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在衰退还是复兴

美国制造业在衰退还是复兴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伟 2016年04月26日



[导读]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是对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
作者：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 李伟

日前，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称，中国在2016年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未来五年内，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

美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向来是国际智库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抛开竞争思维，其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值得探究。例如，美国制造业现状究竟如何？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在衰退还是复兴？

衰退背后是效率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3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降至30%，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

不过，所谓衰退迹象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和效率的持续增长。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1%，增长速度远高于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密集的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领域仍然占据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可见，美国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掌控者和主导者。

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在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制造业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美国对制造业地位的关注包含多重因素：一是面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参与率走低、持续的贸易逆差，需要把先进制造业塑造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制造业具有乘数效应。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会给其他部门带来1.4美元的增加值。如果制造业带动增长的同时，又降低自身相对于服务业的价格，则会带来更多的服务业增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吉恩·斯伯林还指出，每1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将带动其他5个岗位就业机会。三是制造业对创新的作用。在美国，制造业占私人部门研发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有约70%的国家研发人员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重构网络平台型分工

为重塑制造业领导地位，美国把握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产业革命机遇，探索以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替代“微笑曲线”产业分工，从服务环节控制转变为网络平台控制，通过产业分工重构掌控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是对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分离，服务环节主导控制“微笑曲线”产业分工模式，是美国以服务大国主导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核心支撑。但金融危机后，这种模式开始暴露问题：一是新兴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使服务环节的控制力快速减弱；二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等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开始形成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同一区域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在此背景下，美国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开始积极探索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依托网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横向产业关联，通过网络平台掌控和主导产业链，推动从服务环节控制向网络平台控制的转变。

比如，在手机行业，苹果和谷歌先后发布iOS和Andriod系统后，美国企业依托操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攫取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方式。

再如，通用电气作为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者，推出智能机器操作系统Predix和工业应用平台Predictivity。通过这一平台纵向和横向整合关联企业，依托平台对机器设备进行远程监测、控制和维护。在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网络平台服务中，确立对产业链的影响力、控制力。

跨领域的互动合作，进一步推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这主要呈现为几类做法：

一是制造企业与通讯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通用电气与英特尔合作开发智能机器控制芯片、与思科合作开发工业网络设备、与埃森哲合作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并向一家云计算公司注资1.05亿美元以提升工业互联网的云平台技术能力。

二是互联网企业快速进入制造业领域。例如，谷歌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已经先行一步；亚马逊先是造出电子阅读器kindle，现在正在完善多轴无人飞行器来送快递。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产业分工重构的表现。不仅是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下降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制造业回归，更是新的产业分工模式构建，是引领智能化生产方式、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给上海转型升级的启示

“十二五”以来，上海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已呈现明显的后工业化阶段特征。我们可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发展服务型经济，需要高度关注制造业的战略意义和竞争优势。无论是上海在国内的经济地位，还是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都需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强力支撑。

二、上海应尝试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重构中抢占先机。目前，上海的中高端服务环节发展优势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面对原有产业分工模式重构的趋势，建议加快推动网络平台型企业发展，特别是借鉴通用电气的经验，依托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等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大型企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培育上海的网络平台影响力。

三、科创中心建设聚焦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技术领域，整合集聚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资源，建立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研发合作机构和平台，形成和强化上海的产业技术优势。

四、借鉴纽约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积极推动金融等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融合发展，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提供支撑保障。（李 伟）






http://www.wokeji.com/pl/jjms/201604/t20160426_2461999.shtml美国制造业在衰退还是复兴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伟 2016年04月26日



[导读]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是对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
作者：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 李伟

日前，德勤全球消费与工业产品行业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称，中国在2016年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一；但未来五年内，美国有望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

美国与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向来是国际智库感兴趣的研究议题。抛开竞争思维，其中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值得探究。例如，美国制造业现状究竟如何？美国制造业到底是在衰退还是复兴？

衰退背后是效率增长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30%以上，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总和的近40%，到2002年降至30%，2012年进一步跌落至17.4%。

不过，所谓衰退迹象的背后，是美国制造业产出和效率的持续增长。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1%，增长速度远高于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大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密集的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领域仍然占据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可见，美国仍是制造业价值链的掌控者和主导者。

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在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制造业战略和政策的推动下，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分析发现，美元汇率的竞争力、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与新兴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差距缩小等因素，推动了美国制造业的复苏。

美国对制造业地位的关注包含多重因素：一是面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拉大、劳动参与率走低、持续的贸易逆差，需要把先进制造业塑造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制造业具有乘数效应。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制造业增加值会给其他部门带来1.4美元的增加值。如果制造业带动增长的同时，又降低自身相对于服务业的价格，则会带来更多的服务业增长。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吉恩·斯伯林还指出，每1个先进制造业岗位将带动其他5个岗位就业机会。三是制造业对创新的作用。在美国，制造业占私人部门研发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有约70%的国家研发人员从事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重构网络平台型分工

为重塑制造业领导地位，美国把握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新产业革命机遇，探索以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替代“微笑曲线”产业分工，从服务环节控制转变为网络平台控制，通过产业分工重构掌控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制造业的反思，表面看是源于增长、出口和就业问题，更深层面是对美国主导的产业分工模式弱化的关注。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分离，服务环节主导控制“微笑曲线”产业分工模式，是美国以服务大国主导全球制造业格局的核心支撑。但金融危机后，这种模式开始暴露问题：一是新兴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使服务环节的控制力快速减弱；二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等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开始形成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在同一区域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在此背景下，美国依托信息网络技术优势，开始积极探索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模式，依托网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和横向产业关联，通过网络平台掌控和主导产业链，推动从服务环节控制向网络平台控制的转变。

比如，在手机行业，苹果和谷歌先后发布iOS和Andriod系统后，美国企业依托操作平台整合上下游产业链，攫取价值链上利润最丰厚的环节，并按照最符合自己商业利益的方式安排整个产业链的协作方式。

再如，通用电气作为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提出者，推出智能机器操作系统Predix和工业应用平台Predictivity。通过这一平台纵向和横向整合关联企业，依托平台对机器设备进行远程监测、控制和维护。在全生命周期和全产业链的网络平台服务中，确立对产业链的影响力、控制力。

跨领域的互动合作，进一步推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这主要呈现为几类做法：

一是制造企业与通讯信息技术企业合作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通用电气与英特尔合作开发智能机器控制芯片、与思科合作开发工业网络设备、与埃森哲合作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并向一家云计算公司注资1.05亿美元以提升工业互联网的云平台技术能力。

二是互联网企业快速进入制造业领域。例如，谷歌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已经先行一步；亚马逊先是造出电子阅读器kindle，现在正在完善多轴无人飞行器来送快递。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制造业回流是产业分工重构的表现。不仅是能源成本、物流成本下降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制造业回归，更是新的产业分工模式构建，是引领智能化生产方式、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布局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

给上海转型升级的启示

“十二五”以来，上海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已呈现明显的后工业化阶段特征。我们可借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一、发展服务型经济，需要高度关注制造业的战略意义和竞争优势。无论是上海在国内的经济地位，还是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都需要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强力支撑。

二、上海应尝试在网络平台型产业分工重构中抢占先机。目前，上海的中高端服务环节发展优势还处于形成过程中。面对原有产业分工模式重构的趋势，建议加快推动网络平台型企业发展，特别是借鉴通用电气的经验，依托上汽集团、上海电气等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大型企业，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加快培育上海的网络平台影响力。

三、科创中心建设聚焦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技术领域，整合集聚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资源，建立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研发合作机构和平台，形成和强化上海的产业技术优势。

四、借鉴纽约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积极推动金融等服务业与科技创新产业的融合发展，从体制机制和政策层面提供支撑保障。（李 伟）






http://www.wokeji.com/pl/jjms/201604/t20160426_2461999.shtml