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密令间接杀死日军四名将官在内众多日寇

——日本军列被颠覆始末

　　钱金宝 钱金仲口述 姚野整理

　　 1937年7月21日凌晨，伪满连京线一列日本军用快车，由北向南急行在昌图县沙河子铁桥处突然颠覆。这次军列被颠覆，使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三昼夜未通车，事件震惊中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报复，将沙河子村钱家及有关人员23人杀害。这是一曲救国难的浩然正气之歌！现将日本军列被颠覆经过追记于后。

　　 我家祖居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现属辽宁省昌图县)满井乡沙河村。旧社会家有土地百垧，六十多口人团聚一堂。祖父钱丰太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舅父。家父钱辅廷(字东升)过去是张大帅的马弁，后为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家庭中在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内就职的就有七人之多。最高职的钱忠山是东北军一名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腐败无能，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关内围剿陕北根据地，竟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东北军的上下官兵。面对国破家亡和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思想不断变化，由疏共变亲共；由亲蒋变恨蒋，因而导致接受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亲自召见于凤至夫人的表兄钱辅廷。让家父待机破坏东北铁路运输线，切断日军向关内增添兵力和弹药给养的供应。并做好东北军重建家园的内应工作。为了给钱辅廷创造方便条件，不致暴露行踪，便下令钱辅廷接任石家庄东北军的营长职务，既避开了钱张之嫌，又好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当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不久，家父收到表姑母于凤至的一封密信：告知“西安事变”真相，并说蒋还要逮捕学良一派及其至亲密友，为免遭暗害，应换个地方躲避一下。不多日，我家就由石家庄迁往天津市。在此期间，家父积极筹划，后直接派人传递了张学良将军的密令。正如敌伪报刊上所说：“本年逃亡关内之钱家某官，行反日之行动，由此人向钱家来信，传达日支风云之险恶，如果事变时，在开战之同时，满洲内之铁道使其破坏，力谋后方之扰乱”。这里提的某官，正是钱辅廷。家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言人，遥控反满抗日救国的主要组织者。1936年冬，家父密派王氏弟兄(外号王山东)去东北昌图老家传递张学良将军这一密令。为使王氏弟兄能在老家落户，又不引起他人怀疑，经过细致研究，慎重考虑，周密计划，才让王氏弟兄领妻子和孩子四人一起以逃荒为名，前往昌图老家与钱富德(五叔)接头。通过密信接通了关系。被收留为我家短工，安排在我家下屋居住。后因钱富德秘密串联族兄族弟——钱富恩(当时是满井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等弟兄，钱富德便成了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于是秘密决定，扒铁道破坏运输线。一是自家西南方不远的满井河铁桥；二是桓沟子车站。事后积极筹备，扩大队伍，钱富恩和满井站铁路三人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是拜把兄弟，患难朋友。不久挂勾成功，队伍已扩大到9人，若从事扒铁道，破坏运输线，必备工具，又要熟悉技术。工具由郭孝田、蒙氏弟兄包下了，撬扛、铁镐、搬手等，应有尽有，准备停当，只等时机一到，即可行动。

　　 偏巧，7月18日从满井站获得内部消息：“二十日夜间将有日军特快军用列车，由北向南通过满井站，要做好线路安全检查工作。”他们便秘密商磋，研究破坏大计。钱富德召集众人，共同讨论研究，周密考虑策划。得知20日夜间十点以后南北方向均无车。当即决定于20日晚10点携带好工具到现场，由钱富德指挥。钱富德、钱富厚南北站岗放哨，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弟兄和王氏弟兄人人做扒轨工作。他们准时到达满井河铁桥的北端，动手将铁轨接头处撬开，使接头处不相衔接。完毕后，郭、蒙、王各回各家，钱氏弟兄沿铁道向泉头方向走去。

　　 21日午夜零时三十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日军用特快十几节车厢满载日军官兵，火车驶到铁桥北端突然脱轨倾斜，车头向河底冲去，后面车厢由于惯力，冲撞着也跌入河底，火车头扎入河底泥里，仅尾部一节车厢脱轨后停在桥上，其它车厢，全部车毁人伤，敌人死伤惨重。敌伪报刊上说：“死去日本机关士(司机)二人，满人二名，日本旅客一人，负伤六十四人。”这是避重就轻、怕暴露真相，掩人耳目之说。事后得知日军将官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四名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过现场检查，敌人认为：“此事件非自然发生之事件，乃大胆之徒，行其计划，故意破坏之所致也”。因而调集警宪特务汉奸，封锁各个要道，严查可疑之人。敌人考虑到，破坏时间之准确，工具准备之恰当，扒轨工作之熟练，必定是车站内部人员干的。首先抓走了蒙氏弟兄，后又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钱富生。而钱富生是刚从奉天(沈阳)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事件发生时还在学校，根本与他无关，虽然日系校长当面申诉和具保，但敌人妒嫉该人是大学生，恐出后患，也未能幸免于难。钱富德、钱富生弟兄二人是我二祖父的儿子，他哪里肯舍，便不顾一切的由小路赶到泉头警察署打听消息，未曾想也被扣留，一去未归。随后又抓起了祖父钱丰太、五爷钱景太和叔父钱富安、钱富厚等人。三叔钱富祯跑到鹭乡女儿家时，谁知早有特务等待，也被抓走。伯父钱富清逃到昌图城姑丈人曹义家里，也被告发让警察抓走了。不仅钱家满门遭劫，还祸及亲友，表叔徐氏弟兄三人、王氏弟兄和许某等人，也一同送往四平市日本宪兵队。后全部定为“反满抗日国事犯”，于当年8月24日集体砍头埋在四平市南公园墙外。主要组织者钱辅廷曾几次迁家，后由天津迁到北平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三十六号居住。1939年夏一天晚上，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特务五人，由房顶下来闯入屋内，将父亲和我姐弟，一共四人抓走。因母亲重病卧床不能行动，没有抓走。因我姐弟三人年幼，于第二天凌晨用马车送回。而家父钱辅廷这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由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被抓到北平市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钱富恩老叔在火车脱轨完成任务回家后，马上偷偷带妻子从后院走出，投奔哈尔滨香坊区妻兄王世禄家。四个钟头以后，全屯就被当地警察看管起来。后把一个姓冼的山东老头抓了起来。等昌图日本特务拿照片一对照，才知抓错了，因此钱富恩借此时机逃了出来，又逃到佳木斯，最后在哈尔滨满洲七八二部队当了装卸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夜间往火车上装药箱。日本特务没有抓到钱富恩，临走时说：“谁抓到老钱家人有赏，抓到钱富恩，一斤肉给一斤金子，谁要知音不报，同样论罪。”钱富恩此时已改名徐荣久，因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干活中经常把运往前方的药，全部倒在壕沟内，将空箱装上火车运走。后被日本侵略者查觉，于1940年六月被抓走杀害。到此，我钱氏一族祖辈三人，父辈八人在此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而八叔钱富春当时没在家，立即改名李志清，背井离乡八年，到处讨饭生活。大叔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留发蓄髯，出家于东丰县一个庙里，人称“刘老道”。二人在祖国光复后才敢回家，后正常死亡。


　　我钱家这一爱国行动所造成的惨案，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铁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辈一定要记取这一段的历史，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日本军列被颠覆始末

　　钱金宝 钱金仲口述 姚野整理

　　 1937年7月21日凌晨，伪满连京线一列日本军用快车，由北向南急行在昌图县沙河子铁桥处突然颠覆。这次军列被颠覆，使侵略者遭到重大伤亡，三昼夜未通车，事件震惊中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报复，将沙河子村钱家及有关人员23人杀害。这是一曲救国难的浩然正气之歌！现将日本军列被颠覆经过追记于后。

　　 我家祖居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现属辽宁省昌图县)满井乡沙河村。旧社会家有土地百垧，六十多口人团聚一堂。祖父钱丰太是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第一夫人于凤至的舅父。家父钱辅廷(字东升)过去是张大帅的马弁，后为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讲武堂第一期毕业。家庭中在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内就职的就有七人之多。最高职的钱忠山是东北军一名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腐败无能，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往关内围剿陕北根据地，竟把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东北军的上下官兵。面对国破家亡和国共两党的不同主张，思想不断变化，由疏共变亲共；由亲蒋变恨蒋，因而导致接受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将军亲自召见于凤至夫人的表兄钱辅廷。让家父待机破坏东北铁路运输线，切断日军向关内增添兵力和弹药给养的供应。并做好东北军重建家园的内应工作。为了给钱辅廷创造方便条件，不致暴露行踪，便下令钱辅廷接任石家庄东北军的营长职务，既避开了钱张之嫌，又好来去自由，行动方便。当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不久，家父收到表姑母于凤至的一封密信：告知“西安事变”真相，并说蒋还要逮捕学良一派及其至亲密友，为免遭暗害，应换个地方躲避一下。不多日，我家就由石家庄迁往天津市。在此期间，家父积极筹划，后直接派人传递了张学良将军的密令。正如敌伪报刊上所说：“本年逃亡关内之钱家某官，行反日之行动，由此人向钱家来信，传达日支风云之险恶，如果事变时，在开战之同时，满洲内之铁道使其破坏，力谋后方之扰乱”。这里提的某官，正是钱辅廷。家父就是张学良将军的代言人，遥控反满抗日救国的主要组织者。1936年冬，家父密派王氏弟兄(外号王山东)去东北昌图老家传递张学良将军这一密令。为使王氏弟兄能在老家落户，又不引起他人怀疑，经过细致研究，慎重考虑，周密计划，才让王氏弟兄领妻子和孩子四人一起以逃荒为名，前往昌图老家与钱富德(五叔)接头。通过密信接通了关系。被收留为我家短工，安排在我家下屋居住。后因钱富德秘密串联族兄族弟——钱富恩(当时是满井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等弟兄，钱富德便成了这次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于是秘密决定，扒铁道破坏运输线。一是自家西南方不远的满井河铁桥；二是桓沟子车站。事后积极筹备，扩大队伍，钱富恩和满井站铁路三人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是拜把兄弟，患难朋友。不久挂勾成功，队伍已扩大到9人，若从事扒铁道，破坏运输线，必备工具，又要熟悉技术。工具由郭孝田、蒙氏弟兄包下了，撬扛、铁镐、搬手等，应有尽有，准备停当，只等时机一到，即可行动。

　　 偏巧，7月18日从满井站获得内部消息：“二十日夜间将有日军特快军用列车，由北向南通过满井站，要做好线路安全检查工作。”他们便秘密商磋，研究破坏大计。钱富德召集众人，共同讨论研究，周密考虑策划。得知20日夜间十点以后南北方向均无车。当即决定于20日晚10点携带好工具到现场，由钱富德指挥。钱富德、钱富厚南北站岗放哨，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弟兄和王氏弟兄人人做扒轨工作。他们准时到达满井河铁桥的北端，动手将铁轨接头处撬开，使接头处不相衔接。完毕后，郭、蒙、王各回各家，钱氏弟兄沿铁道向泉头方向走去。

　　 21日午夜零时三十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日军用特快十几节车厢满载日军官兵，火车驶到铁桥北端突然脱轨倾斜，车头向河底冲去，后面车厢由于惯力，冲撞着也跌入河底，火车头扎入河底泥里，仅尾部一节车厢脱轨后停在桥上，其它车厢，全部车毁人伤，敌人死伤惨重。敌伪报刊上说：“死去日本机关士(司机)二人，满人二名，日本旅客一人，负伤六十四人。”这是避重就轻、怕暴露真相，掩人耳目之说。事后得知日军将官以上的高级将领就有四名当场死亡。

　　 事件发生后，经过现场检查，敌人认为：“此事件非自然发生之事件，乃大胆之徒，行其计划，故意破坏之所致也”。因而调集警宪特务汉奸，封锁各个要道，严查可疑之人。敌人考虑到，破坏时间之准确，工具准备之恰当，扒轨工作之熟练，必定是车站内部人员干的。首先抓走了蒙氏弟兄，后又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钱富生。而钱富生是刚从奉天(沈阳)放假回家的大学生，事件发生时还在学校，根本与他无关，虽然日系校长当面申诉和具保，但敌人妒嫉该人是大学生，恐出后患，也未能幸免于难。钱富德、钱富生弟兄二人是我二祖父的儿子，他哪里肯舍，便不顾一切的由小路赶到泉头警察署打听消息，未曾想也被扣留，一去未归。随后又抓起了祖父钱丰太、五爷钱景太和叔父钱富安、钱富厚等人。三叔钱富祯跑到鹭乡女儿家时，谁知早有特务等待，也被抓走。伯父钱富清逃到昌图城姑丈人曹义家里，也被告发让警察抓走了。不仅钱家满门遭劫，还祸及亲友，表叔徐氏弟兄三人、王氏弟兄和许某等人，也一同送往四平市日本宪兵队。后全部定为“反满抗日国事犯”，于当年8月24日集体砍头埋在四平市南公园墙外。主要组织者钱辅廷曾几次迁家，后由天津迁到北平市北新桥香饵胡同三十六号居住。1939年夏一天晚上，身着便衣，手持武器的特务五人，由房顶下来闯入屋内，将父亲和我姐弟，一共四人抓走。因母亲重病卧床不能行动，没有抓走。因我姐弟三人年幼，于第二天凌晨用马车送回。而家父钱辅廷这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由此杳无音信，后来才知被抓到北平市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惨遭杀害。钱富恩老叔在火车脱轨完成任务回家后，马上偷偷带妻子从后院走出，投奔哈尔滨香坊区妻兄王世禄家。四个钟头以后，全屯就被当地警察看管起来。后把一个姓冼的山东老头抓了起来。等昌图日本特务拿照片一对照，才知抓错了，因此钱富恩借此时机逃了出来，又逃到佳木斯，最后在哈尔滨满洲七八二部队当了装卸工，给日本侵略者在夜间往火车上装药箱。日本特务没有抓到钱富恩，临走时说：“谁抓到老钱家人有赏，抓到钱富恩，一斤肉给一斤金子，谁要知音不报，同样论罪。”钱富恩此时已改名徐荣久，因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干活中经常把运往前方的药，全部倒在壕沟内，将空箱装上火车运走。后被日本侵略者查觉，于1940年六月被抓走杀害。到此，我钱氏一族祖辈三人，父辈八人在此事件中惨遭日本杀害。而八叔钱富春当时没在家，立即改名李志清，背井离乡八年，到处讨饭生活。大叔钱富云，吓得脱离红尘，留发蓄髯，出家于东丰县一个庙里，人称“刘老道”。二人在祖国光复后才敢回家，后正常死亡。


　　我钱家这一爱国行动所造成的惨案，记下了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和中华民族不可侮的铁的事实。“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我辈一定要记取这一段的历史，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