胰腺手术，他的胃、鼻、嘴都插满了管子，“情况不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