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下载』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原　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我受慕尼黑法庭判决，被囚于勒希河畔兰支尔堡要塞的监狱里。

　　早就想写些关于我对于本党的计划和意见，给诸位希望知道一些个中情形的同志们。

　　只因连年公私奔波，一直无暇握笔，现在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间暇机会，便乘此写下这本共分两卷的小册子，读者从这本小册子里当然不难窥见本党发展的经过和目的所在了。

　　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热烈信仰和拥护，口头阐述远文字宣传有效得多，世界许多次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一般能干的演说家，而不是许多有名的著作家。

　　但是，为了想把我的主义揭示得更加详细，更易使人了解，我觉得非写这本小册子来不可。

　　因此，本书也可说是我日后行动指南针，同时也是本党活动的一个基础。

　　著者写于勒希河畔兰支贝尔克要塞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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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维也纳苦学



　　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

　　帝国的人口是五千二百万，其间民族繁杂，实为帝国的一大隐患，我们可尽于京邑的中区，觇知奥国的命脉。

　　宫延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国各地的财富与智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厉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一切的威权完全集中在首都。

　　维也纳不单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除了多数的将帅、官吏、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人和贫民，他们和贵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间。

　　失业者傍徨在临街（Rinsstrassr）的宫殿四周，数以千计；而凯旋路（Via tiumphalis）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应集于沟渠污多的中间。如果要研究社会问题，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没有比维也纳更适合的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

　　上帝并不重要维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养新的生命，使种族得以继续下去，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目前的积弊，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应立即确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谋将来的发展。

　　当我在维也纳生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观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事业决不重在公益事业，这种事业是可笑而无用的，应该除去经济和文化生活组织上的种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足以使个人陷入堕落的境地。

　　奥国因忽视社会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会的积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

　　当时最使批骇异的，是为工人的经济痛苦，还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或成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实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说他们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则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样的，中产阶级听见了这种话不是要勃然大怒吗？

　　他们对于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声斥责，表现出他们憎恶的意思。

　　为什么中产阶级有比较优的情绪？真正能够返躬自问的竟有几人？

　　能够了解在祖国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之中，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几人？

　　能够明白祖国的先荣，在于祖国各方面的伟绩的，又有几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众“民族化，”须得先造成健全的社会环境，然后再教育个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欲使知道祖国在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种种伟绩而自幸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爱的而奋斗，而所爱的也必须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东西，那又何能对他发生敬意？

　　我对于社会问题既发生了兴趣，便透澈的研究他们，于是新异的世界，逐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O九年到一九一O年中间，我的生活环境渐渐的转好，无须靠佣工来维持生活，我靠了制图及画水彩画来维持我独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带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为民众所不欢迎的。

　　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能像敬羡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

　　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所以民众对精神是所受的威胁，并不觉得可耻，就像他们不觉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为可耻的，他们或许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见到统治者举止的果毅，言论的坚利而终使他们服从到底。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决；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迟早必定要被贫困所迫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对于人类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对，这不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他们也无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极守纪律的，但也不得不固此退出工会而参加政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工会，和那阶级斗争中为政党作工具的工会，也已能够辨别清楚了。

　　社会民党知道工会运动的极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为一种工具，因而获得相当的优势，反过来，资产阶级不能见及于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们以为看轻工会运动。不使他按步的发展，便就可以使之消灭；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说工会运动的祖国为敌有害的，那实届荒谬可笑的。实在说起来，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墓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质，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nu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厉害的，它会嘲笑着民主的观念。

　　玷辱自由，讥讽博爱；说是：“你如果不从我，我便把你的头颅打破。”

　　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类的友情”，为时既久，我的见解，也就日益广大而深，因此也就无法来把他改变。

　　我既洞悉了纳碎党的外表，于是便想进一步知其学说中的要旨。

　　可是党当局发表的文字，于我几毫无裨益。

　　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其立言的辩证都不大正确；而说到政治方面的进，其所说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对于那些琐辩的诡饰的文字，憎厌达于极点。

　　最后我才知道了这种残贼的学说是和那某种种族的特性有关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铖太人，便明白纳粹党内部真相的惟一关键了。

　　明白了这民族，便是揭穿了对于这党的目的和意义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并且再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滥用社会主义的美妙的文字以以欺世。

　　“犹太”这一个名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对我发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个回答，纵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

　　我现在已不能追忆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会于家中听过了记词否。

　　叩使他老人家曾经说及这名词，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种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观念，而且还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在我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学校中的时候，也不会有过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时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学校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了一个铖太儿童，他很快被我们所重视；因了各种的经验，得悉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们便不很信任他了。

　　当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常于政谈中听到“犹太”这个名词。这时我对之未免稍有不悦；至于讨论宗教的歧异时，那我便感到更觉不安了。

　　那时无对于这问题尚无他方面的观察。林兹（Liuz）的犹太人很少，以过了数百年之后，他们业已貌似欧洲人了，而我仍视之为日耳曼人。

　　当是我还不知道这种观念的错误，因据我的所见，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其特异的宗教上面。

　　我既以他们因宗教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对于不利他们的评议，常常鄙视而加以痛嫉。

　　至于对犹太人的仇视，则我尚有同学有这种意思。

　　以后我就到了维也纳。

　　奥京的建筑十分壮丽，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这时候我正被困难压迫，所以我对此大都会中人氏的成分，不大晓得，虽然在维也纳二百万的人口之中，约有二十万的犹太人，但我竟不会感到。

　　在最初的数星期中，心目所触的一切，令我应接不暇，迨后我的心神略定。对此新世界才得了一个较深刻的观察，而犹太人间题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犹太人的相识，一无沽洽意的地方。

　　我仍认犹太教就是一种宗教，因而本了人类互相宽恕的意念，极不想就宗教上来对他们加以攻击。

　　找因此以为维也纳反对犹太人有报纸所持的论调不合—个伟大民族的文明的惯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发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为不快，快极不愿见其再于今日重演。

　　但是，这类报纸大都没有什么声望，——一我当时也不知道所以然一一—我认为是偏激的论调而非正直的言论。

　　在当时确有声望的报纸，对于此种的攻击，大都作着庄严的答辨，或者竟置之不顾；这种态度，颇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见，也就因之而亦坚。

　　我秀勤于阅读那些所谓世界报，像新自由报（Neue FreiePresse）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为满意其对于宫廷的谄媚的那种卑污态度。

　　宫廷之中有一事件发生，莫不以欢欣讴歌的醉人的语懈灾为之刊物，这种愚蠢的行为，施之于最最贤明的对主，也无异于“山鸡”交尾的行为。

　　我深以为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leDcmokratie）的污点。

　　我住在维也纳，仍是秀热心的注意于：德国的一切事件，不论是政治问题或是文化问题。

　　我以德国的兴隆和奥国的衰替相比较，不禁为德国人庆幸。

　　告别珍的外交事件。虽然差堪慰藉，但是内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对于抨击威廉二世的运动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威廉为德国的皇帝，且还尊之为德意志海军的创始人。

　　所以对国会不许皇帝演说一事，使我不胜愤怒，因为在我看来，国会不配发出禁令的。

　　这些混蛋，在一次会议时所发狂妄的谬论，较之历朝皇帝——甚致最没有用的——于几百年中所发生的表演无聊的谬论为尤多。

　　在一国之中，任何的愚春，都有着批评的权利，而且都有人入国会为立法员的资格，现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这最荒谬的机关所谴责，这实使我愤怒的事。

　　更使我愤怒的，就是维也纳的报纸，从前对于宫廷的卑污谄媚，现在则用虚伪的关切来发表它反对德皇的言论，它们竟显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来了。

　　这是我所不得不承认的，在反对犹太人的报纸之中，有一种叫做德意志民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关于这论题的态度，比较是适当的。

　　那些较有势力的报纸，对于法兰西人谄媚的丑态，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当一个人看到赞扬他们所谓“伟大文明民族”的歌颂时，不能不羞于做一个日耳曼人了。

　　这种向法兰西求欢的卑污状态，使我把这种世界报纸愤而丢弃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众报，对于这种事的所持的见解，虽然稍为狭隘，然而实较纯洁。

　　我本来不赞许其反对犹太人的苛论，但是，当我在看其辩论的时候，虽以使我发生着一种深思。

　　总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信其运动的主持者是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alistParty）。

　　当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卡尔。吕格博士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来，这人和他的运动都是反动。

　　有一天，我行经内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土耳其人的长衫和两边留着黑卷发的偿，我便私忖着“这是犹太人吗”然而在林兹城中的犹太人并不这档。

　　我便密察这个人状貌，后来，我的脑海中的问题变为：“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

　　平时，我碰到这种情形，每靠书籍来释疑。我第一次用几个“赫勒”去买了几本反对犹太人的小册子。

　　想不到这种等书册中所论的，都以为读者为于犹太问题是略有所知，或是相当的了解的。

　　这些小册子的论调，竟又使我疑团发生；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极浅极薄而不合科学的辩论。

　　这一个论题既是这样的广大，而想研究又是这档的茫然无边际，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们实在不是信奉他种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别一民族，我在这里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着手研究这问题而注意犹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维也那自然两样了。

　　于是，我就随处见到犹太人了。所见愈多，则其于他人的地方也愈显。而内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着一种日尔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虽然还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踌躇，也就为一部分犹太人的态度所消释了。

　　这时在维也纳于中，犹太人发生着一种大运动，以发扬犹太主义的民族性为目的，就是所谓犹太圣会主义（Zionism）。

　　粗看起来仿佛赞许此举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犹太人，而诅骂和反对的必居多数；然而细察起来，则此种现象，便就化成了理论的氛雾，纯为便宜而设，实在都是诡词。

　　所谓自由派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持圣会主义之徒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他们不是犹太人，只以他们的教义不切实用，或且有害于自由派所持的犹太主义的。

　　然而，他们内部的团结却没有什么变更，所以这样圣会的主义者和自由派的犹太人的外表佯装不睦，这使我是十分讨厌的。

　　因为他们的虚伪诡矢，和他们所常夸耀的德高行洁，是十分不和的。

　　当我知道犹太人主义在新闻、艺术、文学及戏剧各方面活动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犹太入主义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用了饰同来强辩，已经毫无用处了。我们只须阅读他们的宣传品，并研究他们恶劣的电影和戏剧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

　　这是一种瘟疫，是一种精神上的瘟疫，它对于国民的毒害比较黑死病死实在还要厉害，在艺术中既有这样的卑劣的作品显露在大众之前，所以也就不得不细细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

　　研究的结果，使我对犹太人的所取的态度更坏。我的情感虽然时时和我的态度背弛，但是我的理智终不得不有着自己的论断。

　　于是我开始用了相同的观点，去考空我所喜欢的世界报，便就发现了这报有的自由的倾向；在我看来，这报对于攻击者的庄重的答辨，以及对于攻击者的置之不理的态度，完全是一种狡鄙的诡计；他“那种堂皇的剧评，常常捧着犹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评沦，则都施于德国；尤其对威廉二世的讥讽和盛称法国的学术文明，都足以显示着他们的策略的一致。

　　总结的说，他们的轻视德国人，那里可以说他出无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认只，社会民主党的主脑是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便被我报鄙视，而且平日在我胸中义战着的问题，现在就也得到了解决。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大都被犹太人所操纵着。

　　这点我本来并不重视，因为其他各报，确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人和犹太人有关的报纸，无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实的民族观念，像我的教育和见解所昭示于我的。

　　我强制的抑压着我的厌恶的心理，尝试着去阅读报纸中所载的马克思派的呓语，但是我的厌恶，竟是愈渎而愈见厉害。

　　我曾和说呓语的编者去认识，可是，从主笔以下，大都是犹太人。

　　我又竭力偏搜一切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表册，而来研究作者的姓名，——没有别的，竟完全是犹太人。

　　我再细察一切领袖人物的姓名，则大半都是些“选民”（Chosen People）。且不问他是国会的议员，或是我会的书记，或是各团体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动者，他们表现在外貌上的一种奸恶的像貌是没有不同的。

　　奥斯特里次（Austrlitz）大卫（David），阿德勒（Adler）和爱伦波根（Ellenbogen）

　　等名，叫我如何能够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了。就是这党的领导权——该党次要的赞助人，已经和我奋斗了几个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犹太人并不是日耳曼人。

　　从此以后，我便确切知道了败坏我民族的是什么人了。

　　我和犹太人的争议愈多，便愈亦明其辩论的方法，在起初，他们利用着对方愚蠢，如果不得胜利，则再假装出一种愚蠢来；要是还不胜利，则便拒绝讨论或竟秀快地转入别的问题。谈人所尽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后，再攀列那绝不相类似的事件上，于是，于回到原来的立场，且故示软弱，假装不知。

　　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攻击此等圣徒的人，几没有不陷入于泥泞中去的。

　　如果现在有人于人从广众之前，对某一个犹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但是，如果痛斥者以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胜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惊讶；这是因为犹太人已经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说的而又再串述其无耻的旧说，好像不会经过什么事的样子。

　　他愤怒惊愕，假装着守全忘掉了旧事，以为过去的辩论已证明了他所持的真理。

　　我好几次为之弄得瞠目结舌，不知道什么最是使人叹异的地方，——是利齿？

　　还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犹太人了。

　　但是，这也是有利的。当我一到社会民主党中宣传者，我的爱护国家的情绪，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经济的诱导，因此就搜讨马克思主义的本源。

　　这主义的作用怎样？

　　在单独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

　　我日见其成功，只要略加想像，便能预测它的结果。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刨之中获得享受其效呢？

　　还足他被谬误所牺牲而不自知觉？

　　我因此相认识这主义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运动的原则。

　　我达到我的目的的迅速，竟是出于我希望之外，这实在是得力于我对于犹太人间题得到民相当的知识，不过这种知识，这时还有深刻的研究罢了。

　　唯有这种知识乃能使我把社会民主党的实情和他们党徒的理论来作一个比较，因此，我已经晓得犹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隐藏或是文饰他们意见，所以他们的真目的，不能求之于文字，因为深藏在字里行间的缘故。

　　在这时候，我有内心已经起了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淡漠的世界公民，骤然成为一个狂热的反对犹太人的人了。

　　当我在研究犹太人民族的影响及于人类长期的历史的时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个悲剧的问题：就是那不可测的天命，安知不已许这小民许以最后的胜利呢？

　　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弃着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的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永久和特权。

　　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之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的重要，用以一剥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

　　如若这主义成为是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

　　如若这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之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

　　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势必将与以前严厉的惩罚。

　　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三、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在旧多瑙河帝国（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时代的德国本部（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较为豁落大度。

　　我现在所称“奥地利，”就是大哈普斯堡帝国（HabsbuagEmpric）中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结果，不独在各方面能够表现其创造奥国的永久力量；而且还能够表现其力量于民间，对这政局阢陧的国家，延续其内在文化生生命竟互达数百年。

　　时代越是向前时展，奥国的命运也越是繁之于日耳曼人而获得继续生存，因为日耳曼人，实在是帝国的生命细胞。

　　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奥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溃这绝不可认作旧东马克（Ostmark）的德国的没有政治能力；因为这是要用一千万人的力量，永远支持住五千万异族同居的国家，要是不及早确定原则，那是实在不能维持，而崩溃是必然的。

　　一个日耳曼奥地利人，他常惯居于一个大帝国的境内，而且永不会忘掉了在这境内的一切义务。

　　他的视线虽然狭小得只奥国的境内，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国的边界。

　　他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

　　目前我们须知道力量虽然已经分散，但是事业的成功，仍属是可能的。因为优秀的人士对于共同的祖国，永远表示着同情的，他们的祖国的国土，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眼界，实较帝国中其他种族的眼界为广。

　　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

　　日耳曼奥地利的补充队，也可加入德国的军队之中，这种军队，可驻于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正同在维也纳加里西亚（Caliia）一样。

　　军官力仍旧是日耳曼人，高级军官也是的，艺术和科学完全是属于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发展的艺术（这或许是黑人的产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艺术思想以及传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于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的于联合帝国（Dual Mi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无尽的源泉，永不会有涸竭之日的。

　　最后，全部外交政策的责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来担负；不过偶或有了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但是，想维持这帝国的任何企图。因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缘故，所以完全归尽于无效。

　　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他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有而进行。

　　居于最高地位的奥王，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能见及于此的，不过他旋即忘怀罢了；这或者是因其中困难而不克实行的集权的政策的缘故。

　　德国的统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种单纯的人种所组成，而且常以一种共同的文化为根基，所以问题只是在政治上传统之弊的改革。

　　至于奥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没有伟大的史遗迹的；即使有也是随了时代而消灭了。

　　总之：大都是黯淡无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众的势力，则日有发展，在这王国的边境。“民族国家”

　　开始形成的时候，尤其是难于羁么的；因为这种人民和奥国国内的各族。

　　或是血统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实在比较日耳曼的奥地利人为大。

　　这种的斗争，就是在维也纳也遭到了失败。

　　自从布达佩斯发展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了就首次遇到了劲敌，这劲敌的事业。并不重要在联合整个的王国，而是重要有巩固王国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达佩的先例；于是来姆贝格（Lemberg），来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随之而兴起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 II）逝世（—七九O）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制，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智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竞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于人们的口中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具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百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他们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人个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竞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制度，只有那此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制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我着责任的。

在这种制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

　　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计的制度，这制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计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逐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纤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届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喻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汛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堡斯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判国家本身，是背判—种政府的制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制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汛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

　　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实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着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

　　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智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得。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逐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凶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制。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竞日见共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竞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制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击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击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寨与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义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怎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动劳的呢？

　　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

　　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要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教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条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置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收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吉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

　　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的领袖，以为地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成统一的妯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辙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们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那的人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泥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能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题了。

四、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祖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竞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宙和无限的仇视。

　　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了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

　　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决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撤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协，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竞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廖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

　　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置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有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社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思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

五、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

　　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百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谋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制，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会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ll）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毫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思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制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秩序和安宁”

　　，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一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六、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

　　据我看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到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

　　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质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

　　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

　　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制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质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胯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宜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智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七、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敌人的传单，开始由空中而传入了我们的手中。

　　虽然它的措词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内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说德国的困苦有增无减，大战将永无休止地时候，而胜利的希望则日渐减少，国内的人民大家都切望着和平，但是“军国主义”和岂萨（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许；全世界——对于这件事十分明了的——并不是为反对日耳曼民族而战，纯粹是反抗那唯一负责的德皇一人而战；所以如果不把人类和平的矛贼除去，大战是不会休止的，大战能够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能够一旦消灭，世界和平决定可能的，和平实现之后，那么，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必会欢迎德国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联盟中的。

　　这种宣传之中，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线的各部，凡是有巴维亚士兵的地方，便对普鲁士尽情的加以攻吉，不单说普士是这次大战的罪魁，百且说协约国中，并没有对巴维利亚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维利亚如果始终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尽力，那么，协约国将要爱莫能助了。

　　这种宣传在一九一五年就开始有了一些效力，军人中反对普鲁士的情绪，慢慢地增高了起来，——但是当局者从不会来设法加以阻止过。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线兵士们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诉着不平；显然的，已经对于士兵生了了一种直接的影响，这时候已经不劳敌人再用传单向前线去散播了。

　　德国妇女所写的则毫无见识的家信，后来竟葬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前线。

　　那时已经出现了不良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愤懑，怨声载道；——这种怨声有时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线的士兵，他们饥寒交迫他们的家人，也在国人日坐愁城，而别人的饱暖淫乐。

　　甚至在火线上的士兵，他们也有了这种不应有的现象。

　　在这时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这不过是“国内”的事。

　　大多数和士兵虽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转瞬之间，他们又不声不响的尽着他们的职守。

　　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军队，虽然心里有着无限的苦闷，可是对于他们必须防守的战壕，他们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国的命运，无全维系在这几百米的战壕上的样子。

　　从这地方，我们可以见到前线战士们，他们仍旧不失是光荣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伤，于是欣然离开前线，乘坐着伤兵车回返德国，我离家已经有两年了，处在这个乱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

　　我进入了柏林附近的一处医院。环境真是恶化得十分厉害！

　　唉！另外方面看起来，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一个新世界。

　　在前线的军队中的精神，这里是一些没有的。

　　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线所没的听闻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来向人夸耀。

　　我的伤势，经了医治而能够行动了，我就得到许可到柏林去走一下。

　　这一种困苦的惨状，触目皆是。

　　全城和百万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饥饿线上，怨愤异常。

　　有几家是士兵所到过的，他们的语调竟然和医院中的语调完全一样。

　　人们每以为那些士兵们好像专门寻觅这种地方来发汇他们胸中的积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恶劣，当我恢复了健康而出院的时候，就被派到后备队中去，我重到这个城市，和乎有些要不认识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充满着愤怒不平和咀咒。

　　从前方归来的士兵，因为在前线服役的缘故，所以每人有种种的特性，这是为后方的老年军官所不能了解的；但是，新从前方归来的军官，那就能明白了。

　　人民来于这类军官的尊敬，和对于后方军官的尊敬是绝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却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责任的人，大家都视为识时特务的俊杰，而忠于职守的人，反目为庸碌的犬子。

　　在官厅之中，满是犹太人。差不多每一个书记都是犹太人，而每一个犹太人，也都是书记。

　　这是使我十分惊异的，这独得天宠的人民，何以在这里的特别多，而在前线者反而特别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厉害了，犹太民族实在已经成于“少不来”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厂的工人罢工，并不能产生出所希望的结果，而使前线感受到军器缺乏的恐慌。

　　这种罢工的目的，本来在使军火缺乏，但是，因为它的本身失败的太快了所以还不能使军队陷入失败中去然而这已经是够使精神上受到了一个巨而可耻的影响了。

　　第一，倘使后方的民众，不想得到胜利，那么，前线的军队为了什么而去作战？

　　土兵们受这样重大的牺牲和苦难，到底是为了谁呢？

　　士兵们为了胜利而战，后方的民众，竟用罢工来加以反对，这是些什么道理？

　　第二，这件罢工的事，对于敌人的影响又将怎样？

　　一九一七年——一八年的冬天，协约国已被愁去惨雾所笼罩的。

　　因为，他们所希望于俄罗斯的一切，现在已经得到了失望。

　　俄国会曾经为了协约国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牺牲，现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让敌人来加以无情的宰割了。

　　他们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头丧气，大家深怕着明春的来到；因为他们鉴于德国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卫着西线的时候，他们尚且不能把这战线的攻破。现在德国厚集勇士，用全力来准备向西线进攻的时候，他们怎还能获得胜利呢。

　　德军各师正当奉到最后总攻的命令的时候，总罢工竟也在德国爆发了。

　　这一举动，起初是举世惊愕的，后来敌方攫取了这一个最终的机会，重作宣传，于是协约国涣散的军心，因此重新振作起来，以为今后是可以重操胜负的，对于未来事态的恐怖和捻，竟一转而为之坚决和自信了。

　　英法美诸国的报纸，便开始把这种信念散布在读者的心中；同时，又用了极巧妙的宣传不鼓动前线的军队。

　　“德国将要革命了，协约国必定能够获得胜利的！此种的口号，是使正在动摇中英法士兵，复得立定脚跟的最最优良的一点兴奋剂。

　　这此，都是兵工厂罢工的结果。这罢工恢复了敌国的人民对于胜利的希望，并且再驱散了协约国前线士兵之顽丧精神。

　　结果使几万的德国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血肉。

　　但是，鼓动这次最卑鄙无耻的罢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国革命的机会而去获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运，获得了参加最初两次以及最后一次的进攻。

　　最后一次的进攻，使我终生获得了一个最惊人的印象，因为可惊的是在最后的战争，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样的，由守势而转为进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线到处都是异常的闷热，而国内是争论纷起。所争的究属什么事？

　　各部队之中，也有着很多的谣言。好像是说大战已经毫无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胜利的好梦。

　　要继续战争者，并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资本家和帝室。这就是国内传来而且为前线所讨论的消息。

　　前线的士兵，对此，于这个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没有什么反应。

　　“普及选举权”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关系？我的四年来的苦战，竟是为了这一点吗？

　　前线的士兵，素来是极稳定的，对于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战争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们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战的人为什么竟敢揽权秉政。

　　我个人的政治观念，很早已就确定。

　　我深恶而痛绝那些卖国欺民的党棍，我早已洞悉这班党徒，他们并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饱他们的私囊为唯一的目的，他们为谋他们的私利计，不惜把整个民族来牺牲，遇到必要的时候，即使德国灭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够亲见这些人的一个个缢死在我的在前。

　　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囊囊；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军队中多数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这一年的八九两月。虽然敌方进功猛烈，并不能和我方在过去的防御的勇猛相比较，然而，衰颓的现象，竟是一天厉害一天。

　　比较起来，索美（Some）和法兰德斯（Planders）的战，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回忆了。

　　九月未，我军第三次到达那我们青年义勇团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军心已经大变；大家常把政治问题来加以讨沦了。

　　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各地的军队中开始发生了影响。

　　新征来的青年军全部受到了麻醉，——因为他们是从国内一直来的缘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国开始向伊泊尔（Ypres）前的地线投放毒瓦斯弹。

　　十月十三晚上，我们尚在威萎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继续受着轰吉，时猛时缓，终夜不继。

　　将近夜半的时候，我队支不住了，倒在阵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觉到一种痛苦，每隔十五分钟，痛势愈加厉害，在七点多种的时候，我的两眼感觉到有睚焦灼，因此退役报告一切，而我的参战，也以这次为最后的一次，几小时之后，我的两眼，刺得像烈火焚烧，一些东西也不能凶到了，于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帕士瓦尔克（pscewalk）的地方医院中，我就在该地遇见了革命。

　　坏消息不断地由海军方面的传来，说海军酝酿起事，但是，我以为这种谣言。

　　不过是少数神经过敏的青年猜测，未必便是一种影响，多数人的不幸事件。

　　在医院中，每个人都在谈论战事的结果，并且还希望着早早见实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公为战事立刻可以结束的，在这时候，我还不能阅读报纸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祸降临了，在事先，我们是毫无所知的。

　　海员乘坐运化的车来到他们鼓动着民从起革命，在这个为我民族求“自由、优美、和尊严”的斗争中，以少数的犹太青年做领袖，而他们是不会有守一人到过前线去怍战的。

　　此后的几天，是我在生以来最不幸的时期。

　　一切的谣言，愈说愈确切的，我向来认为是地方事件的。现在已经显然是一个全国的革命了。

　　此外，再由前线来的更有不幸的谣言，说他们都愿反降了。啊，——这事果真能够实现吗？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师来到医院作简短的讲演，我们因此而知道了一切。

　　当时我也在场，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这位善良的老牧师说：霍亨佐伦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于戴德国的皇冠——我们的祖国，已经改变为一共和国了——说的时候好像有些在发抖。

　　于是，一切都成为泡影了。

　　我们所有一切牺牲和困苦，完全等于虚掷，几月来的忍饥耐渴，完全等于虚掷。

　　我们出生入死，所费的时光，完一等于虚掷，两百万人的头颅也完全等于虚掷了！

　　我们的国家怎样呢？

　　但是，我们所应忍受的牺牲就以此而完结了是吗？过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们怀念吗？

　　德意志对于固有的历史就无任何的责任吗？

　　我们配受德意志的过去的光荣吗？这种举动。我们对于后世的子孙，又交用什么来自解呢？

　　我辈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当时我愈想要了解这种惊人的事变，愈觉得羞忿交集。

　　我两眼所受的痛夺，和这种祸难平互相比较，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后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切都化为乌有了，深夜沉思，我对这事件的主动的人就切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表示亲善的，以威廉二世为第一人，他从不知道他们就是无信义的恶棍。

　　因为当他们和德皇握手亲善的时候，另一双手已经地暗中采取利刃了！

　　对于犹太人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决定誓不两立。

　　我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

八、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ra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

　　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in）去居住，在那里一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洽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质，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制。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制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面向前发展。

　　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面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纵着民族那就好了。

　　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就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别。

　　对这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上述的特别班讲量中的一人来加以极详尽的讨论——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费德（Gottf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立刻知道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真理的，对于德国的前途关系是很大的。

　　票据交易所的资本和国民经济的绝对划分，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

　　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奋斗，产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

　　费德的讲演。实在给予我将来奋斗的一种绝好的口号。

　　从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来加以观察也可以证明我们当时的见解是怎样的正确了。

　　我们不再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现在，要是他们并不说谎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知道国际资本不单是煽动大战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战终止了的现在，他仍在极力和平的世界不惜变成为地狱。

　　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

　　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和目的，到了现在，我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资本论信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并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制德国。

　　在另一方面，这上特别班的课程，也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说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犹太人作争辩，因此，他就作了长篇的辩论来袒护犹太人。

　　这就引起了我的反驳。我的主张，在当时在场有人中，赞成者竟占有大多数。

　　这结果，在几天之后，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义加入了慕尼黑的军团。

　　要当时军队的纪律不大好，这是因为军人会议时代的遗毒还是存在。

　　军队因此便受到了影响。要使“同意”的服从——这句妙语是他们形容柯尔特。

　　爱士给（Kurrt Eisner）下的猪圈中的——变成整饬的军纪。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着是不会有加的。

　　而要使军队能够自觉他是民族和祖国的分子，也不是同样的。

　　我的新活动，就是在这里，我用了充分的爱国热情和灵敏的感觉来开始活动。

　　我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听我的演说而尊崇祖国和德国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军“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纪律加严。

　　再有，工结识军队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后来，这些同志就和我联合，因此奠定了新运动的基础。

九、德国工人党



　　有一天，我接到了总部的一个命令，要我去调查一个社团的情形。这个社团，显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几天之人，他们将要用“德国工人党”的名义来举行会议；而且费德还将前去演说。

　　我必须去赴会，察看众情而做一个报告。

　　现在。军队对于政党发生的好奇心，已经充分地明白了。

　　自从革命之后，军人已经获得了政治上活动的权利，就是毫无经验的军人，也充分地来利用这种权利了。

　　但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发觉了军人对于革命党的同情，已在慢慢丧失而倾向于民族复兴运动，因而十分后悔，才知道应该撤回军队中的选举权，并且还应该禁止其参加政治。

　　衰弱了的资产阶级，以为军队必须回复过去的情形，而为德国国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凶，那差不多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颗毒齿，必须把他来拔除的。

　　但是，没有民族主义，那么，军队仅仅成为一种永久的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巳，不再是抵抗敌人的一种力量了。

　　以后和年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我对于上述的工党，虽然是毫无所知，然而也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旨德的演讲完毕了我很高兴，我以看已足，准备出场时候，忽来宣布说珊在人人都可发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见闻的，一些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后来，忽然有一位“教授”

　　站立起来说话了，他对于费德的议论发生了疑问，待到费德对他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他又突然把“事实的根据”作为要素，毅然地建议着，说这个新兴的青年党最是适于能使巴维利亚，脱离普鲁士的压迫而奋斗的。

　　这位先生真是厚脸，他还说这事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日耳曼奥地利必定会立即和巴维利亚联合德国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类比的无意义妄盲。

　　在这时候，我乃不得不请求主席，准许发言，我也来发表一些意见。

　　我因此把这位“学者”的狂言痛加驳斥，我的言论，也就获得了很的胜利。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已经像丧家之犬一般的狼狈逃出去了。

　　在那时，我会把这件事反复的加以思索，并且预备置之勿论了。

　　可是，这真是使我一生惊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过了一张邮片，说是已经准许我做德国工人党的党中：并且请我去参加下星期三的该党的委员会。

　　他们这种做求会员的方法，真使惊诧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对，爱也不是。

　　我想自己来树立一个党，我绝无参加现成党派的心意。

　　真的，我实在不会有过参加他党的梦想。

　　我真拟动手写信去答复该党的时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种好奇心，决意要那天我自己到会，趁此机会要亲自解释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是全国工党的首领将来亲自出席。

　　这一个消息，使这听到很有一些惊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来声明了。

　　恃然，他真的准时出场了。他就是费德讲演时的重要的发言人哪。

　　这件事更使我诧异了，我决计静待着，看他有些什么事件发生。

　　无论怎样他们的大名，我是已经知道了。

　　该党全国的首领，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顿。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

　　开会了首先是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并且再对演说的人表示谢意，接着便是新党员的选举——就是通过我入党的问题。

　　我就开始向他们发问。

　　我方才知道了该党除少数重要的原则外，毫无所有，其他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党纲，没有小册子，没有印刷品，甚至一个区区的橡皮图章都也没有置备：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愿对他们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们所研究的是些什么事了，仓促产实渴望着一种新运动，这种运动，实在是比了一般称做党的范围还要大。

　　于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来最困难的问题了。我对于这个党究竟是加入呢还是不加入呢？

　　命运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绝不应该加入当时的热呢现成的大政党，我将更详细和来说明我的理由。

　　据我看来，这可笑而人数很少的团体，尚未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并且还能存个人活动的余地，这在我实在是—件很有利的事。

　　该党尚有待整顿，这个运动的范围愈小，那么，这个运动适当的表现也愈快。

　　该党的性质、目的和方法，还可以决定，这在现存的各大党之中是绝不可能的。

　　我对于这件事愈是反复的思索，我就愈是坚信这种小规模的运动，可以作为复兴民族的先声，这是在现在的议会中的各政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政党，仅仅知道牢记着陈腐的观念。或是因为有利可图的缘故而来拥护一种新制度。

　　现在，这里所提倡的，乃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不是—种新的选举的口号。

　　我经过丁两天的苦思闷想，最后。我才决心进行着我听取决的步骤。

　　因为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关键，这时候，这后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的。

　　这就是我实行德国工人党的经过，他们还给了我—个第七号的临时党证。

十、旧帝国崩溃的征兆



　　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受到了这个非常重大的创痛，正像患了头晕病症，他们的感觉和思想像是都丧失掉了。

　　把过去的光荣和伟大来比一在的艰难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

　　这无怪无论什么人都要炫惑于帝国的伟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溃的徵兆已经发生了。

　　这种征兆，已经显然的可以见到，不过，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得到明确的教训。

　　这种教训，在目前比了过去尤为必要。

　　现在，多数的德国人民，他们仅从国内经济上的分困和其结果，去窥见德国的崩溃。因为凡属德国人差不多是个个人受到了影响的，所以个个人都知道了这种的大灾。但是，全国的人民，不知道这种崩溃和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关系而已。

　　一般民众的认识是这样，那也不要去说了；便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以德国的崩溃；就是“经济的灾害”为唯一的原固。

　　而且以为要复兴德国，须在经济方面去着手，才对，这就是我国的直到现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韵办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们能够知道德国崩溃的主要的原因，第一还是在道德和种族方面，而以济列是还在其次，这样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发现了救济的方法。

　　我们的患难以及目前腐败的原因，这是由于欧战失利的缘故。

　　这一点，便是最易为一般人所公认的。

　　这种毫无意识的话，确信的固不乏其入，但是，明知他是不对的，而偏又故意这样来说的人，为数更其是多。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赖政府来豢养的人。世界和平的宣传者不是这样的说吗？德国的战败，仅是破坏了“军国主义”，德国的人民且将庆祝其光荣的复兴呢。

　　整个革命所用的口号，说革命固然使德国不能逐然得到话，不是你们这班敞世的小人所说的吗？

　　把德国崩溃的原因完全推在军事的失败上面去，这是犹太人的无耻的特点。

　　而卖国的总要关报，就是柏林的前进报（Vorwats），还说此际不允许德国民族揭旗凯旋！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是德国崩溃的原因？

　　把战败当作德国崩溃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以下面那样的答复：自然欧战的失败，对于我国的命运，确实有着可怕的影响，然而，战入并不是原因，是各种原因的结果。

　　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到底不会有好结果，这是有知识的和怀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

　　然而。不幸有许多人碰到紧要关头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对于真理，必会得到加以驳斥和否认，而那些明白这真理的人又从而加以附和。

　　这些人实在是我国崩溃的罪魁，而他们现在忽然把战败是崩溃的原因，这并非大谬。

　　因为战败只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不像他们现在所说的是由于“领袖不良。”

　　要知道敌人并不是懦夫；他们也知道为国效死的。

　　当战妆启的时候，敌方的人数就多过德国的军队，而且就专门的军队而论，他们是有全世界在做后盾。

　　但是德国仍能和全世界对抗，苦战四年，而且常获胜利，这除了德国人的勇武和严密的组织之外，完全因为他有着良好的领袖，事实具在，不容抹杀的。

　　德国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实在是古今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而其失入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人类抵抗力限制的缘故。这样的军队的崩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不幸的原因，而是别种罪恶的结果；这个结果，再会引起后来的崩溃，而且比较前些的崩溃更为厉害。

　　民族的覆亡，事实上只是一次战败而没有其它的缘故吗？这问题现在可作下面的简单的解答。

　　如果一个民族的军事的失败，是由于懒惰、怯懦及平庸——总之是该民族的卑劣无能，——那么，这个是常有的事实；不然，那军事的失败，反而足以激发起未来的伟大的复兴，这并不是民族覆亡的标记。

　　历史上有着无数的实例。

　　足以来证明此说是正确而不谬的。

　　德国军事的失败，并非了于偶然，是古今因果报应的当然的惩罚，我们受着这个惩罚，还嫌其过轻呢！

　　假使前线真的因为孤军无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于军事的失利，那么，德国民族的失败，必定是另有一种精神在，他们对于战败后的一切痛苦，必定会得咬紧了牙齿跟来忍受的。

　　对于敌人的侥幸获胜，必定会愤怒填应，德国人决不会有幸灾乐祸的事件发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败来向人矜夸，战士也不致招人揶揄，军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发生失去体面的事，遭受基国雷平顿上校（Colonel Repinston）讥诮“三个德国人中必定有一个卖国贼”了。

　　军事崩溃的本身，实在是由于种种不健全的现象以及促成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们在和干的时候已经流毒遍于全国，他们道德的败坏，自卫意志的薄弱，以及酝酿多年有害于民族和国本的种种议论来造成了这一个灾难，所以军事的失败，不过是第一种有形的恶果而已。

　　犹太人阴险狡诈的全副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机关，把这种灾难的直接责任去加在卢登都封乐的身上，这是自然的，实在，卢登都夫预先知道了灾祸的来临，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来使之转变，拯救民族于沉痛屈辱的时候。

　　他们使他负起战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要夺去他从道德上从事辩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发的卖国贼的人束手无策而已。

　　这种事等于一种慢性的病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恰好能在大难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德国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将慢慢地趋近灭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难挽救了。

　　幸而这灾难，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的。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痨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痨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痨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痨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痨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

　　政治团体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战之前，有着长久的和平日子，某种的祸患，已经在这时期中发生，他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数的几种例外），但是，其成为祸患，那是已经认识了的。

　　这里所说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因为这个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实在较其他方面的祸患为更甚。

　　许多崩溃的征兆，能够激发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战以前，德国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给问题，在一切政治、经济行动上日就成为重要。

　　但是，不幸他们以为这种严重的问题，可以依靠简便的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坚决的心，迳自去获取一个正确的解决。

　　德国放弃了扩张新领土的观念，而代之以经济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业生产漫无限制而弊害百出。

　　这最不幸的结果，第一便是促成农业阶级的衰颓。

　　农业阶级愈是衰颓，那无产阶级的会集于都市者也愈是众多，终于使社会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是显然了。

　　富者和贫者，他们比邻而居，这势必要形成悲惨的结果的。

　　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

　　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我纪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时德国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发人民最壮烈的情绪，而突遭到这种变化，其祸更为厉害。

　　依照事理来说德国应该依靠“经济上的和平工作”来维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为后盾。

　　不幸，现在对于金钱势力应极端反对的人，竟也默认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劝贵族也加入新金融资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举，情有可原，因为毕士麦尚且不能觉察了这——个危险。

　　事实上，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于金钱之后。所以此风一开，勇武的贵族，立刻能退居在财阀之后，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战以前。德国的商业，因为发行股票而已经趋于国际化。

　　一部分德国的工业，固会努力于防制这种危险，但是，终于还是牺牲在资本联合攻击之下，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是为虎作伥的。

　　反对德国“重工业”的持久战，这便是；国际化的发端。当时国际化正靠着马克思主义的助力而力图实现，要想完成这项的，那么、在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得到胜利不成的。

　　当我执笔写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对于德国国有铁路的总攻吉正获得了胜利，这种铁路，就是落在国际资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又达到了其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德国工业化的进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确证，就是大战后，德国一位工商界要人发表的意见，说商业是使德国复兴的唯一的力量，这便是德国工业化成功的明证。

　　史旦尼斯（Stinnes）的这句话引起了极大的纠纷；但是仍被采纳，而且在转瞬之间。

　　便成为一切欺人者及空谈家的格言；自革命以来，毁坏德国的运动，便是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战前，德国衰颓的唯一征兆，就是国人一天一天的精神委靡，作事不力。

　　这是他人临事不能决断，遇事畏葸的结果。

　　这种缺点，实在是由于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国的教育，在战前缺点极多。

　　他的制度，仅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植。

　　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责任心的激励，更少注意；至于意志力的和果断力的培养，那就完全漠视了。

　　所以，这种教育所养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强毅的壮士，而是懦怯的书蛀。

　　战前，世人大都这样的看德国人，而我，德国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国人为的所以受人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人的缘故。

　　然而，意志不坚，那就并不见重于人。

　　他们脱离国藉，背弃祖国，所以比较他国有人民为容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有礼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这保存名谚，可说形容尽致了。

　　这种柔顺的态度，是接近君主的唯——方式，然而引起的灾患匪浅。

　　依照此种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诺诺，奉名唯谨。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否则这种阿庚态度，终必要把帝国颠覆而后已。

　　专门阿谀的人，他们可以安然于现状而毫不知耻，可是国中的优秀人士，就是所谓正人君子者，他们眼见着这种无意味的事态而受人拥护，势必然感到万分的厌恶。

　　在他们看起来，历史是历史，真理是真理，决不容混为一谈的，就是讲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样的。

　　世界各国，要得到成为伟人的君主，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怜的命运，能够使其免于暴君的虐政，那也就应该知足了。

　　所以，群主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专赖于君主个人，除非借着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于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I）和头上。

　　不过这不是常有的事，数百年之中或许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体的观念应该比较君主个人为重要，这观念的意义，应当是在专门用制度的本身来作为基础，使君主只为这种制度的奉行人而已。

　　这种不良的错误的教育观念，还有一种结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担责任，因此对于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现在略瘵几个如下：新闻界常把报纸看作是国内一种伟大的势力。

　　报纸的重要性，确是毫内务无疑问可疑，他的价值，也不是我们所能估计的，因为他的工作，确能延着继成人的教育。

　　国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堕落入恶劣的、无知的或是怀有恶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国家的责任，胯监督人民的教育，并且防止其误入歧途，报纸的言论，国家尤应该加以注意因报纸对于人民的影响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动不限于一时而且含有继续的永久的性质，报纸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来施教。

　　报纸上的官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这不被“出版自由”的谬说所惑，不因诱惑而疏忽了职员，以至不供给保持民族健康的养料，这是国家必须加以注意的。

　　国家须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来控制这种通俗教育上的工具。并且使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大战之前，那些所谓自由报章的行为，无非是葬送德国的民族和国家。

　　我偿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思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的不能不去捕鼠是一样的。

　　他们唯一的目的，便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

　　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之，也会充法去加以抵制吗？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过去的重罪的罚令而已。

　　在那个野外，报纸多被犹太人所操纵着，他们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没有妥协的力，法去给予取缔，而且也没有取缔的决心；尤其厉害的，就是没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缔的重要、方法的选择、以及定下一个明确的有计划。

　　他们对于报纸所用的纠正方法很是拙劣；他们万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时候，那也不过把新闻世界的败类加以几星期或是几个月的轻微的惩罚，但是，他们不会不知道根本剂除祸源的计划的。

　　从那些不会受过完全教育的学识浅薄的读者看起来，法兰克福特报（Frankfuturter Zeittung）是一份最有价值的报纸；因为此报纸从来不会用过粗俗的盲辞，而且。也从来不会反对过暴力；他的言化，时常赞成，用“知识的武器”

　　来斗争，这种论调。竟会获得那些最没有知识的人去赞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犹太入所创办的所谓知识阶级的报纸，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国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识阶级。

　　法兰克福特报和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论调，便是在反合这辈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这辈人。

　　这种报纸，他们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辞，用丁他种方法来祭毒读者的心志。

　　他们用了美丽的甘言软语，使读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为动机，是纯粹的知识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这种极狡猾的手段实在就是在偷窥人家攻击报纸的武器的一种奸计。

　　作事不求彻底，就是内部的堕落的表现，内部—经堕落，那国家不过迟早必些也要随之而崩溃的。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能够受着良好的指导，走进了正路，那么，挽回这个危局，当然是十分容易的。

　　现在的人已经有丁种种的经验，知道这种经验的意义，能使那些还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来。

　　如果现在禁止那些报纸以控制犹太人，并且使这种教育工具转为国家所用。而不于旁落于外人和敌人的手中，那么犹太人势必会利用其报纸来大声狂吠了。

　　但是，我深信这种累事，上我辈青年来处置，必定较我们的前辈容易。因为一枝三十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声音，常常会胜过了无数的犹太新闻界败类的呼号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他们去呼号好）了。

　　我们应该对于教育的体系有着全部的计划，必须养成儿童在暇时专作益身作的事。

　　在这一个时期中，儿童不得游荡在街上以信电影院中。

　　日常的工作完结了，就应当去锻炼身体，俾投身走进社会的时候。不致怯懦而无能了。

　　青年教育的任务，是在使他们预备投身于社会，并不是仅仅灌注了一些知识就算了。

　　我们应该立刻去剂除那知体的锻炼系属私人的事一种观念，我们决不能不许任何人任意有贻害他的子孙（种族）。

　　要防制精神堕落，须得和锻炼身体同时进行。

　　现在我们一切的公众生活，好像是两性观念和诱惑的泉源。我们试看那电影、戏院以及其他的剧场所揭示的节目，我们便难于否认他不是正当的娱乐，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当的娱乐。

　　一切的招贴和广告，都用着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众的注意。

　　这种事件出生来的流弊极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够知道的。

　　人民的生产，不但为不为性欲所麻醉，而且还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和方法，必须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为目的。

　　个人的自由权，实在比较起来次于维持种族的义务。

　　在艺术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样不健全的状态。

　　在许多的所谓“艺术场所，”他们大都毫不知耻的揭示着“只许成人入内参观”

　　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览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许青年去参观，这便是证实我们人部衰微的恶兆。

　　在此种场所，理当首先作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该供颓废的成人去娱乐的。

　　然而此种场所，竟乃出此防卫青年入内的手段，说起来真是令人可叹！请问古今来大戏剧家对于这种警告和造成这种警告的原因，有什么话可说？我们试想席勒（Schiller）对此样的愤慨；哥德（Goethe）对此也不会忿然而起吗？

　　但是，我们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亚（Shqkespeare）来和德国的新诗人互相比较一下，究竟又当怎样呢？前者都是陈腐老朽而不合时宜的失物。

　　因为在这时代的特征，那些新的艺术家不仅产生了些卑劣的作品而且还诬蔑了过去一切真正伟大的杰作。

　　在大战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们对于艺术和一般文化上，不但是没有丝毫的创造力，而且心怀嫉恨，竟沾污并埋没了伟大的过去。

　　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人在艺术上——尤其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刨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对于已往的完盛时代，反而加以底毁，斥之为者朽陈腐，好像这现代的时代，似乎就可以把他们的劣点完全遮盖过去了的。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战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大事大都趋于分崩碎裂的状况：甚至在这宗教的领域之中，多数人士，大都巳失去了他的坚强宏伟的信仰心。

　　他们公然反对教会虽然不多，但是，漠视教会的实也不少。

　　在亚洲和非洲，新旧两教都有着教会，以便引起教徒来对他们信仰（这种努力的结果，比较回教的进展，那就差得多了。

　　然而，两教欧洲方面听失去的信徒，为数巳达数百万了。

　　他们之中有的全然厌弃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从道德的立场上来对察。这实在是一种不良的结果。

　　对于各种武断的教条的加以反对，情形日见剧烈，然而，倘使没有教条，那么实际上人类的宗教信仰，也橇无从发生。

　　一国的民众，并不多是哲学家，但是，信仰便矗人生道博观念的唯一的基础。

　　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代替宗教，可是也未能获得了良好的代替。

　　要是宗教的教条和信仰，如果真的能支配民众的话，那这种信仰的绝对权威，宗教信仰的整个的基础。

　　宗教有信条，就好像人们生活的有习惯，国家的有法律。

　　没有习惯，那么少数的优秀分子，确是能够维持着他们的合理面良好的生活。

　　但是，在其余的多数人便不能了。

　　只有信条，才能去制服那无定而又争辩不已的见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的形式。

　　否是，玄学的人生观（就是哲学的见解）永不会产生的所以，攻吉教会的倌条正像反对国家的法律；攻吉教会的信条，必然的流于无可挽救的宗教虚无主义，恰像反对国家的法律，必致使全国守全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

　　一个政治家，必须评论宗教的价值，可是，一在在平衡，一面也当不守问宗教上固有的缺点，而应该顾到以及代替宗教之的东西有些什么特别的利益。

　　如果在不会那一种代替物之前，毅然的把现存的宗教来加以破坏，这种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在大战之前德国人有很多不喜欢宗教的生活的，这一点。实在应该上所谓“基督教”党的滥用宗教来负责的。

　　而且他们还厚着脸要把天主教和政党混而为一。

　　这种不幸的惜误，恰好替议会中许多不良分子遣出了机会，在教会是反百受到损失的。

　　然而，受到祸害的仍是整个的民族，因为这种情形的结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而这时候，也正万百事件，在开始废弃和变动，道德和行为上传统的原则，也就一步一步的在崩溃。

　　如果我们民族组织上的袭痕，没有特别的事故，那危险还不致发生，倘使一朝而事变突起，那么，民族内部的团结，必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时，而这裂痕，也必酿成了祸乱。

　　在政治方面，明眼人看出了种下的祸已经在萌动，而这种祸患，如果不去趁早消弥，那么帝国一切的外交内政，势必因之而崩攒瓦解T.在当时，许多爱国的人士，大都为这衰微的征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为当时帝国政策的没有计划和主张而加非难。他们洞悉了帝国人部的衰微和空虚。然而，他们并非政界中人。

　　官场中用了他们索来的莫不相关的态度，来忽社着像张伯伦（Houstan Stewart Chamberlain）一类人的直觉的天才。这班官僚，他们既愚昧得不能为自己打算，但又骄矜而不屑去从人。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国会制度，说是“从革命以来已早失入，”为实在是一种毫无思索的话。

　　这种话极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来，以为一在的国会制度，已经不同于革命之前了。

　　实在国会制度的结果，仅有破坏的效用而已，当时大多数的入，自顾戴上了眼罩，竟而一些东西也看不见或者是不想看见什么东西。

　　德国的颠覆，国会制度在应该负“人部分的责任。

　　我们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主是国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足半途百废的。帝国的联盟政策，是一种怯懦百不彻底的手段，他的用意在维持和平，但是结果不能避免了战争。

　　对波兰的政策，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手段，他们人在激怒了波人，然而实际上对于自己是毫无补益的。

　　结果，德国既不能获得胜利，又不能和波兰人恢复邦交；反而和俄罗斯结下了仇恨。

　　亚尔萨斯和罗连（Alsace—Lorraine）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彻底的。因为既不能对狠毒的法国加以迎头痛击，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权利去给亚尔萨人。

　　这两条路他们都不去走，这就可以见到当时的人们，实在太无能为力了。

　　因为主要的卖国贼，在当时不在各政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如比方像中央党（Centre arty）的韦泰（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个。

　　同时犹太人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民主党的报纸，和全世界作诋毁德国“军国主义”的宣传，谋着中伤德国，同时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党，又不肯设法充实德国的军德国的民族为着争取自由独立而遭到的失入。这原因实在是—k于平时的态度镇静，苟且犹豫，不急急地集合全力不捍卫祖国的缘故。君主制度对于人民有着一种不良的影响，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数的人迷信着政治是一种君主的独权，之事，用不到人民去过问的。

　　如果政府是良好，或者还存有一些望治之心，这是强者差人意的。

　　可是一个励精国治的旧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负责的新政府所取代之，那么消极的服从和幼稚的信仰便成为万恶的渊数了。

　　但是，除去子上在的以及其他的缺点外，君主政体确也有着他本知的价值的。

　　第一，君主制度能够使国家的领导权稳固，使国人所有的各机关，完全站在国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贪婪的政客的乘机捣乱；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来的尊严和因此而产生的权威，在这种制度的下面，官员及军队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党的影响。

　　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为一国的元首。他的肩头所负的责任，自比了国会中介然成立的多数党为更重了。

　　德国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称纯洁的缘故，实在完全是由于这—点。

　　最后，君主德国国民的文化，有着极多的贡献，而且还能够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国各邦的都会，向来是艺术情绪所陶冶的地方，这种情绪，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时代，已经在慢慢地消灭了。

　　在十九世纪，德国的君主，驿于艺术和科学的建树很多，一在比较起来，那真得差得多了。

　　从事于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醉心于贪婪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军队却以最高的理想和牺牲的精神来互相劝勉，主张民族统一，反对阶级分化。

　　但是，军队的唯一的缺点。便是一年的志愿兵役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破坏了绝对平等的原则，使知识分子脱离了一般的军事团体；如果把这种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

　　德国的上流人士，他们自成一个阶级，他们和平民的隔阂一天深一天。

　　如果所谓知识分子的人，能够参与在军队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导师不如此，所以是一个缺点；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式问有那一种是毫无缺点的呢？况且，德国的军队，虽然有此弊病。但是，优点极多，所以这种小疵，比那一般人类的制度的缺点。那就不足说了。

　　旧帝国军队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世人重多数而轻个人的时候，他们独能重个人而轻多数。

　　他们对于盲目地崇拜多数的犹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对，而信仰个人的人格，他们能够启示了我们对于以后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举国萎靡不振的时候，在军队的行伍中，独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万健儿来。

　　他们经过了两年的服从的训练，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态完全洗去而养成了强大健得像铜钱样的体笨重，有了经过两年的服从的青年，他们才知道了怎样发号施令。

　　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曾经受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军人。

　　军队是德国民族的训练学样。那些猜忌贪婪酌东西，他们要使国家没有实力，人民没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于军队，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旧帝国除了政府的军队之外，还有优良无比的官吏。德国政府的组织完善以及行政的优良，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第一。

　　虽然有人说德国的官吏，是乃极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国的官吏，非但优良不能超过了德国的官吏，而且还不及远甚呢！他国的官场，在组织上没有像德国的缜密，而且也没有清正良好的冒吏。比盲，人格卑污，知识浅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达而超时，那还不如抱泥而忠诚的为好。

　　德国的官吏和行政机关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变动的应9响：凡一切政府暂时的政见，并不能影响了德国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后，这事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府任用的官吏，不问其能力和资格，而以党掂的关系为根据；于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仅不是优点，而一反为一个大缺点。

　　团体、军队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旧帝国所以强大的理由德国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称纯洁的缘故，实在完全是由于这—点。

　　最后，君主德国国民的文化，有着极多的贡献，百且还能够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国各邦的都会，向来是艺术情绪所陶冶的地方，这种情绪。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时代，已经在慢慢地消灭了。

　　在十九世纪，德国的君主，驿于艺术和科学的建树很多，一在比较起来，那真得差得多了。

　　从事于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醉心于贪婪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军队却以最高的理想和牺牲的精神来互相劝勉，主张民族统一，反对阶级分化。

　　但是，军队的唯一的缺点。便是一年的志愿兵役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破坏了绝对平等的原则，使知识分子脱离了一般的军事团体；如果把这种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国的上流人士，他们自成一个阶级，他们和平民的隔阂一天深兰天。

　　如果所谓知识分子的人，能够参与在军队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导师不如此，所以是一个缺点；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试问有那一种是毫无缺点的呢？况且，德国的军队，虽然有此弊病。但是，优点极多，所以这种小疵，比那一般人类的制度的缺点。那就不足说了。

　　旧帝国军队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世人重多数而轻个人的时候，他们独能重个人而轻多数。

　　他们对于盲目地崇拜多数的犹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对，而信仰个人的人格，他们能够启示了我们对于以后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举国萎靡不振的时候，在军队的行伍中，独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万健儿来。

　　他们经过了两年的服从的训练，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态完全洗去而养成了强大健得像铜钱样的体笨重，有了经过两年的服从的青年，他们才知道了怎样发号施令。

　　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曾经受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军人。

　　军队是德国民族的训练学样。那些猜忌贪婪酌东西，他们要使国家没有实力，人民没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于军队，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旧帝国除了政府的军队之外，还有优良无比的官吏。

　　德国政府的组织完善以及行政的优良，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第一。

　　虽然有人说德国的官吏，是乃极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国的官吏，非但优良不能超过了德国的官吏，而且还不及远甚呢！他国的官场，在组织上没有像德国的缜密，而且也没有清正良好的官吏。

　　此言，人格卑污，知识浅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达而超时，那还不如抱泥而忠诚的为好德国的官吏和行政机关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生动的9响：凡一切政府暂时的政见，并不能影响了德国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后，这事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府任用的官吏，不问其能力和资格，而以党派的关系为根据；于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仅不是优点，而一反为一个大缺点。

　　团体、军队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旧帝国所以强大的理由了。

十一、民族和种族



　　如果亚利安民族（Aryan）的血统，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统相混合的时候，那么，支持文化的种族，必定要超于没落，从过去的历史看来，一些也不会错误的。

　　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种族，极少和低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杂；中美和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们常和土著混杂，他们的国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这一个例子来引证种族混杂而所生的影响，那中显而易见的。

　　美洲大陆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维持纯粹的血统而不和其他的人种相混事的他偿已经能够崛起而为美洲的主人，假始他们能够长期守着没有混乱血统的羞耻，那将永远维持着他们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强有力的能够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么在这局面之下，和平仁爱或许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想；用这原则去实施的当也不会有损于民众。

　　所以奋斗实先于和平。

　　否则那就等于说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最高的一点，而其标准，则不是任何理论观念的统治，而是野蛮的统治，接着就发生了混乱。

　　我知道有人要讥笑这一种说法，然而地球固旨运行于以太之中历几百万年，人类所以能维持其高尚的生存的并不是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为了解自然的法则。

　　且能控制这法则而为人用。

　　也倘使这一点而忘掉，那么，人类又将会灭绝，又到了洪荒的时代了。

　　我们在世界上所赞美的一切——科学、艺术、工艺和发明，——不过是少数民族的创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许出之于某一种族。

　　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这少数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们沦于灭亡，那么，地球上的一切灿烂的文物，自必也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的三种，那么，唯有亚利安人种方能够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

　　亚利安常用极少数去征服异族，而且能够得到多种的低劣民族的帮助，他们利用那新获的领土的特殊环境——像土地膏腴和气候等，——去发展他们潜伏着的智力和组织和本能。

　　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便创造他们独有的特别的文化，这种文化，起初仅有他们本身的特性，后来便依照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发展了。

　　时间过得稍久，他们那些征服者，便违背了保持血统纯洁的原则（这原则在起初他们是固守着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们行殊的民族性，逐紧消灭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是始终在创造之中的，不过粗看起来不觉察而已。

　　他们这班人仅能认识既成的事实，因为世人大都仅能见到天才的外表，像发明、发现、建筑、绘画等。而不能认识天才的本身。

　　就是这种外表，也不是他们一时所能了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创造力，须待某种特定的环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实际的应用；正像一个人的天才，须得所有的创造力，须得受了特殊的激励，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体的表现。

　　我们看看那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大都是亚利安人，那就可以证明了。

　　为了要发展高超的文化起见，那些文化较低的民族，实在有着存在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些民族，可以当作技术工具的代替物。没有技术工具，那么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

　　因人类发展的初期，赖于驯良的兽类的地方少；而赖于低劣的民族的劳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种族成为奴隶之后，于是兽类才开始遭受同样的命运；普通人每以为兽类先于人类报着奴役，实在是对的。

　　就把耕种来说，最初挽救者是奴隶，以示才由马来代替的只有梦想和平主义的愚人，尚认为这是人类堕落的现象，而不知道管是势所必然的，必须这样，然后能达到了某种态，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对世界传播他们荒谬的大言。

　　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登一无尽长的梯子。

　　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上，所以亚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去向前进行，这道路决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但是，亚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径已经十分明显。

　　他是一个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从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从事工作。

　　但是，当他驱使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时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护；而且命运也比较优于前所谓“自由”的生活了。

　　亚利安人长此以主人自居，他们不单是维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维护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了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语言同化时，那就主奴的分别没有了。

　　亚利安人既放弃了他们纯粹的血统，那么所有的养真处优的权利也就跟着消失了。

　　亚利安人于是就一天一天的堕落，他们陷于种族的混杂之中，他们创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了，终于智力和体力，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种相像而不类他们的祖先了。

　　虽然他们暂时仍能享受着文明的福利，可是对于文明，初则漠视。

　　终也遗忘。

　　这就是各种文明和帝国所以崩溃的原因，而各种新的创造，所以也代之而起了。

　　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的原因。

　　因为人类的覆亡，并非是为了战争的失败；实在是为了丧失纯粹血统所独具的抵抗力的缘故。

　　在德文中有一个准备服从义务的要求（Pflichter fuullung〕的形容字，这字极能表明勇于负责，急公好义的意想。

　　这种态度的基本观念，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久，这是用以来分别利已主义的。

　　因为这个主义，是指个人为社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

　　当理想陷入灭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见到那种社会的精华，和文化之必要条件，也随着而低落了。

　　于是利已主义，也就成为民族中的主要势力，个个只是唯利是图，社会秩序立刻废驰，人类大都从天堂而堕入到地狱中去犹太人正和亚利安人相反的。

　　在世界上任何什么民族，他们自卫本能的强盛，没有较之所谓“天之骄子的民族”更强的。

　　他们的种族直到现在还是存在，这就足以证明了。

　　我们试问世界上有那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太民族样历二千年而不变他的内在的特性的吗？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民族所经的大变较之犹太族更甚而且能历万劫而不变故态的吗？他们图存在，保种民族的决心，在这件大事实之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犹太人的智力；发展已历几千年；到了现在犹太人才以狡黠称。

　　从某种的意义言方面来说，犹太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的。

　　但是，他们的智力并不是他们自身肆达的结果，是由于外族教育的功效。

　　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

　　他们的智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

　　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

　　有人以犹太人和他们同类争斗——还是说掠夺他们的同类——时能够团结一致。

　　因而称他们是具有理想的牺牲精神，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

　　便是这一点犹太人也是出于他们纯粹的自私心；这就是犹太国家——我们且不妨假定他是一个维持和繁殖的团体——所以毫无国境可言的缘故。

　　因为一个有固定的边界的国家，国内的种族，必须具有他们理想情操，而且对于工作须有正确的观念。

　　假命名这种概念缺乏了；那么，想要维持有疆界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的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了。

　　因此，犹太民族虽然有着显著的智力，然而没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没有他们所特有的文化。

　　因为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

　　起初，亚利安人大都是游牧民族，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有一定居住的民族了。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他们绝不是证明犹太人。

　　反过来，犹太人决不是游牧民族，因为即使是游牧民族，那么，依了他们的智力所及，对于“工作”概念“，也抱有一个确定的态度，以备为将来作发达的基础的。

　　游牧民族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根本观念，不过并不浓厚，所以他们的生活概念。

　　虽然和亚利安人不同。但也并不相反。

　　然而犹太人对于这种态度是绝对没有的，他们向来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异族的寄生虫。

　　他们虽然离弃了原来所住的地方，然而这并不是完全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对他们的民族驱逐了的缘故。

　　犹太人的散遍于世界各地，这确实是一切寄生虫的特征，他们常常为种族竟取了新食养。

　　犹太人假使能够使人士相信他们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为了种族问题，而是为一种特别的宗教；团体，那么，他们寄生于异族的生活，才能获得了永久的维持。

　　可惜这是一个大谎话。

　　犹太人因为要继续他们在别的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设法掩饰了他们内部的工作真相。

　　凡是他们的智力愈是富足，那他们的欺诈也愈能奏效。

　　他们欺诈的程度，竟使世界上多数的人士，大家确信他们是法国人或是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拉丁人，不过是宗教不同而已。

　　现在经济的异常发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会等级的变化。小规模的手工业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大容易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被逼而变为一个无产阶级了。

　　工人，便由此而产生了。

　　可是不幸的明显的事实便是工人们晚年产能自谋生路。

　　换句话说，我人们实在一无所有；年纪一老，即受痛苦，简直不堪称之为生活。

　　在从前已经有过一个类似的而极需解决的方法，现在已经发现。

　　在农工以外，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一个阶级的官吏，完全是国家的公仆，而且他们也是一无所有的，这种不良的情形，国家为之找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凡是做公仆的人，如果年老而无法能够自给的，那就由国家来负责维持，并且再规定退职的年金。

　　所以一个毫无资产的人，因此而得免于社会的困顿，而能融合在整个民族中了。

　　近来，国家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他的范围理会是广大了。

　　几万万的人民，常从农村而移居都市，希望在新工业区的工厂中做一个工人以谋生活。

　　因此，一种新的阶级，确实已经形成，不过并没有人来注意吧了。

　　但是，后来必定有人要问：我民族是否有力量再使这个新阶级去融合于整个社会中？还是阶级的分裂将日益扩大而至于破裂？

　　这种严重的问题，资产阶级虽然不去注意而听其自然变化，可是犹太人就早已想到这问题的未来的无限变化的可能性了。

　　他们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手腕去遗馀力的剥削人类，一方面再去对于在他们的计谋和权势之下的牺牲者去加以联络、不久就成为反功他们自己的领袖了。

　　“反功自己”这当然仅仅是一种譬喻，因此那些说谎大家，他们十分明白着怎样去假冒为善而嫁祸于他人。

　　他们既能够厚着脸皮无耻的亲自去领导群众，群众也就从不知道他们便是向来最无耻而欺诈中更甚者了。

　　犹太人他们所用的方法如下是这样的；他们向工人宣传，假意的做出怜悯工人的不幸的命运，或是愤愤于他们的困苦和贫穷，借此去博得工人们的信赖。

　　他不耐烦地去研究他们的生活上的实际或是想像的困难，因而示引起他们改变生活的愿望。

　　他用一种巧妙的不可言喻的手腕，使亚利安人种中对于社会正义所潜伏的要求埂趋于激烈，而对于有幸福的加以仇恨。

　　在剂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这显然是带有世界观的重要性的，犹太人于是乃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

　　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达到他的学说的获得流行，同时，再在他方面使得那些自受者不愿来拥护这种要求。

　　他们所表现的，就形式来说，自始就陷于谬误，而且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在纯粹的社会思想假成成具的护符之下，他们既暗藏着鬼胎，但又厚脸不知羞耻，竟然大胆地公之于世。

　　他们绝对的否认了人格的重要。因而再来否认民族的重要，而且再不承认民族的关系的重大了，借了这一点来作为破坏人类一切文化的基本原则。

　　犹太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宣传，分作政治和劳工，运动和两种似异而实同的组织。

　　工会运动是一种更是受人欢迎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能够维护民工人们艰苦的生存竞争（这是多数的雇主的残忍面贪婪的措施，而国家——就是有组织的社会，——对工人又毫不注意，那么，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便不得不起来自卫了。

　　现在国内的那些无产阶级，他们竟是利令智昏，他们对于工人的生存竞争，正在多方的设法阻碍，他们不但反对，并且还力谋破坏。

　　减少不人道的工作时间，废止童工，保护妇女，改善工厂和住宅和卫生善等的企图。

　　那些聪明的而最狡猾黠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被压迫的可怜者尽力加以援助，而且慢慢地成为工会运动的领袖，——这种事件，在他们是极易进行的；因他们的目的，不在于除去社会的弊害，乃在经济方面养成一种盲成的战士，以便破坏国民经济的独立。

　　犹太人把那些和他们作竞争的完全驱逐了出去，再利用他们婪酷的本性，使工会运动能够立足于暴力的上面。

　　凡是坚决有识的人士，如果想要抵抗犹太人的引诱，就莫不为了威哧所屈服着，这种方法极为有成效的。

　　犹太人竟利用这可为民族救星的工会，去实行把国民经济的基础破坏了。

　　政治的组织和工会是相互而行的。

　　因为工会是替政治组织预备群众的。

　　事实上，是用了强大使群众硬驱入组织中的。

　　而且这又是不断的金钱来源，使政治组织能够因此而获得维持其庞大的局面。

　　这监察个人政治活动的机关，同时是一切有政抬性质在大示威运动之主持者。

　　到了最后，工会乃不再顾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情形，而用了他主要的武器——总罢工——来推行政治的理想。

　　借着创办一种这合于最低教程度的刊物，因此政治和劳工组织，而取得了强制的利器，逐使最下层的国民，竟甘心去冒极大的危险而有所不矢。

　　凡足为民族独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自主的基础的犹太人的报纸，没有不疯狂般的绝端的加以诬蔑。任意他来摧毁。

　　其中比较意志坚强不易受犹太人所驾驭，或者他们的智力，好像足以危及犹太人的那和所遭受的攻击更是厉害。

　　民众对于犹太人的真正性质，并不知道，而我们的上流社会，他们又是冥顽不灵，所以我们的民族很易被欺于犹太人的谎言。

　　那些上流社会，他们又是生性怯弱，对于凡被犹太人这谎言和谗言所攻击的人，大都避而不敢接近。

　　同时，群众又是愚昧无知，他们意能盲目的相信着犹太人的谎言。

　　政府当局有时悚然惶恐，或者对于犹太人所攻击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幸免于犹太报纸的攻击，这种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来，那是完全为了政府威信和安宁秩序的缘故。

　　如果我们来回忆着德国崩溃的原因，那么，他的最要的一点，当然是未能认识了种族问题的犹太人的险恶，这两得以的都为更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们自然是败于疆场上了。

　　但是，我们对此还易容忍；因为推倒我们的并不是失败，实在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剥夺了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酿成了这次失败的势力的。

　　旧帝国既对于维持我国的种族基础问题不加以注意，所以对于我们在地球上维持生存的唯一法则，自然也忽略了。

　　纯粹的血统的丧失，已经使这种族的幸福永远受到了破坏，现在竟是愈趋愈下，这影响便永远没有离开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图，一切的社会事业，一切的政治势力，各种经济繁荣的增益。

　　以及各种科学知识和长进，一切和一切，完全付之于流水。

　　而维持我人继续生存的民族及其组织——就是国家——不但不能日进于安全，反而日见衰败了，旧帝国的光荣灿烂，也不能掩住了其内部的衰弱，而振兴帝国的一切企图，次第的宣告了失败，这都是因为不注意这重要的问题的缘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没有作战的决心的缘故，便是为此。

　　因为这次的战争为我民族的自卫的本能和破坏我民族团体的马克思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相遇时的最后表示。

　　但是，在这危急的时候，国人既不能认清了内部的仇敌，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没用。

　　上天并不来褒奖胜利者，而是要循着报应不爽的定律的。

十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我现在来叙述我党发展的初期，并且再来简略的叙述一下和它相关的事件，我决计不想来涉及本党的理想目的。

　　因为，如果把本党的目的来一一说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册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编中来详细的谈论一下本党的党纲，决定党纲的原则，并且再就我们的见解去说明“国家”这个名词的意义。

　　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几十万的群众而盲，他们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过他们苦于不能说出他们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个人勇往直前的来作战士，而在后面附从的人那就有了不知亿万，这确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这种改革的目的。潜伏在数十万人的心坎中，经过了几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这一致的要求，自己来担任领袖，促其实现。

　　现在，群众们的愤懑，就足可以证明了他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彻底改革现状的势望；有许多人厌恶着选举，还有极端的疯狂般的左倾的人，也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新运动所第一应该顾到的。

　　我们要恢复我民族的政治力势力，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应该先恢复我民族自卫的欲望。

　　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国家强弱的判别，根据于现有的军备者少，而根据于民族的显著或是潜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为同盟条约，是人所缔结的。

　　因此像世人都认为英国人的指挥和精神，很是果敢坚毅，那么我们仍钭把英国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了。

　　因为他们一经奋斗。

　　就立刻决定殚精竭力，不惜时间和牺牲，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最后的胜利。

　　从这地方，就可以见到一国的军备，不必随时和他国成了任何样的比例。

　　要把德国的目的自治国家的新运动再建立起来，必须要集中力量。博取群众的拥护。

　　我们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丝毫没有希望，而且很缺乏爱护民族的热忱。

　　凡是对内对外的强有力的民族政策，无疑的，必定要受到他们所对。

　　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很是愚昧无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极抵抗的态度去反对毕士麦；因为他们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们也不用去怕他们有了那样的积极的反对。

　　但是，就国内一般具有国际同情的群众而论，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们的本性倾向于暴横的观念，就是做他们领袖的犹太人，也是愈来愈残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种运动，出于自卫机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党魁所反对仇视。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复过去的地位，必要首先来制裁这辈祸国的罪魁，在钭来的法庭之中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将不再作为通常的国事犯来审判，而作为背判民族的罪来审判。

　　因此，不论是那样的恢复德国的独立的思想，必定和恢复我民族的坚强的意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新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唤醒群众的民族观念。

　　从策略上说，有下面的许多要求，由此发生。

　　（一）要使民族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

　　但是，运动的目的，既在为德国民族而唤醒德国的工人，那么当民族生活的维持和独立还不曾受到威协的时候，经济牺牲性，自然还不曾到了必要的时候。

　　（二）要使群众民族化，那决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观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决然地把全力集中在这种目际上。

　　大多数的民众他们并不是大学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个凡是要想得到民从的拥护必须知道用那一种的秘锁，才可以去启发民从的心灵。

　　此种秘锁，并不是一客观的力量，而是一种决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们为了的目的，积极的指挥着政治斗争同时再努力于消灭敌人，则我们必定能够获得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

　　群众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显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欢，这决不是群众所能懂得的。

　　他们只知道强胜弱败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阶级列入于民族的全体，或是纳进国家，这方法并不在贬抑上等阶级，而他在提高下等阶级。

　　但是担负这种责任的，那决不是上等阶级，而是正在争取平等权的那个阶级。

　　现在的中等阶级，他们能得参与国事，这并不是赁藉了贵族的帮助，是靠着他们自身的实力，以及他们领袖的领导。

　　要使现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义的国民团体，其中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国际领袖的态度，因为这辈的国际领袖，他们是仇视着民族和祖国的。

　　那些工会对于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热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工人会可以使无效的工人一变而为民族中的最优良的分子，并且和各处纯粹的经济斗争，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倘使一种运动，要使德国的工人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并且对疯狂的国际主义，加以鄙弃，那么，必须切实反对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态度，因为雇主把民族的意义，认为就是雇工在经济方面应该屈伏于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维持民族的经济，只知靠着他自己的强力，横肆要挟，那么他对于民族所犯的罪，实不下于雇主以残栈的剥削手段，去蹂躏民族的劳动力，从他们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遇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之中使他们解放出来，从不他们低落的文化这中把他们知识增高起来，且能在团结完善、和充满丁族感情及热望的社会中去成为一种主要的分子。

　　实在，我们的目的，并不愿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变动，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我来信奉我们的主张。

　　整个运动的方针，对于这原则是极关重要的。

　　这种一贯而明显的态度，必须要表现于史党的宣传之中（这态度是宣传者必须具有的；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必定要能够感动群众，并且再观察其实际的成绩是怎样，那才可以测验这种宣传的是否正确。

　　在群众的大会之中，效力比较最大的是演说，这演说并不在能感动知识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众的意思。

　　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法便并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

　　然而，仅仅把政局，变动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权，这是仍能认这种“苦跌打”（Coupd‘etat）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已经实现；而且为民族所造的福利较旧时代使大家所享受的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盗匪行为的德国的革命暴动，根本不足以语比。

　　但是假如夺取政权，是实现改革的前提，那么把改革作为目的的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便当为民众运动，而非文人的茶话会和游艺会。

　　这个新兴的运动，在本质和组织上虽对义会加以反对，但是，在原则以及和党的组织上，便否认取决于多数的任何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含义，谓领袖如果是仅仅维持秩序和执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见，那是对于他的身价有损的。

　　依照了新运动的主张，不论事件的大小，领袖是具有绝对的威权，并且还负有完全的责任的。

　　把这种原则去贯彻于全党，并全再推行于一国，那就是新运动主要任务的一种。

　　最后这种运动，它认为它的任务并不在恢复那—种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对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创立民主政权和君主政体所依着维持的基本原则。

　　它的使命，并不在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在创立一个日耳曼的国家。

　　这种运动的内部组织，并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便利的问题。

　　最优良的组织，必须使领袖和党员间的隔阂尽量的减少，因为组织的使命，是要把一个确定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脑中造的——输入民众的脑海中而促其实现，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成立支部；这支部便是将来政治团体中各地的细胞组织。

　　这各运动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慕尼黑一地。

　　训练忠实党员，并建立一学校，以便为这种理想作将来的宣传。

　　把现在在这里所得的显著成功，作为将来取得必要威权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领袖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领袖所需要的资望，不但是意志，并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较之由纯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为重大才能意志和坚忍三件事完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人便是最良好的领袖。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唯一的正当的运动，极端反对那性质相似的其他的组织。“

　　如果说，一种运动和他种运动联合起来，便可以增加力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运动的目的也许是相似。）我向来承认运动数量的增加，便是范围的扩大，但是，那些浅见的入，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以为就是势力的增强；其实，徒使这运动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种子。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那能容忍的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并且以这种武器，那众。这理想，奋斗于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迫加之于这种组织。那是恰好使其内部的实力增加。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而使教义和古代类似的哲学思想相调和，是在于他们对于本身的教义，努力于坚决和狂热的宣传到及辩护本党的同志加于民族敌人的一切仇视以及这种仇视的表现用不到惊奇看作这是平常而当然的事。

　　因为谎言和诽滂根本和这种仇视的表现是不能分离的。

　　不论是那一个，凡是不受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污陷的，那么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的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人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的公敌对他所示的仇恨来做最适当的标准。

　　我党必须竭力从种方面去提倡尊重人格，并且还须牢记着下列的各点：人类的一切价值，完全是万之于人格之中；每一个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个人的创造的结果；崇拜伟大，不仅是对于伟大的羡慕而已，而且是团结一切羡慕伟大者的连锁。

　　实在，人格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

　　我党运动的初期，因为声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视，因此曾感受县极大阻难，能否成功，便成为极可疑的问题了。

　　凡是一切有牵涉我们的事，民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数的党员和共极少数的熟人以外，竞没有人知道了我党名称。

　　因此，要扩充这一个小小的集团，吸收新的党员，使我党的名称传闻于世上，就成当时的要务了。

　　为这缘故，我们便每月开会一次，后来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开会的通知书，一部份是用打字机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写的。

　　我记和有一天我亲送出去的通知书有八十份之多，当晚，我们就告候着群众的莅临。

　　把开会时间延迟了一小时以后，出席者还仅仅只有七八人；于是主席宣布开会。

　　但是开会以后也不会再有人继续的来到。

　　于是我们几个穷人，大家来捐集一些微款，设法在当时独立的慕尼黑观察报（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个通告开会的广告这一次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们预先租好了一间屋于作为会场到七点钟的时候，出席者达一百十一人，于是立刻就宣布开会。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学教授致词。

　　次由我来演讲，我演讲历时三十分钟。

　　我久已自己感觉到有讲演的天才，不过不敢确定，这一次便证明了。

　　在三十分钟之后，这一产小厅中的听从，经了我的激动，大家极为兴奋，仿佛是受到了电流般的，竟会因了我的演词而使他们自愿的来捐助三百万马克，作为会中的一切费用，这件事实在使我的心中大为安慰。

　　在当时，我党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闻记者。

　　此人常识渊博，但是，可惜缺乏做党魁的能力。

　　他不能来向群众和为讲演，他的工作虽然确切谨慎，但是因为缺乏说话的天才，所以没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安顿。德莱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xer）在当时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仅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说家，又不是军人。

　　而且他从来不会在战场上服役过，他除了生性优柔寡断之外，又不曾受过刚毅果敢的训练，因此，他们两人，对于不论那一种的运动都不能使人发生狂热的信仰获得成功。

　　我本人在当时仍旧是一个军人。

　　凡是一种运动，它所标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众的拥护，那么欺骗民族的马克思派，必定对它有所仇视，因为群众向来不去听命于国际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交易所的许多党派。“德国工人党”之名称，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一九一九年整个的冬季，我们的奋斗，就是在巩固新运动制胜力的信仰，并且使之成为狂热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达好埃儿街（Dachuerstrasse）“德意志”（Deutsehes Reich）大厦的聚会，又证明了我的主张是不错的。

　　当时出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百，我们在经济上的以及和民众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荣的。

　　十四天后，到会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人了。

　　我们这个新兴的党所规定的党纲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词，这是很有理由的。

　　因为这一个字的概念漫无限制那种表示，不能作为任何运动的基础；而且对于这一个名词所隶属的人，也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因为概念在实际上是模糊，而很难确定的而且解释纷歧意义广泛，被人滥用，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

　　如果把这种含糊不定解释纷歧的概念用之于政治斗争，那么势必破二了斗争中有着共同的目团体。

　　所以要达到这种目的，决不能任务人去自行决定其志愿和信仰的。

　　我郑重地来警告，这个新运动不要坠入敢所谓“静默工人”的陷阱中。

　　他们不但是懦弱卑劣，并且还无能懒惰。

　　一个人能够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机和捕救方法的，他们责任并不在“默然”着去工作，而在公然的铲除罪恶力谋捕救。

　　如要他在这方面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个不幸的疏忽职责的弱者；这并不是由于懦弱，却是由于懒惰和无能。

　　这大多数的：“静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

　　他们既是毫无能力了，但是还要用饰词来欺世人；他们既是懒惰不堪了，但是，还要自夸从前的静默工作，使人认为他们是十分勤奋的。

　　总而言之，他们的欺世盗名实在是政治上的投机份子，而且还仇视他诚实的工作。

　　不论任何的煽支家。他如果有勇气在酒店中和他的敌人对抗，毅然的为自己的意见申辩，那么，仅仅这一个人的影响已经胜过一千个鬼鬼崇崇而狡猾的伪君子了。

　　在一九二○年初，我就坚持着要举行第一次的群众大会。

　　在那时我们党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赞成我所定下的时间；他就自动辞职了，于是由安顿。德莱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erxler）继任。

　　我自己则担任宣传工作，努力进行。

　　第一次的群众大会，我们定于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当时我党还不大著名，我乃亲自安排一切。

　　我们选定了一种红色，因为这种颜色最能惹人的注意，并且还能使敌人受到一种刺激，给他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七点半钟开会，在七点十五分钟的时候，我走进慕尼黑卜拉茨尔（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厦（Hoftlauhous）的礼堂，真是快乐得心花怒放。

　　在礼堂（当时我对这礼堂觉得很大）中拥挤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听众。

　　第一个演说者说毕了，就接着起来演说。

　　在几分钟之后有一部分听众对我鼓噪，礼堂中当场发生了骚动；少数的武装同志和其他的党员起而加以制止，并设法使秩序恢复。

　　于是，我乃继续的进演，在半小时之后，喝彩的声音，已压倒了喧嚷和叫骂的声音了最后，我把二十五条逐条的解释礼堂中在我前面的群众，已经一致的新觉悟、新信仰和新意志了。

　　热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炼出了宝剑，决心为德国的西格弗里特瑶（Germanic Siegbried）恢复自由，并且为日耳曼民族恢复生命。

　　在下编中我将把决定党纲的原则来详为叙述一下。

　　那班所谓知识阶级的人，他们吹毛求疵曾经给我们以讪笑和揶擒。

　　但是，我党党纲的成效，就已充分证明了我们在那时的见解是正确的。

　但是，在这危急的时候，国人既不能认清了内部的仇敌，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没用。<BR>　　上天并不来褒奖胜利者，而是要循着报应不爽的定律

不错啊....

<P>好耶，不巧终于找到了。</P>[em02]

第一章 世界观和政党
　 　　一种新的运动，第一要能够贡献——些新的世界观，而不专门去替政党号召选举，倘使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党员的内心，那么，这种新运动在从事于伟大的奋斗的时候，必定难于得所需要的权力，这是十分明显的。
　　各党的党纲，屡次的加以修必，在这时候，一切卑劣的动机，往往就反映了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切记的，通常各政党的所以采用新党纲，或者是改变旧党纲者，他们的动机之一，便是顾虑到下届的选举而已。
　　议会的选举结束后，议员获得了任期五年的美款。
　　他们便每天早晨赴议院去。
　　议员未必入内办公，可是签名画到，那是天天如此的。
　　议员如果是为民宣劳，天天签到，那么，他所领的薄俸，实在是应得的报酬。
　　天下事情的最令人懊恼的，莫过于间眼见到议会辨事的真相，以及他们层出不穷的欺骗。
　　这议会制度，决不能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的实力，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组织。
　　那些议员们，对于这一点竟未曾熟虑到。
　　凡是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政治斗争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各夺取国会中的议席，至于信仰和原则，那是都可以随时抛弃的。
　　所以他们对于党纲的决定和力量的估计，也都依了这种旨趣为依归。
　　这样的政党决不会号召民众的魔力，因为要感动群众业而吸引群众，唯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相结合，这才能达到目的。
　　当敌方用了最凶恶的武器来破坏固有的秩序的时假，另一方面想要谋抵抗，那只有建设一种新的信仰(就以我党而论，便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仰，)放怯弱的防守态度，而改取一种勇往直前的攻势。
　　“民意”(Volkisch)的概念，恰好是像“宗教性”一语一样的，漫无限制，解说纷歧。
　　这两个名词，都含有某种基本的信仰。
　　而且两者虽然都屑重要然而涵义空泛，必须要使其成为政党组织中的基本元素之后，才能承认了它们的价值，这是—种差强人意的见解，人类不能单靠感情来实现改革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正和不能单靠普遍的渴望以争取自由是一样的。
　　争坟独立的理想，必须要有武力的组织，而后民族的愿望才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
　　不论那一种世界观，虽然是万分的正确，而且有益于群众，可是，在原则上如果不是以武力奋斗作为基础，那么就不以建设起新国家来；而且不是等到奋斗已经获了重大胜利和党中的信条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新法律的时候，这种奋斗的运动，也不能自成一党。
　　一般人对于政治的见解。
　　大都具有下述的观念：创造力和教化力，这是应为国家必具的特性；国家是在经济上所必然的产物，充其量也不过仅是政治力的自然结果，和种族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种基本见解，如果加以推闸起来，不仅要使人误认种族的原动力，而且对于个人的价值，也半来无从去加以评断。如果把各种族创造文化能力差异来加以否认了，那么判断个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发生了荒谬。
　　假设一切各种族的性质相等，那么一切民族，甚而至于个人，都没有区别可说了。
　　所以常有国际性的马克斯主义，他的本身，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世界观(此说由来已久)经犹太人马克斯刊行于世，于是便形成为政治上的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性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上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了非常的成功。
　　马克斯仅仅是千万人中的一人，他能够用预言家的眼光认识了这腐败世界中的主要的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制成浓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毁灭世上一切自由独立的国家。
　　马克斯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
　　因此马克斯主义便成为现在普通的流行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了。
　　亚利安种族的存在，实在和欧洲社会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倘使有一天亚利安种族消灭或是衰微了，那浑浑噩噩的黑暗时代势必再重现于世上。
　　无论那一个人，如果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凡是要消灭人类的种族，因而使人类文化有了破坏，这是应该认为是一种罪大恶极。
　　无论那一个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骄子。那就是他违背天意而自绝于天国。
　　在遥远的将来，我们都深切的知道人类必须要应付这种种的难题；到了那时，最高贵的民族必定做着世界的盟主，而且受万国所拥戴。
　　不论在什么时候，世界观的建立，必须把它的理论明确的宣布于世。
　　酝酿中的政党，它的党义和党的关系恰好是像教义和宗教的关系。
　　所以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炼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便是以此为其努力的目标。
　　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务，就是在从那些庞杂的世界观的材料中，去抉择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使这中心思想成为简明扼要，类似教义，这样，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诚团结。
　　换一句话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须要适合于民道德世界观的重要原则，而且须注意于实事求是，顾及人类的才力和弱点，把这种原则，变成为政治的教条；当这种方法已经使群众碇以了严密的组织的时候，这种政治教条，必定是世界观最后胜利的先决条件。

<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二章 国家</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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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ollapse"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

<TR>
<TD>
<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一九二○——二一年间，小资产阶级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责难我党的新运动，说我党对于国家是抱着反对态度的，所以各党振的政客们，大家都主张采用种种方法，来扑灭这新世界的理论的战士。<BR>　　他们在意把小资产阶级来忘掉，而在小资产阶级所谓国家。已经不是纯一组织；“国家”一个名词并没有一定的定义。<BR>　　各党派的政客，他们大家漠视这种的事实，大家都置之不问。<BR>　　然而在我国国立各等学校中的法律都是他们在讲解国家法律的时候，无非来强词夺理，对于豢养他们的中枢，解释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BR>　　一个国家的组织愈是不良，那么世人来解释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奥妙解释譬如生于二十世纪最恶劣之畸形国家中的大学教授，他们极要畅所欲言的来说国家的意义和目的，这岂不是一件难事吗?<BR>　　德国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为三派：<BR>　　第一派，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人民自动结合而受治于政府的。<BR>　　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起来，国家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BR>　　他们因为要贯彻这一种疯狂廖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把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复是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国权为人生的目标，而官僚便是此国权所庇护的。<BR>　　第二派他们不相信以树立威权为国家唯一的目的，国家也应当计及国民幸福的增进。<BR>　　这一种国家观念，错误在含有不大正确的“自由”思想。<BR>　　实际上，一种政体，不能因其存在的缘故，就说它是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适宜与否，还须加以考核。<BR>　　我国的纯正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民产党人都赞成这一种主张。<BR>　　第三派的人数最少。<BR>　　第一派的主张联合语言相同的民族，去实现一种空泛的武力政策国家是不过实现这一种政策的媒介而已。<BR>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来抱着上述各种见解的人，喜欢滥用“日耳曼化”的一个名词。<BR>　　我还能想到当我在少年时化，这个名词竞怎样引起了可惊异的错误观念呢，曾经听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议。说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么奥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实现了。<BR>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为一个黑种人他们因为学过德文的，而且终身讲着德语，并且为德国的某政党投票，就可以变为德国人。<BR>　　然而我们不能想像他是能变为德国人的。<BR>　　这种办法实在就是种族混杂的开始。<BR>　　从我们的情形看起来，这并不是日耳曼化，实在日耳曼成分的毁灭而已。<BR>　　民族或是人种的鉴定，在乎血统不在乎语言；倘使能够改变了人种的血统后才能说到同化。<BR>　　但是血统的改变，势所难能，所唯——的方法，就是血统混合；要是真的这样了，那么，优秀种族的品质，必至低落无疑。<BR>　　从历史方面去观察，我们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这一块土地，实行日耳曼化，这是大为有益的；因为居定在这地方的大都是德国的农民。<BR>　　如果一朝引进了异族乱了我们的血统，那就要有不幸的结果发生，这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性毁灭殆尽。<BR>　　我们顺有这个根本的认识。<BR>　　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BR>　　国家虽然是形成了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是国家并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BR>　　能够创造文化的仍旧是赋有天才的种族。世界上仅有几百个模范国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亚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么现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将不再存在。<BR>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倘使人类的高等智力和适应能力。<BR>　　因为同有种族为之护持而致丧失了，那国家虽由人民来构成，也岂能防止了人类为之灭亡? <BR>　　国家的本身并不能产生一定的文化标准；国家仅能把决定这项标准的种族集纳于一处，所以产生高等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产不是国家，而是优秀的种族。<BR>　　赋有文化和创造天才的国家中是种族，即使因为环境恶劣而不能发展，但是他的才能，仍旧是潜伏在这种族之中的。<BR>　　所以如果说纪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种粗野的蛮族，实在是十分荒谬的。<BR>　　我们的祖先是一种文明的种族，决不是蛮族。<BR>　　他们聚居于气候严寒的北国，环境把他们束缚了，使他们的创造性未能发展。<BR>　　假使没有古化典型文化专美于前，而我们的祖先得宅居于环境较优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谋进展，那他们创造文化人潜势力，必定能够磅礴于外，因而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和希腊文明，先后的交相辉映了。<BR>　　民族德国国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种族原有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利用学术的有机体，它的使命，不单是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还须继续着培养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达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BR>　　现在，我们因国家而受以的压迫，乃是人类极端的错误的结果，将来的后患，是谈都谈不完的。<BR>　　世间的一切，因了我们的思想，就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党员认为是乱党，对我们横加污蔑，这是我们并非不知道的。<BR>　　然而，我们万万不可以因了一时的毁誉，便就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必须要坚决的服应我们所认识的真理。<BR>　　我可以确信后世的人，他们不仅要谅解我们现在的行动，并且还要认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BR>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牢记的；国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于民族中；国家的责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组织力，以求达到促进民族的自由发展。<BR>　　可是，我们试问一下德国人所需要的国家究竟应去该怎样组织?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了国家的旨趣窨是在容纳那一种人民和完成那一种目的。<BR>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坚的组织，它的种族的成份已经不纯粹了。<BR>　　各种复杂的成分尚还没有完全融化，我们便不能断定德国的民族是一种新民族。<BR>　　反之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的民族，因了血统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毁了我们的血统，并且还摧毁了我们的灵魂。<BR>　　我国的四境，门户洞开，四邻的异族，不时的从边际徒居于内地。<BR>　　外力的侵袭继续不断，实在没方法使我们的血统能够完全融化的时候。<BR>　　凡是血统单纯的民族，他们都具有合群性，能够在民族凭于危急的时候，共同一致的起来禀侮救难；可是，我们德国人就缺乏了这一种天性。<BR>　　这种缺陷，使我们受害很大。<BR>　　因为德国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国内的群雄，大家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结果，把德国的民族，自主权利完全剥夺得没有了。<BR>　　一个有生命的国家，应当以实施较高的理想为标志，而去代替毫无生气的只为它本身图谋生存的组织。<BR>　　德国人应该国家的权能，把一切德国人团结起来，还须从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选择原有的优秀分子而加以维护，更须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统治的最高地位。<BR>　　自然的，现在统治我们的国家的官吏他们是乐于维持现状的，他们决不愿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去奋斗。<BR>　　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国家好像是架机器，单为维护他们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们常常爱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国家。”<BR>　　照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为这新的理想(这种的理想和事物的原义是完全符合的)而去奋斗，那么，在这些行尸走肉的无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BR>　　只有国内的那些头脑新而有着壮志的老年人愿来和我们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谈不到的。<BR>　　我们必须记着，如果把一个民族中的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完全团结在同一的目标下面并且摆脱去一切群众的惰性，那么这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领袖。<BR>　　世界的历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数人，因为这少数人，他们实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与和毅力的。<BR>　　因此有些事在多数人看起来是不利的，实际上倒就是我党胜利的必要条件。<BR>　　我党的事业，是那样的繁重艰巨，所有加入我党去共同奋斗的，多数都是些骁勇之战士，这才有希望我党成功的保证，必须在选择优秀的战士上面。<BR>　　如果说异族杂交后。<BR>　　较高的民族能够保留他们固有的品质的话，那么，那些杂种，迟早必致衰亡。<BR>　　如果说文化比较高的种族，因了杂交而失去他们固有的品质，那么，那些杂种，必定不会不灭绝的忧虑。<BR>　　复兴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势利导，就是缓进也不妨的。不过我们必须奠定我们的基础，这种程度，才能慢慢地驱除去败坏我种族的毒素。<BR>　　不过，这是假定基本种族的品质还存在，而血统的破坏受了制止以后的话。<BR>　　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就是在于改进婚姻的制度，使它免得在种族上永久的留着污点，婚姻必须看作是神圣的制度，用以来创造像神的人类。<BR>　　而不是创造半人半兽的怪物的。<BR>　　站立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而反对上面的主张；他所持论点是和时代不合的。因为吾人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既是允许腐化份子繁殖子孙而贻害当代，流毒后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许药商小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节制生育的药品。<BR>　　在这自称秩序井然的近代国家中一就是当这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雄视一民的时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痨、和其他的遗传病的人以及残废；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种罪恶；反之，如果有几百万健全的国民，他们实行节制生育。<BR>　　那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认为是违犯了社会的道德：从他们这种浅陋的思想上看起来，反而可以引为没有头脑的人安慰的。<BR>　　不然，他们势必忧虑怎样去和对于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护。<BR>　　以后的健全份子，对于他们自己的后代，应该担负起同样的职务。<BR>　　理想和荣誉，在这整个制度是多么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过且过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为后世去培植最优秀的人才。<BR>　　民族国家的责任，就是在捕救现在所怠忽的一切事业。<BR>　　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BR>　　民族国家必须认儿童是民族的无上宝贝；<BR>　　民族国家只许健康的国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残废者的生育认为可耻。<BR>　　如果他们能够制止病人或是残废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荣的一种举动。<BR>　　反之，凡剥夺民族的健康的儿童，就应该加以痛斥。<BR>　　国家应该把极新式的医药，来供给这种公认的用途。<BR>　　凡是有疾病或是遗传病人的缺陷的人，国家应宣布着他不宜生育的理由，并且来实行加以禁止。<BR>　　国家又当注意健康的妇女的生育，以免因穷困而受阻碍，因为穷困常使人看作生育并不可喜，反而是一处父母的累。<BR>　　国家教育国民的时候，应该使他们明了疾病和衰弱，并不是可耻。<BR>　　实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无辜的儿童，那么，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耻了。<BR>　　如果有一个患有残疾而思想纯洁的人，他愿意放弃他的生育权，并且把他的慈爱的心去给予毫不相识的贫儿，而这贫儿，而这贫儿的先天健全，将来可以做强健的国民的，这就可以说是高尚人的表现，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BR>　　国家从事于这种的教育工作，尤应该注意于知识方面的实际的启发。<BR>　　这种工作不问人家是否能够明白，是否受人的欢迎，国家理应毫不顾忌的力行不解。<BR>　　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意识，必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光荣的时代来，以了那个时候，人类不会再去用人力注意于马、狗、猫等的种类的改良，而注重于提高人类的本身；到了那时候，，世界上的人或许因了知识上的觉悟，竟是毅然放弃他的生育权了；或是甘心牺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BR>　　现在的人，因为遵守教律而甘心抱独身主义的，在这世界上正不知有了千千万万，那么将来毅然放度生育权的中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BR>　　如果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已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是可言。<BR>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BR>　　我们不再被他们欺骗了。<BR>　　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的文化事业的。<BR>　　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性成，积重难返。<BR>　　所谓政治团体，概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早已变为特殊阶级和职业的代有团体。<BR>　　他们除了尽力去维护他们本身的利益以外，对于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顾问的。<BR>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之政治团体，他们绝对不适宜于奋斗了。<BR>　　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发扬未来的种族。<BR>　　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举办教育事业，首先应该注重国民身体之锻炼，而并不是单单知识的灌输。<BR>　　因为有了强健的身体，然后才能使他智力发展。<BR>　　国民性的陶冶，也是应当注重的，尤其应该奖励意志毅力、和责任心的培养，最后乃授以纯粹的科学知识。<BR>　　一个国民，如果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定的性情，并且富于自信力和意志力，那么他虽然仅仅受的是普通教育，实际上他比了解常识淇深的体质虚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BR>　　这一点，国家是应该知道的。<BR>　　所以在民族国家中，国民的身体的锻炼，既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和他们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和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次要事件，实在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国家是应当来加以护持的。<BR>　　教育的工作，国家应该好好的分配，应该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时代就受到相当严格的锻炼，养成他们将具有耐劳耐苦的体格。<BR>　　这是政府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万勿造成那“足不出户”的没用的国民。<BR>　　民族国家的一切学校，应该增加运动的时间，使大家去作身体的锻炼。<BR>　　不论在早晨或是下午，儿童们每天至少应该有一小时的体育的训练。<BR>　　游戏和体操并重；拳术一项，有许多国民每看作粗暴无用，实在是绝不可少的号称曾受教育人士，他们对此每持一种廖见，这是殊难索解的。<BR>　　如果青年练习剑术，以备决斗之用，他们便视为高尚；如果练习拳术，他们便认为粗暴，这种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须知拳术一项，最使人鼓励起战争的精神，养成一种灵敏的决断力，并且能使身体顺应自如。<BR>　　倘使青年用利剑来解决争端，那比了拳斗，不是更粗暴了吗!<BR>　　假使我国家知识阶级能够把他们注意虚文的时间和精神来注意拳术，那么一切暴徒判党式的德国革命的骚乱或许不会发生了。<BR>　　因为骚乱之来，实在是为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知培养普通的人材，只知造就那些官僚、工程师、化学家、文学家、以及保存这种知识的大学教授。<BR>　　在知识方面的成就，我国往往有出人头地的地方；然而出于意志力的培养，那就不足一评了。<BR>　　我们日耳曼民族，现在已经陷于崩溃没落之中，到处被人虽以唾弃，所以国民必须由自信力去产生自觉力，这才能挽救危亡。<BR></FONT></P></TD></TR></TABLE></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7 20:35:30编辑过]

不知道有没有在编译时被阉割。

<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三章 公民和国民</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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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TD>
<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现在大家所说的“国家，”单单把人民分为两类：一是公民，一是外侨。<BR>　　因为出生地的关系，中是入籍的缘故，因而享受公权叫做公民；在他国的统治下享受和分民相同的权利的叫做外侨。<BR>　　现在要取得这种权利，第一个条件，必须生在国家的疆域内，种种和国籍的问题倒是没有怎样的关系的。<BR>　　比方像黑人，从前居于德国的保护地，现在居住德国，他们的子女就可以算是德国的公民。<BR>　　要取得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的全部手续，竞像去加入汽车俱乐部为会员一样。<BR>　　我知道这句话大家一定不乐闻的。<BR>　　可是事实上，德国现行的公民律的荒廖和草率却令人不能不来这么的想。<BR>　　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家企图发育改良他们的公民律了。<BR>　　我所说的，原不是指我德意志模范共和国，是指竭力以理性为师表(至少一部分如此)的美洲合众国。<BR>　　合众国的政府，他们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严禁某一人种入籍，这实在是超向地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步。<BR>　　民族国家，分别他们的民为三类就是公民、国民、外侨、就原则方面来说，一个人的出生，只能获得国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国家的官吏，中是参加选举凡是一个国民，必须有种族的国籍的两种证明。<BR>　　国民可以随时脱离国籍，而在和他们同民族的国家内成为公民外侨的所以异于国家，就是因为他居地外国而仍保存他的国籍的缘故。<BR>　　德国的青年国民，须受德国一切人民所应的教育。<BR>　　以后，他了应该受国家所规定的体育，最后入伍而受军事训练。<BR>　　军事训练是人人所必受的，成绩优良乃强健青年，于军役完毕之后，乃由国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权利。<BR>　　这一件事，实在是他一生最为可贵的纪念。我们必须知道得为做一个德国的公民，即使他的职业是一个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荣誉，也必胜于做外国的帝王。<BR>　　德国的子女，不过是国民，一直结婚以后，那才成为公民。<BR>　　德国的妇女，她们从事于职业者，也得授给她们公民的权利。</FONT></P></TD></TR></TABLE></P>

<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四章 人格和民族国家的观念</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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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如果我们并不预备去探求马克斯理论的结果，那么，希望把个人所属各族去估量个人的价值，而同时又去攻击马克斯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BR>　　倘使有人相信同代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和经较优良的经济生活的组织，使本国和他国不同一换句话说，就是调和贫富或是扩大经济的统制，或是使报酬公平百除去过巨的工资的差别一这样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绝境，因为他一些也没有我们所说的世界观的眼光。<BR>　　上面所说的种种方法，既没的长久的期望，也没有伟大的前途。<BR>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信赖这种浅薄的改革，那么，在这国际的竞争之中，决难获得胜利。<BR>　　一种运动的使命，如果是出地这样的妥协方法，势必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因为这是夫浅而不深入的缘故。<BR>　　要明白这种道理，我们不防去大略的追溯一下有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起因。<BR>　　人类所以得禽兽不同的缘故，第一就是因为人有发明的本能。<BR>　　当人和一切兽类斗争的时候人类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驾驭各各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BR>　　就在这个时候，人格便足以决断疑难，建立奇功，以后人类就把这看作当然的事了。<BR>　　一人对地自知的能力的所以能够认识(我一直把自知之明认为是一切策略的基础，起初因为他具有果毅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直到几千年之后，人类和开始公认这是极是自然的事态。<BR>　　人类除了这第一种的发现以外。又有第二种发现，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竞争的时候，怎样去谋生。<BR>　　人类所特有的发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在从这地方开始的。<BR>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一种发现的结果。<BR>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个人创造能力上面所产生出来的。<BR>　　这种发同，使人类继续向上发展的功迹实属匪浅。<BR>　　从前在森林中为猎人生活而奋斗的种种单纯的技巧，现在已经在为科学上的巨在的发现，这种发现，既有助于现在人类的生存竞争，而且又是为未来的生存竞争制造武器。<BR>　　把纯粹理论去发展而所费的思考，那是无法可以计算的凡是一发物质发现的必要的初步工作，是个专有的产物；可是对于更进一步的物质发现，实在是一个必的前提。<BR>　　群众并不有有所发明；大多数的人，也没有组织和思考的能力；所赖者，只是个人而已。<BR>　　人类社会，如果能够竭力去推进这种创造力的工作以为社会谋福利，那么人为社会，才能有良善的组织。<BR>　　才能有良善的组织。<BR>　　而且这良善组织的社会，应该设法安置有才智人士于群众之上，使群众大家都听受他的指挥。<BR>　　所以社会的组织不但不应该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于群众之上，而且还须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土居于最高的地位。<BR>　　一种剧烈的生存竞争，是促成智力高于一发的主要原因。<BR>　　统治国家行政的国防军的，完全是——种人格观念和它的权威，以及对于地位最高的人所负的责任。<BR>　　现在的政治生活常和这自然的原则背道则驰的人类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创造力的结果；在社会的全体是这产在领袖间也是这样可是现在竞把尊重多数的原则作为决定—切的权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着它的毒害，实在是受着他的破坏。<BR>　　犹太教对于其他人民所施的破坏工作，就是在时时消灭个人的重要，并摧毁该民族中的主人物，则把群众的意志去代替这主要人物。<BR>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马克斯主义是犹太人用以消灭在人生各方面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企图，他们企图着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数的群众。<BR>　　在政治上的议会制度，就可以处算是它的表现的一个代表。<BR>　　从最小的教区会议，一直到控制全国的大权都是这样的。<BR>　　马克斯主义的本身，决不能建立起一种文化，或者独自创造一种经济制度；进一步说：它在事实上决不能依照了固有的原则去维持现存的制度。<BR>　　可是在短期之后，马克斯主义又不得不表示让步，回过头来承认人格原则的理论；就是在该党的组织中，也不能去否认了这一项原则。<BR>　　所以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是绝对的相反的民族主义确信种族的价值，十分明了格的重要，并且使这二者成为国家的柱石。<BR>　　这就是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素。<BR>　　民族国家应该继续的努力使整个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领导权的最高机关，一脱离了群众的操纵；必定要这样，这才能取得了无上的权威。<BR>　　最好的国家的制度就是用毅然决然的手段。<BR>　　去选择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有权威的领袖。<BR>　　决断权切不可操在大多数人手中，国家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团体，而(Rat顾问)一字应该恢复它的古义。<BR>　　每个人的旁边虽然熊可以有了问，可决断必须出之于一人。<BR>　　一切的专门问题，一例如经济一民族国家不可以去请教于没有专门学识和没有职业的人。<BR>　　于是，国家分设了若干的政治委会及代表专业的委员会。<BR>　　在这两者的上面，又设参议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BR>　　参义院和众义院教没有决议以；任命议员，是使他们工作，并不是使他们来决议。<BR>　　各议员可以参加意见，但是能有什么决议的；因为决议，是当时主席的特权。<BR>　　我们的主张能不能实现．我敢请读者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用多数议决的议会原则，决不有长久去支配人类；反之，在历史上支配人类的时期，大都是民族国家衰落时期的短期中。<BR>　　无论怎样，我们切不可去妄想：以为由在上者用了单纯的理想方法，就可以产生出这种动来；因为他所牵涉的，并不是仅仅一国的政制而已。<BR>　　一切立法，和一般公民的生活都应该充满这种变动的精神。<BR>　　只有一种运动，才能实现这种的改革；这种运动，是由政革思想的精神所造成，所以这种运动的本身可以成为未来国家的创造者的。<BR>　　所以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和这理想符合，而且在他的本身的组织中实行，这样那不但把国家导入正轨而且还能使这个完善的国家能够执行它的职务。</FONT></P></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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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一演说的功效</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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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一九二○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士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BR>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地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BR>　　在那个时候，我们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BR>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BR>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候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BR>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BR>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沦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BR>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BR>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BR>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BR>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智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BR>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BR>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BR>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BR>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BR>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怍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BR>　　当那些没有国藉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置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制度，要知道这种人和制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BR>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BR>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BR>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BR>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BR>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质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BR>　　而无价值的。<BR>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BR>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BR>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勤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BR>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BR>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BR>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丁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BR>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BR>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BR>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BR>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赖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BR>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BR>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BR>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BR>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BR>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智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BR>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BR>　　马克斯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BR>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斯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BR>　　马克斯土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BR>　　马克斯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BR>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BR>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BR>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 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BR>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BR>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BR>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BR>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BR>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BR>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BR>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在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BR>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工臣罗易·乔治(Lloyd Ger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BR>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BR>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智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痊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BR>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BR>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史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BR>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捉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BR>　　他的演辞朴质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BR>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BR>　　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BR>　　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BR>　　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FONT></P></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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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行呀?

<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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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BR>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BR>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BR>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tr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l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BR>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BR>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BR>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BR>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BR>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BR>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BR>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BR>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BR>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BR>　　这件中是极关重要的。<BR>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BR>　　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BR>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BR>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一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一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BR>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制而的动的计划。”<BR>　　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BR>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揣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BR>　　以后，他们竞这样地说：“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司样改变方针的表示了。<BR>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BR>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BR>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BR>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BR>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BR>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BR>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BR>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BR>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BR>　　在从前，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BR>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BR>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BR>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BR>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BR>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智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BR>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BR>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人不是动容的。<BR>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成看成是一条畏途了。<BR>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BR>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年的夏天，我党维持秩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促护的实力编制，实在是刻不容缓的。<BR>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秩序，目的是在解决—些十分重要的问题。<BR>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徵和党旗。<BR>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BR>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BR>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BR>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巾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BR>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BR>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BR>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帝国的国旅，<BR>　　黑白红三包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BR>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BR>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BR>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BR>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BR>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BR>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国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祀之中有一个白圆，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BR>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BR>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BR>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制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BR><BR>　　一九二○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BR>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BR>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有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泥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BR>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干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BR>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BR>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BR>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BR>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扰，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BR>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裁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BR>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BR><BR>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BR>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BR>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BR>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BR>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BR>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BR>　　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质；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BR>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BR>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BR>　　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BR>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BR>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BR>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BR>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BR>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BR>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BR>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BR>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BR>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秩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BR>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时十五分钟。<BR>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BR>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BR>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BR>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BR>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BR>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BR>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舁出去。<BR>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BR>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BR>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BR>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BR>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BR>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BR>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BR>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BR>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BR>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BR>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BR>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BR>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孟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BR>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BR>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BR>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BR>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面去。<BR>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BR>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质了。<BR>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BR>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BR>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BR>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BR>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BR>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制会场的还是我们。<BR>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BR>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BR>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BR>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BR>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FONT></P></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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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align=center><B><FONT size=4>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FON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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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px; MARGIN-BOTTOM: 0px; LINE-HEIGHT: 150%"><FONT size=2>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BR>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BR>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BR>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BR>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BR>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BR>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BR>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BR>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BR>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BR>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BR>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BR>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质，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BR>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BR>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对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BR>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BR>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BR>　　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BR>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BR>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BR>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BR>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BR>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BR>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BR>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BR>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BR>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BR>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BR>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BR>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BR>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BR>　　到了最一九二○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BR>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BR>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BR>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BR>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BR>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BR>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BR>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BR>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BR>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BR>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FONT></P></TD></TR></TAB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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