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吴晓波：李嘉诚是一个怎样的陷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8:09:30
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编者注：应是北京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7112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编者注：应是北京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7112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编者注：应是北京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7112一
我的一位极有才华的朋友曾受邀为李嘉诚写传记，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情了。李先生在一张洁白的信笺上，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这本原计划在李先生80大寿时推出的传记因种种原因搁浅了。
绝大多数的经商者，在听我讲了这则轶事后，都会心地理解李先生的苦衷。
商场如同一个泥泞的是非地，哪有一件事情是有所谓的“终极真相”，李先生在这里跌打滚爬逾半个世纪，恩怨情仇如维多利亚港湾上空的星辰，谁又能真正数得过来。老洛克菲勒和罗斯柴尔德在遗训中都严令儿子不得出版自己的传记，“他们的灵魂在看到自己的行为时，都会稍稍吃惊。”（理查德·泰德罗语）
二
袁庚曾回忆蛇口工业区开垦时的一个细节。受邓小平的邀请，一群香港大佬集体考察蛇口，李嘉诚走在霍英东、包玉刚等人中间，是最年轻，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向袁庚大胆提出，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军事参谋出身的袁庚哈哈一笑，搪塞而过。
这个细节泄露了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开放者的微妙心态。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港商大佬们对大陆的投资大多小心翼翼地聚集于公益，霍英东建宾馆，邵逸夫造教学楼，李嘉诚办大学，包玉刚修游泳馆。
行走在蛇口荒地上的李嘉诚，刚刚开始自己的传奇，他坐上香港首富的宝座，那是整整二十年后的事情。也正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他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李超人”。
从1970年代末开始，受回归预期的影响，英资集团开始部署撤离，李先生被他们选中为“接盘侠”，1979年9月，汇丰银行将总市值28.6亿港元的和记洋行以6.39亿港元出售予李嘉诚，使之一跃而入港商超级俱乐部。1984年中英谈判，李嘉诚积极向中方靠拢，高调入资荣毅仁的中信信托。此后三十年，他成为北京最信任和依靠的首席商人领袖，长袖善舞间，硬生生地让香港成为了“李家城”。
李先生对大陆的勇猛进击，则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1992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新战略，李嘉诚扮演了一个热烈响应的重要角色。
就是在1993年，和记黄埔获准入股盐田港，持有70%的股份，共同投入60亿元建设集装箱码头，这是当年度最大的外资引进项目。同期，李嘉诚与北京宣武区（编者注：应是北京东城区）签署大型城建工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方广场。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李嘉诚配合港府狙击索罗斯，在股市、不动产、船坞专营及公共服务事业等领域大有斩获，于次年如愿登顶香港首富。
回望这段风云诡谲的大历史，必须承认的是，李嘉诚是所有港澳商人中最为激进的第一人，在一些至为重要的时刻，他以资本投入的方式力挺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他在香港及内地两个市场上都获得了令人瞠目咋舌的商业成功。
三
恐怕连李嘉诚自己也未预料到，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由机场书店里最受欢迎的商业励志人物，变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背信弃义者和香港陨落责任人。
就在近日，因旗下公司注册地集体迁离香港，李嘉诚在内地舆论中陷入极尴尬的争议。有人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直指“李超人”必须为过往的获益支付代价，此文为央媒智库转载，因此被解读为“官方态度”。而另外的一些人士——以自由派及企业家群体为主，则惊呼“极左”归来，担心此乃私产剥夺运动的拉幕之作。
在中国宏观经济风云飘摇、香港时局动荡的时刻，李嘉诚的撤资迁册动作实在太过醒目，而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依然我行我素，展现出“超人”过人的商业毅力和决策力，也许只有将之放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读懂这位年近9旬老人的行为逻辑。
李嘉诚无疑是东亚资本主义模式的标本性人物，他的商业智慧中呈现出冷静的政治决断能力，每每通过与上升期的政治力量结盟，以对后者诉求的满足与迎合，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这是转型期财富积累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可谓是本次中国经济大崛起中获益最丰的“转型期首富”。
而与内地的很多类似富商不同，李嘉诚又来自于法治健全的资本主义世界，他的每一次商业行动都合乎投资地的法律法规，李氏集团拥有500多位专职律师，应该补上了所有你想象得到的法律漏洞，因此在合法性的意义上很可能无可指摘。
由此，对李嘉诚的争议便陷入了泛道德化与唯契约论的陷阱。
我目睹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有不少我熟悉的企业家朋友，一方面对“李超人”的政商手段不以为然，认为他的致富缺乏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别让李嘉诚跑了”的论调极其惧怕，生恐由此延伸，导致一场新的、以“原罪”为名义的财富剥夺。
于是，对李嘉诚的质疑，便发生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纠结，无论执著于哪一方面，都可能遭到另外一个方面的反驳与证伪，而这一纠结竟可能发生在同一价值观阵营，甚至同一个人的理性判断中。
当我们陷入“李嘉诚议题”的纷争的时候，李氏本人其实也掉进了时代的陷阱，他无法、也不可能从自身的经商逻辑中跳脱出来。与柳传志、王石等内地企业家不同，后者有深重的大陆英雄主义情结，而前者则只对资本增殖和家族利益负责，在他的商业哲学中，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最高准则，诚信——而不是忠诚——是唯一的底线。
就这样，李嘉诚自愿地走进了历史。
未来的华人世界，再也没有人可以重复他走过的暴富道路——如果我的这个结论自我实现了，那就是中国商业文明的福音，而对他的所有质疑，在现实的意义上，都将被“合法性盾牌”所屏蔽，因而只在商业演进史的层面上将被一再地讨论与反思。
四
我不知道，李先生的官方传记会在什么时候出版，也许是生前，也许是身后。
在十来年前——也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为李嘉诚写传记的那几年，我曾编撰过两本名为《首富》和《华人首富》的图书，其中记载了二十个国家及华人历代首富们的生平行迹，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7112
大家互惠那么多年，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对他过多指责，你给不了安全感他，他要离开也很正常，只是不得不说央媒那篇李家诚要跑了真是蠢透了，杀伤力巨大
大家互惠那么多年，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对他过多指责，你给不了安全感他，他要离开也很正常，只是不得不说 ...
说毕福剑砸党锅不蠢吗？
说毕福剑砸党锅不蠢吗？
共产党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靠“吃党饭”来约束党员了？
这里的同志都觉得香港不过是个弹丸撮尔之地，那里的人都不值得一晒的。怎么突然对这个李嘉诚的离去又哭又喊的。
真是可笑可叹。
真是可笑可叹。
吴晓波已经变成枪手了，为李嘉诚洗地，又遮遮掩掩不赶明说
大陆和李嘉诚没有什么仇恨，大家互惠互利。李嘉诚撤资，对大陆还是个大利好，
李嘉诚祸害了香港，找李嘉诚算账的应该是香港和香港人
李嘉诚祸害了香港，找李嘉诚算账的应该是香港和香港人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于他的德行与公共行为。
最后这句话说的不错。
李嘉城有逃跑的自由，所以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标志着猫论的彻底失败，谁才是党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央要反思。
最后这句话说的不错。
李嘉城有逃跑的自由，所以这件事归根到底还是标志着猫论的彻底失败，谁才是党可以依靠的力量？中央要反思。
浮岛 发表于 2015-9-20 16:43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 ...
说明你真的不懂猫论。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 ...
说明你真的不懂猫论。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 ...
你是什么成分，值得土共依靠不？
你是什么成分，值得土共依靠不？
《别让李跑了》，这文章说得是有道理的
http://mt.sohu.com/20150807/n418361270.shtml
别让李嘉诚跑了
罗天昊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那就不能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一朝天子一朝商友，不是所有人都跟你熟。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沦落为长着獠牙的怪物。 就官方感受而言，在中国经济紧张时刻，李嘉诚不顾中央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抛中国于不顾，不停抛售，严重影响大陆信心，造成悲观情绪蔓延，可谓已失道义。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他的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和勾兑，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唯我是利。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公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000088,股吧)，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权力逐步退出，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整肃的对象，李嘉诚人中之精，已经看到这种苗头，故想脚底开溜，也算识相。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两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两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其二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
罗天昊公众微信
罗天昊国与城luotianhao99
http://mt.sohu.com/20150807/n418361270.shtml
别让李嘉诚跑了
罗天昊 智石经济研究院副秘书长、中国城市战略中心执行主任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近日，李嘉诚拟将长实地产在上海的地盘，以200元出卖。这是李嘉诚撤离中国，财富转移欧洲战略部署的继续。
本来，商业如水流，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李嘉诚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鉴于李嘉诚最近二十年在中国获取财富的性质，似乎不仅仅是商业那么简单。众所周知，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的很近，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那就不能想走就走。
别让李嘉诚跑了。
敏感如李嘉诚，绝不会感觉不到。在中国，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密切相关，一朝天子一朝商友，不是所有人都跟你熟。由此，一撤资，二撤资，三撤资，其商业帝国，在大陆欲上演金蝉脱壳之法。
前年是李嘉诚最不平凡的一年，先是工人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后是在大陆的抛售，受到了巨大的非议。就民间形象而言，李嘉诚从此前的商界领袖，教父级人物，沦落为长着獠牙的怪物。 就官方感受而言，在中国经济紧张时刻，李嘉诚不顾中央此前对其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抛中国于不顾，不停抛售，严重影响大陆信心，造成悲观情绪蔓延，可谓已失道义。低买高卖，确实是市场经济，但是，他的地产、港口等产业，恰恰是中国最不市场化的产业，没有权力的扶助和勾兑，哪里来的机会？合作时借权力，卖出时说市场，似乎双重标准，唯我是利。
香港富豪榜的前几名竟然全部为地产商，显示了香港产业的畸形。而这种畸形产业的背后，隐藏着香港社会结构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现，以及贫富分化的眼中，则严重危害了香港社会的活力。
其实，李嘉诚只不过是一介小商人，有何能量影响香江?能操控香港万民福祉与未来者，国家此前的治港思路滞后于现实发展，方才导致香港困局。未来需要改变思路，进一步造福香港万民。
“招安精英”致使李嘉诚等豪族坐大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即已种下。在英治时代，虽然港英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
事实上，大陆精英治国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为北京重点倚重对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华商领袖。实际意义上，这形成了一种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招安”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此类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容忍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各种“关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族，这些大族因为与大陆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就是表现之一。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公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的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
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000088,股吧)，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四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业大家族，过半从事地产行业，可见，其财富的来源，并非为香港创造了真实的财富，而是建立在权力经济，土地经济之上。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
对于富商阶层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畸形社会结构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香港四十大家族占据全港三分之二的财富，集中程度非常吓人。而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港人治港”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到中南海。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努力。
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为今之计，香港回归日久，人心归附，一国两制，生根发芽，不客气地说，大商人已经不再是社会稳压器，失去了其利用价值。而最近几年，中国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形势严峻，十八大提出，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而改革的最大阻力，即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既得利益者，不仅存在大陆，香港亦有。
同时，在香港的改革，比在大陆更为容易推行，香港是一个有草根传统的地方，纵使是豪族，亦只有商业地位，而无政治背景，不似大陆，要收拾一个贪官，涉及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是世家，父子高官，树大根深，难以撼动。香港豪族虽从经济上富甲一方，却并无显赫政治地位。纵使是曾经受到过领导人关照，也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时势变，政治地位亦变。有权力之利剑，踏平香港各个山头，可谓易如反掌。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的变化来说，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经济地位非同昔比，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沿海城市亦兴起，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仍然重要，但是已不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整个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为今之计，为争取民心，推动改革，以继续平稳政权，提高执政合法性，获取大众对于未来改革的支持，中央政府应权衡利弊，果断抛弃不再有利用价值的香港豪族，平抑豪族，扶持农工，在政治上，推动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在经济上，发展多元产业，防止一业独大。
在全国范围内，随着中国增速的下降，从前的以增量改革为主的改革模式，将逐步过渡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重的模式。存量怎么改？说白了，经济上，加大开放，权力逐步退出，政治和社会领域，即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
在此大势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从被关照的对象，逐步沦落为被整肃的对象，李嘉诚人中之精，已经看到这种苗头，故想脚底开溜，也算识相。
李嘉诚等商人还有两大未竞使命
对于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来说，不管走与不走，作为曾经的获利者，其在大陆，在中国，未来还有两大使命需要完成，不能轻易一走了之。
其一是，兼顾民生，回报穷人
毋庸讳言，八九十年代之后，香港富豪靠的就是卖地修港口等大生意，靠的就是与权力的结盟，获得了财富，做的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未来，随着香港贫富分化的加大，香港富豪需要实现平安着陆，通过投资不是太赚钱的民生领域，担负起社会责任，扶持穷人的责任。在大陆，实体经济凋敝，也需要大量资本的进入，未来，香港富豪不能仅仅投资地产等赚钱行业，也需要投资赚钱一般般的行业，赚点苦钱，为全国经济复兴贡献力量，而不是没大钱就撤。
李嘉诚曾言，他的习惯，是“不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不仅如此，未来可能还不能光想赚“最大的铜板”。
其二是，必须要做更多善事，经营“社会事业。
经营企业，为商人本职，但是，在中国，尤其需要“经营社会“，这种经营社会，不是简单的勾搭官府，搞好政商关系，而是切实对于社会广泛领域的事务，做出贡献。如教育，社会保障，扶贫，科研等等。
香港富豪陈宗启一下就捐款3.5亿美元给哈佛大学，虽然捐款自由，但是，对比邵逸夫先生，可以看出一些奥妙，邵逸夫先生一生的财富，相对香港顶尖富豪来说，其实并不多，但是其名望高，地位尊崇，无它，舍得付出。国内遍布的逸夫楼，体现了其对于大陆教育的拳拳赤子之心。
虽然中国官方的钱财使用方法和过程，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宁与友邦，不与家乡”的借口。未来香港富豪，需要加大在中国的社会事业投入，不仅做一个经营商业出色的企业家，还要做经营社会出色的社会贤达。
罗天昊公众微信
罗天昊国与城luotianhao99
用铅笔细致地写下了两排名字，然后推到年轻的传记作者面前，细声言道：“这些人是你可以采访的。”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
很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真的希望他写下我不能采访的那些人的名字。”
浮岛 发表于 2015-9-20 16:43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 ...
干革命是组队打架，要拉人头当炮灰，越多人越好。现在是做生意，有钱有货的才是交易对象，无产阶级只有出卖劳动力的份，党妈看不上。
千百年来，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财富众多而被人们长久地纪念，他能留存于民间的名声，几乎全部地来自 ...
干革命是组队打架，要拉人头当炮灰，越多人越好。现在是做生意，有钱有货的才是交易对象，无产阶级只有出卖劳动力的份，党妈看不上。
yaoyuan7310 发表于 2015-9-20 14:15
这里的同志都觉得香港不过是个弹丸撮尔之地，那里的人都不值得一晒的。怎么突然对这个李嘉诚的离去又哭又喊 ...
因为李嘉诚从来就没缩在那个弹丸之地上。
这里的同志都觉得香港不过是个弹丸撮尔之地，那里的人都不值得一晒的。怎么突然对这个李嘉诚的离去又哭又喊 ...
因为李嘉诚从来就没缩在那个弹丸之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