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婚礼”：背诵毛主席语录唱“红太阳”

1968年1月6日晚间，我和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文革”婚礼，并留下一组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婚礼照片。

这是由杨福栋等19位同事和朋友共同赠送的“最最珍贵的礼物”，大家都不敢在这本画册的前边题字签名，那是对“红太阳”的大不敬！只好在最后一页题字签名。

主持人突然拿出一个神秘的“大礼包”，让新人当场撕开一层又一层的报纸，里面是两块写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的红牌子，大家一哄而上把牌子挂到新人的脖子上。

40年前，正是全国亿万群众高唱“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的时候，尽管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但人们还是沿着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轨迹前行，人们照旧居家过日子，结婚生孩子，每日三餐饭，油盐酱醋茶……

那时早已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口号是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般在机关工作的青年男女大多都在25岁前后结婚，凡是到了28岁尚且未婚者，就会被称为大龄青年，对女性来说就算是超龄了。当时，我是摄影记者，她是编辑，我们都是二十七八岁，这已经算是晚婚了。

登 记

在“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年月里，那时正在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结婚没有挑选黄道吉日这一说，也不讲究必在中午之前完成典礼，通常都是选择在某个周六的晚上举办简朴的革命婚礼。我们供职的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几位热心的同事张罗我们的婚礼，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56元，摄影组同仁计算了一下，他们说买糖果、茶叶和香烟大概用不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把一个月的工资交给他们去采购婚礼用品。

1968年1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很低。这天上午，我们在报社开了一封结婚介绍信，到离报社不远的哈尔滨市道里人民公社田地分社办理结婚登记证书，从而完成了法律意义上合法婚姻程序。当天晚上，我们在报社编辑部二楼会议室举行一场典型的“文革”婚礼，会议室四面墙壁都是“红海洋”，那是用红白油漆涂写的“毛主席语录”。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几个脱了漆皮的暖水瓶和一些搪瓷水杯，暖水瓶里沏着茶水，用大茶盘盛着糖块和香烟放在桌上招待客人。参加婚礼的人都是编辑部及印刷厂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婚 礼

在 “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狂热岁月里，参加婚礼这类活动，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人间烟火的味道，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脸上都挂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我们没有为结婚而买新衣，只是暂时脱掉了平日穿的类似黄军装的外套，那是当时的流行装。我在穿了多年的对襟棉袄外面加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罩衫，祖莹侠在小棉袄外边穿一件绿底小白花的素罩衫。除了每人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总也不离手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喜庆的红色，胸前更没有大红花；婚礼现场除了墙上的 《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再没有任何彩带或彩纸了。

婚礼主持人由评论部资深编辑杨福栋担任，他说话声音宏亮，很有磁性，富有穿透力，他的幽默与才智更为这场婚礼平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当宣布婚礼开始时，他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带上来！”我们俩在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会议室里，主持人首先带领群众挥动 “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大家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由一名到报社“支左”的大学生拉手风琴伴奏。接着宣读当天上午刚刚办好的结婚登记证书，随后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再向到场的群众鞠躬，最后是夫妻行对拜礼。

完成这一套基本程式之后，主持人拿上来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大礼包”，人们都好奇地猜想这又是什么新鲜玩艺呢？他让我们撕开一层一层的报纸，最终看到是两块红纸黄字的牌子，分别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人们一见这两个红牌子立即明白其用意了，大家兴奋起来，一个劲地起哄说“赶紧给他们挂到脖子上”，在一片哄笑声中不由分说地把牌子挂到我们胸前，让我们俩也忍俊不禁，有点哭笑不得。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黑色幽默”，是在模仿“文革”岁月里挂大牌子批斗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景，这也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意了。

礼 品

接下来是我所在的摄影组同仁送上一件用报纸包着的礼品，非让我们当众拆开不可，结果那里面包的是他们“偷”了我的一面带支架的圆镜子，背面镶有我们俩在松花江边自拍的合影，把这面镜子拿到婚礼上也能逗得大家一乐，这个“小包袱”引起群众一片哄笑声，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

群众向我们赠送的最最珍贵的贺礼，是一本由近20人共同签名赠送的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册，这是当时作为“最高政治任务”精心印制的最精美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编辑者是“中国革命摄影学会”（注：现今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摄影学会，“文革”中更名为中国革命摄影学会）其他具有政治色彩的礼品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等“红宝书”和毛主席“宝像”；还有我的老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赠送的用彩色电影胶片编成框的一幅毛主席像，背面由他抄录的毛主席诗词 《咏梅》。以上这些结婚礼品都被我完好保存40多年，其中的结婚证、红宝书等实物还自2003年起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作为珍贵的“文革文物”锁在玻璃框中展出呢。

当时全社会以及各机关单位的住房条件十分困难，报社根本没有房子分给新结婚的青年职工，不少人都是婚后照旧住在单身宿舍里。婚礼结束后，几位老大姐送我们去入洞房，这个“洞房”是临时借用报社招待所一个房间，把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四面的墙壁上也是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红海洋”。那时没有法定的结婚假期，每天照常上班，各自在食堂里打饭吃，晚间回到这间简陋的新房里睡觉。我们在招待所里住了7天，然后又各自搬回男女单身宿舍去了……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1_03/11/5091502_0.shtml1968年1月6日晚间，我和祖莹侠在黑龙江日报社编辑部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文革”婚礼，并留下一组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婚礼照片。

这是由杨福栋等19位同事和朋友共同赠送的“最最珍贵的礼物”，大家都不敢在这本画册的前边题字签名，那是对“红太阳”的大不敬！只好在最后一页题字签名。

主持人突然拿出一个神秘的“大礼包”，让新人当场撕开一层又一层的报纸，里面是两块写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的红牌子，大家一哄而上把牌子挂到新人的脖子上。

40年前，正是全国亿万群众高唱“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的时候，尽管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但人们还是沿着人类亘古不变的生活轨迹前行，人们照旧居家过日子，结婚生孩子，每日三餐饭，油盐酱醋茶……

那时早已提倡晚婚，计划生育口号是 “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一般在机关工作的青年男女大多都在25岁前后结婚，凡是到了28岁尚且未婚者，就会被称为大龄青年，对女性来说就算是超龄了。当时，我是摄影记者，她是编辑，我们都是二十七八岁，这已经算是晚婚了。

登 记

在“红色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的年月里，那时正在大搞破“四旧”立“四新”，结婚没有挑选黄道吉日这一说，也不讲究必在中午之前完成典礼，通常都是选择在某个周六的晚上举办简朴的革命婚礼。我们供职的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几位热心的同事张罗我们的婚礼，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是56元，摄影组同仁计算了一下，他们说买糖果、茶叶和香烟大概用不了一个月的工资，我把一个月的工资交给他们去采购婚礼用品。

1968年1月6日，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很低。这天上午，我们在报社开了一封结婚介绍信，到离报社不远的哈尔滨市道里人民公社田地分社办理结婚登记证书，从而完成了法律意义上合法婚姻程序。当天晚上，我们在报社编辑部二楼会议室举行一场典型的“文革”婚礼，会议室四面墙壁都是“红海洋”，那是用红白油漆涂写的“毛主席语录”。几张办公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几个脱了漆皮的暖水瓶和一些搪瓷水杯，暖水瓶里沏着茶水，用大茶盘盛着糖块和香烟放在桌上招待客人。参加婚礼的人都是编辑部及印刷厂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婚 礼

在 “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狂热岁月里，参加婚礼这类活动，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人间烟火的味道，前来参加婚礼的人们脸上都挂着平日难得一见的笑容。我们没有为结婚而买新衣，只是暂时脱掉了平日穿的类似黄军装的外套，那是当时的流行装。我在穿了多年的对襟棉袄外面加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罩衫，祖莹侠在小棉袄外边穿一件绿底小白花的素罩衫。除了每人胸前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和总也不离手的《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以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喜庆的红色，胸前更没有大红花；婚礼现场除了墙上的 《毛主席语录》是红色的，再没有任何彩带或彩纸了。

婚礼主持人由评论部资深编辑杨福栋担任，他说话声音宏亮，很有磁性，富有穿透力，他的幽默与才智更为这场婚礼平添了不少欢乐的气氛。当宣布婚礼开始时，他一声高喊：“把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新娘带上来！”我们俩在同事的簇拥下走进会议室里，主持人首先带领群众挥动 “红宝书”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大家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由一名到报社“支左”的大学生拉手风琴伴奏。接着宣读当天上午刚刚办好的结婚登记证书，随后是新人向毛主席像鞠躬，再向到场的群众鞠躬，最后是夫妻行对拜礼。

完成这一套基本程式之后，主持人拿上来一个扁扁的长方形“大礼包”，人们都好奇地猜想这又是什么新鲜玩艺呢？他让我们撕开一层一层的报纸，最终看到是两块红纸黄字的牌子，分别写着“走社会主义道路新郎”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新娘”，人们一见这两个红牌子立即明白其用意了，大家兴奋起来，一个劲地起哄说“赶紧给他们挂到脖子上”，在一片哄笑声中不由分说地把牌子挂到我们胸前，让我们俩也忍俊不禁，有点哭笑不得。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 “黑色幽默”，是在模仿“文革”岁月里挂大牌子批斗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景，这也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意了。

礼 品

接下来是我所在的摄影组同仁送上一件用报纸包着的礼品，非让我们当众拆开不可，结果那里面包的是他们“偷”了我的一面带支架的圆镜子，背面镶有我们俩在松花江边自拍的合影，把这面镜子拿到婚礼上也能逗得大家一乐，这个“小包袱”引起群众一片哄笑声，起到了活跃气氛的作用。

群众向我们赠送的最最珍贵的贺礼，是一本由近20人共同签名赠送的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册，这是当时作为“最高政治任务”精心印制的最精美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编辑者是“中国革命摄影学会”（注：现今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前身是中国摄影学会，“文革”中更名为中国革命摄影学会）其他具有政治色彩的礼品是各种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等“红宝书”和毛主席“宝像”；还有我的老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曲作者王双印赠送的用彩色电影胶片编成框的一幅毛主席像，背面由他抄录的毛主席诗词 《咏梅》。以上这些结婚礼品都被我完好保存40多年，其中的结婚证、红宝书等实物还自2003年起在我的环球影展中作为珍贵的“文革文物”锁在玻璃框中展出呢。

当时全社会以及各机关单位的住房条件十分困难，报社根本没有房子分给新结婚的青年职工，不少人都是婚后照旧住在单身宿舍里。婚礼结束后，几位老大姐送我们去入洞房，这个“洞房”是临时借用报社招待所一个房间，把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四面的墙壁上也是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红海洋”。那时没有法定的结婚假期，每天照常上班，各自在食堂里打饭吃，晚间回到这间简陋的新房里睡觉。我们在招待所里住了7天，然后又各自搬回男女单身宿舍去了……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1_03/11/5091502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