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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发布时间：2005-08-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夏增民
在先秦时期，许多民族生活在华夏族周边，或与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处。因此，华夏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由于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周裔的民族持歧视的态度，《左传》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以为其为不开化之民族，视同禽兽。如此者例子尚多，《国语·周语下》载富辰之语：“狄，豺儿狼之德也”；又记周定王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但也有人在当时持较先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周裔边族虽与华族不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华夷分隔即可，《公羊传》记孔子修《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说：“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意即周裔民放冥顽不化，不可强求其与华族沟通。
随着华族地域的扩展，华族与周裔民族的民族交往不可避免，因此那种民族间相互隔绝的观点已经过时。所以，在华族地域的扩展上，如何对待华夷关系，必须有新的认识。《礼记·王制》提出自己的观点：“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民族关系进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先秦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付诸实践，即“五服”制度。《国语·周语上》第一次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观念，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秦统一中国，对周裔民族提全面进攻的政策和。汉兴，承亡秦之敝，民族政策多变，而这一切，都是基本于当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不同的夷狄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政策，而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学术传承及政治利益的不同，有不同的“夷狄观”。
首先是对等的交往，这是汉初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念，也是与汉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刘邦时期，即视外族尤其是匈奴和越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秦季，群雄并起，大多是以平等的形式相互承认为诸侯的，他们虽有奉楚怀王为“共主”，关系实为松散，基本上是平等的独立政权。所以，臧荼与卢绾反汉，都是借重和依附于匈奴的。刘长谋反，同样也是谋求联手匈奴和闽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代相抗衡。
不仅汉初诸侯国如此，中央政府也持同样的立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叛汉而降匈奴的韩王信，并北突进至平城。可见刘邦对匈奴问题是很重视的。而刘敬的“和亲”之议，也基于双方对等的基础上的。此后，汉匈“约为兄弟”，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而匈奴一方，其立意也完全如此。莫顿单于给吕后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管此书信的目的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莫顿单于在对汉朝君主的的称谓上，是对等的。同样，吕后的回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在称呼的措辞上，也是平等的关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凸显出来，他们认为，外族与中原地理环境、生产及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迥异，因此，与外族交往是没有必要的，从而提出弃地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当时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匈奴之事即为可为流涕者。他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又说：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在这个上疏中，对汉朝中央政府以对等的关系对待匈奴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该保持中原民族对周裔民族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贾谊只是建议，那么公孙弘就开始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之所以不合意，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合于当世，他也是主张弃蛮夷之地，严华夷之防的。“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元朔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在对待匈奴、西南夷及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上，公孙弘是持一以贯之的观念的，更关键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汉朝政策的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西汉罢西南夷及沧海等边郡。
这种观念在当时不仅仅是少数人拥有，而是一种思潮，在儒学思想传播下，其“华夷之辨”观念的广为流布。这从民间基层儒士的思想观念中也可以找到根据，《盐铁论》卷三十八《备胡篇》载贤良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但是，他们与外族不交往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就北方而言，自汉初始，匈奴不断南下，严重侵扰了汉朝北部边境。要想保境安民，只有武装制敌了。汉兴七十年，汉朝休养生息之后，足以与匈奴对抗。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高层的对匈奴及闽越及南越关系思想认识及政策决策的转变上。在《盐铁论》中，记载了贤良与大夫的激辩，可以完整地看出武备与文治两方的观点和立场，其中大夫之言，体现了汉武一代汉代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盐铁论·备胡篇》中大夫曰：
“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针对贤良们关于吴国和秦朝因武而亡的论点，大夫反驳说：
“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在这场辩论中，贤良强调修文德，文治国家，认为战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困苦百姓，引起中国骚动。而大夫则相反，认为非武功不能抵御匈奴，不能抵御匈奴也就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定。可以说，自汉武帝初期设“马邑之谋”始，以后屡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主导的思想就是大夫所持思路。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的重点在于此。这是以武装对抗外族入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种思想观念，同样把匈奴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因此才以匈奴为敌手，但落脚点却是使匈奴屈服，内属并效忠于中原王朝。只是，这个时代，汉匈之战胜负未定，尚不能看出汉朝对此的强烈愿望。到了西汉后期，这一要求就很明显了，呼韩邪单于入附就是例子。
“华夷之辨”在儒学思想中只能算是一个思想观念，而在儒学思想体系里，正如前述，其中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思想形态，那是“五服”的思想。在汉代，这一思想同样是重要的。这种主张的要点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裔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等级的册封体制。汉武朝代的民族政策中，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由于军事斗争的激烈，并未实行，也没有条件实行。这种政策的实施，只有在汉朝对外族军事上全面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汉征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系统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或许刘安的建议有保全自己之意，以防汉军趁进军闽越之际威胁自身。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充分的。《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载刘安之言，要点如下：
首先是“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
其次是，越地地理形势复杂，军事不宜展开，越人反复无常，汉军不可能长期驻守，因此军事成果不宜巩固。“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籓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是从政治形势考虑，内地灾害连年，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是夸大越人军事力量，以为汉军难得取胜，出兵而败，不如不出兵。“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不宜出兵武装平闽越，那么以什么政策来处理闽越问题？刘安在他论述的第五方面则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在最后，刘安进一步说明了此政策的优势，“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反复申明他的理由，其要旨就是要建立“五服”制度，这比只强调“华夷之辨”一派要先进许多。因为这一政策有可持行性，事实上也如此，西汉后期这一政策开始在对外族政策上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此后，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西汉，儒学的夷狄观里，还有另一种观念，此种观念更为宏阔，显示了很大的胸怀和气度，那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一思想突出的代表则是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反映了一种“大一统”的天下观，一种奄有四海的气魄。“这一点，在《淮南子》中表现得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罗列了天下辽阔无垠的疆域。篇中对当时中国国土依据想象中的“大九州”范围加以考察。它以九州为中心，然后扩展到八殥、八紘、八极，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以及四十多条水道。同时讨论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尤其重要的是，它还依据传说、记载了分布于海外的三十六国：
“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塞，泽存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淮南子·地形训》）
而《盐铁论·备胡篇》中，也表露同样的思想，其中大夫说：“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这同样反映了，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五服”秩序的主张。天下一家，是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并不是各民族间的绝对的平等，而是认同中央政府的权威。
从以上更种思潮看，在汉代前中期，最务实的，是武装对抗匈奴侵扰以保境安民的政策主张。与此配合的，是另一种务实的理想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的思路。比较早提出这一思路的是晁错，并在此后成为汉朝民族策略制定者的共识。晁错给汉景帝的上疏中说：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汉书·晁错传》）
所以，此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策略，在汉代与匈奴的角斗中，“以夷制夷”的策略一直贯彻始终，在汉代前中期，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对待民族关系中的重要的政策主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是中国政治的奠基期，民族政策也不例外。在西汉前中期，思想上仍有多元化的呈现，而且，民间思想与政府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有良好的互动。政府政策的开放性，使政府政策也有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调适的可能性。因此，西汉前中期，民族政策在不断的调适并优化，最终形成了“五服”制度的制度筹划与实践，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储备和制度安排。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发布时间：2005-08-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夏增民
在先秦时期，许多民族生活在华夏族周边，或与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处。因此，华夏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由于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周裔的民族持歧视的态度，《左传》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以为其为不开化之民族，视同禽兽。如此者例子尚多，《国语·周语下》载富辰之语：“狄，豺儿狼之德也”；又记周定王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但也有人在当时持较先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周裔边族虽与华族不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华夷分隔即可，《公羊传》记孔子修《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说：“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意即周裔民放冥顽不化，不可强求其与华族沟通。
随着华族地域的扩展，华族与周裔民族的民族交往不可避免，因此那种民族间相互隔绝的观点已经过时。所以，在华族地域的扩展上，如何对待华夷关系，必须有新的认识。《礼记·王制》提出自己的观点：“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民族关系进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先秦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付诸实践，即“五服”制度。《国语·周语上》第一次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观念，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秦统一中国，对周裔民族提全面进攻的政策和。汉兴，承亡秦之敝，民族政策多变，而这一切，都是基本于当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不同的夷狄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政策，而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学术传承及政治利益的不同，有不同的“夷狄观”。
首先是对等的交往，这是汉初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念，也是与汉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刘邦时期，即视外族尤其是匈奴和越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秦季，群雄并起，大多是以平等的形式相互承认为诸侯的，他们虽有奉楚怀王为“共主”，关系实为松散，基本上是平等的独立政权。所以，臧荼与卢绾反汉，都是借重和依附于匈奴的。刘长谋反，同样也是谋求联手匈奴和闽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代相抗衡。
不仅汉初诸侯国如此，中央政府也持同样的立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叛汉而降匈奴的韩王信，并北突进至平城。可见刘邦对匈奴问题是很重视的。而刘敬的“和亲”之议，也基于双方对等的基础上的。此后，汉匈“约为兄弟”，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而匈奴一方，其立意也完全如此。莫顿单于给吕后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管此书信的目的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莫顿单于在对汉朝君主的的称谓上，是对等的。同样，吕后的回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在称呼的措辞上，也是平等的关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凸显出来，他们认为，外族与中原地理环境、生产及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迥异，因此，与外族交往是没有必要的，从而提出弃地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当时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匈奴之事即为可为流涕者。他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又说：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在这个上疏中，对汉朝中央政府以对等的关系对待匈奴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该保持中原民族对周裔民族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贾谊只是建议，那么公孙弘就开始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之所以不合意，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合于当世，他也是主张弃蛮夷之地，严华夷之防的。“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元朔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在对待匈奴、西南夷及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上，公孙弘是持一以贯之的观念的，更关键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汉朝政策的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西汉罢西南夷及沧海等边郡。
这种观念在当时不仅仅是少数人拥有，而是一种思潮，在儒学思想传播下，其“华夷之辨”观念的广为流布。这从民间基层儒士的思想观念中也可以找到根据，《盐铁论》卷三十八《备胡篇》载贤良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但是，他们与外族不交往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就北方而言，自汉初始，匈奴不断南下，严重侵扰了汉朝北部边境。要想保境安民，只有武装制敌了。汉兴七十年，汉朝休养生息之后，足以与匈奴对抗。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高层的对匈奴及闽越及南越关系思想认识及政策决策的转变上。在《盐铁论》中，记载了贤良与大夫的激辩，可以完整地看出武备与文治两方的观点和立场，其中大夫之言，体现了汉武一代汉代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盐铁论·备胡篇》中大夫曰：
“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针对贤良们关于吴国和秦朝因武而亡的论点，大夫反驳说：
“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在这场辩论中，贤良强调修文德，文治国家，认为战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困苦百姓，引起中国骚动。而大夫则相反，认为非武功不能抵御匈奴，不能抵御匈奴也就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定。可以说，自汉武帝初期设“马邑之谋”始，以后屡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主导的思想就是大夫所持思路。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的重点在于此。这是以武装对抗外族入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种思想观念，同样把匈奴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因此才以匈奴为敌手，但落脚点却是使匈奴屈服，内属并效忠于中原王朝。只是，这个时代，汉匈之战胜负未定，尚不能看出汉朝对此的强烈愿望。到了西汉后期，这一要求就很明显了，呼韩邪单于入附就是例子。
“华夷之辨”在儒学思想中只能算是一个思想观念，而在儒学思想体系里，正如前述，其中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思想形态，那是“五服”的思想。在汉代，这一思想同样是重要的。这种主张的要点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裔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等级的册封体制。汉武朝代的民族政策中，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由于军事斗争的激烈，并未实行，也没有条件实行。这种政策的实施，只有在汉朝对外族军事上全面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汉征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系统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或许刘安的建议有保全自己之意，以防汉军趁进军闽越之际威胁自身。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充分的。《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载刘安之言，要点如下：
首先是“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
其次是，越地地理形势复杂，军事不宜展开，越人反复无常，汉军不可能长期驻守，因此军事成果不宜巩固。“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籓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是从政治形势考虑，内地灾害连年，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是夸大越人军事力量，以为汉军难得取胜，出兵而败，不如不出兵。“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不宜出兵武装平闽越，那么以什么政策来处理闽越问题？刘安在他论述的第五方面则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在最后，刘安进一步说明了此政策的优势，“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反复申明他的理由，其要旨就是要建立“五服”制度，这比只强调“华夷之辨”一派要先进许多。因为这一政策有可持行性，事实上也如此，西汉后期这一政策开始在对外族政策上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此后，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西汉，儒学的夷狄观里，还有另一种观念，此种观念更为宏阔，显示了很大的胸怀和气度，那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一思想突出的代表则是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反映了一种“大一统”的天下观，一种奄有四海的气魄。“这一点，在《淮南子》中表现得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罗列了天下辽阔无垠的疆域。篇中对当时中国国土依据想象中的“大九州”范围加以考察。它以九州为中心，然后扩展到八殥、八紘、八极，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以及四十多条水道。同时讨论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尤其重要的是，它还依据传说、记载了分布于海外的三十六国：
“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塞，泽存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淮南子·地形训》）
而《盐铁论·备胡篇》中，也表露同样的思想，其中大夫说：“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这同样反映了，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五服”秩序的主张。天下一家，是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并不是各民族间的绝对的平等，而是认同中央政府的权威。
从以上更种思潮看，在汉代前中期，最务实的，是武装对抗匈奴侵扰以保境安民的政策主张。与此配合的，是另一种务实的理想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的思路。比较早提出这一思路的是晁错，并在此后成为汉朝民族策略制定者的共识。晁错给汉景帝的上疏中说：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汉书·晁错传》）
所以，此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策略，在汉代与匈奴的角斗中，“以夷制夷”的策略一直贯彻始终，在汉代前中期，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对待民族关系中的重要的政策主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是中国政治的奠基期，民族政策也不例外。在西汉前中期，思想上仍有多元化的呈现，而且，民间思想与政府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有良好的互动。政府政策的开放性，使政府政策也有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调适的可能性。因此，西汉前中期，民族政策在不断的调适并优化，最终形成了“五服”制度的制度筹划与实践，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储备和制度安排。
发布时间：2005-08-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夏增民
在先秦时期，许多民族生活在华夏族周边，或与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处。因此，华夏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由于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周裔的民族持歧视的态度，《左传》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以为其为不开化之民族，视同禽兽。如此者例子尚多，《国语·周语下》载富辰之语：“狄，豺儿狼之德也”；又记周定王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但也有人在当时持较先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周裔边族虽与华族不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华夷分隔即可，《公羊传》记孔子修《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说：“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意即周裔民放冥顽不化，不可强求其与华族沟通。
随着华族地域的扩展，华族与周裔民族的民族交往不可避免，因此那种民族间相互隔绝的观点已经过时。所以，在华族地域的扩展上，如何对待华夷关系，必须有新的认识。《礼记·王制》提出自己的观点：“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民族关系进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先秦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付诸实践，即“五服”制度。《国语·周语上》第一次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观念，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秦统一中国，对周裔民族提全面进攻的政策和。汉兴，承亡秦之敝，民族政策多变，而这一切，都是基本于当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不同的夷狄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政策，而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学术传承及政治利益的不同，有不同的“夷狄观”。
首先是对等的交往，这是汉初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念，也是与汉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刘邦时期，即视外族尤其是匈奴和越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秦季，群雄并起，大多是以平等的形式相互承认为诸侯的，他们虽有奉楚怀王为“共主”，关系实为松散，基本上是平等的独立政权。所以，臧荼与卢绾反汉，都是借重和依附于匈奴的。刘长谋反，同样也是谋求联手匈奴和闽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代相抗衡。
不仅汉初诸侯国如此，中央政府也持同样的立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叛汉而降匈奴的韩王信，并北突进至平城。可见刘邦对匈奴问题是很重视的。而刘敬的“和亲”之议，也基于双方对等的基础上的。此后，汉匈“约为兄弟”，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而匈奴一方，其立意也完全如此。莫顿单于给吕后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管此书信的目的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莫顿单于在对汉朝君主的的称谓上，是对等的。同样，吕后的回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在称呼的措辞上，也是平等的关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凸显出来，他们认为，外族与中原地理环境、生产及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迥异，因此，与外族交往是没有必要的，从而提出弃地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当时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匈奴之事即为可为流涕者。他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又说：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在这个上疏中，对汉朝中央政府以对等的关系对待匈奴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该保持中原民族对周裔民族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贾谊只是建议，那么公孙弘就开始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之所以不合意，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合于当世，他也是主张弃蛮夷之地，严华夷之防的。“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元朔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在对待匈奴、西南夷及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上，公孙弘是持一以贯之的观念的，更关键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汉朝政策的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西汉罢西南夷及沧海等边郡。
这种观念在当时不仅仅是少数人拥有，而是一种思潮，在儒学思想传播下，其“华夷之辨”观念的广为流布。这从民间基层儒士的思想观念中也可以找到根据，《盐铁论》卷三十八《备胡篇》载贤良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但是，他们与外族不交往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就北方而言，自汉初始，匈奴不断南下，严重侵扰了汉朝北部边境。要想保境安民，只有武装制敌了。汉兴七十年，汉朝休养生息之后，足以与匈奴对抗。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高层的对匈奴及闽越及南越关系思想认识及政策决策的转变上。在《盐铁论》中，记载了贤良与大夫的激辩，可以完整地看出武备与文治两方的观点和立场，其中大夫之言，体现了汉武一代汉代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盐铁论·备胡篇》中大夫曰：
“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针对贤良们关于吴国和秦朝因武而亡的论点，大夫反驳说：
“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在这场辩论中，贤良强调修文德，文治国家，认为战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困苦百姓，引起中国骚动。而大夫则相反，认为非武功不能抵御匈奴，不能抵御匈奴也就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定。可以说，自汉武帝初期设“马邑之谋”始，以后屡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主导的思想就是大夫所持思路。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的重点在于此。这是以武装对抗外族入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种思想观念，同样把匈奴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因此才以匈奴为敌手，但落脚点却是使匈奴屈服，内属并效忠于中原王朝。只是，这个时代，汉匈之战胜负未定，尚不能看出汉朝对此的强烈愿望。到了西汉后期，这一要求就很明显了，呼韩邪单于入附就是例子。
“华夷之辨”在儒学思想中只能算是一个思想观念，而在儒学思想体系里，正如前述，其中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思想形态，那是“五服”的思想。在汉代，这一思想同样是重要的。这种主张的要点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裔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等级的册封体制。汉武朝代的民族政策中，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由于军事斗争的激烈，并未实行，也没有条件实行。这种政策的实施，只有在汉朝对外族军事上全面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汉征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系统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或许刘安的建议有保全自己之意，以防汉军趁进军闽越之际威胁自身。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充分的。《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载刘安之言，要点如下：
首先是“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
其次是，越地地理形势复杂，军事不宜展开，越人反复无常，汉军不可能长期驻守，因此军事成果不宜巩固。“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籓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是从政治形势考虑，内地灾害连年，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是夸大越人军事力量，以为汉军难得取胜，出兵而败，不如不出兵。“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不宜出兵武装平闽越，那么以什么政策来处理闽越问题？刘安在他论述的第五方面则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在最后，刘安进一步说明了此政策的优势，“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反复申明他的理由，其要旨就是要建立“五服”制度，这比只强调“华夷之辨”一派要先进许多。因为这一政策有可持行性，事实上也如此，西汉后期这一政策开始在对外族政策上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此后，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西汉，儒学的夷狄观里，还有另一种观念，此种观念更为宏阔，显示了很大的胸怀和气度，那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一思想突出的代表则是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反映了一种“大一统”的天下观，一种奄有四海的气魄。“这一点，在《淮南子》中表现得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罗列了天下辽阔无垠的疆域。篇中对当时中国国土依据想象中的“大九州”范围加以考察。它以九州为中心，然后扩展到八殥、八紘、八极，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以及四十多条水道。同时讨论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尤其重要的是，它还依据传说、记载了分布于海外的三十六国：
“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塞，泽存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淮南子·地形训》）
而《盐铁论·备胡篇》中，也表露同样的思想，其中大夫说：“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这同样反映了，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五服”秩序的主张。天下一家，是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并不是各民族间的绝对的平等，而是认同中央政府的权威。
从以上更种思潮看，在汉代前中期，最务实的，是武装对抗匈奴侵扰以保境安民的政策主张。与此配合的，是另一种务实的理想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的思路。比较早提出这一思路的是晁错，并在此后成为汉朝民族策略制定者的共识。晁错给汉景帝的上疏中说：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汉书·晁错传》）
所以，此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策略，在汉代与匈奴的角斗中，“以夷制夷”的策略一直贯彻始终，在汉代前中期，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对待民族关系中的重要的政策主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是中国政治的奠基期，民族政策也不例外。在西汉前中期，思想上仍有多元化的呈现，而且，民间思想与政府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有良好的互动。政府政策的开放性，使政府政策也有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调适的可能性。因此，西汉前中期，民族政策在不断的调适并优化，最终形成了“五服”制度的制度筹划与实践，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储备和制度安排。西汉前中期的夷狄观与民族政策之演变
发布时间：2005-08-05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夏增民
在先秦时期，许多民族生活在华夏族周边，或与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杂处。因此，华夏族（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就已出现，由于中原地区华夏族文化的先进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对周裔的民族持歧视的态度，《左传》载管仲之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以为其为不开化之民族，视同禽兽。如此者例子尚多，《国语·周语下》载富辰之语：“狄，豺儿狼之德也”；又记周定王之言：“夫戎狄……若禽兽也。”但也有人在当时持较先进的观点，他们认为，周裔边族虽与华族不同，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华夷分隔即可，《公羊传》记孔子修《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说：“戎者，来者勿拒，去者勿追。”意即周裔民放冥顽不化，不可强求其与华族沟通。
随着华族地域的扩展，华族与周裔民族的民族交往不可避免，因此那种民族间相互隔绝的观点已经过时。所以，在华族地域的扩展上，如何对待华夷关系，必须有新的认识。《礼记·王制》提出自己的观点：“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民族关系进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先秦形成了成熟的民族关系的思想，并产生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初步付诸实践，即“五服”制度。《国语·周语上》第一次有详细阐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这里不仅提出了“五服”的观念，还提出先教化后征伐的策略。这个中原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总的原则。
秦统一中国，对周裔民族提全面进攻的政策和。汉兴，承亡秦之敝，民族政策多变，而这一切，都是基本于当时人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时人不同的夷狄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政策，而不同的人群，由于其学术传承及政治利益的不同，有不同的“夷狄观”。
首先是对等的交往，这是汉初对民族关系的主流的观念，也是与汉初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刘邦时期，即视外族尤其是匈奴和越为对等的政治实体。秦季，群雄并起，大多是以平等的形式相互承认为诸侯的，他们虽有奉楚怀王为“共主”，关系实为松散，基本上是平等的独立政权。所以，臧荼与卢绾反汉，都是借重和依附于匈奴的。刘长谋反，同样也是谋求联手匈奴和闽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以这些敌对的政权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为可以与汉代相抗衡。
不仅汉初诸侯国如此，中央政府也持同样的立场。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征叛汉而降匈奴的韩王信，并北突进至平城。可见刘邦对匈奴问题是很重视的。而刘敬的“和亲”之议，也基于双方对等的基础上的。此后，汉匈“约为兄弟”，也正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而匈奴一方，其立意也完全如此。莫顿单于给吕后信说：“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不管此书信的目的到底如何，但至少可以看出，莫顿单于在对汉朝君主的的称谓上，是对等的。同样，吕后的回复：“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坠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汙。”在称呼的措辞上，也是平等的关系。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华夷之辨”的思想也开始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凸显出来，他们认为，外族与中原地理环境、生产及生活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迥异，因此，与外族交往是没有必要的，从而提出弃地的主张。汉文帝时，贾谊上疏，认为当时政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其中匈奴之事即为可为流涕者。他说：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又说：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在这个上疏中，对汉朝中央政府以对等的关系对待匈奴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该保持中原民族对周裔民族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贾谊只是建议，那么公孙弘就开始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在汉武帝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时代，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之所以不合意，是因为他的思想不合于当世，他也是主张弃蛮夷之地，严华夷之防的。“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公孙）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元朔三年…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原罢之。於是天子乃使硃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原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可见，在对待匈奴、西南夷及东北诸民族的关系上，公孙弘是持一以贯之的观念的，更关键的是，他的思想已经影响到了汉朝政策的实施，在他的影响下，西汉罢西南夷及沧海等边郡。
这种观念在当时不仅仅是少数人拥有，而是一种思潮，在儒学思想传播下，其“华夷之辨”观念的广为流布。这从民间基层儒士的思想观念中也可以找到根据，《盐铁论》卷三十八《备胡篇》载贤良曰：
“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但是，他们与外族不交往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就北方而言，自汉初始，匈奴不断南下，严重侵扰了汉朝北部边境。要想保境安民，只有武装制敌了。汉兴七十年，汉朝休养生息之后，足以与匈奴对抗。这也反映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主要体现在中央高层的对匈奴及闽越及南越关系思想认识及政策决策的转变上。在《盐铁论》中，记载了贤良与大夫的激辩，可以完整地看出武备与文治两方的观点和立场，其中大夫之言，体现了汉武一代汉代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
《盐铁论·备胡篇》中大夫曰：
“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针对贤良们关于吴国和秦朝因武而亡的论点，大夫反驳说：
“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在这场辩论中，贤良强调修文德，文治国家，认为战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困苦百姓，引起中国骚动。而大夫则相反，认为非武功不能抵御匈奴，不能抵御匈奴也就不能使中原百姓安定。可以说，自汉武帝初期设“马邑之谋”始，以后屡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主导的思想就是大夫所持思路。可以说，在汉武帝时代，民族关系的重点在于此。这是以武装对抗外族入侵的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这种思想观念，同样把匈奴作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因此才以匈奴为敌手，但落脚点却是使匈奴屈服，内属并效忠于中原王朝。只是，这个时代，汉匈之战胜负未定，尚不能看出汉朝对此的强烈愿望。到了西汉后期，这一要求就很明显了，呼韩邪单于入附就是例子。
“华夷之辨”在儒学思想中只能算是一个思想观念，而在儒学思想体系里，正如前述，其中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思想形态，那是“五服”的思想。在汉代，这一思想同样是重要的。这种主张的要点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裔民族之间，建立一种等级的册封体制。汉武朝代的民族政策中，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但由于军事斗争的激烈，并未实行，也没有条件实行。这种政策的实施，只有在汉朝对外族军事上全面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推行。
在汉征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系统地提出了这一主张。或许刘安的建议有保全自己之意，以防汉军趁进军闽越之际威胁自身。但是他的理由却是充分的。《汉书》卷七十六《严助传》载刘安之言，要点如下：
首先是“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
其次是，越地地理形势复杂，军事不宜展开，越人反复无常，汉军不可能长期驻守，因此军事成果不宜巩固。“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籓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第三是从政治形势考虑，内地灾害连年，出兵则疲敝百姓，进而影响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第四是夸大越人军事力量，以为汉军难得取胜，出兵而败，不如不出兵。“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丛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不宜出兵武装平闽越，那么以什么政策来处理闽越问题？刘安在他论述的第五方面则提出解决方案，那就是封闽越为王，建立朝贡体制，以其为属国。“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
在最后，刘安进一步说明了此政策的优势，“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
刘安反复申明他的理由，其要旨就是要建立“五服”制度，这比只强调“华夷之辨”一派要先进许多。因为这一政策有可持行性，事实上也如此，西汉后期这一政策开始在对外族政策上实行，并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从此后，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原则。
西汉，儒学的夷狄观里，还有另一种观念，此种观念更为宏阔，显示了很大的胸怀和气度，那就是“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一思想突出的代表则是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这反映了一种“大一统”的天下观，一种奄有四海的气魄。“这一点，在《淮南子》中表现得很明显。《淮南子·地形训》罗列了天下辽阔无垠的疆域。篇中对当时中国国土依据想象中的“大九州”范围加以考察。它以九州为中心，然后扩展到八殥、八紘、八极，记载了我国境内的九山、九塞、九薮，以及四十多条水道。同时讨论了不同地理环境对人种、民族的影响”（袁济喜：《两汉精神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尤其重要的是，它还依据传说、记载了分布于海外的三十六国：
“地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塞，泽存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淮南子·地形训》）
而《盐铁论·备胡篇》中，也表露同样的思想，其中大夫说：“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这同样反映了，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下，建立以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五服”秩序的主张。天下一家，是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并不是各民族间的绝对的平等，而是认同中央政府的权威。
从以上更种思潮看，在汉代前中期，最务实的，是武装对抗匈奴侵扰以保境安民的政策主张。与此配合的，是另一种务实的理想主张，那就是“以夷制夷”的思路。比较早提出这一思路的是晁错，并在此后成为汉朝民族策略制定者的共识。晁错给汉景帝的上疏中说：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汉书·晁错传》）
所以，此与其说是政策，不如说是策略，在汉代与匈奴的角斗中，“以夷制夷”的策略一直贯彻始终，在汉代前中期，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对待民族关系中的重要的政策主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是中国政治的奠基期，民族政策也不例外。在西汉前中期，思想上仍有多元化的呈现，而且，民间思想与政府政策制定上基本上有良好的互动。政府政策的开放性，使政府政策也有了充分的思想资源和调适的可能性。因此，西汉前中期，民族政策在不断的调适并优化，最终形成了“五服”制度的制度筹划与实践，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储备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