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满清八旗与南明永历军队作战时的伤亡及后果

满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五月，顺治帝下诏委任降清汉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这五省的征战抚绥，全由经略决定，清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后报闻即行。以降清汉臣为主要战场之大军统帅，且其士卒亦以汉兵（绿旗兵）为主，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那么，清廷为何做出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呢？有其客观原因，就是满清八旗军军威已经今非昔比了。

    时间上溯到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及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附南明，南明永历帝亦招揽张献忠余部孙可望为景国公，此时，南明有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之地，一时有复兴之象。清军对南明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扑，与南明军队在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展开了拉据战，其中尤以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南明李定国部先在桂林击毙满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在衡阳击毙满清敬谨亲王尼堪影响最为巨大，“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在这一系列的征战中，满清八旗兵遭到了惨重的伤亡。那么满清八旗具体的伤亡数字是多少呢？由于满清刻意隐瞒真相及篡改史料，今天似乎已经难以孝究，但其大概的伤亡数字还是有迹可寻的。


    据《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入关前夕满洲八旗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当有六万二千丁。到了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减少了六千六七十丁，假如考虑到正常人口年增长率的因素（每年通常按百分之三、四递增），则满洲八旗减少的丁数远远不止这个数（《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赵开心传》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顺治五年八旗男丁的统计数字显然不包括满清八旗平时已经病死的人数及进行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的军事行动时战死的人数）。时间又过了五六年之后，据顺治十一年的八旗编审男丁册载称，满洲八旗只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丁，与顺治五年相比较，减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减少了百分之十还多。蒙古八旗丁数亦与此类似，顺治五年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顺治十一年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不但没有增加丁数，也减少了百分之十。根据上述数据，满洲八旗入关后人丁呈现逐年减少的可怕趋势。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共减员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在暂不考虑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假设这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全部是战死的，那么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共伤亡多少呢？现代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通常为一比三，虽然现代战争的兵器比冷兵器更容易令对手死亡，但在古代战争中，由于医学不发达的原因，战场上受伤后医治不成功而死亡的人数必然比现代战争高，所以，在这里将古代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仍然按一比三计算，则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的伤亡总数为三万余人次，再考虑到正常人口增长率，那么这个数字也许还要再加一倍以上。另外，因为有大量汉军八旗于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在南方作战的缘故，所以其伤亡总数比起满蒙八旗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对明开战至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止，已经过了三十六年时间，满洲八旗长时间四处征战，除战死的之外，长年累月积下来的伤残士兵必然为数甚巨，为什么满洲八旗会积累那么多伤残士兵呢？这是因为满洲人丁太少，不可以从外界源源不断的获本民族人员来顶替伤残士兵。这一点与汉兵可以随时从众多的后备人员中获得补充的情况相反，因此，汉军八旗在与南明永历帝的军队作战时虽然亦伤亡惨重，但由于可以从外界源源不断的获本民族人员的补充，其战斗力衰退的问题显然没有满洲八旗那样严重。就以冷兵器战争中最常见的刀砍所致四肢肌腱断裂外伤为例，以明未清初时的医学水平是根治不了的，伤者要想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军人受伤愈后不良，从此受伤的肢体轻则存在不同程度的伸屈功能障碍、中等程度的则干不了重活，相当于半个残疾人——这种士兵不过虚有其表而已，情况严重的则成了拐脚曲手的残疾人。以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满洲八旗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人计，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历史遗留下的”伤残士兵，这可能是满洲八旗战斗力越来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指出：“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第一......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这种严酷的事实，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但从对南明各派抗清势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都明显地看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战略上表现在更多地依赖汉族拥清派进行招抚；战术上不到关键时间不动用满洲兵，即使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满洲兵将处于二线，这样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汉军和在最后关头夺取胜利首功的作用。”是中肯的——而满洲八旗战斗力越来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制于大量“历史遗留下的”伤残士兵的观点则是对顾诚先生观点的补充。


    由此，就知道清廷在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委任降清汉臣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实属无奈之举，因为连年征战的满洲八旗状态已经越来不越如前了，但这样做的好处是阻止了满洲八旗入关后人丁不但停止增长，反而逐年减少的可怕趋势，据顺治十四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比三年前（顺治十一年）的统计增加了三十五丁，对清廷而言，这个有意义的转折与重用降清汉臣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样做的不良后果是三藩坐大，为以后的三藩之乱埋下了伏笔。假如南明永历军队作战不是失败于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而是再坚持十年，即使仍然失败，也会大大削弱满清的民族压迫式的统治，因为那时很可能不止是三藩坐大，还可能会提前二百年出现曾、左、李，半壁半山的军权将掌握在汉人军阀手中，届时，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了。满清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五月，顺治帝下诏委任降清汉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兼理粮饷。这五省的征战抚绥，全由经略决定，清廷不予干涉，只需事后报闻即行。以降清汉臣为主要战场之大军统帅，且其士卒亦以汉兵（绿旗兵）为主，在此之前还未曾有过。那么，清廷为何做出如此重大转变的决定呢？有其客观原因，就是满清八旗军军威已经今非昔比了。

    时间上溯到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及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附南明，南明永历帝亦招揽张献忠余部孙可望为景国公，此时，南明有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之地，一时有复兴之象。清军对南明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扑，与南明军队在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展开了拉据战，其中尤以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南明李定国部先在桂林击毙满清定南王孔有德、后在衡阳击毙满清敬谨亲王尼堪影响最为巨大，“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在这一系列的征战中，满清八旗兵遭到了惨重的伤亡。那么满清八旗具体的伤亡数字是多少呢？由于满清刻意隐瞒真相及篡改史料，今天似乎已经难以孝究，但其大概的伤亡数字还是有迹可寻的。


    据《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安双成先生译的《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记载，入关前夕满洲八旗三百一十个牛录，按每牛录二百丁计，当有六万二千丁。到了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五万五千三百二十丁，减少了六千六七十丁，假如考虑到正常人口年增长率的因素（每年通常按百分之三、四递增），则满洲八旗减少的丁数远远不止这个数（《清史稿》卷二百四十四《赵开心传》记：“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顺治五年八旗男丁的统计数字显然不包括满清八旗平时已经病死的人数及进行灭大顺、弘光、隆武、绍武等政权的军事行动时战死的人数）。时间又过了五六年之后，据顺治十一年的八旗编审男丁册载称，满洲八旗只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丁，与顺治五年相比较，减少了五千六百七十丁，即减少了百分之十还多。蒙古八旗丁数亦与此类似，顺治五年有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顺治十一年只有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丁，不但没有增加丁数，也减少了百分之十。根据上述数据，满洲八旗入关后人丁呈现逐年减少的可怕趋势。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共减员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在暂不考虑人口增长率的情况下）。假设这七千六百一十八丁全部是战死的，那么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共伤亡多少呢？现代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通常为一比三，虽然现代战争的兵器比冷兵器更容易令对手死亡，但在古代战争中，由于医学不发达的原因，战场上受伤后医治不成功而死亡的人数必然比现代战争高，所以，在这里将古代战争中战死与战伤的比例仍然按一比三计算，则满蒙八旗在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的伤亡总数为三万余人次，再考虑到正常人口增长率，那么这个数字也许还要再加一倍以上。另外，因为有大量汉军八旗于顺治五年至顺治十一年间在南方作战的缘故，所以其伤亡总数比起满蒙八旗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从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对明开战至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止，已经过了三十六年时间，满洲八旗长时间四处征战，除战死的之外，长年累月积下来的伤残士兵必然为数甚巨，为什么满洲八旗会积累那么多伤残士兵呢？这是因为满洲人丁太少，不可以从外界源源不断的获本民族人员来顶替伤残士兵。这一点与汉兵可以随时从众多的后备人员中获得补充的情况相反，因此，汉军八旗在与南明永历帝的军队作战时虽然亦伤亡惨重，但由于可以从外界源源不断的获本民族人员的补充，其战斗力衰退的问题显然没有满洲八旗那样严重。就以冷兵器战争中最常见的刀砍所致四肢肌腱断裂外伤为例，以明未清初时的医学水平是根治不了的，伤者要想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军人受伤愈后不良，从此受伤的肢体轻则存在不同程度的伸屈功能障碍、中等程度的则干不了重活，相当于半个残疾人——这种士兵不过虚有其表而已，情况严重的则成了拐脚曲手的残疾人。以顺治十一年（南明永历九年）满洲八旗男丁四万九千六百六十人计，其中必然包含着大量“历史遗留下的”伤残士兵，这可能是满洲八旗战斗力越来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二十四章第一节指出：“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出于以下因素，第一......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满洲将领已经普遍沉浸于温柔乡中，雄心的逐渐消磨自然还要早一些。这种严酷的事实，清廷统治集团内非常清楚，尽管他们讳莫如深，闭口不言，但从对南明各派抗清势力的战略部署和战术安排上都明显地看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汉制汉的方针。战略上表现在更多地依赖汉族拥清派进行招抚；战术上不到关键时间不动用满洲兵，即使在关键战役中也大抵是让绿营兵和汉军打前阵，满洲兵将处于二线，这样既可减少伤亡，又可起到监视汉军和在最后关头夺取胜利首功的作用。”是中肯的——而满洲八旗战斗力越来越差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制于大量“历史遗留下的”伤残士兵的观点则是对顾诚先生观点的补充。


    由此，就知道清廷在顺治十年（南明永历七年）委任降清汉臣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实属无奈之举，因为连年征战的满洲八旗状态已经越来不越如前了，但这样做的好处是阻止了满洲八旗入关后人丁不但停止增长，反而逐年减少的可怕趋势，据顺治十四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八旗有男丁四万九千六百九十五丁，比三年前（顺治十一年）的统计增加了三十五丁，对清廷而言，这个有意义的转折与重用降清汉臣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样做的不良后果是三藩坐大，为以后的三藩之乱埋下了伏笔。假如南明永历军队作战不是失败于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而是再坚持十年，即使仍然失败，也会大大削弱满清的民族压迫式的统治，因为那时很可能不止是三藩坐大，还可能会提前二百年出现曾、左、李，半壁半山的军权将掌握在汉人军阀手中，届时，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写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